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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5-26 19:16 ~快雪时晴~
社会学总论-----社会思潮及流派

社会学总论-----社会思潮及流派


【 文献号 】98102
【原文出处】国外社会科学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804
【原刊页号】88～89
【 标  题 】当代社会学
【 作  者 】P.恩萨勒
【作者简介】〔法〕P.恩萨勒
【 正  文 】
    我们向读者介绍法国社会学的4种思潮，尽力把它们间的区别和“共同点”都表达出
来。然而，社会科学的理论争辩存在着大量的兼容关系（历史的、社会的、民族的、政
治的等等），我们因此无法把它视为终结性的分析。作为对这一问题可能存在的观点，
我们想提请注意两个方面：一是关系到文化－哲学联系：二是法国社会固有的各种参数
和矛盾。呈现在我们面前的4种理论框架，无一不是在新水平上，继承和发展了始自19世
纪的一种与之相应的世界观。同时，其中每一种都与法国社会的各个社会阶层有着千丝
万缕的联系，尽管有些联系不能算作“牢固关系”。
    比尔·布尔季耶把自己的学术渊源归结于结构主义运动和对机械结构主义的批判理
解上。而结构主义最早的提出者是19世纪的社会学家，随后迪尔凯姆用其武装了自己，
创建了社会现象学。正是他把社会现实作为客观现实来对待，这种现实可以借助精密科
学的认识论、方法论手段得以了解。比尔·布尔季耶的研究在这一学术观点基础上，弱
化其实证方面，用康德哲学加以武装，甚至追随马克思之后，但马克思关于认识资本主
义制度的规律，可以直接促成被压迫阶级解放的思想，他又完全不接受，并始终认为，
对各种形式社会决定论的认识是最好的制胜办法。
    布尔季耶社会学把注意力集中在社会结构的重复、再现上。他首先重视的是社会不
平等的再现，其中包括被统治阶级文化资本的被剥夺。该社会学把“揭露”社会体系作
为热点批评目标。诸如以宣传均产主义思想为目的，再现社会不平等的教育体系等都包
括其中。为了再现已存的强权控制体制，社会对下层阶级施行隐秘或象征性强制手段正
在渐渐成为批判分析的主要客体。
    若尔日·巴兰季耶社会学与比尔·布尔季耶社会学之间的距离明确表现在对结构主
义的态度上。前者不接受后者在认识论上所表现的偏激，只把其视为解决次要问题的方
法。巴兰季耶在研究1950年到1955年非殖民化社会巨大变化时，致力用“改变”、“突
变”、“摧毁”这样的术语来描述和解释农民分化、工业化、都市化过程，而不用“结
构”、“再现”之类的术语。对他来说，问题不在于如何解释结构的功能化，而是如何
描述和解释改变的过程以及尽可能范围内的结构化和非结构化过程。
    巴兰季耶动力社会学所展开的研究领域，即使不全与社会本身的转换有关，至少涉
及到有关政治或制度上的改进动向，因此他就像结构主义一样提出，社会研究空间要能
显示出它的相合处和再现性。动力社会学的课题与社会发展时期、时间和节奏有联系。
该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便是认识社会时期，了解处在这段时期变化中的政权状况
及其冲突和妥协。
    米舍利·克罗济耶的组织社会学提出更为自信的社会领域研究思想。克罗济耶断言
，当代社会关键性问题表现在组织水平上，在诸如行政机构和企业等的“社会架构”水
平上，因而形成自己全球性社会思想，并由此推翻其他观点。这一思想若明若暗地驳斥
有关社会是社会阶级总和，阶级“划分”是社会发展基本因素的原理。归根结底，该思
想反对在研究社会组织方面，从生产和需求逻辑观点出发的经济动力主义。组织社会学
要求重新审视“社会”概念的总和，看到主要问题不在于阶级斗争，不在于政治保守主
义，而在于官僚主义造成的功能失调，在于“制度”障碍和组织的不得力，要求实现他
们所宣布的发展目标。
    自由主义思想体系和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无论有怎样的差距，两者间总存在着一定
的联系。正如莱蒙·布尔所强调的，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则，即个人的偏向被看成是
评判社会政治制度最主要的衡量标准。
    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与上述所分析的其他社会学研究方法一样，同某些社会人员有
着特别要紧的联系。首先，坦城布公的个人主义观点把主体个人的自由选择放在高于一
切的地位，这一观点却未必会得到那些有着最优异社会条件的人的响应，恰恰是他们在
主体个人的选择遇到阻力时，有能力加以克服。这种观点也难以在广大劳动大众中得到
支持，因为方法论个人主义对集体行为所持的怀疑主义态度，劳动阶层未必赞同。另外
，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某些潜在接受者之间存有实在联系。例如，那些在经济、文化领域
享有很大自由度的社会主体便存在着理解的可能。
    正如存在主义的个人主义一样，该理论以最多种的形式切断与过去，与文化传统的
联系，要求破除社会生活继承性、再现性的观念，并把如何加以破除的方法摆在首要位
置上。该观点将会对某些社会主体感到亲切，他们不把时代理解为不断破旧，而是不断
修复；不理解为传统的延续，而是选择的结果。
    （杨伟民摘自俄《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3期）
【 文献号 】97109
【原文出处】齐鲁学刊
【原刊地名】曲阜
【原刊期号】199702
【原刊页号】56-60
【 标  题 】社会思潮的起源、作用及发展趋势探析
【 作  者 】王家忠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社会思潮是社会意识的一种综合表现形式，它不仅由一定理
论形态的思想作主导，而且还交织着广泛的社会心理因素。社会潜意识是其深层社会
心理基础，它不仅为社会思潮的产生提供主要的感性思想材料，而且还直接或间接地
决定着社会思潮的社会性、叛逆性、民族性和时代性等特征。社会思潮一经形成，就
在社会心理与社会意识形态之间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社会思潮产生、发展和消亡的
过程，同时也是社会潜意识涌动、凝聚和分化的过程。笔者认为，联系社会潜意识考
察社会思潮，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 正  文 】
    如何深入揭示社会思潮的形成机制和特征，把握其地位、作用和发展趋势，既是
重大的理论课题，也是重要的现实问题。笔者试联系社会潜意识，就社会思潮的上述
问题加以探讨。
            一
    社会思潮是社会意识的一种综合表现形式，它不仅由一定理论形态的思想作主导
，同时还交织着广泛的社会心理因素。社会思潮是介乎普通意识与理论意识之间的一
种中介意识层次。具体来说，社会思潮的构成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社会心理因素。社会思潮是一定时期内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中突出矛盾的
反映，是特定背景下社会心理与社会意识形态矛盾冲突的产物和表现。清人梁启超说
：“今之恒言，曰‘时代思潮’。此其语最妙于形容。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
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
与呼应汹涌，如潮然。”[①]一般说来，当社会处于正常发展阶段时，社会的信息反
馈机制还比较完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也能够比较充分地反映绝大多数社会成员
的利益，因而很少有社会思潮产生。但当社会面临重大转轨时期，社会的信息反馈机
制严重失调，旧的意识形态已不能也来不及吸收和处理来自基层的社会信息，势必造
成社会潜意识的大量产生和郁积。在诸种思想观念中，“其中必有一种或数种之共通
观念焉，同根据之为思想之出发点。”[②]这些潜隐的社会心理因素，既是社会思潮
产生和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又是社会思潮的基本构成因素。
    （二）思想体系因素。普列汉诺夫指出，“一切思想体系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
即某一时代的心理。”[③]这就是说，任何思想体系都是对社会心理的反映和概括。
但社会思潮的直接社会心理基础不是社会普通心理，而是社会潜意识。社会潜意识与
意识形态的背离和冲突，为社会思潮的产生提供了契机。一些思想敏锐的思想家或一
定阶层的代言人以“弄潮儿”的身份出现，将潜隐的意识因素加以概括和提炼，形成
一定的思想体系，在社会上进行传播，引起广泛的共鸣，对群众性的思想倾向推波助
澜，从而形成社会思潮。
    （三）思想运动因素。思想体系形成后，对社会的经济政治生活产生强烈反响，
导致社会观念的震荡和变革，势必会演变为思想运动。正如梁启超所说，“凡时代思
潮，无不由‘继续的群众运动’而成。”[④]
    社会思潮的三种基本构成因素是相互制约不可分割的，其中思想体系因素是社会
思潮的“硬核”。这种思想体系硬核是一定社会思潮的理论代表，通常也是人们直接
考察的对象。而思想体系是对社会心理的概括和反映，社会思潮的形成也有着相应的
社会心理基础。但社会心理又有“显”与“隐”两个层次，即社会普通心理与社会潜
意识。社会潜意识是对于缺乏公开表达条件的受到压抑和抑制的诸种社会心理因素的
概括和反映。按照形成机制和深浅程度的不同，社会潜意识可进一步划分为三个基本
层次：表层为社会前意识，是由于非合理压抑而造成的不能公开直接表达的那些社会
心理；中层为社会自觉潜意识，是由于自觉性抑制而造成的不愿公开直接表达的那些
社会心理；深层为社会自发无意识，是由于历史文化积淀而造成的自发地支配人的思
想和行为的社会心理。从意识主体的角度，社会潜意识又区分为个体潜意识与群体潜
意识。个体潜意识是通过个人独特的经历和阅历而形成的带有社会性的潜意识；群体
潜意识是一定的社会共同体（阶级、集团、政党、民族等）所共有的潜意识。在诸种
群体潜意识当中，民族潜意识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潜意识。它主要是一定民族
在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由社会压抑和历史文化积淀而造成的各种潜隐的民族心理因素
。[⑤]社会潜意识是社会思潮产生的社会心理基础，是社会思潮的主要感性思想材料
来源。不仅如此，社会潜意识还直接或间接地决定着社会思潮的某些基本特征。
    首先，社会潜意识决定着社会思潮的社会性和群体性。社会思潮是反映特定环境
中人们某种利益或要求并对社会生活有广泛影响的思想趋势或倾向。社会关系的变革
，必然引起人们诸种利益的再分配和各种利害关系的重新分化组合。旧的占统治地位
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正统心理已不能充分表达人们的合理愿望和要求，乃至成为人们解
放思想、变革社会的严重障碍。于是社会的离心倾向逐渐增强，各种不满情绪在一定
群体乃至社会范围内传播和凝聚。各种社会群体由于共同的社会地位、经济利益和生
存环境，逐渐形成共同的群体潜意识。这种群体潜意识涌动、凝聚，在特定背景下便
迅即转化为社会思潮。
    其次，社会潜意识决定着社会思潮的叛逆性和在野性。在社会意识的构成中，社
会普通心理是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相适应的，它们构成了一定社会中主导的肯定
的意识层面；社会潜意识则是与社会思潮相一致的，它们构成了该社会中非主导的否
定的意识层面。社会思潮之所以具有鲜明的叛逆性、在野性，主要是由它赖以产生的
感性思想来源——社会潜意识的形成机制所决定的。社会潜意识的形成机制主要是非
合理压抑、合理性抑制与历史性积淀。社会潜意识总是程度不同地与占统治地位的意
识形态和社会正统心理相隔阂、背离和冲突的。在社会变革时期，旧意识形态和正统
社会心理总是要对旧的体制和秩序加以维护，表现出其保守性、僵化性，而社会潜意
识则往往体现基层群众渴望变革的心态和愿望，从而表现出其反叛性、变异性，在此
基础上形成的社会思潮也必然带有鲜明的叛逆性、在野性。因此，社会思潮往往是以
“异端”的姿态出现，常常是对旧制度的批判与否定。也正以其具有鲜明的叛逆品格
，在特定背景下才更容易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共鸣。
    再次，社会潜意识还决定着社会思潮的民族性和时代性。某一民族社会思潮的形
成和发展，难免会受到国际上社会思潮的影响，这种民族思潮也必然会带有某些国际
性质。但是，一个民族在一定时代之所以会产生某种社会思潮，首先是由于本民族的
经济政治关系和精神文化生活的变化而引起的，这种社会思潮也正是对该民族特定的
社会存在及其变革的敏感反映。一定民族的群体潜意识，特别是其中的“文化——心
理”结构部分会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该民族的思想家以何种方式加工制作思想体系，
形成什么样的社会思潮。通常，一定民族的成员也会自觉不自觉地从本民族的群体潜
意识出发，来理解和接纳异族思想文化和外来的社会思潮，使其打上本民族的烙印。
梁启超说，“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
，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也。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
昂进之时代也。”[⑥]一个民族面临社会转型时期，必然面对文化的碰撞与选择，社
会思潮正是特定时代文化撞击的产物。
            二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普列汉诺夫最早把社会意识区分为社会心理和思想体系
两个基本层次。那么在社会心理与思想体系之间还有没有中间环节呢？回答是肯定的
。社会思潮就是一个重要的中间环节。社会思潮是多种社会因素和诸种社会力量综合
作用的产物。它既不同于成熟形态的社会意识形式，也有别于朴素的社会心理，是居
于普通意识与理论意识之间的一种中介意识层次。在此，笔者不赞成有的学者将社会
思潮划归于普通意识的观点[⑦]。社会思潮在社会意识构成中的地位，如图表所示：
    （附图  {图}）
    社会思潮的中介地位，决定着其在社会心理与社会意识形态之间起着承上启下的
作用。一方面，社会心理尤其是社会潜意识需要通过社会思潮的中介才能实现向意识
形态的转化。社会潜意识的形成机制及其性质，决定了其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不可能
直接地实现向意识形态的转化。只有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社会思潮的酝酿和涌现，
才能使潜隐的意识因素大量地喷发出来。社会潜意识是一股“潜流”，社会思潮则是
在特定背景下形成的“漩涡”、“浪潮”。社会潜意识正是以社会思潮为突破口而发
泄出来，受压抑愈深，暴发愈烈。一种社会思潮形成之后，就从一定角度使社会潜意
识因素由“隐”而“显”转化，由感性向理性提升，从而更加集中剧烈地冲击意识形
态，并为意识形态的变革与完善提供各种思想材料。另一方面，社会意识形态也需要
社会思潮的中介而熔铸、沉淀到社会心理特别是社会潜意识之中。社会意识形态必须
沉淀到社会心理之中化作人们的行为动机和内心信念，才能更好地发挥其作用。这个
过程正是通过一系列中介环节而实现的。社会思潮不仅使社会心理中潜隐的意识因素
明朗化、理性化，而且汲取了意识形态中的某些因素，并从本阶层的利益出发而重新
加以建构。因此，一种社会思潮形成之后就在意识形态与社会潜意识之间搭起一座桥
梁，使它们之间相互撞击、理解和沟通。意识形态就通过社会思潮得以传播和扩大影
响，并逐渐沉淀到社会心理之中，形成人们的社会心理定势来支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社会意识形态也正是借助于对社会思潮的调控和引导，间接地制约和影响着社会潜
意识的存在和发展。
    从动态上看，任何社会思潮都有一个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始焉其势甚微
，几莫之觉。侵假而涨——涨——涨，而达于满度，过时焉则落，以渐至于衰熄。”
[⑧]梁启超曾将思潮“例分四期”（启蒙、全盛、蜕分、衰落），其依据是所谓“佛
说一切流转相，例分四期。曰：生、住、异、灭。”[⑨]其实，事物矛盾演变的辩证
过程，一般有三个阶段（潜在、展开、解决），因而，社会思潮的分化和衰落本属于
同一个阶段。梁启超在分析清代学术的沿革时，也没有固守四期说，而认为“清学之
蜕分期，同时即其衰落期也。”[⑩]因此，受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决定和制约，社会
思潮的发展一般经历这样三个基本阶段：（一）潜伏启蒙阶段。经济关系面临变革，
上层统治出现裂痕。社会潜意识大量产生和郁积，社会思潮处于酝酿形成之中。（二
）全盛高潮阶段。社会思潮纷纷涌现，思想派别林立对峙。（三）蜕分衰落阶段。社
会思潮发生分化，或者上升为意识形态，或者融汇成社会普通心理，或者沉淀为社会
潜意识。可见，社会思潮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同时也是社会潜意识涌动、凝聚
和分化的过程。
    当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刚刚确立时，新的意识形态是与新型经济关系相适应的。意
识形态一经形成，便具有相对稳定性，特别是上升为统治地位以后，更会受到政治上
层建筑的维护，从而与变化发展着的社会心理产生隔阂。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
社会的不满情绪日益加剧，社会潜意识与意识形态的对抗尖锐化，势必会引起大的社
会震荡，导致社会的变革。这种社会变革无论是自下而上的自发地产生，还是自上而
下自觉地进行，都会由于社会秩序的新旧交替而引发一场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在意识
形态来不及甚至不可能加以吸收和处理的情况下，诸种社会心理涌动、凝聚并迅即转
化为社会思潮。社会意识形态必须以社会思潮为纽带，与社会潜意识进行不断地沟通
、理解、调适，才能保持社会意识的内在活力与良性运营。
            三
    联系社会潜意识考察社会思潮，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首先，只有考察特定时代的社会潜意识，才能唯物地说明某种社会思潮的起源问
题。对一种社会思潮的认识和评价，往往会产生各种分歧和偏差，这固然是与所考察
对象的复杂性有关，但同时也是由于考察者的方法、立场不同所致。普列汉诺夫曾强
调指出，要了解某一国家的思想文化的变迁，只知道它的经济是不够的，必须知道如
何从经济进而研究社会心理；对于社会心理若没有精细的研究与了解，思想体系的历
史唯物主义解释根本就不可能。[①①]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对社会思潮的考察与
评价，同样不能脱离特定时代的社会历史环境及其直接反映的社会心理状况。
    其次，只有联系社会潜意识来考察社会思潮，才能辩证地把握社会意识的形成过
程及其发展的内在动力。传统的社会意识理论往往都缺少层次性和中介环节，对于社
会基本矛盾的分析，也只注重了横向把握而忽略了纵向探讨，似乎作为社会存在的经
济基础一经形成，就直接制约着作为社会意识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其间转化的条
件、机制、形式等都一概被忽视了。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
的终结》一文中曾指出，社会经济基础与社会意识形态之间还存在着“一些中介环节
”。普列汉诺夫通过深入研究，在经济基础与思想体系之间找到了社会心理这一重要
的联系环节。进一步考察还会发现，社会心理又有社会普通心理与社会潜意识之分，
在社会心理与社会意识形式之间还有社会思潮这一中间环节。由此可以把社会意识的
形成描述为一个由低到高、由隐而显的辩证发展过程，即社会潜意识→社会普通心理
→社会思潮→非意识形态→社会意识形态。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经济基础与政治
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需要意识形态的中介；经济基础和观念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
需要社会心理和社会思潮的中介。在社会意识内部，社会普通心理与占统治地位的意
识形态构成了肯定的意识层面，社会潜意识与社会思潮构成否定的意识层面，这两大
意识层面之间以及不同意识形式之间的相互对立、作用和转化，正是社会意识发展的
内在动力。
    风起于青萍之末。社会思潮看似来势突然，其实它本身也有一个由“微”而“著
”的过程。当社会经济结构需要变革的时候，首先在群众心理中得到反映，产生各种
情绪、愿望和要求。这些群众心理如果不能以“民意”的形式公开表达出来，便会受
到压抑和抑制，形成“民隐”。群众的合理要求和隐痛长期引不起重视，积久成怨，
酿成“民怨”。随着社会矛盾的进一步加剧，当新旧体制转轨的时刻，郁积已久的社
会潜意识迅速涌动、凝聚，终于酿成社会思潮。可见，社会思潮的产生也有一个由矛
盾潜在到矛盾展开、激化，由量的积累到引发突变的辩证过程。
    最后，只有联系社会潜意识来考察社会思潮，才能合理地处理好社会思潮问题，
加强和改进意识形态工作，增强现代化建设的精神动力。我国社会正进行着一场深刻
的变革，各种思想观念之间的交流和撞击异常激烈，诸种社会思潮涌动迭起，社会信
息量空前膨涨。社会潜意识与社会思潮是社会变革的敏感反映，它们从不同角度反映
了广大群众对改革糠藕拖执侍獾娜鲜丁⒁蠛推兰邸Ｊ?通各种信息渠道，及时
发掘群众心理和各种进步思潮中潜藏着的那些“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东
西（马克思语），有益于充实和繁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增强现代化建设的精神动力
。一般地，每次社会思潮过后，总有一个析取和沉淀的过程。注意分析和总结我国当
代的各种社会思潮，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同时，社会潜意识与社会思潮
都具有较强的自发性和盲目性，必须加以调控和引导才能合理地存在和发展。要保障
社会意识的良性运营，就应充分发挥先进意识形态的主导作用，加强对社会潜意识与
社会思潮的调控和引导，坚持社会意识发展的正确方向。马克思主义要更好地发挥其
社会功能，也必须驾驭各种社会思潮，使科学的理论原理熔铸、沉淀到人们的社会心
理因素之中，化作人们的内心信念和行为定势。为此，理论工作者不仅要深刻领会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党的基本路线，还要深入了解广大群众的情绪、愿望与追求，努
力实现科学的理论真理与群众心理状态的自觉结合。
    注：
    [①][②][④][⑥][⑧][⑨][⑩]梁启超著《清代学术概论》，中华书局１９５４
年版，第１、２、５页。
    [③][①①]《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３卷第１９６页；第２卷第２７２—
２７３页。
    [⑤]参见拙文《论民族潜意识与民族文化》，《齐鲁学刊》１９９４年第３期。
    [⑦]参见《哲学研究》１９９２年第３期。＊
【 文献号 】99028
【原文出处】社会学研究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901
【原刊页号】50～56
【 标  题 】社会学危机的涵义
【 作  者 】吴小英
【作者简介】吴小英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
【内容提要】本文从科学哲学角度对社会学危机的涵义进行辨析。作者认为，社会学方
法论的内在分裂和客观性困境都不能成为社会学危机的理由，因为它们自社会学诞生之
初就早已存在，其根源在于对科学与科学方法的误解。社会学的危机是伴随着科学主义
的衰落而产生的必然结果，它表明了正统社会学范式的危机，恰恰为社会学的多元化发
展提供了新的可能。
【 正  文 】
            引言
    社会学危机的说法由来已久。早在1970年，美国社会学家阿尔文·古德纳(Alvin W
.Gouldner)就写了一本极具影响力的书《正在到来的西方社会学危机》(The Coming Cr
isis of Western Sociology)。书中指出，美国社会学界几十年来占统治地位的帕森斯
主义，代表了西方社会与社会学理论之间的一种相互适合(fit)。而60年代后各种社会冲
突、运动浪潮的出现，使原有的社会秩序以及关于秩序和进步的观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
冲击，主流社会学和社会学家也遭遇到严峻的挑战。社会学危机是以社会本身的历史和
文化变迁为基础的，这至少表明了社会学的价值无涉(value-free)理想的可疑性，因此
古德纳倡导建立一种“反身社会学”(Reflexive Sociology)来取代传统社会学，尽管他
从根本上并没有放弃帕森斯时代那种将社会学的更新视为社会重建的一部分的传统观念
(Gouldner,1970)。
    古德纳的说法直到今天看来仍有意义。此后的学者在对主流社会学理论进行抨击或
修正的同时，都要从理论上、方法上对社会学的传统、现状和目标进行探讨，对社会学
的学科反省已成为社会学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社会学领域的新观
念、新方法、新流派不断涌现，但是均未能形成大气候。随着帕森斯时代的逝去，社会
学的黄金时代似乎一去不复返了，危机的阴影始终笼罩在社会学上空，关于危机的争论
和探讨近年来有愈演愈烈的趋势。1994年6月，美国社会学期刊《社会学论坛》(Sociol
ogical Forum)专门以这一问题为主题在社会学家中展开讨论。主编斯蒂芬·科尔(Step
hen Cole)写了一篇名为“社会学出了什么问题”(What's Wrong With Sociology?)的文
章，指出社会学令人担忧的现状，即无论从制度(institutional)方面还是从智识(inte
llectual)方面看，社会学都没有作出我们所期望的那种进步(Cole,1994)。前者包括社
会学系和研究机构资金的缺乏，有些面临关闭的威胁；社会学家在公众中的形象和声望
的下降；社会学在学术领域中被其它学科轻视或排挤；社会学研究生的教学和分配成问
题，等等。后者包括社会学中可用于经验研究的理论的缺乏；学科中认知统一和统一范
式的缺乏；未能取得如同自然科学那样的进步；未能有效地解释或解决相关的社会问题
，等等。这场延续好几年的讨论，虽然没有得出什么结果或结论，但提出或揭示了一些
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其中大多牵涉到社会学的方法论问题。本文试图从科学哲学角度
就这一问题进行探析，以便理出一条关于社会学危机的真正涵义的可能思路。
            一、社会学方法论的内在分裂
    参加社会学危机讨论的学者大多指出了社会学学科内部的分散和分裂、统一范式和
核心的缺乏、解释现实问题的理论无能，等等。他们将原因归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
究对象的不同（物与人）、主题性质的不同（稳定与易变）所造成的研究方法上的不同
要求（实证与理解），认为自然科学所崇尚的实证方法和客观性原则在社会学中无法坚
持到底，不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冲突导致了社会学领域的支离破碎和多元化（缺乏
凝聚力和统一的目标使命），因而无法取得真正意义上的进步，从而丧失了社会支持。
（注：参见SociologicalForum,Vol.9,No.2,1994,pp129-291;Vol.10,No.2,No.3,1995;
Vol.11,No.4,1996的有关文章。）也就是说，他们将社会学的危机主要归于社会学方法
论的危机，而这种危机的核心又在于社会学方法论取向上的内在分裂。
    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问题上，向来有方法论的一元论与二元论之争。一元
论者主张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遵循着同样的方法论准则，社会科学应以自然科学为标准
模式，建立统一的知识体系。二元论者认为社会现象有其独特的性质，因而不能盲目效
仿自然科学方法，而要确立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这两种基本观点的论争可以追溯到韦
伯(M.Weber)的同时代人。在以自然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的科学主义(scientism)盛行的时
代，德国的新康德学派将精神科学或称文化科学从科学中分离出来，试图确立其独立的
地位，指出自然科学以解释因果关系为目的，文化科学则以个体化的体验和理解方法研
究人的行为。这种争论反映在社会学领域，就表现为社会学中两大研究传统的分裂，即
自然主义、实证主义传统和人文的、理解的传统，分别以古典社会学大师涂尔干(E.Dur
kheim)与韦伯为代表。涂尔干在他的《社会学方法论原理》一书中，明确提出社会学的
研究对象是“社会事实”，这种社会事实外在于个人意识，并且对个人意识具有强制作
用，作为独立科学的社会学要将社会事实当作物来研究，将因果律原理应用于社会现象
的普遍研究，才能树立社会学的权威。韦伯则将社会学的任务规定为试图对社会行动作
出解释性理解，以便使其前因后果得到相应说明，也就是以理解的方法探究行动背后的
主观意义和价值，力求通过移情作用理解行动者的意义，同时力求把行动同意义和目的
联系起来得出因果性说明。
    社会学中这两种传统的并存代表了研究社会的两种不同程序。自然主义或实证主义
社会学对“科学建构”的强调依赖于把自然科学作为社会理论构造的模式以及社会学的
精密性，由于对这种精密性的追求，许多社会学理论以数学和统计性为取向。相反，人
文或理解的社会学则强调人类行为中那种使人类能唯一进入创造性领域的性质，认为人
们应该从日常的、平凡的事物出发，研究人类对社会现象作出的解释以及赋予它们的意
义，而不是简单地还原于自然规律的水平（波洛玛，1989）。这两种传统的争论从社会
学诞生之初就开始了，并且始终没有结果，但它似乎并不妨碍社会学的发展，反而给社
会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可能。原因在于这种分裂是表面的、虚假的和人为的
，缺乏方法论的依据，因为两种传统共同源于对自然科学方法的误解。这种误解包括以
下两个方面：(1)认为自然科学本身存在着一种抽象的、普适的方法；(2)正是这种方法
的权威构成了科学权威的基础。因此社会学想要取得类似自然科学的成功，关键在于找
到这种普适的方法。结果只有两种选择，或者移花接木，照搬具有普遍声誉的自然科学
方法；或者另辟蹊径，挖掘社会领域自身宝藏，创立新的普适方法。两种传统的一个共
同特色是，它们都没有对自然科学模式的优势提出质疑，都将描述与解释、实证与理解
对立起来，只不过实证主义社会学强调实证的一面，人文主义社会学强调理解的一面，
试图确立社会科学相对于自然科学“独立而平等”(separate but equal)的地位，因此
本身也可视为向科学主义的一种退让。
    然而，当代科学哲学的研究已经赋予科学更加丰富的内涵。科学不仅仅是一种知识
模式和认知方式，同时还是一种社会进程。从历史上看，科学的成功是由众多因素引起
的，其中最主要的是它所推崇的实证精神极大地满足了资本主义发展对于程序、效率的
追求。在这种追求过程中，韦伯所说的工具理性得到极大张扬，使科学得以战胜文化中
的其它力量而上升到主流地位。科学事业与资本主义逻辑相互推波助澜，科学所获得的
权力最后归由方法来代言。然而，方法本身是多元的、可变的，它只相对于具体的研究
过程而存在。如波普(K.Popper)所认为，科学方法是由科学目标决定的，研究方法和手
段只相对于具体目的才有意义（波普，1987）。所谓描述和解释、实证和理解并非绝然
对立，而是相互包含的。因为科学研究始于问题，而问题的提出本身包含着理论预设和
背景知识，也包含着对现象的关注和思考。不存在纯粹的、中立的观察和绝对的、原始
的事实，所谓经验描述必然包含着解释，解释本身也可以视为一种描述。实证需要用观
察来检验假设，这个检验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理解和认同的过程。因此，这种二元对立
元论对于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来说都是不成立的。
    在社会学中，方法论的二元对立带来正反两方面的效应。一方面，这种实证的与理
解的分野导致社会学领域的内在分工。一些人致力于获取社会世界的“真实”信息，描
述有关社会结构以及人与人之间复杂关系的“实在”，同时为这种描述创建更加精确可
靠的框架和模式。这种实证社会学近几十年的发展，已经使社会学的调查方法和分析模
式越来越走向数量化、精确化和专门化，给社会学这一关注流行文化和公众话题的领域
，包装上了越来越远离公众的专业外形。另一些人则致力于社会人际交往中行动的价值
和意义的探究，并相信人们的意识是可以相互沟通的，因此可以通过参与的方式获取这
些意识的认同。这种研究取向也使一些参悟性的精细方法得以发展起来，并形成了其特
有的概念框架，在近几十年西方反主流文化的背景中获得了极大的扩展空间。然而，另
一方面，这种内在分工也导致社会学内部两大传统之间无谓的争论，这种争论表面上是
方法论上的对立，实际上是文化领域中长期以来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分裂的体现，具体
地则表现为两个阵营之间争夺学科正统的斗争，斗争的焦点最后集中于社会科学何以存
在的合理性问题，而合理性的依据又在于对方法论的核心——客观性的认识。
            二、客观性认识的陷阱
    参加危机讨论的学者大多认为，在社会科学中贯彻客观性原则比自然科学中困难得
多，或者说社会科学根本就没有客观性可言，原因在于其研究对象是有意志的人，有其
独特的行为方式，较自然科学更为复杂；由于研究主体与客体属于同类，他们之间会产
生相互交流、作用和影响，使得主体的价值观念直接影响到客体的反应以及研究结果，
这就导致研究结果的客观性限度依赖于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程度。因此，在社会科学
中，它所期待的以自然科学为模型的普遍性目标从未真正实现过，包括预见性、可控性
、可量化的准确性等。这里同样包含着人们对客观性的一种偏见，即将客观性与绝对的
价值中立等同起来，姑且称之为“客观性认识的陷阱”。
    客观性认识的陷阱典型地体现在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的科学的“公认观点”中。
他们认为科学的权威就在于认知的权威，认知的权威就在于方法的权威，而科学方法又
以客观性准则为核心。客观性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与真理相联系的知识的客观性，即认
为科学是“自然之境”的科学实在论观点；二是保证它得以实现的方法或认知方式的客
观性，即具有笛卡尔式确定性的价值中立的研究规则、标准和方法。这种客观性准则要
求研究主体和过程、结果完全排除主观的、情感的、价值的因素，按客体未来的面目加
以真实的描述，这就要求主体必须不带任何偏见，具有一种超乎寻常的“上帝之眼”。
然而，这种科学方法论是不符合科学史发展的真实历程的，因为科学研究不是在真空中
进行，科学家作为研究主体必然会将个人的偏见和意识形态带入研究过程，共同体的研
究传统和背景假设也影响了问题的提出、材料的取舍、证据的解释、理论的评价和选择
，不存在不受理论和假设沾染的所谓原始材料或纯粹的观察，也不存在超越历史和文化
情境的透明、中性的科学描述语言。因此，逻辑实证主义所强调的所谓发现的情境与证
明的情境的划分、以及观察与理论、事实与价值的区分都是没有意义的，这几乎已成为
后实证主义科学哲学中的“公认观点”。
    客观性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在较强的意义上指的是客观性的可达到性(attai
nability)问题，即客观性在何种程度上可以实现、如何实现；在较弱的意义上指的是客
观性的可想望性(desirability)问题，即客观性目标本身是否有意义、是否值得追求。
无论是实证的还是理解的社会学都没有对后一种意义上的客观性作为社会学的研究规范
提出异议，然而对于前一种意义上的客观性却都缺乏足够的信心。古德纳将社会学传统
的两种取向分别对应于人类知识追求的两种类型：一种是将知识视为信息(information
)，视为有关实在的经验上证实的论断。如同人们通过物理科学获取自然界信息是为了控
制自然一样，人们希望通过实证社会学获取社会世界的信息以控制人类自身。这样一种
社会学观念假定人是可以像其他物一样被认知、被运用和被控制的，人本身被物化了，
这种模式导致不断增强的实用文化(utilitarian culture)的发展。另一种知识的最终目
标不是为了获取关于社会实在的中立信息，而是与人类自身变化着的兴趣、希望和价值
密切相关的知识；不是为了方便他们控制社会，而是为了提高人们对自身在社会世界中
的位置的意识。视为意识(awareness)的知识不关注外在于知者的社会世界的真理发现，
而是将真理看成是在知者与世界的相遇中将自我的体验融合进去而产生的。因此知者关
于自我的认知和关于他人、社会世界的认知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在这种社会学观念
中，主体和客体之间不仅相互关联、而且相互构造，因为没有一种世界的知识不是我们
自己对它的体验并体现了对它的关系(Gouldner,1970,p.491-494)。可见，社会学的两种
传统都不可能达到由韦伯率先提出的学术社会学的最高目标——价值中立，相反，他们
恰好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
    社会学客观性的破产似乎宣告了社会科学模仿自然科学的失败，然而这种结果并没
有导致社会科学家对客观性的可想望性的怀疑，而是将怀疑指向自然世界与社会世界、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先天差异”。即使像吉登斯(A.Giddens)这样的社会学大家，也
相信“自然科学的理论和发现与它所关注的客体和事件所构成的世界之间是泾渭分明的
，这一点保证了科学知识和客观世界之间的关系始终是一种‘技术’关系；而社会科学
不可避免地要和作为其研究主题的“主体之间的关系”发生关联，它能够参与到对象世
界的构成过程本身，这使社会科学话语自身具有一种“实践内涵”（吉登斯，1998,p.4
89-497）。客观性认识的陷阱就是建立在这种二元论的认识模式基础上，认为真正的客
观性须以主客体的绝对分离、事实与价值的绝然分割为前提，而社会科学之所以未能取
得类似自然科学的进步，就在于其先天不具备、后天也难以达到这种二元分离。
    虽然吉登斯的这种观念仍建立在对自然科学的过分理想化的想象基础上，但是他对
于社会科学的实践内涵的强调是富有启发意义的。后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家在对客观主
义的批判过程中，也表现出同样的趋势，即客观性由一种传统的认知标准退化为共同体
的一个实践范畴，强调价值中立的客观性神话被一种负载价值的情境化的“主体间性”
(intersubjectivity)所取代（伯恩斯坦，1992）。如波普认为，所谓客观性就在于批评
方法的客观性，这对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来说都是同样的。“可被描述为科学的客观
性的事物完全建立在批评传统之上，这种批评传统总是不顾任何反对，使人们能批评占
统治地位的教条。换言之，科学的客观性不是个别科学家的事情，而是相互批评的社会
结果，科学家中友好与敌对的分工的社会结果，他们的合作的社会结果，也是他们的竞
争的社会结果。由于这个缘故，它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使这种批评成为可能的整个一系
列社会和政治的环境”（波普，1996,p.104-105）。因此在波普眼里，价值无涉的客观
性对于科学家来说不仅是达不到的，而且是扼杀人性的，它本身就体现了一种价值追求
。所谓客观性只能是一种可批判性、可交流性，社会科学的逻辑可称之为是一种“情境
逻辑”，这使科学方法和认知过程具有了一种社会特征。库恩进一步将这种社会性赋予
“科学共同体”的概念之中，客观性成为一种不排斥主观价值的可判断性，而共同体所
拥有的“范式”替代了抽象的科学方法，成为科学家之间进行对话、磋商的依据。如此
说来，客观性本身若离开了共同体的社会性和实践性，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这种
使客观性走出了自身的认识陷阱。
            三、社会学危机的文化诠释
    社会学方法论的内在分裂和客观性的困境之所以不能构成社会学危机的理由，在于
它们共同源自对科学与科学方法的误解，这种传统的科学观和知识见解迎合了公众的常
识，满足了人类对于普遍性和终极目标的追寻欲望，早在社会学诞生之前它们就已经存
在。因此，社会学方法论意义上的危机并不能解释其社会学意义上的危机，科尔所阐明
的社会学学科在社会建制方面遇到的问题，与其说是智识学术方面问题的表现，不如说
是社会文化变迁造成的结果。
    从历史上看，社会学的诞生是作为一种文化思潮的科学主义的直接产物，科学主义
的兴衰伴随着社会学的兴衰，因此其危机也可视为科学主义衰落的必然结果。16、17世
纪牛顿—伽利略经典科学的成功所带来的惊喜，不仅仅在于科学对自然现象无与伦比的
解释力使人们消除了对自然界的神秘感，而且在于科学这种具有魔力的东西自身所具有
的神秘色彩。人们希望找到这种能够探求自然法则的奥秘所在，并利用这一奥秘去探寻
社会法则。当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们竖起理性的旗帜时，就已将科学奉为理性原则的
最高象征。科学不仅能够控制自然秩序，而且能够控制社会秩序，从而给人类生活带来
福祉。这种科学主义信念，使得科学取代宗教上升到文化的霸主地位，并在知识领域中
表现为以科学模式作为一切知识模式的范例、将科学方法作为权威方法模仿推广的运动
。孔德的实证哲学和社会学设想就是在这种文化土壤中萌生出来的，其直接目标就是创
立研究社会的自然科学，或者说寻求科学地研究社会的途径。
    知识领域的科学主义促进了社会科学的发展和分化，在各门学科不断走向专门化、
精细化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学科分工所导致的知识分野的日益僵化，甚至两种文化的分
裂现象也在社会科学中日益明显地体现出来，社会学中实证的与理解的两种研究传统的
争论就代表了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两种价值取向的断裂，这种断裂本身就是由于科学主
义日益膨胀的结果。本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方面，带来社会的飞速发展和人
类生活的巨大变迁，使现代文明走上一个新的台阶；另一方面，也带来全球问题和人类
精神上的种种困惑。一种关于科学和文化的忧虑蔓延开来，促使人们对主流科学和科学
观进行重新审视。科学不仅作为一种现代文明的基础和标志遭到人们的抨击，而且作为
一种知识形式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在知识领域，科学哲学家的工作结束了以逻辑实证
主义为极端表现的科学主义形式，正在创立多元化的、更具实践意义和人文关怀的知识
理论；在社会文化领域，60年代后西方反主流文化的兴起，使对现代化与科学文化的批
评成为一种时尚，作为意识形态和文化霸权的科学主义正在走向终结；在学科思想领域
，占统治地位的正统学说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后现代思潮的泛滥，使作为学科基础的
普遍主义追求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
    科学主义所受到的冲击直接影响了社会科学的代表学科——社会学的命运。华勒斯
坦(I.Wallerstein)认为，科学主义的衰落伴随着本世纪60年代以来知识结构内部出现的
两个显著的发展动向，一个是自然科学和数学领域的新发展，使得牛顿——笛卡尔式的
经典科学模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强调非线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新科学与社会
科学中的一些传统不谋而合，这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超级领
域”之间的强硬区分；另一个是人文领域的文化研究所取得的新进展，使得不同学科出
现了一种语言转向的趋势，后现代怀疑主义正在逐渐取代现代批评，一切宏大理论都遭
到了毫不留情的抨击，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两个超级领域之间
的组织分界。这两个发展动向使得“两种文化”的区分失去了现实性和有效性（华勒斯
坦，1997）。这对社会科学来说应该是个发展契机，因为它们从此不再因为游离于两种
文化之间而处在一种内部分裂状态，“也不再是站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这两个对立的
家族之间、不知该投靠哪一方的穷亲戚，恰恰相反，它们业已成为自身的潜在调和的场
所”（同上，p.73）。
    然而社会学危机的呼声恰恰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这可以合理地解释为科学主义
的衰败使得社会学失去了支撑的依据，那种试图寻求帕森斯式的社会秩序普遍话语的主
张遭到了釜底抽薪式地破坏。因此如布尔迪厄(P.Bourdieu)所说，社会学的危机可理解
为正统社会学的危机，而多元化的“异端学说”的增加，反倒意味着学科的进步。因为
“对于社会学场的分析很可能会表明：在文化资本的类型与社会学的形式之间存在着很
大的关联作用，不同的研究者控制了不同类型的文化资本，而他们又把自己所采用的社
会学的形式作为唯一合法的形式来加以维护”，因此不同学派的论争代表着学术市场中
争夺地位的斗争（布尔迪厄访谈录，1997）。为了在学科领域和社会文化中获得类似科
学的合法地位，社会学曾经建立了一种虚假的范式。如今两种文化的融合趋势使得占统
治地位的范式发生动摇，这意味着社会学的不同范式之间必须重新开展为争取学术场中
自身合法性的垄断而进行的斗争。同样，这种融合趋势也改变了学术领域内智力劳动的
内部分工，模糊了各门学科包括社会学的边界，相邻学科之间在研究对象、方法以及所
面临的问题方面的趋同性和交叉性，也使它们在学术资源上日益趋于共享，因此每一学
科所面临的生存竞争也日趋严重。作为统一学术前提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市场效
应，而对眼下学术市场中的结构变化和流行话语的生疏和不充分反应使社会学失去了应
有的份额，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学的危机问题超出了学科环境的有限范围(Henry,1995)
。由华勒斯坦等人组成的一批国际知名学者认为，当务之急是“开放社会科学”，因为
他们已经认识到“知识是通过社会而构成的，这意味着更有效的知识也将通过社会而成
为可能”，条件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过去的研究实践所受到的种种批评，并建立起更
加实在的多元主义和普遍主义结构”（华勒斯坦，1997,p.100）。在这个意义上，社会
学的危机恰恰预示了一种新的发展空间的扩展，用参加危机讨论的女性主义社会学家的
话说，“社会学的问题所在实际上正是其有利所在”(What's wrong with sociology i
s actually what'sright)。（注：女性主义是这场有关社会学危机讨论的参加者中唯一
唱反调的。他们批判正统社会学价值中立的标榜和打着普遍主义旗帜的男性中心霸权话
语，指出社会学的危机为来自边缘人群的观念和知识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同时边缘化学
问通过对核心知识的批判，提供了有意义的问题、以及有价值见解的工具和原动力，形
成了新的研究范式和对现代社会的更加充分的、多元化的理解。参见Fitzgerald,et al
.,1995.）
【责任编辑】张宛丽
【参考文献】
    1  玛格丽特·波洛玛，1989，《当代社会学理论》，华夏出版社。
    2  卡尔·波普，1987，《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华夏出版社。
    3  卡尔·波普，1996，《通过知识获得解放》，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4  理查德丁·伯恩斯坦，1992，《超越客观主义和相对主义》，光明日报出版社。
    5  安东尼·吉登斯，1998，《社会的构成》，三联书店。
    6  华勒斯坦等著，1997，《开放社会科学》，三联书店。
    7  包亚明译，1997，《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上海人民出
版社。
    8  Cole,Stephen,1994,"Introduction:What's Wrong with Sociolgoy?",InSocio
logical Forum,Vol.9,No.2.
    9  Fitzgerald,Tina,et al.,1995,"What's Wrong is Right:a Response to theS
tate of the Discipline",In Sociological Forum,Vol.10,No.3.
    10  Gouldner,Alvin W.,1970,The Coming Crisis of Western Sociology,New Yo
rk:Basic Books,Inc.
    11  Henry,Paget,1995,"Sociology:After the Linguistic and MulticulturalTu
rns",In Sociological Forum,Vol.10,No.4.
【 文献号 】97162
【原文出处】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原刊地名】武汉
【原刊期号】199606
【原刊页号】78-82
【 作  者 】胡国祥
【 标  题 】社会力：社会分析的新视野＊
【 正  文 】
    社会力是指社会有机体的运动所蕴含和表现出来的能量，或者说是社会系统所表
现的功能。在社会力概念中，社会是指“社会有机体”，社会力概念包含了三个基本
因素，即社会要素、社会系统和社会运动。在社会力的三个构成因素中，社会系统是
主要的，只有在一定的社会系统中，社会要素才能形成，社会要素的最显著特征就是
具有系统性。社会运动是社会要素在社会系统内的相互作用，同时，社会运动产生社
会系统，社会系统又是社会运动的前提条件。
            一、社会力与社会客观性
    所谓社会的客观性，是指人类社会是从自然界发展而来的，它是不依赖于社会意
识的客观存在，社会与自然界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物
质过程。
    社会客观性一般主要是通过生产力概念来分析和认识的。我们知道，社会是一个
极其复杂的活的有机体，社会客观性本质包含在繁杂的社会现象之中。唯物史观分析
社会客观性的基本思路是：首先抓住它的最本质的方面，即社会生产力，然后把错综
复杂的社会关系分成物质关系和思想关系，并从这个有机体的三个方面——生产力、
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勾划出社会发展的一般的客观辩证过程。
这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最终决定整个上层建筑。正如列宁指出：“只有把社会
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
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①］
    我们从另外一个方面也可以看出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以生产力分析社会客观性的
思路。我们知道，社会存在也反映了社会的客观性本质，而社会存在即社会物质生活
条件也是以生产方式为主的，其他物质因素都取决于生产方式。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
生产关系的统一体，而其中生产力决定生产方式的存在、发展和变化，是生产方式中
的主导因素。因此，社会的客观性仍落实、归结到生产力上来。
    但是我们发现生产力概念在反映社会客观性上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主要表现在两
个方面。
    第一，生产力概念所反映的社会的客观性，实质上是指社会生产的决定性。把社
会的客观性本质与社会物质生产的决定性等同起来，这样必定存在着某种片面性。因
为社会物质生产的决定性是相对于社会意识系统来说的，而客观性本身是绝对的，它
没有相对的因素。社会意识系统也有客观性，它一方面表现为对社会存在的依赖性，
同时社会意识作为一个系统本身，它也有其自身的客观性。而这种除社会生产以外的
其他社会系统自身的客观性，是生产力概念表达不了的，只有社会力概念才能既揭示
以社会生产为主的社会存在的客观性，也可以揭示社会生产以外的社会存在的客观性
。
    第二，传统生产力概念在反映社会生产方面也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我们通过对
生产力三因素的分析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知道，生产力是指人们改造自然，获得物质
生活资料的能力或物质力量，它表示物质生产过程中人同自然界的一种物质交换关系
。生产力作为系统而存在，有其复杂的多层次的结构，它是参与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
程的一切物资的、技术的要素的总和。构成生产力的基本要素是：劳动对象、以生产
工具为主的劳动资料、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者。
    首先，我们来分析劳动对象要素。劳动对象本来被定义为“人们在生产过程（劳
动）中进行加工的一切对象”，但是我们却往往对这“一切对象”作了一个限定和划
分，认为劳动对象分两类：一类是自然对象，即进入生产过程中的未经过人们加工的
自然资源；另一类是经过劳动加工的对象，即通常讲的原材料或半成品。其实，这里
所说的劳动对象，只是传统产业或者说是第一产业（农业）和第二产业（工业）的劳
动对象。而现代社会中的第三产业的劳动对象就不再是这种未经过人们加工的自然资
源或者原材料或半成品了。第三产业中的金融、保险、旅游、服务等产业，它们的劳
动对象就是非自然的信息等。与第三产业有关的是这样的一个客观事实：社会越发达
，第三产业在社会生产总值中所占比值也就越大。西方国家平均达到６０％，美国则
高达７４％。与此相应的另一个事实是：许多自然资源丰富的社会并不发达，而许多
发达的社会自然资源却并不丰富。如果究其原因，至少从劳动对象这个角度来说，我
们仍可指出这样一个事实：社会生产的劳动对象已经不再是以具体的物质单元为主，
而是以具体的社会系统，或者是某一社会系统中的要素，甚至某些社会结构为主。例
如，金融业的劳动对象就是社会系统或流通系统中的资金运行结构。银行正是通过对
这些系统的资金运行结构的渗透获得自己的利益。而旅游业的劳动对象——旅游资源
则是一个包括自然景观、人文景观、服务设施、社会环境（政治、治安、民俗民风）
等多要素在内的资源系统。
    其次，再来看以生产工具为主的劳动资料。“工具”这一词的原始意义就是可以
利用的能够达到一定目的的手段，因此，我们可以把生产工具理解为就是影响社会生
产的一切手段，这种手段就是影响社会生产的系统与生产系统的功能联系。在现代社
会生产中，工具一词已经不再局限于一定具体的物质形式了。例如在信息产业中，“
作为硬件的技术产品固然是很重要的，但作为软件的程序设计系统似乎比前者在经济
、政治等诸领域中发挥的作用更大，并且由软件和硬件构成的有机系统，仅用工具这
一名词是难以表达清楚的。”［②］总之，我们把工具和劳动资料都看作是一种系统
和功能的存在。我们这里所说的功能，就是影响社会生产的系统与生产系统联系，而
这种联系又是系统存在的。
    再次，我们简单地谈一下劳动者，我们所说的劳动者已不再只限于工人和农民，
广大的知识分子、政府官员等也是劳动者。实际上，所有“职员”都是劳动者。
    从上面的分析一方面可以看出生产力概念的局限性，即现代社会的生产已经突破
了传统的生产力概念的范畴；另一方面它也显示出现代社会生产正是我们所说的社会
力的内容。从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和劳动者三者来论，它们都是一个社会系统的存在
。这一问题从另一角度来说可以理解为社会力概念表明，社会作为一个系统——概括
地说就是整个社会系统，具体地说就是某一特定系统——本身是社会生产力的一个构
成因素。因此，我们说社会力概念具体准确地反映了社会生产的实质，即生产的社会
性，而不仅仅是物质性。生产的社会性包括了生产的物质性，这是社会客观性的真实
含义。正因为此，我们说社会力概念更准确地反映了现代社会的客观性本质，需要指
出的是，生产的社会性与物质性不是绝对对立的，社会性包括了物质性。社会力概念
包括了生产力概念，社会力概念所揭示的社会客观性本质比生产力概念所揭示的要更
深刻、更广泛。
            二、社会力与社会的规律性：社会运动规律的表现形式
    马克思说：“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③］。这里所说的人
类社会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就是指它是一个合乎规律的发展过程，社会有其
内在规律性。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的规律性的一般内容。
    规律，一般来讲就是事物发展变化过程中的本质的联系和必然的趋势。用列宁的
话说，“规律就是关系”，是“本质的关系或本质之间的关系。”［④］社会规律就
是社会发展变化过程中的本质的联系和必然的趋势。从规律的概念本身可以看出，“
本质”是规律的核心，这点在列宁的论述中已被明确指出。那么什么是本质呢？所谓
本质是事物所固有的普遍的、相对稳定的内部联系，是事物中比较深刻、稳定的方面
。显而易见，规律、本质都是关系范畴，联系是其核心内容。离开了联系，也就无规
律和本质了。社会力概念所揭示的正是社会的联系内容：所谓社会系统就是社会要素
相互联系的共同体，社会运动就是社会联系。因此可以说，社会力和社会规律具有相
同的内涵，它们都以社会的联系为主要和核心的内容，只不过社会规律强调的是社会
联系的特征，即稳定性、普遍性；而社会力则强调了社会联系的内容和形式，即社会
系统和社会结构及社会运动。因此，社会力是社会规律的表现形式和具体内容，即社
会联系的具体内容和形式。
    从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社会力与社会规律本质上是一致的，但存在一些差别，
正是这种差别表现出社会力对社会规律的一个转换问题，即社会力通过对社会系统、
社会要素和社会运动的揭示，使社会联系具体表现出来，成为可认识和把握的对象。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力是认识和分析社会的方法和途径。
    为了更进一步地探讨这个问题，使这一观点更明确，我们引进“社会技术”这一
概念。社会技术是与自然技术相对应的，它们是本文所用技术范畴的两个方面。本文
所用的“技术”范畴不同于一般所说的技术范畴。那种认为技术是“人类在利用自然
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积累起来并在生产劳动中体现出来的经验和知识”［⑤］的观点
并没有反映技术的本质。我们认为技术的本质要素有两个：一个是“使用”，一个是
“范围”。每一个技术物或技术载体都包含一定的技术，因而也就包含有这两个因素
。在日常生活中，技术的最显著特点就是使用，使用是技术的生命所在。正是对使用
或者操作的要求使技术精益求精，不断更新和提高。当我们说技术是某种操作方法和
技巧时，我们正是强调它的“使用”因素和特征。另一方面，一门技术的诞生和使用
，它实际上标志着一个范围和领域的诞生和出现。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一定的操作规
则离开了它的领域就变得毫无意义。规则本身并无意义，只有在和范围联系起来时，
它才有意义。从这个角度讲，是范围赋予规范（操作）以意义。
    如果我们把这种“使用”理解为功能，把“范围”理解为系统，那么社会技术就
与社会系统直接联系起来。这就是说，具体的社会技术是与一定的社会系统相联系的
。社会技术首先使社会要素得以明确和存在，然后使之协同化，并因而使之构成一个
系统。社会技术的“使用”就是社会系统的要素所组成的结构及其功能表现；社会技
术的范围就是社会系统本身。社会技术的进步就是社会系统的不断分化和社会系统功
能的不断加强。总之，社会技术是社会力的存在形式，是从操作（动态）意义上看的
社会力。
    我们以法律为例来具体认识以上的论述。就法律的社会性来说，它是一种典型的
社会技术。法律有三个显著的特征，这就是它的成熟性（稳定性）、可操作性和有效
性。我们强调法律这种社会技术的典型性，就是指它的成熟性和稳定性。法律的操作
性和有效性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说的法律的操作，指的是法律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
作用，或者说这种操作就是法律的效用显示的过程，而实际就是法律作为一种社会技
术的“使用”特征和“功能”特征。它的使用就是使某一特定方面能够被规范、掌握
并由此产生积极效应。所谓规范，就是找出其中的一些基本因素并确定一些具体规则
。一旦我们对某一领域加以整理并确定了具体运行的规则，那么这个领域就成了一个
由法律这种社会技术的操作和使用而成立的范围，也就是因为某种要素的确立，某种
功能的显示、运作而存在的社会系统。这种社会系统正是社会力概念所包含的要素。
            三、社会力与社会整体性
    整体性是系统的本质特征，它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第一，系统整体不等于各孤
立要素部分之和，系统整体性和功能在原则上既不能归结为组成它的要素的特性和功
能，也不能从有关组成部分中推导出来。第二，系统整体所获得的新的特性和功能是
各组成要素在孤立状态时所没有的。第三，系统整体的特性和功能是由系统的整体结
构和运动方式决定的，只有当各要素按照一定的结构和运动方式构成整体时才表现出
来。我们所说的社会力，就是指这种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前面我们已经指出，社会
系统是社会力概念的核心和基本内涵。社会系统的整体性同样有这三个层次的内涵，
这一点已经十分明确，现在我们换个角度，即从“资源”和“劳动”的角度对此作些
分析。
    社会整体的力的特征即社会力可以理解为是一种资源，它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系统
的整体性功能存在，这种资源直接源于社会，应该称作社会资源。首先发现这个问题
的，应该说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在马克思以前，经济学总是把价值与某种具体
的物联系起来，或者是在价值问题上出现一种模糊与矛盾的观念。重商主义者把货币
看作是唯一的财富，把黄金和白银的自然属性看作是货币的实质。重商学派之后的配
第（１６２３—１６８７）认识到了创造价值的劳动和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的不一致
，但他仅仅能停留在这一点，并且在另外的场合就把两者混为一谈，说“劳动是财富
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⑥］。以魁奈为代表的重农学派则认为价值是由自然即土
地所提供的，他们将价值归结为使用价值，归结为物质。这种错误和模糊的认识在亚
当·斯密（１７１３—１７９０）那里发展到了顶峰。他的价值二重学说把使用价值
和交换价值相区分，并且认为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是劳动，把商品的价值归结为一般
的社会劳动。但是，由于他并不了解这种劳动的社会性质，因此，仍然认为价值既是
生产商品中消耗的劳动，又是购买商品中得到的劳动。马克思在吸收了英国古典经济
学中关于价值学说的有益部分的基础上，提出了真正的劳动价值学说。在马克思的劳
动价值学说中，决定商品价值的是商品生产中所消耗的一般劳动。马克思坚决排除了
以往价值学说中“使用价值”即物的因素。一方面，马克思通过这种劳动价值学说揭
示了剩余价值的来源。它不是来源于资本家所掌握的资本和原料，而是来源于工人的
剩余劳动，从而揭露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实质。另一方面，马克思之所以在价值学说
上能够取得突破，主要是因为马克思把价值与劳动联系起来，与社会本身联系起来。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劳动远不止是仅仅把材料变为财富，它甚至“是整个人
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
劳动创造了人本身。”［⑦］恩格斯并且指出，我们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并不仅是就
人自身的进化（直立行走、语言和思维的产生等）而言的，就人的本质而言也是如此
。因为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的本质就其现实性来说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与
人是同时出现的，正如恩格斯指出的：“由于随着全面形成的人的出现而产生了新的
因素——社会”［⑧］。人的最后形成和人类社会的最后出现是同一的，它们都由于
同一个机制——劳动。总之，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劳动创造了人，也产生了社会
。社会因劳动而存在。
    用社会力的观点看，正是劳动才使得社会要素能以一定的结构形式构成一个社会
系统存在，人的劳动就是社会的运动。劳动是社会系统从人的活动角度来看的普遍的
运动方式。按照前面的分析，系统的整体性由一定的运动方式所决定并通过它表现出
来，因此，这里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正是劳动才使社会系统的整体性表现出来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只有劳动才创造财富。
    ①  《列宁选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８页。
    ②  刘冠军：《认识论透视下的人工自然》，载《科学技术与辩证法》１９９４
年第２期。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２０８页。
    ④  《列宁全集》第５５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１２８页。
    ⑤  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１９７
７年版，“技术”条。
    ⑥  转引自鲁友章、李宗正主编；《经济学说史》，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
第１０４页。
    ⑦  ⑧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１４９、１５
３页。                            责任编辑  邓宏炎
    ＊收稿日期：１９９６－０７－０３

2007-5-26 19:21 ~快雪时晴~
【 文献号 】97162
【原文出处】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原刊地名】武汉
【原刊期号】199606
【原刊页号】78-82
【 作  者 】胡国祥
【 标  题 】社会力：社会分析的新视野＊
【 正  文 】
    社会力是指社会有机体的运动所蕴含和表现出来的能量，或者说是社会系统所表
现的功能。在社会力概念中，社会是指“社会有机体”，社会力概念包含了三个基本
因素，即社会要素、社会系统和社会运动。在社会力的三个构成因素中，社会系统是
主要的，只有在一定的社会系统中，社会要素才能形成，社会要素的最显著特征就是
具有系统性。社会运动是社会要素在社会系统内的相互作用，同时，社会运动产生社
会系统，社会系统又是社会运动的前提条件。
            一、社会力与社会客观性
    所谓社会的客观性，是指人类社会是从自然界发展而来的，它是不依赖于社会意
识的客观存在，社会与自然界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物
质过程。
    社会客观性一般主要是通过生产力概念来分析和认识的。我们知道，社会是一个
极其复杂的活的有机体，社会客观性本质包含在繁杂的社会现象之中。唯物史观分析
社会客观性的基本思路是：首先抓住它的最本质的方面，即社会生产力，然后把错综
复杂的社会关系分成物质关系和思想关系，并从这个有机体的三个方面——生产力、
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勾划出社会发展的一般的客观辩证过程。
这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最终决定整个上层建筑。正如列宁指出：“只有把社会
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
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①］
    我们从另外一个方面也可以看出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以生产力分析社会客观性的
思路。我们知道，社会存在也反映了社会的客观性本质，而社会存在即社会物质生活
条件也是以生产方式为主的，其他物质因素都取决于生产方式。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
生产关系的统一体，而其中生产力决定生产方式的存在、发展和变化，是生产方式中
的主导因素。因此，社会的客观性仍落实、归结到生产力上来。
    但是我们发现生产力概念在反映社会客观性上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主要表现在两
个方面。
    第一，生产力概念所反映的社会的客观性，实质上是指社会生产的决定性。把社
会的客观性本质与社会物质生产的决定性等同起来，这样必定存在着某种片面性。因
为社会物质生产的决定性是相对于社会意识系统来说的，而客观性本身是绝对的，它
没有相对的因素。社会意识系统也有客观性，它一方面表现为对社会存在的依赖性，
同时社会意识作为一个系统本身，它也有其自身的客观性。而这种除社会生产以外的
其他社会系统自身的客观性，是生产力概念表达不了的，只有社会力概念才能既揭示
以社会生产为主的社会存在的客观性，也可以揭示社会生产以外的社会存在的客观性
。
    第二，传统生产力概念在反映社会生产方面也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我们通过对
生产力三因素的分析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知道，生产力是指人们改造自然，获得物质
生活资料的能力或物质力量，它表示物质生产过程中人同自然界的一种物质交换关系
。生产力作为系统而存在，有其复杂的多层次的结构，它是参与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
程的一切物资的、技术的要素的总和。构成生产力的基本要素是：劳动对象、以生产
工具为主的劳动资料、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者。
    首先，我们来分析劳动对象要素。劳动对象本来被定义为“人们在生产过程（劳
动）中进行加工的一切对象”，但是我们却往往对这“一切对象”作了一个限定和划
分，认为劳动对象分两类：一类是自然对象，即进入生产过程中的未经过人们加工的
自然资源；另一类是经过劳动加工的对象，即通常讲的原材料或半成品。其实，这里
所说的劳动对象，只是传统产业或者说是第一产业（农业）和第二产业（工业）的劳
动对象。而现代社会中的第三产业的劳动对象就不再是这种未经过人们加工的自然资
源或者原材料或半成品了。第三产业中的金融、保险、旅游、服务等产业，它们的劳
动对象就是非自然的信息等。与第三产业有关的是这样的一个客观事实：社会越发达
，第三产业在社会生产总值中所占比值也就越大。西方国家平均达到６０％，美国则
高达７４％。与此相应的另一个事实是：许多自然资源丰富的社会并不发达，而许多
发达的社会自然资源却并不丰富。如果究其原因，至少从劳动对象这个角度来说，我
们仍可指出这样一个事实：社会生产的劳动对象已经不再是以具体的物质单元为主，
而是以具体的社会系统，或者是某一社会系统中的要素，甚至某些社会结构为主。例
如，金融业的劳动对象就是社会系统或流通系统中的资金运行结构。银行正是通过对
这些系统的资金运行结构的渗透获得自己的利益。而旅游业的劳动对象——旅游资源
则是一个包括自然景观、人文景观、服务设施、社会环境（政治、治安、民俗民风）
等多要素在内的资源系统。
    其次，再来看以生产工具为主的劳动资料。“工具”这一词的原始意义就是可以
利用的能够达到一定目的的手段，因此，我们可以把生产工具理解为就是影响社会生
产的一切手段，这种手段就是影响社会生产的系统与生产系统的功能联系。在现代社
会生产中，工具一词已经不再局限于一定具体的物质形式了。例如在信息产业中，“
作为硬件的技术产品固然是很重要的，但作为软件的程序设计系统似乎比前者在经济
、政治等诸领域中发挥的作用更大，并且由软件和硬件构成的有机系统，仅用工具这
一名词是难以表达清楚的。”［②］总之，我们把工具和劳动资料都看作是一种系统
和功能的存在。我们这里所说的功能，就是影响社会生产的系统与生产系统联系，而
这种联系又是系统存在的。
    再次，我们简单地谈一下劳动者，我们所说的劳动者已不再只限于工人和农民，
广大的知识分子、政府官员等也是劳动者。实际上，所有“职员”都是劳动者。
    从上面的分析一方面可以看出生产力概念的局限性，即现代社会的生产已经突破
了传统的生产力概念的范畴；另一方面它也显示出现代社会生产正是我们所说的社会
力的内容。从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和劳动者三者来论，它们都是一个社会系统的存在
。这一问题从另一角度来说可以理解为社会力概念表明，社会作为一个系统——概括
地说就是整个社会系统，具体地说就是某一特定系统——本身是社会生产力的一个构
成因素。因此，我们说社会力概念具体准确地反映了社会生产的实质，即生产的社会
性，而不仅仅是物质性。生产的社会性包括了生产的物质性，这是社会客观性的真实
含义。正因为此，我们说社会力概念更准确地反映了现代社会的客观性本质，需要指
出的是，生产的社会性与物质性不是绝对对立的，社会性包括了物质性。社会力概念
包括了生产力概念，社会力概念所揭示的社会客观性本质比生产力概念所揭示的要更
深刻、更广泛。
            二、社会力与社会的规律性：社会运动规律的表现形式
    马克思说：“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③］。这里所说的人
类社会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就是指它是一个合乎规律的发展过程，社会有其
内在规律性。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的规律性的一般内容。
    规律，一般来讲就是事物发展变化过程中的本质的联系和必然的趋势。用列宁的
话说，“规律就是关系”，是“本质的关系或本质之间的关系。”［④］社会规律就
是社会发展变化过程中的本质的联系和必然的趋势。从规律的概念本身可以看出，“
本质”是规律的核心，这点在列宁的论述中已被明确指出。那么什么是本质呢？所谓
本质是事物所固有的普遍的、相对稳定的内部联系，是事物中比较深刻、稳定的方面
。显而易见，规律、本质都是关系范畴，联系是其核心内容。离开了联系，也就无规
律和本质了。社会力概念所揭示的正是社会的联系内容：所谓社会系统就是社会要素
相互联系的共同体，社会运动就是社会联系。因此可以说，社会力和社会规律具有相
同的内涵，它们都以社会的联系为主要和核心的内容，只不过社会规律强调的是社会
联系的特征，即稳定性、普遍性；而社会力则强调了社会联系的内容和形式，即社会
系统和社会结构及社会运动。因此，社会力是社会规律的表现形式和具体内容，即社
会联系的具体内容和形式。
    从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社会力与社会规律本质上是一致的，但存在一些差别，
正是这种差别表现出社会力对社会规律的一个转换问题，即社会力通过对社会系统、
社会要素和社会运动的揭示，使社会联系具体表现出来，成为可认识和把握的对象。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力是认识和分析社会的方法和途径。
    为了更进一步地探讨这个问题，使这一观点更明确，我们引进“社会技术”这一
概念。社会技术是与自然技术相对应的，它们是本文所用技术范畴的两个方面。本文
所用的“技术”范畴不同于一般所说的技术范畴。那种认为技术是“人类在利用自然
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积累起来并在生产劳动中体现出来的经验和知识”［⑤］的观点
并没有反映技术的本质。我们认为技术的本质要素有两个：一个是“使用”，一个是
“范围”。每一个技术物或技术载体都包含一定的技术，因而也就包含有这两个因素
。在日常生活中，技术的最显著特点就是使用，使用是技术的生命所在。正是对使用
或者操作的要求使技术精益求精，不断更新和提高。当我们说技术是某种操作方法和
技巧时，我们正是强调它的“使用”因素和特征。另一方面，一门技术的诞生和使用
，它实际上标志着一个范围和领域的诞生和出现。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一定的操作规
则离开了它的领域就变得毫无意义。规则本身并无意义，只有在和范围联系起来时，
它才有意义。从这个角度讲，是范围赋予规范（操作）以意义。
    如果我们把这种“使用”理解为功能，把“范围”理解为系统，那么社会技术就
与社会系统直接联系起来。这就是说，具体的社会技术是与一定的社会系统相联系的
。社会技术首先使社会要素得以明确和存在，然后使之协同化，并因而使之构成一个
系统。社会技术的“使用”就是社会系统的要素所组成的结构及其功能表现；社会技
术的范围就是社会系统本身。社会技术的进步就是社会系统的不断分化和社会系统功
能的不断加强。总之，社会技术是社会力的存在形式，是从操作（动态）意义上看的
社会力。
    我们以法律为例来具体认识以上的论述。就法律的社会性来说，它是一种典型的
社会技术。法律有三个显著的特征，这就是它的成熟性（稳定性）、可操作性和有效
性。我们强调法律这种社会技术的典型性，就是指它的成熟性和稳定性。法律的操作
性和有效性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说的法律的操作，指的是法律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
作用，或者说这种操作就是法律的效用显示的过程，而实际就是法律作为一种社会技
术的“使用”特征和“功能”特征。它的使用就是使某一特定方面能够被规范、掌握
并由此产生积极效应。所谓规范，就是找出其中的一些基本因素并确定一些具体规则
。一旦我们对某一领域加以整理并确定了具体运行的规则，那么这个领域就成了一个
由法律这种社会技术的操作和使用而成立的范围，也就是因为某种要素的确立，某种
功能的显示、运作而存在的社会系统。这种社会系统正是社会力概念所包含的要素。
            三、社会力与社会整体性
    整体性是系统的本质特征，它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第一，系统整体不等于各孤
立要素部分之和，系统整体性和功能在原则上既不能归结为组成它的要素的特性和功
能，也不能从有关组成部分中推导出来。第二，系统整体所获得的新的特性和功能是
各组成要素在孤立状态时所没有的。第三，系统整体的特性和功能是由系统的整体结
构和运动方式决定的，只有当各要素按照一定的结构和运动方式构成整体时才表现出
来。我们所说的社会力，就是指这种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前面我们已经指出，社会
系统是社会力概念的核心和基本内涵。社会系统的整体性同样有这三个层次的内涵，
这一点已经十分明确，现在我们换个角度，即从“资源”和“劳动”的角度对此作些
分析。
    社会整体的力的特征即社会力可以理解为是一种资源，它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系统
的整体性功能存在，这种资源直接源于社会，应该称作社会资源。首先发现这个问题
的，应该说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在马克思以前，经济学总是把价值与某种具体
的物联系起来，或者是在价值问题上出现一种模糊与矛盾的观念。重商主义者把货币
看作是唯一的财富，把黄金和白银的自然属性看作是货币的实质。重商学派之后的配
第（１６２３—１６８７）认识到了创造价值的劳动和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的不一致
，但他仅仅能停留在这一点，并且在另外的场合就把两者混为一谈，说“劳动是财富
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⑥］。以魁奈为代表的重农学派则认为价值是由自然即土
地所提供的，他们将价值归结为使用价值，归结为物质。这种错误和模糊的认识在亚
当·斯密（１７１３—１７９０）那里发展到了顶峰。他的价值二重学说把使用价值
和交换价值相区分，并且认为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是劳动，把商品的价值归结为一般
的社会劳动。但是，由于他并不了解这种劳动的社会性质，因此，仍然认为价值既是
生产商品中消耗的劳动，又是购买商品中得到的劳动。马克思在吸收了英国古典经济
学中关于价值学说的有益部分的基础上，提出了真正的劳动价值学说。在马克思的劳
动价值学说中，决定商品价值的是商品生产中所消耗的一般劳动。马克思坚决排除了
以往价值学说中“使用价值”即物的因素。一方面，马克思通过这种劳动价值学说揭
示了剩余价值的来源。它不是来源于资本家所掌握的资本和原料，而是来源于工人的
剩余劳动，从而揭露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实质。另一方面，马克思之所以在价值学说
上能够取得突破，主要是因为马克思把价值与劳动联系起来，与社会本身联系起来。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劳动远不止是仅仅把材料变为财富，它甚至“是整个人
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
劳动创造了人本身。”［⑦］恩格斯并且指出，我们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并不仅是就
人自身的进化（直立行走、语言和思维的产生等）而言的，就人的本质而言也是如此
。因为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的本质就其现实性来说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与
人是同时出现的，正如恩格斯指出的：“由于随着全面形成的人的出现而产生了新的
因素——社会”［⑧］。人的最后形成和人类社会的最后出现是同一的，它们都由于
同一个机制——劳动。总之，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劳动创造了人，也产生了社会
。社会因劳动而存在。
    用社会力的观点看，正是劳动才使得社会要素能以一定的结构形式构成一个社会
系统存在，人的劳动就是社会的运动。劳动是社会系统从人的活动角度来看的普遍的
运动方式。按照前面的分析，系统的整体性由一定的运动方式所决定并通过它表现出
来，因此，这里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正是劳动才使社会系统的整体性表现出来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只有劳动才创造财富。
    ①  《列宁选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８页。
    ②  刘冠军：《认识论透视下的人工自然》，载《科学技术与辩证法》１９９４
年第２期。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２０８页。
    ④  《列宁全集》第５５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１２８页。
    ⑤  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１９７
７年版，“技术”条。
    ⑥  转引自鲁友章、李宗正主编；《经济学说史》，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
第１０４页。
    ⑦  ⑧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１４９、１５
３页。                            责任编辑  邓宏炎
    ＊收稿日期：１９９６－０７－０３
【 文献号 】97040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战线
【原刊地名】长春
【原刊期号】199704
【原刊页号】224-229
【 作  者 】周长城
【 标  题 】理性选择理论：社会学研究的新视野
【 正  文 】
    自本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社会学研究一改对经济学方法冷漠的态度，开始对经济
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颇为注意，并把它们运用到社会学的研究之中。[1]而今天，
用经济学的基本方法研究社会学问题是社会学界的新趋势。最为著名的是美国芝加哥
大学的经济学和社会学教授加里·贝克尔(Gary Becher)的研究，贝克尔抱守“经济人
”的信条，坚持用经济人假设，即寻找最大利益的理性代表之假设，解释人类的行为
，坚信市场机制能够比其它人为组织更好地解决大多数经济和社会问题。理性选择理
论(Rational Choice Perspective)则是社会学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社会学问题最为重
要的理论之一。理性选择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人以理性的行动，以满足自己的偏好，并
使效用最大化。
    理性选择理论的出现说明当今社会科学的研究呈跨学科态势。对理性选择理论的
贡献应分别归功于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这三门不同的学科。社会学对理性选择的
贡献最早始于乔治·霍曼斯(George Homans)的《交换的社会行为》，他运用社会心理
学家的群体动力学以及其它理论重新解释了小群体的行为，从而构建了社会交换的形
式。霍曼斯的开山之作为学者们在以后的社会心理实证研究中提供了社会交换的理论
基础，随后，布劳(Peter Blau)在其著作中运用社会交换思想研究了正式组织以外的
非正式组织的社会交换。[2]政治科学引进理性选择理论几乎与社会学同步，首先是阿
诺(Kenneth J.Arrow)把理性选择理论应用于福利经济学，其主要思想反映在他的著作
《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之中。虽然此书发行于1915年，但是由于领域的限制，没有
在其他学科产生影响。阿诺的学生唐斯(Anthony Downs)在《民主的经济理论》一书中
涉及了政治系统，唐斯的著作反映了新古典经济学在政治科学中更广泛的应用。布坎
南和塔洛克的《赞同微积分》、奥尔森(Mancur Olson)的《集体行为的逻辑》相继问
世，同时《公共选择》期刊出版，这些都说明学者们在政治科学研究领域广泛地使用
了理性选择理论。需要说明的是布坎南、奥尔森等多为经济学家，但他们研究了政治
科学。换句话说，上述著作、期刊尽管不属于社会学领域，但都涉及社会学中源于霍
布斯及其他社会契约理论家的最经典的集体决定问题，因此，这些研究吸引了许多社
会学家，并导致了大量的社会学家的研究成果问世。[3]
    虽然理性选择理论也源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然而，理性选择理论却广泛地用
于经济学以外的领域。加里·贝克尔的《歧视经济学》是理性选择理论的早期运用的
例证。贝克尔在人力资源、犯罪、家庭等方面的研究中也广泛应用理性选择理论。受
贝克尔的影响，一些经济学家也开始在贝克尔研究的领域以及其他社会学领域广泛地
运用理性选择理论。弗朗克(Robert Frank)在“选择权力”一文中分析了涉及个人择
业的社会系统，他指出，一个人选择工作时不仅仅考虑自己工资的多少，而且还考虑
同一公司中与其他人工资对比的情况；威廉姆森(Williams-on)和一些新制度主义者也
考察了其他方面。
    1984年，阿克塞尔罗德(Axelrod)出版了《合作的进化》一书，受阿克塞尔罗德的
影响，理性选择理论的后期发展引入了进化博弈论，并将博弈论作为社会理论发展的
工具。社会学家钟情于博弈论的原因是博弈论涉及交际和社会结构的假设，同时也因
为博弈论中行为者相互模仿对方的偶然行为，另外，行为的结果在博弈论中可作详细
的解释，因而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范式被广泛接受。理性选择理论用于宏观社会始于
1983年，然而，宏观社会学中的历史和其他方面的研究似乎是理性选择理论应用的重
要领域，主要原因是由于这种研究关注社会系统功能或变迁的解释，而社会学的其他
研究仅仅强调个人行为的解释，由此可知，理性选择理论不适合非理性的个人行为。
    随着《理性与社会》期刊的出版（1989年）和1990年国际社会学协会理性选择研
究分会的诞生，理性选择理论开始完全进入运用阶段。《理性与社会》杂志是一本刊
登理性选择理论运用的最高级别期刊。科尔曼于1990出版了《社会理论的基础》，在
该书中，科尔曼试图用理性选择范式研究传统的社会学问题。著名社会学家罗伯特·
默顿(Robert Merton)评价该书时说：“自半个世纪前帕森斯所著《社会行为的结构》
问世以来，这本书是有关社会理论的一部最重要的著作。……科尔曼教授在分析批判
传统社会理论的基础上，创立了新的社会行为理论。他对‘法人行为动者’的分析，
是具有深远影响的新思维”，[4]可见这部著作的伟大意义。该书1992年获美国社会学
学会的著作奖。
    “行为”这一概念在理性选择理论中十分重要，尽管“行为”源于新古典经济学
，但理性选择理论与新古典经济学有着明显的不同。如社会组织、社会制度在社会学
理性选择理论中扮演着十分关键的作用，若在一个把个人行为转变为系统结果的模式
中，社会组织和社会制度是给定的；在其他情形下，社会组织和社会制度是未定的。
另外，社会学家感兴趣的是理性的个人为什么使社会制度和社会组织产生，又如何维
持其运转。
    作为社会学研究的新视野，理性选择社会学有着广泛的应用。这里不讨论其一般
的应用，而只讨论理性选择社会学在经济活动中的应用，因此，所讨论的理性选择理
论并非等同于解释与分析社会学问题的理性选择理论。经济社会学中的理性选择理论
有八个关键的要素，其中四个要素源于新古典经济学，其余要素源于社会学。
            一、来自新古典经济学的四个关键要素
    （一）方法论的个人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理性选择理论并不是一种解释行为的理论，而是一种解释和说明社会与经济系统
之功能发挥的理论。从结构上讲，理性选择理论包括行为者和系统这两个层面。将理
性选择理论社会学与行为经济学加以比较，可把握理性选择理论社会学的特征。新古
典经济学注重从简化的公设中推导出其应用范围，新古典经济学假定信息是完全的，
那么从系统层面到行为者层面的转化看成是需求价格与供给价格之间的信息转换；假
定个人是理性的，则行为由效用最大化公设决定。行为经济学研究个人偏离理性行为
的心理异常行为，社会学中的理性选择理论相对新古典经济学而言，也在行为经济学
研究的领域探索。理性选择理论注重从行为者层次向系统层次的转化，同时接受新古
典经济学中行为者层次的理性假设，由此来考察社会失范。行为经济学认为心理失范
是系统偏离了个人理性所致；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认为失范是系统偏离了新古典经济
学的完全市场的假设所致。公共物品问题是社会失范的典型例子，所有个人理性行为
的结合便产生一种并不是所有人都希望但又不可能由个人理性行为单独得出的结果，
默顿称之为“有目的行为的不期望之结果”。社会学中理性选择理论的特征是部分个
人理性假设的综合以及用具有内生和外生的社会结构替代完全市场的假设，而且这种
社会结构把个人蕴藏于系统之中。在此结构中，决定的必然结果是潜在的集体既得利
益，但缺少社会结构把潜在集体成员整合为一个行动者。为了使行为满足个人利益，
个人就损害他人的利益，而这种被损害的利益是全体成员所共享的。
    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在多数情形下并不关心从微观到宏观运动中的社会结构存在
与否，然而却关注决定宏观结果的社会结构的存在（一般以稳定的制度形式表现）。
从特征上讲，为了与新古典经济学中完全市场中假设的社会结构相一致，这种社会结
构并不分化。
    （二）行为者最优化原理(the principle of actor optimization)
    有别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是个人行为效用最大化，更广泛地说，假设个人是目
标导向的，一旦目标确定，就认为所采取的行动是达到这一目标最有效的。在理性选
择理论中，尽管假设的范围可宽可窄，但却是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的推导其使用范围
的源泉和基点。可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人们可能承认公共利益的激励结构，一
个人得到的利益取决于所有参与者的贡献，很少仅取决于自己的行为不依赖他人的行
为。对理性选择理论而言，以上论述可得出推论，即尽管公共利益的好处大大超过贡
献的代价，那么除非自己贡献所得到的好处比他所付出的代价大得多，若没有一种附
加激励，一个理性的人将不再作贡献。由此得出的另一推论是公共物品不会自愿供给
，这一推论可解释一些社会现象，如为什么人们不主动交纳税款等问题。
    （三）社会优化(social optimum)
    理性选择理论中，行为者最大效用原理是行为者层面的概论，而且最大效用原理
是驱动系统的引擎。社会优化则是理性选择理论中系统层面的概念，社会优化在理性
选择理论和功能主义理论中具有不同的作用，在理性选择理论中，如果双方自愿交换
没用外在影响的资源，双方均能获取较多的利益，没有任何一方被伤害。如果这种交
换发生在非竞争性的结构中，交换率将在一定范围内浮动。在这种结构中，所有使双
方获利的交换完成后，便达到一种最佳状态，这种状态就是社会优化（或称帕累托优
化）。当系统中的个人按效用最大化原则行动时，帕累托优化可能出现也可能不发生
。社会优化是行为的可能结果，而不是行为的引擎；相反，在功能主义理论中，社会
优化是驱动系统的引擎。
    功能主义理论的主要公设表述为社会系统的行为是为了维持其自身的存在，即产
生社会优化。功能主义理论用社会自动平衡原理(homeos-tatic)解释社会制度，换言
之，靠社会制度维持系统的优化状况从而完成其功能。戴维斯(Davis)和摩尔(Moore)
对分层系统的解释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们认为由于职业在维持系统方面的重要性不
同，所以，不同职业得到不同的报偿。
    由此可知，理性选择理论与功能主义理论具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相同之处在
于两者共享同一公设，即在特征上社会是自动平衡的。不同点在于功能主义理论的社
会平衡原理用来解释行为的系统层面；而理性选择理论的社会平衡原理用在低于解释
系统的层面。由此可知，功能主义不能解释与说明个人的衰竭与偏好的改变，但能解
释系统的破坏与变化；理性选择理论则不能解释系统的破坏与变化。同时，理性选择
理论要求除构造社会系统理论的公设外的附加要素。由于理性选择理论是两个层面的
理论，所以有两个附加要素，一个是显示有关个人宏观或系统层面的效果要素关系；
另一个是微观层面的行为的宏观层面效果要素关系，即个人行为的结合而产生的系统
效果。
    （四）系统均衡(system equilibrium)
    在理性选择理论中，社会均衡（亦称纳什均衡）是独特的概念，而且不同于社会
优化。社会均衡是一个由所有参与人的最优战略组成的战略组合，也就是说，在给定
别人战略的情况下，没有任何单个参与人有积极选择其他战略，同时也没人去积极地
打破这种均衡。换言之，均衡是缺乏改变激励的结果。社会均衡和社会优化的区别可
由两人游戏来说明，在游戏中，两人的结果均取决于双方的行动，参与者一方控制着
对方的结果，自己的结果也由对方控制。也就是说，个人的效用函数不仅取决于自己
的选择，还依赖对方的选择，个人的最优选择是对方选择的函数。图一说明了满足上
述条件的行为结构。图中每个格子中的第一个数字表示行为者A的报偿，第二个数字是
行为者B的报偿。若行为者A采取行动2，那么A可使自己的境况改善一个单位；同样，
若行为者B采取行动2而不采取行动1，那么B可使自己的境况也改善一个单位，行为者
A的境况则恶化两个单位。在这种结构中，均衡是行为者A和行为者B都采取行动2的状
态，此时两者的报酬都是零，这是唯一的双方都无意改变的状态。由社会均衡定义知
道，此时构成了社会均衡。社会优化则是行为者A采用行动1，行为者B采取行动1的状
态，两者都比其中之一采取行动2时的境况好。
    （附图  {图}）
    社会均衡与社会优化的比较
    社会均衡与社会优化的不同之处在于集体行为和个人行为的不同。理性选择理论
中的社会均衡源于个人行动的相互影响；而社会优化是一种结果，这种结果是以没有
一人境况变坏，而且使一些人境况更好为目标，在某人的指导下集体取得的。在有些
行为结构中，社会优化也会与社会均衡凑合在一起；有些情形下，两者会截然不同。
社会均衡可能有几种不同形式，但那仅仅只是社会优化的子集；同样，社会优化有几
种不同的形式，也只是社会均衡的子集。社会优化与社会均衡的区别是理性选择理论
的显著特征，这种区别再次说明理性选择理论与功能主义之间的不同。在功能主义中
，社会均衡就是社会优化，社会优化也是社会均衡
            二、来自社会学的四个关键要素
    上述讨论的来自新古典经济学的四个关键要素把理性选择理论与其他社会学理论
区别开来，下面谈论来自社会学的四个关键要素，它们将把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与新
古典经济学区别开来。
    （一）放弃控制而获得效用
    新古典经济学关注的是稀缺资源在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个人之间的分配，其假设是
：一个人若能获得对资源的控制，则他能获得效用；若失去对资源的控制，则失去效
用。在此假设下，一个人仅仅当他获得对某种喜欢物品的控制时才从事交换。但也有
个人单方面放弃对资源控制而获得效用的可能，一个人放弃对自己行动的控制而获得
效用即是一例。若一个人认为将自己的控制转让给另一个人能得到更好的结果，那么
把自己的控制转让给另一个人的行动是理性行为。一般来讲，一个人可由另一个人影
响他自己；或者信任另一个人的判断而不相信自己的判断；或者放弃对自己行为的权
力；或者追随其他人的行为。在这些情形下，一个人都放弃了自己行为的控制权或对
其他人的控制权。这样的转让、信任、影响是所期望的，尤其在信息不完全或者信息
稀缺时，也就是说，当一个行为的结果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时。
    在上述情形下，系统可能发生大的变化，变化之一是由一伙独立个人向权威结构
形成转变，当一伙人把他们行为控制权转让给一位超凡脱俗的领导时，超凡权威便形
成了；系统的另一种变化是朝着没有均衡过程的失稳系统变化。由于单方面放弃对一
种行为的控制，资源不再是“稀缺”的，而且不需均衡，追随投资专家的投资者就是
这方面极为恰当的例证。在一定情形下，可能导致系统失稳或失控。如果人们不仅转
让行为控制权给一位领导人物，而且还观察其他人决定转让控制权给一位领导人物，
那么滚雪球效应极可能发生。在不稳定的条件下，上述行为都可能是理性行为。然而
，在一个行为系统中，这种理性行为将引起系统极度的不稳定，将产生流行、时髦、
疯狂、恐慌、妄想和崩溃。在经济行为中这些现象比非经济行为更重要，特别在股市
和期货市场产生的则更为恐怖。
    （二）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是非正式社会组织的一个方面，这种非正式组织为一个或者更多的行动
者构成了一个可生产性的资源。社区中特有的文化和学校强有力的规则对教育孩子的
父母来讲，构成了一种社会资本；研究生期间的同一研究小组的同学为每位成员的研
究训练提供了社会资本；朋友、熟人之间的网络是一个人工作的社会资本。
    个人也许会在社会资本方面进行理性的投资，朋友、熟人关系的形成就是社会资
本的投资。然而，由于社会资本的公共物品特性，社会资本的多数形式将会是投资不
足。社会资本本质上是社会性的，而且社会资本的多数形式是通过几个或者更多的人
的共同行为而存在的。每个人的不同决定对其他人也有相同的结果。一户人家为了寻
找较好的机会，决定自原居住的社区迁出。由于社会资本是由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
构成的，迁出则切断了与原有的某些关系的联系，原社区的居民可能遭受损失，因为
他们无法控制这种原有关系的中断。这种损失削弱了协助法律发挥作用的各种规范和
惩罚措施，也削弱了帮助父母和学校教育孩子的各种规范。在社区内部，每个家庭由
于他们无法控制的关系中断所遭受的总体损失大于他们自己可以控制的极少数决定中
获得的利益。然而，对一个家庭而言，它从可控制的决定中获得的利益远远超过这些
决定可能为它造成的最低程度的损失。
    社会资本取决于社会结构的财产，尤其取决于社会网络的启闭、社会关系的继续
和关系的复杂程度、关系的多样性等。因此，一定的社会结构产生广泛的社会资本。
新古典经济学忽略社会结构的存在，将社会结构视为内生的。而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
在分析系统功能时毫不犹豫地称社会结构为外生的。
    （三）权力的社会来源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权力是不被注意的，但是在理性选择理论中，权力的分配和
权力的来源则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在既定的情形下，理性行为取决于权力的分配，然
而，如同社会过程有结果一样，权力有其来源。个人借助于集体共同建立的权力分配
从而理性地行动以提高自己的所得利益，从这里可以看出，行为有其等级制度，在这
种等级制度中，一个层面的行动决定低级层面的权力。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不被重视而
在理性选择理论中处于举足轻重位置的权力的社会来源的另一特征是冲突。权力的社
会分配导致了不同利益群体的产生，从另一角度讲，不同利益之间冲突应属理性选择
的分支公共选择研究的范围。从这点看，理性选择以新古典经济学为研究起点，但却
解决新古典经济学以外的问题。
    （四）制度
    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的第四个元素是制度的中心性。新古典经济
学不研究制度；在古典经济学中，完全市场是一种制度，但与其说完全市场在新古典
经济学中视为制度，还不如说完全市场作为假设存在于新古典经济学中，因为完全市
场作为制度在完成交换后的市场结清的价格层面上就解决了。
    制度在理性选择理论中扮演两种角色，一种角色是在从个人行动者层面到产生系
统的结果中，制度把个人的行动结合在一起。这样，市场制度在取决于特殊制度的价
格上重新分配资源；选举制度产生来自个人投票的团体结果，而且结果变化较大。在
实践中，决定团体结果的是制度的有效性。公共选择理论的许多研究集中在考察不同
的政治制度对政策结果的影响。[5]为了取得一致的结果，以制度协调个人行为的方式
构建科层制。制度所扮演的另一角色是影响个人行动的取向系统之状态转变。传播媒
介构成了这种制度的主要类型，它通过对个人认知世界的改变方法来影响其偏好乃至
行为。
    在研究关于个人行为或系统结果特殊制度结构的效果时，用理性选择理论的观点
来看，无论通过从微观到宏观形成，还是从宏观到微观的联系发生，都可以把制度视
为外生的。在有些研究中，为了发现个人的理性行为是如何产生制度的，可视制度为
内生的。例如，日本汽车公司和西方汽车公司的多种组织可以看成对限制与制约的反
映，这些限制与制约是这些公司生存的制度结构所形成的。
    以上就理性选择理论的渊源、背景以及理性选择理论与新古典经济学、社会学的
相同点和差异进行了介绍、分析与比较。如前所述，本文仅仅讨论理性选择理论运用
于经济生活的特例，并未涉及其他方面，旨在抛砖引玉。理性选择理论作为社会学研
究的新视野、新方法必将产生极大的影响。理性选择理论的引进给处于静寂的社会学
的理论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注释：
    [1]周长城，“经济社会学发展的三个阶段”，《国外社会科学》1995年第12期。
    [2]Blau,Peter.1964.Exchange and power in social life.NewYork:Harper.
    [3]Coleman,James ,S.1964.Collective Decisions Sociological Inquiry 36:
166—181.
    [4]科尔曼著，邓方译，《社会理论的基础》，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北京．
    [5]［美］丹尼斯．缪勒著，张军译，《公共选择》，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
                            作者单位：华中理工大学社会学系
【 文献号 】98158
【原文出处】科技导报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803
【原刊页号】62～64
【 标  题 】利他之谜及其博弈论分析
【英文标题】The Altruism Puzzle and an Analysis on the Game Theory
【 作  者 】刘鹤玲
【作者简介】刘鹤玲，华中师范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中心，副教授  武汉430070
）
【 正  文 】
            利他现象的普遍存在
    达尔文进化论确立以后，人们特别关注生物进化中的生存竞争和适者生存。但是，
生物乃至社会集团、民族和国家之间即使在利益部分冲突的情况下也存在着利他现象。
为了研究这一现象，1964年，伦敦大学学院的生物学家汉密尔顿创立亲缘选择理论。19
76，牛津大学生物学家道金斯用基因观点对这个理论作了发展。但是，亲缘选择理论不
能解释非近亲甚至非同一物种个体之间的利他现象。1971年，哈佛大学生物学家特里弗
斯提出互惠理论解释利他现象。1981年，密歇根大学政策科学家阿克塞尔罗德与汉密尔
顿合作，分析了策略在合作进化过程中的性质。同时，有许多实验生物学家对生命有机
体的回报行为进行了实验室和野外观察。此后，关于互惠理论的研究工作大量涌现，成
果迭出，文献量数以千计，对诸多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局面的形成，在很大程
度上得益于博弈论工具尤其是囚徒困境分析方法。
            互惠利他主义的条件
    从博弈论来看，利益部分冲突的两个个体之间的博弈是非零合博弈，博弈者之间采
取的行动有合作和背叛两种。互惠理论的基本思想是，利益部分冲突的个体之所以采取
合作行为，是因为它可能在今后与受惠者相遇时得到回报。威斯康星大学哲学家斯蒂芬
斯给出了互惠利他行为及其进化满足的必要条件。其中，互惠利他行为的必要条件有四
个。这就是：（1 ）该行为必须减少施惠者的与某个自私的抉择有关的适合度；（2）受
惠者的适合度相对于非受惠者必须得到提高；（3）该行为的完成必须不依赖于某个直接
利益的接受；（4）条件（1）、（2 ）和（3）必须适用于参与互惠帮助的两个个体。这
里，条件（1）和（2 ）是使该行为互惠的条件，条件（3 ）把互惠利他主义与互助主义
区别开来，条件（4）使利他主义互惠。这四点分开是必要条件， 合起来是充分条件。
斯蒂芬斯并指出，互惠利他主义要能够进化，还必须满足另外两个条件，这就是：（5）
必须存在察觉“骗子”的机制；（6）必须存在交换帮助的大量（不定）机会。条件（5
）保证利他主义者有惩罚不合作的有机体的办法，条件（6）保证博弈的局数不定。
    互惠理论把有机体采取一个步骤（合作或背叛）得到的结果称为适合度收益，在博
弈论中叫做支付。自己背叛对方合作叫做背叛的诱惑，其收益用T表示；双方都合作叫做
对合作的奖励，其收益用R表示；双方都背叛叫做对背叛的惩罚，其收益用P表示； 自己
合作对方背叛叫做对傻瓜的欺骗，其收益用S表示。如果对手合作自己背叛结果最好，
对手背叛自己合作结果最差，双方合作比双方背叛结果要好，那么支付值的大小顺序就
是T＞R＞P＞S。这称为指令条件。如果合作的奖励比对背叛的诱惑和对傻瓜的欺骗的平
均效果好，则R＞（T＋S）／2。这称为反剥削条件。鉴于这两个条件刻划了关于囚徒困
境的假说，所以人们把它们定义的互惠利他主义称为标准囚徒困境模型。
    这里，反剥削条件是为了保证困境的存在，因为对合作的奖励比对背叛的诱惑和对
傻瓜的欺骗的平均效果好。但是在迭演（就是博弈多次进行）的情况下如果R≤（T＋S）
／2，困境仍然存在。R≤（T＋S）／2意味着一对有机体轮流获得T（诱惑）和S （欺骗
）回报的效果不会比轮流获得R（奖励）的效果差， 这是一个允许博弈者交替剥削和滞
后合作的条件。去掉反剥削条件我们得到T＞R＞P＞S且R≤（T＋S）／2，满足这两个条
件的互惠利他主义模型称为修正的囚徒困境博弈模型。
    上述两个模型都满足指令条件，R大于P和S，就是说， 除了自己背叛对方合作的情
况之外，双方都合作的效果最佳。但是，观察结果显示，情况并非总是如此。有时同步
合作的收益（R ）大于同步背叛的收益（P）。这就像过多的厨师会弄糟一锅汤一样。于
是， 就有了以下三种情况，即T＞P＞R＞S且Z＞（Y＋X）／2、T＞P≥R＞S且P≤（T＋S
）／2、T＞P＞S＞R且P≤（T＋S）／2。 这就是斯蒂芬斯提出的“厨师困境博弈”。不
过，在这三种情况下，虽然同步合作不会使博弈者受益，但是非同步合作还是会相互受
益，所以互惠利他主义仍然存在。在上述三个厨师困境模型中，第一个模型是不稳定的
厨师困境博弈，因为两个博弈者由于同步背叛而做得更好。第二个模型中R≥P，是强厨
师困境博弈。最后一个模型称为弱厨师困境博弈。
    上述模型对一些实际的观察结果，如鲈鱼的性角色变换、猎神狒狒交配中的雄性个
体联盟、野蝙蝠的血液反哺等均作出了很好的解释。
            合作进化的链条
    以上条件给出了互惠利他主义及其进化的可能性。但是，现实世界中的情况是复杂
的。这些条件并不意味着，利他者总是采取合作行为，因为采取这种行为的有机体若是
面对总是采取背叛行为的有机体是会败下阵来的。这样，采取合作行为的有机体就会被
淘汰而不会进化。就是说，利他主义者也可以在必要时采取背叛行为。博弈论中把支配
博弈者采取合作和背叛行为的规则称为策略。策略有许多种。以上讲的任何时候都合作
和任何时候都背叛分别称为全合作和全背叛策略。有一种交替策略，随机地选择合作或
背叛，但采取合作和背叛的机会各占一半的次数。全报复策略决不首先背叛，但是只要
对方有一次背叛，就从此一直背叛下去。一报还一报策略是第一步采取合作行为，然后
采取对方上一步采取的做法，就是说，如果对方背叛它就背叛，如果对方合作它就合作
，但是第一步它不知道对方的做法时就采取合作行为。两报还一报策略是第一步合作，
然后如果对方连续两步背叛它就背叛一次，在其他情况下都采取合作。这些都是简单、
常见的策略。
    阿克塞尔罗德把策略的进化分为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对应于一个性质完全不同
的问题，从而把利他之谜放到进化链条中并更加精细化。这些阶段和问题分别是：
    1.起始阶段：一个利他的策略如何能够在一个不合作占优势的环境中取得立足之地
？这个问题称为策略的初始成活性问题。
    2.中间阶段：什么类型的策略可以在一个由采用其他多种复杂策略构成的多样化环
境中繁荣起来？这个问题称为策略的强健性问题。
    3.最后阶段：在什么条件下，这样的策略一旦完全建立就能抵抗变异策略的侵犯？
这个问题称为策略的稳定性问题。这个问题中涉及到的变异策略、策略侵犯和稳定策略
概念是梅纳德·史密斯提出来的。可以这样理解这些概念：假设一个群体中的成员除了
个别变异个体之外都采用某一特定策略，而这个变异个体采用的另外的不同策略就是变
异策略。如果这个变异个体所得收益高于群体成员的平均值，则称这个变异策略能侵犯
这个群体采用的策略；反之，如果一个策略不能被其他策略侵犯，则称这个策略是集体
稳定的。假设一个群体的成员采用几种策略，如果其中一种策略的收益值大于其他策略
的收益值，则称这种策略是进化稳定的。
    假设一个群体开始都采用全背叛策略，而且这个策略是进化稳定的。有两个机制可
以使基于合作的策略成活。第一个机制是亲缘关系的作用。当这个群体中的一员因为亲
缘关系而对某一个近亲成员采取利他行为时，合作就会出现。这样，合作就会逐步使有
近亲关系的一个小群体受益。当远亲成员对利他行为不回报时便会得到背叛的反应。这
样，合作就会逐步扩散到无亲缘关系的群体之中去。在两个个体再次相遇的机会足够大
时，基于回报的合作就会繁荣并且稳定下来。第二个机制是采用基于合作的策略的小群
体成员之间的相互作用。只要这个小群体的成员相互作用的比例和它们相遇的机会足够
多，这种策略就会成活并且稳定。阿克塞尔罗德组织了两次计算机竞赛，分别有14和62
种策略参赛。后来，他又用生态模拟策略竞争过程。两次竞赛和生态模拟的结果都是一
报还一报获胜。这说明基于合作的策略可以是进化稳定的。当然，上述两种机制还可以
相互作用。总之，合作可以在一个无条件背叛的世界里产生，以相互回报合作为宗旨的
小群体之间，一旦有交往的可能，合作便会出现。这样，基于回报的策略能够在许多不
同类型的策略组成的环境里成长起来，并且能够抵抗其他不太合作的策略的侵犯。
            稳定策略的理论命题
    阿克塞尔罗德系统总结了在标准迭演囚徒困境情况下集体稳定策略的特征，把它们
概括为8个理论命题，并且对之作了证明。
    有两个概念对于理解这些命题是重要的，一是不同步骤博弈的收益值，二是策略相
遇时的收益值。前者是从历时维度看，后者是从共时维度看。先介绍前一个概念。博弈
者之间能合作是因为他们有可能再次相遇。但是，现在比未来更为重要，因为一般认为
未来所得的收益值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少，并且现在的博弈是现实，而再次相遇只是
可能，迭演博弈可能会终结于对手的职业改变、居住地迁移、死亡或者破产。所以，同
样的行为相遇导致的收益，下一步与当前一步相比并不相同，前者要打一个折扣。在计
算迭演囚徒困境中的收益值时，我们用一个折扣系数W表示下一步相对于当前一步的权重
或重要性，它的值在0与1 之间。后一个概念前面曾间接提到。如果策略A与策略B相遇，
策略A 的收益值用V（A／B）表示；同时策略B也要与自身作用，策略B 与自身作用的收
益值用V（B／B）表示。就是说，如果一个采用B的群体中有个别个体采用A的话，采用B
的个体除了要与采用A的个体打交道之外， 还要与同样采用B的其他个体打交道。如果策
略A侵犯策略B，就可以表示为V（A／B）＞V（B／B）。
    现在我们分别讨论这些命题。
    首先我们看是否存在无条件的最佳策略。答案是否定的。假设对方采用全背叛策略
，那么这一方的最优策略就只能是全背叛，因为合作没有任何意义。再假设对方采用全
报复策略，那么这一方的最优策略就只能是全合作，因为对方不首先背叛但又决不饶恕
任何一次背叛。可见，策略的优劣，依情况而论。就是说，只要折扣系数W足够大， 就
不存在独立于对方策略的最优策略，这是命题1。
    命题2是，一报还一报是集体稳定的，当，且仅当W至少大于（T －R）／（T－P）和
（T－R）／（R－S）二者中的较大者。 这个命题的证明稍复杂一些。其大体思路是，全
背叛和交替策略不能侵犯它，所以没有其他策略能够侵犯它，因此它是集体稳定的。通
俗地讲，这个命题的意义就是，如果一个群体中的每个个体都采用一报还一报策略，只
要未来足够重要，那么这个群体中就不会有哪个个体采用其他策略而能更多地受益。
    那么，包括一报还一报在内的所有集体稳定策略有没有共同特征呢？有。命题3给出
了以合作开始的策略集体稳定的条件。 这就是：任何可能首先合作的策略，只有当W足
够大时，才可能是集体稳定的。 有人说，商业中最有力的道德执法者是持续的关系。如
果供应商濒于破产，那么其客户往往以种种理由要求拒付贷款。下次选举中可能落选的
议员很难与其他议员进行立法交易。这都是因为W 不够大而导致首先合作的策略不稳定
。
    命题4给出了善良策略集体稳定的条件。 所谓善良策略就是不首先背叛的策略。一
个善良策略要成为集体稳定的，它就必须能被对方的第一次背叛所激怒。就是说，当对
手第一次背叛之后，他也必须以自己的背叛来报复对手，否则，由于其收益值减少就会
被背叛的策略侵犯。
    当然，在所有集体稳定的策略当中，也有无条件的稳定策略。命题5告诉我们，全背
叛策略总是集体稳定的。这个命题是容易明白的， 因为群体成员中的每个个体每一步都
背叛，都将得到P， 而任何采取合作行为的个体的收益总是S，而且永远别想会得到回报
。可见， 如果采用其他策略的单个个体进入“小人”（相对于“君子”而言的）世界的
话，这个世界完全可以抵抗这个个体采用的任何策略。正所谓“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
清”。
    不过，可以使我们不至于太悲观的是，如果采取其他策略并进入全背叛的“小人世
界”中的不是单个个人而是一个小群体，即使这个小群体与采取全背叛策略的大群体相
比显得微不足道，但是只要采取这种策略的个体之间相互作用的比例足够大，这个新策
略就可以侵犯全背叛策略。在满足这个条件的情况下，侵犯全背叛策略的那些策略当中
，对采取新策略的个体的相互作用的要求是不同的。命题6告诉我们， 能以最小p值的一
小群体侵犯全背叛策略的是那些具有最大识别力的策略， 如一报还一报。这里的p 是采
取侵犯全背叛策略的新策略的个体之间相遇的比例。如果采取一报还一报的个体与采取
全背叛的个体相遇，它的第一步是合作，但此后都是背叛；如果它与采取相同策略即一
报还一报的个体相遇，就会总是合作下去。这就很容易识别采用两类不同策略的个体。
这种识别力可以使采用它的小群体侵犯“小人”世界。
    接下来的问题自然是，善良策略会不会像全背叛策略那样，虽然不能被某单一个体
侵犯，但却能被这类个体组成的小群体侵犯呢？ 命题7就是对这个问题的否定回答。这
个命题说，如果一个善良策略不能被某单个个体侵犯，那么它也不能被这类个体的小群
体侵犯。这种情况正好与全背叛策略的情况相反。全背叛策略可以抵抗任何由单独个体
采取的其他策略的侵犯，但却不能抵抗这样的小群体的侵犯。善良策略只要能抵抗由单
独个体采取的新策略的侵犯，它就能抵抗这样的小群体的侵犯。这是善良策略在进化过
程中优于全背叛策略之处。政治学中这方面的例子甚多。
    策略的侵犯可以像上述讨论中的情况那样，由采取某种新策略的个体或小群体进入
一个采取老策略的大群体来实现，也可以在这样的个体或者小群体并不进入采取老策略
的大群体的情况下实现。
    博弈者的活动领域称为领地，它可以是地理或物理空间如居住地等，也可以是抽象
的空间如产品类别、政治见解等。一个领地的主人可以不进入其邻居的领地，而使自己
采取的策略侵犯其邻居领地或者被其邻居的策略所侵犯。命题8的内容就是，如果一个策
略是集体稳定的， 那么它也是领地稳定的。这个命题可以理解为，领地系统中的博弈者
抵抗其他策略的侵犯并不比博弈者相遇的情况下抵抗其他策略的侵犯更难。
    囚徒困境中的策略有很多，我们可以从现实生活中总结，可以逻辑地设计，还可以
通过对生命、有机体的行为进行观察获得。但是，各种策略的竞争，都会满足上述8个命
题。
    ［编者注：参考文献（主要是外文）全部删去，需者请与作者联系］
【责任编辑】蔡德诚

2007-5-26 19:23 ~快雪时晴~
【 文献号 】97127
【原文出处】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
【原刊期号】199604
【原刊页号】73-82
【 作  者 】江丹林
【 标  题 】整体论、决定论还是中心论
    ——兼论当代西方关于非西方社会的发展理论
【 正  文 】
    当今世界，非西方社会的各种发展形态引起了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理论界的空前重
视。西方学者开始从各个领域和视角进行探索，取得了不少令人瞩目的成果，如韦伯
的世界文明比较理论；帕森斯的社会演变和文化传播理论；罗斯托的结构变动理论以
及“现代修正学派”和“强大政府学派”的理论等等。这些理论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
非西方社会发展的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也给予了新的启示。今天非西方社会的现代
化将沿着整体论、决定论还是西方中心论的方向发展，是一个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
    作者江丹林，１９５０年生，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随着殖民地国家的纷纷独立和第三世界的兴起，迫使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思想理论界对之作出解释，非西方社会发展理论获得了空前的重
视。西方学者开始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等不同的视角，对之
进行多方面的探索，提出自己关于非西方社会如何实现现代化的新理论，经历了一个
由分析到综合、一般到个别的理论嬗变过程，取得了不少令人瞩目的成果。这些成果
为我们深化和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关思想，提供了新的理论来源，但也提出不少
挑战。本文注重当代西方各种非西方社会发展理论学说之间的整合，选择几个最有代
表性的学派，从总体上梳理其发展的内在逻辑线索，以便为我们深化和发展马克思主
义非西方社会发展理论寻求新的理论来源。
            一、整体文化效应：宗教精神与资本主义
    马克斯·韦伯的世界文明比较论虽然不是直接研究非西方社会发展理论的，但他
在对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伦理导因和中国（以及印度）社会经济发展之谜以及东方儒
教和西方新教伦理的对比研究中，直接涉及到了非西方社会发展问题，从而对之产生
了深刻、持久的影响。以至在当代，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有对非西方社会发展理论
的研究，必然就有韦伯的理论相伴随。
    韦伯的世界文明比较论思想，主要集中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１９０
５——１９０６）和《诸世界性宗教的经济伦理》中。前者相当于他的世界文明比较
论的导论，主旨是探讨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兴起的伦理要素。后者则在与之比较中
，转向了更加广阔的非西方社会。
    就新教伦理与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兴起而言，所谓新教伦理，指的是１６世
纪欧洲宗教改革所兴起的基督教新教，韦伯是按照下面的逻辑展开自己的这一思想的
。
    １．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兴起是与“资本主义精神”分不开的。在韦伯看来
，工作就是目的本身，必须具有“天职”观念，它是“资本主义的一条首要原则”［
①］。这就与前资本主义工作的目的就是财富的拜金欲划清了原则的界限。
    ２．“资本主义精神”属于“理想类型”的概念，而不是描述性的概念和规范性
的概念。这样它可以作为揭示西方现代资本主义起源座标图上的原点和设置一个概念
上边界明晰的参照点，从而达到客观地理解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产生过程中人们行
动的主观内容，进而对这一行动与社会环境的因果联系作出合理性解释，说明西方现
代资本主义文明起源的真正原因。
    ３．“资本主义精神”源于新教伦理。在这里，韦伯面对一个“二律背反”的问
题：就一般意义而言，宗教活动与经济活动是互相排斥的，因为前者是出世，对入世
的经济活动兴趣不大；后者是入世，往往对出世的宗教活动兴趣不大。那么，“资本
主义精神”为什么会源于西方宗教中的新教伦理呢？韦伯通过对新教伦理中的加尔文
教的“命定论”（Predestination）的剖析，走出了“二律背反”的困境。加乐文教
的“命定论”认为，《圣经》是信仰的唯一准则，始主亚当堕落犯罪后，整个人类本
性都已变坏，故人类无法自救；谁将得到救赎和谁将永远沉沦，是由上帝早已“命定
”的。所以，谁也无法预测自己未来的命运而陷于恐惧之中，其唯一的出路是每一个
人都有责任自信自己已被上帝“命定”选中而得以赎救，通过自己的心来理悟上帝，
在对上帝的绝对信仰中得到安慰；获得被选中的自信的唯一途径，是尽力劳作于自己
的职业来侍奉于上帝。“资本主义精神”中工作就是目的本身的“天职”观念，就是
这样产生的。
    在韦伯看来，源于新教伦理的“资本主义精神”在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产生之
后，逐渐丧失了自己的作用，资本主义经济转而由其自身的种种机制而运转，另一套
与早期“资本主义精神”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念支配着人们的行为，因而与之呈现出深
刻的矛盾。
    韦伯认为，新教伦理和由其产生的“资本主义精神”，仅仅是现代资本主义文明
出现在西方而非东方的诸原因中的一个。其它原因包括：新的能源取代人力，导致了
工业技术化的过程；由饥饿所逼被迫出卖劳动力的自由劳动者的出现；合理化簿记方
法在工业企业中的运用；自由竞争市场的出现；理性化的法律系统的逐步确立；股票
和其它纸币的使用和经济生活的全盘商业化。显而易见，韦伯在这里深受马克思的影
响。
    就东方宗教伦理与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互相排斥而言，韦伯是通过与西方现代资本
主义文明相比较的视角来进行的，这里仅以他对中国的研究为例，作一分析：
    １．中国历史的发展长期处于停滞之中，其原因在于中国社会的社会结构具有与
西方社会的社会结构不同的特点：（１）就城市而言，西方的城市是享有政治自主权
的市民自治城市，而中国的城市则并不如此，产生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血缘亲
属关系未被打破。（２）就政治体制而言，在地理环境（如大河流域所要求的水利工
程的建设等等）特殊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央集权制，是中国城市无法成为西方市民自治
城市的又一个重要原因。（３）就宗教而言，中国缺乏如西方那样强有力的、由教会
控制世俗统治者的宗教团体组织，而是政教合一，皇帝同时又是宗教的最高领导者，
宗教仅仅是其控制、驯顺人民的有用工具。（４）上述三个特点的相互作用，在中国
形成了一种僵化的社会结构模式，最终导致了中国历史的停滞和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
强有力的抵制。这就是说：血缘亲属关系阻碍资本主义经济机制的运行；土地出卖或
因国家禁止或因家规反对而十分困难；世袭制的中央集权专制统治形成了庞大的有利
可图的官僚集团，这种阶层为了自身的利益又反过来维护世袭的中央专制统治。上述
因素形成了阻碍法制发展的阻力，从而在中国实行的是实质（伦理）法，而不能建立
起适合现代资本主义文明需要的法律体系。
    ２．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近代中国有利于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产生的条件的出现
及其夭折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儒教。韦借正确地看到１７世纪以后的中国，也确实
出现了一些有利于资本主义现代文明产生的条件，诸如私有财富的增加、土地买卖的
较大松动、人口的增加、移居流动以及职业选择的较大自由、水利的改善和耕作技术
的提高。然而，最后的结局却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文明并没有在中国发展起来。这样一
来，韦伯面临着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中国社会结构的血缘亲属关系、土地买卖因
国家禁止和家规反对十分困难以及世袭制的中央集权专制统治所形成的庞大官僚集团
所导致的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所必需的法律制度不能建立，决定了中国纵向历史发展的
停滞性以及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不可能产生。那么，为什么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中
国能够产生有利于当代资本主义文明产生的条件呢？
    ３．同理可证：在韦伯看来，正如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在西方起源的重要原因是新
教伦理（基督教新教）一样，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在东方中国不能发展起来的重要原因
也在于中国特有的儒教。中国传统僵化的社会结构被中国特有的儒教所强化，从而使
１７世纪所形成的有利于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产生的条件最终未能打破中国传统僵化的
社会结构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发展所造成的种种障碍和桎梏，而不得不中途夭折。韦
伯在这方面的比较研究纵横交错、极为复杂。本迪克斯在《马克斯·韦伯：一幅知识
肖像》中作了比较全面的归纳分析。
    在韦伯看来，儒教与基督教新教虽然在表面上有不少相同之处，如都基于一定的
终极宗教信念，主张清醒节制和自我控制，自觉慎重地处理现世事务，不反对财富的
积累等；但在本质上是相互排斥的，代表着两种根本对立的精神：儒教过于重视由血
缘关系和人身依附所构成的家庭关系；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产生的一个重要的必要
条件是打破这一关系，在市场面前人人平等，经济计量成为一切人和一切活动的公正
尺度，而新教伦理把工作作为目的本身，通过侍奉上帝达到对现实生活的主宰，主张
打破血缘亲属关系对社会经济活动的束缚。正是这种本质上的对立，决定了现代资本
主义文明只能起源于西方而不是非西方社会的中国。
    必须在这里作一辨析和说明的是：主要在韦伯看来，文化价值观念确实是现代资
本主义文明能否产生的主要原因，但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它的进一步发展与传播是
不同的。同样，儒教在历史上曾经成为扼杀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根本原因，但它不一
定会成为扼杀资本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主要原因。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理论观点。由上
可见，韦伯在西方和非西方的对比研究中，提出了不少富有启发的思想观点：１．冲
击了西方的线性历史观。韦伯在对西方和东方宗教深入广泛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认为
东方宗教有自己特有的理性，不能用西方的发展来解释东方的发展。２．突出了非经
济条件的文化价值观念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这是一个有力的启迪，对于非西方
社会落后国家发展而言，现代化应该是全方位的。在一定的意义上，离开了文化价值
观念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经济的现代化。３．看到了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局限
性——人成了外物的奴隶。非西方社会落后国家在实现其现代化的过程中，对此必须
要有清醒自觉的认识。４．说明了在文化价值观念问题上，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
兴起和它的进一步发展和传播是不同的。由此可以推导出这样一个合理的观点：非西
方社会落后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其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对借鉴现代西方资本主
义文明成果也有积极意义，必须对之作辩证的分析。
            二、线性演化的社会发展模式
    以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为代表的功能学派的人类历史社会进化的
演变模式和文化传播理论，直接受到了韦伯理论的影响，但其为了维护传统的线性历
史观的西方式现代化理论，仍然采用东方停滞说，抛弃了韦伯理论中对西方线性历史
观冲击的合理思想。
    帕森斯深受韦伯“社会行动的理想类型”范畴的影响，其理论出发点是“社会行
动”，具体包括以下四个方面内涵：（１）行动有机体系统，承担适应功能，可用英
语字母A（Adaptation）表示；（２）人格系统，承担目标获取功能，可用英语字母G
（Goal attainment）表示；（３）社会系统，承担整合功能，可用英语字母I（Inte
gration）表示；（４）文化系统，承担着潜在模式维持功能，可用英文字母Ｌ表示（
Latency,Patern maintenance）。在帕森斯看来，这四个方面的内涵相互作用，共同
构成一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本结构。这就是他用以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著名的“
ＡＧＩＬ模型”。
    正如“社会行动”是由“ＡＧＩＬ”四个基本要素及其功能以及它们的相互作用
构成一样，在帕森斯看来，社会系统作为其中的一个子系统，自身也由四个要素及其
功能以及它们的相互作用构成。与“ＡＧＩＬ模型”相适应，它可以用英语小写字母
agil表示，构成“agil模型”。具体说来：ａ——经济，承担适应功能，意指社会系
统通过经济活动与外部环境交换，获取自身所必需的资料，并在系统内各个部分之间
进行分配。ｇ——政治，承担目标获取功能，即由社会政治部门负责确定社会总体目
标以及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对社会成员的动员。ｉ——综合，承担整合功能，指由种种
原因形成的社会群体和共同体承担对社会系统各个部分以及每个部分的各个单位在各
种层次上的协调统一，特别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和整体运动的协调一致。ｌ——价值托
管，承担潜在的模式维持的功能，“潜在的”的含义是指按某种规范原则指导进行的
行动暂时中止，但规范原则仍然存在，一旦行动恢复，规范原则也同步恢复指导作用
。因此价值托管具有本质上是根据一定的规范原则确保社会系统内行动连续性的功能
。
    帕森斯认为，在人类历史中，社会系统的四个部分并不是同步发展的，而是有先
有后、错综复杂的。据此，帕森斯运用“agil模型”建构了人类历史社会进化的演变
模式——“四过程和五阶段说”。“四过程”是指在社会的进化中，必须经过分化、
适应性升级、包容和价值普遍化四个过程。“五阶段”是指社会系统四个部分从原始
状态中有先有后地分化和发展的程度不同所形成的社会进化的五个阶段。它们是原始
阶段、古代阶段、中间阶段、温床阶段和现代社会阶段。
    当帕森斯把人类历史社会进化演变模式的理论具体地应用到人类历史时，他得出
了如下的结论：从原始阶段经过古代近东、罗马、阿拉伯国家，特别是经过希腊、以
色列到现代西方，构成了这一演变的主线，围绕着这一主线同时也有许多支线。然而
，从东非的部落到中国、俄国、伊斯兰等许多伟大的文明都走上了这一演变支线的道
路，未能完成这一演变模式而成为失败的落伍者。而且越接近现代社会，这些支线的
失败也就越多。西方成了唯一的成功者，进化几乎变成了单线。他运用社会系统“ag
il模型”，说明产生这一情况的原因在于人类历史社会进化的推动力，在于分化、整
合的能力，而这种能力仅仅只有源于古希腊、以色列的文明才真正具备，其表现是使
契约和财产制度化。社会进化的标志是法制的完善，以便能够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分
化的需要。在这个意义上，现代社会的标志是“独立的司法制度”，而在非西方社会
中的中国、印度等文明古国，由于缺乏人类历史社会进化所必需的分化、整合能力，
因而都未能进入现代社会而不能不成为失败的落伍者。那么，非西方社会怎样才能实
现进入现代社会呢？帕森斯根据他从西方社会中抽绎出来的标准，运用文化传播理论
，认为非西方社会现代化的唯一出路是西方化——采用西方的法制和价值观念。
    帕森斯深受韦伯的影响，高度重视文化在人类历史社会进化中的作用，认为在“
ＡＧＩＬ模型”的四个部分虽然互相依赖、互相作用，但起的作用大小是不同的，文
化系统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在文化系统和社会系统的相互作用中，文化系统必然要
影响到社会系统内部的经济、政治、综合和价值托管四个部分，为社会系统内部的成
员提供基本的价值指导和行为规范的原则。
    所以，“ＡＧＩＬ模型”以及下一个层次的“agil模型”，不仅可以运用于整个
人类历史的社会进化，而且可以把它们的运用结合起来。
    以此为立论的依据，帕森斯着眼于人类历史社会进化的总体，把各个社会内部的
文化系统发展过程看作人类历史社会进化总体上的文化系统发展总过程中的一个相互
作用的组成部分；把世界上各个不同的民族、国家的文化系统看作这个总体上的文化
系统的不同发展阶段，因而一个特定的社会内部的文化系统的发展，如果达到了当代
总的文化系统的最高水平，便有可能超越这个社会的界限而向外传播，从而成为一种
世界性的文化，对整个世界的各个民族、国家的社会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
    据此，帕森斯认为在人类历史社会进化的演进模式中，应当区分非西方社会支线
的失败和西方社会主线的成功，作为支线的非西方社会可以没有西方社会成功的一整
套条件（就“agil模型”而言），但可以接受西方社会的文化传播，实现自己的现代
化。所以，非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只能是西方式现代化。
    不用怀疑，在帕森斯的理论中有某些合理的见解，如看到非西方社会纵向发展上
的停滞，用文化的传播引起非西方落后国家跳跃式的发展来突破其停滞的状态，注重
社会法制体系的建设。他的“ＡＧＩＬ模型”以及下一个层次的“agil模型”，作为
对人类历史社会进化分析的理论框架和方法，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并在这一分析过
程中提出了不少令人深思的思想，如看到在人类早期生活中血缘亲属关系的重要作用
，看到了思想文化价值观念的变化与经济、政治发展的关系等等。然而，在他的理论
中充满了线性历史观的“西方中心论”以及“资产阶级社会永恒论”的偏见；夸大了
文化在人类社会历史中的作用；此外，文化传播理论还过于夸大了外因的作用，看不
到非西方社会落后国家有着自身实现其现代化的内在动力。所以，必须加以扬弃。
            三、经济视角：从线性到结构的社会变动模式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是“线性阶段模式”的理论代表
。罗斯托的理论具有强烈的社会意识形态色彩，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化是非西方社会落
后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唯一出路。为此，他坚决反对社会主义道路。在１９６０年出版
的《经济成长：非共产党宣言》一书中，罗斯托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划分为五个依次
演进的阶段：传统社会、“起飞”准备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高额群众消
费阶段。在１９７１年出版的《政治和成长阶段》一书中，他在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后
面又增加了一个追求生活质量阶段。
    罗斯托看来，非西方社会落后国家处于“贫困的恶性循环论”中，其贫困和落后
是由一连串的因果联系的链条组成的。“起飞”就是突破非西方社会落后国家经济的
停滞状态，在其工业化初期较短的时间内（２０—３０年）实现基本经济和生产方法
上的剧烈转变。实现“起飞”的两个必要条件是：１．资本积累率要达到１０％。２
．建立“起飞”的“主导部门”（指发展较快、能带动其它部门而本身又能创汇的工
业部门）。在罗斯托看来，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历史上实现的“起飞”相比较，
非西方社会的发展中国家“起飞”的困难主要有两个：（１）人口增长率高；（２）
国内政治动荡引起资金和人才外流。有利条件也有两个：（１）有西方现成技术可以
利用；（２）有“国际援助”可以加快“起飞进程”。为此，非西方社会发展中国家
必须特别注意以下十个问题：１．防止出现“早熟消费”（“消费超前”）；２．着
重进行“基础结构”建设，如港口、交通性、动力等；３．降低人口出生率；４．发
展“创汇部门”；５．解决“隐蔽的失业”问题；６．国家在干预经济方面起较大作
用；７．防止人才和资金外流；８．动员国内闲散资金，必要时实行“强迫储蓄”。
９．吸引外资，并有制度保证。１０．加紧推广新技术。其中的核心是“资本”问题
。
    应当肯定，在罗斯托的上述理论中，存在相当合理的思想，特别是在具体问题上
，更是如此。例如，上面提到的必须特别注意的十个问题，有针对性，发人深省。然
而，按照罗斯托这一理论实施的非西方社会发展中国家却没有能够实现现代化的“起
飞”。实践的检验充分暴露了其理论上的重大弱点：
    １．作为反对社会主义的一种发展理论，不敢正视非西方社会落后国家生产力与
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正视其民主革命的任务，特别是土地改革
。
    ２．作为一种线性历史观的发展理论，把西方资本主义化看作是非西方社会落后
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唯一出路，因而虽然在现象上强调其特殊性，但在本质上无视非西
方社会特殊的经济、政治、文化条件。
    ３．作为一种研究人类历史社会进化的发展理论，用传统社会、“起飞”准备阶
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的演进模式理论框架去分析历史，
离开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人类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而不能正确地揭示人类历
史社会进化的“重复性”、“常规性”和“顺序性”，也不能科学地说明传统与现代
化的真实关系。
    ４．作为一种研究非西方社会落后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的理论，却掩耳盗铃地无
视西方资本主义殖民掠夺以及不平等的国际分工严重地制约着非西方社会落后国家的
发展。
    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威廉·阿瑟·刘易斯提出，后经耶鲁大学的费景汉和拉
尼斯等人发展的“结构变动模式”理论，以非西方社会落后国家不发达的经济利用什
么样的经济机制才能从仅能糊口的传统农业为主的社会转变为以制造业和劳务业为主
的现代化、城市化和多样化的社会为中心研究课题。他们提出了“结构变动模式”理
论建构的三个假设前提：１．非西方社会落后国家不发达的经济可以划分为两个部门
：城市中以制造业为中心的现代化部门；农村中以农业和手工业为主的传统部门。２
．劳动无限供给，即农村中由于劳动和其它生产要素相比供过于求而使“边际生产率
”等于零，其劳动力相对过剩，农业部门中存在着大量隐蔽性失业人口，因而对城市
工业部门而言，劳动可以无限供给。只要城市工业部门资本积累增加就能吸收农业部
门中的剩余劳动。３．工资水平不变。这就是说，传统农业部门对工业部门的劳动无
限供给，决定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在被城市吸收完之前，城市工业部门的工资不会随劳
动生产率提高而提高，始终保持不变的水平。
    根据三个前提，他们提出了“结构变动模式”的运行机制。
    这里所谓的“变动”，是指由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的转化。因为只有现代化的城
市工业部门才是增长的主要部门，传统的农业部门只能是消极被动的部门。城市工业
部门增长的动力是资金积累，它来自利润的再投资，利润来自对剩余劳动的利用。同
时，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又是密切相关和同步进行的。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和技术的
不断进步，农村中的剩余劳动越来越多和越来越快地被吸收到现代工业部门中去；当
农村剩余劳动被吸收完而这一过程中止时，非西方社会落后国家也就实现了现代化。
    由上可见，“结构变动模式”理论着重分析非西方社会落后国家经济结构内部工
业和农业两大部门的相互关系及其演变，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经济发展过程中
城乡对立的客观规律，看到了这一过程中农业部门大量隐性失业人口问题，强调了资
本积累和技术的同步进行，并考虑到了体制等方面的因素，在具体的理论观点上具有
相当的合理性和启发性，与“线性阶段模式”为主的西方发展经济学相比，体现了认
识的前进性，这也是它受到许多经济学家的赞同以及被许多非西方社会发展中国家采
用的原因所在。但由于这一理论以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为指导和以西方发达资本主
义国家历史经验为根据，主张在非西方社会落后国家发展西方式资本主义，这就决定
了其在本质上的非科学性。其具体表现在：
    第一，唯心史观与形而上学。这就是说，唯心主义地离开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
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来谈论非西方社会落后国家的现代化，形而上学
地把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看作是一种线性发展的历史，进而把西方式资本主义现代化
作为其目标以及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历史经验机械地套到了非西方
社会发展中国家的头上。
    第二，前提的虚假性。在非西方社会落后国家中，不仅农村有大量隐性失业人口
，而且城市也同样如此，因而城市工业部门的发展，首先必须解决的是城市失业人口
。虽然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失业人数不断增加，但工业部门的工资无论在绝对量
上还是在相对量上，与农村相比都在上升，而不是不变。此外资本积累和就业机会并
不是同步扩大，因为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后者必然相对落后于前者。所以，农
村进入城市的人口是不可能都获得就业机会的。
    第三，人为地扭曲工业和农业的关系。这就是说：（１）忽视农业发展在促进工
业发展方面的基础作用，没有看到因农业增长而出现剩余产品是农业部门的人口流向
工业部门的先决条件。（２）无视农业部门的技术进步、生产增长和收入提高的必要
性和可能性，片面夸大城市工业部门扩大吸收农村剩余劳动的作用，最终必然形成城
市的畸形发展。（３）回避了城市工业发展过程中工业资产阶级对农村农民的掠夺。
    第四，曲解西方社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非西方社会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这就是
说，掩盖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非西方社会落后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不平等地位以
及国际贸易中的不等价交换，主张维护国际经济旧秩序，片面夸大二者互相依存的一
面，回避了前者对后者的剥削是后者现代化过程中的重大阻力这个铁一般的事实。
            四、现代化：政治决定还是经济决定
    经济的现代化，离不开政治的现代化。当代西方学者在思考非西方社会发展中国
家如何实现现代化问题的伊始，有的学者对此就有一定的认识。英格尔斯在《人的现
代化》中提出现代人就是政治人的思想。Ｄ·伊斯顿提出了政治系统分析理论，认为
其生存力在于能否“权威性地为社会分配价值”［②］，即能否发挥自己最主要的中
心功能。在此基础上，Ｇ·Ａ·阿尔蒙德提出了分析非西方社会落后国家“政治发展
”的理论框架——结构功能主义，认为非西方发展中国家在实现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必须增加其政治体制在解决这一过程中所遇基本问题的能力。
    从总体上讲，上述学者坚信非西方社会发展中国家虽然其历史、传统、文化与西
方社会不同，但毫无例外地都要走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开辟的工业化道路。因
为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代表着非西方社会发展中国家的“终级状态”和得以拯救的
唯一“诺亚方舟”。所以，其政治的现代化过程也就是其西方化的过程。
    但这种离开了非西方社会发展中国家的具体国情，硬套西方社会发达资本主义国
家政治体制模式的做法是注定行不通的。非西方社会发展中国家一再发生的军事政变
、政治屠杀以及腐败现象的泛滥，迫使西方学者在研究这一问题时，由原来单纯的理
论逻辑推导，进入到对实际情况的考察。由此直接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是如下情况：１
．政治发展极度不平衡，政治变化发展的现代化过程几乎全部集中在城市并为政治精
英所控制，农村几乎原封不动地保持着传统的、原有的政治结构。这种政治发展不平
衡的矛盾，不仅不能使政治机构有效地对整个社会作出正确的反映，而且势必引发政
治上的动乱。２．最大的政治变化是如何满足群众维持起码生活要求的迫切愿望，处
于极度贫困和恶性循环的非西方社会发展中国家，迫使社会一切都纳入政治的轨道。
    这样一来，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问题被尖锐地提了出来——既然经济和政治的现代
化不可能同步前进，那么谁应当放在更优先的位置上呢？政治现代化，离不开经济的
现代化；经济的现代化，又需要政治现代化。虽然球又被从经济领域踢回了政治领域
，但其研究关注的中心不再是原先单纯的如何向西方的所谓政治民主发展的政治现代
化问题，而是如何建立一个稳定而又有权威的政权，以便保持社会的稳定，推进经济
的发展。
    “现代化修正学派”和“强大政府学派”的理论由此应运而生。他们反对把非西
方社会落后国家简单地划分为“传统”与“现代”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认为传统社
会也不是如死水一潭般静止不动，其本身也是一连串变化的产物并形成了一个由不同
方面、部分甚至是矛盾和对立的方面和部分构成的整体。“传统”和“现代”也决不
是绝对对立的，实现现代化不一定就要消灭传统，在适当的条件下，“传统”本身也
可以推进现代化。所以，在非西方社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现代化过程中，“传统”发
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他们提出实现现代化的前提是社会稳定，建立强有力的政权，从而把过去以西方
民主制作为非西方社会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目标转到了政治秩序稳定上来。因为由
“传统”向“现代”的发展必然是一方受损和一方得益的过程，无论是“传统”的政
治机构和“移植”西方式政治机构都无法吸收和承担这种由一方受损所引起的参与政
治强烈要求的压力。否则，就会引起政治崩溃和腐朽的泛滥，导致整个社会长期的动
乱。
    他们认为政治与经济相比，占有首要的地位，建立一个强大而有效率的政府成为
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从亨廷顿到Ａ·佐尔伯格、Ｍ·哈尔彭等学者，都持这一观点
。亨廷顿引用了恩格鲁玛的一句名言，来强化自己的这一观点：即“尔等先寻觅到一
个政治王国，就会获得一切。”因为在非西方社会落后国家中，政治常常是经济变化
的决定性因素而不是相反。
    他们还坚持非西方社会发展中国家政治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西方式资本主义政治
制度，认为为其付出痛苦的代价是必要的和值得的，因为一旦这一目标的实现必将带
来加倍的补偿。
    由上可见，“现代化修正学派”和“强大政府学派”的理论，深化了政治在非西
方社会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的思想，提出了许多促人深思的理论观
点。然而，它们除了线性历史观和把西方化当作非西方社会唯一出路等局限外，又陷
入了经济与政治关系的两难困境：社会的稳定离不开强大而又有效率的政府，政治目
标占有首要地位；但从根本上讲，强大而又有效率的政府又必须以经济的发展为基础
，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又是强大而又有效率的政府；这种循环论证是由其世界观上的
唯心史观和形而上学所决定的。
            五、挑战与启示
    反思当代西方学者关于非西方社会发展理论的新成果，对我们今天研究马克思主
义的非西方社会发展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并提出了新的挑战。
    就启示而言：他们提出在整体中把握部分，注重从世界有机整体来考察非西方社
会的现代化，强调必须从西方引进资本、科学技术等等，并把非西方社会的发展置于
国际经济发展史的宏观框架中来加以考察，这在方法论上是很有意义的。他们注重理
论的可操作性。强调实证性研究，运用归纳的方法，注重从经济、政治、文化、军事
、对外关系等各个方面，进行多学科的综合整体研究，吸取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从
而比较贴近生活。他们对非西方社会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必须注意的一些
具体问题，提出了不少合理的见解。例如，防止“消费超前”，注重基础建设，降低
人口出生率，发展“创汇部门”，解决“隐蔽的失业”，吸引外资并有制度保证，防
止人才和资金外流，国家在经济方面应起较大作用。等等。
    就挑战而言：１．他们指责马克思主义非西方社会发展理论是西方传统的线性历
史观，根据主要是，马克思把人类社会历史看作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认为“
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③］，
以及他在１９世纪５０、６０年代主张非西方社会资本主义化的论述。线性历史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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