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看上去很美马歇尔计划

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看上去很美马歇尔计划
中国 最近，有两件事情让中国的学者和官员很着急：一是美国国债收益率在上升，收益率上升意味着风险在加大，中国放在美国国债市场上的外汇储备倍受关注；二是美国储蓄率在上升，储蓄率上升意味着亚洲国家的外需步入下行轨道，其中包括中国。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在投资规模不断上升的情况下，产能过剩问题日益严重。在这种情况下，有人提出了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认为一来可以解决过剩产能，二来可以为巨额外汇储备寻找出路，三来可以加深中国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兄弟感情，一时间，令许多学者、官员与商人倍感兴奋。但是，在回归理性之后，作者认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既不能解决外汇储备积累的问题，也不符合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看上去很美根据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的设计，是拿出5000亿美元外汇储备，投资到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条件是这些国家必须面向中国的商品和企业使用这5000亿美元。先不说这5000亿美元如何获得，实际上，外汇管理局并没有现成的5000亿美元，如果要回收这笔外汇储备，占外汇储备20%这么大规模的手笔，必然会引起美国国债市场的一次波澜，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且，这个看似新颖的计划，实际上与一般的贸易信贷并无两样，存在着许多似是而非的地方：第一，它不能将外汇储备转换为国家债权。设计者认为，只要按照这一计划执行，中国就可以将5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转换为国家债权，实则不然。5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投资到国外之后，因为这些钱是用来购买中国的商品或者服务，也就是说，这5000亿美元会再次成为外汇储备，只是在某个中国的公司账面上过了一下。那么，外汇储备仍然是2万亿美元，变化的是什么呢？是用5000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换回来了5000亿美元的债权。说得更直接一点，是中国政府借给了对方5000亿美元，对方用这5000亿美元购买了中国的东西。第二，全球经济危机下要借钱给别人要看对象。把5000亿美元借给别人不是小数，接下来要考虑的问题是：这5000亿美元是否借给了一个合适的对象？在全球经济危机的情况下，要把钱借给有信用的人，这是一个现金为王、安全第一的特殊时期。亚非拉许多发展中国家中，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缺钱，那些真正缺钱的国家，多半因为没有可靠的国际收入来源（如商品出口、资源出口、矿产等），主权信用评级都很低。以国家的名义借钱给这些国家（国家债权），跟直接援助的结果不会相差太远。而且，在美国储蓄率不断上升的前提下，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世界各国的出口都会受到影响，这些国家的国际收支状况只会进一步恶化。因此，不管现在设想得如何好，只怕是这一计划最终会和正版的“马歇尔计划”一样，把中国的钱白白送给了对方。第三，政府引导的对外投资要符合长期发展战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管企业愿意投资在哪些区域、哪些产业，投资多大的规模，都是由企业自主决定的。但是，如果政府对中国的对外投资（不包括对外援助）进行引导的话，就一定要考虑国家的长期发展战略。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是一个处于赶超过程中的国家，外汇储备的战略性使用不能脱离这一点。从国家长期发展战略出发，中国的外汇储备应当用于帮助中国企业获得海外的技术、品牌，建立中国独立的技术创新体系，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品牌，为长期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如果为了暂时性解决眼下的问题（虽然不一定能够解决），大量投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用以消化国内过剩的产能，不仅有损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在短期内会使中国经济的结构更为不平衡。第四，大规模对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投资有政治风险。在中国政府开启了对外投资的途径之后，其实有许多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已经在亚非拉地区有了一些投资，尤其是在非洲，中国企业在轻工业生产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占到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这些投资都是企业行为，是企业在充分考虑收益和风险之后作出的决策，即使这样，投资规模也都相对较小。如果由中国政府主导向这些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别说是5000亿美元，在短期内即使是投资1000亿美元，也会对当地产业造成巨大的冲击。根据商务部的统计，2007年中国在亚非拉的投资存量为396亿美元（不包括中国香港），增加1000亿美元的投资，意味着中国在这些地区的总投资将上升3倍左右。当地市场是否能够容纳是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是会严重挤压当地的产业，引发政治和外交层面的冲突。此外，5000亿美元的债权换5000亿美元的外需只是权宜之计，如果不改变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每年都有可能要产生5000亿美元的过剩产能，而中国却不可能每年都向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投资5000亿美元。破解外汇储备难题：解铃还需系铃人高额外汇储备一直以来，都是令人担忧的事情，尤其是在全球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外汇储备的保值增值与中国经济外部不平衡问题，更加引人注目。如何应对高额外汇储备给宏观经济带来的问题，是多年以来的焦点之一。但是，对于外汇储备的成因与性质，却多有误解。因此，要破解高额外汇储备的难题，还须从源头说起。中国巨额外汇储备的形成，有着复杂的民族、经济和政策特点。第一，民族特点决定中国会拥有巨额外汇资产。排除所有的政策因素，中国仍然会持有大量的外汇资产（而非外汇储备），这是由中国人谨慎、风险规避的特点决定的，中国人储蓄率高，储蓄率高于投资率，决定了中国会保有一定规模的国际储蓄（外汇资产）。即使中国的居民消费得到很好的发展，居民消费率得到一定的提高，也不能改变这一点。第二，政策因素导致外汇资产规模过大。尽管中国拥有巨额外汇资产是正常的，但却有两个政策因素导致了外汇资产膨胀到了不正常的水平。一是居民预防性储蓄（医疗）和用于购买必需品的储蓄（教育、住宅）过高。二是出口和外资政策。外汇资产的积累主要来自于贸易顺差和直接投资顺差，鼓励出口和吸引外资的政策都会导致外汇资产不适当的膨胀。第三，汇率制度导致外汇储备规模过大。当前的汇率制度导致了这些外汇资产大多为央行所持有。为了保持汇率稳定，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中央银行必须对外汇市场进行频繁和规模较大的干预。由于当前中国主要是美元流入规模较大，导致人民币汇率有升值压力，央行必须不断购入美元，以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因此，即使在取消强制结售汇制度后，外汇储备规模不断扩大的机制仍然存在。第四，制度障碍导致对外投资发展不足。一是对外投资审批程序过于复杂、严格；二是对外投资融资渠道严重缺乏。在了解巨额外汇储备形成的过程之后，破解外汇储备难题才能走出第一步，那就是减缓外汇储蓄继续上升的趋势。对于如何缓解外汇储备增长过快的问题，在了解了上述过程之后，其实是很容易有明确的答案的，在这方面其实是有较多的共识。这里，只想强调两点：一是改善汇率管理体制的效率。不是要把所有的外汇都拿在手上才能把汇率管理好，也就是说，汇率制度不一定要立即放开，但外汇储蓄规模却可能下调，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放开外汇管制之后，却没有停止对外汇市场的干预，而是在10年以后，才彻底放弃对外汇市场的干预。二是要解决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对外投资中的融资问题。由于国有企业对外投资涉及许多敏感的政治因素，阻力也比较大，尤其是在投资一些技术较为先进的领域时，更是如此。中国向技术先进国家学习、获取技术溢出的过程中，长期看要依靠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对外投资，解决这些企业的融资问题，不只是有利于企业自身的发展，也有利于中国的技术进步和长期可持续发展。对外汇资产对外投资的几点建议即使通过国内政策的调整，解决了外汇储备积累过快的问题，中国的外汇资产仍然会持续上升，因此，还有一个更为长期和重要的问题，就是外汇资产对外投资。对于这一问题，有三点建议：第一，中国投资美国国债的策略应为“减短持长”。由于美国国债需求决定了美国政府救助经济能否成功，因此，美国政府不会轻易允许国债违约，一旦违约发生，美国政府就不可能再通过国债市场融得救助经济所需的资金。另一方面，美国储蓄率上升是美国改善财政状况的基础，也构成长期国债市场的支撑。从这两个方面来看，美国国债市场发生违约的风险很小，而且长期国债前景较乐观。目前，美国国债的风险集中在短期国债上，这也不是因为违约带来的风险，而是因为近几年通货膨胀风险较大。因此，中国应减持短期国债，增持长期国债。同时，如果可能的话，应当要求美国财政部把未来几年到期的国债的收益率和通货膨胀水平挂钩，以此作为继续增持美国国债的条件。第二，建立企业对外投资的直接融资平台。明确外汇管理局的功能，把应对经济安全、维持汇率稳定的部分外汇留由外管局管理，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外汇储备。除此之外的外汇资产应通过市场化的途径提供给有这方面需求、希望进行对外投资的企业。比如，通过外汇投融资洽谈会等多种形式，让拥有外汇的企业或者银行、投资机构与进行对外投资的企业直接对接，搭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直接融资平台。第三，积极引导和鼓励企业对外投资。要通过改善和简化对外投资的审批、扩展对外投资融资渠道等形式，鼓励企业对外投资。尤其是对于一些中小型的民营企业，要建立对外投资保险等制度，以减少其对外投资的风险。同时，外交部、商务部的驻外机构要充分发挥信息服务等功能，为中国企业发掘海外投资机会，并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提供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