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历史学是中国传统的最重要的人文学科之一，但它与同为人文学科的文学和哲学却有大的差别。就其学科性质与研究方法而言,历史学实兼具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特征。本文引证古今中外的一些实例来证明作者的这一看法。
[关键词] 历史学 人文科学 自然科学
[中图分类号] Ko No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 0289 (2002) 05 0041 006
History : Between the Humanities and Science ( Research
Center for Historical Geography , Fudan
University , Shanghai 200433)
Key Words : history , the humanities , natural science
【作者简介】: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上海200433
【正文】
[中图分类号]KoNo[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0289(2002)05-0041-006
在中国，文史哲与数理化分别是最具代表性的文理基础学科。如果以人文与科学的分野而言，前者自然属于人文范畴，后者当然算是科学领域。历史学虽然被视为人文学科，但在实际上它与文学及哲学有很大的区别。历史学是有多少材料做多少研究，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这与理科的计算或实验的方法十分相近。历史不能夸张想象，一夸张想象便是小说演义，入了文学的范围，即使传记文学也不能算是历史。历史研究也不宜过分形而上，以作出历史哲学的思考为己任，那样做是哲学而不是历史。不但哲学家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哲学，即历史学家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也可看作是哲学著作，只不过是把历史拿来作哲学思维的工具罢了。
往前进一步是哲学，往后退一步是演义(即文学)，历史正在不偏不倚之中，是真正的中庸之道。这个道就是前面所说是有多少材料说多少话。因此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应该是历史编纂学，以史料为依据，复原历史的面貌。这种思想发展到另一个极端，就是以史料代替史学，即傅斯年所谓的“动手动脚找东西”。虽然史料不能等于史学，但如果没有史料也就没有史学。哲学则无此限，凌空蹈虚，一空依傍，都是可能的。文学虽有源于生活的说法，但文学作品并不就是生活的翻版。驰骋于天空海阔之中，演化为神奇玄妙之事，与现实生活相去十万八千里，都可以成为优秀的文学作品。所以历史学家不能看“戏说”的影视节目，总以为这不是历史。也难以理解历史哲学的结论，何以东方是一个停滞的社会?几千年来，不是发展出一个个辉煌灿烂的文明吗?
历史的作用也与文学和哲学不同。文学动人以情，或令人愉悦给人美感导人向上，或使人婉叹激人愤怒给人勇气。哲学则晓人以理，或唯物或唯心，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到语言哲学，深邃宽广，启人心扉，发人深思，给人以形而上的智慧。历史可以说毫无表面上的功用，简单的比附或影射，并非历史的责任所在，那样的功用太过浅薄。资治当然是一方面，但对于一般人而言，这个作用发挥不了。历史是无用之用，令人聪明，发人深省，但又不以学术冥思而是以事实为其基础，否则就没有生命力。比较起来，历史有点像纯数学，只要求解出难题，一时并没有明显直接的用处。
历史学的特殊性主要是由其性质与研究方法决定的。对于历史学的性质，有几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是历史相对主义。这种历史研究与自然科学截然不同，其研究结论是相对的，甚至认为历史研究是一种信仰。如钱穆的《国史大纲》在一开头，就要求读者具备某种信念，才能来读该书，则视历史为信仰了。第二种，视历史部分是科学，而其余部分归于文学与哲学。李·本森(LeeBenson)就以为，历史可以作为文学或消遣，作为自我认识，也可作为哲学，作为科学；第三种视历史与自然科学一样是科学。MotonWhite将历史研究分为：发现历史事实，与作出历史解释两方面。他认为发现事实不应该受到历史学家本人的个性或世界观的影响，作出解释则可能受到不同心理与社会因素的左右。发现事实的过程则与自然科学毫无二致。事实上，在十九世纪中叶，自然科学大发展的时候，历史学曾被当成是自然科学来看待，而且不以人为研究中心而以物化了的制度为研究对象。
在中国也有与此相似的现象，但发生在上一世纪二三十年代。1928年国立中央研究院成立，设社会科学研究所，分为法制、民族、经济、社会四组，不久又以历史语言研究的重要，设历史语言研究所。语言学偏于理科或者说偏于科学，语音实验与物理学相关，也与生理学有联系，音韵、词汇、语法研究都有利用科学方法的地方。但历史学历来被当成是人文科学重镇，何以两种不同学问放在同一个研究所里?这说明当时人对历史学的态度与过去大不相同，不是简单地以文献材料来实现编纂历史为重任，而是要寻找新材料以验证旧有的传世的文献是否可靠，以新的科学手段获得的材料来建设新的历史学。于是一时间考古学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近似自然科学性质的新学科。其次是不但将历史学设定于复原历史原貌的位置，甚而将历史学等同于史料学。二重证据法成为学者们判断历史研究是否正确的准绳，书斋变成了实验室，有一分材料出一分货，有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不出货。而所有这些材料指的都是实物而不是传世文献。考古发现变成历史学前进的动力，纯粹文献考证被看成是冬烘行为。可见当时不将历史学与一般的人文社会科学作等量齐观，而是当它是一门近似于自然科学的学科了。
当然许多历史学家不认为历史学是发现事实的学问，他们在谈到历史学时，都是以作出解释作为判断其性质的标准，例如按照历史浪漫主义代表克罗齐的说法，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胡适也说过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女孩子。即使是在史料即史学思路占统治地位的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里，也有人是以解释历史为己任的。时任该所第一组组长的陈寅恪，一直受到许多人的误解，以为他是擅长于历史考证，以复原历史面貌见长，其实不然。他往往是心中先存一个预设，然后调动历史材料来为证明这个预设服务。例如为了说明“有唐一代三百年间其统治阶级之变迁升降，即是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所鸠合集团之兴衰及其分化”这个道理，他力图证明唐初还有“关陇集团”的存在。但后来经过几位学者的缜密考证，认定唐初已经不存在所谓“关陇集团”，因此与之相关的结论是靠不住的。尽管如此，解释历史的任务一直是许多学者追求的目标。还有的学者进而认为不寻找原因就不要研究历史，甚至认为不研究规律与原因，就是假历史。但是也有许多西方历史学家认为：历史虽然是有规律性的，但是目前探索这种规律性的时机还不成熟，历史学家现在所要做的是研究具体问题，弄清基本事实。
有的中国学者从更宽泛的角度来认识问题，不但对于历史，而且认为，对于所有学问，其首要目的都是究明事实真相。章太炎曾说：“学以求真，不在致用。用以济民，不在干禄。”就是这个意思。近人竺可桢也说过科学精神就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学术研究应该首先作求真的工作，而不先问其有用与否。虽然研究应该有为现实服务的必要，但如果只单纯强调致用的目的，而忽视为学术而学术的追求，其结果必然使学术的正常发展受到阻碍，而流为对症下药的技术性的小道。十五世纪以来中国科学的发展落后于欧洲，未始不是过份追求实用目的的结果。这点在当代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的共识。所以证明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引起所有人的注意，其吸引人之处显然不是其实用价值，而是藉此显示了人类高度的智慧。推而广之，一切学术研究也都应该既注重实用目的，也关心该研究对学科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在历史学方面也可以只问事实，而不考虑理论或模式，这样的历史学就与其他科学相去不远，因此有人甚至说，没有理论历史照样发展。
当然发现历史事实时也可能受主客观的影响，因为发现历史事实主要依据历史文献，这些文献在原始状态时就可能被有意地歪曲或纂改，这是主观方面的。在客观方面，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人们对人类社会活动的纪录总是有选择的，例如在中国主要是记载帝王将相的政治活动，而不及一般的社会事件。而且与历史上所发生的所有事件相比，能够记录下来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这样偏颇的记载，经过长时期的消磨，能够流传至今的就更少了。尤其因为历史学家著史的出发点不一，所要保留的不是所有历史事实而是他认为重要的东西，如司马迁写作《史记》的目的并不纯为简单记载史实，所以有所选择，有所弃取，他虽为秦始皇立本纪，但对于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如何划分全国的行政区划，只有简单的一句话：“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至于这三十六郡是那一些，如何分布，始终不及一语，以至后世学者为了复原秦郡面貌而长期聚讼纷纭。除了史料残缺的遗憾外，还有记载矛盾的现象，这种矛盾现象有时使历史学家们手足无措，或者急于弥缝调和这一矛盾，或者简单地判断某一记载为误载，进而草率修改原始文献，以符合自己的解释。所以将历史完全当成自然科学也有相当的困难。但如果走到怀疑主义的极端，认为一切史料都不可靠，视求真为不可能，则无异于取消历史科学。其实史料的不可靠相当一部分是牵涉到对臧否历史人物的史实方面，至于典章制度方面，则仍有求真的可能。对于人事活动由于种种原因不免多有歪曲粉饰，但对于典章制度保留下来的多数是可以复原的真象。甚至对于与人物的评价有关的史料，也可以通过其各种不同来源的对比与考订，而求其真。
求真的历史学与科学虽相去不远，但还是有一个重大的差异，那就是历史过程无法重复求证，如同实验室那样反复实验。虽然马克思说过，历史事件往往出现两次，一次以喜剧的形式而另一次以悲剧的形式。但这只是一种巧喻，在事实上，历史不可能重复。不过在自然科学方面，地质史，物种进化，天文现象也是不可重复的。所以就这点而言，历史与这些学科其实也有相似之处。消失了的古代社会不但可以从考古与文献去得到证实，而且可以得到相当程度的复原。这时所用的手段就是以用空间代替时间，用共时的存在来求证历时的过程。或曰通过空间的并存性来推断时间上的演化序列。因为追求解释与复原真象并不完全一致，因此有人认为历史学应该分为历史哲学与历史编纂学两部分。大部分历史学家所从事的正是历史编纂学的工作，而少数历史学家做的是历史哲学的研究。其中之皎皎者如汤因比虽然受的是狐狸式的训练，但所做的研究却是刺猬式的成果。其《历史研究》企图以文明形态的变迁来说明历史进程的规律性，虽然举出许多例证，但仍然不以历史事实为最后的依据。在插图本《历史研究》中，他以不无嘲讽的口气数落蒙森与兰克时代以来，历史学家对复原历史面貌的努力，而对有人批评威尔斯的《历史大纲》存在史实错误却不以为然。他嘲笑“某些历史教师将他们的研究班故意称作实验室，对独创性的工作(originalwork)这个术语的含义，他们也许并非是有意识地、但却是相当肯定地限定为发现或核实某些事实以及某些先前未能确认的事实。”换句话说，为了解释的需要，他不但可以忽略一些不重要的史实，也可以宽容某些与史实有悖的研究。甚至于他自己的研究也是以解释为主，而不是以核对史实为先。虽然后来汤因比也强调他有许多例证，只是在简写本里头被省去而已，但他是以解释历史为己任，而不是以复原真实为目标却是人所共知的。
中国古代虽无今天意义上的历史哲学家，但如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也带有追求历史哲学的味道。司马迁的一家之言是通过《史记》里的“太史公曰”来表达的。后世的历史学家以他为榜样，也有论、赞、评或“史臣曰”之类来表述自己的历史见解。也就是说，在中国古代的史籍里有史有论，亦即有历史事实的编纂与史家本身的评论。而在中国当代，则曾发生过史论之争。所谓史，大约即是复原历史真象，所谓论，则近似于历史哲学，或曰对历史作出解释。那么历史学到底应该是论还是史?其实所有历史学家心里都很清楚，如果没有历史事实作基础，则解释历史就失去了依据，但纯粹的追求历史真实性，在当时又被视为烦琐考证。于是冠冕堂皇的结论是以论带史，也就是说用解释历史的龙头去带动复原历史面貌的研究，但这一口号只是表面上的动听而已，在实际上则变成以论代史，甚至置史实于不顾，而堕落为为政治目的服务的影射史学。到目前为止，对历史学性质的讨论并没有结束，或者两分法依然有其作用，历史哲学与历史编纂学可以各行其道?而历史编纂家应该以复原历史面貌为己任，能否将历史解释清楚则让另外一些人去作。或者说，历史学家不妨作科学的研究，而让历史哲学家去做究天人之际的探索，或者说去作人文方面的张扬。
除了历史学性质的讨论，从相关学科的性质也可以看出历史学的中庸状态来。地理学在中国古代是历史学的附庸，蔚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大约可以以明末《徐霞客游记》与王士性《广志绎》的出现为标志。地理学既不是单纯的人文学科也不是纯粹的自然科学，而是横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学科。考古学也是从历史学分离出来的，在中国，这一分离不到百年的历史，在世界上也只有一百多年而已。考古学的发展已经与通常意义上的人文学科不同，形态学与地层学的研究已经具有自然科学的性质，更不用说以各种物理学、化学或生物学手段来进行年代鉴定的工作了。
未曾从历史学分离出去而已经具有自然科学性质的分支则有年代学。有的历史学家认为历史学有四把钥匙，即年代、地理、职官与氏族。可见年代是理解历史的重要关键。尤其是对上古史而言，年代的确定几乎是甄别史实的唯一途径。例如，我们常常怀疑，为何秦始皇在消灭六国统一天下之后，独独要留下一个卫国，让其苟延残喘至秦二世。最近日本学者通过对先秦年代的研究才弄清卫国其实也在秦始皇统一过程中被消灭，史载其存续至秦始皇二十六年之后，纯粹是年代方面的错误。至于近三年来，轰轰烈烈进行着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则更为明显地展示着年代学的研究手段完全不是昔日的纯粹文献考证，而是综合考古学、天文学及物理学方面的碳14测年等手段。其中天文学需要推算行星位置、日月位置、排算历谱，完全是自然科学的内容。
那么从历史学当中分离出了某些自然科学性质的独立学科以后，历史学是否变成纯粹的人文学科了呢?不然。即使是从文献学的考证来讲，其所使用的方法完全是科学的方法，光凭这一点，就很难将历史学与文学或哲学等同起来。而使用科学手段来复原历史面貌并非从现在始，至迟从清代中期钱大昕就已经揭橥斯义了。
一般以为，清代考据学的兴盛是因为当时文网綦密，文字狱大兴，文人动辄受祸，只好躲入考据的防空洞中。这种思路只看到了表面的现象，虽然不错，但还不够深刻。其实任何学术的发展都有其内在理路。一门学问按照原来的路子不断发展，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可以顺利发达，但并非永远都是坦途，而是要经过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地。而且有些学术的发展看来似乎倒退，其实却是迂回前进。哲学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又到语言哲学的发展过程，正是这一情形的反映。中国经学的发展有两千年的历史，但到清代却出现了注重小学的回归，一切从识字始，如果字识错了，过去对经典的阐释就不但等于白做，甚或比不做还坏。多亏王念孙父子及段玉裁等人的努力，才使后人对两三千年来的经典有全新的认识。史学的发展也是如此。虽然早在唐代的《史通》一书中，已提出史德史才史识的问题，但那主要是对有意歪曲史实(如魏收的秽史)、缺乏能力反映历史原貌与不能正确解释历史作出批评。但对于在史料有误，史料有阙的情况下，如何复原历史面貌并未提出任何的解决办法。对于历史资料的批判性的利用以及对于利用残缺不全的史料来复原历史面貌，直到清代中期才得到方法论上的突破。这当中，以钱大昕为代表的史学家的贡献最大。
钱大昕既不言儒家修齐治平，亦不涉孔孟内圣外王，治学不谈空头理论，不讲发展规律，甚至对传统史学中的春秋笔法也很反感。他以一人而兼通律算、音韵与金石、史学等多方面的学问。律算是纯粹的自然科学，音韵学也近乎科学，因此他所治史学，也纯以科学方法，将订正史实，亦即复原历史面貌作为终极目的。而订正史实则以清理考订史料为依归，并且以金石材料、地理形势等为参照系来印证传世文献的可靠程度，因此可以说他是后世“史料即史学”一派的鼻祖，也是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的先驱。为了说明其研治史学的科学性，我们必须举一些具体的而且浅显的事例。
例之一。《后汉书·光武纪》载：建武十三年“省并西京十三国：广平属巨鹿，真定属常山，河间属信都，城阳属琅邪，泗水属广陵，淄川属高密，胶东属北海，六安属庐江，广阳属上谷。”这条记载说的是汉光武帝时，将西汉十三个小王国取消了，将它们并入邻近的郡。唐代章怀太子李贤为《后汉书》作注释，对这一段话表示不解，说数数上述文字中所列的小国，只有九国，那来的十三国，说十三肯定是“误也。”千数百年来，读过此书的人不知凡几，没有一个人能说明白到底错在哪里。到了钱大昕，才破了这个谜，指出光武帝所省并的既不是十三国，也不是九国，而是十国。那段文字应该改成这样：“省并西京十(三)国：广平属巨鹿，真定属常山，河间属信都，城阳属琅邪，泗水属广陵，淄川(属)、高密、胶东属北海，六安属庐江，广阳属上谷。”只去掉衍出来的“三”与“属”两个字，就豁然贯通了。但这并不是钱大昕想当然的结果，他是有根据的，他对照着《续汉书·郡国志》读，才读出毛病来。该《志》北海国下说，省淄川、高密、胶东三国，以其县属。《志》在另一处又说，世祖(即光武帝)省并郡国十。因此钱大昕才肯定《光武纪》的记载错了，并指出错在那里。而且从地理形势看，淄川国近渤海，高密国靠黄海。两国不相邻接，不可能有废淄川属高密的事发生。
例之二。东晋南渡以后设置许多侨州郡县，以安置北方移民，这些州郡县都以移民的原居地为名，也就是说一时间在中国南北方有许多完全同名的州郡县，如北方有青州，南方也有青州，北方有兰陵郡，南方也有兰陵郡。到了南朝刘宋时期，为了使南方与北方的同名州郡县区分开来，就在南方的同名州郡县上加上一个“南”字，如南青州，南兰陵郡等等。但唐朝人写《晋书》时却以为东晋一开始就将侨州郡县加上“南”字。这个错误从未有人觉察，等到钱大昕读《晋书》时才破了这个千年之谬。离东晋很近的唐初不了解东晋的制度，倒是隔了很远的清代学者才弄清其实质，这不能不说是科学精神的胜利。也许有人要说，加不加这个“南”字，似无关紧要。其实不然。东晋王朝偏安一偶，为了争取北来移民的支持，必须让他们觉得这个政权的基础仍在北方，仍在他们身上，因此不但免去他们的赋税，而且还要以移民的原居地命名他们的新居地，使他们效忠偏安王朝。所以其时南方与北方同名州郡县加不加“南”字有其政治目的，不是随意之举。钱大昕读出《晋书》此误，于理解历史发展过程显然有用。推而广之，一切史料必须正确，才能用于解释历史，否则岂不是盲人摸象?
例之三。在钱大昕所著《廿二史考异》中，指出当时通行的《汉书》中的年代、封号、地望的错误有十六处。但时人对他所指出的这些错误是否靠得住并没有把握，后来北宋景ｙòｕ@①本《汉书》重现于世，才发现钱大昕的考证全是正确的。这种有点神乎其神的研究，对钱大昕而言并不是只有上述几例而已，而是贯串于他的大量著作之中。其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他的考证是在严密的合乎科学精神、逻辑推理的情况下作出的。与他同时代的其他人，如赵翼，如王鸣盛，就没有这一研究能力。后人不察，总把这三人相提并论，以为史学三大家，其实赵、王二人与钱大昕之水平相去不可以道里计。
除了做文献的考订以外，钱大昕还长于金石学，收集鉴定了大量的金石拓片，在此基础上并以金石文字来订正传世文献的讹脱。例如以北京出土的辽蓟州刺史李内贞的墓志，补正《辽史》的列传与《百官志》。金石学是中国考古学的源头之一，因此钱大昕的做法实际上开启了后来以考古学成果促进历史学发展的先河。后来王国维提出两重证据法，其源头应溯至钱大昕身上。
钱大昕在律算方面的成就也为时人与今人所佩服。他在音韵学方面致力于古声母的研究，走出一条与前人只重视韵部的分合不同的路子，光提出古无轻唇音、古无舌上音这一颠扑不破的结论就足以使他在语言学研究方面彪炳千秋。也许正因为钱大昕也长于律算这样的比较纯粹的科学，也能从事语言学的研究，因此使得他的史学研究也服从于科学的思维与逻辑的理路。因此如果我们说中国史学的近代化道路是从钱氏始，大致是没有问题的。这种近代化不但表现在研究方法上，也表现在研究对象方面。前此的中国历史学一方面是历史事实的编纂(是否符合事实是另外一回事)与评论，另一方面是对以往史籍的注释与补苴。但是以科学方法对以往的史籍作全面的考辨订正，则从钱大昕始。
中国史学领域上的这一巨大的变革，是与其他学术的发展同步的，如上面提到的小学。地理学的现代化则稍早，于明末已经开始。这一方面是学术自身发展的理路所致，另一方面未始不受外来的学术影响，这种影响就来自西方的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钱大昕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他针对中国学术何以落后于西方时说：“欧逻巴之巧，非能胜乎中土，特以父子师弟世世相授，故久而转精。而中土之善于数者，儒者辄訾为小技，舍九章而演先天，支离附会，无益实用。畴人子弟，世其官不世其巧。问以立法之原，漫不能置对，乌得不为所胜乎?宣尼有言‘推十合一为士’。自古未有不知数而为儒者。中法之绌于欧逻巴也，由于儒者之不知数也。”在这里钱大昕将中国学术不如西方归咎于数学的落后，实际上即是批评自然科学的落后，影响了中国士人的思维。他自己正因为重视自然科学方面的研究，也同时改变了史学研究的面貌。
在钱大昕之后，将求真作为历史研究的真谛，遂蔚为一种风气延续下来，清末民初的王国维，二三十年代以降以傅斯年领头的史料学派都是这一风气的代表。而且不但中国学者如此，在研究中国历史的外国学者中也同样花了大量功夫在史实的考订。这里也举一例为说。在《汉书》中有两条互相矛盾的记载。其一是《昭帝纪》：“元凤五年……罢象郡，分属桂林、ｚāｎｇ@②柯。”其二是《地理志》日南郡下注曰：“故秦象郡，武帝元鼎六年开，更名。”依第一条记载，从秦代直到西汉中期的昭帝年间，象郡一直存在，其领域大概跨桂林郡的西部与ｚāｎｇ@②柯郡的东部(大约为今广西贵州一带)。但依第二条记载，则象郡只是秦代的郡，其范畴从广西一直到今越南中部地区，到汉武帝开广三边时这一地区归属汉朝所有，将其改名为日南郡。这两条矛盾的记载不但是中国秦汉史上的一个大问题而且与越南早期史有很大关系，亦即秦代是否已经统治到今越南的北、中部地区。因此法国学者在二十世纪初，就对这个问题展开研究。马伯乐认为前一记载是信史，鄂卢梭以为后一记载可靠，两造相持不下。随后的数十年间，参与讨论这一问题的人不少，但都无有定论，有时只好两说并存。我自己在研究西汉政区地理时，回避不了这个问题，只好硬着头皮钻下去，而后终于解开这个死结，结论是秦代的象郡一直延续到西汉中期元凤五年，其范围在今广西贵州间，与越南没有关系。日南郡是汉代新开拓地区，与象郡无关。这一观点发表至今近二十年，尚未出现商榷意见，大约因为其研究过程达到了逻辑方面的自洽。
由此项研究以及前述的日本学者的先秦年代的研究，我深深体会到解决历史本体的问题并非不重要。但如果没有这项研究作为前提，史学本体的探索恐怕只能是无源之水与无本之木。其实任何历史研究的前提都是恢复历史原貌，问题在于你所复原的是否为真实的面貌。最近出版的《剑桥中国秦汉史》，为了说明西汉政治史变迁的内在理路，特意制作了六幅西汉不同历史阶段的地图。这个做法无疑是非常正确的，因为如果你要想说明吴楚七国之乱的背景，你不能不了解叛乱七国的地理形势，及出现这一形势的原因，对其他阶段的研究也是同样的道理。问题在于，这六幅图当中，除了最后一幅取资于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正确无误外，其余几幅都是错的。以此错误认识而求正确解释历史，实无异于缘木求鱼。但应该说，剑桥史的作者的追求历史真相的方向是令人赞赏的，在此之前，无论中外，在研究西汉这段历史时，都没有过这样精细的探索。
本文的篇幅基本上贡献给历史学方法的讨论，但是历史学是以社会的人(不是生物的人，作为生物的人是由生物学遗传学心理学等等属于自然科学部门的学科来研究的)及其相关的事物及事件作为研究对象的，因此它又不能不说是一门地道的人文学科。当然，我们似乎不宜将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割裂开来(如德国的李凯尔特在其《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所认识的那样)，再来判断其科学属性。但历史学的确呈现出对象的人文性与方法的科学性并存的现象，使得我们难于简单地将它置于人文或科学两只篮子里的哪一只。如果我们再想想马克思说过的那句话：“我们只承认一门唯一的科学——历史的科学”，那就更要谨慎从事了。
收稿日期：2002-5-2
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左礻右右@②原字左爿右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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