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思彦：从戚本禹批李秀成说起

关于学术与政治，这是一个不忍说、不好说、又不能不说的问题。所谓不忍说，是因为有太多令人辛酸的往事和沉痛的教训；所谓不好说，是因为前辈大师和当今时贤已经有深刻的论说，难以贡献新意；所谓不能不说，是因为当代中国学术史，与政治有着无法割裂的关系，无论何人何时来写当代中国学术史，都不可能回避政治强势在当代中国学术发展史上的作用。

早在1944年3月26日，潘梓年在《新华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学术思想的自由问题》的文章。文章说，所谓主张学术应有自由，就是说“学术思想不应受到政治力量的干涉，应当让它循着自身的规律去展开，去发展”。潘梓年还特别驳斥了那种认为战时特别需要力量、意志、思想集中，所以思想不能自由的论调，指出，“如果没有思想自由、学术自由，不但没有战后建设新世界的可能，就连目前的反法西斯战争也没有胜利可言。”如何从当时的“语境”来解读这一“文本”，也许会见仁见智，但“学术思想不应受到政治力量的干涉”是学术共同体的基本诉求应无疑义。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讲到学术的百家争鸣问题。“百家争鸣”的方针首先从历史问题上提出来，就是因为在关于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分期问题上，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郭沫若和范文澜主张截然不同。尽管毛泽东比较赞成郭的主张，认为郭老有实物根据，掌握那么多甲骨文，但他并没有对这个问题作出裁决，而是主张争鸣。即便是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编写，毛泽东也主张 “百家争鸣”，反对写一本统一的党史教材。毛泽东还说，如果学者对“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①遗憾的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这一方针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落实，而是走向了它的反面。关于政治与学术的关系响问题，已有学人从体制的角度作了高屋建瓴的分析，大家也都熟知诸如1950年代电影《武训传》和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批判这样带有历史坐标性质的重大事件。我只想讲一个“故事”，一个与我们《历史研究》密切相关的“故事”，希望能进一步丰富各位的感性认知。②

1962年底，历史研究编辑部收到了时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局任职的戚本禹的来稿《评李秀成自述并同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等先生商榷》，文章开篇即说道：“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将领忠王李秀成，在1864年7月22日被曾国藩的军队俘虏了。他在敌人的囚笼里写了一个自述，这个自述，从它的史料价值来看，无疑是极其珍贵的；但是，从它的根本立场来看，却是一个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白书’。”也就是说，在戚本禹看来，李秀成不是“铁胆忠心”尽忠革命的农民英雄，而是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叛徒。

编辑部负责具体工作的丁守和先生阅后觉得戚文文字清晰，还是讲了一些道理的，可以发表，并遵照黎澍主编的意见，送给田家英一份请他看看。顺便说一句，《历史研究》自创刊之日起，就实行外审，只是那时一无制度，二非匿名。田家英意见是，这个问题可以讨论，大家进行探讨总是有益的；但戚本禹这个人不是个好东西，文章可以压一段时间再发表。这样戚本禹的文章就发表在《历史研究》1963年第4期上。戚文发表后，在学术界、尤其是近代史学界引起轩然大波，绝大多数学者不赞同戚本禹的意见，并对《历史研究》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如此重要的一份史学刊物怎么会发表这样的文章。中宣部也批评道：《历史研究》发这样的文章，为什么不与我们打个招呼！？

学术界反响强烈，中宣部也认为问题严重，于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召开了一次专题会议，除郭沫若以外，历史学界在北京的头面人物基本都到会了，如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邓拓、刘大年、李新，等等。会议出现了一边倒的情况，人们纷纷指摘戚本禹，尤以翦老的发言最为激烈：戚本禹根本不懂得历史。你批现代修正主义，要从近代史上找这样一个例子，是完全错误的，是站不住脚的。翦老还讲了忠王府的来龙去脉，说忠王府，那里是拙政园，原来就是富丽堂皇，并不是李秀成去了才富丽堂皇的。主持会议的中宣部科学处林涧青处长最后作了结论：戚本禹的文章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是有害的，史实上是站不住脚的，一定要肃清影响，并委托刘大年组织一篇批驳文章。刘大年等人的文章也很快写好了。然而令这些鉴古知今的史学大家意外的是，戚本禹的这篇文章上达天听，风向很快就变了。

面对学术界一片反对的声音，戚本禹已经乱了阵脚，正在准备写书面检查。这时江青代表毛泽东约见戚本禹。她对戚本禹说：你的文章写得很好，主席看了，表扬了你，说你给党立了一功。因为你的文章里提到了叛徒问题，主席认为党内叛徒问题长期以来没有解决，你的文章提出了这个问题，所以主席表扬了你。你要继续写下去，写完以后，你可以请教康（生）老在钓鱼台九评的班子，他们会给你出主意。
在这里江青起了怎样的作用，还不得而知。从江青那里领了“尚方宝剑”后，戚本禹不再写检讨了，而是积极准备写第二篇文章。这第二篇文章的初稿，主要是逐一反驳刘大年文章的观点。文章写就后马上送到了钓鱼台。康生等“金针度人”，向戚本禹面授机宜：你不能被动地跟在别人后边，要使文章有分量就要站得更高，要抓住叛徒问题。

如果说戚本禹的第一篇文章还有学术味道，那么第二篇文章就彻头彻尾政治化了，国际上从考茨基、伯恩斯坦，一直到赫鲁晓夫；国内从汪精卫、蒋介石一直到彭德怀，大讲叛徒问题。“文革”以后，历史研究编辑部工作人员曾到秦城监狱专门就这一问题调查戚本禹，他是这样回答的：批李秀成是对着彭德怀的。彭德怀晚节不忠，我是用李秀成影射彭德怀。主席提出来，要保持晚节，晚节不好，一笔勾销。
由上述“故事”我们可清楚地看到：第一，政治对学术干预的强势，无论历史事实如何，无论历史学家的解读如何，政治领袖可以凭借其地位和权力一语定乾坤；这种干预并不完全是、或者完全不是（有时可能是）作为历史爱好者的毛泽东个人对李秀成的看法，而是，第二，政治权力对学术的干预，其终极原因还在政治本身。在这个事件中，李秀成的自述是否是变节书，李秀成是否是太平天国革命的叛徒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戚本禹的文章提到了叛徒问题，而毛泽东正要解决党内的叛徒问题。所以这个“为党立了功”的戚本禹此后飞黄腾达，不可一世。由此我们也可以说，如果对当代中国的政治史没有充分的研究，对当代中国学术历史场景的再现也难免会有错位。

政治干预学术的结果也是显见的，它阻碍了正常的发展，使学术失去了其自身应有的评判尺度。毛泽东著名的十六个字批示 “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在史学界传开以后，关于李秀成的评价很快只有一种声音了，李秀成是太平天国革命的叛徒似成了铁案。直到1970年代末，史学界才又重新开始讨论李秀成及其自述。学者不仅丧失了学术言说空间，甚至也丧失了正常的生存空间。一位学者撰写了批驳戚本禹的文章，投给《光明日报》，已经出了清样，因风向的迅速改变文章胎死腹中。这篇文章却成了“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的罪状，这位学者在“文革”中遭到批斗。

从某种意义上说，学术的轴心是真理；政治的轴心是权力。政治干预学术，为权力而践踏真理的事情就在所难免。独立与自由是学术的“原生态”品质，扭曲乃至丧失了了这一品质，学术也就发生了变异，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政治强势干预下的学术，不会有真正的繁荣，即便有所谓繁荣，也是虚假的繁荣，随风飘逝的繁荣。这里我们还可以举一个例子。1974年底，《历史研究》复刊，是当时少有的几家“学术刊物”之一，发行量高达三十万份，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到处都能看到这份刊物，其地位之显赫大概可谓空间绝后。笔者那时正在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我所在的大队就订有20份《历史研究》，是政治学习的必备材料。然这个时候的《历史研究》，在中国历史学的学术“仓库”里大概未有留下锱铢。这是政治干预学术的极至，准确地说，是政治以学术的面貌粉墨登场。

今天的中国正在建设和谐社会。真正的学术自由，是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贯彻双百方针，坚持学术自由，是执政党在治国理政方面先进性建设的应有之义。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的学术环境会越来越有利于学术的健康正常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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