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稷下学宫的一些内容（07年统考选择题涉及过）

战国时候齐国是东方大国，而鲁国和齐相比，简直太弱小了。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齐国的文化圣地，稷下学宫。

齐国本来是周开国大臣姜子牙的封地，后来公元前386年田氏取代了姜氏成为齐国国君。称为田氏代齐，田氏代齐以后，在齐国都今山东临淄西门外大约创建于齐桓公田午时期创建了稷下学宫，至齐王建时衰弱，历时一百四十余年。这个学宫直到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候才消失，差不多总共持续了150年，和田齐政权存在时间基本一致。

我们常常赞扬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其实百家争鸣这个词正是来自于稷下学宫。人们称稷下学宫的学者为稷下先生，随其门徒，被誉为稷下学士。齐宣王时期稷下学宫达到顶风（滥竽充数这个典故和他有关）。

稷下学宫最有名的两个人是孟子和荀子。两人都曾在稷下学宫任职。稷下学宫学术氛围浓厚，思想自由，各个学派并存，实行“不治而论”。儒、道、名、法、墨、阴阳、小说、纵横、兵家、农家等各家学派林立，学者们聚集一堂，公开辩论，相互吸收，共同进步。

当时稷下学士上千人。稷下学者待遇极高，齐宣王曾赐七十六人“上大夫”头衔。给他们修建高大的住所。还将淳于髡、孟轲、荀况还被尊为卿。那个时候孟子出趟门都差不多有十几辆车跟着，学生上百人，十分风光。

战国260年，齐国几乎始终领导文化潮流。这和稷下学宫是分不开的。中国秦以后的各种文化思潮差不多都能从稷下找到源头。如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儒学，基本上是孟、荀两派理论的交替在使用。再如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一直在中国盛行，并且是中医学的理论基础；还有在汉朝早年流行的黄老思想。

稷下学宫本身有很多功能。即充当政府的智囊团，又著书立说进行学术研究，还广收门徒进行教育工作。是一所非常成功的官办高校。在中国几千年历时中，其学术氛围之浓厚，思想之自由，成果之丰硕，都是独一无二的。

稷下先生见于史册的主要有宋鐦、尹文、慎到、彭蒙、田骈、环渊、邹衍、驺爽、淳于髡、貌说、田巴和鲁仲连、接子等七十六人， 皆次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

1.管仲：管仲学派是稷下学宫中一个力量最强大的派别，其王霸学说是各学派争论的焦点；

2.儒家：孟子不列稷下之门
　　　 孙氏之儒荀子（前298-前238）名况，字卿，三度为稷下学宫祭酒，公元前255年被楚相春申君任为兰陵令，免官后居兰陵授徒著书，有《荀子》32篇,其学说以儒为本,兼收各家精华。
          儒家大师孟子主张实行王道，因为这是“以德服人，中心悦而诚服也”。

3.法家：慎到（约前395-约前315，赵国人,在齐国稷下讲学）法家思想。政治主张以法为中心，法、术、势结合。法是规章制度，势是中央集权，术是手段方法。他的思想对国家的集权管理是有益的。

4.道家：稷下学宫处于主导地位的即道家。主要人物有杨朱，发扬老子贵身防患思想，形成极端利己主义，孟子称他为“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
          以慎到、田骈、环渊等为代表的稷下黄老学派。

5.宋尹学派：代表人物为宋钘,尹文，二人俱游稷下（尹为宋之弟子）。承继老子自然之道的思想，揉合法家、儒家、以法于道而为仁义礼乐的根据，变自然法则为法相联系的社会法则。

6.阴阳家：以邹（亦作驺）衍，邹奭为代表的阴阳家提出“五德终始”的学说，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和王朝的更替是五行之德转移循环所致，又盛称“禨祥度制”，遂引向唯心主义。这两人都是稷下学宫的“先生”。

7.另外著名的如淳于髡，从他的能言善辩来看，有人把他归入纵横家；从他的“学无所主”来看，似乎不该归入杂家。
还有告子的性无善无不善论等。

稷下学宫与百家争鸣   

  

　　古代齐国设立的齐都临淄稷下学宫，是我国最早的官办大学堂，是战国时期政治咨询、学术文化的交流中心和诸子百家争鸣的重要场所，也是战国之世闻名列国的文化教育中心和多学科的社会科学院。稷下学宫的出现，稷下百家争鸣的展开，不仅形成了先秦百家争鸣的高峰，促进了学术思想的繁荣，而且对我国古代思想、文化、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难怪世界著名的英国学者李约瑟盛赞道：“在中国，书院的创始可追溯到很早的时期，其中最著名的是齐国首都的稷下书院。”  

一、稷下学宫的建言、发展与哀亡  

　　稷下学宫始建于田齐桓公（公元前374年至公元前357年在位）时期，因其近齐国都临淄的稷门而得名。它基本与田齐政权相始终，随着秦灭齐统一中国而消亡，历时大约一百五十年左右，其创办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远，不仅为前代所未有，也是整个古代教育史上罕见的。  

　　 战国时期，整个社会处于大变革之中，取得了政权的新兴封建阶级，如何统治天下、管理国家、巩固政权、富国强兵、称雄诸侯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摆在了他们面前。他们迫切需要一大批济世之才，为其出谋划策、执政掌军，进而实现自己“一匡天下”的政治理想。田齐的第三代君主齐桓公田午跟其他诸侯一样，面临着新生政权有待巩固、而励精图治之才又十分匿乏的现实。于是，这位贤明的君主继承齐国尊贤纳士的优良传统，借鉴姜齐桓公的养士方法，不失时机地在国都临淄的稷门附近建起了巍峨的学宫，设“大夫”之号，广泛招揽天下文学游说之士，到稷下学宫来传道授业、著书论辩。  

　　齐威王即位革新政治，整顿吏治，发展生产，繁荣经济，选贤任能，广开言路，遂扩建了稷下学宫，终于使齐国成为东方霸主，稷下学宫也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阶段，乃至达到了贤士云集、诸子驰说的盛况。公元前319年，齐宣王即位。当时的齐国，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宣王以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为己任，借助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大展宏图。与这种政治的需求相适应，齐宣王对稷下学宫的发展，采取了更加开明的政策。首先是采取“趋士”、贵士”、好士”的态度和一系列礼贤下士的措施，为富有政治思想和实践经验的稷下先生们赐之“上大夫”之号，让他们参与国事，可以以任何形式匡正国君及官吏的过失，给他们很高的政治地位和礼遇；其次是为他们“开第康庄之衢”，修起幽雅宽敞的“高门大屋”，领取很高的俸禄，提供优厚的物质生活待遇；再次是勉励他们著书立说，讲习议论，上说下教，展开学术争鸣；与此同时，还注重充分发挥他们的智囊作用，经常向他们征询政治、军事、经济等各种重大问题的意见和看法，让他们办理外交，甚至参与制定典章制度。这样以来，稷下学者们参政议政的意识空前强烈。学术研究的自主性施、创造性和积极性异常高涨。四方游士、各国学者纷至沓来，像邹衍、田骄、捷子、慎到、环渊等有名的学者不下于“数百千人”、“千有余人”。儒、道、名、法、墨、阴阳、小说、纵横、兵家、农家等各家学派林立，学者们聚集一堂，围绕着天人之际、古今之变、礼法、王霸、义利等时代的“时髦话题”，互相辩雄，相互吸收，共同发展，稷下学宫达到鼎盛。可以说，这时的稷下学宫，人数之多，学派之广，规模之大，争呜场面之热烈，都是前无仅有的。正如宋代文学家司马光在《稷下赋》中所说：“致千里之奇士，总百家之伟说。”  

　　直至齐闵王前期，这种状况并未减弱，稷下学士达数万人，稷下学宫仍有继续发展之势，可是到了齐闵王后期，由于其穷兵黩武，好大喜功，自以为是，全无其父祖纳谏用士的雅量，诸多稷下先生极力劝谏，但均遭拒绝，因而使得稷下先生们纷纷离齐而去，荀子曾以稷下先生的身份劝谏齐相田文，分析齐国面临的危机，不但没有得到重视，反而屡遭谗言，不得不离开齐国去了楚国，稷下学宫出现了自建立以来从未有过的冷清萧条。当时稷下学宫的资养也已入不敷出，每况愈下。后来，燕国大将乐毅率领五国联军攻人临淄，齐闵王惶惶逃奔莒地（今山东莒县）被杀身亡。这期间，稷下学宫惨遭浩劫，被迫停办。之后是齐襄王继位，田单在即墨大破燕军，还都临淄，齐国得以复国。复国后的齐襄王，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恢复和延续稷下学宫。但已被战争破坏得千疮百孔的齐国，元气大伤，无力恢复以往之强国和霸主的风采，即使这时学宫仍在，而且荀子复归稷下学宫，三次担任稷下学宫的祭酒（学会首领），而稷下学宫无论在人员的数量和质量上，还是在学术争鸣及其社会作用方面，都远不如昔了。
  
　　古代齐国设立的齐都临淄稷下学宫，是我国最早的官办大学堂，是战国时期政治咨询、学术文化的交流中心和诸子百家争鸣的重要场所，也是战国之世闻名列国的文化教育中心和多学科的社会科学院。稷下学宫的出现，稷下百家争鸣的展开，不仅形成了先秦百家争鸣的高峰，促进了学术思想的繁荣，而且对我国古代思想、文化、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难怪世界著名的英国学者李约瑟盛赞道：“在中国，书院的创始可追溯到很早的时期，其中最著名的是齐国首都的稷下书院。”  

一、稷下学宫的建言、发展与哀亡  

　　稷下学宫始建于田齐桓公（公元前374年至公元前357年在位）时期，因其近齐国都临淄的稷门而得名。它基本与田齐政权相始终，随着秦灭齐统一中国而消亡，历时大约一百五十年左右，其创办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远，不仅为前代所未有，也是整个古代教育史上罕见的。  

　　 战国时期，整个社会处于大变革之中，取得了政权的新兴封建阶级，如何统治天下、管理国家、巩固政权、富国强兵、称雄诸侯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摆在了他们面前。他们迫切需要一大批济世之才，为其出谋划策、执政掌军，进而实现自己“一匡天下”的政治理想。田齐的第三代君主齐桓公田午跟其他诸侯一样，面临着新生政权有待巩固、而励精图治之才又十分匿乏的现实。于是，这位贤明的君主继承齐国尊贤纳士的优良传统，借鉴姜齐桓公的养士方法，不失时机地在国都临淄的稷门附近建起了巍峨的学宫，设“大夫”之号，广泛招揽天下文学游说之士，到稷下学宫来传道授业、著书论辩。  

　　齐威王即位革新政治，整顿吏治，发展生产，繁荣经济，选贤任能，广开言路，遂扩建了稷下学宫，终于使齐国成为东方霸主，稷下学宫也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阶段，乃至达到了贤士云集、诸子驰说的盛况。公元前319年，齐宣王即位。当时的齐国，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宣王以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为己任，借助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大展宏图。与这种政治的需求相适应，齐宣王对稷下学宫的发展，采取了更加开明的政策。首先是采取“趋士”、贵士”、好士”的态度和一系列礼贤下士的措施，为富有政治思想和实践经验的稷下先生们赐之“上大夫”之号，让他们参与国事，可以以任何形式匡正国君及官吏的过失，给他们很高的政治地位和礼遇；其次是为他们“开第康庄之衢”，修起幽雅宽敞的“高门大屋”，领取很高的俸禄，提供优厚的物质生活待遇；再次是勉励他们著书立说，讲习议论，上说下教，展开学术争鸣；与此同时，还注重充分发挥他们的智囊作用，经常向他们征询政治、军事、经济等各种重大问题的意见和看法，让他们办理外交，甚至参与制定典章制度。这样以来，稷下学者们参政议政的意识空前强烈。学术研究的自主性施、创造性和积极性异常高涨。四方游士、各国学者纷至沓来，像邹衍、田骄、捷子、慎到、环渊等有名的学者不下于“数百千人”、“千有余人”。儒、道、名、法、墨、阴阳、小说、纵横、兵家、农家等各家学派林立，学者们聚集一堂，围绕着天人之际、古今之变、礼法、王霸、义利等时代的“时髦话题”，互相辩雄，相互吸收，共同发展，稷下学宫达到鼎盛。可以说，这时的稷下学宫，人数之多，学派之广，规模之大，争呜场面之热烈，都是前无仅有的。正如宋代文学家司马光在《稷下赋》中所说：“致千里之奇士，总百家之伟说。”  

　　直至齐闵王前期，这种状况并未减弱，稷下学士达数万人，稷下学宫仍有继续发展之势，可是到了齐闵王后期，由于其穷兵黩武，好大喜功，自以为是，全无其父祖纳谏用士的雅量，诸多稷下先生极力劝谏，但均遭拒绝，因而使得稷下先生们纷纷离齐而去，荀子曾以稷下先生的身份劝谏齐相田文，分析齐国面临的危机，不但没有得到重视，反而屡遭谗言，不得不离开齐国去了楚国，稷下学宫出现了自建立以来从未有过的冷清萧条。当时稷下学宫的资养也已入不敷出，每况愈下。后来，燕国大将乐毅率领五国联军攻人临淄，齐闵王惶惶逃奔莒地（今山东莒县）被杀身亡。这期间，稷下学宫惨遭浩劫，被迫停办。之后是齐襄王继位，田单在即墨大破燕军，还都临淄，齐国得以复国。复国后的齐襄王，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恢复和延续稷下学宫。但已被战争破坏得千疮百孔的齐国，元气大伤，无力恢复以往之强国和霸主的风采，即使这时学宫仍在，而且荀子复归稷下学宫，三次担任稷下学宫的祭酒（学会首领），而稷下学宫无论在人员的数量和质量上，还是在学术争鸣及其社会作用方面，都远不如昔了。  
               
　　襄王死后，年幼的齐王建继位。此时齐王建不能亲政，权力由其母君王后执掌，国内政治混乱，稷下学宫还存在了一段时间，齐王建在位44年，无所作为，国势渐衰，可见这时的稷下学宫已毫无生气，哪有力量使稷下学宫复盛，哪有氛围吸引文学游士。公元前221年，秦军从燕南下攻齐，虏齐王建。随着齐国的灭亡，稷下学宫也随之衰亡。  

二、稷下学宫的性质与特点  

（一）稷下学宫的性质  

　　稷下学宫在齐国的建立，有战国时期思想解放大环境的影响，有齐国雄厚强大的经济实力作为基础，有齐国统治集团图霸争雄的政治目的产生动力，更有齐国务实开放、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酝酿打造，所以稷下学宫的性质是多方面的。  
　　首先它是一个有组织、有聘任、有俸禄制度的学术研究中心。田齐当权者从桓公到威王、宣王，从闵王到襄王和王建，出于其力图统一天下的政治目的，为广泛引进人才，促进齐国政治、经济、军事的发展和思想、文化的繁荣，不惜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大兴土木，建设稷下学宫。并且为荟萃于稷下学宫的高级学者们提供特殊的政治地位——据其学问、资历、成就、贡献的不同，授予“客卿”、“大夫”、“上大夫”、或“先生”、“学士”等不同的称号和荣誉；优厚的经济待遇——畅通的交通，优越的居室，高昂的俸禄；宽松的学术气氛——不论何家何派，以何种形式发表思想、各抒己见，均为来者不拒，往者不追，潜心鼓励他们“不治而议论”，大力奖励各家学术探讨，纵论天下大事。享受着齐国君王恩惠滋润的稷下先生们，关注现实，反思历史，探索未来，议论世界，不仅注重抨击现实，而且注重针对现实发表改变现实的策略，取得了具有鲜明时代性和现实性的丰硕的学术研究成果。例如已见诸史书著录的《慎子》12篇、《田子》25篇、《捷子》2篇、环渊《上下篇》、《邹子》49篇、《邹子终始》56篇、《邹奭子》12篇、《宋子》18篇、《尹文子》l篇、《孟子》7篇、《孙卿子》33篇、《鲁仲连子》14篇，另外《黄老帛书》《管子》《吕氏春秋》《晏子春秋》《六韬》《考工记》《司马法》《易传》《春秋公羊传》等，或全部，或部分篇章，也都是稷下先生汇编而成或与稷下学宫大有关系。仔细分析，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历史、教育、道德伦理、文学艺术、逻辑、美学、法学以及天文、地理、历数、医、农等多学科的知识。这些稷下学术著述的问世，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先秦思想理论的宝库，促进了战国时代思想文化的繁荣，而且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发展。  

　　其次它是一个充满政治色彩的咨询机构和智囊团。由建立稷下学宫的政治目的所决定，执政者之所以招揽“天下之贤士”，就是为了“有智为寡人用之”，为了用其智，给予厚禄和优遇。在稷下学宫里，稷下先生们不任官职，摆脱了案牍之劳，却有充分的时间和优裕的条件专心于理论、学术和国策的探讨；对国家大事的研究论说，对统一大业的舆论准备，对君王言行的考察进谏，“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让稷下先生“受上大夫之禄，不任职而论国事”，这种知识分子政策是齐国的创造。正因如此，可以竭尽心智，竞相献策，以求使自己的学说见用于王候，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从稷下先生的著述中可以看出，他们纵论的中心决不是纯粹的学术，而是鲜明的政治。在政治咨询方面，据史书记载，如《孟子·梁惠王下》中齐宣王向孟子请教，《说苑·君道》中齐宣王向尹文咨询，等等。在讽喻君侯方面，如《战国策·齐策一》中邹忌讽谏齐威王的故事，《战国策·齐策四》中王斗直言诤谏齐宣王的故事，《史记·滑稽列传》中淳于髡劝喻齐威王“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故事，等等，无不体现了智囊的作用。  

　　 再次它是一个官办之下有私学、私学之上是官学的官私合营的高层次的培育人才的摇篮。稷下先生在完成自己所担负的政治任务和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同时，为了使自己及其学派的学说能够发扬光大，永传世间，于是广收门徒，授业解惑，积极从事教育活动，从而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有思想、有文化、有知识的优秀人才。如颇有名气的稷下先生田骈，曾以“道术”劝说齐王，齐王恭恭敬敬地向他请教“齐国之政”；他的学生众多，据载有“徒百人”，而田骈本人也是稷下先生彭蒙的弟子。如在稷下学宫享受上大夫俸禄的孟子，学生很多，每次参加活动，都是几十辆车，后面跟着数百名学生。宋钘则在参加学术辩论时，率领其学生，“辩其谈说，明其譬称”，可见其学生不少。稷下学宫元老淳于髡死后，其“弟子三千人为衰经”，足显其学生人数可观。这些活跃在稷下学宫的贤士名流，在这所中国最早的大学里，既发展了自己的学术成就，也使得稷下学宫成为培育高层次人才的摇篮，老师传学生，学生传学生，使诸子学派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和壮大。  
               
　　 另外稷下学宫还具有学会的性质。据史书记载，稷下学宫不仅是个大学堂，而且是具有学会性质的一个大论坛，各国文学游士定期相聚于此，或短期访问，或聚会论辩，各家平等，言论自由，公开辩论，兼容并包，来去随便，不管是集团或个人，来者不拒，去者不留，去而复返同样欢迎。稷下学宫既有相对稳定的学者队伍，又吸引各路学者前来“期会”，进行学术交流，这使稷下学宫成为当时最大的学术交流中心，为后世书院的自由讲学，乃至各级各类群众性学术团体活跃于民间、服务于学术和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稷下学宫的特点  

　　 稷下学宫具有各派并立、平等共存，百家争鸣、学术自由，求实务治、经世致用等多方面的特点。  

　　 第一，各派并立、平等共存，稷下学宫是战国时期诸子百家荟萃的中心，当时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阴阳家、小说家、兵家、农家等各种学术流派，都曾活跃在稷下论坛上。他们因阶级。阶层、政治倾向、地域文化、心理结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各有自己的思想体系、主题理论、学术主张，从而使稷下学宫形成了思想多元化的格局。由于齐国实行的是改革开放的思想文化政策，稷下学宫的各家各派尽管各引一端，各执一说，甚至有的学派的思想理论体系与其他学派的理论体系之间相互矛盾，但齐国君主从不干预，而且还创造条件，积极鼓励，展开争鸣。因此，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各家各派也能平等共存，互为兼容，自由发展。稷下学宫的主要教学方式是游学，学生可以自由来稷下寻师求学，先生可以自由在稷下招生讲学，这就使学生有机会接触各种学派、学说，有时空进行兼收并蓄、消化整合，这也有力地促进了各种流派及其思想的发展，并促进了各类人才的培养和成长。
  
　　第二，百家争鸣，学术自由。在“多元”并存的思想格局中，稷下各家为求得自身的存在与发展，自然相互之间就要展开激烈的学术争论，使稷下学宫出现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思想自由，人们可以提出各种观点，各种思潮都可以在这里发展或争鸣，政治上也没有什么限制或框子，于是产生了“大九州”学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思想，等等。“学术自由，无论哪门哪派，都可以在稷下授徒讲课，参与“争鸣”；学生之间、先生之间、学生与先生之间或本派内部随时都可以进行自由辩论；辩论的目的是以理服人，因而在当时辩论和演讲成了一门学问、一门艺术，涌现出了一大批有名的雄辩家，如围绕何者为“礼”而辩的淳于髡与盂轲，围绕“义利”与孟轲展开争辩的宋 ，围绕“白马非马”与稷下学者辩论的儿说，围绕坚白异同与稷下学者进行辨析的田巴，等等。正是在这种百家争鸣、学术自由的环境和氛围里，各家各派逐渐去谬存真，取长补短，立足本派，旁采众家之长，在更高的层次上趋于统一，既活跃了思想、繁荣了学术，又开阔了人们的视野，锻炼、提高了人们的思维能力和认识水平。  

      第三，求实务治，经世致用。诸子百家会集于稷下学宫，高谈阔论，虽然其观点、主张不尽相同，甚至针锋相对，但都在千方百刘，地树立和标榜各自的政治主张，期望自己的政治主张能被齐国君主所接受、采纳。齐国君主则千方百计地创造一切条件让稷下先生们投身于国家的政治活动，以达到为巩固自己的统治而服务的根本目的。实际上，稷下学者们在追求实现自己积极入世、匡正时弊、求实务治、经世致用的过程中，已经卷入了入世、议政、务治的政治漩涡之中。  

三、稷下学宫的历史地位与影响  

　　稷下学宫从建立到衰亡，前后逾田齐六世，历时一百五十年左右，其持续时间之长、所获成就之大、产生影响之深，史所罕见，稷下学宫集学术机构、教育机构、智囊机构为一体，大兴各派并立、平等共存，百家争鸣、学术自由，求实务治、经世致用的自由学风，为诸子百家学说的形成与完善提供了条件，促进了思想文化的繁荣，推动了战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史上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稷下学宫使百家争鸣进入全盛时期，不仅齐文化得到了空前繁荣，也带动了列国文化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  

　　 齐国建立稷下学宫，实行开明的政治文化政策，在思想、学术上不拘一格，兼容并包，任各家充分发展，自由争鸣。因此，齐国人才荟萃，群贤毕集，议论风发，精彩纷呈，著述颇丰，汗牛充栋。既有儒、道、名、法、阴阳、兵、农、小说等诸派争立，又有淳于髡、尹文、田骈、慎到、盂轲、邹、衍、荀况等大家辈出，文化界、思想界呈现出一派全方位开放、蓬蓬勃勃、兴旺发达的局面。这样一个由国家举办的、持续百年以上的大型讲坛，无论是在古代东方还是古代西方，都是罕见的。战国二百六十年，在稷下学宫存在的大约一百五十年间，齐国几乎始终领导了列国文化的潮流。稷下学者在先秦学术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战国中后期的许多学派，是各种思想发展的核心。秦以后的思想、学术、文化，几乎都可以在齐国文化中找到其源头，如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儒学，基本上是孟、荀两派理论的交替使用。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历来被封建统治者奉为圭臬，并且是中医学的理论基础；黄老思想大行于汉初，成为统治者施治的指导思想。可以说，稷下学宫的出现及其成就，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也是世界文化史上辉煌的一页。  

（二）稷下学者在学术争鸣中，提出了各具特色的理论体系  

　　稷下学宫是当时的文化中心，诸子各派通过论辩争鸣，相互间有批判，有思考，有研究，有继承，有融合，也有发展，特别是稷下先生们能够着眼于现实，反思历史，面向未来，深入研究自然、社会、人生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了各蕴精华、异彩纷呈的理论体系，在社稷君臣、军工农商、改革政治、文化教育等许多领域取得了重大成就，大大丰富了古代学术思想的内容，促进了先秦文化的繁荣，为秦汉学术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从这一点来说，没有稷下学宫，就没有百家争鸣；而没有百家争鸣，也就没有后来先秦汉文化的繁荣，也就没有古代思想文化的繁荣。  

（三）稷下学者所议论的各种学术问题，一直激活着先秦以来学术界的论争  

　　 当年，在稷下学宫，那些高级的稷下先生们就丰富而广泛的议题发幽阐微、探颐索隐，如宇宙生成思想、阴阳五行思想、物极必反思想、终始循环思想、重义轻利思想，礼法兼宗思想、君臣关系之论、形神关系之论、王霸之论、天人之辨、世界本原之辨、名实之辨、性善性恶之辨、德治法治之辨、本事末事之辨、用兵寝兵之辨等等，均为后世学者所继承、阐扬。稷下学者所创造、使用的各种概念和范畴，为中国古代学者们长期沿用或赋予新的内容。这都反映了稷下之学对古代思想文化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  

四、稷下学派简介  

　　战国时期，稷下学宫作为思想解放运动的策源地和百家争鸣的大舞台，一时间，各国学者聚集稷下学宫，这些学者被称为“棘下生”，即稷下先生。  

　　 稷下先生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一般的稷下先生，主要从事教育，住在学宫里，兢兢业业地授徒讲学或著述立说。稷下学的许多著作得以整理流传，其功居多。对教育事业的发展，也有极大的贡献。第二类是有些杰出人物，或是独树一帜的学派宗师，或是名闻列国的名士。他们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学术地位和优厚的经济待遇。从学术上讲，他们是学派真正的代表人物，以他们的思想为核心形成了众多的学派。下面就稷下的主要学派介绍如下。  

（一）法家学派  
　　在稷下学宫各家学派中，以管仲学派出现较早，而且是典型的齐本土文化。
  
　　管仲名夷吾，字仲，姜齐桓公时任相，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在职期间，主持对齐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辅佐齐桓公成就了一代霸业，为齐国在春秋时称霸列国立下了不朽功勋。因此，管仲在齐国备受推崇。到田齐威王、宣王时都以继承齐桓公霸业为职志，管仲是怎样辅佐齐桓公富国强兵、成就霸业的？自然成为热点问题。管仲思想是齐国的传统思想文化，研究和发扬管仲思想的学者纷纷著书立说，在经济、军事、教育以及典章制度等方面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于是形成了管仲学派，尤其是法家理论更为突出，以至自成一家，号为齐法家。稷下学集大成的《管子》一书中，许多文章出于他们之手。  
               
（二）杂家学派  

　　 稷下学派中有一个元派之派，这就是杂家学派。杂家派在稷下学派中出现得比较早，它以淳于髡为代表，也是典型的齐本土文化。  

　　 这一学派体现了晏子的思想特点，而没有自己独特、系统的理论体系，没有明显的学派特征，“学无所主”，但又兼采各家之长，注重实用。杂家学派由于淳于髡在稷下学宫中的领袖人物地位，在齐国有传统、有基础，可以说是人多势众，在早期的稷下学宫中占有重要位置。淳于髡是一位老资格的稷下先生，史称其“博闻强记，学无所主”，正是杂家特征，他善于讽谏，长于隐喻，机变百出，在齐国很受尊重。齐威王初年就曾以大鸟作喻讽谏过齐威王，足见其智慧过人。在齐相邹忌当政之初，淳于髡曾率领稷下先生们前去问难，足见其学派的势力。  

　　在淳于髡的微言中，包含着很多哲理性的思想观点，主要是：“全面勿失”的政治主张，即第一做事要把握全局，周详完备；第二要忠于君主，且善于审视群臣是否为国君尽忠；第三为政措施要符合民众的意愿；第四任用官吏要选贤任能；第五认真修订法律制度，严惩奸官污吏。“极之而衰”的辩证思维，即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发展到极点，无不向其对立方面转化，为了避免各种不利的转化，就要注意“不可极”。“有诸内，必形诸外”的认识论，任何事物内部存在什么，也一定会表现在它的外面；也就是由表及里，以见知隐。“物各有畴”的逻辑思想，即任何事物都有各自的类属关系。  

　　杂家学派杂采各派之长，注重实际，灵活机智，因此，参与了齐国许多非常棘手的政治、外交问题的处理，齐国历史上那位侠肝义胆到处排难解纷的鲁仲连，就属于这一类。可是，因为它没有建立自己独成体系的理论，也没有著述流传下来，所以在思想史上影响并不大。
  
（三）道家学派  

　　道家在齐国早就很有影响，战国前期，齐国流行的道家思想以杨朱（杨子居）为代表。杨朱是老子的弟子，其思想特征是“为我”，讲究“全性葆真，不以物累形”、“贵生”、“重己”。在当时，道家思想是影响极大的，曾有“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之说。到田齐桓公设立稷下学宫，道家在齐国分为两大派别，一派继承和发展了老子、杨朱思想，后又吸收庄子的思想，形成了以唯心主义为特色的老庄学派；另一派则偏向唯物主义，结合齐国传统思想，发展为治国经世的“黄老学派”。  

（四）黄老学派  

　　在法家学派和杂家学派稍后崛起的是黄老学派，它是道家学派的一个分系，其代表人物是慎到、田骈、捷子、环渊等，其中以慎到为最。黄老学派阵营庞大，人物众多，大抵可分为三派：一派近墨，以宋 、尹文为代表；一派法家色彩浓厚，以慎到、田骈为代表；一派继承老子、发展老子思想较多，并系统整理老子学说，以环渊为代表。“黄”意为“黄帝”，黄帝是最完美的“王道”的象征，借以发挥最理想的依托；“老”是指老子，老子的传统道家学说、哲学思想是这一学派发展思想的载体；黄帝与老子是黄老学派的理论旗帜。黄老学派属于道家，实际上是吸收外来道家思想和齐国传统思想文化合璧而成。道家理论来源于老子，而法制理论则是太公、管仲以来传统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其理论体系主要包括“道德论”、“无为”学说、法制理论和“形名”学说，以道家理论为本，以法制理论为用是其最明显的理论特征。其中“道德论”是其理论的哲学基础，“无为学说”和法制理论是两种关系紧密的相辅相成的实用政治理论，“形名论”讨论名实关系，直接为现实的统治服务。黄老学派的理论注重实用，直接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适应了田齐君主的政治需要，因而获得了迅速发展。  

　　“道德论”是关于宇宙起源、自然观的理论，这一理论认为，“道”是与世界万物并生并与世界万物相依存的，具有唯物主义的因素，发展了老子“道”的理论，特别是黄老学派关于“精气”，的理论，是对老子哲学思想的重大发展，“道德论”以及“精气说”，是黄老学派的基础理论，其政治社会学说，都以此为基点来阐发。  
               
　　“无为”学说。“无为”本是老子提出的一种治国方法，黄老学派发展了老子的无为学说，认为“无为”不等于什么也不做，而是要顺应规律、顺应自然，去“智”为。这是黄老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  

　　法制理论。黄老学派把法看作国家的纲纪、社会的规范，主张以法治国。主张刑德并用，以德为主，先德后刑，恩威并施；主张赏罚各以其分，罚当其罪；主张立法要合乎民心。  

　　形名学说。它既是一种认识论，又可作为治理国家的指导性理论。“形名论”认为，处理一切事情都须“审名察形”、“循名责实”、“以名正形”，“名”要“正”，也就是要符合实际；由于要以“名”正“形”，要做到定“名”恰当，则须不断实践，以“事”检“名”，“名”“形”互相促进，“形”与“名”有机统一。  

（五）儒家学派  

　　随着稷下学宫的兴旺发达，儒家学派开始发展起来。并且成为稷下学宫的显学之一，其代表人物是亚圣——孟子和另一位儒学大师荀子，二位儒学大师在稷下各领风骚，使齐文化更加丰富多彩。  

　　儒家学派在稷下学宫的发达，其功劳应记在孟子身上。他率数十辆车和数百名弟子及仆从周游列国，两度游齐。一次在威王时，留齐至少3年之久；齐宣王时再度游齐，为客卿，受上大夫之禄，留齐约十余年，他的到来，使得鲁学与齐学开始了富有伟大意义的融汇，带来儒学的新发展。孟子学说的核心是“仁政”，是孔子“德政”思想、晏子“善政”思想的发展，“性善说”是“仁政”学说的基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家邦\'言举斯新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这段话可视为“仁政”思想的集中表述。在稷下，他吸收了各派之长，突破了孔子的思想局限，丰富了儒家学说，提出了鲜明的民本思想，认为得民心与否，是衡量君主是否够格，是否真正得了天下的标志；断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众是社会的主体，国家的主体，得民心是做天子的基本条件。  

　　 孟子之后，十五岁的荀况从赵国来齐游学，虽一度去燕、去楚，但后来均返回齐国，长期在齐国留了下来，至齐襄王时三为祭酒，一直是学界领袖。荀况继承了齐学的传统，荀子学说的特点是突出了实用性和综合性，既立足于儒学又吸收道、法、名、墨等理论，因此被人视为儒家的“异端”。他吸收了孔子、晏婴的礼治思想、孟子的民本思想，并突出地发展了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完成了齐学对儒学的融合，完成了新的社会秩序的统治模式的设计，成为先秦文化集大成者和百家争鸣的总结性人物。在儒学方面，荀子继承了“仁、义、礼、智、信”的核心观念，对孔子的思想多有发挥。对盂子的义利观、性善论，他持反对观点，并提出自己的“性恶论”，为其礼法理论张本；在社会政治理论方面，荀子提倡礼法并用，成为新礼治学说，也是他作为儒家学者能独树一帜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统一天下的问题上，他主张“王道”，反对“霸道”。在哲学方面，他吸收了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吸收了法家积极作为的态度以及墨家注重实践的认识方法，结合儒家天时、地利、人和的思想，形成了一套积极进取的外向的、注重经验和实践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奠定了他在先秦最伟大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的地位。  

　　由于参与了稷下的百家争鸣，受到稷下学宫的陶冶和影响，孟、荀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其内容与孔子已有很大不同，最多的是突破和发展。如孔子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反对犯上作乱，孟子则从根本上蔑视这些，他认为自己就是“圣人”，就是“王者”之师，并不比“大人”们低下，其民本思想更与孔子的“事君尽礼”、“犯上作乱”观点针锋相对。荀子的礼，已不是孔子的周礼，而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新的统治秩序。稷下儒家学派的理论和学说是在与各家学说互相碰撞、吸收、融合而成的新儒学，是齐学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六）阴阳学派  

　　有儒家思想基础的邹衍改造了古老的五行学说，创造了阴阳学派，创造了他的“五德终始”理论、“大九洲”理论和天文历象方面的学说，成为阴阳学派的代表人物。  

　　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学说的社会历史观，是以五行相胜为理论基础的，包括“无人感应”、“ 祥制度”、“阴阳主运”、“五德终始”等内容，五德终始理论是核心。他们认为，宇宙中以五种基本物质木、金、火、水、土的相克顺序形成了一种客观存在的规律，这种规律主宰着自然界，也主宰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要把握自然和社会，就要掌握这种规律。他用五德终始来阐说政权兴替的原因，论证新政权、新朝代产生的合理性。这一理论深得各国统治者的口味，成为列国展开兼并战争，夺取统一政权的舆论工具。  

　　大九洲理论认为，当时人们所说的中国，叫做赤县神州，只不过是一个大州的九分之一，九个中国这样的州合成一个大州，外面有海环绕，九个大州才是整个天下，外面有无际的海环绕，所以，中国只是天下的八十一分之一，至于中国国内的九州，是不上数的。  

　　阴阳学说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关于天的学说，包含着丰富的天文历象知识，对此，在《管子》中《四时》《幼官》《玄宫》等篇有所反映，如《幼官》《玄宫》中用独特的方法，把一年分为三十节气，并分配以不同的人事活动，规定了相应的颜色、吉祥的数字、相应的味道等。  

　　在中国文化科技发展史上，阴阳学派思想曾对哲学、医学、天文学的发展有过很大的影响，但后来阴阳学派的许多人没有继承其有价值的精华，使得阴阳学说流于迷信怪诞，其中的迷信、宿命思想导致了神仙、方术的盛行，延至秦汉，蔚成风气。  
（七）老庄学派  

　　老庄学派是稷下道家学派分出的另一个派别，这一学派，在哲学上，主张虚无主义、相对主义；在社会历史观上，主张倒退复古，返归自然。其观点，主要包含在《庄子》一书中。《庄子》分《内篇》《外篇》和《杂篇》，其中《内篇》中的七篇被认为是庄周自著，其余则是其学生和稷下老庄学派的学者所著。
  
　　老庄学派以老子和庄周的思想为主流，但又发展和超出了老子和庄周的思想。庄子主张取消学术斗争，而老庄学派则主张参与争鸣，臧否人物；在社会历史观方面，老庄学派主张废除等级、宗法和专制等封建道德观念这些人为的束缚，回到淳朴的至德之世去；在自然观上，他们认为，“形”生于“精”，“万物以形相生”，这种具有唯物主义因素的观点，超出了庄子的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有着很高的价值。  

（八）兵家学派  

　　稷下学宫有的学者，虽然不是兵家人物，但却对军事理论有着深刻的研究，于是一个新的学派诞生了，这就是稷下兵家学派。  

　　兵家学派的诞生当然与战国时期齐国兵家军事理论的辉煌成就有着必然的关系。孙武、孙膑的兵法被世界公认为“东方兵家鼻祖”，二孙之外，司马穰苴也是一位有名的军事家，《司马法》就是追述他的军事思想的著作。另外，在稷下还出现了许多兵家学者，《管子》一书中有大量的论兵著作，如《七法》《兵法》《参患》《立政》等。《汉书·艺文志》注还记有《子晚子》25篇，并注云：“齐人，好议兵，与《司马法》相似。”  

　　《司马法》，又称《司马兵法》、《入司马穰苴兵法》、《军礼司马法》，是追述古《司马法》及司马穰苴军事思想的兵学著作。它是在齐威王的组织领导下，由稷下研究兵法的学者编著而成，在吸收《司马法》及研究成果的同时，也融人了编著者的思想认识。其中的军事史观、军事思想、哲学思想等精华，对于人们深入了解战争的本质和战争的历史发展，探索战争发展的规律，有着积极而重要的意义，而其中的一系列作战方法和哲学观点，更丰富了齐兵学及其军事理论的内容。  

　　近年，齐文化研究新成果表明，《汉书·艺文志》有《齐孙子》89篇，可能是由孙膑以后许多人陆续写成的，也可能是齐襄王时稷下学者根据齐国军事档案整理而成。《子晚子》当与齐威王组织学者们编著《司马法》的情况相似。看来，在稷下学者中研究兵学的大有人在。

　余秋雨

　　一

　　天下最大的学校，一定是孔子创办的那一所。

　　我知道，说出这句话，立即会有人拿出各种数字来反驳。

　　我今天要说的理由，比较特殊。按照我以前的说法，孔子开办“私学”，完全靠自己个人的力量召唤陋巷间的平民弟子到杏坛听课，把高层文化播撒到了社会底层。而且，我说过，他早早地感觉到了大地太大，杏坛太小，便带着学生们拔脚出走，组成了一个“游士集团”，一所流亡学校。

　　就在这样一所流亡学校中，他们建立了中国最早的政治学、伦理学、人格学、管理学课本，每一个课本都成了经典。

　　这够厉害了吧？

　　然而更厉害的是，这所学校并没有因孔子的去世而解散。恰恰相反，他一倒下，学校在哭泣声中升华。这，也就是本文的出发点。

　　先是学生们的三年守墓。这个被孔子带出来的“游士集团”停止了游走，围绕着孔子的坟墓，素衣散发，晨昏祭悼，回忆着孔子的教言，讨论着整理的方案，而且把这一切都当作新的课程。于是，这所没有了老师的学校，由聆听转向了传道。

　　三年守墓，一千多个日日夜夜，使这些学生的家庭也都迁移到孔子墓园附近，以便照顾。这些家庭又带过来一些亲族和相关的其他家庭，结果，百来个家庭的聚居，形成了一个不小的村邑。孔子的学生在当时应该算是已经达到了最高层级的文化群体，他们因守墓，从智能大集结发展到生态大集结。这在中国和世界，都没有先例。

　　这种智能大集结和生态大集结，受到当时鲁国君主鲁哀公的首肯和帮助。鲁哀公在孔子去世之时就发布了一篇诔文，文中有一些现在不容易排印的古字，我只能简单翻译一下了：“老天爷您不太善良啊，为什么不把这么一位老人留下，让他保护我在位，怎么却让我一个人孤单煎熬？呜呼哀哉，孔子前辈，我已经无法控制自己！”这几句诚恳的话语使我们产生一个感觉：鲁哀公，这位把一个“哀”字顶在头上的国君，似乎注定就是来哀悼孔子的。他在孔子生前并没有重用孔子，却在孔子死后做了不少好事，让孔子创办的学校在权力庇护下具备了占据空间和时间的可能。

　　这所学校，我们姑且称之为“孔子学院”吧，居然延续了两千多年直到今天。这中间，即便是不少气吞山河的皇帝，也会不辞辛劳地来到曲阜，通过祭孔来博取它的学历和文凭。他们已经得到了最高权位，都想开创一个盛世留诸历史。什么是盛世？他们在执政过程中慢慢明白，盛世的表象是功绩，盛世的内核是信任，而信任的基础却是道德文化。因此，他们先后在金銮殿里抬起头来，把目光投向了曲阜。

　　曲阜离泰山不远，皇帝们常常把祭山和祭孔连在一起，这就等于是祭拜了两座泰山。

　　孔子的泰山是一所学校，每攀上几步就积累一级学历；孔子的学校是一座泰山，每一级学历都泥石垫脚，直指云天。

　　汉高祖刘邦来得早。这位继秦始皇之后挟着大风统一天下的皇帝起先是看不起儒生的，但在面临治国难题时发现儒者陆贾和叔孙通的主意最可信也最有效，因此改变了看法，成了孔子学院中第一位不太专心的帝王学生。八十年后，他的后代汉武帝刘彻就专心多了，开始以儒学建立文化统治，孔子学院也就以“太学”的名义成了国家学院。

　　到了东汉，所谓“东汉功臣多近儒”，从光武帝刘秀开始，以后的明帝、章帝、安帝都相继到曲阜祭孔。

　　北魏的孝文帝着力于鲜卑族的汉化改革，把亲自前来祭孔当作一个重要事件。他着汉装、说汉话，带给曲阜的是北域的辽阔和英挺。

　　唐高宗李治来的时候显得比较拘谨，而真正把大唐之风带来的，却是那位主持开元盛世的唐玄宗。一派流光溢彩、富贵潇洒。

　　后周太祖郭威十分辛劳，在位才短短三年也匆忙来过。

　　宋真宗是在庞大扈从下封了泰山到曲阜来的，气氛比较沉闷。到了清代的康熙、乾隆，来的时候就更有气魄了。他们都喜欢行走，对儒学的钻研确实也比较深入，因此仪容整齐，烈烈扬扬。

　　听到皇帝祭孔消息的人，都觉得是皇帝厚待孔子；见到这些仪式的人却明白，是皇帝希望孔子厚待他们。有一些来自北方民族的皇帝，甚至只是希望孔子承认他们，收留他们。

　　锦旗鼓乐，马队御轿。走过来的皇帝不管属于哪个朝代，有着何种长相，来自什么方域，建过何等功绩，到这里都恭敬有加，为的是寻找同一种文化背景，同一种精神话语。

　　由此可知，何谓孔子。

　　由此可知，何谓中国。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皇帝都尊孔，但这所孔子学院却一直开着，没有中断。有时也会冷落很久，但不知何时又有马蹄声响起，祭孔的大典又要举行。孔子学院再度招生。

　　二

　　孔子学院的魅力，从一开始就激励了远近学人。

　　寻常的激励是投入孔子的门下，成为他的传人；深刻的激励是追慕孔子的风范，建立别种门派。孔子的学说固然重要，而更重要的则是他以独立思想者身份开启了一个高于所有诸侯邦国的精神王国，极大地提升了文化和文人的地位。同时，他又展示了思想、精神、文化、教育自成体系的自由本性。这一点，被当时不少杰出的智者感悟了，因此很多学术流派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大家著书立说、互相驳难、快意争鸣。

　　这种由孔子学院带领起来的思辩大潮，掀起的时间比那些皇帝一个个来祭孔早得多了。那时的孔子虽然已经去世，基本形象仍然是教师和学人，还没有被朝廷过于隆重地供奉，因此不对别的学人构成压力。别的学人有权利大声地发表不同意见，甚至对儒家提出极尖锐的批评，批评又被反批评，由此构成诸子百家。

　　最能体现诸子百家的健康生态的，是齐国的稷下学宫。

　　稷下学宫大约创办于孔子去世后一百十几年。在齐国都城的稷门附近，铺了宽阔的道路，建了高门大屋，吸引来的稷下学者最多时达“数百千人”。诸子百家中几乎所有的代表人物都来过，他们大多像孔子一样带着很多学生，构成一个个以“私学”为基础的教学团队。我记得刘蔚华、苗润田先生所著《稷下学史》一书曾列述稷下学者带领门徒的情况，还举出一些著名门徒的名字，并由此得出结论，“稷下学宫是当时的一所最高学府”，我很赞同。

　　如百溪入湖，孔子式的“流亡大学”在这里汇集了。流亡是社会考察，汇集是学术互视，对于精神文化的建设都非常重要。

　　稷下学宫是开放的，但也不是什么人想来就能来。那些完全不分等级和品位的争辩，都算不上“百家争鸣”。因为只要有几个不是“家”而冒充“家”的人进来搅局，那些真正的“家”必然不知所措、讷讷难言。这样，不必多久，学宫也就变成了一个以嗓门论是非的闹市。稷下学宫对于寻聘和自来的各路学者，始终保持着清晰的学术评估，根据他们的学问、资历和成就分别授予“客卿”、“上大夫”、“列大夫”以及“稷下先生”、“稷下学士”等不同称号，而且已有“博士”和“学士”之分。这就使学宫在熙熙攘攘之中，维系住了基本的学术秩序。

　　稷下学宫所面临的最大难题是显而易见的：它是齐国朝廷建立的，具有政府智库的职能，却又如何摆脱政府的控制而成为一所独立的学术机构，一个自由的文化学宫？

　　出乎人们意料，这个难题在稷下学宫解决得很好。学宫里的诸子不任官职，因此不必对自己的言论负行政责任。古籍中记载他们“不任职而论国事”、“不治而议论”、“无官守，无言责”等等，都说明了这个特点。稷下学者中只有个别人偶尔被邀参与过一些外交事务，那是临时的智能和口才借用，算不上真正的参政。

　　一般认为，参政之后的议政才有效，稷下学宫否定了这种看法。参政之后的议政很可能切中时弊，但也难免会失去思维的整体超脱性。那种在同一行政系统中的痛快议论，即便像管仲、晏婴这样的杰出政治人物也能完成，那又为什么还要挽请这样一批批的游士过来？因此，保持思维对于官场的独立性，是稷下学宫的生命。

　　不参政，却问政。稷下学宫的自由思维，常常成为向朝廷进谏或被朝廷征询的内容。朝廷对稷下学者的态度很谦虚，而稷下学者也可以随时去找君主。孟子是稷下学宫中很受尊重的人物，《孟子》一书中提到他与齐宣王讨论政事就有十七处之多。齐宣王开始很重视孟子的观点，后来却觉得不切实用，没有采纳。但这种转变，并没有影响孟子在学宫中的地位。齐国朝廷最感兴趣的是黄老之学（道家），几乎成了稷下学宫内的第一学问，但这一派学者的荣誉和待遇也没有因此比其他学者高。后来三为“祭酒”执掌学政而成为稷下学宫“老师中的老师”的荀子，并不是黄老学者，而是儒家的集大成者。他的学生韩非子则是法家的代表人物。

　　由于统治者的取舍并不影响各派学者的社会地位和言论自由，稷下学宫里的争鸣也就有了平等的基础。彼此可以争得很激烈，似乎已经水火难容，但最后还是达到了共生互补。甚至，一些重要的稷下学者到底属于什么派，越到后来越难于说清楚了。学术争论的最高境界，就在于各派充分地展开自己的观点之后，又遇到了充分的驳难。结果，谁也不是彻底的胜利者或失败者，各方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同上一个等级。

　　写到这里我不能不长叹一声，就像当年在山东临淄稷下学宫遗迹徘徊时的感叹一样。我们在现代争取了很久，向往了很久的学术梦想，原还以为是多么了不起的新构思呢，谁知我们的祖先早在两千三百多年前就实行了，而且实行了一百多年！稷门之下，系水之侧，今天邵家沟村西南角，地下发掘发现，这里有规模宏大的古建筑群遗迹。漫步其间，无意中还能捡到瓦当碎片。要说遗迹，什么大大小小的建筑都见过，但在这里，却矗立过中国精神文化的“建筑群”，因此让人舍不得离开。

　　这样的建筑群倒塌得非常彻底，但与其他建筑群不一样的是，它筑到了历代中国人的心上。稷下学宫随着秦始皇统一中国而终结，接下来是秦始皇焚书坑儒，为文化专制主义（亦即文化奴才主义）开了最恶劣的先例；一百年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乍一看“百家争鸣”的局面已很难延续。但是，百家经由稷下学宫的陶冶，已经罢黜不了了。你看在以后漫长的历史上，中国的整体文化结构是儒道互补，而且还加进来一个佛家；中国的整体政治结构是表儒里法，而且还离不开一个兵家。这也就是说，在中国文化这所学宫里，永远无法由一家独霸，也永远不会出现真正“你死我活”的决斗。一切都是灵动起伏、中庸随和的，偶尔也会偏执和极端，但长不了，很快又走向中道。连很多学者的个体人格，往往也沉淀着很多“家”，有时由佛返儒，有时由儒归道，自由自在、或明或暗地延续着稷下学宫的丰富、多元和互溶。

　　此外，稷下学者们独立于官场之外的文化立场虽然很难在不同的时代完整保持，而那种关切大政、一心弘道、忧国忧民、勇于进谏的品格却被广泛继承下来。反之，那种与稷下学宫格格不入的趋炎附势、无视多元、毁损他人、排斥异己的行为，则被永远鄙视。

　　这就是说，稷下学宫作为一个教学机构，即便在沦为废墟之后，还默默地在社会的公私领域传授着课程。

　　三

　　与稷下学宫遥相呼应，当时在西方的另一个文明故地，也出现了一个精神文化的建筑群，我们一般称之为雅典学派或雅典学园。“雅典学园”和“稷下学宫”，在名称上也可以亲密对仗。据我的推算，柏拉图创建雅典学园的时间，比稷下学宫的建立大概早了二十年，应该算是同时。

　　这是巧合吗？

　　如果是，那也只是一个更宏大、更神奇的巧合的衍生而已。

　　那个更宏大、更神奇的巧合，我可以用一份年龄对照表来说明——

　　孔子比释迦牟尼小14岁或15岁；

　　孔子去世后10年，苏格拉底出生；

　　墨子比苏格拉底小1岁，比德谟克利特大8岁；

　　孟子比亚里斯多德大6岁；

　　庄子比亚里斯多德小15岁；

　　阿基米德比韩非子大7岁。

　　古波斯的大思想家琐罗亚斯德（也就是尼采所写的查拉图斯特拉）的生卒年说法不一，按其中一种比较可信的说法，他去世那年正好孔子出生。

　　……

　　人类的历史那么长，怎么会让这么多开山立派的精神巨人，这么多无法超越的经典高峰，涌现于一时？为什么后来几千年的文化创造，不管多么杰出，多么伟大，都只是步了那些年月的后尘？

　　“天意从来高难问”。那就不问了，我们只能面对“天意”的结果，反复惊叹。

　　有人说，“世上无仲尼，万古如长夜。”那么，其他民众也会说，世上如果没有释迦牟尼，没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没有琐罗亚斯德，人类的历史将会如何。这种称颂中包含着一个共同的判断，那就是：历史的自然通道，本应该如万古长夜。从黑暗的起点，经由丛林竞争、血腥互残，通向黑暗的终点。万古长夜里应该也会有一些星星在天空闪耀吧？问题是，能使星星闪耀的光源在哪里？

　　于是，不知是什么伟大的力量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让几个最大的精神光源同时出现在世界上。顷刻之间，一切都不一样了。从此，人类也就从根本上告别荒昧，开始走向人文，走向理性，走向高贵。

　　精神光源与自然光源不一样，不具备直接临照山河的功能，必须经过教学和传播机制的中转，才能启迪民众。因此像稷下学宫和雅典学园这样的平台，足以左右一个民族对于文明光亮的领受程度。

　　说起来，雅典学园是一个总体概念，其中包括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人先后创立的好几家学园。差不多两千年后，意大利画家拉斐尔曾在梵底冈教皇宫创作过一副名为《雅典学园》（又名《哲学》）的壁画，把那些学园合成了一体，描绘一大群来自希腊、罗马、斯巴达等地的不同年代、不同专业的学者围绕着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共聚一堂的情景。拉斐尔甚至把自己和文艺复兴时的其他代表人物也画到了里边，表示大家都是雅典学园的一员。

　　大家都是雅典学园的一员——这个观念，正是文艺复兴运动的重要内容。

　　欧洲在走向近代的过程中又一次成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学生。这次重新上学的结果十分惊人，欧洲人把“向前看”和“向后看”这两件看似完全相反的事当作了同一件事，借助于人类早期的精神光源，摆脱了中世纪的束缚，使前进的脚步变得更经典、更本真、更人性了。

　　中国没有经历过文艺复兴这样的运动，这是比不上欧洲的地方。但另一个方面，中国也没有经历过中世纪，未曾发生过古典文明的千年中断，这又很难说比不上欧洲。当早就遗佚的古希腊经典被阿拉伯商人藏在马队行囊中长途跋涉，又被那不勒斯一带的神学院一点点收集、整理的时候，中国的诸子经典一直堂而皇之地成为九州课本，风光无限。既然没有中断，当然也就不会产生欧洲式的发现、惊喜和激动，这便由长处变成了短处。

　　不管长处、短处，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人类各大古文明中只有中国文化延续下来了。原因很多，其中最实际的一项是：中国文化始终以教学作为自己的主要生存方式。办学、办学、办学，一代代地办下去。由于办学具有最朴素的培育后代的理由，因此连专制统治者也很难全然扑灭。结果，文化找到了最可靠的载体。到了科举制度时期，办学更是找到了强大的国家靠山，致使东南西北都成了一所合法的文化大学校。

　　科举制度的设立，本意是为了选拔各级政府管理人员。选拔的标准，唐代重诗赋文采，宋代重经义学识，明代以后进入八股文模式，核心是儒家文化。由于儒家文化的基本指向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此来从事管理工作，大体上“专业对口”。这个设计，保证了幅员广阔的中国领土上一直有足够的文化人才在各地从事着行政管理，因此已被当代很多国际学者评价为“人类历史上最杰出的文官选拔制度”。

　　这是从行政上来说的。其实更大的意义在文化上。

　　不难想象，科举考试作为中国古代男子企图摆脱农耕生活的主要途径，它的考试内容也必然成了全国书生常年背诵的课本。即使仅仅为了做官，历代在华夏大地上有多少年轻的生命在日夜记忆着文化经典？乍一看，这是年轻的生命在向文化经典求索；实际上，倒是文化经典在向年轻的生命求索。中国文化在一千多年间汲取了无数考生的生命能量，所以能够如此长寿，不断开课，无远弗届。

　　因此，科举制度本身也就这样成了一所奇特的天下学宫。只不过，到科举制度废止之时，天下学宫并没有倒闭。一切制度都可以商榷，唯有立足本源的文教传统，成了这片土地最有韧性的经脉。

　　四

　　天下学宫未曾倒闭，并不是说它没有临近倒闭的时候。在历史上，这样的危机曾经频频发生。奇怪的是，都凭着人们的文化良知，度过去了。

　　文化良知，是文化人格的底线。文化人格恰恰又由天下学宫的漫长历史沉淀而成，而且共同的历史沉淀成了集体人格。结果，在中国，不管遭遇多大的灾难，总有人悄悄地站出来，首先把教学的线头接上，把文化的断裂补上。而周围其他很多人，也都一看就懂，默默参与。

　　对此，我有切身体验。

　　我出生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而内战方炽，因此天下学宫“暂时停课”。乡间不仅找不到学校，而且也几乎找不到读过书的人。但是，就在这穷乡僻壤间，不识字的农民绝对不会用脚去踩踏一片有字的废纸。他们把文字看得神圣，在路上哪怕见到一角旧报纸，也会恭恭敬敬地捡起来，拿到小庙香炉上焚烧，香炉上刻着“敬惜字纸”四个字。

　　要出海打鱼，他们会到几里地之外一个会写字的先生家里，请他写一叠纸的字，压在船舱。因为他们确信，天下最有份量的是文字，足可抵抗怒海巨浪。

　　等到我妈妈在乡间义务开设“扫除文盲班”，而我也终于成了这儿第一所小学的学生，全村都像过节一样庆祝。

　　农民并不知道，被他们拿到小庙香炉里焚烧的字是什么意思。渔民并不知道，被他们用来为船舱压重的字写了些什么。村人也不知道，扫除文盲和孩子上学，对生活会带来什么好处。他们在文化的边缘地带盲目地崇拜文化，实在让身处文化中心地带的文人们无地自容。就像《白蛇传》里那个白素贞，在人和非人的边缘上既不选择成仙，也不选择做妖，而独独选择变人，即使没有变成，也会让早已成为人的我们，羞愧万分。

　　白素贞为了变人，找了一个平庸的丈夫许仙。许仙身上有多少毛病并不重要，重要的只有一条：他是人。人们追求文化，也像白素贞，不在乎有多少差别，只在乎是不是文化。

　　文化的边缘地带是这样，文化的边缘时代也是这样。

　　我在年轻时经历的“文化大革命”直到今天仍然只被作为政治事件解读，实在太可惜了。其实真正有价值的是文化教育志标，因为那才是直接触动文明运势的穴位所在。虽然是一场政治运动，但从一开始就全国学校停课，全国教师下岗，全国学报停刊。这样的事情发生在非战争状态下的文明古国是骇人听闻的，比“打倒”了哪些老干部和无辜者（像我爸爸）严重多了。大概就这样闹了四、五年吧，到1971年极左派受挫之后，政府中占主导地位的开明派领导者周恩来等人倡导重新开学、复课，把教师从农村和工地调回到学校编教材，于是就出现了一派感人的文化景象。

　　那些教师，大多备受凌辱而尚未平反，风尘仆仆而尚未休息，一听到复课就兴奋莫名，立即埋头翻书，勤勉执笔，像要把几年停课的损失全都加倍地补回来。尽管政治风浪并未停歇，所写文稿言不及义，或瘢迹处处，又常常受到批判和篡改，但他们还是拚命般地快速编出了大批教材，编出了质量极高的《汉语大词典》、《英汉大词典》、《中国历史地图集》，校点了《二十四史》，恢复了各个学报，在文化面临悬崖绝壁的边缘时代创造出了难能可贵的文化成果。这种文化成果，虽然后来一直受到极左派打手的“反击”和“清查”，但已足可证明，中华文化的复苏力毕竟大于破坏力，天下学宫的复课期毕竟长于停课期。

　　当时我有幸，背负着沉重的家庭苦难在复旦大学目睹并参与了这项步履蹒跚的文化重建事业。因此，我心中的中国文化就像伦勃朗的油画，由于背景是黑夜，微光下的人物群像尤其让人心头一颤，眼睛一亮。

　　很多年后，灾难过去，我曾到香港的两所大学授课，看到很多香港教授治学时用得最多的还是我很熟识的《汉语大词典》、《英汉大词典》和校点本《二十四史》，禁不住有点鼻酸。香港的教授们没有遇到过文革灾难的冲击，因此无法体会这一堆堆厚重的书籍包含着什么。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也保持着为天下编写教材的勇气和能力，这就是积淀成了行为本能的“天下学宫”。

　　更惊人的事情是，也就是从“文化大革命”爆发五年之后的1971年开始，与复课同步，中国文化古迹的发掘出现了空前的奇迹。这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所长久沉淀的整体文化实力，是一场全方位的严峻考验。马王堆、兵马俑、河姆渡、妇好墓……，这些震惊世界的地下迷宫，即便是仅仅一处，就足以牵动全国的文化神经，但那时它们像是一起收到了一份最隆重的千年邀请，居然一个接着一个轮番面世！而中国，居然也像编教材和辞书一样，不知从哪里涌现出一大批合格的发掘着、鉴别者、考证者、研究者，对每一个地下迷宫进行了安顿和阐释。我想，他们一定是从孔子学院、稷下学宫开始就隐潜下来了，只等待着重大文化话语的出现。一旦等到，他们又从容镇定，完全不理会当时和今后的政治麻烦。为此，我曾一再对外国学者说，请不要继续片面地嘲笑灾难时期的中国文化。连西方最发达的那些国家都未必能够从容对付的古代文化难题，在灾难时期的中国，却有一支支大规模集结的文化力量在众目睽睽之下大大方方地破解着，与当时荒唐而脆薄的文化表象构成了有趣的对比。这不，明明是一场文化大灾难，由于撞到了悠悠文脉，刺激了浩浩文心，也就变成了文化大发现。

　　这种相克相生的吊诡现象，显然不符合“非白即黑”的政治划线论，因此直到今天连很多当代史研究者也苦于面对。他们说了那么多话，却一直不愿清楚地告诉人们，那些最重大的历史文化，发现于什么年代。他们只敢说，那个年代只有破坏，没有发现。

　　文化大灾难为什么总是伴随着文化大发现？这是《周易》、《老子》的哲理，盈缩抑扬的规律，此处不作详论。比较简明的事实是，这些文化大发现让我们在灾难中惊讶地确认了孔子之前的伟大文化（例如河姆渡、妇好墓等等）和孔子之后的伟大文化（例如兵马俑、马王堆等等），预示着一种更伟大的文化前景即将来临。显然，这又是孔子学院在上课了，只不过当时不少学生有点发晕，所以神秘老师拿出来的教材特别珍贵，足以震大地之聋，发历史之聩。这一切，当然要比现实政坛上哪些官员的上上下下、什么时候宣布政治运动的开始和结束重要多了。文化的眼光，毕竟不同于政治的眼光。文化既不是政治的附庸也不是政治的装潢，而是一种精神天国的裁断和预言，即便是再强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也未必抗拒得了。

　　记得当时我最感好奇的是，一生无所畏惧的毛泽东主席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突然对孔子的学说产生了某种忧虑，掀起了“批儒评法”运动。有人说他是借此影射某位助手，这实在太小看这位政治领袖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了。他是在做一次告别性的自我询问：辛苦了一辈子，牺牲了那么多人，中国，会不会还是孔子的中国？他的这种不安感，来自于他对孔子的了解，也来自于他对中国文化的了解。看看他满屋子的线装古籍，就明白了。两千多年前的诸子学说，竟然如此苦恼地盘桓于一个现代革命家临终前的脑际，这实在是一个重大而奇特的文化现象，而且只属于中国。

　　所谓“文明古国”，真不是随便叫的。

　　——此文纵想两千余年，围绕着一个话题：文化和教育，看似斯文，却是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力量。

　　这种力量是参不透的，我们只能一次次梳理，一次次仰望，一次次疑惑，一次次追寻。

　　每个时代，总有一些勇敢的年轻人试图叛离这种过于强大的力量，这座过于悠久的学宫，出门远行，深入草莽旷野，漂泊异国他乡。但是，走了几十年，看起来从生态到心态都已经彻底异化，连说中国话也不太利索了，某一天在某一个天涯海角，依稀听到从哪个小木屋的窗口轻轻传出讲述孔子、唐诗或书法的声音，仍然会怆然停步，呆立半晌。至此才知，自己还是那座庞大无比的千年学宫的学生，只是逃了一阵学，未曾叛离得了。

辛苦斑竹了

斑竹，强，写这么多。

原帖由 dao8310 于 2007-9-16 14:41 发表
斑竹，强，写这么多。

大部分是我百度来的

谢谢斑竹！我也百度了这个内容，呵呵，和你看到的差不多！不过，有个差别，我要说出来，一楼里面和二楼里面，对孟子的说法，是相反的！一楼说孟子曾任教，二楼说孟子不在稷下之门！我当时看了也很困惑！后来看山东版的，里面是没有孟子的！我采纳了没有孟子的观点！不知道实际情况是什么样的，有没有权威观点！希望斑竹核实一下！我是跨专业的，比较迷茫啊！

不矛盾啊，1楼说孟子是在稷下学宫任教当老师，2楼是说稷下学宫门下培养出来的人才，孟子没有在稷下学宫里当过学生，当然不能算作是稷下学宫培养出来的人才了，很多学宫里培养出来的人才后来都在稷下学宫里当了老师，但是孟子没有当过这里的学生，他只是老师

      孟子先后两次至齐，在齐国的时间长达二十余年，是稷下先生的代表性人物。孟子在齐国的经历，充分体现了稷下学宫的人才政策：给予优越的社会地位、丰厚的物质待遇，营造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注重发挥稷下先生议政、参政的政治作用，提供了来去自由的宽松环境。

      虽然常说“教学相长”，但是我看还是要分清主次，孟子不是来到稷下学宫以后才闻名于世的，用现在的话来说他就是“外教”——外聘教授（or外籍教授(_ _)!!孟子是鲁国人不是齐国人:P）

      另外孟子非常高傲独断，对帝王不屑一顾，经常设圈套粉刺君王，在稷下学宫讲学收弟子要求也非常苛刻，在现在看来就是个很难与人相处的刺儿头，要不是他来齐国以前就声名远外，的确很难在这个提倡“不治而议”的稷下学宫混出个名堂，后来他离开齐国也就和稷下学宫断了姻缘，所以说他“不出于稷下学宫的门下”是很确切的，我觉得更确切的说，孟子应该算是稷下学宫的“客座教授”才是[s:7] [s:7]

看了头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