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批评史笔记2

第三章  南朝文学批评与刘勰
第一节  南朝文学批评繁荣的原因（略）
第二节  刘勰与《文心雕龙》
    一  生平与思想
    刘勰（公元４６５─５２１？），字彦和，祖籍山东莒县。西晋时其家迁至京口（今江苏镇江）。生于宋明帝泰始初年。
    祖父两代不通显，做小官，至勰因家贫未娶妻。勰奋发好学，经史子集均熟悉。２０岁时到定林寺（今紫金山）依名僧僧，十年时间博通佛典，整理佛经。３０多岁时著《文心》（约５０１年），南齐末年。
   《文心》成书后，背负书稿，以货郎模样，拜见沈约车前，沈以为“深得文理，当陈诸几案。”梁武帝天监初，年近四十始入仕途，起家奉朝请，做临川王萧宏记室、参军、太末令、通书舍人、步兵校尉等（见梁书传），官位不高。后武帝命勰与僧慧震于定林寺编定佛经，完成后，对仕途无意，出家为僧，改名慧地。后不到一年去世，大约享年五十六、七岁。
    除《文心》外，刘还有《灭惑论》、《石像碑》，宣扬佛教。
    在任东宫通事舍人时，与萧统相交过，深受萧爱重，《文选》的指导思想也受到过《文心》一些影响。
    勰一生的思想兼容儒佛玄三家，以儒为本，以佛玄为用。
   《文心》是在儒家思想指导下写成，《序志》言其“树德建言”，“名金石之坚”是儒家三不朽思想的体现。又云７岁梦锦云，３０岁梦孔子，自称孔子信徒，原拟注儒，因马融、郑玄等大儒在前，转而论文。又《征圣》、《宗经》两篇明显表现出传统儒家思想。
    在经学上刘勰接受王弼玄学，与南朝简约明朗的学风相合。《文心》中强调“自然”“自然之道”，简约精要，与三玄（老庄易）有关；《原道》的“道”（万物之母）受老庄影响，表现出时代特征。
    佛家影响主要表现在对《文心》完整的体系和严密的逻辑论证方面。范文澜《序志注》云：“盖取释书法式而为之，故能  理明晰如此。”当然，汉以来学术著作日益成熟，象《淮南子》、《史》、《汉》、《论衡》、《新论》等也在宏大的体系上给刘勰以启发。
    二《文心》其书
    刘勰写《文心》，在于他认为前人均“鲜观衢路”（见《序志》“详观”一段文字），所以要独创其体，以为作文之范式。但刘勰不可避免地也要受前人有关著述的影响，象在具体内容上，上半部受挚虞影响，下半部受陆机影响，就是明显的。
    《文心》结构严密，体系宏大。全书分５０篇，前２５篇为上篇，后２５篇为下篇。其中《序志》为总序；“文之枢纽”（总论）五篇；“论文序笔”（文体论）２０篇；“剖情析采”（创作论）１９篇；文学评论（文学史、作家论、鉴赏论）５篇。
    《文心》最早的注本是宋人辛处信的《文心雕龙注》十卷，但仅见于史志著录，书佚；明代有两本训故，音注，较简，清黄叔琳《文心雕龙辑注》内容详赡，流传广。后又不曹学  本，也很通行。
     今传重要注本有黄侃《文心雕龙札记》；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以上为五十年代出版）；此后又有王利器《文心雕龙校正》；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周振甫《文心雕龙全译》；陆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龙译注》；台湾李曰刚《文心雕龙诠释》；日本兴膳宏《文心雕龙注》等。
    三《文心》的影响及后人的评价
    刘知己《史通•自叙》：“词人属文，其体非一，譬甘辛殊味，丹素异采；后来祖述，识昧圆通，家有诋诃，人相掎摭，故刘勰《文心》生焉。”
    宋孙光宪《白莲集序》：“降自屈宋，逮乎齐梁，穷诗源流，权衡辞义，曲尽商榷，则成格言，其惟刘氏之《文心》乎！后之品评，不复过此。”
    明胡应麟《诗薮》内编：“刘勰之评，议论精凿。”
   《四库提要》集部诗文评类首列此书。
    章学诚誉为“体大而虑周”、“笼罩群言”；孙梅等评价更高。
    从批评史发展的角度看，由于勰推崇汉魏以迄南朝的骈体文，且文体是以骈文写成，故在唐宋崇尚古文的时代，《文心》并不为古文家所重视。宋以后，陆续开始有人重视《文心》，所用评语也逐步升级，但这只是个别的行为，《文心》并未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受到重视，与《文心》的地位不相称。五四以后，由于受西方思潮影响，人们开始重视理论，《文心》才在较大的范围内受到近人的研究，出现了一批讲授研究《文心》的专书。今天《文心》的地位很高，有“龙学”之称。
    说明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愈来愈感到《文心》中所论述的问题是非常符合文学规律的，所以对它的评价就越来越高
    四 《文心》的宗旨与内容
１释题  
“文心”，言为文之用心也。──此与《文赋》相类。
“雕龙”，《序志》“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岂取邹之群言雕龙也？”   
《史记•孟荀列传》“谈天衍（邹衍，战国人），雕龙。”集解引刘向《别录》解释说：邹  发挥邹衍谈天之说，修饰得非常细致，有如“雕镂龙文，故曰雕龙。”
     勰“岂取”二字以反问的形式表示肯定，语即：岂不是（就是）取邹雕龙群言的意思吗？
    《文心》的宗旨是以圣人准则作指导来进行架构。
    ２内容
    ⒈原道、征圣（即验证于圣人）、宗经三位一体。“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形容宗经乃“即山而铸铜，煮海而为盐。”三者为根本。
    ⒉《辨骚》、《正纬》则因二者虽与经文有不合，但辞采富丽，可取材以为用。
    ⒊《明诗》至《书记》为文体论，前１０篇为有韵之文，后１０篇为无韵之笔。体例为“原始以表末”（述源流）；“释名以章义”（解释名称性质）；“选文以定篇”（评述作家作品）；“敷理以举统”（指陈体制风格及要求）。
    ⒋《神思》至《总术》为创作论或曰写作方法论。
    《神思》、《物色》讲创作构思、想象及处理情景的关系问题。
    《体性》、《风骨》、《通变》、《定势》讲风格问题。其中《体性》为作家与风格的关系；《风骨》倡导明朗刚健的文风；《通变》讲历代文风变化；《定势》讲文体与风格。
    《情采》、《镕裁》，前者谈感情与文采，后者谈先设情、酌事，后措辞。
    《声律》至《指瑕》为修辞部分。
    《养气》、《附会》、《总术》，为照应前边，补充构思、谋篇问题。
    ⒌《时序》、《通变》、《才略》、《知音》、《程器》五篇为杂论，分别讲文学史，作家论，鉴赏论，作家品德论。
⒍《序志》为总序。
第三节  《文心雕龙》中的文学理论
    一  原道、征圣、宗经的文学本质论
    前有荀子、杨雄。
    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原道》）道在《文心》中的两重性，一指道家之道，即自然与自然之道；二是《易》系辞中的道，即天、天命；所以刘勰的道包括了自然与名教两方面。
    政化贵文，文辞为功，圣人修身贵文。（《征圣》）指从圣人作文研习典正、体要、雅丽。    经乃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具典范性。（《宗经》）《易》惟谈天，《书》实记言，《诗》主言志，《礼》以立体，《春秋》辨理，所以五经乃文府源泉。“往者虽旧，余味日新。”“百家腾跃，终入环内。”
    二  宗经执正，酌骚驭奇，奇正兼综的文学方法论
    经为典范，雅正体要。
                         ──奇正兼综。〈教化＋情感  ──  靡丽＋雅正〉
    骚乃新变，奇伟富丽。
新变由骚发端，历汉赋，魏晋辞赋骈文，经山水田园，至永明宫体、徐庾骈文。如只有新变，不能宗经执正，酌骚驭奇，就会走向歧路。故以宗经救之。
    三  囊括群体，诗赋为先的文体论
    《文心》明诗以下２０篇论３３种文体，包含各类文学性与实用性文体。 勰论各种文体以诗赋为重，如编排上以诗赋为先；写作原则也倚雅颂、驭骚篇；体性篇论个性与风格以诗赋作家为主；时序篇论文学与时世的关系以诗赋作家作品为主；物色篇论文学与自然景物关系，以诗赋为主。
    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的文体分类法。
    四  质文代变，文变染乎世情的文学史论
    １  以文质关系为元素论文学史，开创一代有一代文学的主张，为后世所本。
    从《时序》、《通变》二篇来看，作者构造了一个循环发展的波浪型文学发展线索：
黄帝──周──楚及西汉──东汉及曹魏前期──曹魏后期──西晋──东晋崐  ──宋齐。

│     │       │             │             │        │      │         │
     质    文质      文          文质相符          质        文      质         文
在这个图例中，作者构造了三种文学范例，一例是质胜于文，一例是文胜于质，一类是文质相符。刘勰认为，以征圣宗经为本，才能文质相符。
    文质观肇始于孔子，后班彪评司马迁云“文质相符”；沈约《谢灵运传论》评建安文学“以情纬文，以文披质”。
    刘勰以后，见于《隋书•文学传序》批评南朝文学是偏于文，北朝文学偏于质，主张“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后来文人多以文质关系论作家作品及文学发展，明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一、清人刘大  《论文偶记》仍以文质论文。
    ２ 文学跟着时代变化
    勰认为，文学十代九变，而演变的原因有三：一在于政治的盛衰和社会的治乱。（前此《左传》季札在鲁观乐、《乐记》、《毛诗大序》已有此论，但并未与发展相关联，刘的贡献在于它用这种关系来说明文学的变化。）二在于君主的爱好和提倡。三在于学术思想风气的影响（如战国纵横诡俗、东晋玄学）。
    析讲《通变》、《时序》
   《通变》主要讲继承与革新的问题。继承的意思是说文学的运动是有规律的，代有其文，因循变化，从质朴到典丽到绮靡，曲线发展；革新的意思是说革新须从六经立义（非语言），才能不失典正。
    《时序》一是讲文变染乎世情，十代九变，讲文学是变化的；二是讲变化的原因。（见前）
     比较刘勰的思想乃至于中国古代有关的文学史观，要点有三：
    一是质文代变，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二是历史循环论；三是文变染乎世情。
    五 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的创作构思论
    １  想象之状（“文之思也，其神远矣。……）
    ２  构思过程  情─物─辞三者密切相关。其中物主要指自然景物。
    ３  构思应保持虚静状态，参见《养气》。
    ４  后天之学须依博见博练。（进步于陆机）
    ５  准备要博，行文要一。
    析《神思》、《物色》、《养气》
    六  情性所铄，文苑波诡的文学风格论
    1《体性》篇首论文学风格与作家的密切关系
    指出作家的才、气、学、习决定作品的辞理、风力、用事用典、体制格式.  其中才、气是先天的，学、习是后天的。
    其影响于作家见于《才略》：“子建思捷而才  ，诗丽而表逸；子桓虑详而力缓，故不竞于先鸣。”指先天影响。又《才略》：“相如好书，师范屈宋，洞入夸艳，致名辞宗。”又《体性》：“若夫八体屡迁，……”一段指出才气个性是形成风格的首要因素。同时也重视后天学习“夫才有天资，……”等。
   ２论风格分为八体四组，见“若总其归途，则数穷八体，……”。即“雅与奇、奥与显、繁与约、壮与轻”四组相对之风格。
    前人如《易》系辞“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文赋》：“故夫夸目者尚奢，惬心者贵当，……。”是泛论，不属风格分类，至刘勰则将作者心理、爱好、性格等因素与作品的风格联系在一起，并将之分为八体四组。更全面。
    此后有关风格的区分更细，唐皎然《诗式》分为十九体，后又有二十四品，由简趋繁。至姚鼐桐城派则分为两类：阴阳刚柔，又由繁趋简。
    ３风骨论
   《体性》是刘勰总论作家与风格，《风骨》则是刘勰所重视、提倡的一种风格的标准。风骨的意思是指文风的爽朗刚健。用意则在反对宋齐绮靡之文风。如分而言之，则风侧重在思想感情的清明显豁生动；骨，则侧重在文辞的峻健有力。
    二者的联系在于，作者的感情气质是通过文辞来表现，文辞刚健，则情感易鲜明生动。反之则柔靡不清。故《风骨》云：
   “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故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
   其举例说明司马相如《大人赋》风好，而《子虚》《上林》则“繁类以成艳”（《诠赋》）“理侈而辞溢”（《体性》）属风骨不足。因《大人赋》近楚辞，简练、风清，有飞动之致，故云有风力。
    在后代，凡欲革除绮靡之弊者，均以风骨相倡导，如隋李谔《上隋高祖革文华书》、唐陈子昂《修竹篇序》、宋明以来虽不如唐时集中有论，但亦时有人相倡。
    3《定势》讲体裁与风格的关系，略而不论。
七  小结
    体大而思精：结构宏伟而细密，融汇而贯通。
    探幽索隐，穷形尽状：各种理论均能从源流，特性，品第，规范入手，条分缕析，师心独见。超越一般文章学。
钟嵘与《诗品》
一  生平与《诗品》的写作（略）
二、钟嵘的诗歌艺术论
    １诗乃吟咏情性者
    钟嵘在有关诗歌的本质论方面，主张诗是吟咏情性的。
    “若乃春风春鸟，……”一段。“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
    这些看法，与《诗大序》等儒家经典不同，不限于政教国运，所指更广泛，一指四时变迁等自然因素；二指遭际变迁等社会因素。
    他在引用《论语•阳货》一段话时，仅提“群”和“怨”，不提“事父”，“事君”，不讲讽谏教化。
    在《诗品》正文中，上品除曹植、王粲、阮籍、左思提及政治外，余则无关；中品中除应璩、刘琨、卢谌外，余则无关。这说明钟嵘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对待诗中有无讽刺及社会政教内容的，不去牵强地附会。此外，他的评价，凡涉猎政治的，也并不仅以其与政教有关就评价高，而是多从诗人的遭际，如失意、悲恨等方面去加以评述，说明钟嵘更重视人性、人情，而不在乎作品中是否包含了以风其上的内容。
    ２重怨情
这一点是上述诗乃吟咏情性的深化。钟嵘不仅重性情，而且还特别重视怨情。   
“离群托诗以怨，……”
    文中所列举的种种感发，除“嘉会寄诗以亲”及“女有扬娥入宠，再盼倾国”外，其余几种都与怨有关。
钟嵘在诗评中强调怨思怨情，在理论上是进步的，也是符合文学史实际的。
    ３重直寻的自然之美
    “若乃经国文符，……”一段。
    这种提法既与他所主张的吟咏情性相一致，又有反对当时诗坛所出现的堆砌典故的原因。
    它表明钟嵘对诗的文学本质有清醒的认识，他认为诗应与那些“经国文符”和“撰德驳奏”区别开来，诗是“吟咏情性”的，所以就应该即景会心，直接描绘出激发起作者诗情的情景。
    直寻是为了追求自然之美，“自然英旨”，这往往也是中国古代诗人反对用事用典，刻意强求作诗之弊的一个常用武器。象唐代李白提出“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宋代苏轼《答谢民师书》中提出的“大略如行云流水”；原题司空图《诗品》中的自然一品“俯拾即是，不取诸邻。”；明末王夫之提出的“即景会心”的兴发；近代王国维论词所说的“不隔”的境界；都是追求直寻的自然英旨的审美观。
    对于直寻，应注意避免忽略或反对主观能动性的弊病，直寻不能否定作者的理念和熔裁的作用。王夫之在这方面就有缺陷。
    ４风力与丹采并重
“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   
这段话体现了钟嵘的文质观。在汉魏以来的作家中，钟嵘筛选出三个代表，分别是建安之杰曹植；太康之英陆机；元嘉之雄谢灵运。在这三代主帅中，体现了钟嵘对文质的最高要求。
    以曹植为例，评价最高，所谓“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披文质。”在建安文人中，刘桢以风力胜，王粲以辞采胜，未如曹植般达到风力与丹采兼胜。太康文人陆机也因为二者并胜，有大家风范而获好评。
    文学史上常被人指责的对曹操、陶渊明的品第不公，就是源于钟嵘的这一标准。曹操与陶渊明都是因为质胜于文而评价偏低。另外，钟嵘的这一标谁有其时代审美风尚的背景。象陶，在刘勰《文心》中甚至未被提及，在《文选》中陶诗也没位置。另外对民歌不录，也因其文辞鄙俚。
    在钟嵘看来，要达到风力与丹采并重，采用比兴之法是其基础。也就是说，在比兴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进一步达到风力与丹采并重。
    ５滋味说
    钟嵘是文学批评史上最早明确提出以“滋味”论诗的诗论家。
在《诗品》序中，“滋味”或“味”凡三见，一是“五言居文辞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二是“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三是批评玄言诗“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综合起来,味的意思是指诗歌所具有的绵长深厚的艺术感染力。
五、小结
《文心》和《诗品》作为南朝文学批评的双子星座，一部是综合性的理论巨著，一部是评诗的专著。一部是宏观的，一部是微观的。一部意在建造一座包含了此前各种文体在内的文学理论大厦，一部则是聚焦于五言诗这一单一的品种去进行精微的品析。它们都在各自确定的范围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使后来者无法超越。
第五节  南北朝的其他文学批评
文笔说  
总的来说是，有韵为文，无韵为笔。最早为《宋书•颜立复传》“太祖（文帝）问延之：卿诸子谁有卿风？对曰：‘竣得臣笔，测得臣文。’”
《文心•总术》：“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   
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说法，但后世以此说多被人接受。文笔说的产生，说明时人对文学的认识进一步清晰，知道美文与实用之文的区别。
    声律论
    以齐永明体为代表，沈约、谢朓、王融主之。
    具体内容为四声八病说──平上去入；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
一  新变派理论家
    萧绎《金楼子•立言》
      “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
      “至如文者，惟须绮彀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
        沈约《宋书•谢灵运文学传论》
        四声八病之说：“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
    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
    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
二  复古派理论家
    梁裴子野《雕虫论》：
        “古者四始六艺，总而为诗，既形四方之风，且彰君子之志，劝美惩恶，王化本焉。后之作者，思存枝叶，繁华蕴藻，用以自通。若悱恻芳芬，楚骚为之祖，靡漫容与，相如扣其音。由是随声逐影之俦，弃指归而无执。”“自是闾阎年少，贵游总角，罔不摈落六艺，吟咏情性。学者以博依为急务，谓章句为专鲁。淫文破典，斐尔为功，无被管弦，非止乎礼义。”
三  折中派理论家
    萧统《文选序》
    既重传统，又不排斥新变，对《诗》及《楚辞》、汉赋的看法均较融通。       又提出编选《文选》的准则是“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
    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篇》
“至于陶冶性灵，从容讽谏，入其滋味，亦乐事也，行有余力，则可习之。”   
但他对屈原等人在性情人品上的分析，则体现出了传统儒家思想。所谓“每尝思之，原其所积文章之体，标举兴会，发引性灵，使人矜伐，故忽于持操，果于进取。今世文士，此患弥切。……自吟自赏，不觉更有傍人。”
    “必乏天才，勿强操笔。”
第三编  唐宋金元时期的文学批评
初盛唐文学批评
第一节   王勃（略） 第二节   陈子昂
    稍后的陈子昂（６５９─７００）一个广有声誉的唐代诗风的倡导者。他的理论的建树同样也是建立在对六朝文学的批判之上，《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
   “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咏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一昨于解三处见明公《咏孤桐篇》，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
    在这段文字中，值得注意的有三点：
    一是对六朝诗风的批评与初唐其他人一致；二是提出了诗的“兴寄”，这与汉儒所说美刺比兴的讽谏不同，而与后世的“寄托”理论却有共同点，是古代寄托理论的较早提倡者；三是以“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重塑建安崐风骨。
    陈子昂的倡导对盛唐诗风有积极影响，后来的不少诗人都是以汉魏风骨相号召。象李白《宣州谢  楼饯别校书叔云》“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高适《宋中别周梁李三子》中也说：“周子负高价，梁生多逸词。周旋梁宋间，感激建安时。”甚至于到了宋元明清几代，汉魏风骨都是文人的理想。由《沧浪诗话》到明代复古运动的中坚，都高举汉魏风骨的大旗，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值得注意的是，隋及初唐以来的理论家对六朝文学的全盘否定在盛唐时期却并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延续，象李白、杜甫等大家相反对六朝文学还颇多取资。而这也许正是唐代文学得以正常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既继承了初唐理论家所倡导的对汉魏风骨的追求，又抛弃了他们对六朝文学偏激的看法，并从中吸收营养，遂迎来了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一个黄金时代。
第二章  中唐实用主义文学批评
第一节  白居易的诗评
    白居易（772大历７年─846会昌６年），的生平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有拯世济民的远大抱负，后期（约在元和１２年以后的３０年，白时年４５岁）则是独善其身的阶段。他的诗论主要集中在他生活的前期，这是白居易怀抱理想的时期。
  他的诗论大致包括以下几个内容：
    一 功利主义的诗歌主张
    １提倡诗歌的观风俗和补时政的作用。
    《策林》第６９之《采诗以补察时政》；
   “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故闻《蓼萧》之诗，则知泽及四海也；闻《华黍》之诗，则知时和岁丰也；闻《北风》之诗，则知威虐及人也；……故国风之盛衰，由斯而见也；王政之得失，由斯而闻也；人情之哀乐，由斯而知也。然后君臣亲览而斟酌焉，政之废者修之，阙者补之；人之忧者乐之，劳者逸之。”
    《策林》第６８之《议文章碑碣词赋》：
   “且古之为文者，上以纽王教，系国风；下以存炯戒，通讽谕。故惩劝善恶之柄，执于文士褒贬之际焉；补察得失之端，操于诗人美刺之间焉。”
    ２诗乃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
    《新乐府序》：
    “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戒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寄唐生》：
    “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
    ３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
    《与元九书》：（略）
    可以说白居易是全面继承了汉儒的诗教理论，并且更明确地提出了教化目的论，使诗成为押韵谏书，比汉儒有过之而无不及；另一方面，白居易以此更否定了文学的其他本质特征，汉儒尚讲“温柔敦厚”，白则只讲“质而径，直而切”；第三，他完全否定了南朝文学，只讲国风六义，表现出僵固的文学发展观，否定了文学的进步和发展。
    应该说白的诗论是自隋以来诗的革新思潮的必然结果。
    第二节  韩愈的古文理论与诗论
  中唐时期，在白居易的新乐府运动开展的同时（差不多是在贞元与元和时期），韩愈也倡导了古文革新运动。
    韩愈（７６８─８２４）是唐代古文理论和实践的领军人物。其理论择其要有二：
    一  提倡古文  反对骈文  文道合一
    韩愈文中屡次提及“古文”。如《题欧阳修生哀辞后》云：“君喜古文”、“其志在古文”、“愈之为古文”等；所谓古文，是与句式整齐、讲究偶对的骈文相对而言。西汉文章以散行为主，东汉以后骈偶成分渐多，到南朝后期和初唐，臻于极致。中唐时期这种风气依然如故，韩愈认为这种骈偶的形式有害于世用，故提倡恢复西汉、先秦的散行文体，故称“古文”。
    “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    （《答陈生书》）
“然愈之所志于古道，不惟其辞好，好其道焉尔。”    （《答李秀才书》）   
“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邪？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而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    （《题欧阳生哀辞后》）
又称其写文章是为了明道、传道：
    “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争臣论》）
韩愈所说的道，是指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以来世代相传的儒家之道，是合仁义言之的道。其内容既包括了自古流传下来的社会实践的生生之道，又包括了儒家的礼乐行政及伦理之道。而后者更是韩愈所重视的。
    二  修辞立其诚  气盛而言宜  陈言之务去
    韩愈在散文的创作方面，提倡修辞立其诚，气盛言宜，陈言务去。
    １关于修辞立其诚，见于他在《答李翊书》中所说的：
   “生所谓立言者是也。……抑不知生之志蕲胜于人而取于人邪？将蕲于古之立言者邪？……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  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
《答尉迟生书》：
    “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实之美恶，其发也不。本深而根茂，形大而声宏，行峻而言厉，心醇而气和，昭晰者无疑，优游者有余。”
这种以德行为本，以文章为末的思想是传统的儒家思想。韩愈既然强调明道，当然就要倡导传统的儒家观念。
    ２关于“气盛言宜”，也见于《答李翊书》：
    “气，水也；言，浮物也。……”韩愈的“气盛言宜”，是孟子养气说的继续。这里的“气”指的是作家创作前的精神状态，但它不是纯物质的东西，而是象孟子所说的“配义与道”的“气”，即“不可以不养也，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的“气”。应该看到，韩愈的养气是孟子的养气说和曹丕的养气说合二为一的东西。
    这样，在接受曹丕以气论文的同时，孟子养气说的道德化内容也顺理成章地被韩愈引入到他的文气说中来。
    ３陈言务去
   “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难哉！”
    在《答刘正夫书》中他还说：
    “或问为文宜何师，必谨对曰：宜师古圣贤人。曰：古圣贤人所为书具存，辞皆不同，宜何师？必谨对曰：师其意，不师其辞。”
    这韩李所说还只是局限于语言，实际上“陈言务去”还应包括内容、立意、构思等方面的内容，只不过韩愈及李翱都未明白指出而已。
    三  不平则鸣说
    前面说过，中国古代从孔子开始，就有了“诗可以怨”的传统，中经司马迁的“发愤著书”、钟嵘的“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到了唐代韩愈之前的盛唐时期，也有作家开始注意这个问题，象王昌龄（见《文镜秘府论》南卷《论文意》引）就说过：
   “是故诗者，书身心之行李，序当时之愤气。气来不适，心事或不达，或以刺上，或以化下，或以申心，或以序事，皆为心中不决，众不我知。”
    在这一背景上，韩愈接着提倡“不平则鸣”说，其内在的精神与前面所引的说法是一贯的。
    韩愈的“不平则鸣说”见于他的《送孟东野序》：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
第三章  中晚唐的审美批评
第一节 唐代盛、中两期审美批评的兴起
一、殷璠的《河岳英灵集》和高仲武的《中兴间气集》
二、皎然《诗式》
    皎然的诗学论著有《诗式》和《诗议》，《诗式》今存，《诗议》则佚，今仅存佚文数十则，见于《文镜秘府》所引数十则，另《吟窗杂录》、《诗学指南》亦存有少量佚文，不如《文镜秘府》详赡。
   《诗式》有五卷，第一卷总论诗法，第一卷尾部及其他四卷分诗为五格，各取前人诗句为例，以为法式，故书名《诗式》。以“式”论文，最早见于隋代无名氏之《文笔式》（见《文镜秘府论》）。《诗式》五卷是目前所存唐人诗论中数量最多的一种。
   《诗式》的诗论要而言之，约有二端，即五格和十九体。
    五格即将诗分为五等，乃《诗品》分品论诗之余绪。第一格为不用事；第二格为作用事；第三格为直用事；第四格为有事无事；第五格为有事无事情格俱下格。
《诗式》分五格论诗，引录了大量古人诗句，但均属摘句品诗，不是全篇，与殷  《河岳英灵集》的全篇摘引品评不同。
    十九体见教材所引。十九体中，高、逸、闲、达、静、远六体，明显带有隐逸出世思想，而这六体当中，又是十九体中所选作品最多的，显示出皎然的偏好。
    皎然的五格十九体只是他论诗的外在形态，理论意义不算大。但他在总论和具体的摘句品诗的过程中，却流露出一些有价值的理论。下面概而言之。
    １论体势与作用
    在总论中，有这样一段话，可视作皎然诗论的中心：
    “气象氤氲，由深于体势；意度盘礴，由深于作用（指构思一类）；用律不滞，由深于声对（指声律对偶）；用事不直，由深于义类（指用典使事）。”
其中体势及作用较重要。
    体势是指作品的总体风貌和结构布局。其中体偏于风格；势偏于结构的起伏变化，亦即作品的飞动之势。
    ２  文外之旨、情在言外
  《诗式》卷二“重意诗例”条：
   “两重意已上，皆文外之旨。若遇康乐公览而察之，但见性情，不睹文字，盖谐道之极也。”
    同上卷二“池塘生春草、明月照积雪”条：
      “且如‘池塘生春草’，情在言外；‘明月照积雪’，旨冥句中；风力虽齐，取兴各别。……情者如康乐公‘池塘生春草’是也。抑由情在言外，故其辞似淡而无味，常手览之，无异文侯听古乐哉！《谢氏传》曰：吾尝在永嘉西堂作诗，梦见惠连，因得‘池塘生春草’，岂非神助乎？”
    至皎然，将“象外”之说发扬之，提出了“文外之旨”与“情在言外”，对晚唐司空图的诗论有影响。
    ３论适度与中和之美
    “诗有四不”条：“气高而不怒，怒则失于风流；力劲而不露，露则伤于斤斧；情多而不暗，暗则蹶于拙钝；才赡而不疏，疏则损于筋脉。”
    “诗有二要”条：“要力全而不苦涩，要气足而不怒张。”
    “诗有四离”条：“虽有道情，而离深僻；虽用经史，而离书生；虽尚高逸，而离迂远；虽欲飞动，而离轻浮。”
    “诗有六至”条：“至险而不僻；至奇而不差；至丽而自然；至苦而无迹；至近而意远；至放而不迂。”
    以上所论或强调适度，或强调中和，渊源于儒家经典。如《左传•襄公２９年》季札观乐所论“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诸语；孔子论《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礼记•经解》“温柔敦厚”的诗教等，都是其渊源。
    ４主张创新，反对模拟
    《诗议》云：“凡诗者，虽以敌古为上，不以写古为能。……”（略）
    在此基础上，他主张独创，变化，避俗，与韩愈的“陈言务去”相为表里，是唐代中期诗歌求变求新风气的表现。
    ５诗境与禅境合一
    皎然由于是一个诗僧，所以他往往不自觉地在他的诗创作中将诗禅合一。
   《五言秋日遥和卢使君游何山寺宿扬上人房论涅盘经义》：
    “诗情缘境发，法性寄筌空。”
    认为诗情缘意境发挥，佛法借筌蹄寄托。这是明显地将诗法与佛法合一，将诗境与佛境合一。他还有一些诗，是诗境，也是禅境。
        夜闲禅用精，空界亦清回。子真仙曹吏，好我如宗炳。
        一宿觌幽胜，形清烦虑屏。新声殊激楚，丽句同歌郢。
        遗此感予怀，沉吟忘夕永。月彩散瑶碧，示君禅中意。
        真思在杳冥，浮念寄形影。遥得四明心，何须蹈岑岭。
        诗情聊作用，空性惟寂静。若许林下期，看君辞簿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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