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序
（一） 法大危局
（二） 新官上任
（三） 法大新政
（四） 校庆大典
（五） 院系改革
（六） 四顾法大
（七） 人才鏖兵
（八） 捷报频传
（九） 两院之争
（十） 内引外联
（十一） 矛盾始终
（十二） 校长再见
序
2009年2月19日，法大新闻网以一篇快讯（题为“中共教育部党组任命黄进同志为中国政法大学校长”）的方式，最终宣告了前校长徐显明与法大关系的彻底终结。第二天以“新华网”为首的网络媒体和以“新京报”为首的纸质媒体分别对这次人事交接作了或简略或详细的报道。
“新京报”的文章这样叙述着前校长徐显明离任时的情景“‘7年零140天，总数是2275天。’昨日，法大原校长徐显明显得有点激动，他特别记住了2001年9月29日的到任时间。徐显明三次起身鞠躬致谢，并讲述了自己在法大的三大遗憾。‘7年过去了，筹划建设新校园的愿望没有实现，这将成为我个人终身的遗憾，一直都在为新校园做着梦，这个梦到今天都还没醒。’徐显明说，这是他最大的遗憾。第二个遗憾则是对不起法大的老师和同学。‘导师要见研究生，还要在树底下，这是我一直感到工作最不力的地方。’徐显明说，校长的任务就是给老师和同学提供比较好的学习、生活和研究的环境。第三个遗憾则是当他准备开展法大师德制度化建设时，离开了岗位。徐显明说，‘我反对过度兼职，我决不宽容学术上的腐败和剽窃。我们的教师应该怎样对待学生，和学生保持适当的距离，要爱惜学生。’”
看着徐校长将他在法大的岁月以“天”为单位的计算方法和他依然为那个自己已经离开了103天并似乎与之不再相关的地方还作着的引为“终身遗憾”的未醒之梦，我就没有办法抑制住自己的激动。
七年前，我来法大的时候，徐公晚我几天方来。七年后，我去法大的时候，徐公亦晚我几天即去，真是一段很有意思的时间巧合。看着报道中徐公那略已发福的身体和那依然灿烂的微笑，我的思绪竟也不由自主地回到了2001年——
2001年9月17日的上午，两千多新生坐在一个破旧的礼堂中，举行着一场只有四位校领导（缺席了一半校领导）出席的新生入学典礼。事后我们陆陆续续地从各种渠道得知了那位发言的校长叫作杨永林，即将离任，其为司法部党组成员，同时还在中国政法大学担任着学校党委书记兼校长的领导职务，已经在中国政法大学工作了七年，主要的工作地点在司法部，办公室设在海淀区的研究生院，因为工作和身体等方面的原因，昌平校区来的不多。整个典礼给我的印象是处处充满了从小学、初中到高中随处可闻的官话、套话和老话，除了入学宣誓让人有点振奋外，整个活动一片暮气沉沉，鲜有朝气，除了教导大家要继续好好学习，不要惹是生非外，对于法大的历史、现状以及专业情况等等的介绍几乎为零。
当时的我并不知道，2000年就已归入到教育部麾下的法大正处于一种尴尬的危局之中：
（一）法大危局
1、政治危局。自1989年起，原本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一起在“**”事件中共同推举“髙自联领袖”，共同接受中央点名批评的中国政法大学，在事件结束后却没有享受到与上述四所高校一样的发展机会。当其余四所高校以先后换帅的方式赢得中央政治认同，以换取90年代中国高校快速发展机会的时候，法大却以江平校长调离工作岗位保留校长待遇的方式被予政治冷落，而任法大在司法部兼营署理的格局下自存自修、自进自退的丧失了一次大好的发展机会，更为严重的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处处政治挂帅的国度里，法大仅仅通过人大这一国家机构维系着那可怜的一点点政治上的尊严或资源，当看着其他高校通过政治权力系统获取各种大包小包的资源进而改换自家门厅的时候，我们要么装作视而不见，要么就以归属司法部又是单科性学校，甚或从“独立、自由”的精神层面为自己找些“更高层次”的借口，来解释自己是如何不可企及或者如何地不屑一顾那些原本是各个高校得以发展所不可或缺资源的，然而私底下却通过大量非正规办学来改善这种政治冷遇下难以获取资源的窘境，进而补贴我校自身以及为我校发展而孜孜不倦、默默奉献的广大员工物质上的缺失。
2、学术危局。如果说政治资源缺失并不真正关系到一个具有“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高等学府的学界地位的话，那也确乎不错，可前提是该高校必须是一个被学界公认的、不可辩驳的泰山北斗才好。反观当时的法大，一级学科的数量为零，博士后流动站没有，科研基地仅有1个，博士点、硕士点分别只有5个和13个，作为一所高校立校之本的本科专业少的更是可怜，仅有8个。说到舍我其谁的学界自信，那是根本不可能有的，况且即便就有此自信，学界同侪与社会大众又有几人认同，只会落一个闭目塞听、夜郎自大的评价罢了。当是时，旧有政治体制规划下的法学界“五院四系”（北大法学系、人大法学系、吉大法学系、武大法学系与北京政法学院、西南政法学院、西北政法学院、华东政法学院、中南政法学院）间的实力互有强弱、不让仲伯，北大、人大、吉大、武大的法学院凭借综合院校的优势对当时的法大是一种俯视至多是一种平视的态度，至于至今仍以“法学黄埔军校”自居，以“78”级优秀校友办学（此为引用“西政”学子调侃现今西南政法大学动辄以曾经辉煌历史掩盖当下颓势的“鸵鸟”办学思路之语）的西南政法大学更是在某种程度上一直对法大采取一种蔑视、无视和敌视的态度，以至于使“西政”的衰落让全中国的文化人都知道的2003年《南方周末》“西政风雨五十年”一文中，其还不忘在力陈己弊之时大言“但在西政学生眼里，中政大不过是“天子脚下一朝得势的暴发户”———它的学术影响力与西政无法比肩”。而法大在当时各院校互有短长的格局中也确无多少骄人之处。
3、人才危局。每一位真正接受过高等教育洗礼的人都无法否认一所高校中优秀师资在塑造、培养人才方面的首要作用。所以，梅贻琦先生那句“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话才会那样的深入人心。可是，彼时的法大对待人才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做法？依稀记得当年法大“四大才子”有其一的许章润先生这样描述自己负笈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学成回校后的处境“万里归来，一腔热忱，房子却没了，与妻女坐于暂时寄居的斗室之中彻夜难眠，东方薄暮熹微已然天明，正在对法大去留不定思考自己今后如何处对之间，清华大学延揽人才的车马已到，在力批法大竟使许先生处于如此窘境之后，不由分说将许先生的行囊和那些尚未打开的诸多本为日后在法大教书而高价购自海外的书籍一一装车，然后绝尘而去，车中的许先生不住回头一望再望其至今仍然感怀的法大……”有校友称“1995年前后，法大真是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先后走了100多人，早已于1990年就被免除校长职务的老校长江平为了挽救法大,天天忙着做思想工作挽留优秀人才,如李永军、方流芳等在江老的挽留下留在了法大,成为学术骨干,但有的也没被留住,如贺卫方就谢绝了江老的挽留,还有行政法学泰斗应松年也离开法大,法大学术地位江河日下”。此前，我校原本在中国排名数一数二的政治学，已因八九事件后大量教授出走海外或“年高”退休而一蹶不振。作为法学界彼时尚为“青年才俊”的贺卫方先生已为北大挖走，高鸿钧先生他去社科院，以应松年、田文昌先生为代表的一批杰出老师或入政界或入商界，更为严重的是这种的人才流失的势头尚未有丝毫迹象表明已得到了有效的遏制。据说，当时校内的某些领导更是公开放言“政法大学缺什么就是不缺老师，你不走，我们还不想留呢”，列位可想而知哪位具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在这样挖心刺骨的言语之下还愿与你长厢厮守、荣辱与共呢？可以想见当时的法大又有多少人要不是顾及到我们的这块金字招牌和北京优越的地理位置，在那种尊严与物质双缺失的情况下还想长留法大。
4、声誉危局。声誉是任何社会主体的名片，一个良好的声誉不论对个人还是对群体都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说2008年法大的声誉在某一两个方面出现了问题的话，那么当年法大的声誉可以说在各个方面都出现了危机。在党中央、国务院，因为某些众所周知的事情使得法大的政治声誉不佳前以述及；在教育部，时任教育部直属高校工作办公室主任的高文兵同志在2002年的某次会议上这样说“最近一年来政法大学教师的信访数量减少很多。政法大学的教师有个特点，即他们总是以审视和批判的态度去看国家、社会和学校，而且把其中的一些问题当成是自己的责任来写，因此，以前，政法大学教师的信访数量比较高，反映问题比较多”；在高校办学的声誉方面，不客气地说我们很低，以至当时的徐显明校长在2001年“中国政法大学深化改革动员大会”上说“有人已经把我们当作非正规办学的一个典型大学，这个评价不是来自于民间，而是官方”；在另外的一个场合，他还透漏过法大在北京高教系统会上曾被与其他四个先后被取缔的民办高校一同评价，真是奇耻大辱。在“民间”我讲述两个自身亲历的小故事以表述曾经的法大：一、在我即将于2001年9月进入到法大而开启我生命中新的一页时的暑假，一次偶然的闲聊中，朋友问我最后报哪所大学了，我说报“中国政法大学”了，他说你怎么报那个破学校了，那个学校在京郊的昌平，学校校园据说极烂，校风、学风极差，前两天我听一个在那读自考的人说，有两个女生因为争风吃醋各自纠集了一百多人要打群架，李瑞环把京城防暴队都派去了，你怎么能到那个学校去读书呢，这么好的分不是都浪费了么。二、当我第一次到昌平，从345路车驶入昌平市区后一路上见到挂着“中国政法大学”牌子的建筑不下五六处，从政法大学站下车后差一点奔着“富丽城”斜对面的经济法系（那时还没进行院系改革，此为民商经济法学院的前身）办的自考部去了，因为这个建筑的门厅上赫然挂着写有“中国政法大学欢迎你”、“报到处”等字样的横幅，试想作为一个初来乍到的外省学生谁能辨别那里才是真正的法大本部。记得那时不论蹬三轮的还是卖水果的听说我是法大的学生，总要追问一句“是院内的，还是院外的学生”，当听说是本部的学生后才对你又夸又赞，并向你介绍“院内”和“院外”的学生到底有什么不同。至于“不是法大在昌平，而是昌平在法大”等等现在已渐行绝迹的顺口溜，那些昌平的市民和商贩可以说是张口就来。至于我们的学术声誉，由于“中国政法大学”这块金字招牌和许多真正专注于学术的学者的存在，只能说勉勉强强还过得去，但是与“中国”二字却是极不相称的，可以说当时法大正面临着历史上最为严重的声誉危局。
5、硬件危局。在法大求学过的人基本都听过这样的一句话，叫做“法大拥有一流的学生、二流的老师、三流的管理、四流的硬件”。当然，这大抵是当年编撰此话的同学故意抬高自己的笑语而已，其实法大的师生归入“一流”是没什么问题的，至于法大的硬件可是“四流”都远远不止，而那根本“不入流”的管理据说近年已有好转之势。法大的硬件“四流”到什么程度，我想从两个方面说说。一是位于海淀区学院路的研究生院。基于种种原因我校的研究生院本人去过的次数不超过五回，基本是来去匆匆、知之寥寥，所以此处主要转引许章润先生的一段文字以作说明“学院路上惟一没有变化的校园，也就只剩法大了。整个北京，翻天覆地。整个中国，日新又新。法大校园却依然一仍其旧。二十多年前，校园如斯。二十多年后，依然如斯。两相比对，愈显破败。－－其实，哪有什么校园，大杂院也。不是说新比旧好，而是说兴学必需具备基本条件，总是常识。没有大楼与小楼，哪来大师与小师。大学是一种独立自尊的存在，体现着特殊的精神生活方式，而连立足之地也无时，谈何兴学，又谈何兴邦。”（许章润《学院路41号 今夜复今夜》）。二是位于昌平区府学路的本科生部。昌平区的“十三陵”作为“世界文化遗产”闻名全国、亦闻名世界，现在是否所有的十三个陵墓都已得到修葺，本人不得而知。几年前我曾在班级活动时去过几个尚未得到修整的陵园，真可用残垣断壁、破败不堪来予形容，乱草蓬蒿的“明楼”，半边坍塌的“陵门”，树草疯长的“宝城”，昔日的皇家风范烟消云散，他年的帝室威严荡然无存。可谁曾料想我们的法大昔年竟有昌平“十四陵”的“美誉”，说她“十四陵”不是因为她的历史悠久、气势非凡，而是说她灰头土脸、陈旧无生。2001年，本人入学时对于这所即将生长于斯、寄托慧命、同荣共辱的学校的第一印象就是“朴实”，太“朴实”了。整个校园从南到北、从东到西走下来都用不了十分钟，以办公楼、教学楼为代表的建筑群色调以七八十年代的灰黄色为主，唯一有点现代气息的仅有“图书馆”一处尔；偌大的一个校园连一张休憩的长凳都没有，全部的校园景观点缀就是那个黑铁铸成的“谢觉哉”人像；作为一个全国知名的堂堂重点大学，整个体育场黄土做里、黑炉渣做面，据后来刘少军教授转述这时的体育场就已经“相当不错了”，当年他们运动时，整个体育场周围都是一人多高的野草，在踢球的档口，时不时还能冲进来一只兔子，真怀疑那时法大的体育场周围养没养**。作为首善之都的一所名校，经过多年的发展，竟然会有这样的办学条件，真是让人匪夷所思，也不知道那些让非正规教学点都快把昌平淹没了的法大领导们这些年都在忙些什么。
（二）新官上任
2001年9月29日下午，“除旧布新”的新一任领导班子任命宣布大会在昌平校区图书馆三楼学术报告厅举行，亦是今次陪同黄校长履新，同时送别徐校长高就的现今的教育部副部长、昔年的教育部人事司司长李卫红同志，当着法大众多中层领导干部、各院系教授代表、民主党派代表、老干部代表等150余人，代表教育部宣布了新一届校领导班子的任命决定。李卫红在会上宣布“鉴于年龄和身体等原因，在此次学校领导班子充实和调整中，杨永林同志以及王启富、赵相林、魏传军、郑禄、陆炬等同志不再进入新的领导班子”，前一届领导班子八人被拿掉了六位，仅解战原、马抗美二人留任，力度不可谓不大。而对于那句“鉴于年龄和身体等原因”的人事调整理由，所有知情人士都知道应该着重理解那个“等”字，“身体和年龄”并不是某些人离任的主要原因，比如几年之后那位明显不是因为“年龄和身体”的原因而是因为“等”的原因而离任的陆炬同志，又被冠以“校长助理”的头衔而重新进入到法大校长一级的领导层，而且排名还在已被两次列入副校长人选考虑之列的现亦为“校长助理”同时还兼任民商经济法学院院长的王卫国教授之前，这难免多多少少会使人对那句离任理由产生一点不必要的想法，而新任职的党政第一负责人为何全都来自校外也颇耐人寻味。
尔后，李卫红又宣布在中国政法大学此次党政领导班子中增补冯世勇、朱勇、张桂琳、李书灵和张柳华等几位新同志。会上，李卫红对于从校外调入的石亚军、徐显明和张柳华分别作了介绍。对于徐显明校长，她说“徐显明同志，1957年4月生，44岁，1985年5月入党，1974年7月参加工作。吉林大学法律系硕士研究生毕业，1999年12月获武汉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山东大学法律系主任、法学院院长、校长助理等职。1999年4月以来任山东大学副校长，并任中国法律史学会执行会长、中国法理学研究会副会长、教育部高等学校法学学科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徐显明同志思想敏锐，工作思路清晰，认真负责，有开拓创新精神；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和较高的管理水平；能够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业务基础扎实，熟悉学校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教学效果好，科研能力比较强。多次获省、部级奖励，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工作中严格要求自己，勤政廉政。”
对于这次党政领导班子的调整，李卫红说“此次中国政法大学党政领导班子调整较大，党政主要负责人都是从校外交流过来的。这样的调整和交流既有利于校际交流与合作，扩大视野，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也有利于干部队伍的建设。实践证明，合理的干部调动和交流对事业的发展是有益的，也是十分必要的”。同时，她希望“大家在学校党委的统一领导和党政领导班子的带领下，继续发扬艰苦奋斗、勇于创新的精神，积极稳妥地进行学校的各项改革，促进学校更好更快地发展，为创造中国政法大学更加美好的明天做出自己的贡献”。
随后，新任书记石亚军、新任校长徐显明先后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徐显明校长的讲话全文如下：（注：此文主要侧重于徐显明校长，石亚军书记和其他校领导以及广大的师生员工是否在文中出现、以及出现时所占篇幅视需要而定，如上述人员未出现或虽出现但所占篇幅有限时，并非作者故意无视众人在为法大复兴崛起之路上所作的贡献，而实为行文需要，特此说明）
各位领导、老师们、同志们：
我今天讲的主题是如何更新我们的办学观念，把政法大学办成世界一流的法学院校。我想向大家讲四个问题：
政法大学办学面临的背景
第一个背景是国际背景，国际的一体化在三个方面表现出来。首先是经济的全球化，第二个是信息全球化，第三个就是现在提出的法律全球化。这一点已经向我们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这是我们面临的第一个背景。
第二个背景是我们国内经济、政治、社会、法制发展的背景。我们将加入ＷＴＯ，这就对我们法学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的民主进程、发展速度将大大提升。特别是我们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进程将会提升。那么在这个方面，法学面临着一个新的挑战。大家知道明年的三月份我国将进行一元化的司法考试。这就要求法官、检察官和律师有相同的知识结构，改革后的这种考试对我们的法学教育将带来很大的引导性。这是我们面临的第二个背景。
第三个背景是目前我国高校改革的背景。素质教育是近几年高等教育改革最大的一个成果。从单纯的文化素质教育发展为全面的素质教育，这是教育上对我们提出的要求。法学人才培养要求具备两个方面的基本素质，一方面是人文关怀，另一方面是要有科学素养。没有人文关怀的法学人才是无法正确地对待他的当事人的。这是高等教育对我们提出的一个挑战。目前的法学教育尚未解决好通识教育和职业训练间的矛盾。另外，高等教育是在改革的背景下推行的，现在高等教育的改革在多个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特别是招生体制的改革，也对政法大学提出了挑战。
在这三个背景下政法大学该怎么做？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个问题。
政法大学未来发展的定位
在这个问题上需要取得大家的共识。我个人考虑未来的政法大学应有四个特性。
第一个特性是为适应素质教育的要求，政法大学应该是一个多科性的大学。目前的法学教育是在三种层面上进行的，一类是综合性大学办的法学院，一类是理工科大学为争夺生源而办的法学院，第三类就是像我校这样的单一性大学。单一性大学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存在一定的障碍，多科性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因此政法大学的第一个定位应该是一个多科性的大学，她应有多个学科群。
第二个定位是要把政法大学办成高水平大学，应该是一个研究性大学。现在世界上大学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研究性大学，第二类是教学科研性大学，第三类是教学性大学。我校应瞄准第一类。在研究性大学里应该有一些要素，一是研究生数量和比例应提高。一般来说，研究生数量应和本科生数量的比例为１：１，或者更高。所以今后我校的研究生的教育将放在优先位置上发展。这是研究性大学的第一个标志。第二个标志是教师应有充足的科研经费。特别是纵向的科研项目应成为进行科研的重要来源。这是政法大学为社会服务的一个特性。政法大学应是高层次决策的咨询中心，我们应参与社会的重大决策，这些就是纵向科研项目。而与企业的联系不表明学校的水平，只表明教师解决实际问题的实力。这是研究性大学的第二个特征。第三个特征是教师研究出的成果应是原创性成果。科研成果分原创性的成果和传播性成果两类。那么研究性大学的成果更多的应是原创性成果。所以我们政法大学的教师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
第三个定位是政法大学应是开放性大学，也可以说是国际性大学。要办成世界一流的大学就必须面向世界，至少要让主要的政法院校意识到中国的法科代表性大学是中国政法大学。这就要求我校的留学生人数应成倍增加。同时学校的教师大多应有留学的背景或经常出去参加国际性会议。而我校也应能够举办大型的国际会议，邀请大量的来自世界各地的访问学者。我校的最后一个定位是在和综合性大学比较时，我校应该是具有特色性的大学。这个特性的主要体现应突现在法科的主体地位上。我校已有了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和人文学等五个学科。其中法科的主体地位与特色地位不应受到动摇。这就是我校的特色。
我校的办学优势
我校的第一个优势是有一流的生源，这是任何一所一流大学都必须具备的，我校每年招收的学生可以和北京几所最著名的大学相媲美。
第二个优势是我们拥有一流的师资，这点大家应该有充分的自信，世界上没有一所大学的法学教师象我们这样多。我曾经访问过不少的大学，觉得目前在规模上政法大学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法学院。我们现在拥有一流的师资，像江平先生，陈光中先生，张晋藩先生，都是我们高山仰止的学者，他们是学术大师，这就是我们的优势。同时，我们的中生代和新生代也在成长。这是我们办成一流大学的第二个优势。
第三个优势，大家知道任何学术研究离不开信息，离不开资料，我校现在拥有１１０万册藏书。美国最大的法学院哈佛大学法学院是２００万册藏书，斯坦福是１００万藏书，伯克利分校是８０万册藏书。这三所学校都是世界一流的法学院，所以世界一流的法学院必须有一流的法学资料中心，这个优势我们现在也具备了。
我们现在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优势，这就是第四个优势－－中国政法大学的这个品牌是我们最大的优势，我们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优秀毕业生，一大批法学家、法学教育家、政治家、法律家都是从我们这儿走出去的，这种优势值得我们去珍惜。所以每一个法大人都应该把政法大学这个金字招牌当作自己的眼睛，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去爱护她，这个优势是我们发展的基础。
除了这四个客观的基础以外，我们还有两个主观的优势。一个主观上的优势是教育部有决心把中国政法大学办成国内一流大学。有领导的支持，这是我们的一个主观条件。另一个主观条件是广大教职工有一种要把政法大学办成一流大学的强烈愿望。另有新组领导班子要把政法大学推向未来的坚强决心。我想政法大学变成世界一流大学的主观和客观条件都已具备了。
校长的职责与道德标准
我是以一种忐忑不安的心情来政法大学的。因为这儿有许多我仰慕的先生，我是在学习政法大学各位先生的著作和教材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另外我还有一种忐忑不安的心情，教育部把这么重的担子压在我们几个人身上，我们感觉到责任非常的重大，越是这样，我就越应该勤奋工作。
校长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当中，我想用这三句话来概括他的工作。第一句就是学科建设是一个大学的龙头工作；第二句话就是教学和科研是这个学校发展的两翼；第三句话就是队伍建设是一个大学的主体，因此这就告诉大家我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抓学科建设，这是学校的龙头工作或者关键。第二要抓教学和科研。第三要抓两支队伍的建设。第一支队伍是主体性队伍，即师资队伍。师资队伍是一个大学的本位主体。另一支队伍是管理队伍。管理队伍是服务性主体。抓好这三件事，就等于说是通过学科建设带动学校的整个事业。所谓学科建设有三个要素，一是主体要素，即必须有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二是客体要素，即要有一系列的科研成果；三是培养高层次的人才。所以任何工作都应该以学科建设为中心，这就是校长应该抓的工作。
在履行校长职责的过程，应恪守几个伦理标准。首先他应该有能力吸引、团结一批水平更高但又愿意与他一起愉快工作的人，这应该是大学校长的第一个基本功。这个方面我将加强对它的修炼。第二个就是所有的执政工作应该实现公正的理念，用我们法学的语言来讲就是立法者不得制定对自己有利的法，或者立法者不得从自己制定的法律中首先获利，这应该作为我们班子成员的一个自律要求。所以政法大学未来的所有改革，所有资源的配置，所有政策出台的最终收益者绝不是制定政策的人，而是广大教师和学生，这也是一个校长的基本功。第三项大学校长的责任就是要使这个学校每个人的发展获得充足的空间和自由。学生的发展需要空间，工作人员的发展也需要空间，同样教师的发展也需要空间，这就是大学校园应该提供给大家的，这就是校长应尽职责，也是校长的职业体现，或者是一个伦理要求。
我的工作方式现在可以告诉大家：我将注重制度建设，李卫红司长对我校提出一个要求，中国政法大学应该成为依法治校的典范，其管理过程中的经验应该成为全国高校管理值得借鉴的重心。这个制度应该体现出它的效率性，所谓的效率一定对应着责任，应该体现出它的文明性，文明就是以人为本，以关爱人为特征。应该体现出它的民主性，民主就意味着多数，可使更多的教师参与管理。另外就是实行改革，大家知道改革是高校发展不竭的动力，我想大家也期待着改革，因为全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全部得益于改革，所以政法大学也不能游离于这个规律之外。
这三项大的工作就是作为校长应该向大家交代的事情。我心目中理想的政法大学，她应当是校园里充满了法律文化，应当使每个教师可以得到足够的尊严，应当使每一个学生都感到自豪，应当使每一个管理者工作人员获得充足的发展空间。因此我相信我们政法大学的明天会更好。
谢谢！！！
请各位再次注意，在这篇施政演讲中，徐显明校长明确了其在任上的三大主要工作即：“一是学科建设，二是教学和科研，三是队伍建设，包括师资队伍和管理队伍”进而使法大成为一个不同于“旧法大”的具有“多科性、研究性、开放性和特色性”这四大特征的“新法大”。
隐约记得，在这次任命大会后，诸多老师在不同的课堂上，满脸灿烂地向我们这些新入学的新生描述着这位新来的校长“咱们的新校长那可真叫年轻有为，一个半小时的发言，连稿子都不看一眼，思路清晰、头头是道”、“新来的校长懂教育，我在政法大学待了这么多年，还是头一次听人把高等教育讲得这么明白透彻呢”、“咱们学校的老教授们可欣赏新来的校长了，就连那几位平常不怎么评价人的我的老师，都对他赞不绝口”。
我也记得当时拿着印有徐显明校长讲话的尚未改版的、仅有现在校报一半大小的“老校报”看了两三遍，心道真是一篇描绘了我校未来发展蓝图的好文章。由于对这篇文章的欣赏，以至于在整个宿舍所有人都传阅完这期校报后，我还特意将之收藏了起来。
先贤有云“听其言，观其行”，我们将拭目以待这即将开始的“法大新政”。
（三）法大新政
回望当年法大改革自新之路上的新政措施，本人冒昧的概括为这样的一句话，叫做“围两头，打中间”。所谓的“两头”，“一头”是指法大中资历和辈分最高的那些老教授，他们在过去五十年历尽劫波的法大生命历程中，或以自身高洁的人格，或以多年精湛的学术，或以曾经独有的地位形成了或者以精神为中心的“一个人”，或者以实力为中心的“一群人”，这种种的“一个人”或者“一群人”凭借着自身或群体多年在风浪中历练出的各种本领，在法大这个一如中华大地千万个如此这般浓缩着全部中华特有政治文化因子的个体组合里，也在法大这个折射着种种炎黄子孙最易形成的各种盘根错节、异常复杂的人际关系中，为着自己那或真或假的理想，亦为着自己那亦真亦幻的现实，曾真在斗室之中为了自己的理想上下求索、笔耕不辍、夙夜辛劳、鸡鸣不寐，也确于广众之下为了个人或集团的利益与对手分庭抗礼、据理力争、斤斤计较、寸土不让。而在这诸多的“一个人”或者“一群人”中，这些作为领军或者灵魂人物“年高德昭”、“与世无争”的老教授们既可以明着甩甩手说一句“人老了，早就对这些俗事不在意了”而当一位法大新政中的真正看客，又可以暗着通过自己多年培植下的深厚人脉左右着一个又一个政策措施的发展，在某些人真的不把自己放在眼中时适当地give sb some colours to see see，同时由于年龄等各方面的原因权力不在而且以后也不会再回到他们的手中，以至于与改革者间虽有矛盾但却不大。而另“一头”则指的是广大的学生和那些虽然胸怀治平之志，但却无由白袍变紫衣的许多希冀出仕做点事的老师。这些人无权无势，只有法大整体并且真的好了，他们才会跟着好，否则即便法大绝大部分好了，其也只能永远看着同在屋檐下的他人盆满钵满而自身却仍一文不名。何况古今如一的所有身无分文但却心忧天下的仁人志士、中流砥柱必然生长于此真正远离了利益纷争的群体与阶层，虽然这些人亦然千古不变的一入权门身心变，还变得那样的彻底、那样的决绝。可是，古今中外历次变革的首要拥裔却真真正正的非其莫属。之所以要围这两头，是因为这两大阶层在一个群体中通常占有绝大部分的人数，除了现实的权力外蕴含着人望、数量、智慧、舆论、志向等等巨大而又无形的资源，同时改革者急需抓到手的实权又不握于他们手中，故而不会与之产生根本上的矛盾。所谓“中间”，是指那些权力在手的既得利益者们，他们手握实权、不思进取、压制新生、抵制变局，而其中最最关键的是他们掌握着所有改革图强的枢纽——权力，没有权力再好的理想和报复也难以执行。所以，历次维新图变的改革中莫不是首先向那些握有现实权力的人下手，轻则罢官免职、重则血染刀头，是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纵观千古以来所有的改革成功者，莫不都在各种冠冕堂皇理由的外衣下，坚定不移的执行着这一政策，倘有如“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等失败的，莫不是因为在理解和执行此一政策时进退失度所致罢了。当然，回到现实，在一个理性与文明并且局势可控制的高校改革中，上述种种极端断然不会出现，但是作为高层已换、底层无权的法大，首当其冲面临着权力易手的阶层就非那些握有各种大小权力的学校中层干部莫属了。以上是本人对改革的一点不成熟的见解，有不同意见者，我们大可理性商榷，只要不污言谩骂即可。以下请看当年法大新政的种种做法。
一、尊师。2001年9月30日，也即徐显明校长和石亚军书记走马上任的第二天，二人即不辞劳苦地连续拜望了15位老领导、老教授。可以想象在一天内连续拜望十五位少有往来、住处各异、专业不同的前辈，并且还要在短短的晤面中调动自身口才、知识、思想、抱负、表情等各种能力以赢得他们的认同，以赢得他们的支持，那需要耗费多少的时间、多少的心力。
下面请看两则当时的新闻，以重温彼时的情境：
1、9月30日，值国庆、中秋双节同时到来之际，我校新上任的党委书记石亚军、校长徐显明等领导同志一行专程登门拜望了戴铮、江平、陈光中等15位我校德高望重的老领导、老教授（其余的如：张廷斌、邬名扬、杨振山、田辉、苏炳坤、罗大华、倪才忠、徐杰、卢一鹏、巫昌祯、樊崇义、杨荣新——本文作者注）。
石亚军书记和徐显明校长向各位先生表达了诚挚的节日问候，坦诚询问听取他们对学校各项工作的意见。各位先生对校领导上任伊始就亲自上门探望表示深深的感谢。他们表示对新任的领导班子充满了信心，同时也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他们为政法事业奋斗了一生，对法大充满了感情，希望新一届班子能够励精图治，把法大办成国际一流的高等院校。
校领导听取了各位先生对学校工作的意见，并了解了现在所面临的实际困难，并表示将团结一致、奋发图强，为中国政法大学的发展做最大的贡献。
其中拜望邬名扬教授的图片旁写着：邬名扬教授认为法大良好学风校风须树，“官气”、“俗气”待除。
2、9月30日下午，新任校领导班子一行专程前往丰台拜望了江平先生。
新任校领导除向江平先生表达了自己和广大师生的深切景仰与诚挚慰问之情外，还与江平先生就为学与治校之道进行了交谈。江平先生对新任领导寄予厚望，亲切勉励他们为法大的发展、法学教育的昌隆尽心励志。
与次师生如坐春风，席间充盈欣欣向荣之气。
从第二条新闻中，我们可以得知江平教授当时住在丰台，只要在北京生活过的人都知道从昌平到丰台即便在配备了专车的情况下，也至少需要一二个小时的时间。何况江平教授仅只是那天需要探望的十五名教授的其中之一罢了。
2001年10月12日，新一届党政领导班子在昌平校区召开组建以来的第一次党委常委会，会上的一项重要行政工作是讨论并通过了“聘任江平、陈光中、张晋藩同志为我校终身教授”的议题，在随后召开的全校教师大会上，徐显明校长这样解释这项工作“常委会决定授予江平、陈光中、张晋藩三位教授‘终生教授’称号。这是校长办公会讨论决定，并由常委会同意而做出。我解释一下这个决定，这三位教授对法大的贡献人所共知，是我们的标牌，是样板，他们三人分别是三个学科的奠基人，最主要的是他们带起了一支队伍。学科建设重在带起一支队伍，这个贡献了不起，使这个学科繁衍下去，使学科站在山颠之上。学科影响力分为**、二级和一级，在一级法科内人所共知，你就是知名学者，超越学科而产生影响，就是大师级人物。这三位学者的影响都超越了法学科，学校以学术为本，所有的尊敬都应给我们学术大师。所以学校慎重作出这一决定，授予称号后，他们待遇将会发生变化，在招收研究生上不应当受数量限制，应该有自己的工作室，自己的工作助手”。
在此项决定作出十二天后的10月24日，中国政法大学通过“新华网”、《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等具有全国影响的媒体，向社会高调宣布授予决定，上述媒体纷纷以“三位法学大师成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等显赫标题予以大力报道。同时徐显明校长还以接受媒体访问，指令专人撰写相应文章等形式向社会全面细致的解释我校之所以做出上述决定的意图，以之向社会释放我校“尊师重道、善待贤才”的良好信号，进而为他年成功的人才大战埋下了一处最早的伏笔。
随后，徐显明校长在“中国政法大学深化改革动员大会”上，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让所有老师都感觉到振奋的本应是所有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员都应具备，但又多年为人无视并极力践踏的常识，即大学的一切工作一定要时刻坚持“以教师为本位，以学生为主体”——老师和学生才是这个学校真正的中心。
法大的教师们之所以如此振奋，是因为此前的多年他们并未能够在这所其安身立命、默默耕耘的学府中找到这种“中心感”，即便在口号层面他们也从来没有，在他们过去的心灵体验里更多的是一种边缘感、冷落感和疏离感。
我们知道在当今的中国高等教育中，共有五大力量一曰党委、二曰行政、三曰教师、四曰学生、五曰后勤。而这五大力量中，最最不可或缺的是教师和学生，试想当年孔子“杏坛”讲学授业之时有党委么？有行政么？有后勤么？无需政治正确、无需教学管理、无需后勤保障，仅需一方真教、一方实学而已！此后，为了师生教学和生活的有序进行，才慢慢地生发出了把握政治方向、提供组织保障、制定并确保教学计划顺利实施、保证日常生活有序进行的党委、行政、后勤等服务性群体。对于这些服务于“教与学”的群体，我们对他们的要求从来就不高，我们从未要求他们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我们仅向往：
从事组织保障和政治思想教育的人只需要做到“别让具有‘行政法泰斗’称号的老教授蜗居斗室，房屋产权证上写着别人姓名（让学生们明白并做到上课最好别带菜刀，没下课时可以睡觉但尽量别随意走动）”就行了；从事教学管理、保证教学秩序的人只需做到“在名师讲授《民法》的课堂上，不把渴望新知的三五百人排在只有四五十个座位的‘端102’，而排在具有三百多个座位的阶三、阶四”就行了；从事后勤保障、“一切为了师生”的人只需做到“饭菜口味正宗，饭里少点沙子，菜里少点虫子，不随意涨价，不自由减量，别在钞票存量有限、身心发育不丰的孩子们肚子里圈钱”就行了。上述工作只要做好，不管是谁来做都可以，又不是讲《法理》课那么需要具备广博知识、卓越见识的专业人员，过分的将一些知识技术含量都不太高的工作神圣化是否有所不该，毕竟除了第一项思想教育工作外，其余两项并不太难。必须必须澄清的一点是，即便上述三项工作确实复杂、确实重要，但它们也决不能成为一个“以传播知识为纽带，以提升思想为灵魂，以塑造人格为中心”的高等学府的中心工作，因为凡事都不可喧宾夺主、本末倒置、主次不分。
反观当年的法大，教师根本不被当作学校的中心来看待。要么党委系统人员以自己为学校的中心，不掩不避的直言“政法大学缺什么就是不缺老师，你不走，我们还不想留呢”；要么行政系统人员以自己为学校的中心，有的老师想换一个另一位老师不需要，自己课堂容量又不够的教室，却听到“安排教室的事，是你说着算还是我说着算，你想调教室就调教室，你以为这是你家啊”这样的面斥之言；要么后勤系统人员以自己为学校的中心，一位曾被同学们评为“法大最受学生欢迎的十大老师”之一的教师曾在课堂上愤愤不平的讲到“都进入二十一世纪了，一个后勤的开车司机，就敢对那些下课稍微晚了点但还要搭校车回家的老师说，这要在当年文革时他想让这些老师跪着就跪着，让这些老师站着就站着，谁不听话上去就一棍子，还敢让我在这开着车、打着火等你？我们这些老师都没人搭理他，这就叫新时代后勤服务意识”。倘若上述三者有一个不以自己为中心而多关心一下教师生活的话，那位我校具有“中国行政法学之父”并开创了一个行政法时代的王名扬老先生的房屋产权置换问题，也不可能拖到石亚军书记、徐显明校长上任后才解决。
所以，当年徐显明校长简单的一句“今后我校的工作中心要以教师为本位”，才会那样的深得广大教师之心。何况对于广大青年教师他还明言要抽出专门的经费，支持他们提升学历至博士，或者留学海外深造等。
上述要么凭行动、要么因思想的种种做法，渐渐地、无形地、有力地俘获了法大绝大多数教师的心。
二、重生（此处的“生”主要是指法大的本科生）。上面说完了“以教师为本位”，下面谈一谈“以学生为主体”。本科生作为高等教育的最为根本也是最为基本的对象，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民高等教育序列中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本科生阶段，是一个人从中等教育向高等教育过渡的最为重要的阶段，这个阶段中接受教育的个体，具有可塑性强、上进心大、求知欲旺等特点。此一时期的学子，甫脱高考之劳又无家室之累，大把金钱、大块时间、大量精力攒积在手，面对新人、新地、新事，旧有知识、观念、人际系统亟需更新完善，加之此时身体康健、记忆复强，所学知识往往受用终生、影响终身。所以，此一时期对于这些freshman由谁、怎样引导至关重要，倘若得遇名师则其自身实力与时俱增、一日千里，倘若得遇庸师则其难免图耗光阴、事倍功半。当此人生能力、智慧、情趣、人品、境界养成之关键时期，那可真是万万马虎不得。
所以，现在不论高校招生（此指招考研究生与博士生而言）、高企招工，都从投简之人的本科生阶段开始细细甄拣，以便收纳那些根正苗红、复次栋梁的贤达才俊为我所用。至于那些失掉高考这次登堂入室的大好机会，而通过“考研”、“考博”等“二次高考”、“三次高考”层楼更上者，往往为那些起初便生于名校、长于名校的捷足先登者们拒之、斥之，而逼使他们只能重回本科学校去找自己的身份认同，此一“同榜”、“同年”通病古今中外皆然，当今尤以名校为甚，亦是一种打压同辈上进、无视他人艰辛的既得利益者的恶俗表现罢了。
而广大以“学从名师、行取高士”为人生信条的优秀考生，对于一所即将开始本科学习生涯的学校，其艰辛系于是、悲苦系于是、孜孜以求之、终生不悔之的终极动力，莫不是因为那所学校有足够分量“大师”的存在罢了。倘若十年寒窗、悬梁刺股、旰宵辛劳、食不甘味、寝不安枕所换来的结果，是一个学校挂羊头、卖狗肉以一群二流、三流的老师来欺骗一流的学生，那将要产生的结果不想而知，肯定是要让广大学子后悔莫及、气愤添膺、由爱生恨、反目成仇的。
当年，我刚刚进入法大时的经历，就恰恰是不幸的后者，至今想来仍有一种被欺骗了的感觉。彼时我校大一所用《法理学》课本是刘金国和舒国滢任主编的，也就是说这两位老师在我校法理学的教学方面，应当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高人，倘得此二人传授指点那当是初学者的幸事，同班同学皆幻想那个幸运的人“是我是我还是我”。当课表发下来后，我们欣喜地发现那群幸运的人果真就是我们，《法理学》一栏后的任课教师里赫然写着刘金国和某某，某某是谁不重要，关键是有刘金国，大家那时天真地想只要有他，《法理学》这门课准没问题了，毕竟他是“我口讲我手，我手写我心”么，又是当时法理学专业不多的几位博导之一，教学质量肯定没问题。于是，我们盼啊盼，终于盼来了《法理学》开课的那一天，带着大一的学生对于知识的那种渴望，带着新生对于大师的那种向往，我们热切地期盼着一睹名师的风采。终于，上课铃响了，一个梳着马尾辫的二三十岁的小姑娘走上了讲台，这就是刘金国？看着也不像啊！
随后，那个女老师向我们说，刘老师很忙，这学期可能会来给大家上几课，也可能只上一课，更可能不上课。因此，你们以后只需要认真跟上我的思路就可以了，期末考试基本以我讲的为准。于是乎，我们就一直带着刘金国老师至少还能给我们上一课的憧憬，一堂又一堂的希望下去直至期末，那真是越希望越失望，我们终于真真正正地体验了一回什么叫做“只闻其名也，未见其人也”。至今我也没有见过那位当年我们那么期待，甚至很多外班学生冒着自己班点名不到期末扣分的危险撬课投奔其而来的老师。刘老师确实很忙，忙得只能让他的女博士来给我们代课，如此教务处既有他不缺勤的讲课纪录，又可以领取学校发给他的各种讲课津贴。但遗憾的是，从2001年一直忙到现在2009年的刘金国，并没让我们惊喜地发现哪一本在法学界稍有份量的著作是出自他的手下，倒是当时那位还不太忙而可以并一直还为本科生上课的硕士生导师舒国滢老师，出了一本又一本在法学界颇有影响的书籍。此后，在法大考研班的授课教师名录里，我偶尔能够发现他的名字，以至于让人知道他还一直奔波忙碌于我国法学高等教育的第一线。当然，学生们对于这种受欺骗的情形绝对不会善罢甘休，对于学校领导、对于排课老师、对于授课老师，那真可谓是上至列祖列宗下到玄子玄孙各个点名、人人受封。上述所言仅只是以点带面而已，可以说名师排课但不上课的现象大量的存在于当时，尤其是那些被授予博士生导师头衔的，见之一面实属万难，正所谓“见之难，难于上青天”。与之相对，反倒是当时的那些硕士生导师现在的博士生导师诸如王卫国、李永军、龙卫球、焦洪昌、舒国滢、郑永流、李显东等人，一直以自身的渊博知识浇灌着我们这些学园初长的花朵。
我不知刚刚到任的徐显明校长对于上述情事了然与否。但是在其上任后不到五天的工作日内，也即国庆长假刚刚过完后的2001年10月11日下午，徐显明校长在学院路校区召开了本科生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研讨会。对于“本科教学”他如是说：
“本科教学是一所大学的生命，大家必须高度重视本科教学工作，要把本科教学质量当作生命看待，只有保持这种观点，才能保障本科教学质量。”
对于那些尸位素餐、滥竽充数的老师，他严厉指出“如果有人胆敢连续两年不服从学校安排，不讲授本科课程的，可不再聘任其担任教授、副教授职务。对于科研人员如果不按要求担任本科生课程，同样不能聘任其为教授或副教授”。
同时，徐显明校长还希望法大所有教师都应具有“职务专念义务”，即一个人在一定职位上，其所思所想应全是与职务相关的事。做学问要有范文澜先生提倡的“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精神。如果一个教师把在校外的兼职放在第一位，就搞不好教学。他表示不能允许教师把大量的精力放在兼职上，更不能允许那种将人事关系挂在政法大学，学校却根本见不到人的现象存在。他提倡教师应学会保持适当的贫困，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尊严，也才能保持对社会不良现象的批判态度。他还说“我们要坚持把教学工作量作为教师职务的聘任标准，并要实施教学考核一票否决制”并委托教务处要用好“一票否决”这个监督、查处的权力。
此外，他还特别强调“教授要上本科生的讲台”。他要求每个院、系、部都要请最优秀的教授为本科生讲课，尤其是各专业的第一门课。因为“学生第一堂课能否上好，关系着学生对专业印象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有的甚至是终生的”。对于60岁以下的博士生导师，他还明确要求每人每学年至少要为本科生讲授36课时的专业课。
此后，法大只有让同学面对同是名师，不知选择哪位是好的左右为难的局面，极少甚至再也没有出现名师上课有名无实、偷梁换柱而让同学们沸反盈天、面责腹诽的情形。据我所知，时至法大上述现象早已绝迹八年后的今日，全国大多数院校，尤其是一些名校这种“挂名导师”的现象还依然并将长期存在。
除了强调学校教学要“以本为本”外，为了拉进自己和同学们的距离，以让同学明白学校今后的发展大计，徐显明在任职不到十天的时候就与同学们进行了近距离的交流。我依然记得在阶五的“校长与你面对面”的讲座中，同学们是如何把那间并非法大最小的教室挤得那样的水泄不通。而其中一位大一的国经女生（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在向徐校长提了一个她认为成熟，但其余同学认为幼稚的问题引来嘘声一片后，徐校长引用了一句现在大家耳熟能详，但当时对我还稍显陌生的法学名言替那位女同学解围，他环顾了整个阶五后并未针对哪个人但又针对了所有人说“我想你们都听过一句话就是‘我不同意你说的每一个字，但我尊重你说话的权利’”，整个教室瞬时安静下来并随即响起了掌声。整个活动下来，徐显明校长直接并明确的回答了同学们提出的绝大多数问题，“研究、研究，以后再说”的回答根本木有，最含糊的回答是“半年内，我用行动回答你”，即便这个最最没谱的回答，还有了一个明显的时间界限呢！对于食堂早餐新不新增“山东煎饼”的问题，大庭广众之下一是没人好意思开口提问，再一个也确实不知道徐显明校长会不会为了显示自己“亲民”的一面，而避过学科发展、人才引进、校园建设、院系合并等大事，而一而再、再而三的纠缠于这个与上述问题相比显然微乎其微的细小问题，而回答个没完没了。至于“武汉热干面”问题的回答，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诸位“这个真没有”。（ |
收藏
点赞!
反对!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