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二)课程辅导--东方文学部分

前 言           前言内容  
一、 东方概念
　　 既非国际政治、军事概念（东方集团、西方集团），也非地域概念（远东、
中东、近东），而是文化（文学）概念，是相对于欧洲为中心的西方文化（文学）
而言的一个概念。
　　 “东方”之所以与亚非结成不解之缘，由来已久。古代两河流域的亚述人将太阳升起的东方称为“亚细”，后来的希腊人沿用这一称呼，将之改呼为“亚细亚”。近代史上近东、中东、远东等地理名词、也是沿袭这一意思针对亚洲而言的。至于非洲，主要由于古代北非的埃及与同时期的西亚巴比伦、南亚印度、东亚中国并称东方四大文明古国，所以习惯上也把非洲并入“东方”的地理概念，这就是东方与亚非的渊源关系。

二、 东方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
1、 古代文学在世界文学的先导地位，中古文学处于优先地位，近代文学虽有落后但具特色，现当代文学处于复兴时期，是世界文学最有前途的文学之一。
　   古代：四大文明古国（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均为东方国家，她们的文学是世界文学的滥觞。 BC 3300埃及的象形文字民间文学记录于纸草上，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渊起与亚述（埃及学：1798年 ，拉希德石碑，1822年，商伯良破译；亚述学：19世纪末——20世纪初尼尼微的12块泥板）。世界最古老的史诗《吉尔伽美什》BC4000流传。世界最早的三大诗集——中国《诗经》、埃及《亡灵书》、印度《吠陀》。亚非文学的源头甚至可追述到BC6000，距今已有8000年的历史。
　　中古：西方文学正在神学的桎梏下裹足不前时，东方却呈现了民族文学的繁荣。阿拉伯《一千零一夜》、日本《万叶集》、紫氏部《源氏物语》、菲尔多西《列王记》、萨迪《蔷薇园》、朝鲜《春香传》争奇斗艳。
　   近现代：泰戈尔《吉檀迦利》 191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纪伯伦的散文诗。
　　现当代：川端康成《雪国》《古都》《千只鹤》获 196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季羡林先生说“到二十一世纪，30年河西的西方文化将逐步让位于30年河东的东方文化，人类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2 、 欧洲文学发展深受东方文化（文学）影响。欧洲文化的两大源头：两希文化源头。
      文化中的希伯来文化来自东方。即使是古希腊的灿烂文化也多得益于东方，比如向腓尼基人学习字母（ BC2000 出现克里特象形文字，后简化为线形文字 A ）；从埃及、巴比伦那里学习先进的生产技术及天文、数学、几何、艺术；拜占庭的手抄本， 13 世纪阿拉伯人为欧洲近代文化打开了新世界。莎士比亚、伏尔泰、歌德、拜伦、普希金、托尔斯泰都受东方影响， 20 世纪西方现代主义（如意象派）也不例外。这类例子不胜枚举。
3 、 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均来自东方，宗教的普及使东方的文化（文学）普及世界。

三、 东方文学的特点
1 、 多元性。多条发展线索和中心：①以阿拉伯为中心的西亚、北非、伊斯兰文化（文学）②印度为中心的佛教、印度教、南亚文化（文学）③以中国为中心的佛教、儒教、东亚文化（文学）④黑非洲文化（文学）。
2 、 与宗教关系密切。宗教意识形态对东方文学产生过深刻影响，作品浓厚的宗教色彩是进行文学研究时不可忽视的一个向度。埃及产生于法老时代的“法老戏剧”用于宗教祭仪时表演，多数以宗教为题材；《亡灵书》更是一部宗教诗歌集。《旧约》自不必说，印度的古代文学作品则大多与婆罗门教或佛教意识有关，有的甚至直接宣传教义；日本、朝鲜和越南文学常有佛教色彩；波斯和阿拉伯文学常有伊斯兰教色彩。
3 、 体裁丰富，多与人民口头创作有关，古代文学是以民间文学为基础的，许多杰出的作家和诗人都善于从民间文学宝库中汲取艺术营养。上古已有神话传说、史诗、歌谣、抒情诗、叙事诗、寓言、箴言、传记，中古的印度戏剧、波斯的诗歌、阿拉伯故事、日本的长篇小说。《一千零一夜》、古埃及的故事、印度《五卷书》均源于口头创作。
4 、 重来世、重天人合一，东方文学具备了迥异于西方文学的独特审美特质。
第一章　上古埃及文学        第一节 概 述  
一、地理环境、人种和历史
1、地理 ：埃及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历史悠久。地处欧、亚、非三大洲的交点，易于文化交流。某种意义上说，埃及文明是受苏美尔文明影响发展起来的。尼罗河与红海之间有吸引苏美尔人的金矿，黎巴嫩有吸引埃及人的木材，贸易过程中有交流。但因人与自然环境的不同，埃及文明始终保持了自己的特色。
      以孟斐斯为中心，分为上埃及（南部尼罗河谷）、下埃及（北部三角洲）。北部无良港，南部大瀑布，西部沙漠、东部红海——天然屏障。尼罗河自南向北纵贯全境，长约 778 公里，从河岸两边到沙漠地带，最远不过 15 公里；北部尼罗河三角洲地带则有 600 公里宽。古埃及人居住的尼罗河谷地是一块狭长的地带，沿岸土地肥沃，利于农业生产，北部利于对外交往。种族文化和政治相对稳定，不易遭受外敌入侵。基本属于农业国。
      尼罗河定期泛滥——一年三季：春汛季（泛滥季）、播种季、收获季。每季四个月。太阳历：      365 天， 12 个月， 30 或 31 天（一说每月 30 天，加 5 天节日）。一年开始于 6 月 15 日，这是尼罗河春汛之始，也是太阳落山和天狼星出现的那天。与现行历法 120 年有一个月出入。世界最早历法。
2 人种：最初为东北非的土著人“哈姆人（含人）”，后西亚的“塞姆（闪）人”迁入；语言为闪      ——含语系。
历史：前王朝时期——BC4500-BC3315
早期王朝——BC3315-BC3000
古王国——BC3000-BC2360，第四王朝胡夫金字塔
中王国——BC2360-BC1584
新王国——BC1584-BC525 先后沦为亚述、波斯、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罗马（BC30特丽奥佩特拉七世自杀）、阿拉伯人的统治。

二、神话
      尼罗河定期泛滥，对生产有利，助长了古埃及人的自信与乐观。与苏美尔人因两河流
域泛滥的不可预知而产生的悲观相反。河水泛滥，自然荣枯，周而复始——世界是无数反复的永恒——死而复生——奥西里斯掌管来世、金字塔、木乃伊、亡灵书——企求长生不死和永恒的心愿——图画、雕刻只表状态，不表变化，试图以永恒克服时间的销蚀。
（一）主神
A、奥西里斯
      奥西里斯、伊西斯、塞特（托）、荷拉斯（荷尔）。教材P10——11
木乃伊、奥西里斯复活、荷拉斯之眼、冥王、伊娥——伊西斯、基督教中圣母怀抱圣婴的形象、阿普列尤斯的《金驴记》鲁齐乌斯受伊西斯的指点。对基督教中圣父、圣母、圣子的影响。
      奥西里斯形象的多重含义：1、文化英雄，教导埃及人耕作种植为人带来富裕幸福；2、受难明君；3、原始而神秘的自然神，再生原型的代表；4、太阳在夜间的形式——冥王。一身兼具希腊哈得斯、普罗米修斯、狄奥尼索斯、阿波罗等神的属性。
B、太阳神
      多名。阿蒙、拉等等。是开天辟地之神、创造之神，但又不像古希腊神话的宙斯具有无上权力。由地方神向全埃及的神发展，与政治势力有关。
第一章　上古埃及文学       第二节 文 学  
一、诗歌
1、《庄稼人的歌谣》、《打谷人的歌谣》、《搬谷人的歌谣》——最早的劳动歌谣，反映了阶级矛盾。
2、《尼罗河颂》、《太阳神颂》、《失望者与自己灵魂的对话》 教材P18
      《亡灵书》，是新王国的祭祀文学，从金字塔铭文和石棺铭文发展而来。书于纸草
      普通人也买得起，作为陪葬。其中心思想是使死者复活，平安到下一世界。一般说来太阳神和奥西里斯神为亡灵的护佑神。人们关于西方的冥世观念产生于“日落于西”的长期观察和生活经验。同样，“日出于东”的事实，也使人萌发了死而复生的再生观。因此，死者对太阳的礼赞正是对再生的渴望。
     《亡灵书》是宗教诗篇总集，汇编了歌谣、祈祷文、颂神诗、咒语诗、神话诗等，种类繁多，是古埃及神话传说的宝库。《亡灵书》是宗教观念、冥事崇拜和来世思想的产物。埃及人认为，人的灵魂是超自然的，人生命结束之后，灵魂依然存在。人生并不以现实为限。有一种眼睛看不见的“卡”，与人一同生存，并为人的生存服务：人死后，它依然单独生存，住在坟墓周围。故坟墓中要准备水和食物，供养“卡”。而人的灵魂叫做“库”，人活着时它住在体内，有时在人睡觉时离体外出，便成梦；死后它游历下界，如能回到死者的身体里，就能再生。《亡灵书》就是给它读的。另外，一种人首鸟体的“巴”是尸体的守护者。如神像安置后，天上的神通过“巴”下凡，赋予像以神性。木乃伊的制作，为使“库”有所归依。来世生活要有坚固的居住地，金字塔和山上的坟墓都是亡灵永久的住所。他们认为现实是短暂的，来世才是永恒。这就是为何在埃及看到的都是陵墓和庙堂，却找不到古代村落的缘故。金字塔是通往上天的路，越高，越利于“库”上升，塔顶有孔，利于出入。奥西里斯为冥世之主，亡灵的审判者。《亡灵书》中提供的巫术咒语和颂神诗篇，可使亡灵祓除不祥，逢凶化吉。学者认为，古埃及人的冥府审判和灵魂再生的信仰，是基督教末日审判观念的源泉。
参见 郁龙余本文学史 P17——24
     《亡灵书》同其他人类早期宗教经卷一样，各篇之间观点并不统一，也无必然联系，水准参差不齐。最著名作品为《阿尼的诗草》，记述有底比斯祭司阿尼的故事、奥里西斯的神态、种种咒语、复活的方法和对奥里西斯的颂歌等。
另外，《亡灵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图文并茂。在每首诗页上边，都有用墨汁绘就的“头画”，以及关于日出日落的、真理殿堂上审判亡灵的、极乐世界的各种大型图画等。
《亡灵书》不仅在诗歌艺术方面取得了很高成就，还是关于古埃及人民社会生活、思想道德、民族风俗、经济生产、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百科全书。
《文化求实》P144——古埃及人的来世说

二、故事
     《魔术师的故事》——已发现最早的故事作品，开短篇小说的先河。
       中王国时期，故事增多。《乡民与雇工》——修辞的典范；《遭难水手的故事》——世界上最早的航海故事；《昂普、瓦塔两兄弟》——影响了约瑟在埃及护卫家长拒绝波提乏妻子引诱的情节。
第二章　古代印度文学       第一节 概 述
印度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 得名于印度河，曾译为身毒、贤豆、天竺等，因分为东西南北中五大地区，故常称五印度、五天竺。唐玄奘改译为印度。
      印度河流域文明由达罗毗荼人创造，BC2500——BC1700较发达的农业文化和较完备的城市 文化。哈拉帕（巴）、摩亨佐.达罗的挖掘。突然终止的原因，众说不一。
约BC2000，原生活在伏尔加河流域的雅利安人，因特大天灾，南迁，其中一支向西进入伊朗（波斯），一支进入印度。故波斯雅利安人与印度雅利安人同种族，同一文化渊源，在语言、宗教、神话 等方面关系密切。

一、吠陀时期（BC2000——BC500）
      吠陀文化为雅利安人与土著的达罗毗荼人共同创造。达罗毗荼人对雅利安人文化上的同化。民族斗争转化为种族冲突，继而演化为种姓斗争和教派斗争。
      种姓制：初始无此概念。内部分化为三个阶级：僧侣贵族、世俗贵族、平民。之后，土著民被成为“达萨”，种姓制形成：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
      婆罗门教形成，由吠陀教演化而来，约公元前7世纪，形成以吠陀文献为经典的多神教。
1、吠陀，意思是知识、学问、后转化为智慧、教义、经典之意。
      四大本集：《梨俱吠陀》《娑摩吠陀》《夜柔吠陀》《阿闼婆吠陀》，我国曾分别意译为《赞诵明论》《歌咏明论》《祭祀明论》《禳灾明论》。成书时间约BC1500到BC500其中《梨俱吠陀》最早，最有价值。
      吠陀使用的语言是梵语的前身，繁琐、复杂，称“吠陀语”。阐释吠陀的《梵书》《森林书》《奥义书》（基本为散文作品）加之四大本集（总体为韵文作品），组成“吠陀文献”。梵语“文献”“文学”是同一词汇，人们常说的“吠陀文学”是指吠陀文献中有文学成分，主要有颂诗、神话、咒语诗、传说等。吠陀文献中包含一整套宗教哲学体系，雅利安人由此建立起自己的宗教——吠陀教，后吠陀教发展为婆罗门教和印度教，也奉吠陀为根本经典。
      见教材 P74——75

二、史诗时期（BC500——BC400）
      大多部落已到城邦制
1、《摩奴法典》
      婆罗门上层人物不但通过梵书、奥义书从宗教、哲学的角度为种姓制度大造舆论，而且还直接通过立法手段，来强制推行种姓制度。古代印度有众多法典、法经，其中以《摩奴法典》最为著名。成书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2世纪，内容庞杂，涉及法律、宗教、哲学、政治、伦理、习俗等问题。它本身虽不是文学作品，但也记载了不少神话和传说。全书的写作通过众仙人向被神化了的至圣摩奴请教法律，摩奴及他的儿子跋梨求向他们一一道来的形式展开，类似今天的记者组采访知名学者一样，颇具文学手法。人生四行期规定印度教徒一生须经历以下4个阶段：梵行期，从师习艺、研修吠陀；家居期：娶妻生子，经营家业；林栖期：入林苦修，修身养性；遁世期：服务四方，以求解脱。这种人生历程虽不是人人都经历，但有极大的指导作用。关于种姓制度，《摩奴法典》以法律条文的形式作了真实的记录。
2、两大史诗
      印度古代文学史上，吠陀文学之后的又一个高峰是史诗文学。吠陀文学的作者，以婆罗门祭司为主，其创作目的是建立雅利安人的宗教，以便对被征服的达罗毗荼土著人进行精神统治。两大史诗的作者主要是“苏多”阶层。这是一个特殊阶层，是“刹帝利男子和婆罗门妇女结婚所生的儿子”，因是逆婚所出，位列6种低贱小种姓之首。他们由于受到婆罗门的歧视，所以在政治上倾向刹帝利，常以编唱英雄颂歌为业，以博得王室赏识。如果说吠陀文学是宗教文学，那么以两大史诗为代表的英雄颂歌则是宗教化了的世俗说唱文学。两大史诗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除苏多之外，还经过了无数婆罗门和 民间歌手的加工修改。
      两大史诗被看作印度教圣典，在印度家喻户晓，是印度人精神生活中不可少的太阳和月亮，也是进行文学再创造的最重要的源泉。
3、《往世书》
      以《摩诃婆罗多》和《罗婆衍那》为代表的英雄史诗，印度人称之谓“历史传说”。与此几乎同时，还出现了大量“古代传说”。古代传说实际上是神话故事，以《往世书》著称于世。《往世书》可归为五大主题，即所谓“五相”：世界创造，世界毁灭后再创造，神仙族谱，各摩奴时期，帝王世系。
4、三大主神
      史诗和《往世书》互为相长，共同创造一个不同于吠陀时代的宗教新世界。在这个新世界里，昔日自然神的星辰黯然失色，有的甚至已经殒落；代之而起的梵天、毗湿奴和湿婆，被尊为三大主神。梵天，主管创造，为创造之神；毗湿奴，主管保护，为保护之神；湿婆，主管毁灭，为毁灭之神。
      梵天在往世书里有时为英俊男子，有时为白胡子老汉。从他的大拇指上生出了第一个女子娑罗室伐蒂，为文艺女神，美艳无比。梵天按捺不住自己的冲动，目光如剑地盯着她。她因害羞四处躲避，梵天就在头的左、右、后面又长出三张面孔，所以常四面神的形象出现。名义上地位最高，实际远不如其他。
      毗湿奴又译遍入天。他长有四手，各执神螺、神盘、神杵和荷花，有时端坐莲座，有时背靠千头眼镜蛇，有时以大鹏鸟为坐骑。毗湿奴在印度的崇拜者极多，形成印度教中势力最大的毗湿奴教派。其中，还分成罗摩派、札格纳派和黑天派等小宗派，庙宇林立，香火兴盛。
      湿婆，意译大自在天。其原来的地位在三大神中最低，被人瞧不起，一天，岳父（梵天之子）祭祀，无席位，其妻自焚，梵天调停，今后祭祀必须先设湿婆的席位。湿婆的形象一般赤身裸体，腰间一块兽皮，骑一头大白牛，脖子上挂一串骷髅项链，缠着眼镜蛇，生有3 只眼，额间的第三只眼只要一睁开，就会喷出烈焰，毁灭一切。湿婆虽是毁灭之神，但更具保护功能和创造功能。
      梵天、毗湿奴、湿婆三大主神，创造——保护——毁灭三个环节周而复始。他们既鼎足而立，又互为一体，共同组成印度神话世界的最高领导，统率各路神将天兵演出了一幕又一幕的神话剧。
第二章　古代印度文学   第二节 《摩可婆罗多》和《罗摩衍那》
并称印度两大史诗，这是西方学者的观念。但在印度人的观念中，前者是“历史”或“历史传说”，后者是“大诗”和“最初的诗”。客观论，只有《罗》与西方史诗的诸要素比较相似。都是“伶工文学”的产物，世界上最长的诗。所使用的语言称为史诗梵语，比吠陀梵语更为通俗、简单。

      一、《摩可婆罗多》
     《摩诃婆罗多》的成书年代约在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4世纪的800年间。传说作者是广博仙人（毗耶娑）。他既是史诗的作者又是史诗中的人物――婆罗多族的祖先。实际上广博仙人至多不过是史诗的编订者之一。“摩诃婆罗多”的意思是“伟大的婆罗多族的故事”。它以一部完整的英雄史诗为主干，杂有大量的中、小故事(插话)以及政治、伦理、法律、哲学、宗教等非文学的成份。全书共18篇，约10万颂(每颂两行，每行16个音)，是世界上已有写本的最长的史诗。
     《摩诃婆罗多》的主干故事是写婆罗多的后代堂兄弟之间为争夺王位和国土而进行的斗争和战争。瞎眼的持国在哥哥般度死后继任国王。持国有100个儿子，称俱卢族，长子叫难敌；般度有5子，称般度族，长子叫坚战，老二名怖军，老三叫阿周那。两族堂兄弟共同跟随伯祖父毗湿摩学习武艺。坚战成年后，持国指定他为王位继承人。难敌兄弟们对此不满，一再设法陷害般度族五兄弟。般度族兄弟逃往般遮罗国，他们合娶国王的女儿黑公主为妻，以此同般遮罗国结盟。持国王得知此情后不得不将一半国土分给他们。五兄弟在分得的荒芜的国土上建起天帝城。此间，阿周那多次访问毗湿奴大神的化身黑天，并娶黑天之妹为妻，结下姻亲。面对般度族的日益强大，难敌十分嫉妒，就向般度族提出用掷骰子的办法赌博。般度族在赌博中输掉了一切，五兄弟和妻子黑公主也沦为俱卢族的奴隶。在后来的一次赌博中，般度族又失败并被放逐森林13年。13年后，般度族要求归还那一半国土，但难敌背信弃义，拒绝归还，于是双方的战争不可避免。
      印度西北部的民族和部落都分别成为双方的盟军。坚战和难敌同去黑天大神那里请求帮助。黑天把自己的军队给了俱卢族，他本人则在般度族一边作军师。两军列阵于一望无际的“俱卢之野”。黑天坐在阿周那的战车上，在战斗中他不断地向阿周那讲述超验哲学理论。这些抽象深奥的长篇理论说教集中于史诗中的《薄伽梵歌》里。战争持续了18天，双方著名的英雄一个个战死。俱卢族兄弟只剩三人，般度族兄弟幸免于难。大战过后，两族的幸存者实行了和解。坚战在众人的扶持下登基，但不久他决定入山修道。年迈的国王和妻子也隐居净修林，不久死去。坚战五兄弟及妻子黑公主都升入了天堂。
      这部史诗描写的中心是一场无益而可怕的毁灭性战争造成的悲剧。史诗始终贯穿着婆罗门教的基本教义，并试图用生动的艺术形象和抽象的哲学语言这两种方式阐述这些教义。般度族和俱卢族堂兄弟进行的战争，不只是世俗意义上的战争故事。这个故事被投射到一个宇宙的大背景上。婆罗多大战是天神们与阿修罗(妖魔)之间永恒的不断斗争过程中的一个片断。根据史诗的说法，婆罗多大战表现了两个世界的对峙，一个是化身为般度族的天神的道德世界，一个是化身于俱卢族的阿修罗的非道德的世界。在史诗的《初篇》中，几乎所有的主要角色都分别在天神和阿修罗中间找到了位置。作为毗湿奴大神化身的黑天站在般度族一边，般度族长子坚战是所谓“达磨”神——正法之神的化身，他的称号是“正法之王”。老二怖军代表风神伐由，老三阿周那代表大神因陀罗，孪生子无种和谐天代表双马童神。般度族与俱卢族之间的斗争，也就是正法与非法的斗争。所谓“正法”或“法”(达磨)是印度哲学中的一个概念。在史诗中，“法”是作为国家社会乃至整个宇宙的结构秩序，同时也是每个人所应遵循的行为标准。 印度人把“法”作为一个绝对的抽象原则来看待，“法”是高于一切世俗标准的。比如难敌背信弃义，制造阴谋，所以在战场上失败连连，损失惨重。而坚战作为“法”的化身，则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他的战车甚至能悬在空中，因为他从未违背过“法”的要求。但是，在一次战斗中，他由于撒谎欺骗敌军主将，使得对方自杀身亡，战车落在了地上。可见，史诗作者把“正法”观念置于正义观念之上，不能为了正义的目的行使非“正法”的手段。婆罗多大战最后的结局，说明“法”的胜利。

      根据印度学者苏克坦卡尔的看法，《摩诃婆罗多》不但具有上述伦理学上的含义，而且还具有超验哲学上的含义。那场在神圣的“俱卢之野”发生的婆罗多大战，就是人内心最高的自我与经验的自我这两种自我的冲突在普遍的历史背景上的一幅投影。难敌及他的九十九个兄弟，总起来都象征着一组以经验的自我(即肉身的自我)为中心的欲望和感情。贪婪、仇恨、好色、易怒、嫉妒、骄傲、虚荣等等经验的自我所具有的卑下欲望和情感统治着他们。而黑天大神所支持的坚战、阿周那兄弟代表的是超越了经验自我的人，是超人。他们受代表最高的自我的大神黑天的指引，也就意味着他们的精神世界为最高的、超越了经验自我的自我所支配。史诗作者非常清楚地暗示“俱卢之野”就是人的内心世界的象征。于是，婆罗多大战也就是个人内心世界中的最高的自我与经验的自我之间的一场战斗。因此，在大战即将展开之前，黑天大神坐在阿周那的战车上，对阿周那进行了有关自我的哲学问题的长篇大论的说教，使阿周那认识到目前的这场战争决不仅仅是堂兄弟之间的互相仇杀，他所面对的堂兄弟们是低级的、卑下的自我的代表，是最高自我的敌人，也是他自己的敌人。他的责任就是去消灭他们。在印度人的心目中，没有什么东西比征服自我更艰巨更伟大了。崇高的自我要战胜卑下的自我就像般度族战胜俱卢族那样，需要经过剧烈的搏斗和付出沉重的代价。
      但是，《摩诃婆罗多》所表现的印度宗教哲学精神的宗旨与其说是冲突，不如说是和谐。和谐是这部大史诗所要弘扬的理想。根据大史诗中的《薄伽梵歌》的理论，和谐统一就是瑜伽。瑜伽就是要求人们以理性、情感和行动去领悟自我与宇宙的和谐统一性，实现人与最高自我的结合。实行了瑜伽的人就会使理智、情感和行为互相协调，既履行人生的责任义务，又能超越于人生。俱卢族的统帅毗湿摩就是瑜伽和谐精神的典范。他完美地实现了作为族长的义务，作为武士的职责，作为婆罗门的超脱，认识到一切结局部是自己一生的行为－一“业”的结果，因此面对痛苦和死亡才那样的安详和坦然。他在临死前，对他的敌方般度族兄弟、包括亲手杀死他的、曾经是他学生的阿周那毫无怨恨，充满了宽容与慈爱。婆罗多大战后，双方的幸存者都领悟了人生与宇宙的奥秘，明确了自己和对立的一方同出于一个绝对的本源——“梵”，于是他们实行了和解，实现了生命的自我之间的和谐。但最高的和谐，也就是最终的归宿是超脱这个世界，退出人生这个舞台，复归于无限的宇宙之中。婆罗多大战的战死者不必说，幸存者也最终以遁世和死亡实现了这种最终的和谐。
      总之，《摩诃婆罗多》通过婆罗多的后代堂兄弟之间的战争，不但表现了正法与非法的伦理斗争，而且还象征性地表现了最高的自我与经验的自我的斗争，弘扬了印度人在斗争中寻求和谐统一，寻求超脱，寻求与最高本体合一的生活理想。由黑天对阿周那所作的哲学教谕所组成的《薄伽梵歌》是史诗的真正的思想核心，史诗的情节和人物都是对《薄伽梵歌》的具体的形象化的阐发。整部史诗集中体现了以婆罗门教的瑜伽哲学为中心的印度精神。在这个意义上，《摩诃婆罗多》才成为印度人民的圣书，婆罗门教和印度教的经典。只用文学的眼光看，这部史诗毫无疑问显得过分庞杂。但是，从表现印度精神这一角度看，婆罗多大战的核心故事以外的插话以及伦理、哲学等方面的内容，都是一个有机统一体，都从不同侧面说明同一个思想。
     上述《摩诃婆罗多》的主干故事只占全诗篇幅的一半，其他都是穿插其中的神话传说和寓言故事，以及许许多多关于哲学、宗教、政治、法律、道德和风俗的说教性文字。插话中最著名的是《那罗传》和《莎维德丽传》；说教性文字中最著名的是第 12 篇《和平篇》、第 13 篇《训诫篇》和第 6 篇《毗湿摩篇》中的《薄伽梵歌》。

      二、《罗摩衍那》
      印度的另一部伟大的史诗《罗摩衍那》的主要情节取自《摩诃婆罗多》的一个插话《罗摩传》，它所表达的思想与《摩诃婆罗多》是完全一致的。
     《罗摩衍那》也是在长期的民间流传中形成的。它的编订者传说是蚁垤(音译“跋弥”)。“罗摩衍那”的意思是“罗摩的漫游”。全书共7篇500章，总共2400颂。史诗以英雄罗摩和其妻子悉多一生的悲欢离合为主要情节线索。史诗叙述说：在阿逾陀城有个叫十车王的国王，通过祭祀求子，大神毗湿奴化身为四，托生为十车王的四个儿子。其长子罗摩，老二婆罗多，老三罗什曼那。罗摩娶弥提罗城国王的女儿悉多为妻。十车王因自己年迈，决定立罗摩为太子继承王位。小王后吉伽伊想让自己生的婆罗多继承王位，并要求流放罗摩14年。在此之前，十车王曾许下诺言，可以答应吉伽伊提出的两个要求，于是只好决定流放罗摩。罗摩为了不使父亲食言，甘愿去森林流放。妻子悉多和弟弟罗什曼那决心与罗摩同往。十车王因流放长子，忧郁而死。婆罗多不同意继承王位，他到森林来劝哥哥回去执政，罗摩没有答应，婆罗多只好代兄摄政，等待罗摩归来。
      在森林中，楞伽城十首罗刹王劫走了悉多，悉多坚贞不屈而被魔王囚禁。罗摩同猴王联合，在神猴哈奴曼的帮助下，带领军队，开往楞伽城，消灭了魔王，救出了悉多。但罗摩怀疑悉多的贞洁，悉多投火自明，火神在烈焰中托出悉多，证明了她的纯洁。然而罗摩执政后，听信谣传，遗弃丁怀孕的悉多。蚁垤仙人收留了她，后来领着她的两个孩子去罗摩宫中吟唱《罗摩衍那》，罗摩终于发现这两个孩子就是自己的儿子。蚁垤仙人再次证明了悉多的贞洁，但罗摩仍坚持说他无法让人民相信，悉多不得已求救于地母，大地顿时裂开，悉多投入大地母亲的怀抱。最后，罗摩升天还原为毗湿奴大神，并与妻儿在天上团圆。
作为婆罗门教、印度教的经典和印度人民的圣书，《罗摩衍那》同《摩诃婆罗多》一样，表明了印度人关于宇宙统一性的观念。天上、人间和大地是相互沟通的，天神、人和其他动物是互相转化的，人间的英雄与天神本质上是同一的，整个宇宙处于一种生死流转的循环状态。而人世间则是天神导演下的一个人生大舞台。在这个舞台上不断上演着一幕幕的人生戏剧。首先，正法与非法、善与恶的冲突是这个“戏剧冲突”的中心。在《罗摩衍那》中，这个冲突集中表现在罗摩与十首魔王之间。史诗赞扬了捍卫正义的战争，谴责了掠夺和危害他人的非正义战争。罗摩降魔救妻得到天启神助，经过无数艰难曲折终了取得了胜利，而魔王罗波那夺入之妻，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这里体现了印度人所一贯具有的善一定能战胜恶的坚定信念。其次，人生舞台上的冲突还表现在高尚的人格与卑下的人格之间。罗摩及其妻子兄弟是高尚人格的代表，他们没有被自我的卑下欲望所囚禁，宽容、大度、牺牲、奉献、尽职尽责是他们所奉行的生活原则。而小王后吉伽伊则是一切以私利为中心的经验的自我的象征。最后，人生的更内在的矛盾冲突是在人的心灵内部展开。这种内在的矛盾突出地在现在十车王和罗摩身上。履行诺言还是坚持对长子罗摩的公正待遇，两者不能兼顾的心理痛苦折磨着十车王并使他丧生；罗摩则不能协调爱妻子与理解同情妻子两者之间的矛盾，这使他在人间永远失去了夫妻之爱。总之，在这人生的舞台上，正法与非法之间、高尚的人格与卑下的人格之间、人的内心世界的不同情感之间充满着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与不和谐，从而使人生充满着痛苦。《罗摩衍那》这部史诗教导人们，要超越这种矛盾、不和谐和由此造成的痛苦，就要超脱人生的舞台，回归那最高实在的怀抱之中，那里才是人生的真正归宿。印度人把这种理想的归宿寄托在神所居住的天堂。
      显然，《罗摩衍那》没有《摩诃婆罗多》那样古老。有人认为，《摩诃婆罗多》反映的是印度西部比较原始的文化，《罗摩衍那》则展示了印度东部比较进步的文化。站在文明进化的角度看，《罗摩衍那》所反映的一夫一妻制、宗法制家庭关系及其道德理想和《摩诃婆罗多》相比是一种进步；站在文学角度看，《罗摩衍那》也不像《摩诃婆罗多》那样夹杂了那么多的非文学成分。印度人当然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因此，他们称《摩诃婆罗多》为“历史传说”，而称《罗摩衍那》为“最初的诗”。《罗摩衍那》作为“最初的诗”，为此后的各种叙事性文学的主题与内容提供了范例。它对政治(主要是宫廷斗争)、爱情(主要是生死离别的爱情)、战斗(人与人、人与神、人与魔、神与魔之间)、风景(各个季节的自然景色和山川、城堡、宫殿)等的描述，在艺术上均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而政治、爱情、战斗和风景这四个方面的内容成了后来的印度文学、尤其是叙事文学的不可缺少的四种因素。

      《罗摩衍那》的诗句情景交融，寓喜怒哀乐于山川河流的景色描写之中。这种出色的景物描写极好地为人物形象提供了活动的舞台。另外，其诗歌语言较之《摩诃婆罗多》，更为成熟老练，洗练流畅，显然是经过细心雕饰而成，成为古典梵语诗歌的先导。
      总之，印度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不仅在印度文学史、而且在东方文学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作为信仰的文学时代的第二种文学形式，两大史诗确立了对天神化身的英雄或者说超人的崇拜，确立了印度人民带有浓厚的信仰色彩、宗教色彩的基本的宇宙观、世界观和人生观。作为印度人民长期共同创作、长期流传的经典著作，两大史诗是印度人民心灵的一面镜子，也是印度精神的一面镜子。
      两大史诗不但开辟了印度文学的新时代，还极大地影响了日后印度文学的发展，成为文学创作的光辉典范和取之不竭的灵感与题材的源泉。从古至今，从迦梨陀娑到泰戈尔，无数诗人和作家都从这两大史诗中吸取营养。他们有的改编，有的缩写，有的翻译，效颦之作层出不穷。史诗的故事和人物，还广泛地进入了印度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刻等艺术领域。两大史诗已经渗透于印度人民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他们思想信仰和道德规范的圣典。史诗中的黑天、罗摩、悉多和哈奴曼等形象，早已被虔诚的婆罗门教徒和印度教徒供上祭坛，受到人民的狂热崇拜。而且，两大史诗还远播到南亚和东南亚各国，成为那些国家的文学艺术的启蒙、借鉴和再创作的范本。史诗中的许多故事，在15、16世纪传入西亚地区。18世纪后，又被陆续译为欧洲各种文字，使西方学者眼界大开，并成为许多学者潜心研究的对象。两大史诗近几年也被介绍到了中国。季羡林先生的《罗摩衍那》全译本和《摩诃婆罗多》选译本已经出版。围绕两大史诗，我国学者正在进行比较文学、美学和东方文学等多力面的研究。
第三章　古巴比伦文学       第一节 概 述

一、两河流域的古文明
      1、亚述学：1802年，德国中学语文教师 戈罗特芬德 首次破译出楔行文字中的若干字母
1847年，法国昆虫学家博塔出版第一部亚述学专著
1867年，英驻巴格达总领事罗林逊编出亚述语基础语法
“东方学”这门发源于西方的学问终于借助语言学和考古学的双重进展和汇通而初具规模。之后，伦敦青年排字工 乔治.史密斯发现《吉尔伽美什》译出大洪水的故事。——重新改写了世界文明史。
      2、两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美索不达米亚——两河之间的流域——今天的伊拉克， 首都巴格达，北接土耳其、南接沙特、东邻波斯（今伊朗）、西邻约旦。
历史：苏美尔、阿卡德时期：BC4000 苏美尔人发明楔形文字，BC3500建立世界最古老的城邦国家，有繁荣的城市文明；BC2300，来自北方的闪米特族的阿卡德人
占领这一地区。
古巴比伦王国：BC1800中叶，闪米特族的阿摩里特人建立古巴比伦王国。《汉谟拉比法典》，BC1593，为加喜特人所灭
亚述帝国：BC800，闪人所建，横跨西亚、北非的奴隶制大帝国
新巴比伦王国：BC626，迦勒底人占领巴比伦，建立巴比伦王国，BC605灭亚述帝国。 BC586尼布甲尼撒二世（BC604——BC562）攻陷耶路撒冷，“巴比伦之
囚”。此时版图更大，巴比伦城成为西亚商贸和文化中心。DC88，为波斯所灭。
      3、楔形文字、泥版文书：
BC4000，苏美尔人。此地缺少木片、石块的书写材料，用泥土捏成长方形的平板，大小均有，大的放在架上。用细绳画格子，削成三角形尖头的木棒、芦苇杆、骨棒压出图形。写双面，晾干或烧制。长篇，上块与下块重复写一行，以备衔接，每块都有全书的标题和编号，标题一般为文章开始的几个字，如《吉尔迦美什》的开始为“关于见过一切的人”，故为全诗标题。
最初从右至左，自上而下写，因不方便改为从左到右横写，并把字的位置转90度，写好后再把泥版转过来，阅读时仍为从右到左，后觉不便，从左到右读，字的位置不恢复。楔形文字的符号数目总共不到600，常用的只有300，但每个符号平均代表四五个音节，一直用到公元前后。

二、神话
     《埃努马﹒埃立什》的创世神话。马尔都克，夺取命运之册，战胜女妖，分天地。表现光明最终战胜黑暗 ，反映原始居民同自然灾害的斗争，隐约流露出社会发展演变的痕迹。为后世《旧约.创世纪》和赫西奥德《神谱》提供了原形范本。如创世前的“无名称”状态，直接派生出希伯来创世主耶和华用语言“命名”的方式创造世界的“太初有言”观；以水为世界万物的生命之本源的观念再度出现在希腊神话和宇宙论中；子辈神杀死父辈神的争斗母题也为希腊文学所继承和发挥；就连记载本神话的泥版数目“7”也与《圣经》的7日创世观有潜在联系。
     《伊什塔尔下降冥府》的季节神话。植物神坦姆兹死后被阴间女王扣留，伊去解救。她为巴比伦宗教中最重要的神，“生命之母”“种子的生产者”、爱神、战神、解梦神。此神话用男女二神生死相恋的故事解释季节变迁和生命循环。这种象征性模式经叙利亚、腓尼基、塞浦路斯，传到希腊置换为阿佛罗狄特和阿都尼斯生死恋的神话，谷物女神得墨忒尔下冥府寻女儿帕耳塞福涅的神话，死而复生的植物神在基督教中置换为救世主耶酥。

三、古巴比伦文学的特点
     教材 P28 。
1 、古老性：古巴比伦文学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古老文学一样，反映了人类与自然的方方面面。
2 、对生命的探索主题：《吉尔伽美什》中体现强烈的生命意志和勇敢的探索精神。
3 、宗教哲理性：人类原始祭祀在古巴比伦文学中也有反映，蕴藉着复杂的文化内涵。

第三章　古巴比伦文学          第二节 《吉尔伽美什》
一、 史诗，又称英雄史诗，名称出自西方。人类学者和文学史家公认，史诗是伴随人类自野蛮迈向文明的历史进程而产生的最早文学样式之一。以前一直把荷马史诗奉为史诗的始祖和楷模，《吉》的发现将史诗的出现上限前推了1000多年。
   《吉》共3000多行，用楔形文字记载于12块泥版上，出土于尼尼微。史诗分为四（六）部分。第12块疑为伪作。
     情节：乌特那庇什提牟——赛素陀罗——长生之人。

      二、分析
      如何看待主人公人格的前后变化，是理解作品文化蕴含的重要线索。从文明史的角度看，可以说恩启都的出现和吉尔伽美什的性格转变反映了古代两河流域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以及广大人民的价值观念和道德理想。吉尔伽美什在作品中以修建了“无以伦比”的城墙而自豪，他的一个时代是“拥有广场的乌鲁克王”，这些都显然是城市文明的标记和荣耀。因此，我们说他代表着已经发展到城邦国家水平的高层文化。与此相对，恩启都则被看作尚处在野蛮的或半开化状态的游牧部落文化的代表，因此他不仅穿着牧民保护神（苏母堪）的衣服，而且还行使过该神的职能。这样，一位城邦的英雄，一位牧野的英雄，他们的决斗与和解不正是苏美尔人的城市文化同闪族的阿卡德人、巴比伦人的游牧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的一幅奇妙的缩影吗？两位大力士才一交手就以势均力敌而言和，阿卡德和巴比伦是地理上的征服者，文化上的被征服者，苏美尔人是地理上的被征服者，文化上的征服者，彼此之间互补。吉尔伽什派城邦神庙中的神妓把文化和文明带给了与兽为伍的半野人，使恩启都奇迹般迅速地完成了进化中的超升；而恩启都则将山野之中古朴善良的原始美德带给了城邦奴隶主领袖，使吉尔伽美什从一个被民众所厌恶的暴虐君王转变为建功立业的民族英雄。如果说恩启都的人化暗示着人类从蒙昧走向文明，那么吉尔伽美什的两重性格以及民众对他的两种态度，就是从氏族社会的原始平等到阶级社会的奴隶主专制这一漫长的历史变迁中广大人民的政治愿望和道德理想的一种曲折表现。可以说，这两个形象的对立和统一，通过象征思维生动地提示了历史发展的辩证法。

      三、史诗解读 （参见 王向远《东方文学史通论》P38）
     《吉》文化内涵丰富，容量巨大。正确解读可从四方面入手。
      1、史诗所反映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史诗将自然界的水、火、气等集于芬巴巴一身，使芬巴巴成为自然威力的象征。另，芬巴巴还是大神恩利尔的属下，吉杀死芬巴巴就不仅有向自然界宣战的意义，也有忤逆神的权威的意义。另外吉拒绝女神的求爱，还隶数她的恶行，而杀天牛就由蔑视变为挑战。史诗第一次反映了对人的潜在力量的自觉与肯定，反映了人的主体性的初步觉醒，人力与神力的矛盾抗衡。由此这部史诗也就与神话观念，即无条件地信仰、崇拜和服从神祗的观念，实行了第一次分离，从而体现了神话与史诗的实质性差异。
      2、史诗所体现的两种文明的冲突与融合。
      吉与恩启都的关系也是意味深长的。见上“分析”。
      3、史诗对人的生命意义的探求。
      恩启都活在世间时，给吉以建功立业的力量， 恩启都的死亡又给了他“死亡的恐惧”。他从此把注意力从人间转向死亡世界，对死亡奥秘的探求。他企图超越无情的死亡，获得永生的幸福。虽然失败，但他的探求打破了永生的幻想，标志着人类的生命的正确认识已开始确立。人是世间唯一在死亡前就知道自身必然死亡的动物，死亡意识推动着自我意识和理性意识的觉醒。他的探求又是人类正确认识自身、评价自身的起点。
      4、宇宙运行规律与人的生命规律的关系。
      叙事层次后暗含一个象征层次。十二块泥版，与巴比伦历法的一天十二时辰，一年十二个月吻合。一天的正午时分，一年的仲夏时节运行到曲线的顶点，然后下降，吉的命运也由第六块泥版为界开始由喜转悲，由盛及衰。前 6 块泥板中，吉尔伽美什始终处于上升和前进的状态；到第七块，吉尔伽美什的好运气戏剧性的消失了。恩启都的死亡是在生病后的第 12 天，吉尔伽美什也是在第 12 块泥板结束了人生。可见，在史诗当中，“ 12 ”这个数字是被赋予了象征意义的。正是以自然现象为基础的“英雄——太阳”的对应性原型模式，《吉尔伽美什》向我们昭示了人生的主题：人类没有长久的兴盛，即便是英雄也惘然。全诗的基调也逐渐从高昂化为低沉，英雄业绩的颂歌终于变成英雄末路的悲歌。
     《吉尔伽美什》的影响极大。据说，在希腊神话和荷马史诗，希伯来《圣经》和古印度文化中都有痕迹。而史诗中呈现出的罪恶、祈求永生等主题则是世界各国早期文学中共同的主题，非常具有研究价值。
第四章  古希伯来文学        第一节   概述  
  一、希伯来的历史和文化
      1 、地理特征：
      巴勒斯坦， 按我们的标准，是一块很小、很贫瘠的地方，面积一万平方英里，多山地、旷野，从耶路撒冷向东，在 十二英里 中地势下降了近 四千英尺 。气候是典型的 地中海型气候 ， 夏季炎热无雨，冬季寒冷潮湿 ，基本是干旱半干旱， 降雨量 和伦敦差不多，只是伦敦分成二百天下，巴勒斯坦在几天之内下。 水源极为重要，水井、灌溉 。是 “肥沃的新月地带”最不肥沃的地方 ，可对希伯来人而言，依然是“ 流奶与蜜之地 ”。出产有谷物、橄榄油、葡萄酒和羊毛，（橄榄和葡萄根系发达，不需要多少水），没有矿产，没有工业，最重要的产品是陶器，无法在国际贸易中提供任何贵重物品。 发展经济的最佳途径或许是海上贸易 ，因为地中海就在门前，位置又是战略要冲， 但希伯来人固守内陆民族的特性 。城镇很小，足球场那么大，日常生活的中心是家庭，石头和泥砖房，没什么贵重家具，用手抓饭吃，无酵饼，洋葱、小扁豆和瓜类蔬菜，家酿葡萄酒，很少吃肉。
      2 、 历史概况：
      中东 地区是人类文化摇篮之一， 巴比伦、埃及、腓尼基、希伯来 等民族的文化发达较早，对其他民族，尤其是西方民族影响深远。 希伯来民族在古代中东各民族中不是最强大的， 但它在 文化上 却接受了四邻的影响，是 集大成者 。（与巴比伦、亚述、埃及、腓尼基、希腊、罗马、马其顿、等强国为邻）尤其在文学方面：流传至今的《圣经》《次经》《伪经》和四十多年前发现的《死海古卷》组成一个巨大的文学宝库，成为和中国、印度、希腊并列 的世界古代影响最大的文学四大宝库之一。
      民族： 希伯来民族是 闪族的一支 ， 和巴比伦、腓尼基、叙利亚、阿拉伯等是亲属 ，他们的语言文字属于一个系统－－闪族语系。
      闪族人 原是阿拉伯半岛南部的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大约在 公元前三千年 时向东进到 幼发拉底河西岸 的乌尔（吾珥），在那里住了相当长的时间， 再往西北 ，沿大河游牧到 哈兰 ，又住了一段时间，再往西、往南，到了 迦南 地区，就是后来叫做 巴勒斯坦（ 非利士人的土地 ） 的地区。他们 最后一次北征进入迦南地区是公元前十五、十四世纪。 犹大部族和以色列部族分别从西、东两面进入。这次北征历时几百年。后来由于 饥荒避难埃及 ，又是 二百年 ，民族压迫，出埃及。先由 摩西领导四十年 ，在沙漠中练兵，先后征服约旦河东岸的摩押、亚扪等国。继儿由 约书亚率领渡河西征 ，再由 “士师”门领导平乱，逐渐和迦南人达到和平共处。
      希伯来人分为 两大部落，在北方的是以色列，在南方的是犹大 。
      公元前十二世纪， 以色列人扫罗 通过 抽签 的办法被选为领袖，他在与非利士人作战中死于战场。以色列和犹太在共同反对侵略的斗争中加强了团结，促进了国家的形成。
      公元 1030 年，以色列成立王国。
      约公元前十世纪， 犹大人大卫（前 1010---970 ）战胜 扫罗的儿子当上国王，并帅众赶走了非利士人，把南方的犹大人和北方的以色列人统一起来，建立了 统一的希伯来王国，定都耶路撒冷， 国势空前强大。
      大卫的 儿子所罗门（前 970----930 ）统治时期 ，是希伯来王国的黄金时代， 耶路撒冷城西南锡安山上的神庙和宫殿 已经竣工。但是由于所罗门统治剥削甚重， 北方独立 。希伯来王国又 分裂为两个小国—— 犹大和以色列。两个国家不团结，都毁于强邻之手：
       公元前 722 年，亚述国王灭亡以色列 。
       公元前 586 年，新巴比伦 国王占领和烧毁耶路撒冷，并将数万居民强行迁往巴比伦，在巴比伦过了 约半个世纪 （前 586----538 年）；这就是犹太历史上的 “巴比伦之囚” 时代。 这是希伯来民族宗教转折的重大时期。
      “巴比伦之囚” 时代，犹大君民被掳数以万计，还有很多人被迫流亡于异国，从此被称为是 “犹太人”， 即犹大国的遗民。最初这个称呼有贬义，后来约定俗成，大家接受了“犹太”这个称呼。
      约半个世纪之后， 波斯人灭掉巴比伦 之后，允许犹大人重返家园。公元 前 444 年，耶路撒冷获得重建， 犹大复国 ，作了波斯人的保护国，由祭祀长执行行政长官的职务。
      公元前 333 年之后 ， 马其顿王 亚历山大战胜波斯，实行“希腊化”统治，对希伯来的宗教和文化也相当的尊重。
      亚历山大之后，其将军 托勒密 在埃及统治巴勒斯坦的时候（公元前 323---- 前 198 ）也是如此。允许犹大人到亚历山大城殖民，设译场，大规模翻译希伯来圣经等为希腊文。允许著书立说，讨论和希腊文化、交流和融合的问题。因此， 前 6 世纪到前 2 世纪 初三百多年间，希伯来受外界压力不大，文化仍很发达。
       公元前 198 年之后，以叙利亚为大本营的 塞琉古王朝 统治巴勒斯坦时，特 别是 暴 君安条克四世 时，实行残酷的统治和剥削。引起犹 大马卡比领导的反抗战争。        
      公元前 166 年独立的 哈斯门王朝 ，统治 103 年。
      公元前 63 年，罗马将军庞培 占领耶路撒冷后，希伯来人开始了在罗马帝国傀儡的铁蹄之下过亡国奴的生活，（公元 160 左右）古希伯来历史结束了。
      1948 年5 月14 日 ，以色列国建立。

      3 、关于基督教的前身——犹太教（附《新约》）
      大约在公元 前七到公元前六世纪 ，在巴勒斯坦地区已有 犹太教的雏形 。贫富分化加剧，在下层祭司中出现了一些 “先知”， 宣传救世主“雅赫维”（亚卫、耶和华 Jehovah ）会把人民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预言救世主会惩罚那些为富不仁者。
       随着 “先知”运动 的发展，逐渐产生了 犹太一神教 ：
       BC622 年 ，犹太国王约书亚 实行改革，尊崇雅赫维为唯一的 国家神 ，并把宗教势力都集中到耶路撒冷。
       “巴比伦之囚”阶段， 先知以西结 在被囚的犹太人中宣传救世主将要来临，帮助他们返回耶路撒冷。
       BC538 年， 波斯王居鲁士灭掉新巴比伦王国 ，允许“巴比伦之囚”返回耶路撒冷，重建犹太国。这种历史的巧合，使以西结的思想得到部分实现，从而使犹太人更加相信雅赫维，他们重建神庙和宫殿，史称“ 耶路撒冷第二次复兴 ”。
      至此， 犹太教最后形成。 犹太教的经典是 《圣经 ? 旧约》 。上帝耶和华是唯一真神。（“约”指神人立约，旧约指上帝与希伯来人立约：希伯来人拜上帝为真神，上帝将希伯来人列为“特选子民”，将巴勒斯坦作为上帝的“应许之地”，上帝赐福人类）。
       犹太教又随着犹太人的被驱散而传播到世界各地。

       4 、希伯来民族的特点：
1、开放的、有创造性的民族。上帝给他们始祖的第一道命令就是“走出去，离开家乡”。他们永不满足，成批出去散居在世界各地，发挥创造才能在一切领域。犹太人为人类贡献了一大批巨子：马克思、爱因斯坦、弗洛依德、海涅、卡夫卡。
2、在艰苦中磨练出坚强的意志和韧性的战斗精神。
3、宗教意识浓厚，民族凝聚力极强。
      公元前 2000 多年，已摆脱多神的原始宗教，而提倡一神论的民族宗教，后来又把它发展为世界大同的思想。“亚卫”命令他们不断去开拓，又是其民族的思想纽带，在艰苦中坚定意志，统一奋斗目标。古希伯来民族在 1800 年前亡于罗马，人民散居世界各地，他们的文学和宗教仍传承不觉，作为这个民族的特殊精神，影响世界。 犹太教是两大宗教之母：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二、希伯来文学
      古希伯来文学最主要的代表是《圣经》，又叫《新旧约全书》，包括《旧约》、《新约》两部分。
     《旧约》是犹太教、基督教的正式宗教典籍，也是一部划时代的世界古典文学巨著。它原本是犹太教的经书，是希伯来民族古代文献和文学汇编之一。作为东方古代文化的重要代表，《旧约》文化同希腊晚期以及拉丁文化合流交融，为基督教的创立提供了重要条件。基督教承袭了犹太教关于上帝与人订立契约等主要的教义、教仪，《旧约》与基督教的经书《新约》合并起来就成为后日的经书总集——《圣经》。
    《旧约》大约产生于公元前十三世纪至公元前二世纪，形象具体的记载了希伯来人的起源、发展和整个民族古代历史阶段的主要活动，总体上可以分为四部分：律法书、历史书、先知书和圣文集。
      律法书，又称为“摩西五经”。包括《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它们记载了古希伯来人的远古神话，诸如上帝在七天内创造宇宙万物、亚当夏娃的故事、挪亚方舟的上古洪水故事等；还记载了早期族长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传说，民族英雄摩西在上帝的引领之下率领古希伯来人走出埃及前往“上帝应许之地”“流着奶和蜜”的迦南的经过，以及犹太教的教义、教规，希伯来的民事法律和伦理规范等。
      历史书，包括《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历代志》（上、下）、《以斯拉记》、《尼希米记》 10 卷书。记述了约书亚进攻迦南、希伯来人建立以色列——犹大联合王国，大卫和所罗门的统治、王国兴盛、分裂、被外族所灭，直到以斯拉、尼希米重建圣殿、复兴故国时期的主要历史事件。
      先知书，记载公元前 6 世纪犹太亡国于巴比伦前后数百年间希伯来先知们对当时各种现实和信仰问题所发表的议论，包括《以赛亚书》、《何西阿书》、《阿摩司书》等 14 篇。
      圣文集，属于历代文学作品，共 10 卷，包括抒情诗集《诗篇》、《耶利米哀歌》、《雅歌》，智慧文学《箴言》、《约伯记》、《传道书》，小说《路得记》、《以斯帖记》、《约拿书》和启示文学《但以理书》。
     《旧约》展示了希伯来民族丰富独特的文学样式——先知文学、启示文学、福音书文学、抒情诗、哲理诗、诗剧以及较成熟的小说；艺术手法多样，象征、隐喻、拟人、夸张、反复、映衬、反讽、双关、对照等艺术手法的运用，为各种作品凭添了浓郁的艺术感染力。《圣经》中最富文学魅力的部分首推诗歌体的作品：抒情诗《耶利米哀歌》、《诗篇》和《雅歌》是公认的世界古典文学的珍品；大型哲理诗剧《约伯记》与哲理诗集《箴言》开启了智慧文学的先河。《约伯记》与散文体作品《传道书》一起被誉为“智慧文学双璧”。

     《新约》大约产生于公元三世纪左右，也可以分为四部分：福音书、历史纪事、使徒书信和启示书。
      福音书记述基督教创始人耶稣的生平、思想和形迹，包括《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属于小说体；历史纪事属于传记，细致描述了耶稣升天后，圣徒约翰、保罗和彼得等人的传教活动和业绩，反映了早期基督教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的艰辛历程，树立了虔信、智慧、勇敢、坚韧不拔的使徒模范；使徒书信是散文体，是著名使徒保罗、雅各、约翰等人在传教过程中，与各地教会组织的通信，探讨信仰基督教义、规范教会的行为规范等问题；启示书属于启示文学，是希伯来文学的一种文类，是以大量描写各种奇异怪诞的异象，在“传达上帝启示”名义下隐蔽的宣传作者的政治见解和社会主张。《启示录》是《新约》最后一卷，作者是约翰。描写约翰受圣灵感动，见到天上的异象，得到上帝关于在世界末日对世界裁判和裁判后新天地景象的天启。
     《新约》再现了公元前 5 世纪至公元 125 年这段历史时期内，犹太民族与其他相关民族和地区的现实生活和精神生活。《新约》既是基督教文学的源头，体现着早期基督教的文学成果，同时也继承了希伯来文学的诸多重要性质，也是晚期古希伯来民族文学的重要分支。

    《圣经》具有非凡的艺术价值。《旧约》记载了希伯来民族主要的神话传说，关于开天辟地、造人、伊甸园、洪水方舟的神奇细腻的神话，以其简朴精炼的笔调，典雅而隽永的的文学品格而流芳百世；《新约》中的历史、传说和使徒行传等叙述性文学作品，富有宏壮的史诗风格和传奇的艺术感染力。
     《圣经》文学有几个基本主题：原罪意识、惩罚与拯救、“以赛亚（救世主）意识”、依信得救等。上帝创造了天地万物和人类，并将地上的生物交由人类统管，允诺赐予“上帝特选之民”以幸福和安宁。然而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背叛上帝，离开上帝为他们好意设立的乐园，背叛了上帝的眷顾。人类背负着原罪的烙印，并且无知的敢于犯越来越严重的罪，以致上帝发动大洪水毁灭世界给人类以严惩，但是又因为少数的“义人”的存在，不忍将人类全部毁灭，寄希望于新一代人能够赎罪建立一个和平美好的新世界，因此继续眷顾人类，一次次的惩罚和拯救他眼中的“选民”，甚至用自己的“独子”——耶稣的鲜血来警示和洗刷人类的罪恶。人类热切盼望上帝授命来解救人类的救世主“以赛亚”，这是苦难深重的希伯来民族的集体意识的体现，因此以启示文学预言灾难终结和救世主降临为代表，《圣经》尤其是《旧约》又具有浓烈的理想主义特色。
      古希伯来的宗教文化是世界两大宗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源头。基督教文化和古代希腊文化是西方文化的两大源头。《圣经》在漫长的中世纪曾经长期统摄西方人的精神领域，对西方民族的世界观、人生观，对宗教伦理、政治法律、文学艺术、生活方式等影响深远。
第四章  古希伯来文学        第二节  《约伯记》
1、情节概述
      约伯正直、敬畏神（在《圣经》中，此处有两种版本，一种写“神”，一种译为“上帝”，此处选前者），谨言慎行，对上帝的献祭虔诚无欺，再加上持家有度，成为东方富庶的居民。上帝认为他是义人，并在天使中夸奖他。当时撒旦刚从地上返回天上，也在天使的行列中间。上帝问他：“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 神，远离恶事。”撒旦不服气，认为上帝眷顾约伯，约伯才信仰上帝，对上帝说：“你且伸手毁了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上帝为了说服撒旦，让撒旦到地上毁坏约伯的一切，以证明约伯对上帝的虔信。
      魔鬼先后夺去了约伯的众多田产和儿女，甚至使他满身毒疮，约伯沦落到“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体”，甚至来看望他的三个老朋友——以利法、比勒达、琐法都认不出他。极度苦难的约伯诅咒自己的出生，也不对上帝抱怨。朋友们有的提醒约伯回想是不是无意中犯过过错，让他诚心忏悔。约伯发誓“就是愿 神把我压碎，伸手将我剪除，我因没有违弃那圣者的言语，就仍以此为安慰”，自信言行无失。约伯谦卑，但是拒绝说自己有罪，他推测是因为自己微不足道，上帝没注意他的委屈；朋友们坚持认为上帝不会无端降灾于无辜的好人，像约伯这样拒不忏悔，是虚妄的。约伯乞求朋友们别歪曲他的正直，并坚持说自己相信上帝对他自有安排，正像“他使邦国兴旺而又毁灭，他使邦国开广而又掳去” 。约伯乞求朋友们的怜悯，声明自己众叛亲离、骨肉销灭，也将会最终得到永恒上帝的公正裁决——“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精金” 。约伯表现了坚定的信仰，以对智慧的歌颂回应三位朋友对他的智慧的嘲笑，再次表白自己对死亡的无畏、对财色的蔑视，但是同时，对上帝的理性表示怀疑，认为上帝是在痛苦的不公正的折磨他。一位旁观的青年以利户见约伯的三位朋友辩论不过约伯，非常气愤，也针对约伯所坚持的自身清白进行反驳。青年谴责约伯的坚持和愤怒是对上帝的虚妄的猜度。以利户以风雨雷电等自然神秘现象来质问约伯，说明上帝是全能的，人不应该以自己正直而遭厄运来质问上帝，因为“论到全能者，我们不能猜度；他有大能力，有公平和大义，必不苦待人，所以人敬畏他。凡自以为心中有智慧的人，他都不顾念。”后来，上帝在风中出现，责备了约伯的三位朋友的议论不如约伯说得是，并且因为约伯受悦纳而没有惩罚他的朋友们，上帝加倍赐福给约伯。约伯亲友重新团聚，又有了众多的子女，丰厚的财产。这义人又活了一百四十年，年纪老迈的时候，满足而死。

      2 、分析
      《旧约》像一部规模宏伟的史诗， 有着紧凑有机的内部结构， 全知全能的上帝是贯穿始终的主人公。其中的神话、民族史诗、先知文学、启示文学和诗歌箴言等都用来记述和赞扬上帝的仁慈和威严，形象的表现古代希伯来人和上帝之间的关系——上帝把希伯来人作为选民加以爱护，希伯来人虔诚信仰上帝，一旦言行信仰背弃上帝，必然遭致上帝无情的惩罚。这是犹太教用一神教的权威加强民族内部凝聚力的意图的表现。宗教典籍的优美宏壮的文学性，为宗教的基本教义，如 原罪意识、惩罚与拯救、“以赛亚（救世主）意识”、依信得救等教义 的深入人心的传播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约伯记》就是这样一部寓意深刻的哲理诗剧，记述了上帝通过撒旦对约伯的考验，以及约伯在考验中的种种表现。一方面宣扬了上帝万能的宗教思想，同时也表现了特定历史时期希伯来有识之士深刻的反思精神。
      约伯对上帝虔诚信仰、衷心祭奉，但是却无端遭受天灾人祸，他向上帝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我是无辜的，为什么受难 ? ”这也是人类的一种普遍情怀，是人类对神秘命运的探询。对上帝笃信的约伯毕竟也是人，在遭遇巨大灾难的时刻他也本能的抗议上帝对人的命运的神秘安排：“人算什么，你竟以他为大，将他放在心上，每早鉴察他，时刻试验他。你到何时才能转眼不看我，才任凭我咽下唾沫呢？鉴察人的主呀，我若有罪，于你何妨？为何以我当你的箭靶子，使我厌弃自己的性命？为何不赦免我的过犯，除掉我的罪孽？”在痛苦的吁求之外，约伯对上帝和人的关系也有着深刻的理解。他认为上帝有智慧能力，有谋略和知识，他无所不能，“他拆毁的，就不能再建造，他捆住人，便不得开释”。约伯无法掌握上帝对世界的安排，但是也不想听从朋友们对上帝所做的一切的“解释”。他认为人不能凭诡诈的言语，把自己的想法加诸于无言的“神意”，因为朋友们只是各自凭自己对上帝的“理解”来猜测约伯所犯的罪过。约伯最后甚至不再追问上帝对他的“安排”了，只想“顽固”的死去，因为他看到上帝不顾及好人的辛苦与慈爱，任他们受苦也不拯救，也不顾及恶人的愚妄，任他们享福也不铲除。他希望与其报应恶人的后人，“不如本人受报，好使他亲自知道”。
      约伯所信奉的上帝是无所不能的，他的信仰来自他的谦卑和“自知之明”——能了悟宇宙和生命的智慧只有上帝拥有，人不能妄加揣测。怀着谦卑心肠的约伯行善积德、急公好义，但是在他受难之后，众人却把他当作笑谈。约伯有感于世态炎凉，将自己的身世遭遇与自己民族苦难深重的遭遇联系起来，看到部族中一些睚眦必报甚至恩将仇报的恶行，就诅咒那些“愚顽下贱人的儿女”，为他们的愚妄行为痛心疾首，因为上帝的惩罚本应该加在那些真正有罪的人身上。约伯无奈悲叹自己的命运：“我仰望得到好处，灾祸就到了；我等待光明，黑暗便来了……我与野狗为弟兄，与鸵鸟为同伴。我的皮肤黑而脱落，我的骨头因热烧焦。所以我的琴音变为悲音，我的箫声变为哭声。”联想希伯来人亡国之后的内忧外患，再仔细体味约伯的每一句话，我们不禁得出这样的结论：能发此悲吟的，不正是一位关心民族前途命运的英雄义士吗？约伯的精神世界与我们的遭谗被谤激愤投江的屈原是不是很相近呢？约伯的精神和思想确实值得掩卷长思！
      对约伯虔诚的叩问，万能的上帝的回答却是“答非所问”，竟然说出了我们选文中的那一番滔滔雄辩之辞。读者稍微留心就会发现，约伯所问的问题是以理性思维为基础的，针对的是人世间明显存在的非公义、非圣明、非仁慈的现状，是对不合理存在的怀疑与控诉；上帝的回答却是“非人世间的”。上帝用自然万物的神秘现象来考验约伯的智慧，这些当然是约伯这个普通人不能回答的，像什么山羊几时在山里产仔、鳄鱼为什么凶猛大力和鸵鸟为什么缺乏灵性等问题，我们谁能回答呢？也许只有伊斯兰教的真主、佛教的千手千眼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可以回答上帝的话吧？神话和宗教的本源就是非理性的，要回答这些问题也不能用人的理性的思维方式。苦苦探寻“我是无辜的，为什么受难 ? ”的答案的约伯，在他的三个朋友的屈枉诡辩主观臆测和上帝的非理性的凌厉的语言机锋面前，认识到了这世界的的“无意义”，原本谦卑为怀的约伯最终选择了缄默不语，甚至“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
      就这样，诗剧的结尾处，上帝雄辩的回答使约伯幡然悔悟，认识到人在上帝面前的渺小，他又恢复了信仰。经受住“考验”的约伯，他曾有过的动摇和怀疑只是令人遗憾的一段思想弯路而已。苦难英雄约伯的困境“似乎”得到解决，上帝的无上权威得到了巩固。这样的结果是很难令人理解的，这里约伯怀疑的思想和他的最终顺服行为出现了明显的分裂。

     《约伯记》的作者是一位深思大勇、慧眼独具的诗人，他以戏剧性的情节将人与上帝设定在一种对立关系中，深刻探讨了人与世界的关系这样的哲学问题。上帝是非理性的代表，《创世纪》说明他创造世界是出于寂寞无聊，伊甸园里的亚当夏娃只不过是上帝的玩宠，上帝甚至不允许他们接触智慧树上的果实。后来把人类祖先赶出乐园，和希伯来的先人们立约保护他们，但是结果是一次次的民族灾难、惩罚性的击杀，以至于希伯来民族沦亡，人民看不到独立幸福的希望。人民的深重灾难必然引起传统信仰的动摇，怀疑的约伯体现了宗教信仰时代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约伯“现在神使我困倦”的感触令人想起了尼采“上帝死了”的宣言。上帝对约伯的“试炼”是希伯来民族历史遭遇在《旧约》中的一种写照，约伯的“自以为正直”的怀疑精神和悲惨命运体现了特定历史时期希伯来民族的整体感受。《旧约》是宗教典籍，某种意义上也是历史文本，只要我们细心体会，会得到很多关于人类命运和人的精神的有益启发。
     《约伯记》中上帝肯定了约伯的正直，最后又赐福给他，这样圆满的结局来自希伯来民族的理想和希望，对上帝的怀疑精神则是苦难生存感受的一种自然流露和委婉表达。它一方面赞颂了上帝的全知全能、不可揣度，对人类的祸福有着无上的权威，同时，也赞扬了约伯的正直坚贞。进一步说，约伯这样的虔诚的正直勇敢的精神是人类的一种自信精神，只有凭着它人类才可以保持自我进取而战胜混乱无意义的世界，终于获得了幸福，这曲折地反映了古代希伯来人民热爱真理、坚持斗争的精神。

第五章　中古东亚文学            第一节 概 述
中古东亚文学主要范围是日本和朝鲜
      一、日本
(一)地理、历史
      亚洲东部，原为大陆东南边缘，距今一万年左右，因地壳变动与大陆脱离，形成由九州、四国、本洲、北海道及数千小岛组成的岛国。
      日本为亚洲东部晚出的国家、民族。历史形成很大程度受地理位置的影响，与不列颠群岛相似。但日本比之更与世隔绝：日本离大陆115英里，英吉利海峡21英里宽。日本在近代以前，仅于13世纪受过外国侵略的威胁。因此，可以说日本离大陆很近，足以从伟大的中国文明得到益处。担又可以说很远，可随意选择和拒绝。—— 一方面，日本人是一个善于借用的民族，一方面，由于所处的与世隔绝的地理位置，他们更大部分地发展起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化。
民族：基本属于东亚的蒙古人种的一支，但最初居于北方诸岛的是多毛的高加索虾夷人，后又有南方迁来的马来人、波利尼西亚人，种族杂交。
历史：绳纹（陶器上有绳纹，母系）、弥生文化（弥生町出土而得名，日本文明史的开端）、邪马台奴隶制国家、大和国（3——7世纪，“古坟时代”，集中于大和平原，今奈良，得名大和国）、飞鸟时代（6——8世纪）、奈良时代、平安时代（平安，今京都。遣唐使，武士出现）
中古：镰仓、室町幕府、安土山时代、江户时代（1603——1853，资本主义萌芽，城下町发展）。

（二）文学
      1、日本古代文学自出现书面文学开始，至公元1868年明治维新，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大致分为奈良、平安、镰仓、室町、江户等5个时期。约公元前后，日本列岛散居着100多个氏族部落，纷争不已。公元4世纪中叶，在大和地方（今奈良县部分地区）兴起的强大豪族天皇氏逐渐统一日本，完成由氏族部落向奴隶社会的过渡。从此，“大和”成为日本民族、日本国家的代称。
日本古代原没有文字，在汉字传入以前，仅有由语言为媒介的神话、传说和歌谣等口传文学。据载，3世纪末汉字由“归化人”（即在日本定居的汉人）和朝鲜半岛为中介桥梁传入日本，6世纪左右日本人已能普遍使用一定数量的汉字。到推古天皇（公元593—628）时，日本已开始利用汉字作为记录语言的工具，为书面文学的产生准备了条件。
      2、奈良时期（公元710—793），日本最早的书面文学开始出现，代表作品有《古事记》、《日本书纪》、《怀风藻》和《万叶集》等。
     《古事记》成书于712年，分为3卷。它是日本最古老的一部历史和文学作品，是以汉字表义和注音方法写成的。内容分为帝纪和本辞两部分：帝纪记载历代天皇的概况，本辞则是神话、传说和故事地汇编。天皇下令编撰这部书的目的乃是为了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绝对权威。但是作为一部神话、传说、故事和歌谣集来看，它有一定的文学价值。
成书于720年的《日本书纪》，一般认为是模仿中国的《汉书》及《后汉书》而修的正史《日本书》。因只撰写了“日本书”中的“帝王本纪”而得名。
3、平安时期：假名文字的创造，汉诗衰落，和歌兴起。《古今（和歌）集》，讲究技巧，矫揉造作。“三代集”、“八代集”。
      此时期成就在散文。物语、日记、随笔得到飞速发展。此时散文大多出自女性之手。因贵族男子崇尚汉文，沿用汉字写作。尽管第一部假名散文作品《土佐日记》出自男性纪贯之之手，但他仍假托自己为女性。女性日记文学细腻描述主人公的生活及感受，为后世私小说的滥觞。
      物语，“叙谈”“讲述”“故事”。分为传奇物语、和歌物语，分别的代表为《竹取物语》《伊势物语》。前者在《浦岛子传》《羽衣天女》等民间传说基础上写成。
短歌总体简洁、含蓄、雅淡。
      平安时期文学的主要成就不在诗歌方面而在散文方面，物语、日记、随笔等新的散文文学得到飞速发展。
      物语文学初期存在两不同流派：一是传奇物语，即富有传奇色彩的物语，其代表是《竹取物语》；二是和歌物语，即以和歌为中心的物语，其代表是《伊势物语》。其后，传奇物语和和歌物语逐渐合流，十世纪产生的《宇津保物语》可以说是合流的过渡作品。
第一部用假名文字写成的日记文学作品是纪贯之的《土佐日记》（935），记述作者从土佐回京城时的旅行生活。

      随笔文学的代表作是清少纳言的《枕草子》（996）。
     戏剧——能剧。能剧包括能和狂言两种。 室町初期的能乐家观阿弥、世阿弥父子以及作品和理论著述确立了能的规范。尤其是世阿弥（ 1364－1443），他的《风姿花传》可以说是东方最早的戏剧理论著作，对能的规定如下：
      1、剧场：木造，简素光洁。舞台正面与右侧均有板壁，正面的板壁绘有老松—不变的背景，此为本舞台。
      窄长桥形的廊子，一端与舞台相接，一端通往后台，多元的空间。演员自廊走上，舒缓地走上几步，自报剧中人名号，再走上主舞台，开始，舞台后侧，乐队：大小鼓、笛子。舞台右侧伴唱队，观众席在正面和左侧。
      2、角色：主、配角各一名，有时会带一两个配角。以主角的念、唱、做、舞为主。
      戴面具，男扮女戴“女面”。面具表情凝固，利用面具的俯仰角度引起光线变化显示效果。演员主要靠形体动作、舞姿来表达人物情感。动作舞蹈，程式化、象征性、虚拟性。
      3、唱词：融进了大量和歌、汉诗、佛教经文，酿成一种华丽、高雅、缥缈、神秘的语言色彩。
      4、剧目：神、男、女、狂、鬼。
      神事能（祝言能）：演喜庆的神仙传说故事。
      男 能（修罗能）：历史上有名武将的英雄事迹，战死的悲剧。
      女 能（鬟 能）：有名的美人才媛的风流佳话、爱情故事。
      狂女能（现在能）：杂类，不入其它四类者，多写母子失散，母亲半
      狂乱状态，一方面以母爱为主题打动观众，一方面以半狂乱
      状态的优美舞蹈取悦观众。
      鬼 能：历史传说中勇士伏鬼故事。
     上演时按序每挑一出，顺次演出。目的：先从祝颂酿杨演出的欢快吉庆气氛。然后第二类，第三类哀感凄艳，接下去演出古代中的现实故事，以求戏剧情节变化多姿，最后在勇士降妖的热闹场面中结束当天的演出。代表作 《熊野》、《景清》等。
      狂言分为“本狂言”和“间狂言”两种。前者独立表演，后者原来是在能的各出之间用来调剂剧场气氛的，往往是戏谑式的情节。因而，狂言和能共用一个舞台。后来，在历史发展中，尤其是 20世纪中期的改革当中，狂言逐渐摆脱了能而形成了独立的艺术品格，不再与能共同演出。大作家三岛由纪夫就创作过新本狂言。

      和歌，是日本古典格律诗歌的总称。又称“倭歌”、“倭诗”。由于日本系大和民族，故亦称“大和歌”，即大和民族的诗歌。汉诗是中国诗，和歌是日本诗。和歌有长歌、短歌、旅头歌、佛足迹歌等形式。所谓长歌，顾名思义是篇幅长的意思。由于篇幅较长，故多为叙事诗。长歌的格律，以⒌⒎音为一联，反复吟咏，最后一联以７音收尾。通常一首长歌必须在三联以上，一定要保持奇数。春排列形式为：
⒌⒎ ⒌⒎ ⒌⒎ ……⒌⒎７长歌由于是以叙事为主，故歌后往往又附有一到数首“反歌”。反歌即反顾的意思，用来概括地吟咏长歌的主要内容，或补足其歌意未尽之处。长歌写作的难度较大，既要有一气呵成的紧凑感，又需避免单调和注意变化性。因此，流行的时间不太长，曲高和寡，几濒绝迹。
短歌由于它在格律、造型等方面适合日本民族的审美情趣，故成为和歌的主要歌体。从明治维新以来，它实际成为和歌的同义词。短歌从一开始，便是和歌的基本形态，是日本诗歌固有的格局。它的句式是五、七、五、七、七、五节引音，排列方式是：⒌⒎５·⒎７
      短歌，是属于抒情短诗。在日本，按其风格和形式的特点，有“万叶调”、“古今调”、“新古今”一种不同风格。所谓“万叶调”，指《万叶集》中的短歌，其风格以质朴、直率、情浓著称。其特点为现实性和直观性较强，不大拘泥于形式和技巧的条条框框。所谓“古今调”指《古今和歌集》中的短歌。其风格是绽露贵族纤细、优美、流畅。其特点是注重表现技巧。所谓“新古今调”，主要指以《新古今调》中的短歌，其风格为浪漫主义色彩浓厚，特点为感官性、象征性较强，大抵反映的多是贵族没落情绪。
第五章　中古东亚文学       第二节 紫式部
一、生平与创作
      紫式部的出生日期有多种说法。本名不详，本姓藤原，式部是由于其父作过式部大丞（掌管国家礼仪之类的官员，相当于现代文部省的三等文官。）她侍奉一条天皇中宫藤原彰子时，被称为藤式部，改称紫式部也有几种说法：一说由于在《源氏物语》中对紫姬的出色描写；一说是由于她住在紫野云林院一带，等等。
      紫式部自幼丧母，长德2年（996年）随父亲出任越前守，长德4年（998年）式部单独回京，不久与山城守藤原宣孝结婚，第二年生女贤子。婚后第四年，即长保3年（1001年）4月，宣孝病亡。年轻寡居的式部在不安忧郁中开始了《源氏物语》的写作（动笔与丈夫亡故的当年或翌年）。1005年或1006年，式部被选入宫。由于通晓《日本书纪》而受“日本纪之局”（局，宫中女官名）之美称。在宫中，她继续写作《源氏物语》。1013年，辞去宫中女官，翌年故去，终年约40岁。
      其创作三部，《紫式部集》《紫式部日记》《源氏物语》。

      二、《源氏物语》
      共54帖（回），可分为前后两部分。前为源氏的故事，后为薰军的故事。
      1、情节
      桐壶帝 } 光源氏 + 葵上 + 明石姬 + 三公主（出家）
      桐壶更衣 （左大臣之女）（没落贵族）（朱雀之女） } 薰军
      柏木 （私通）
      弘殿女御——朱雀院——（妃子）胧月夜
      藤壶（出家）——冷泉院
      （侄女）紫姬
      2、主题
      宫廷内外争夺权利的斗争
      皇室贵族骄奢淫逸的生活
      地方贵族追逐名利的丑态
      3、艺术特色
      结构宏伟；人物形象鲜明；语言优美。
      4、物哀与《源氏物语》
    《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在书中反复强调“作者女流之辈，：不敢侈谈天下大事”，表示专写宫中风花雪月。、儿女情长的风流：韵事。的确，《源氏物语》的主观创作意图就是描写贵族男女的恋情，并把这种恋情作为当时贵族男女的主要人际关系，作为贵族社会的“人性”与“人情”来加以表现的。一句话，《源氏物语》的世界是一个“人情的世界”。日本是一个十分重视人情的民族，并且她有意把人情世界与道德世界等其他领域分开。以研究日本国民性著称的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曾正确指出，包括忠、孝、义理、仁、人情等方面的日本人的人生观就像地图上的各个地域一样被明确地划分成几个部分，用日本人的话说，人生是由“忠的圈子”、“孝的圈子”、“义理的圈子”、“人情的因子”等织成，而这几个“圈子”是相对独立的。即踏进“忠”的圈子可不顾“人情”，踏进“人情”的圈子也可不顾忠、孝、义理等道德规范。
     《源氏物语》即是集中描绘贵族社会的“人情圈子”，因而，它不对人情作道德伦理的善恶评价。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作者把源氏这样—个一生尽干通奸、强奸、乱伦等勾当，在我们看来是道德上的罪人写成了一个理想人物，对他倍加赞美。作者在第二回一开头就说源氏因好色行为，“一生遭受了世间许多讥评”，但是，作者本人在以后的行文中并没有对源氏作道德上的批评，毋宁说对他的好色行为是津津乐道、充满同情的。事实上，在日本，当时的贵族社会还没有建立起关于男女关系的稳固的道德观念。由于一夫多妻制的流行，使老夫少妻、壮妻幼夫的情况普遍存在，私通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同情，甚至乱伦也并非不可原谅。乱伦关系即使被发现、女方也可以出家方式解避议论。就象书中藤壶妃子所做的那样。文学家确信：寻花问柳之术是当时贵族男子的一种必备修养，渔色高手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氏族社会遗留下来的落后的婚姻制度——访婚制，仍是当时流行的婚姻方式。访婚制表现为男方到女方家夜宿，白天离去。以后是否成家，要看继续交往的情况如何而定。这是一种十分松散的婚姻关系。源氏与大多数女人的关系，即表现为宿花眠柳式的访婚制形式。这是一种对女人不太负责任的性关系，许多女人由此成为男人始乱终弃的对象。而源氏对与他发生过关系的女人一生不忘，在生活上予以关心照顾，这在作者看来就是颇值得那些女人感激，也是很值得赞美的了。

      纵观《源氏物语》里这些在欲海漂游的男男女女，均以满足情欲开始，以沉沦、死亡或出家遁世告终。这的确是一部充满“物哀”情调的作品，由于选取日常男女私情而不是政治斗争这样一个角度表现人物的命运，就使得作品能够从最细微处着手，详尽细腻地刻画人物的性格，表现他们的可悲结局。“物哀”也恰恰只能在这种看上去十分琐屑的日常情感生活中得到体现。“物哀”表现的是主体对客体的敏锐的感受，而这种感受是直观的、情感化的、非逻辑的。与此相适应，《源氏物语》采用的是所谓“并列式”的结构。全书的情节没有逻辑化的交叉和相互关联，每一卷(帖)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而没有环环相扣的情节张力，只有这样，才不至于让通常所谓的“故事情节”冲淡乃至淹没细腻的情感体验、敏锐的心理感受，从而影响“物哀”的传达。感受神经迟钝的读者、性急的读者不会在阅读中体昧到“物哀”的妙处。我们要使得自己的神经同作者、同书中的人物一样敏感和善感，既以物喜，又以物悲，风花雪月，皆系心肠；儿女之情，皆牵魂魄；生死离别，皆撼胸臆。书中的一景一物无不是情感的对象化，一人一事，无不是悲苦的体现者。虽有欢娱，却倏忽而逝、乐极生悲；虽有荣华，却好景不长，转福为祸。这样，我们就不能不为书中人物的命运而心动、而感叹，由此我们便抓住了书中的精髓，体味到了所谓“物哀”。
      “物哀”实质上是日本式悲剧的一种独特风格。它不像古希腊悲剧那样有重大的社会主题、宏大的气魄、无限的力度和剧烈的矛盾冲突，它也不像中国悲剧那样充满浪漫的激情和深重的伦理意识，而是弥漫着一种均匀的、淡淡的哀愁，贯穿着缠绵悱恻的抒情基调，从而体现了人生中和日常生活中的悲剧性。由于平安王朝佛教盛行，紫式部本人也笃信佛教，这就使得这种悲剧性建立在了佛教悲观主义、虚无主义的基础之上。它努力表现“前生自业”、“前世因缘”、“因果报应”和“轮回”等的佛教观念。
      作品中的人物都是“苦”的化身，但缺乏真正的悲剧中的那种对痛苦命运的奋力而壮烈的抗争，而是自认前世注定而无可奈何地消极承受，书中的主要人物到头来大都以出家遁世或死亡作为最终的解脱。如果说“物哀”作为一种悲剧风格，也表现为悲剧冲突，那主要就是现世的情欲享乐与深层意识中的悲观主义、虚无主义意识的矛盾冲突。这种矛盾冲突是内向化的，冲突的舞台就在人物的精神世界里。“物哀”所奠定的这种独特的感受性、抒情性、悲剧性的美学风格，成为日本传统文学的一大特征，并被近现代的作家所继承下来，我们在日本近代“私小说”，在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等人的作品中可以明显地看到这种美学风格的影响。
      总之，“物哀”是《源氏物语》审美理想的核心。它不但是正确地理解《源氏物语》的一把钥匙，也是理解日本传统美学的一把钥匙。美学家们已把“物哀”看作是日本文学美学的一个基本概念，《源氏物语》则是说明这个概念的最好的作品。
第六章　中古南亚文学       第一节 概 述　
  中古南亚文学主要指中古印度文学，包括古典文学和虔诚文学，上承史诗文学和佛教文学，下启近代文学。时间大约为DC1世纪——DC19世纪，大致是从辉煌到衰落的趋势。

      一、历史事件
      中古印度，3件是对印度文学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1、佛教与印度教互为消长
      BC5、6世纪，以吠陀教为基础改造成的婆罗门教统治地位受到挑战，新兴的非婆罗门教思想（沙门思想）十分活跃，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其中佛教影响最大。刹帝利出身的释迦牟尼反对种姓制度和婆罗门专制，主张四种姓平等。
      DC4世纪前后，婆罗门教吸收民间信仰，佛教、耆那教等教义，到DC8、9世纪在商羯罗的改革下，形成印度教（新婆罗门教）。相对的，佛教势微，DC7世纪，大乘佛教中的一部分与婆罗门教混合为密教而丧失自己的特点，DC13世纪孔雀王朝阿育王时代，佛教向外扩展，成为世界性的宗教。玄奘访印时，印度佛教已经衰落，一些著名寺院已沦为外道。
      2、伊斯兰文化的进入
      DC7世纪后半叶，伊斯兰势力入侵，到1526年建立的莫卧尔帝国是印度最后，也是最强大的伊斯兰王朝。这使得佛教销声匿迹，耆那教一息尚存，印度教与伊斯兰教鼎力抗衡中，双方均发生了变化，同时相互作用、渗透、融合，产生了新的宗教和语言。印度教产生“虔诚运动”，伊斯兰教产生清净派运动，两者合一产生了锡克教。
      “虔诚运动”为改变低等种姓不堪忍受压迫，纷纷改信伊斯兰教的状况，提倡种姓平等，各宗教消除隔阂，个体灵魂可通过虔诚达到与神结合的目的，但不取消种姓制度，形成巨大的社会思潮。虔诚文学内部分为“有形派”“无形派”。诗人格比尔达斯（达斯，圣者）属后者，谴责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反对种姓制度，主张一神论，认为神是无形的。提倡用理性和理智求取与神的同一，为“明理支”的代表。他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因此他的诗通俗易懂，明白如话。此外，还有杜尔西达斯、和加耶西、苏尔达斯等。
      3、各地方言的兴起
      印度境内人种多，语言复杂。古代印度，梵语文学为正宗；到佛教、耆那教兴起，俗语、巴利语兴盛，与梵语同样古老的泰米尔语一直是南方文学的主要语言。俗语包括印地语、信德语、旁遮普语、孟加拉语等。随着古典梵语的衰落，各地俗语文学吸收地方特色，并受到梵语文学的很大影响，逐渐发展成熟。
后来，也相应地出现各地方语种的文学作品，其中，印地语文学和乌尔都语文学的成就较高。

      二、中古印度文学的主要成就
      1、独步世界的故事文学
     《本生经》《故事海》《五卷书》等。
      2、诗歌继承传统，成就辉煌
      主要为梵文诗歌。分为小诗（抒情诗）和大诗（叙事诗）。前者代表伐致呵利《三百咏》；
后者代表马鸣，佛教诗人和戏剧家。长诗《佛所行赞》《美难陀传》，前者写释迦的一生事迹，后者写佛度化堂弟难陀。
      3 、梵语戏剧崛起
      中古印度梵语戏剧空前繁荣，形成世界戏剧史的高峰。与中国古典戏剧、日本古典戏剧三峰并峙。主要有跋娑十三剧，其中《惊梦记》已有中译本（韩廷杰译，中国戏剧出版社， 1983 年）；首陀罗迦《小泥车》（吴晓铃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 年版）；迦梨陀娑的三部梵剧，《摩罗维迦和火友王》、 《 优哩婆湿》（季羡林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年版）、 《沙恭达罗》 （季羡林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年版） ；戒日王《龙喜记》（吴晓铃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6 年版）；薄婆菩提《茉莉与青春》等。首陀罗迦《小泥车》与迦梨陀娑《沙恭达罗》堪称中古印度戏剧的双峰。
      古典梵语戏剧的一般特征：
      （ 1 ）、戏文韵白相间；（ 2 ）、梵语俗语杂糅；（ 3 ）、各幕时空自由变化；（ 4 ）、设有丑角；（ 5 ）、以献诗、序幕开场，幕间有插曲，闭幕前有献诗；（ 6 ）、常以大团圆结局，多喜剧、悲喜剧，少悲剧。
      4 、古典梵语小说
      从《伟大的故事》问世起，古典文学便有口头说唱文学发展为含有情节、环境、人物描写，用诗歌、散文连缀的文言长篇。除韵律外，叙事诗的一切修辞手法，如双关、比喻、夸张、谐音、用典等几乎全用。著名作品：檀丁《十公子传》、苏般度《仙赐传》、波那的《戒日王传》等。
      5 、古典文艺理论
      与中国、欧洲形成世界文艺理论的三大体系。代表作为《舞论》、《诗镜》、《诗庄严论》、《十色》等。国内研究的这方面的代表作有黄宝生先生的《印度古典诗学》。
第六章　中古南亚文学       第二节《五卷书》与《本生经》
中古印度故事文学丰富发达，其中寓言故事尤为重要。原因：一为宗教生活的需要；一为印度特殊世俗政治的需要。印度历史纷争不断，百姓渴望安居乐业，统治者希望长治久安，于是以物喻人、以事喻理的寓言故事有了肥沃的土壤。
     《本生经》《五卷书》堪称印度故事文学的双璧，两者所受主要是寓言故事，一是佛教徒编订，一是婆罗门文人编订的。

      一、《本生经》
      佛经中文学性较强的部分之一。主要讲述佛陀释迦牟尼成佛之前，经历无数轮回转生的前生的故事。有固定模式，每个故事由5部分组成：一是今生故事，交代佛陀讲述前生故事的缘起；二是前生故事；三是偈颂，穿插在s散文叙述中，有总结或描述性质的诗；四是注释，对偈颂总词语含义的解释；五是对应，将前生故事的人物与今生故事的人物一一对应。
      本生故事保存了古代印度人经济、政治、思想、道德、文化、风俗等方面的宝贵资料，是人类最古老的寓言文学之一。这些故事原是民间流传的神话、传说、寓言等，经佛教徒加工改造，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
      本生故事的影响远远超出印度国界，是许多世界性著名故事的源头。《本生经》未被完整翻译为汉语，但有十几部汉译佛典收有本生故事，最多的有121个。对中国的文学、雕塑、绘画等产生深远影响。

       二、《五卷书》
      （一）、《五卷书》译本之多仅次于《圣经》，作为一本故事集，这是一个奇迹。它与《本生经》堪称印度故事文学的双璧。两者所收主要是寓言故事，一个是佛教徒编定，一个是婆罗门文人编定的。
      寓言故事在印度之所以发达，一方面是宗教生活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印度特殊的世俗政治的需要。印度历史政局变换，百姓渴望安居乐业，统治者追求长治久安，于是以物讽人，以事喻理的寓言故事便有了肥沃土壤。
      （二）、《五卷书》被称做“王子教科书”，国王的三个蠢儿子，大臣请来一位婆罗门在六个月里，将“利论”“正道论”教会王子。全书共有五个主干故事：君臣关系；团结就是力量；策略权谋；交友之道；谨慎行事。
       动物为主的寓言故事集，古典梵文写成。狮子、老虎、大象、猴子、鹰、龟、蛇、虾等。虽有当政者和婆罗门思想但整体核心思想是积极入世的，教育王子和民众待人治世之道，少宗教迷信色彩，表现质朴的原始唯物主义思想。
      （三）、框架式结构（“连串插入式”），散韵结合的形式，对后世的影响最大
      （四）、流传：
      诞生年代难考，其中一个公元六世纪中叶，波斯国王下令，由医生布尔诺从梵文译为巴列维文，后此本改为阿拉伯语《卡里来与笛木乃》。流传欧洲和世界，受影响的有《十日谈》《坎特伯雷故事集》《格林童话》等，由于宗教的排他性，佛教徒始终没有将之译为汉语，但其中的很多故事已由民间传到汉土。如《黔之驴》。
第七章　中古西亚文学       第一节 概 述　
一、阿拉伯
      1、诗歌成就高。悬诗，悬挂于“克尔白”天房得名。七位悬诗诗人，盖斯，阿拉伯诗歌的开创者。蒲绥里，代表作《斗篷颂》，1890年被译为中文《天方诗经》。
      2、散文
     《古兰经》阿拉伯文学史第一部散文巨著。伊本·穆格法《卡里来与笛木乃》源于《五卷书》。
      3、阿拉伯市井文学中还有一种比较重要的形式———“玛卡梅”(一译“麦嘎马特”)。“玛卡梅”的原意是“集会”，此处引申为在集会上说唱的故事。它大约形成于公元10世纪，兴盛于阿拔斯王朝时期。“玛卡梅”故事虽属散文体，但具有一定的节奏韵律。“玛卡梅”的篇幅不太长，因此可称之为“短篇说唱故事”。又因为在说唱时有较强的表演因素，所以有的学者称它为“故事剧”。它在这一点上与中国的弹词和说书相似。每—篇“玛卡梅”都有一位主人公，这个主人公一般都是市井流浪汉，他的全部活动不外乎行乞、欺骗和计谋。内容上流于千篇—律。但讲究文辞，注重音韵，风格诙谐轻快，很合市井听众的口味。一般认为“玛卡梅”的创始人是帕迪尔·宰曼·哈玛扎尼(960—1007)。哈玛扎尼是个出色的说唱艺人，传说他写了400篇“玛卡梅”，今存50篇。“玛卡梅”的另一位著名作者是哈里里(1054—1122)，他写的50篇“玛卡梅”被认为是这一文学样式的绝顶佳作。“玛卡梅体”是阿拉伯古典小说的雏形，有人认为西班牙流浪汉小说受其影响。

      二、波斯（伊朗）
      1、时限：历史时限为7——18世纪初，但文学史概念为10——15世纪的黄金时期。
      中古波斯的主要成就在诗歌，总体美感特征“苍凉沉郁”。这一特征与时代社会有关，也与宗教有关。常有酒的颂歌，不仅与民风民俗有关，更因酒能解愁，使人超脱。
      诗人与宗教的关系复杂，既期望一个正义的上帝，又怀疑冥冥中的救世主。因此，常见怀疑、嘲讽、诘问的诗句，但又有大量颂神诗。与其相信无能的上帝，不如相信万物有灵。又因上帝能力得不到印证，开始怀疑修炼与祈祷及人的自身——于是更相信直觉与内心经验，追求消除中介的天人合一。因此，中古波斯诗人懂得诗作充斥泛神论和神秘主义。（见郁本文学史上册P184——188）。
      2 、鲁达吉，伊朗文学史上第一位诗人，波斯古典文学和古典诗歌的奠基人。长诗《卡里来与笛木乃》片段。他的诗少宗教色彩，歌颂自然、青春、爱情、知识。语言朴实，有民歌风味。通过自己的创作，使抒情诗、叙事诗、四行诗等定形，被尊称为“波斯诗歌之父”。
      3 、菲尔多西（ 940 ——约 1020 ），意为“上天乐园”，代表作《王书》（《列王纪》），记述了历史上 50 位波斯神神话传说中的国王和萨珊王朝统治时期的国王。全书分为神话传说、勇士故事、历史故事三部分。该书在波斯家喻户晓，对中世纪波斯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为后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
      4 、海亚姆（约 1048 —— 1123 ），号称“诗哲”。“柔巴依体”（鲁拜体）哲理诗。“柔巴依”，意为四行诗，是波斯传统诗体，一、二、四行压韵，类似中国近体诗中的绝句。在他之前，中古波斯诗歌主题多为颂扬帝王业绩，海亚姆将诗歌描写转向民间，突破贵族化的樊篱，踏上现实的土地，对自然、人生、社会、宗教等重要问题作了严肃、深入的探索。
      5 、内扎米（ 1141 —— 1209 ），波斯著名长篇叙事诗大师。流传下来有五部叙事诗，统称为《五卷诗》。用波斯文写成，起初分别发表，后辑录成册。其中的《蕾莉与玛杰农》是由古老的民间传说改编的。这些诗歌是“伊拉克体”的代表作。所谓“伊拉克体”，是 11 世纪以后，波斯诗歌的创作中心逐步由东部的霍拉桑地区转移到西部和西南部。创作上也一改原来简明朴实、不是铺排的特点，诗歌的主题也有变化，内容更加丰富，描写也更加细腻。
     6 、萨迪（ 1203 —— 1292 ），人道主义诗人，以精巧的故事散文和短诗著称。年青时才华横溢，后成为一位托钵僧，云游四海 30 余年。代表作《蔷薇园》和《果园》。《蔷薇园》由散文和诗歌组成，诗文并茂。除序跋外，共 8 卷，包括帝王言行、论老年昏庸、论教育的功效、论交往之道等，广泛吸收了古典文学和民间文学的精华。其语言丰富、生动有趣、比喻贴切、言简意赅，有许多含义隽永的名言警句。 17 世纪，其诗作传到欧洲，受到歌德、普希金的高度赞扬，萨迪成为最早为欧洲熟悉的波斯诗人之一。
第八章 近代南亚文学                  第一节    概述
印度的近代文学，虽然在十七世纪后半期已经初现萌芽，但真正的开端是在十九世纪下半叶。
     十七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印度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逐渐出现，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不仅连续发生了反封建的农民起义，而且也出现了多次城市商人、小手工业者的反封建斗争。正是在印度人民反封建斗争的基础上，印度近代文学开始萌芽。在十七世纪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的马拉提人起义中，涌现了多迦罗摩等具有民族解放思想的著名歌手，在十七世纪七十年代到十八世纪的旁遮普的农民起义中，又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反封建的诗篇和歌曲。十八世纪，正当印度封建社会解体之际，西方殖民者乘机加紧侵略，由原来通过贸易攫取暴利的方针，改变为直接侵略领土的政策。从 1849 年以后印度就沦为英国的殖民地，这不仅使印度人民遭受了严重的苦难，而且也阻碍了印度近代文学的发展。因此从十八世纪起到十九世纪上半期，整个印度文坛玄云黯锁，寂寞萧条，只是在民间创作中才出现一些号召与英国殖民者进行斗争的歌曲。
　　直到十九世纪下半期，随着印度资本主义的发展，近代民族的形成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开展，才真正产生了印度近代文学。
　　十九世纪下半叶，特别是最后三十年，印度不仅成为英国的原料供应地和商品销售市场，而且也变成了英国资本输出的场所。英国殖民者控制了印度的经济命脉，加重了对印度人民的剥削。但在客观上英国殖民主义在印度的投资，却促进了印度资本主义的经济的发展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英国殖民主义者为了达到巩固殖民统治的目的，在政治上还采取了一系列压制人民的反动政策；因而加深了英国殖民者与印度各族人民之间的矛盾。印度的许多地区爆发了农民起义。如 1879 年的马拉特农民起义，就是将农民反封建斗争和反殖民主义的斗争紧密结合起来的起义，虽然未能取得胜利，但却促进了印度民族的觉醒。十九世纪下半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印度工人阶级也在发展壮大。 1877 年那格浦尔皇后纺织厂的工人大罢工，揭开了印度工人罢工斗争历史的第一页，标志着印度工人阶级已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向殖民主义进行了斗争。
　　进入二十世纪，印度民族解放运动更加高涨。印度民族文学也随着迅速发展，日臻繁荣。出现了艺术上成熟的、为数众多的、直接反映社会生活的长短篇小说、散文、戏剧和非宗教性的诗歌。

　　当时的印度进步作家，看到了殖民主义对印度社会的重大危害。他们 “ 开头对于西方无条件的崇拜被后来的批判情绪所代替 ”( 注：许马云·迦比尔：《印度的遗产》，第 98 页。 ) ，因此，认识到研究本国人民的历史，恢复民族传统的重要，并且要求文学为民族解放事业服务。印度作家为了唤起人民对自己国家、历史和民族的感情，多数都用自己的地方语言进行创作。于是出现了用民族语言进行创作的著名作家和优秀作品。其中以北印度的印地语，东印度的孟加拉语，和以德里、勒克瑙两地为中心的乌尔都语文学成就较大。
　　东印度的孟加拉，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都先于其他地方。富有民族主义思想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出现也比其他地区为早。著名的孟加拉启蒙运动者罗姆 ? 莫汗 ? 罗易 (1772-1833) ，是社会及宗教的改革家，他反对印度罪恶的种性制度和野蛮的焚死寡妇等恶俗。他也是著名的散文大师，他的散文《耶苏箴言》 (1820) ，风格明快流畅。此外，他还提出了文学要为社会服务的问题，这在当时很有影响。
　　般金·钱德拉·查特吉 (1838-1894) ，是孟加拉语近代文学的创始人之一。他细致观察了殖民主义在印度人民生活中所造成的危害，用小说表现了剧烈变化的现实。般金写有六、七部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其中以长篇小说《毒树》 (1872) 最著名。在这部作品中，作者第一次提出了寡妇改嫁的问题；小说构思巧妙，不落俗套。他还写了近十部长篇历史小说，代表作是《阿难陀寺院》 (1882) 。小说描写 1772 年 “ 山耶西 ”( 出家人 ) 起义，充满着爱国热情。作品中有一首 “ 礼拜母亲 ” 的诗，以后成为群众集会时歌唱的革命进行曲。般金的历史小说，大多是传奇式的，在某个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加以艺术虚构和夸张，并与现实社会的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表现出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精神和渴望民族独立的深沉感情。

　　另一位小说家萨拉特·钱德拉·查特吉 (1876-1938) ，是孟加拉文坛上仅次于泰戈尔的大作家。他生于西孟加拉邦胡戈里县德瓦南德普尔村。由于父亲经常失业，家境贫寒，中学毕业后没能继续升学。十七岁那年他逃出守旧的婆罗门家庭，在印度到处流浪。 1903 年到了仰光，在一家木工厂当文书，一面又从事写作。 1907 年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大姐》，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1913 年回到加尔各答，从事专业创作，他是孟加拉语中第一个以写作为职业的作家。他一生写了三十多部长、中篇小说和许多优秀的短篇小说。他的作品政治倾向明显，对民族解放的前景乐观。小说大多以反对印度社会的不平等和腐朽的封建传统为主题，真实地描绘了孟加拉农民的贫困状况；愤怒地揭露了地主、婆罗门的阴险狡诈和专横跋扈，特别对被压迫的印度妇女寄以深切的同情。他的代表作有《斯里甘特》四卷 (1917-1933) ，《道德败坏的人》 (1917) 和《秘密组织 —— 道路社》 (1929) 等。《斯里甘特》主要描写斯里甘特与 “ 沦落 ” 女子拉吉 ? 勒克什米的爱情故事。小说中的拉吉 ? 勒克什米尽管是个寡妇和 “ 沦落 ” 的女人，但她的心灵仍然是纯洁的、善良的，她对斯里甘特的爱情是忠诚的。萨拉特 ? 钱德拉 ? 查特吉的作品语言简练，心理描写细致。他的小说传诵很广，对以后的印度文学的发展极有影响。
　　孟加拉人弟那般豆·米特拉 (1829-1874) 是以写社会政治剧闻名的。他是近代孟加拉语戏剧的创始人之一。他在 1860 年创作的剧本《靛蓝园之镜》中，尖锐地揭露了靛蓝商对靛农的残酷剥削，深深同情劳动人民的苦难。他的戏剧创作对以后印度戏剧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近代印度文学最重要的代表，世界闻名的泰戈尔也是用孟加拉语进行创作的。

　　北印度的印地语作家把自己的创作与民族解放运动联系起来，描写了人民最关心的社会问题。诗人、剧作家帕勒登杜·哈里什·钱德拉 (1850-1885) ，为文学反映社会的迫切问题作了不懈的努力。他写的笑剧《按吠陀杀生不算杀生》 (1873) ，开创了近代印地语戏剧的道路。他在《印度惨状》 (1880) 和《蓝色的女神》 (1881) 等著名剧本中，力求恢复民族传统，以表现新的社会内容。他的诗歌，富有时代气息。在诗篇《巴拉特 — 杜尔大沙》中，他以生动的生活画面，强烈的愤恨情绪，谴责了英国殖民者强加在人民头上的灾难。另一位印地语民族诗人迈提里谢苍·古伯德 (1886-1964) ，在他的名篇《印度之声》里，直接号召人民起来，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的独立。他还写有《色彩的破灭》 (1910) 等叙事长诗。他的叙事长诗故事性强，并采用日常用语抒写，在推广标准印地语方面，有很大的功绩。

　　乌尔都语文学中，也拥有许多优秀的作家，诗人迦利布 (1797-1869) ，在印度人民中享有崇高的荣誉，民间还流传着关于他反抗王公贵族的故事。作品有《迦利布诗集》等，他的诗作，反映了印度现实的黑暗，表现了诗人对 1857-1859 年民族大起义的切身感受。还有一位抒情诗人是勃拉志纳拉扬·恰克巴斯特 (1882-1926) ，他的诗集《祖国的早晨》，用民族的传统形式表现了现实斗争的内容。诗人用口语写作，在民间大受欢迎。用乌尔都语写作的还有小说家沙尔夏尔 (1846-1902) ，他的长篇小说《自由幻想的故事》 (1878) 描绘了勒克瑙社会多方面的生活和矛盾，作品充满了幽默和讽刺。他为印度小说的发展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此外，在南印度的泰米尔语文学中，出现了诗人苏布拉马尼亚·布哈拉提 (1882-1921) ，他是泰米尔最早的爱国诗人之一。他精通印地文，梵文和英文，但他却继承了二千多年来泰米尔文学的传统，用流行的民间语言进行创作。他的诗篇充满了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愤怒和谴责，满怀对祖国的热爱。他号召同胞们从迷梦中觉醒，改变自己的奴隶地位。他的诗得到了人民的普遍欢迎。他还写散文、小说，被认为是泰米尔短篇小说的奠基人。他的短篇小说想象丰富，充满浪漫主义色彩。
　　在印度近代文学史上，泰戈尔具有独特的地位。他的丰富的文学遗产，反映了印度人民觉醒的过程，也充分体现了印度近代文学反帝反封建的主要倾向，为印度现代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八章 近代南亚文学           第二节   泰戈尔   
一、生平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印度近代文学的光辉代表，成就最大，影响最广泛的诗人、作家。
      1861年5月7日生于西孟加拉邦加尔各答市的望族之家。祖父是最早访问英国的印度人之一，是19世纪初孟加拉启蒙运动的支持者，父亲是哲学家和宗教改革者，对吠陀和奥义书很有研究，有子女14人，泰戈尔最幼。他的大哥是诗人，还是介绍西方哲学的哲学家；五哥是音乐家、剧作家；他的姐姐是一位用孟加拉语写作长篇小说的女作家；年龄相仿的侄辈中有不少人也是文学艺术界的活跃分子。他们的家庭是当时加尔各答知识界的中心，经常举办文化活动。泰戈尔自幼生活于这样富于文化教养的家庭，受到良好的教育和熏陶。他并没有完成正规的学习，主要靠自学和家庭教育。他富于文学天赋，很早就写诗，14岁发表爱国诗篇《献给印度教庙会》，15岁发表第一部长诗《野花》。1878年赴英国留学，学习英国文学并研读西方音乐。1880年回国，此后的岁月主要从事文学创作，并积极参加社会进步活动。
      1884——1891年，任“梵社”秘书，反对宗教偏见和传统陋习。1891年在农村管理父亲的田产，同时搜集民歌、民谣，了解了下层人民的不幸，对他的创作有一定影响。
      1901年，泰戈尔创办了一所学校，自己亲自讲课，宣扬和传播古老的印度文化。到1921年发展为著名的国际大学，不同国籍、部分男女、种族的青年都可到这所大学学习、任教。
      就是在20世纪初年，泰戈尔个人生活遭遇不幸，妻子、女儿、父亲相继去世，这在他的诗集《回忆》（1903）、《渡船》（1905）中留下痕迹。
      1905年，英国政府推行分裂孟加拉的政策，印度民族解放运动高涨。1910年，长篇小说《戈拉》问世，对教派主义和崇洋媚外两种恶劣倾向进行了抨击。同年，诗集《吉檀迦利》孟加拉文出版，1912年英文版问世，次年此诗集获诺贝尔文学奖。1912年，加尔各答大学授予他博士学位，1915年，英国政府封他为“爵士”。1919年，因英国政府屠杀手无寸铁的印度人民，泰戈尔声名放弃“爵士”称号。从1913年起，他先后出访美国、英国、法国、丹麦、日本、瑞典、奥地利、前捷克、前苏联、中国等。1941年8月7日，在加尔各答逝世，享年80岁。

      二、创作
      1、 一生共写下50多部诗集，30余种散文著作，12部中长篇小说，近百篇短篇小说，39多个剧本及其他论著和创作。
总体上，早期创作从19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发表《画与歌》（1884）、《金帆船》（1894）等抒情诗集和《故事诗集》（1900）；6、70篇短篇小说等。此时的创作“梦幻多于现实”，短篇和故事诗充满现实主义精神。
中期创作复杂，进步与消沉并立，成就与局限共存。作品丰富，《小沙子》（1903）、《沉船》（1906）、《戈拉》等中、长篇，有批判现实主义色彩；《吉檀迦利》（1912）、《新月集》（1913）、《园丁集》（1914）、《飞鸟集》（1913）等抒情哲理诗集反映了复杂的内心矛盾和艺术上的高度成熟。
后期创作，情绪激昂、爱憎分明的政治抒情诗及小说、剧本多部。
      2、季羡林先生说，他的诗是他创作的主要成就，有光风霁月，也有怒目金刚。中国读者主要通过英语了解了前者，这是片面的。西方资产阶级主要宣扬他的这一面，优美的语言，细腻的感受，生动的大自然。但一些诗歌中的神秘的宗教情绪除朦胧的美感外，空洞无物。他的抒情诗明显受印度古典文学，特别是迦梨陀娑等人的影响，也有孟加拉民间文学和西方现代文学的影响。好坏不一而论。梵文抒情诗华而不实的一面，西方所谓纯诗和唯美派象征派的诗，特别是世纪末文学对他起了不良影响。另一方面，他的抒情诗对印度新诗，西方一些国家的诗歌产生了影响。短期内，也影响了中国新诗的创作。
      小说，主要接受西方，特别是英国19世纪文学的影响。中、长篇多属于批判现实主义的范畴。短篇除反帝、反封建的内容外，还创作了一种新颖的体裁：将抒情诗与短篇小说结合，成为象散文诗一般故事性不强而抒情气息浓郁的新文体。
戏剧最薄弱。

      三、思想与矛盾
      泰戈尔生活与创作的时代正是印度民族灾难深重的时代。时代精神的洗礼和西方民主思潮的影响，令他形成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在殖民统治下的印度，他注重发扬民族传统，唤起民族觉醒，提高民族自信心。但不排除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和学习。他扎根于印度传统文化根基之上，吸取西方文化精华，形成独特的世界观。
      印度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梵”，吠陀尤其是《奥义书》认为，“梵”是世界的最高主宰和最高实在，万事万物皆出于“梵”，亦皆归于“梵”。作为宇宙主宰的“梵”与作为个体灵魂的“我”本质是统一的。这种宗教哲学探求的人与自然交感，物质与精神相通的“梵我一如”的境界。泰戈尔吸取这一基本思想观念，追求人与神的和谐统一，形成“泛神论”的宗教哲学观。另一方面，他又吸收西方近代人道主义思想和博爱主张，形成“泛爱”思想。“泛神论”与“一神论”是对立的，对否定当时阻碍民族解放运动的教派偏见和
      反对不合理的种姓制度有积极意义。“泛爱”则表现出对人民的同情，对民族压迫的反对。民主与爱国，“泛神”与“泛爱”结合成为泰戈尔世界观的丰富内容及矛盾复杂性，在呈现进步色彩的同时又具有唯心主义色彩。

      四、泰戈尔与中国
      泰戈尔是中国人民的朋友。1881年，他20岁的时候，写了《死亡的贸易》，谴责英国殖民主义者毒害中国人民的鸦片贸易。 1924年4月访问中国。12日到上海，至5月30日赴日本，共50多天。当时，中国的帝国主义变本加厉，军阀混战，有一些人极力宣扬泰戈尔不太进步的一方面，利用他为玄学助威，提倡东方精神文学，反对西方物质文明，而丝毫不提他的反帝反封建主张。翻译作品只拣《新月集》《飞鸟集》《园丁集》等。
对中国文坛的影响，私淑弟子徐志摩。自由、清新、质朴的诗风，泛神论，对郭沫若的影响。冰心的早期诗歌受《飞鸟集》形式自由、短小的影响后结集整理出版《繁星》《春水》。

      五、《吉檀迦利》
      孟加拉文出版于1910年，1912年诗人自译英文版出版，共收入103首诗作。原诗为有韵的，译为英文时，采用了散文诗的形式，韵律更富于变化，更优美。因诗集所蕴涵的丰富哲理和独特抒情艺术韵味，诗人因此而成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位亚洲人。
     《吉檀迦利》系孟加语译音，意即献歌，诗人自己说是要“献给那给他肉体、光明和诗才之神的”。诗人笔下的神是十分神秘而不定的，他把神看作是“我生命的生命”(第4首)，时刻渴望能够与神会合。诗集中的神表象极多，变化万千，“日往年来，就是他永远以种种名字，种种姿态，种种的悲哀和极乐，来打动我的心”。(第72首)神是“上帝”、“我的主”、“诸天之王”、“万王之王”，又是“国王”、“诗圣”、“父亲”、“母亲”、“弟兄”、“主人”、“朋友”、“情人”、“路人”、“婴儿”、“孩子”、“你”或“他”，还可以是“光明”、“早晨”、“黄昏”、“生命的源泉”等等。这种神的观念是有鲜明的泛神论色调。诗人表达了与神同一的强烈愿望和热切追求，甚至抒写在死之中与神同一的愿望，“现在我渴望死于不死之中”。(第100首)诗人的这种思想观念可以追溯到印度古代《奥义书》中“梵”的观念。早在《缤纷集》(1896)里泰戈尔就第一次提出了“生命之神”的观念。他说，他从“内在的我”中吸取灵感，这个“内在的我”与无处不在的“最高起源”——“无限”是同体共存的。泰戈尔所刻意寻觅与执着追求的与神同一的理想，正是印度传统宗教哲学中“梵我一如”境界的追求。但作为一个近代诗人，他同逃避现实的“梵”又有不同。他曾表示：“我的宗教信仰首先是一个诗人的信仰”，“我的宗教信仰就是诗人的信仰，这不仅是掌握知识的结果，而是内心幻想的产物。”诗集中的颂神诗篇确有其神秘的色彩，但同时又可看到，通过颂神诗的形式表达的是诗人对人生真谛的执着求索和对社会问题的理性沉思；“我这一生永远以诗歌来寻求你，它们领我从这门走向那门，我和它们一同摸索、寻求着，接触着我的世界。”(第10首)寿戈尔曾强调作家在作品中应用自己的感情体验人类的感情、人类的痛苦。近代的人道主义和“博爱”思想已有机地融化在他的整体思想中，作为诗人，他关切的不只是自我，还有人间社会，他是把对神的虔诚和对生活，对国家和人民的爱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加以深情抒写 的。如：
这是你的脚凳，你在最贫最贱最失所的人群中歇足。
我想向你鞠躬，我的敬礼不能达到你歇足地方的深处
——那最贫最贱最失所的人群中。
你穿着破敝的衣服，在最贫最贱最失所的人群中行走，
骄傲永远不能走近这个地方。
你和那最没有朋友的最贫最贱最失所的人们作伴，我的
心永远找不到那个地方。(第10首)
又如：
      把礼赞和数珠撇在一边吧?你在门窗紧闭幽暗孤寂的殿
      角里，向谁礼拜呢?睁开眼你看，上帝不在你的面前!
      他是在锄着枯地的农夫那里，在敲石的造路工人那里。
      太阳下，阴雨里，他和他们同在，衣袍上蒙着尘土。脱
      掉你的圣袍，甚至象他一样的下到泥土里去吧！(第11首)
      这里，神不是高高在上，不是在虚无飘渺的天堂仙境，而是同劳动者在一起，同他们同体共 存，共同体验生活的艰辛和困苦。在此，诗人还特别表示了对劳动者由衷的敬意。
      诗人渴望的是爱，孜孜以求的也是爱：
      灯火，灯火在哪里呢？用熊熊的竭望之火把它点上吧!
      ……
      灯火，灯火在哪里呢? 用熊熊的渴望之火把它点上吧！
     雷声在响，狂风怒吼着穿过天空。夜象黑岩一般的黑，
     不要让时间在黑暗中度过吧。用你的生命把爱的灯点上吧。(第27首)
又如：
      你是天空，你也是窝巢。
      呵，美丽的你，在窝巢里就是你的爱，用颜色，声音和
      香气来围拥住灵魂。 (第67曾)
      泰戈尔是“人类爱”的信奉者和宣扬者，他渴望用爱来解除人间的痛苦，虽然这种抽象的袄并不能解决不合理的社会问题，但他对劳动者的同情与爱却是真挚而深切的。
      所以，诗人追求的理想，也不只是工人人的自我完成，而是国家、民族、人民的自由发展。
      在那里，心是无畏的，头也抬得高昂；
      在那里，智识是自由的；
      在那里，世界还没有被狭小的家园的墙隔成片段；
      在那里，话是从真理的深处说出；
      在那里，不懈的努力向着“完美”伸臂；
      在那里，理智的清泉没有沉没在积习的荒漠之中；
      在那里，心灵是受你的指引，走向那不断放宽的思想与
      行为——
      进入那自由的天国，我的父呵，让我的国家觉醒起来吧。(第35首)
      这种理想的追求，对于处在殖民同志和封建压迫下的印度社会现实来说，对比是多么鲜明，在当时无疑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由于理想与现实存在深刻的矛盾，诗集中不免流露出求而无获的忧伤与痛苦，及失望所带来的迷茫情绪。如：
      我今夜无眠。我不断的开门向黑暗中了望。我的朋友！
      我什么都看不见。我不知道你要走哪一条路！(第23首)
      向宗教和爱寻求出路是不现实的，诗歌的音调是低沉的，但诗人的执着求索和诚挚情感却震动了千万读者的心灵。      
第九章 近代东亚文学          第一节  概 述   
这一时期东亚文学的主要成就在日本文学。 1868 年明治维新，“脱亚入欧”。日本近代明治社会的特点：政治上封建贵族和大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经济上是迅速发展的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封建落后的农业经济并存。资本主义社会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日本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力量的软弱，日本近代文学有两个明显的现象，一是派别众多，纷纭万状；一是进步、民主的文学在急速发展变化的社会条件下，缺乏坚实的政治基础，往往形不成强大的文学力量。

      （一）启蒙阶段
      坪内逍遥的《小说神髓》 (1885) 是日本第一部提倡近代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著作。
      日本近代文学第一个奠基者是二叶亭四迷 (1864-1909) 。他出身于旧世家，学生时期接触过大量的俄罗斯进步文学，并且对文学创作抱有严肃、认真的态度。 1887 年他用现代口语写出了长篇小说《浮云》，揭开了日本近代文学的第一页。《浮云》描写了一个知识青年内海文三的命运，他由于不屈从日本封建官僚的压迫，不愿采取与现实妥协的处世哲学，终于被关在幸福大门之外。作品批判了日本官僚社会的腐朽、卖身求荣的知识分子的卑鄙无耻以及小市民贪财附势的庸俗心理。在主人公文三身上，反映了自由民权运动失败以后，知识分子的苦闷、迷惘，也体现了作者对日本近代社会的憎恶和失望。作品的典型形象的塑造、真实细腻的心理刻画以及深刻有力的社会批判，都为日本近代现实主义文学开辟了道路，使它成为日本近代文学中第一部批判现实主义著作。创作《浮云》之后，二叶亭四迷有很长时间搁笔，于 1906 年才重新执笔写出了《面影》，第二年又创作了《平凡》。这两部小说同样以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人公，表现他们在天皇政府统治下的挣扎、苦闷和失败。
      森鸥外的短篇小说《舞姬》为日本近代浪漫主义文学确立了方向。

      （二）成长期
      19 世纪末，文学繁荣。“砚友社”和“文学界”。前者 1885 年初由东京帝国大学学生尾崎红叶等人组织的日本第一个纯文学团体。“砚友社”意为同人都是笔墨朋友。作品多有意模仿精通玩乐的江户时代的游戏文学，写娱乐性强但品位不高的作品，内容通俗，流于肤浅。刊物《我乐多文库》（日语“我乐多”为“废物”一词的汉字注音）。
      “文学界”得名于 1893 年创刊的同名杂志，以北村透谷为中心，有岛崎藤村、田山花袋、嗵口一叶等。多诗人、评论家，不乏拜伦的崇拜者，美国思想家艾默生自由主义的共鸣者。他们以和现实对立的观点，从幻想出发，主张人性自由，讴歌青春、女性和爱情，有悲观主义倾向，形成日本近代一股浪漫主义文学潮流。

      （三） 19 世纪末中日甲午战争，加深了阶级对立，文学由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 1904 年日俄战争的胜利促进了日本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加深了个人与社会的对立，自然主义文学兴起。岛崎藤村《破戒》（濑川丑松，秽多，暴露身份）；田山花袋《棉被》（竹中时雄，芳子）。形成注重描写自我和家庭琐事及情绪感受的“私小说”，注重心境描写。
      此时，异军突起的夏目漱石，代表作《我是猫》，独辟蹊径的表现手法，将猫眼中的现实世界写的五彩斑斓，他的批判性小说与自然主义作家的一些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作品汇流，成为日本近代文学批判现实主义的一股主潮。

      （四） 1912 年大正时代开始，近代文学进入后期。反自然主义文学兴起，有 3 个派别：
      1 、“新浪漫派”又称“唯美派”，作家企图追求在肉欲的描写中发掘美，崇尚唯美主义的文艺观，常描写变态心理和颓废情绪，在官能享乐中得到精神满足。代表作家，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纹身》《春琴抄》。
      2 、“白桦派”是以人道主义为主的理想主义文学流派。因 1910 年创刊的杂志《白桦》得名，希望自己象白桦树一样茁壮成长。此派作家多出身上层，受过高等教育，但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主张人道主义，注重以个性发展和完美来改革社会。代表作家：武者小路实笃、有岛武郎、志贺直哉等。
      3 、新思潮派，又称新现实主义或新技巧派，因《新思潮》杂志而得名，注重用虚构的形式、多样的题材和纯熟的技巧，客观冷静地描写、剖析现实。代表作家：芥川龙之介《罗生门》、《鼻子》、《地狱图》、《蜘蛛丝》等。
第十章 现代日本文学        第一节  概 述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进一步帝国主义化。战争使它牟取了巨利，成为债权国，并且使它乘机在远东地区扩张了势力。战后垄断资本得到发展，而广大人民却进一步赤贫化，因此，加剧了国内的阶级矛盾。日本反动统治集团为了摆脱经济危机和国内政治上的困境，对外出兵西伯利亚干涉苏联革命，并且积极准备侵华战争；对内实行法西斯统治，镇压一切人民的反抗，并且加强军事实力，推行军国主义政策。到了二十年代末，日本帝国主义已经成为东方一个新的战争策源地。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日本首先爆发了 1918 年声势浩大的群众斗争 ——“ 米骚动 ”( 抢米暴动 ) ，迫使寺内内阁垮台。从此日本工农革命运动蓬勃发展起来。日本帝国主义于 1931 年制造了侵略我国东北的 “ 九·一八 ” 事变， 1937 年又发动了侵略我国的 “ 芦沟桥事变 ” ，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 1941 年日本政府悍然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使日本全面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了推行侵略战争的政策，日本反动政府在国内采取极其野蛮的法西斯统治，镇压一切革命进步力量，迫使日共转入地下进行艰苦的斗争。在这样艰苦严峻的岁月里，日共蒙受了最为严重的摧残。
　　日本现代文学就是在这样革命与反革命的激战背景下发展起来的。首先，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在革命运动高涨的形势下应运而生，以崭新的战斗姿态登上文坛，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形成坚强的文学力量，有组织地开展了文学运动，为推动日本革命运动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在二十年代初，出现了 “ 劳动者文学 ” ，是日本新兴的无产阶级文学诞生的前奏。
1921 年一些倾向社会主义的进步知识分子创办了《播种人》杂志，宣传马克思主义，提倡无产阶级文学，这是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产生的信号。当时，还有一些进步青年作家，深入工厂，了解工人生活，写出以工人生活为内容的作品。 1924 年又创办了《文艺战线》，并以此为中心组成革命文学团体。它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文艺观点，对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形成起了推动作用。从 1924 年到 1928 年成立了不少革命文艺组织，创办了不少革命文艺刊物，经过多次的分化和组合，终于在日共的直接领导下，于 1928 年 3 月 15 日 建立了全国统一的组织全日本无产者艺术同盟 ( 简称 “ 纳普 ”) ，促进了日本无产阶级文学事业的繁荣和发展。
　　在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革命作家辈出，革命文艺作品不断涌现，呈现一片繁荣景象，对当时的革命斗争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同时，还与以菊池宽为首的资产阶级右翼文人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无产阶级文学的逆流展开了坚决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扩大了革命文学的影响。

　　小林多喜二是这一时期最为杰出的代表。其他象叶山嘉树、黑岛传治、德永直、宫本百合子、中野重治、直村浩等作家也有广泛的影响。
　　 叶山嘉树 (1894-1945) 是下级船员出身，曾于 1917 年参加工人运动，领导过工会工作。 1926 年他发表了代表作《生活在海洋上的人们》，成为革命文学的重要作家。小林多喜二的优秀作品《蟹工船》就是在它的直接启示下创作的。
　　 黑岛传治 (1898-1943) 的作品，反映了两个方面的主题：描写农民的悲惨生活和士兵的反战情绪。前者有许多杰出的短篇，以《盂兰盆会前后》、《两文钱》、《猪群》等为代表；后者以《雪橇》、《风雪西伯利亚》、《盘旋的鸦群》为代表。黑岛传治风格质朴简洁，他善于抓住生活中的典型情节深化主题，使作品生动真实，又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日本革命文学在文艺理论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绩。平林初之辅、青野季吉以及 “ 纳普 ” 时期的藏原惟人在这个方面作了不少工作。平林初之辅 (1892-1931) 首先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文艺作了科学的分析，指出文艺与时代、阶级的密切关系以及它的社会作用，提出确立和发展无产阶级文艺的伟大任务，为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青野季吉 (1890-1961) 在《自发成长和自觉目的》等文章中，根据列宁的观点，阐发了无产阶级文学必须加强革命的自觉性，使它成为革命运动中的有力的一翼。藏原惟人 (1902-) 在总结前期革命文艺理论的基础上，根据革命文艺创作实践的要求，进一步提出了文艺大众化和加强左翼文艺家的统一战线等问题。
1931 年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开始以后，由于日本法西斯的残酷镇压，日本革命运动出现了低潮，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也进入了所谓 “ 十年暗谷时代 ” 。 1933 年小林多喜二的被惨害，给当时文坛以极大的震动。在反动政府的铁蹄下，不少作家表现出妥协、屈服，有的甚至背叛革命，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御用工具，一时间 “ 转向文学 ” 甚嚣尘上。但少数革命作家却站稳脚根、顶住恶浪。他们通过自己的创作和评论，批判风靡文坛上的投降变节的风气，捍卫了以小林多喜二为代表的日本无产阶级的文学战斗传统，坚持了反法西斯斗争的精神。在他们的影响下，文坛上出现了抵抗文学的倾向。这时期西泽隆二 ( 野山广 )(1905-1976) 的革命诗抄《编笠》是当时重要的革命作品。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以日本宣告投降、法西斯彻底失败而结束。战后日本处在美帝国主义控制下的附庸国的地位。当时反对美军占领、争取民族独立和在政治上争取民主结合起来，形成了全国的民族民主政治运动。战后初期，日本文学发生了新的变化，它以无产阶级文学为核心组成了广泛的民主主义文学的统一战线，促进了文学的新繁荣。德永直 ( 详见本章第三节 ) 在这个时期先后发表的《妻呀，安息吧 ! 》、长篇巨著《静静的群山》是当时革命文学的重要成果。中野重治、江口渔、壶井荣、江马修等作家的创作为这一时期文学的繁荣作出了贡献。

　　宫本百合子 (1899-1951) 是日本无产阶级的重要代表作家。她出身在富裕家庭里，从幼年就酷爱文学。十七岁时发表了《贫穷的人们》 (1916) ，它以人道主义感情写出日本广大农民的贫困生活和农村的凋蔽、落后的面貌。不久又以个人生活经验为题材创作小说《伸子》 (1924) ，表现一个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的年轻女子突破家庭的牢笼，寻求新的生活道路的主题。 1927 年访问苏联，给她很大的影响，使她决心走上革命道路。回国后参加了 “ 纳普 ” ，不久加入日共。这时期发表了《一九三二年春天》 (1933) 等优秀的报告文学以及《乳房》 (1935) 等短篇小说，表现了当时高涨的革命斗争形势和革命知识分子在革命斗争中的英雄行动。在法西斯猖獗的年代里，她先后五次被捕，数次被禁止创作，身心受到很大的摧残。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她仍然坚持革命文艺创作，先后写出了《昼夜随笔》 (1937) 、《走向明天的精神》 (1940) 等作品，不仅表现出作为一个革命者的坚贞不屈的精神和对未来的坚定信念，也批判了文坛上 “ 转向文学 ” 的投降变节的恶风，维护了革命文学的战斗传统。战争结束、法西斯统治的垮台使她精神焕发，恢复了创作青春。在战后很短的时间内，她写出大量的文学评论和文艺作品。 1946 年发表了中篇小说《播州平野》和《知风草》。这两部作品描写了战争给日本人民带来的灾难以及战后初期动荡、残破的日本社会现实，也反映了日共在战后积极开展重建工作的革命动向。嗣后，她又创作了《两个庭院》 (1947) 、《路标》 (1950) ，与《伸子》一起构成三部曲。
　　五十年代以后，革命文学阵营迅速扩大。在革命文学内部，有人以扩大民主主义文学的统一战线为由，提出偏离无产阶级文学方向的所谓的 “ 民主主义文学运动 ” ，遭到一些革命作家的抵制和反对，引起革命文学阵营的分裂。当时德永直、西泽隆二、江马修、岩山顺一等革命作家创办《人民文学》 ( 后改为《文学之友》 ) ，组成新的革命文艺团体。在新的形势下，他们提出了文学要表现工农，要为工农服务；作家要深入工农生活，并且在实践中改造世界观等重要问题，坚持了无产阶级文学方向，对战后的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予以有益的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进一步帝国主义化。战争使它牟取了巨利，成为债权国，并且使它乘机在远东地区扩张了势力。战后垄断资本得到发展，而广大人民却进一步赤贫化，因此，加剧了国内的阶级矛盾。日本反动统治集团为了摆脱经济危机和国内政治上的困境，对外出兵西伯利亚干涉苏联革命，并且积极准备侵华战争；对内实行法西斯统治，镇压一切人民的反抗，并且加强军事实力，推行军国主义政策。到了二十年代末，日本帝国主义已经成为东方一个新的战争策源地。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日本首先爆发了 1918 年声势浩大的群众斗争 ——“ 米骚动 ”( 抢米暴动 ) ，迫使寺内内阁垮台。从此日本工农革命运动蓬勃发展起来。日本帝国主义于 1931 年制造了侵略我国东北的 “ 九·一八 ” 事变， 1937 年又发动了侵略我国的 “ 芦沟桥事变 ” ，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 1941 年日本政府悍然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使日本全面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了推行侵略战争的政策，日本反动政府在国内采取极其野蛮的法西斯统治，镇压一切革命进步力量，迫使日共转入地下进行艰苦的斗争。在这样艰苦严峻的岁月里，日共蒙受了最为严重的摧残。
　　日本现代文学就是在这样革命与反革命的激战背景下发展起来的。首先，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在革命运动高涨的形势下应运而生，以崭新的战斗姿态登上文坛，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形成坚强的文学力量，有组织地开展了文学运动，为推动日本革命运动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在二十年代初，出现了 “ 劳动者文学 ” ，是日本新兴的无产阶级文学诞生的前奏。
1921 年一些倾向社会主义的进步知识分子创办了《播种人》杂志，宣传马克思主义，提倡无产阶级文学，这是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产生的信号。当时，还有一些进步青年作家，深入工厂，了解工人生活，写出以工人生活为内容的作品。 1924 年又创办了《文艺战线》，并以此为中心组成革命文学团体。它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文艺观点，对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形成起了推动作用。从 1924 年到 1928 年成立了不少革命文艺组织，创办了不少革命文艺刊物，经过多次的分化和组合，终于在日共的直接领导下，于 1928 年 3 月 15 日 建立了全国统一的组织全日本无产者艺术同盟 ( 简称 “ 纳普 ”) ，促进了日本无产阶级文学事业的繁荣和发展。
　　在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革命作家辈出，革命文艺作品不断涌现，呈现一片繁荣景象，对当时的革命斗争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同时，还与以菊池宽为首的资产阶级右翼文人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无产阶级文学的逆流展开了坚决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扩大了革命文学的影响。

　　小林多喜二是这一时期最为杰出的代表。其他象叶山嘉树、黑岛传治、德永直、宫本百合子、中野重治、直村浩等作家也有广泛的影响。
　　 叶山嘉树 (1894-1945) 是下级船员出身，曾于 1917 年参加工人运动，领导过工会工作。 1926 年他发表了代表作《生活在海洋上的人们》，成为革命文学的重要作家。小林多喜二的优秀作品《蟹工船》就是在它的直接启示下创作的。
　　 黑岛传治 (1898-1943) 的作品，反映了两个方面的主题：描写农民的悲惨生活和士兵的反战情绪。前者有许多杰出的短篇，以《盂兰盆会前后》、《两文钱》、《猪群》等为代表；后者以《雪橇》、《风雪西伯利亚》、《盘旋的鸦群》为代表。黑岛传治风格质朴简洁，他善于抓住生活中的典型情节深化主题，使作品生动真实，又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日本革命文学在文艺理论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绩。平林初之辅、青野季吉以及 “ 纳普 ” 时期的藏原惟人在这个方面作了不少工作。平林初之辅 (1892-1931) 首先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文艺作了科学的分析，指出文艺与时代、阶级的密切关系以及它的社会作用，提出确立和发展无产阶级文艺的伟大任务，为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青野季吉 (1890-1961) 在《自发成长和自觉目的》等文章中，根据列宁的观点，阐发了无产阶级文学必须加强革命的自觉性，使它成为革命运动中的有力的一翼。藏原惟人 (1902-) 在总结前期革命文艺理论的基础上，根据革命文艺创作实践的要求，进一步提出了文艺大众化和加强左翼文艺家的统一战线等问题。
1931 年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开始以后，由于日本法西斯的残酷镇压，日本革命运动出现了低潮，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也进入了所谓 “ 十年暗谷时代 ” 。 1933 年小林多喜二的被惨害，给当时文坛以极大的震动。在反动政府的铁蹄下，不少作家表现出妥协、屈服，有的甚至背叛革命，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御用工具，一时间 “ 转向文学 ” 甚嚣尘上。但少数革命作家却站稳脚根、顶住恶浪。他们通过自己的创作和评论，批判风靡文坛上的投降变节的风气，捍卫了以小林多喜二为代表的日本无产阶级的文学战斗传统，坚持了反法西斯斗争的精神。在他们的影响下，文坛上出现了抵抗文学的倾向。这时期西泽隆二 ( 野山广 )(1905-1976) 的革命诗抄《编笠》是当时重要的革命作品。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以日本宣告投降、法西斯彻底失败而结束。战后日本处在美帝国主义控制下的附庸国的地位。当时反对美军占领、争取民族独立和在政治上争取民主结合起来，形成了全国的民族民主政治运动。战后初期，日本文学发生了新的变化，它以无产阶级文学为核心组成了广泛的民主主义文学的统一战线，促进了文学的新繁荣。德永直 ( 详见本章第三节 ) 在这个时期先后发表的《妻呀，安息吧 ! 》、长篇巨著《静静的群山》是当时革命文学的重要成果。中野重治、江口渔、壶井荣、江马修等作家的创作为这一时期文学的繁荣作出了贡献。

　　宫本百合子 (1899-1951) 是日本无产阶级的重要代表作家。她出身在富裕家庭里，从幼年就酷爱文学。十七岁时发表了《贫穷的人们》 (1916) ，它以人道主义感情写出日本广大农民的贫困生活和农村的凋蔽、落后的面貌。不久又以个人生活经验为题材创作小说《伸子》 (1924) ，表现一个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的年轻女子突破家庭的牢笼，寻求新的生活道路的主题。 1927 年访问苏联，给她很大的影响，使她决心走上革命道路。回国后参加了 “ 纳普 ” ，不久加入日共。这时期发表了《一九三二年春天》 (1933) 等优秀的报告文学以及《乳房》 (1935) 等短篇小说，表现了当时高涨的革命斗争形势和革命知识分子在革命斗争中的英雄行动。在法西斯猖獗的年代里，她先后五次被捕，数次被禁止创作，身心受到很大的摧残。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她仍然坚持革命文艺创作，先后写出了《昼夜随笔》 (1937) 、《走向明天的精神》 (1940) 等作品，不仅表现出作为一个革命者的坚贞不屈的精神和对未来的坚定信念，也批判了文坛上 “ 转向文学 ” 的投降变节的恶风，维护了革命文学的战斗传统。战争结束、法西斯统治的垮台使她精神焕发，恢复了创作青春。在战后很短的时间内，她写出大量的文学评论和文艺作品。 1946 年发表了中篇小说《播州平野》和《知风草》。这两部作品描写了战争给日本人民带来的灾难以及战后初期动荡、残破的日本社会现实，也反映了日共在战后积极开展重建工作的革命动向。嗣后，她又创作了《两个庭院》 (1947) 、《路标》 (1950) ，与《伸子》一起构成三部曲。
　　五十年代以后，革命文学阵营迅速扩大。在革命文学内部，有人以扩大民主主义文学的统一战线为由，提出偏离无产阶级文学方向的所谓的 “ 民主主义文学运动 ” ，遭到一些革命作家的抵制和反对，引起革命文学阵营的分裂。当时德永直、西泽隆二、江马修、岩山顺一等革命作家创办《人民文学》 ( 后改为《文学之友》 ) ，组成新的革命文艺团体。在新的形势下，他们提出了文学要表现工农，要为工农服务；作家要深入工农生活，并且在实践中改造世界观等重要问题，坚持了无产阶级文学方向，对战后的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予以有益的影响。

第十章 现代日本文学        第二节　川端康成
一、生平
      1、川端康成（1899——1972），生于京都附近的大阪府。1972年（昭和47年）4月16日夜于逗子市玛利娜公寓工作室含煤气管自杀。196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一、二岁时父母因肺结核辞世，祖父母带康成回到阔别15年的故里，姐姐芳子寄养于姨夫家。康成体质羸弱，受到溺爱，整日闭居于阴湿的农舍，与外界隔绝。上小学后不到三年，祖母、姐姐又相继去世，从此与眼瞎耳背的祖父相依为命。15岁祖父也弃他而去。孤儿体验，孤僻、内向的性格，畸形的家境，寂寞的生活，给康成留下了永远挥不去的对人生的虚幻感。《精通葬礼的人》（1923年）、《十六岁日记》（1925）和《致父母的信》（1923）等都是描写这一段生活的作品，细腻、真挚、感人至深。“这种孤儿的悲哀成为我处女作的潜流”，“说不定还是我全部作品、全部生涯的潜流吧。”成名作《招魂节一景》（1921）发表于《新思潮》。

     2、与新感觉派
      川端康成由此建立了他的“新感觉”派的创作理论。他主张： (新感觉派作家)要采取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思维方法，而且要将人生的新的感受方式应用于文艺的世界。……举例来说，沙糖是甜的，以往的文学把“甜”字由舌头传到大脑，再用大脑写下“甜”字。再比如，以前是把眼睛和蔷薇作为两个东西分开写的，写为“我的眼睛看到了红蔷薇”。新作家则把眼睛和蔷薇合为一体，写成“我的眼睛就是红蔷薇”。
      显然，这与其说是表现主义的理论主张，不如说是以禅宗为核心的东方传统的物我合—的宇宙观和认识论。川端敏锐地发现了表现主义与东方思想的契合点，那就是强调主观感受、主观精神的绝对性和直觉的力量，而不把再现客观现实作为自己的任务。但是，在这里，川端康成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西欧的表现主义与东方传统思想的差异。首先，川端的“主客一体”的物我合一说，与表现主义的主张是根本对立的。表现主义的基本哲学观点之一，就是认为客观外界与“自我”是互相敌对、格格不入的。个人不断地反抗客观世界，客观世界也不断地压制和扭曲个人，用卡夫卡的话说，个人、自我“是这个世界的囚徒”。所以，表现主义文学所热衷表现的基本主题是个人与社会、与客观外界的矛盾对立。而川端康成却把“主客一体”、“物我合一”的东方传统的禅宗思想与表现主义合为一谈。其次，西欧的表现主义文学所表现和探索的往往是一些抽象的、带哲理性的社会和人生的问题，如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人的异化、人性的危机等。它是主观性的文学，更是社会性的、批判性的文学。而川端康成只字不提表现主义文学的这种思想实质，而是仅仅把表现主义作为感受世界的一种方式来看待的。他对表现主义所作的这种理解和解释显然是基于日本传统文学的超社会性、超政治性的价值观之上的。

      1924年大学毕业，与横光利一等发起新感觉派文学运动，但整体上，他追求新感觉派是从感情的感觉出发的，显示其一贯的抒情作风，在新感觉派创作上无大建树。他与横光利一等人创办《近代文学》杂志，并以该杂志为中心鼓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掀起了一场“破坏既有文坛”的“革新运动”。在此期间，川端写了一篇题为《新进作家的新倾向解说》(1925)的文章。这实际上是新感觉派的理论宣言。在这篇文章里，川端宣扬现代西方的“表现主义的认识论”和“达达主义的思想表达方法”。但是，川端对表现主义、达达主义等的理解显然是东方式的、日本式的：
      因为有自我，天地万物才存在。天地万物存在于自己的主观之内——以这种心情去看待事物，是强调主观的力量，是信仰主观的绝对性。……以自己的主观存在于天地万物之内的心情去看待事物，是主观的扩大，是使主观自由地流动，而且如果进一步扩展这种想法，就将变成自他一体、万物一体。天地万物失去所有的界限而融合为一个精神的一元世界……成为主客一体主义。试图以这种心情去表现事物，便是今天新作家的写作态度。
川端康成由此建立了他的“新感觉”派的创作理论。他主张：
      (新感觉派作家)要采取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思维方法，而且要将人生的新的感受方式应用于文艺的世界。……举例来说，沙糖是甜的，以往的文学把“甜”字由舌头传到大脑，再用大脑写下“甜”字。再比如，以前是把眼睛和蔷薇作为两个东西分开写的，写为“我的眼睛看到了红蔷薇”。新作家则把眼睛和蔷薇合为一体，写成“我的眼睛就是红蔷薇”。
      显然，这与其说是表现主义的理论主张，不如说是以禅宗为核心的东方传统的物我合—的宇宙观和认识论。川端敏锐地发现了表现主义与东方思想的契合点，那就是强调主观感受、主观精神的绝对性和直觉的力量，而不把再现客观现实作为自己的任务。但是，在这里，川端康成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西欧的表现主义与东方传统思想的差异。首先，川端的“主客一体”的物我合一说，与表现主义的主张是根本对立的。表现主义的基本哲学观点之一，就是认为客观外界与“自我”是互相敌对、格格不入的。个人不断地反抗客观世界，客观世界也不断地压制和扭曲个人，用卡夫卡的话说，个人、自我“是这个世界的囚徒”。所以，表现主义文学所热衷表现的基本主题是个人与社会、与客观外界的矛盾对立。而川端康成却把“主客一体”、“物我合一”的东方传统的禅宗思想与表现主义合为一谈。其次，西欧的表现主义文学所表现和探索的往往是一些抽象的、带哲理性的社会和人生的问题，如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人的异化、人性的危机等。它是主观性的文学，更是社会性的、批判性的文学。而川端康成只字不提表现主义文学的这种思想实质，而是仅仅把表现主义作为感受世界的一种方式来看待的。他对表现主义所作的这种理解和解释显然是基于日本传统文学的超社会性、超政治性的价值观之上的。

      3、“我接受西方近代文学的洗礼，自己也进行过模仿的尝试。但我的根基是东方人，从15年前开始，我就没有迷失自己的方向。”（《文学自叙传》）他的《伊豆的舞女》（1926）就是试图在艺术上开辟新路，在吸收西方文学新的感受性基础上，力求保持日本文学的传统色彩所做的尝试。
      短篇小说《伊豆的舞女》(1926)是川端早期创作的爱情名篇。小说的男主人公“我”
——一个20岁的高中学生，和一位14岁的卖艺舞女薰子，在伊豆汤岛邂逅相遇，结伴而行。两个倩窦初开的男女之间那种似有似无、若隐若现的爱情，犹如一曲悠扬飘渺的乐曲，形成了如诗如画的意境。他们偶然相识，又匆匆离别。当男主人公行将离去，从此天各一方，忽见舞女出现在码头上送别。那真是一幕清清淡淡、影影绰绰的寻觅，充满强烈的抒情色彩。川端康成继承了日本传统文学中的缠绵悱恻的哀怨情调，借旅途漂泊、萍水相逢中的男女之情抒发了人生的无常感。作为川端的第一篇以男女爱恋为题材的小说，《伊豆的舞女》充满了柔弱然而又是健康的纯真情感，他甚至以纯粹审美的目光写了裸体的舞女——
      这时，有个裸体女人突然从昏暗的浴室里跑了出来，站在更衣室那凸出的地方，张开双臂，在喊着什么，她一丝不挂，连块遮掩的毛巾也没拿。她就是舞女。她那发育健康的双腿，宛如两棵小桐树。我望着她那洁白的身子，心里就像喝了一口清泉水。
这种不夹杂官能欲望的审美描写，在川端此后的小说中很难找到了。

      二、《雪国》
      川端康成的著名长篇小说《雪国》(1935一1947)集中体现了他的主观化、主客一体的新感觉派的理论主张。所以日本评论家长谷川泉认为，《雪国》是“运用新感觉派手法的典型作品”。
     《雪国》写的是来自东京的一位坐食祖产的中年男子岛村，三年中先后三次来到北方的“雪国”与名叫驹子的年轻艺妓见面厮混。他一边迷恋于驹子美丽的肉体，一边又陶醉于另一个山村姑娘叶子的超越世俗的美。我们没有必要概括《雪国》的情节，因为《雪国》本不是什么情节小说，它几乎全部由感受性、感觉性描写组成。可以说《雪国》的世界就是主观感觉的世界，而这种感觉又都是通过男主人公岛村表现出来的。小说开头以倒叙的手法写岛村第二次来雪国与驹子相会。岛村异乎寻常地把食指伸到驹子面前说道：“这家伙最记得你哪!”这就是岛村见到驹子所说的第一句话。这里作者别开生面地描写了触摸过驹子的手指保存到今天的感觉。接着，作者又描写了岛村所触觉到的驹子那“冰凉”的头发，并由这种“冰凉”头发的触觉引出了岛村对第一次见到驹子时的回忆。驹子给岛村的第一个“印象”是“出奇的洁净，使人觉得恐怕连脚丫缝儿都那么干净”。这种对驹子的肉体所作的带有联想性的“感觉”描写，无疑带有较为强烈的官能感受的色彩，由此而奠定了岛村对驹子审美感受的基调。在《雪国》中，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岛村对驹子官能美的感受，可以说，驹子是岛村眼中官能美的化身。为了突出岛村的感受，作者从来都没有脱离岛村的感觉而对驹子进行深层描写。他不写驹子的心理活动，也无意揭示一个沦落风尘的艺妓所特有的痛苦和欢乐。作者只是写岛村所看到的、感觉到的驹子。这种感觉描写的飘忽性与不确定性使企图给驹子定性的评论家们感到困惑。有人说她是一个值得同情的下层女子，有人说她是一个醉生梦死的不检点的女人，有人说她是对生活抱着严肃认真的态度而执着追求的人。我们认为，这些争论没有多大意义，与其说驹子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驹子，不如说是岛村感觉到的驹子。在岛村看来，驹子那被人们看成是严肃认真地追求生活与人生的行为(认真“记日记”，认真“读小说”，认真地依恋于岛村，认真刻苦地练琴)都体现了人生的“徒劳”。岛村把这一切都看成是“一场天真的幻梦”，并在驹子那里发现了“异样的哀愁”。他以日本传统的贵族化的趣味把驹子看成是有情趣、有修养的美丽的艺妓，一种“活的艺术品”，强调对驹子官能美的感受。一句话，驹子是岛村感觉到的、感受中的驹子。
第十一章 现代印度文学             第一节  概 述
现代印度的进步文学，是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在印度反帝爱国运动中发展壮大起来的。
　　十月革命的影响和 1918 年至 1922 年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开展，使印度进步作家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们认识到，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证明了人们能够改变自身的生活，因而对印度民族解放的远景产生了新的希望和信心。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随着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印度的传播，以及印度人民争取独立斗争的发展，许多印度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放弃了甘地的不用暴力抗恶和进行自我道德修养的理论，在这种情况下，文学作品对于促进印度人民的斗争，更具有积极意义。

      1936 年 4 月，以普列姆昌德 ( 详见本章第二节 ) 为首的进步作家，成立了全印进步作家协会，这不仅使进步作家在当时日益严重的法西斯威胁下团结起来，而且也标志着印度文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此后，印度的进步作家在与维护殖民制度的反动作家的斗争中，进一步锻炼了自己；在反对受西欧颓废派和现代派影响的神秘主义、实验主义、个人主义文学倾向的斗争中，进一步发展了现实主义的创作，出现了更多的优秀作家和受群众欢迎的作品。
　　除普列姆昌德以外，穆尔克·拉吉·安纳德 (1905- ) 是三十年代出现的一位重要作家。他出生于印度西北部边境的白沙瓦。早在 1919 年就参加旁遮普青年的反帝爱国运动。三十年代中期开始文学活动。 1935 年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贱民》，描绘了贱民的悲惨生活，揭露了种姓制度的残酷，号召印度人民向封建势力作斗争。接着他又写了两部著名的长篇小说《苦力》 (1936) 和《两叶一芽》 (1937) 。前者描写了 1928 至 1929 年孟买纺织工人的罢工斗争，表现了工人们在资本家的剥削下的日益觉醒。后者描写阿萨姆省种植园的农业工人的贫苦生活和自发性的暴动，揭露了英国统治者的残暴。
　　三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初，安纳德写了《村庄三部曲》，包括《村庄》 (1938) 、《在黑水那一边》 (1940) 、《剑与镰刀》 (1942) 三部长篇小说。作者通过旁遮普青年农民拉尔 ? 辛的一生遭遇，表现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对农民的残酷压迫，同时还写出了广大群众觉悟的提高和日益增长的反抗情绪，引导人们为争取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而斗争。
　　安纳德还写了许多优秀的短篇小说，出版过《理发匠工会》、《拖拉机和五谷女神》等集子。这些作品都以清醒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表达了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愤怒心声。
　　这时期，马尔都语诗人阿利 ? 沙尔达尔 ? 贾佛利写了《流血的诗》、《亚洲觉醒了》和《向新世纪致敬》等诗篇；印地语工人作家斯里瓦斯塔瓦，写了《烟 ? 火 ? 人》等长篇小说。上述作品都真实地反映了印度人民的革命情绪，受到了印度劳动人民和进步知识分子的普遍欢迎。
　　此外，还有泰卢固诗人什里兰干·什里尼瓦斯·拉奥 ( 笔名什里·什里 ) 。他的诗在形式和语言方面接受安德拉的民歌。他是当时进步的 “ 昌盛派 ” 的杰出的代表作家之一。在马拉雅拉姆文学中，这时也出现了具有很高水平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塔卡日 ? 希瓦尚卡尔 ? 皮莱是一位代表作家，他的长篇小说《两斗谷》和《小虾》，描写了农民和渔民的生活，深刻揭示了印度社会的矛盾。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特别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最激烈的时期，印度全国许多地区，成立了作家协会分会。在 1942 年的一次特别会议上一致通过的在印度文学家中建立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的决议，促进了印度文学的进一步发展。著名作家克里山·钱达尔 (1912-1977) 就是在这一时期发挥他的创作才能的。他生于拉合尔市，三十年代开始写作。他早期的作品，歌唱爱情、美和艺术。随着现实斗争的发展，他认识到作家有责任在生活里起积极作用，要为美好的将来而斗争。于是他的创作逐渐克服了过去脱离现实的倾向，与现实斗争紧密结合起来。凡是激动同胞们心灵的种种事件，凡是现实生活中的迫切问题，莫不从他的作品中得到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他生活和创作的新起点，他和其他作家一起，谴责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他的小说里，燃烧着愤怒的火焰，充满着反抗帝国主义的战斗豪情。
　　他一生用乌尔都语创作，共写了三十部长篇小说，四百多篇短篇小说，三十多部电影剧本。他的主要作品除短篇小说集《火焰与鲜花》外，还有著名的中篇小说《粮食给予者》和长篇小说《当田野醒来的时候》等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著名的现实主义小说家阿米德·阿巴斯，明确采取反法西斯主义的立场，写有长篇小说《燕》、《砖瓦工人》等作品。南印度的政治诗人莫哈卡维 ? 瓦拉托尔 (1879-1958) 被称为 “ 马拉雅里民族的歌手 ” 。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把谴责法西斯主义的野蛮性作为作品的首要主题。在诗作《堕落》中，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他的爱国反帝的重要诗篇，都已收集在《文学花采》这一诗集中。此外，还有孟加拉诗人赫林德拉纳特 ? 查托巴迪雅亚，他在三十年代开始创作时充满单纯的抒情情调，而且带有宗教色彩。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不再崇尚形式主义，成长为一个热情的政治诗人。他在诗集《我歌唱人类》中指出： “ 如果诗人不成为一个战士，为了被损害的人们战斗到底，时间将认为这样的诗人，不配使用笔这一件武器。 ” 他说他的诗是 “ 蘸着血 ” 写成的。 1944 年发表的诗集《石头的血》具有强烈的战斗性，诗歌痛斥了帝国主义的反动势力，号召人民向法西斯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在诗集《锤子和镰刀》中，诗人还表达了工人和农民必将成为国家主人的信念。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印度民族解放运动进一步高涨，许多进步作家仍勇敢地对帝国主义制造分裂的罪恶阴谋进行斗争。 1946 年因贫困而夭折的诗人苏庚达·巴达查里亚就是一例。还有不少作家，如著名的印地语作家沃林达文拉尔·沃尔马 (1888-?) 在反帝高潮时，又写了长篇历史小说《章西女皇》和不少历史剧本，唤起人民对历史斗争的回忆，鼓舞人民坚定地向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在帝国主义制造印度教和伊斯兰教教徒之间流血冲突时，不少作家写了剧本，在街头、农村进行演出，宣传共同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反动势力。旁遮普的戏剧家巴尔万 ? 迦尔琪，就是其中最出色的一个代表。
      1947 年独立以前的印度现代文学，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发挥了战斗作用。特别是著名的进步作家普列姆昌德，为现代印度文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十一章 现代印度文学         第二节  普列姆昌德
一、生平与创作
      普列姆昌德 (1880-1936) 是印度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印度现代进步文学的奠基人。
　   普列姆昌德原名滕伯德·拉伊，生于印度贝拿勒斯附近的拉姆希村；父亲是农村邮局的小职员，后来升为小邮局的局长。他七岁丧母，从小受后母虐待。印度社会有早婚习惯，不到十五岁，就奉父母之命结了婚。不久父亲又去世，生活的重担便落在他的肩上。开始他当家庭教师、小学教员，同时还刻苦自学。他于 1902 年考上阿拉哈巴师范学院， 1804 年毕业后从事教学工作，同时进行业余文学创作。
      1908 年，他被调到哈密普尔担任督学职务，并经常到农村视察，熟悉了农村生活，了解到劳动人民的苦难，这对他以后的创作影响很大。 1921 年，他在甘地倡导的不与英国政府合作的思想影响下，辞去了督学职务；从此，专心致力于专业文学创作。
　　普列姆昌德用印度的两种主要民族语言 —— 乌尔都语和印地语从事写作。他于 1901 年开始发表作品，经过三十六年的辛勤劳动，给印度文学留下了十二部长篇小说，二百五十多篇短篇小说，还写过剧本、电影故事、儿童文学、散文和评论文章。此外还翻译过一些英国文学作品。

　　普列姆昌德的文学活动是在民族觉醒时期开始的，是与印度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早在 1907 年出版的第一部乌尔都语短篇小说集《热爱祖国》里，就揭露了殖民制度的罪恶，并且号召印度人民要为祖国的独立而斗争。他把为祖国流出的每一滴血，比作世界上最珍贵的珠宝。这部小说集包括五个短篇，真实地反映了 1905 年至 1908 年的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字里行间洋溢着爱国主义的激情。正因为如此，这部小说集一出版，就被英国殖民统治者下令禁止发行，并把未出售的书本当众烧毁；他的文学活动也被官方禁止。但这并没有把他吓倒，反而更激起他的反抗和斗争；他仅仅把原名改掉，用普列姆昌德的笔名继续发表文章。他不仅在创作中更深刻有力地反映印度社会的尖锐矛盾，高举反帝爱国的旗帜，而且还亲身参加实际斗争的行列，为印度的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毕生的精力。
      1916 年，为了使更多的读者阅读他的作品，使文学能在印度人民的斗争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他改用印地文写作。这样出版的《服务院》，是第一部印地语长篇小说。小说写的是关于妓女问题，作品接触到殖民制度下尖锐的社会生活问题，引起读者的普遍好评，大家都认为他是文坛上出现的一颗新的明星。普列姆昌德成了全印著名的作家。 1916 年，他发表了第一篇用印地语写的短篇小说《五大神》，为印地语短篇小说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印度无产阶级的兴起，民族解放运动的进一步高涨，使普列姆昌德的思想有了提高，创作也得到了新的发展。 1922 年出版的《博爱新村》是他的又一部长篇巨著。小说接触到农村的阶级矛盾，描写了农民反抗地主的斗争。 1925 年出版的《舞台》，是《戈丹》出版前作者自认为最好的一部长篇小说。作品通过主人公苏尔达斯保卫自己土地的斗争，表现了印度古老的农村经济，在受到新兴资本主义势力侵入后所出现的社会矛盾。
　　三十年代，随着印度人民反帝斗争的发展，印度各民族出现了许多进步作家。为了使印度进步文学工作者团结在一起，有发表作品的阵地，普列姆昌德于 1930 年创办了大型文学月刊《天鹅》和周刊《觉醒》；为了保障这两个刊物的出版，又在贝拿勒斯开办了 “ 智慧之神 ” 出版社。正因为刊物的进步倾向，触怒了英国殖民当局，他曾几度受到报复，《天鹅》也曾一度被迫停刊。这两个刊物的创办，经历了艰难曲折的道路，但它在印度现代民族文学的发展上，曾起过重大的推动作用，成了印度进步文学的一面光辉旗帜，鼓舞印度人民起来为争取祖国的独立而斗争；同时还培养和锻炼了许多年轻的作家。
　　普列姆昌德在编辑这些刊物的同时，仍坚持创作，写了长篇小说《盗用公款》、《工地》和短篇小说集《进军》等重要作品。

      1934 年，普列姆昌德为了解决经济上的困难，使《天鹅》和《觉醒》继续出刊，不得不到孟买的一家电影制片厂去工作。这时他写了《纱厂工人》、《流刑犯》等几个电影剧本。拍成电影后，被阵卖政府禁止上映。以后制片厂和导演竟任意删改情节，插进淫秽的东西，这使普列姆昌德无法忍受，便愤然离去。
　　他从孟买回到贝拿勒斯，这已是他生命的最后两年了。在这两年中，他对印度文学又作了巨大的贡献。他的短篇小说杰作《裹尸布》 ( 可番布 ) 和最优秀的长篇小说《戈丹》，都是在这两年中写成的。
      1936 年 4 月，他和其他进步作家发起成立印度进步作家协会。在勒克瑙举行的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普列姆昌德当选为作家协会主席。并以主席的身分发表了题为《文学的意义》的重要演说，他指出： “ 在优秀的文学作品里，应该具有崇高的思想，具有对自由的热爱和创作的冲动，应该显示出生活的真实面貌， —— 它应该使我们行动和斗争，使我们产生激情，而不是让我们昏昏欲睡，因为现实再要昏睡就是死亡的象征。 ” 大会以后，他以身作则努力贯彻大会宣言精神，使文学进一步为现实斗争服务。他一方面写自传体长篇小说《圣线》，同时又着手筹办一个新的文学刊物，以培养更多的文学战士。可惜，长篇小说尚未脱稿，新的刊物还未诞生，他却于 1936 年 10 月 8 日 逝世了。

　　普列姆昌德的创作，在印度文学史上有着新的意义和鲜明的特点。
　　首先，普列姆昌德的作品，具有高度的生活真实性和强烈的时代感。他的作品没有宗教的神秘色彩，也很少有世外桃源式的描写；他写的是 “ 活生生的现实 ” ，从普通的人民生活中汲取题材，塑造形象。他善于观察社会矛盾的发展、变化的趋势，提出在特定的生活条件下人民群众所关切的社会问题，表达劳动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在二十年代的长篇小说《舞台》里，他就看出资本主义侵入农村的新特点，描绘了农村变化的时代特征。在三十年代中期，普列姆昌德看清了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三次高潮以后的社会变化，在他的作品中，尖锐的提出了为什么农民生活更加悲惨的问题，揭示出英国殖民主义者与封建势力进一步勾结，从而加重了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并以血淋淋的事实，唤醒劳动人民起来斗争。正是因为如此，普列姆昌德的作品才能形象地反映二十世纪初到三十年代印度殖民地社会人民斗争的历史，表达广大人民对民族解放的渴望。
　　普列姆昌德为印度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作出了榜样，奠定了基础。
　　其次，在印度文学中，普列姆昌德的作品使那些受地主、高利贷者、祭司等压迫和剥削的农民，第一次成为正面主人公。在他以前的印地文小说中的主角，大都是王公贵族和才子佳人；而他的大部分作品和最优秀的小说，都以农村生活为题材，塑造了受苦受难的农民形象，为几千年来深受压迫的农村妇女，尤其是寡妇和那些在印度社会中极其卑微的所谓 “ 贱民 ” ，恢复了 “ 人 ” 的尊严。作者以深切的同情，愤激的心情，描绘了他们的苦难历程，揭示了悲惨生活的根源，歌颂了他们善良、勤劳、朴实的品质，也指出了他们的偏见和迷信。同时还表现了他们力图摆脱封建主和殖民者奴役的愿望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在普列姆昌德的作品中，处处可以听到苦难农民反抗压迫、反对不合理的种姓制度的强烈呼声。这在印度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泰戈尔曾经说过： “ 我在等待着一位诗人 —— 他是农民生活中的同伴，他是他们工作、谈话中的亲人，他和土地更加亲近。 ” 而普列姆昌德就是和 “ 土地更加亲近 ” 的印度第一位作家，他成了千千万万印度农民的代言人。
　　再次，普列姆昌德的语言简洁朴素，用的是活生生的民间语言，特别对农民日常口语的使用，使他的作品能更好地表达农民的思想和感情，也更富有地方色彩和浓郁的乡土风味。为此，普列姆昌德对印地语文学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开始的争取广泛使用方言口语的斗争，奠定了胜利的基础，对印地语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二、《戈丹》
     《戈丹》 ( 《献牛》或意译为《牺牲》 ) ，是普列姆昌德最优秀的一部长篇小说，出版于 1936 年。这是三十年代印度社会的一面镜子，也是号召印度劳动人民反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长篇史诗。
　　小说描绘了印度农民极端贫困的生活和不幸遭遇。小说的主要人物是何利，他一生中唯一的梦想，就是积一点钱买一头母牛。因为在印度教社会里，母牛不但可以生产牛奶，而且也是吉祥的象征和膜拜的对象。何利开始向邻村的牧人薄拉赊买了一头母牛，不料牛才到手，却被他弟弟希拉毒死了。警方想借机敲诈，提出要搜查希拉的家，何利遇事宁可自己吃亏，而且还有宗法家门思想，只得说母牛不是希拉毒死的，并向高利贷者借来贿赂巡官，才算了事，于是第一次买牛的美梦成了泡影。在向薄拉赊买母牛的过程中，何利的儿子戈巴尔爱上了薄拉的女儿裘妮娅，她是一个年轻的寡妇。后来何利和妻子，把寡妇收留在家里，村里长老会的 “ 长老们 ” 认为这是伤风败俗，开除了何利的教籍，又被罚款一百卢比二十满粮食。尽管如此，何利没有放弃买牛的梦想，第二次他准备用卖甘蔗的钱来买牛。但高利贷者已与糖厂的资本家勾结在一起。付款时，扣除了何利的钱，结果不仅希望落空，而且还在高利贷的盘剥下，由一个佃户变成了雇工。为了缴清欠租，甚至把第二个女儿变相卖给一个老头作妻子。第三次梦想买牛，好不容易积了二十安那，但他却在地里干活时倒下了。按照印度教的习惯，临死前要行 “ 戈丹 ” 的仪式，要求婆罗门祭司来所谓 “ 净化灵魂 ” 要买一头牛作为谢礼。于是他生前的二十安那也被祭司刮尽无遗。
　　何利是印度贫苦农民的典型。他善良勤劳，一生受到地主和高利贷者的压榨。但他到死还没有认识到自己受苦的原因。他的生活的信条是： “ 住在水里不能跟鳄鱼作对。别人的脚踩在自己身上，只得放聪明点，在那脚底板上抓抓痒。 ” 因此，他常和地主莱易老爷来往，以为这样可以给他带来好处，他不知道正是莱易这些人面兽心的人，才造成了他的苦难。何利之所以没有觉悟，这与他思想还严重的受到封建礼法和宗教迷信的束缚有关。他认为一切都是由上天安排的，所以他安贫知命， “ 走起路来总是低着头，对什么事情也能够容忍 ” 。作者无限同情他的遭遇，但又批判了他的逆来顺受的性格和 “ 住在水里，不能跟鳄鱼作对 ” 的人生哲学。作者描绘了印度普通农民的悲惨命运，目的在于尖锐地提出农民为什么越来越贫困这一社会问题，引起人们深思。
　　小说着重描写地主和高利贷者对农民的剥削，揭示出农民极端贫困的社会原因。作品中的莱易，是三十年代印度最典型的地主形象。他以民族斗争中坐过牢来欺骗群众，对农民显得和蔼可亲，以农民的保护人自居。但他心里十分狠毒，农民不缴租，就不准在久旱的雨后犁地。他采用封建的剥削，要农民服劳役，又不给农民饭吃。他还任意加租退佃，掌握着生杀大权。他还通过与银行家、英国殖民者的勾结，取得政治上的地位，以维护地主阶级的剥削。他是省议会的议员，后来又当上内政部长。由于为英国主子效劳，在英国女王诞辰的那天，获得了 “ 拉加 ” 的称号。随着地主莱易地位的步步上升，农民何利接连遇难受灾。作者还揭露了农村中高利贷者金古里 ? 辛， “ 他是城里一个资本雄厚的高利贷者的代理人 ” ，他用利滚利，象毒蛇一样缠住了农民的手脚。同时作者还进一步揭示出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 “ 今天的世界是由银行家统治的，政府只是他们手里的玩物 ” ，而高利贷者和地主，又是 “ 归这个政府管 ” 的。
　　普列姆昌德就是通过地主莱易等形象，深刻地指出了由于统治印度的帝国主义者与农村封建势力的进一步勾结，造成了农民越来越贫困的状况。
　　小说还深刻地表现了印度劳动人民的不满情绪的增长，预示着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不可避免。何利的妻子丹妮亚是一个具有反抗精神的印度贫苦的妇女的形象。她大胆、泼辣，与何利的性格形成鲜明的对照。她敢于当面斥责政府巡警的敲诈勒索，她不满封建势力的横行，敢于蔑视礼教，收留寡妇，并对长老会无理的判决罚款，提出强烈的抗议，认为所谓长老 “ 是魔鬼，道地的魔鬼，他们要把我们的田地都抢去自己享用。 ” 她对地主的剥削，越来越愤懑，她体验到了 “ 无论怎样千方百计地节省，无论怎样勒紧肚皮，咬紧牙关，把每一个铜板积攒下来，临了还是要欠下租子无法交清 ” 。她甚至对甘地主义用自动投入监牢的反对形式表示不满，她说： “ 坐监牢是不会坐出好政府来的。 ” 她的不满和反抗，都是从切身的感受中认识的，反映了被压迫农民的不满情绪。作者还描写了农村青年利用 “ 泼水节 ” 表演歌舞的机会，无情地讽刺了高利贷者金古里 ? 辛、宗教势力的代表者婆罗门达塔丁，以及地主及其走狗们，反映了被压迫人民愤怒的心声和要求改变现状的迫切愿望。作者号召人民不要再忍受了，要起来向封建残余势力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
     《戈丹》是普列姆昌德三十多年创作的结晶，标志着他的现实主义创作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在《戈丹》以前的作品中，也曾提出过尖锐的社会问题，但在解决社会矛盾上，往往暴露出他的改良主义的幻想。在著名话剧《斗争》中，他把贫苦农民境况的改变，寄希望于地主阶级的道德改善；在《博爱新村》中，既表现农民的反抗，又幻想有一个 “ 善良的 ” 地主建立为农民服务的仁爱道院；在三十年代初写的《工地》里，竟幻想有一个全心全意为穷人服务的豪杰来改良社会。这表明作者深受甘地主义的影响，也反映了印度民族解放斗争本身的弱点。在《戈丹》里，作者抛弃了改良主义的空想，考虑从社会制度这一根本问题上来解决社会矛盾。作者还通过哲学教授梅达和女医生玛尔蒂小姐的议论，提出要来一个天翻地覆的变革。
     《戈丹》在反映社会矛盾上，比作者以前的作品，更为广泛和深刻。小说主要是写农村生活的，但通过地主莱易在城里的活动，以及何利的儿子巴戈尔的进城做工，把农村和城市联系起来，揭示了城市与农村、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不仅扩大了生活的画面，而且还进一步暴露了农村的地主、高利贷者与帝国主义、城市银行家、工厂主的勾结，他们共同压榨劳动人民的罪恶勾当，揭示出印度殖民地制度的本质特征，增强了作品的现实主义的精神。
　　在人物性格刻画上，《戈丹》比以前的作品，更具有现实的典型性。特别对反面形象的塑造更为突出。地主莱易的形象，作者把他写成性格极为复杂的人物。他曾为印度的自由而斗争，还坐过牢，因此这个地主也更具有欺骗性。他在农民面前，装出满脸笑容，喜欢讲一些口是心非的漂亮话，其实他是一个洋人的宠儿，农民的死敌。作者着力揭示他复杂性格的本质，撕开他伪装的画皮。这个形象，真实地概括了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三次高涨之后地主阶级的本质特征。当时印度地主阶级就是依靠投机和欺骗以及进一步勾结帝国主义来维护自己的剥削的。作者直接从现实生活出发进行艺术概括，因此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不仅鲜明生动，而且更富有现实的典型意义。
     《戈丹》是印度现代文学的重要成果，也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世界优秀文学作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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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exiedanbuxuyao

xinkule

好的，多谢！

真的很感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