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训传》和《红楼梦》研究的批判

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批判电影《武训传》的运动拉开序幕，由此开始了建国后没完没了的“文艺战线”上的批判运动。
这篇社论经毛泽东手笔大量修改，表达了毛泽东对历史、对社会主义文艺的基本立场。
其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其二，文艺问题就是政治问题。其三，清除资产阶级残余与改造小资产阶级思想构成文艺界的长期任务。
建国初期，毛泽东多次直接干预文艺，并且把它引向严厉的政治斗争和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这除了毛泽东本人对文艺的特殊偏好外，更重要在于他对建国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艰巨任务的认识，对中国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的理解。
在批判电影武训传之后，紧接着毛泽东又亲自发动了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李希凡、蓝翎显然是在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运用现实主义的理论来阐述《红楼梦》，从而批判了俞平伯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思想方法。李蓝用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斗争观念解释《红楼梦》，这正是建构社会主义文艺思想所急需的观念立场和思想方法。毛泽东在两个青年人的身上敏锐地看到清除资产阶级思想残余，建立社会主义理论思想的迫切性和可能性。当然，更直接的原因在于，毛泽东从李蓝揭示的问题看到胡适的阴影依然在社会主义时代潜移默化。
建国以后，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带有很强的激进主义色彩。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资产阶级”是一项命名，一项纯粹的能指，任何不适应社会主义主义革命当前形势需要的思想，都可以指称为“资产阶级”或“封建主义”。另一方面，建国后的思想文化也面临如何与五．四传统重建历史关系的难题。尽管毛泽东通过对鲁迅思想的阐发，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有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高度评价，但具体到五四的思想文化传统时，除去鲁迅，很难有可以与社会主义时期的思想文化找到沟通的文化资源。

第三章冲突与献祭：现实主义理论源流及其斗争本质

中文系陈晓明

第一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中国起源与扎根
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只是一种创作方法，一个理论口号，一面堂皇的招牌，一面宏大的旗帜；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精神实质，一种魂灵，它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根本历史内涵。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口号来源于30年代的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概念最早是由“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成员，在1929－1931年间从哲学的“唯物辩证法”移用过来来的。能够在现实主义前面冠上“社会主义”，这是早期革命文学理论家们意想不到的突破。
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传播过程中，周扬是一个关键的人物。1933年9月，周扬写了一篇题为《十五年来的苏联文学》的文章。1933年11月，周扬在《现代》杂志第四卷第1期发表《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一文，这是可见的在中国最早正式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说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从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在理论上不断丰富和深入，周扬本人也开始把浪漫主义融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框架。建国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中国文学的理论纲领。但它并没有真正明确的定义，它与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也没有明确的分界，它的意思似乎表明，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就都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倒使中国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既没有被拓展，也没有被质疑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更像是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这是一个外在的、历史化的和政治时间化的定语，因为这样一个绝对的政治时间化的标记，这使它的存在也具有绝对性。

第二节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与文艺批评活动
胡风的主观精神战斗论，是他多年来的文学批评理论化的结晶，事实上，这个理论也并不是纯粹的文学理论，它带有相当强烈的那个时期的革命意识形态，它是胡风个人对文学的体验与对时代的革命要求相融合而产生的思想。同时也是团结在《希望》和《七月》杂志周围的那些文学同仁的共同理念。
胡风始终从作品出发来阐发他的文艺观念，不管他多么激进，多么急切地为革命文艺开创局面，但他始终要面对作品，特别是面对新生的文学事物。他是一个真正有艺术感觉的人，作为一个批评家，具有艺术感觉的人，很难越过这一巨大的障碍，这是艺术具有的那种倔强性，对艺术怀有真诚信念的人，都不得不受到它的约束。
胡风无论如何不能放弃作家个人的自主性，胡风多少年来放的致命的错误，就是他始终想保持文学的最低限度的自由特性，而不能完全彻底从政治革命的需要来对待文学。
胡风与革命文艺方向的冲突是必然的。其悲剧就在于他与革命文艺运动的本质产生抵牾，他始终是以文艺来进行革命，而革命文艺的本质则是以革命来进行文艺。前者还不过是文艺的政治化，而后者则是政治文艺化，本质上是彻底的政治化。胡风始终幻想在学理的层面把这些问题理清，在逻辑上与毛主席开创的革命文艺路线接轨。他显然犯了历史性的错误，胡风从头到尾就没有明白他错误的根本。真正理清胡风与革命文艺运动的冲突的症结，也是从内在深处揭示中国当代革命文艺运动的内在本质，那些个人的命运与历史铁的必然冲突的悲剧性的状况，以及文学的倔强本质与政治权力构成的复杂关系。

第三节左翼阵营对胡风的批判

胡风在三四十年代的左翼文学阵营内部，与周扬就因观点不同而产生诸多理论争论和分歧。胡风的分裂和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他在二方面都怀着巨大的历史渴望，既有一种纯正的革命，又有一种纯正的艺术，而革命文艺就是这二者的统一。然而，历史注定了这二者的本质分离。经历过《讲话》，中国革命文艺的方向已经非常明确，但胡风却还沈浸在由他的《七月》和《希望》编织的文学艺术氛围里，在这里，革命与艺术在胡风的想象中达成了统一。在左翼革命文艺阵线内部，以及在解放区的革命文艺家的领导人那里，对胡风的批评就没有终止过。
但真正有份量的批判直到1948年3月，由邵荃麟执笔的文章《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检讨．批判．和今后的方向》。这篇文章显然是冲着胡风来的，邵荃麟出于党的革命文艺总体思想立场，要要维护由毛泽东的《讲话》已经指明的革命文艺的方向与性质，对胡风的“主观论”进行了深入严厉的批判。
胡风的立场观点，他在国统区主编《七月》的巨大影响，他的主观论严重偏离《讲话》指引的革命文艺方向，这些都使他在解放后的中国文坛命运未卜。1949参加完开国大典之后，胡风写下《时间开始了》，这像是一种表白，又像是一种证明，更像是一种臣服，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1953年之后，开始了对胡风的猛烈批判，革命的写作就是献祭式的写作，只有生命的本色才能涂染它鲜艳的颜色，胡风以他的热烈与狂热最早成为革命文艺旗帜奋勇前进的理想祭品。

第四节对胡风反党集团的批判

1953年，《文艺报》发表林默涵的《胡风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何其芳的《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开始对胡风文艺思想进行全面的清理与批判。1954年3月至7月，胡风写成了震惊中国的“三十万言书”。他认为林何的文章暴露出长期插在读者和作家头上的五把理论刀子，即：共产主义世界观、工农兵生活、思想改造、民族形式、题材等五个方面的理论观点。胡风认为随心所欲操纵着这五把刀子的是“宗派主义”，由此，他提出，文艺从理论到组织要全面改革，他还提出极为具体详细的措施方案。
毛泽东在胡风的《三十万言书》上写下按语，直接将胡风文艺思想确定为“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胡风问题已经被确定为：“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1955年5月25日，通过决议，把胡风集团定性为“反党、反人民、反革命集团”，开除胡风的一切政治职务，所有与胡风有较多联系的人，他们所有的文艺观点和活动都被判定为反革命的言行，并由此开始了全国的肃反运动。胡风案株连2100多人，胡风本人在监狱里关押直到1980年平反，出狱不久胡风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