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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课程教案 (来源:河北师范大学)——网上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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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yaya 发表于 06-4-6 17:44:44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课程讲稿说明

1、本讲义稿教学内容的时间下限是按配套教材和教学习惯,迄于“五四”运动。
2、各章的教学目的、参考书目等项,在教学大纲中已经列出,本讲义稿中不再重复列举。
3、根据教学的实际需要,本讲义稿内容在总体依据教学大纲的原则下,其具体节、目内容上,做有必要的调整,既注意与教材整体上的依凭和配合关系,又注意突出讲义的自身特点。教学中安排有适量的讨论课与自学内容,对此,本讲义中只简列其内容要点。
4、本讲义稿从导言至中日战争和戊戌变法以下的前后两大部分,是由两位教师分别提供(详略上或略有差别),教研室集体进行了统稿讨论。讲义自不同于个人著述,更多地直接参考了学术界的研究成果,特此说明和致谢。

导言:学习中国近代史首先要了解的几个问题

一、关于“中国近代”的概念
严格说来,“近代”这个词,并不是社会发展史上指称某一确定历史时期的科学概念。使用上很不统一。一般而言,就欧美目前来说,是把它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时期作为“近代”的开始。所以世界历史是把最早的资 产阶级革命爆发(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作为“近代”历史开端的标志。
但中国情况不同。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像欧美国家那样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时期。我们把1840年作为中国近代历史的发端,并不是由于这个时候中国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成熟到了要求取代的封建生关系的程度,因而导致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就像英国资产阶级革命那样。而主要是由于外来的侵略。引起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把中国推到一个与过去不同的历史时期,也就是半封建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这个社会虽然后来也产生了资产阶级,也曾有过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的阶段,但是难以说它是一个完全的资 本主义社会。只是从中国历史发展阶段来说,它约略地相当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范畴。
这样说来,就是把半殖民半封建的一个社会历史阶段作为“中国近代”历史。当然,国外有的历史研究者不这样看,他们把中国近代的起点上推到十七世纪中叶清朝建立的时候,一方面强调与西欧历史分期的对应性,另一方面又是意在把中国近代史的主题说成好像是中国国内的民族矛盾。这是不科学的,我们还是着眼中国社会的特点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历史阶段作为中国近代。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从1840年开始,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才告结束。那么是不是应该把整个这一时期都算作“中国近代”史呢?从科学意义上讲,应该是这样。这一观点,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有人提出(例如荣孟源在1956年写的“关于近代史分期问题”一文,就明确表示赞同中国近代史的断限从1840年起到1949年9月止的意见)后来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到现在看来,应该说得到了基本公认。但是从教学习惯上,一般还是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把这段历史划开,前半段作为“中国近代史”。后半段归入“中国现代史”。也就是说,只把旧民主主义阶级归入“中国近代史”,而把新民主义革命阶段归入中国现代史。虽说这两个阶段确有不同的特点(主要是革命领导力量不同),但社会性质并没有变,都应划在中国近代历史时期。这是我们要了解的第一个问题。
二、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特点
和中国古代历史相比较,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特点是什么呢?
第一,它的历史变化非常迅速和剧烈
中国古代历史时间漫长,内容丰富,但从历史发展的宏观方面,也就是生产方式、政治体制和社会意识形态等方面看,应该说是处于长期相对停滞的状态,变化非常缓慢,外国一些学者对此大感惊异不解。例如:大文豪雨果感叹“中国真是保存胎儿的酒精瓶”。而大名鼎鼎的黑格尔曾这么说:“中国历史本身没有什么发展,因此我们不必再与闻该历史的各个细节方面。”当时德国还有学者说:“在我们面前的中国它没有过去,而是一个我们古代就认识它,今天依然一模一样存在的国家。”德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朗克(1795-1886)的说法更典型:“中国人民永远静止的人民”(见《中外文化交流史》页118-119)当然,这种看法存在着很大的历史偏见,但确也反映出,与外国古代历史相比,中国古代历史变化较小。中国近代历史就不一样了。算到新中国成立也不过110来年的时间,而历经新旧民主革命两个历史阶段,可以说是飞跃式的变化。除了社会性质,革命阶段的变化之外,在其他多方面也表现出来,譬如,单说我们要讲的近代80年中,就发生了不下十余起震荡全国甚至有国际影响的战争、事变以及人民反抗的重大斗争。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变化之剧烈,我们学习当中应注意体察。
第二,它的社会变化非常复杂
这种复杂性主要源于它不是一个完整的、单一的社会形态。它的表现可以分这么几点来大致看一下:
(1)表现在生方式上。
中国近代始终处于旧的生产方式衰败而末死亡,新的生产方式产生而末壮大的状态。封建经济,在鸦片战争后呈衰败趋势,但封建经济的基石,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密切结合的自然经济,始终没有完全瓦解,相当一部分穷乡僻壤,甚至直到解放初,这种痕迹仍比较明显,而应该作为社会上新的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生产,却主要又不是来源于明末清初以来曾经孕育于封建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萌芽(这种萌芽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后,几乎都被摧残殆尽),而是由依附于洋务派所办的民用企业的商股和较小规模的商办企业,在帝国主义压迫和封建主义束缚的夹缝中产生和发展的,很有限,在社会生产中始终未能占主导地位。而外国资本则比民族资本要强得多。这样,中国近代的社会经济就有地方经济、小农经济、不同成份的资本主义等经济多种形态。总之在近代中国始终是多种经济并存,并不是一种生产方式出现就代替了旧的生产方式那么单纯。
(2)表现在阶级结构上。
正是基于上述一点,各种经济成份交错并存,相应,也就造成多种阶级力量并存,阶级关系错综复杂的状况。我们知道。在中国封建社会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是最基本的阶级。而中国近代情况就不同了,因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并存,所以主要就存在有四大阶级:地主阶级、农民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另外,还有个别少数民族地区有奴隶主和奴隶、农奴主和农奴的存在,不占主要地位)。而这四个阶级各自内部情况又比较复杂且处于剧烈的分化变动之中。例如官僚、买办、商人等形成的资产阶级,许多人前身就是地主,甚至一身兼地主、资本家二任。农民和工人阶级又有着天然的联系,就是破产农民中的一部分人流入城市,充当了无产阶级的后备军,成为工业无产者。就单说资产阶级吧,阶层十分复杂,可分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大部分,而民族资产阶级之中,又明显地表现出上层和中下层的阶层的分野。总之,中国近代的阶级状况是很复杂的。
(3)表现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错综交织。
中国封建社会,社会主要矛盾比较单纯,就是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而到了中国近代,不但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依然作为社会主要矛盾存在,而且又加上了资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这对主要矛盾,中国人民肩负了反帝、反封建的双重任务,而中国封建统治者与外国侵略者之间的关系又是微妙的,即有矛盾冲突的一面,又有勾结联合的一面,具体情况又因时因事而异,所以,近代中国的反侵略反封建斗争的格局就十分复杂。
(4)还表现在中国是列强共同控制、侵略的半殖民地这样一种特别状况。
近代中国既不象独立的国家那样,也不象被某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控制的完全殖民地那样,它是被列国诸国共同宰割的半殖民地。列强各国的社会特点、地理环境、国力强弱。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地位等条件不同,因而侵略中国的手法、特点也不完全一样,但它们又都力图控制和影响中国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各自挟持一派或几派政治势力。在侵略当中既相勾结又相争夺,都想尽多地攫取侵略权益,但又不能独吞中国这块肥肉,不能不保持一定均势将中国置于半殖民地状态。这也增加了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复杂性。
(三)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和基本线索问题。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是胡绳同志于1954年在该年度《历史研究》第1期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首先系统地提出的,该文题目就叫《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在此以前,中国近代史著作一般没有作明确的历史分期,多是“纪事本末体”,就是:以重大事件为主干,分若干章分别交待各事件的来龙去脉,评述其成败利钝和历史意义等(像范老的《中国近代史》上册基本就是这样)。这种体裁、体例的优点是能使读者对某一特定史事的全过程有较完整的了解,但由于一般是以政治事件的始未为主题,从而易于忽略与此事件相联系的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的内容,且不易显示整个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线索和规律。自胡绳同志发表《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引起了一次卓有成效的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大讨论,结果 ,胡绳同志在其文中提出的“三次革命高潮说”为学术界所公认,几成定论。所谓“三个高潮说”,是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来做划分时期的标志,据此,从中国近代历史划出三次革命高潮时期:第一次是1851-1864年的太平天国时期;第二次是甲午战后的几年,也就是戊戌变法运动和义和团运动时期;第三次是由1905年同盟会的成立到辛亥革命时期;三次革命高潮构成了中国近代历史演进的基本线索。据此分别以每一次高潮为一个中心,将整个中国近代史划分为从时间上能够衔接起来的三个段落:一是1840-1864年;二是1864-1901年;三是1901-1919年,多年间不管是教科书还是中国近代通史著作,一般都是这个模式。
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思想解放运动的发展,从80年代初开始,中国近代史学界就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问题展开了第二次大讨论。这次讨论是以李时岳同志在《历史研究》1980年第一期上发表的一篇题为《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的文章为起点的。这篇文章是主张按照如其标题所示来认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的,旨在把资产阶级运动的发生、发展认定为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有人将这种观点概括为“三个阶梯说”。不过,文章中也把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历史基本线索中的最初一阶。李时岳同志对将他的观点概括为“三个阶梯说”也表示不同意(主要是不同意数码“三”,至于“阶梯”之喻,他表示很欣赏),故我们不妨称之为“四个阶梯说”。“三个阶梯”也罢,“四个阶梯”也罢,反正是突出资产阶级运动这条线索,这一点很明显,这和“三次高潮说”大不相同,是对“三次高潮说”的挑战。具体历史事件上,两者的分歧和差异主要在于:在“三次高潮说”中,没有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而突出了义和团运动的历史地位(是第二次革命高潮的主要标志);在“四个阶梯说”中,有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而排去了义和团运动。
李时岳同志的这种观点,得到了一些人的同意或基本同意。也有相当多的人仍基本坚持传统的观点。而反对李时岳一派意见,坚持三个高潮说的代表人物,就是胡绳同志。他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出版,是在李时岳同志那篇文章之后一年多,所以,有机会在前言中明确表示了对李时岳观点的反对,而其这部书也正是体现他“三个高潮说”观点的力作。
除以胡绳和李时岳为代表的这两种比较对立的观点之外,也有一些 “中间型”的意见,这里就不说了,需要提请大家注意的是,我们的教材的编写者当中,就有李时岳同志和比较赞同李时岳观点的一些同志(如胡滨教授)。他们的学术观点,也在一定程度体现于我们手头这本教材中(如对洋务运动评价较高)。我们手头的这本教材是第四次修订本,这第四次修订是1994年完成的。而其初版本是1977年出书,那个本子还是按三次高潮说的观点写的。第二次修订本较初版有某些改动,到1982年完成的第三次修订本有了更大的改动,使用的时间也较长。现在我们手头本子丰富了思想文化的内容;丰富了清朝统治状况方面的内容;对某些章节作了调整,对某些内容作为修改。这也等于把我们手头的教材顺便作了点介绍。

[ 本帖最后由 leonhl 于 2006-10-27 12:36 PM 编辑 ]
沙发
 楼主| aiyaya 发表于 06-4-6 17:44:54 | 只看该作者
综合性参考书简介
(一)几种中国近代史著作
1、范文瀾:《中国近代史》(上册)
这本书初版于1947年,后经修订,共出至9版。这是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作指导较早写出的中国近代史著作之一。他的这本《中国近代史》,成为多年以来学习中国代历史的必读书。许多基本观点为大家所吸取。这部书的特色是:观点鲜明,文字准确而生动,譬如,对人物常有画龙点睛的描绘性评价,像说“林则徐是满清时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用一句话概括出了林则徐的时代脉博和历史作用。对复杂的历史事件,也多有扼要的概括。例如对太平天国领袖们对天京事变乃至太平天国卒败应负的责任,作为这样的评价:“太平军一坏于杨秀清的专横跋扈,再坏于韦昌辉的疯狂屠杀,最后坏于洪秀全的任用私人,尤其是最后一坏,历时既久,使得太平军最后削弱以至于溃灭。”对这个问题尽管众说纷纷,范老的这几句话却是许多长篇大论所不能代替的。当然,由于当时的环境条件的限制,也由于属初创性的尝试,从内容到形式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缺陷,但奠基之功不可没。最令人遗憾的是这是一本“半截儿”中国近代史,只写到义和团时期。范老在世的最后几年里,已拟出提纲接写下册,但在十年浩劫时期逝世了。
2、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是胡绳 同志在1947年写的一部关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的专著,后几经修订继出数版。按“通史”内容严格要求此书似乎面窄,但在过去多年间,许多通史著作都是以政治史为突出方面的。所以本书也可视为近乎“近代通史”的著作。这本书对帝国主义对中国政治的干预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危害和影响进行了精辟的剖析。这是一本很有特色的书,从标题到文字给人以新颖之感。内容上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对问题的认识比较深刻,多有创见。从体裁体例特点上看,是以“论”为主,从论出发,依次举事例为证,引用史料虽比较典型,但是片断的。适合在具备了近代历史的基本知识的基础上阅读,或是和其他有关历史著作配合阅读,不然的话,可能就会雾里看花,不甚了然。
3、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是胡绳历经多年的准备和写作于1981年出版一部近代史。当然,如果把中国“近代”的断限规定为1840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样是科学的,已得到越来越多的人承认,胡绳同志本人这样认为),这部本的内容还只是近代的前半期的,即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没有通头儿,故书名没有采用《中国近代史》(当然按作者解释还有避免雷同的意图)。但按照习惯,特别是教学上的惯常划分法,本书就是近代通史了(下面涉及的其他书亦多为此时间断限)。这部书比他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内容面拓宽了,除了政治方面之外,还更多地方涉及了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说它“通史”更名副其实了。别要强调说明的是,本书是中国近代历史著作中“三次革命高潮说”观点的代表作。
4、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刘大年主编):《中国近代史稿》。分册陆续出版,第一册(内容为1840-1864阶段,为全书的第一编)于1978年出版;第二、三册(内容为1864-1901阶段,为全书第二编)于1984年出版;第三编自为1901-1911阶段的内容。从分期上可看出明显地是采用了三个高潮说。这套书是在郭沫若同志主编的《中国史稿》第四册(中国近代史的一册)的基础上扩编而成的。原书出版于1962年,约17万字,只是纲要,有骨架而无血肉。扩编后的《史稿》,内容详细得多了。
5、苑书义主编:《中国近代史新编》分上、中、下三册。分别于1981、1986、1988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上册的太平天国部分20万字由主编者亲自撰写,比较系统全面地体现了撰者多年间对太平天国史研究的成果。这套《中国近代史新编》共150万字。是到目前为止业已出齐的全套中国近代史著作中篇幅最浩繁、内容最详尽者之一。并且学术性也比较强。
6、徐泰来主编:《中国近代史记》(上、中、下三册)。体例上“亦新亦旧”,说其“旧”,因其仿旧纪传体史书,分“表”“志”“传”等;说其“新”,是因为这种体例现在的历史著作一般不同,内容特点是突出资产阶级运动的线索。
7、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1992年7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多次印刷。作者是华东师大教授、著名中国近代史专家,1988年12月逝世,此著由其在沪部分子弟整理成书。该书是从社会史的主角度来审视中国近代史的,内容颇见特色,思辩深邃,为学界评价颇高。下限至1949年。
8、白寿彝为总主编的《中国通史》中的第十一、十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内容为从1840至1919年时段者。该书体例上有期特点,分序说、综述、典志、传记等编,对文献资料和研究概况、历史沿变综合情况、诸多重要专门方面的情况、重要人物,分类撰述。
9、(美)费正清主编,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编译室译《剑桥中国晚清史》上、下卷,本书原为《剑桥中国史》的第十和第十一卷,起自清代的道光时代,止于辛亥革命。因为这部书是由外国学者撰写的,他们的基本历史观点是非马克思主义、非历史唯物主义的,对此,我们务必注意。不过,我们学习和研究中国近代史,也应该对国外的研究情况有所了解,借助《剑桥中国晚清史》这样的中译本,我们就可以在这方面窥其一斑。并且,这类书中也不是无可取之处,譬如,有些材料是国内不常见的。对某些问题上的看法,对我们还能有一定启发。
专史类简说:
中国近代专史又可以从纵横两个方面着眼分为两大类。前者是指专门写近代史中某一个历史阶段的著作。如专写太平天国革命时期、辛亥革命时期的,不但写该期的中心事件(如太平天国、辛亥革命)本身,而且写该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果仅写某一历史事件,如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等,那就不能算断代史,而只能归于我们下面说的专史类了。这类专史,或者是如上所说专写某一事件的,或者是专门社会生活、历史活动的某一个方面的,如中国近代经济史,军事史,思想史……还可以分化得更专、更细,譬如经济史方面的棉纺织工业史、农村手工业史……;人物传记也可归为专门的一项,专写某个人物嘛。既然是“专史”,就有它的专门性适应,我们这里就不能具体列举书目了(在讲课当中,再有针对性地随时选择介绍)。
(二)(论文集类)
论文是科研成果的重要形式,一般说来,与著作形式的科研成果比,它具有短小精悍、专深、时效快的特点。中国近代史方面的论文是很多的,是我们学习过程中需要参考的一个重要方面的内容。但是论文的分散性,使我们在现有的条件下检索、查找起来比较困难,论文集则可为我们在这方面提供方便。论文集除了某个人或某个科研单位的成果总汇类型的可能涉及内容比较泛杂外,一般都是专题性的,或是把一个时期以来某个专题内容的论文汇编成书,或是将某次专题学术讨论会上的论文集中出版,并且,一般都是要经过选择的,入选质量较高的有代表性的文章。中国近代史上诸大事件大多有专题论文集(如关于鸦片战争的、太平天国革命的、洋务运动的、中法战争的、中日甲午战争的,戊戌变法的、义和团运动的、辛亥革命的……),有的还是好几种,这个我们在学各章时可再有针对性地介绍。至于比较重要的单篇论文,拟在讲课过程中对学术问题作必要的介绍时随时涉及。
(三)(史料类)
我们作为大学本科生学习中国近代史,光参考一些现成的论文还不够,还有必要接触和研读一些当时的或较近于当时的文献资料。中国近代史方面的史料可谓汗牛充栋。多年间,在有关史料的整理方面已经有了相当成效,其中很可观的一项,就是出版了一套系统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其中
《鸦片战争》6册
《第二次鸦片战争》6册
《太平天国》8册
《捻军》6册
《回民起义》4册
《洋务运动》7册
《中法战争》7册(正在陆续出版续编)
《中日战争》7册(近年又出齐续11册)
《戊戌变法》4册
《义和团》4册
《辛亥革命》8册
《北洋军阀》5册
共12种原编即达三千多万字,加上续编就更多了。但这仅是中国近代史料的很小一部分的选编。不过既使仅这套资料,我们也不可能在较短的时间里随课读下来,但最好每一种都认认模样,选看一两篇东西,这总有个印象,跟不看大不一样。这套书不论是图书馆还是资料室都有,算比较普及的。

龚书铎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上、下册
这是专配合高校教学而编写的史料选集,60年代初版。1980年出修订后的2版。该书上下两册共70余万字。选了从鸦片战争到北洋军阀各历史阶段的有关史料的一些篇目,选得比较好,我们学习中以此为主就可以了。
史料,对于我们学习和研究历史来说很重要。这是基础性的东西。因为历史应该是实事求是的,要了解它的真实的情况和面目,就须根据可靠的史料。如果在它的真伪虚实、本来面目上就有问题,那么一切都无从谈起了。这里只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如下面我们很快就要讲到的鸦片战争一章内容中的“穿鼻草约”问题,过去沿袭多年的错误说法是琦善(中国官员)在英国逼迫下同意了穿鼻草约。后来有学者根椐可靠的史料证明,“穿鼻草约”是英军单方面制定并提出的条文,琦善始终没有同意,没有在草约上签字或加盖关防(印),故这一草约当时既然未签订,事后也未经中英两国政府批准(如1983.2.2《光明日报》胡思庸、郑永福:《穿鼻草约考略》)。那么过去建立在所谓双方议定了草约这个不存在的事实基础上的一切立论,那就是虚妄的了(我们教材上已改正了这个错误,叙述是对的)。所以,我们要重视史料,重视了解史料考订方面的重要信息,并且学习和培养一点鉴别。考订史料的初步技能。
当然,史料不等于历史,史料学不等于历史科学。历史科学是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审视历史,探讨和认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在学习和研究历史科学当中所遇到和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通常所说的“史论结合”。对这个所谓“史论结合”众说纷纭,解释很不一致,但一般而言,如果说我们把其中“史”作为“史料”、“历史素材”的话,那么“论”,就应该是指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所谓“史论结合”,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做指导,去分析和认识历史素材,使其升华到“历史科学”的范畴(当然,也有把“史论结合”赋于观点与材料的统一这种比较狭义的解释的,我们这里不是说的这种意思)。所以,理论的学习那也是很重要的。理论的学习和修养是一项大工程,我们且不忽视,需要有的放矢地选读经典著作
板凳
 楼主| aiyaya 发表于 06-4-6 17:45:05 | 只看该作者
第一章 鸦片战争
第一节 战前的世界与中国

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划时代的重大事变。中国近代历史就是以此为开端的。要了解中国近代史,所碰到的第一大事件自然就是鸦片战争。鸦片战争为什么爆发?中外史学界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不一致的,有的西方学者认为这场战争爆发是由于“商务上的误会”,有的认为是导源于“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有的说这是一个纯偶然性的事件,果真如此吗?我们说不是。鸦片战争的爆发绝非偶然,我们可以在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发展、演变的“坐标”中找到它的必然点。所以,要了解鸦片战争,首先需要考察一下它的历史背景,也就是战前世界和中国的社会历史概况。这样就不至于局限于就事论事的偏弊之中,而可从宏观历史的高度,从广阔的视野下认识这一事变发生的历史必然性,明辨是非。
一、鸦片战争前的世界
1、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殖民扩张空前加剧
我们知道,世界历史进入近代的标志是17世纪40年代开始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由此到在中国爆发鸦片战争,整整经历了200年的时间。这期间,世界资本主义有了相当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列强阵营。我们先分别看一下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概况:
英国。英国是世界资本主义的发祥地。继17世纪40年代最早爆发资产阶级革命之后,18世纪又率先实现“工业革命”(从手工工场到大机器工厂的飞跃),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工业园。到鸦片战争前后这个时间,英国每年的煤产量达到3000多万吨(中国的煤产量1949年是3200万吨);生铁产量达到140万吨(中国的生铁产量1949年是25万吨,1952年是145万吨);机械纺纱业所用的棉花量达到5亿二千多万磅,约合24万吨(而中国1949年的棉花总产为44万吨);筑成铁路数千公里。当时英国已有2/3的劳动人口从事工业生产,有许多巨大的工业城市,首都伦敦的人口发展到二百几十万。从对外作战所必需的海军力量看,到1836年时,英国已拥有大小船舰500余艘。
法国。法国当时是仅次于英国的第二号资本主义强国。我们知道,18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是在资产阶级时代最大、最彻底的一次革命,它一扫法国先前的封建秩序,建立起资产阶级政权,工业生产也得以比较迅速地发展。不过,鸦片战争前夕,从工业的一些主要指标看,还远远落后于英国(具体数字略)。
美国。美国是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它在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前夕,即1775-1783年取得反对英国殖民主义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从它建国到进入十九世纪中叶的时候(鸦片战争爆发之时),仅短短的五、六十年的时间,虽说从有关一些主要指标的绝对数字看,美国不抵英国,甚至不抵法国,但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速度是迅猛可观的。特别是在19世纪初叶,美国利用欧洲混战(如拿破仑帝国与反法同盟诸国间)的机会,迅速发展商业,获取巨额利润。在1805年,美国商人曾经掌握国际贸易的三分之一,由此可见美国善于把握时机进行竞争之一斑。总之,美国虽说后起,但显示出咄咄逼人之势。
英、法、美当时在资本主义阵营中可以说是上数的三强。除此之外,应该注意到的还有德国和俄国。
德国从19世纪30年代起资本主义工业也有较快地发展,但直到50年代德国还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德意志联邦中包括普鲁士等三十多个独立国,各自为政,这样又使资本主义发展受到严重阻碍(普鲁士统一为德意志帝国是六、七十年代的事)。
沙皇俄国是一个长期在封建农奴制统治下的国家,迟至19世纪30年代,才开始工业革命,即使此后仍然受着封建农奴制的严重阻碍,直到19世纪前半期封建经济仍占统治地位。沙俄虽然在经济上比较落后,但当时是国际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有“世界宪兵”之称。它不但疯狂破坏欧洲的革命运动,而且是最早侵略中国的国家之一,早在17世纪中叶的时候,它就把侵略活动推进到中国的黑龙江流域(著名的雅克萨战役、尼布楚条约即当时中国反抗沙俄侵略的事件或产物)。此后它一直觊觎对中国进行侵略。
总的看来,鸦片战争前夕,世界资本主义有了较大发展。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方面大大提高了生产力;另一方面也大大加剧了殖民掠夺。马克思指出:“掠夺是一切资产阶级的生存原则”。资本主义越发展,国内的原料、市场等就越不能满足需要,就要不断扩大掠夺原料,倾销产品,正像《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那样,它们要用商品的重炮,轰倒一切古老的万里长城。因为英国最早成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所以,当时它成为所谓“世界主人”。正如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序言》中所说的,当时英国是农业世界的伟大工业中心即工业的太阳,围绕它经常旋转着数量日益增加的生产谷物和棉花的行呈,英国作为霸主疯狂地掠夺和占领殖民地。到19世纪前期,它就已拥有200多万平方公里的殖民地领土,人口达一亿,掌握着世界霸权。所以列宁指出:“英国的特点是从十九世纪中叶起至少就具备了帝国主义的两大特征:(一)拥有极广大的殖民地;(二)拥有垄断利润(因为它在世界市场上占垄断地位)。”当然,其他列强国家也不甘落后,竞相进行殖民掠夺。关于世界殖民地的具体格局我们这里不能够全面,系统地讲,只着重看一下亚洲中国邻国当时的情况(引出下面内容)。
2、中国邻国多被殖民主义者染指,缓冲地带越来越少
我们知道,当时欧洲是资本义的大本营,北美也开始成为资主义的崛起地,非洲是被殖民掠夺的重灾区(特别是万恶的“黑奴贸易”已延续3个世纪),但离中国较远,跟中国关系密切的是亚洲各国,特别是邻国。亚洲除去后来日本资本主义崛起,跻身列强之列,其他诸多国家都为殖民侵略的对象。中国是亚洲最大的国家,当然是殖民主义者觊觎的一块偌大的肥肉。但是正因为其大,啃起来不是那么容易,再则,地理环境条件,如离欧美比较遥远,有一些邻国的间隔屏蔽,也在一定时间里、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染指(当然不是一点儿没有染指,后面要讲到)。但是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殖民掠夺竞争的加剧,空间距离已经不足以造成西方列强不可超越的障碍,而中国的一些邻国,相继被殖民主义者染指,缓冲地带越来越少
中国的西南邻邦印度,早在16世纪时欧洲殖民主义势力就已侵入,不过相当长一段时间还没有成为某一个国家的稳固的殖民地。到了18世纪中叶,英国击败了竞争对手法国,取得控制印度的绝对优势,到19世纪中叶就正式把全印度纳于自己的殖民政权之下,成为其在远东扩张侵略的重要基地,中国在漫长的地段上与印度边界相连,这就造成了英国侵华的极有利条件。孟加拉是印度的重要鸦片产地,这里的生产的鸦片正是英国用作打开中国大门的特殊商品,这与鸦片战争的爆发有直接联系。
除了印度之外,英国还控制了印度两翼的缅甸和尼泊尔、锡金、不丹。
中国的南邻越南,则成为法国的染指区。法国侵略越南也由来已久,早在17世纪中叶,就有法国的兵船闯入,到了19世纪初年,法国乘越南内部变乱之机,进一步加强侵略,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越南。以越南作为向北侵略中国的跳板,这是法国侵略者的最终目的(历史上形成了中国与越南的“宗藩关系”---解释:这是一种封建的邦变关系,决不同于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之下中国只是对所谓“藩属”要求一种“名分”上的纳贡,而物质上的回报往往要比贡品还多。一般不干涉其内政,不拥有对这个国家的实际控制权)。
地板
 楼主| aiyaya 发表于 06-4-6 17:45:12 | 只看该作者
中国的东北邻邦朝鲜,中国与它也有着类似中越那样的“宗藩关系”。到鸦片战争前夕,朝鲜处于英、法等国竞相骚扰侵略的形势之下,当然地理上占据优势的日本和俄国也不断同时插手。它们的企图不仅仅是侵略朝鲜,更重要的是构筑起侵华的桥头堡。
从上述情况我们可以作出这样一个小结:到19世纪中叶,由于工业革命的广泛开展,世界资本主义处在更大规模的上升时期,欧美强国为了扩大商品商场,争夺原料产地,殖民侵略活动日益加紧。英国凭借其实力充当着侵略国的急先锋。而当时中国的一些邻近地区、邻近国家,已经或者正在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它们与中国之间的缓冲地带越来越少,地大物博久为殖民主义者所垂涎的中国面临着被打开门户的严峻形势。
二、战前的中国
鸦片战争前夕的中国,虽说已到了封建末世,新的社会因素渐多地进行了量的积累,在一度程度上呈现一种新旧交互渗透的过渡性状况。但是总的看来,社会的旧格局、旧面貌基本保持着,我们不妨从以下几方面来看。
1、资本主义萌芽有所增长,但封建制度没有改变。按照常规情况,资本主义的胚胎,是可以在封建社会的母体中孕育的。毛泽东同志曾指出:“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缓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尽管中国何时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学术界长期以来存在着争议,这里我们且不去深究,不过到鸦片战争前夕这个时候,在中国封建社会内部自然滋生的资本主义萌芽已有了较醒目的增长,这是没有问题的(具体情况略)。如果时间允许,也许能像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但是,世界形势已不允许中国在封闭状态中让其资本主义萌芽自行慢悠悠地生长了,即将由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打断中国社会的自我进程。而到这个时候,从中国自身的资本主义萌芽看,还远不足以使封建社会机制发生质的改变,还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君主专制度构成封建国家的主要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从制度上说比西方资本主义整整落后了一个时代,这是决定双方国势强弱、社会条件优劣对比格局的根本点。
2、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依然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并且这种矛盾较前更严重激化,封建统治面临危机。
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清王朝已经走上衰败的道路,政治黑暗,国防薄弱,财政拮据,国势日衰,到了19世纪以后,嘉庆、道光王朝更呈江河日下之势。这主要表现在:
①土地高度集中,贫富分化悬殊
我们知道,满洲贵族入关以后就对耕地进行大规模的暴力圈夺,以后,也不断地变着法地霸占土地,到了乾、嘉、道这几朝的时候,土地集中的情况是惊人的。例如,根据嘉庆年间的资料统计,仅皇庄数就达一千多处,占地面积35000多顷。皇帝显然是最大的地主。皇帝以下的大贵族、大官僚,当然他们也千方百计大量地倚势霸田,聚敛财物。例如,乾隆年间的权臣和珅,占有土地80多万亩,此外当铺、银号、古玩店、洋货店遍布各地。后来他获罪财产被抄,计数109号,其中估价的26号即值二亿二千多万两,大致相当于当时五年的国库收入,其全部财产约值8亿两,合当时十七八年的国库收入。所以时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之语(和珅,满洲正红旗人,乾隆帝死,嘉庆帝恨其专横,责令自杀,抄没家产)。道光年间的大学士、直隶总督琦善(这是鸦片战争当中要涉及的一个有名人物),占有土地256万余亩。与皇帝、贵族、官僚们形成鲜明对比的下层劳动人民的贫困、窘迫之况就不必细说,可想而知了。
②政权腐朽,军旅颓废
封建统治者的贪婪、残暴、寄生性、腐朽性与日俱增。乾嘉以来,清政府从中央到地方的高级官僚当中,多次揭露出惊人的贪污案件,这不过是因统治集团内部矛盾而揭发出来的一小部分丑闻而已(如和珅案)。当时有人将清朝皇帝查办贪污案讽刺为“宰肥鸭”。贪污在清统治集团中成为不可遏制的一种流行病。结党营私,在当时统治集团中也形成恶劣的风气,如道光时奸相穆彰阿当国,号称“门生故吏遍于中外”,其私党朝内不消说,外放总督、巡抚,道员、知府等也很多,知府大多竟目不识丁,以刮地皮为能事。当时人们指斥清朝的官府、政局是“鹰鹯遍野,豺狼噬人”(据《新编》上第5页)。
至于当时清朝军队,人数上很可观,仅八旗、绿营正规军,就有八九十万人,每年消耗饷银二千万两以上(占当时清朝年财政收入的将近一半)。但是都到了腐朽不堪的程度,军官吞饷肥私,花天酒地,甚至夜间不到营房,外宿娼妓。上行下效,士兵们也是终日游闲,聚赌玩乐。军备怎能不废弛?这样的军队平时骚扰,祸害人民为患不小,一旦有外患又何能应付?鸦片战争前夕,一个名叫郭实腊的外国传教士,在上海一带详细刺探驻扎这里的中国军队的情况,包括武器装备、人员素质等各方面,得结论是:在西方军队的进攻面前这里中国军队的抵抗不会超过半小时。
③阶级矛盾激化,人民反抗不断
如1796年爆发的白莲教大起义,涉及好几个省,绵延十来年。1713年的天理会起义,波及豫、鲁、冀 等省,甚至皇宫遭到攻袭。天理教首领林清率领一支两百多人的队伍,竟一举攻入了紫禁城(由宫内太监协助),当时嘉庆帝不在北京,皇次子旻宁慌忙拿起鸟枪指挥抵抗,清军闻讯赶来,才把起义镇压下去。至今隆宗门匾额还留着一支箭头。
在揭露社会时弊方面,一个叫龚自珍的人表现得很典型。龚自珍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在当时严酷的封建文化专制之下,刑狱刀锯的威迫,再加功名利禄的引诱,许多士人除了读四书五经、做八股之外,什么知识也不求;为了追求升官发财,什么廉耻也不顾。当时思想界处于一种相当麻木、压抑和沉闷的氛围中,但是龚自珍颇有“众人独醉我独醒”的势头。他长歌当哭,不遗余力地揭露和抨击时弊(当然,龚自珍的思想内容很丰富,这里不能系统地讲,只就其这一最突出的方面略言之)关于他的概况介绍教材第4页上有,这里不重复。他对时弊的揭露和批判教材上也作了概述。其中引用到他著名的两首诗也不太难懂……
龚自珍对当时的封建衰世可谓揭露得淋漓尽致,他说当时是一个人心混混,朝廷无才相,兵营无才将,学校无才士、田野无才农,居宅无才工,工场无才匠、街市无才商,甚至连“才偷”和“才盗”都没有的衰落时代。他早晚号哭以求天下大治,并且提出“改革”“更法”的一些具体主张。他脍炙人口名句是“一祖之法无不弊,千夫之议无不靡”,但他所设计的改革内容局限性却很大,有的内容甚至很落后。总的看来,他揭露和批判弊政的勇气和激情很足,但改革的设计不够,他思想的闪光点在于前者。尽管如此,他还当之无愧地算得上一个地主阶级改革派人物,而且是一个先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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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aiyaya 发表于 06-4-6 17:45:19 | 只看该作者
3、清封建王朝,已与西方殖民主义者发生关系,但尚保持着独立自主的地位。
鸦片战争以前,尽管清王朝保持比资本主义落后了一个时代的封建制度,尽管它已经相当地没落腐败,但是,它却是一个拥有主权的独立国家,还没有被外国控制,这和鸦片战争以后有根本不同。
当然,这不并等于说它与西方殖民主义者毫无关系。西方殖民主义势力,早在16世纪(时尚为明朝)就闯来中国活动。先是葡萄牙人,后来又有西班牙人和荷兰人。到了18世纪末年,英国就开始把手伸向中国。这时发生了马戛尔尼使团来华事件。1793年,以马戛尔尼为首的英国官方使团来到北京,名义上是“补贺”乾隆帝80寿辰。事情很滑稽,乾隆帝80寿辰本来是在1790年,事过三年英国又前来“补贺”,醉翁之意不在酒。使 团到华后提出了开放宁波、舟山、天津等地为商埠,割让舟山附近的岛屿和广州附近的地方,减低税率等一系列侵略要求,乾隆帝颁布敕谕,逐条驳斥,使英国方面的企图落空。不过英使团此行窥测了中国的虚实,为它后来进一步采取行动作了准备。乾隆帝虽说杜绝了英国的无理要求,但对其侵略本性却无认识,甚至自欺欺人地把此事当作藩属天朝“朝贡”的事件加以张扬吹嘘,说什么“英国涉历重洋,远道祝嘏,具见凡有血气,莫不尊亲”(据《新编》上,页29)。马戛尔尼使团以后英国对华的多次侵扰事件,见教材第6页。
我们已经知道,鸦片战前,清朝就遭到西方殖民者的某些侵扰,就被迫同西方人发生关系,在这种形势下,清王朝采取的是什么样的对外关系政策呢?那就是“闭关”政策。下面我们就着重讲一下这个问题。
1、“闭关”政策的起源和演变
我们知道,中国在长时期的封建社会里,有些王朝并不是闭关锁国,而是开放的。只是到了明、清某些时候,才实行了“闭关”政策,“闭关”政策。应该说肇端于明朝的“海禁”。明朝初年,朱元璋就立下了“不许寸板下海”的祖训,后来“海禁”一度松弛(郑和下西洋就发生在明朝)。再后,为了防御倭寇的侵扰,又曾厉行“海禁”。清朝开国之初,并没有实行闭关政策,还发布过鼓励海上贸易的上谕。从顺治十三年,(1656年)开始,皇帝连续发布两道命令:一是“禁海令”,规定“片帆不得下海”,“片帆不得出洋”;另一道是“迁海令”,规定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等省沿海军民,一律内迁五十里。当时实行这些措施,目的主要是对付以郑成功为首的反清势力(郑成功反对其父郑芝龙降清在广东南澳起兵从事抗清活动,1661年从厦门出发至台湾,从荷兰人手里收复台湾),有言:“海上穷寇,内援既断,来无所掠,如婴儿断乳,立即饿毕矣!”这种彻底的闭关政策,清政府实行了将近三十年,平定了台湾等地反清势力后,清政府于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决定部分地开放海禁,实行对外贸易,起初是开四关贸易(广东之澳门,福建之漳州,浙江之宁波,江苏之云台山),到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只留广州一关而封闭其他三关。与之密切联系的就是“公行制度”。
何谓 “公行制度”?这是在闭关政策之下清政府对外贸易的一种管制办法。粤海关虽有清廷和地方大员控制管理,但政府及海关不直接与外商发生关系,一切事务都 要通过“洋行”居间经办。后来各洋行之间为了避免过分竞争,就组成了一种行会性质的“公行”,“公行”里的洋行通称“十三行”。大家要注意,“十三行”只是一种习惯性叫法,并非洋行的固定数目,或多或少,恰好十三家者只有1813、1837两年。公行听承担的主要任务的:承销外商的进口货物,并为之购出口货物;划定出口货物的价格;经手交纳进出口货物的海关税;照管外商的生活,并监督其行动;居间传达清政府对外商的指令及外商向清官方的提出的意见、禀贴,具体经办清政府的对外商的一切联系事宜。可见,公行既是中外商人联系的中介,又是清政府与外商联系的中介。它既具有商业的职能,又具有政治、外交的职能。
除了这种“公行制度”,另外还辅以若干限制外商的规定,如:外商到广州,须住在为之特别建造的夷馆,不得任意外出闲逛,也不许中国民人接触夷馆;禁止外商在广州过冬(1831年宣布撤消);不准外国妇女来广州夷馆居住等等。
由上述可知,闭关政策是明、清某些时候实行过的一种政策,它既有前后联系、一脉相承的一面,又有在不同的时候,实施的背景、目的、具体内容、办法各不相同的一面,所以应作具体分析、我们这里要着重了解的也可以说特指的,是乾隆以后的闭关政策,也就是限广州一口通商时期的这种政策。以下我们对闭关政策的分析、评论即限于此。
2、如何看待和评价清朝的闭关政策
我们试从清政府实行这一政策的主观动机和客观社会效果方面统一看来。
清政府为什么要实行这种政策?有的论者忽视主观因素,或认为这由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所决定,或认为这是受历史传统的制约,专制的封建统治者一贯自高自大,盲目虚骄。这类因素是应该注意到,但是也不能强调过头。试想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自然经济没有改变,专制体制没有改变,但事实上并非在这种社会形态下所有王朝所有的皇帝都一概实施这种政策。我们应该正视决策者具有的选择性。就清朝而言,如果说乾隆朝以前的闭关政策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是为防范国内反清势力,那么以后,随着郑氏反清势力的消失,所实行的闭关政策,就主要是为了防范越来越多的外商和海盗的侵扰,企图以这一政策造成限制西方人涌入中国的屏蔽,以保障自己的宁静和安全。当然,也仍兼有某种“制内”因素,但已非主导方面。当然,就其动机本身而言,不无可取之处。但是,其想法是昧于形势,不切实际的,也就是说主观与客观是脱节的。清统治者把闭关政策当作拿手的武器来使用,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这样一种心理:中国天朝上国,地大物博,无所不有,无须依靠外国,但西方国家离不开中国,甚至认为西方人一日无茶则病,数日无茶则死,我们采取闭关政策,还不足以制你死命吗?当时面对西方不速之客,清统治者感觉到恐惧和所受威胁,但只是用阿Q式的妙法来安慰和欺骗自己。无异于一个人舞纸剑而自诩英雄,典型地反映了当时封建统治者的虚骄。这样,其客观效果如何就不言而喻了。
从客观社会效果上看。如果从暂时的、局部的范围看,闭关政策也的确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外国人。但是从长远、从全局来看,这一政策,没有也不可能起到抵制殖民侵略的积极作用,反而限制了中国自己,到头来是作茧自缚了。在当时的世界形势下,像中国这样一个封建国家消极被动地闭关锁国,是最终不能挡住外国侵略的,它可以依靠船坚炮利破门而入。锁闭了的,是中国人自己的目光和思想[以至于明清长时期里,士人们连葡萄牙、西班牙、法国都分不清,统以“佛郎机”称之,说“佛郎机”(指葡萄牙)近满刺加(马六甲),其谬何止万里!]束缚了的,是中国人自己的手脚。阻碍了的,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和科学文化的发展。实行闭关政策的结果,便利中国愈发被动、落伍。所以从根本上说这是一项消极的、落后的、错误的政策。
不过,也应该看到,不管闭关政策的弊端多大,但这一政策能够实行,这毕竟是清朝当时尚保持独立自主地位的表现。鸦片战争后,国门的闭开就由不得清朝统治者自己作主了。

第二节 罪恶的鸦片贸易与正义的禁烟斗争

上一节我们讲的是鸦片战争爆发的宏观历史背景,这一节我们讲鸦片战争爆发的直接导因方面的内容----标题所示-----鸦片贸易与禁烟斗争这是紧密联系的具有反正、因果关系的事情。
一、罪恶的鸦片贸易
鸦片俗称大烟,是由一种叫罂粟的植物的果实中提炼出来的。罂粟为二年生草本植物,花很大,有红、紫、白等颜色,有观赏价值(罂粟又叫“阿芙蓉”),果实球形,其中乳汁干后即鸦片。鸦片有医药用途,但对吸食来说说是一种极有害的毒品。现在许多国家都是严禁贩毒的,对违犯者进行严厉的惩治。然而在150年前,就是因为中国抵制英国向中国贩运鸦片这种毒品,英国竟发动了一场侵略战争。鸦片贸易何以如此关系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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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aiyaya 发表于 06-4-6 17:45:29 | 只看该作者
1、英国对华大量输入鸦片的原因
从根本上说是为了适应其殖民侵略的需要,其直接原因就是为了扭转它在对华贸易中的不利地位。
鸦片战前,因为中国是一个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帝国,对外国商品的需求量很有限,同时也因为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暂时了限制了对外贸易规模,这给英国商品的向中国输入以顽强的抵抗。英国输华的商品主要是纺织品、金属制品和从印度运来的棉花,后两种商品能够赚点钱但数量有限。大宗纺织品则亏损。而它又亟需中国的茶叶、生丝等商品。在若干年里,中英正常贸易,中国方面一直保持着出超的地位。直到19世纪30年代初,出超额每年仍在200-300万两白银以上。英国资产阶级跟中国做买卖,目的是要赢利赚钱的,这种贸易格局当然是他们不能容忍的,要想办法找门路改变。他们找到了一件法宝,这就是鸦片贸易。
鸦片这种能造成人们病态需求的东西在外商手里就成了一种很理想的特殊商品。吸鸦片很投合于那些穷奢极欲而又精神空虚的贵族、官僚、地主、官商这些人的需要,这个类别的人在人口众多的中国数目是很可观的,一旦诱使他们吸食成瘾,就会变本加厉,不可或缺。所以英商视之为可在中国长兴不衰并且能攫取高额利润的买卖。的确,当时鸦片赢利是很高的。50%的利润司空见惯,再高的成倍甚至几倍。许多鸦片商因此成了百万富翁。并且,英国对华输入鸦片有着便利的地理条件,其殖民地印度的一些地方,是鸦片的主要产地,这比从它本土贩运其他商品要便捷得多。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政府,对鸦片抽税很高,政府收入的1/7是从鸦片贸易中得来的。就是为了赢利,为了赚钱,英国资产阶级不惜坑害中国人。对这一点,英国人自己也直言不讳,英印总督哈斯丁斯就曾这样说:“鸦片不是生活必需品,而是一种有害的奢侈品。除仅仅对外贸易的目的外,它是不被允许的。”(转据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页17)
2、鸦片贸易概况
在英国大规模地向中国输入鸦片以前,中国每年也从印度输入少许鸦片,主要是药用。从19世纪以后,英国开始收大量鸦片输入中国,它不惜采取贿赂官吏甚至武装走私等卑劣手段。在19世纪的最初20年中,英国从印度输入中国的鸦片每年平均约4000箱。30年代激增,到1839年就达将近40000箱。除了英国以外,这时还有美国商人从土耳其贩来中国鸦片,但为数较少。由于英国对华输入鸦片数量的激增,从19世纪30年代起,在它对华贸易总值中,鸦片就占到1/2以上,到鸦片战争时英国在对华贸易中由入超变为出超。
3、鸦片贸易对中国的危害
①改变了中国对外贸易的长期优势,使的白银大量外流
既然通过鸦片贸易英国在对华贸易中变入超为出超,变劣势为优势,那么中国必然是变出超为入超,变优势为劣势,这不言而喻。既然如此也就势必造成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每年的白银外流量起码在一千万两以上。白银大量外流又引起了一连串的社会恶果:最直接的是造成银贵钱贱。当时清朝实行的是银钱并用的双轨制,白银外流国内缺少使得银钱比价变动,例如1794年白银一两兑换铜钱一千文,到1838年时就需一千六、七十百文铜钱,而向政府纳赋税时须折成白银,这样他们实际上要多交百分之六、七的赋税,大大增加了负担,受剥削更重了;由于银价上涨,各省拖欠的赋税也就日益增多,这样也造成了清政府的财政危机;由于加剧了人民的贫困,本来很有限的社会购买力也就更形减缩,这样就造成工商业的更趋萧条和衰落。
②鸦片使清朝统治者更加腐化,更加剧了国家危机
鸦片的吸食者当中,相当一部分人是各级官僚,即清朝的当权者,以及地主,富绅之类作为清政权社会基础的人们和其他的附属者。鸦片战争前夕有人估计,在京官中有十分之一、二地方官中有十分之二、三吸食鸦片,至于“刑名,钱谷之幕友,则有十分之五六,长随,胥吏更不可胜计”。林则徐估计的更为严重些,他说,鸦片“以衙门吸食最多,如幕友、官僚、长随、书办、差役,嗜鸦片者十之八九”(据《新编》上,页53)。无论如何,在官府衙门中,相当一部分人都直接间接与鸦片有联系,或吸食,或贩卖,或受贿包庇,这是可以肯定的。甚至紫禁城里也与鸦片有着扯不断的瓜葛。在1831年,就破获了皇宫里首领太监以下多人吸食和涉及贩运鸦片的案件。作为清朝国家支柱的军队,许多官兵也吸食甚至贩卖鸦片,广东水师中这种劣迹颇多。所谓检查,只是装装样子,不但不予缉拿,而且俨然成了武装保驾。广东水师副将韩肇庆同鸦片贩子订了一个契约,每私放一万箱鸦片进口除了收取一笔贿赂外,还让巡船扣下几百箱充当缉获的赃物,送到上司衙门去报功请赏,因此被晋升为总兵。政权机构和军队如此,清朝的腐败和危机不是可以想见的吗?正如马克思所说:“浸透了天朝的整个官僚体系和破坏了宗法制度支柱的营私舞弊行为,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偷偷运进了天朝。”(《马恩选集》第2卷26页)统治者营私舞弊,中饱私囊,任意挥霍,最终必然是加重人民的负担,激化阶级矛盾,这样就更加重了清朝的危机。在当时面临外国侵略危险的情势下,这种危机是和国家、民族的危机密可分的。
③鸦片毒害了国人的身心健康,摧残了社会生产力
鸦片的吸者当中,也不光是统治阶级及其附属者群体所属,也有些下层劳动者。他们本无吸食鸦片的经济条件,然而一失足便不易自拔,染上烟瘾后不但身体受损,甚至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而且往往伴随着品质、道德的沦丧。本来好端端的人,坠落成二流子、无赖,甚至弄得家破人亡。总之,从上至下吸食鸦片的人日增,造成了一种可怕的社会惨象据有关材料描述:从沿海直至内地的大小市镇,赎卖和吸食鸦片的烟馆,象毒菌似的滋长起来,掀开每个烟馆的门帘朝内一望,但见烟雾弥漫,一些面如死灰,两颊泛起青色的吸毒者,横卧榻上手握烟抢,对着一盏鬼火一样的烟灯,双肩耸起,吱吱狂吸。由于吸毒者一般都是吸上过瘾,长夜不眠白天则昏睡,过着日夜倒,糜烂无耻的生活,东南沿海的一些小镇,十几、二十家店铺里,烟馆常占半数比以上,当然在这种烟馆里出入的多半还是下层人。至于贵族、达官、豪门富室的烟鬼们那就阔绰得多了,真是“侯门朱户翠笼帘,煎膏日夜烟熏天”。军营里一些兵弁两杆枪,当武器的枪生满锈斑,而烟枪则油光贼亮,人们慨叹,这样下去中国就到了死了“人世将尽,鬼市已成”的地步。马克思对英国曾有过这样的愤怒斥责:“非法的鸦片贸易年年靠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来充实英国国库”(《马恩选集》第2卷页14)当时,中国有人编歌谣警告,其中有这样的句子:“请君莫畏大炮子,百炮才闻几人死?请君莫畏火箭烧,彻夜才烧二三里。我所知者鸦片烟,杀人不计亿万千!”(陈澧:《炮子谣》,转据《新编》上57页)诚然,鸦片在当时对中华民族身心的危害是无法计量的,劳动者是生产力的首要因素,偌多人被损害身心,这本身就是对社会生产力的严重摧残。此外在一些省份农村的某一些地方,也开始种植罂粟,良田沃土为毒物所占,严重破坏了农业生产,同时也促使烟毒进一步扩散,形成恶性循环。
二、正义的禁烟斗争
鸦片的泛滥理所当然地激起中国人民的愤怒和反对,也引起清朝政府的严重关切。能够形成气候,得以典型表现的当然是官方的意见。
1、朝廷内部在禁烟与否问题上的争议
清政府主要是出于自身统治方面的考虑,早在鸦片尚未严惩泛滥的时候,自嘉庆朝以来,就多次提出禁烟的问题,但基本上流于空言,未见实效。究其原因,一是鸦片商因大利所在不肯放弃,千方百计地破坏禁烟;二是如前面讲到的清官员中有许多人与鸦片有扯不断的利益联系,也不愿禁烟。但随着鸦片泛滥的日益严重,时至鸦片战争前夕的时候,可以说已经到了攸关清朝统治生死存亡的地步,再拖延不得,于是禁烟问题提上了紧迫的议事日程。然而意见很不一致,形成激烈的争议,呈严禁派弛禁派对垒争持,道光皇帝最后采纳严禁派意见的这样一种格局。
①严禁派代表人物及其意见
严禁派的代表人物是鸿胪寺卿(掌管朝祭礼仪之官)黄爵滋和时任湖广总督的林则徐。黄爵滋于1835年6月上《严塞漏卮以培国本疏》(由疏题可见其宗旨),痛切地指出了鸦片的祸害,分析过去禁烟不获实效的原因,陈述了当机立断严厉禁烟的必要性.并且提出了具体办法,就是用严刑峻法,重治吸食:广传戒烟药方,限期一年戒绝,过期仍吸食者,平民处死刑,官吏加等罪--不但犯官治罪,而是其子女不准考试。邻里互相监督,对知情不举包庇吸食亦予治罪,对举报者则予奖励。道光皇帝令各省督抚大员等官僚讨论黄爵滋的建议。林则徐力持赞同意见,他奏言,鸦片“迨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他在辖区两湖地区切实采取严厉的禁烟措施,立竿见影,收得成效。
②弛禁派的代表人物及其意见
弛禁派的代表人物有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直隶总督琦善和太常寺卿(掌握祭礼乐的官员)许乃济等人。这派人物并非黄爵滋上严禁鸦片的奏折后才形成,它可以说由来已久,根深蒂固。早在1836年,许乃济就曾奏请取消输入鸦片的禁令,准许公开卖买,他在《鸦片烟例禁愈严流弊愈大应亟请变通办理折》(从奏折标题即可看出其大旨)中提出了这样的“高见”,说是自嘉庆以来就对吸食鸦片者有所惩治,且惩办愈重,不但没有杜绝,吸食者反而愈众,至今几遍天下,所以应该取消鸦片禁令准其公开卖买,照药材纳税(不过只准以货易货,不准用银子购买,认为这样可以防止白银外流)。并且提出国内种植鸦片不予限制,国产鸦片多了,洋商无利可图,外国鸦片即可不禁自绝(这可谓“以毒攻毒”的“高招”)。他甚至说:“吸鸦片者皆游惰无志,不足轻重之辈……海内生齿日重,断无减耗户口之虞”(意思是中国人这么多,繁衍这么快,死点就死点罢)。像这种意见,弛禁派官员顽固坚持,黄爵滋的意见与之针锋相对,他们当然不能同意。弛禁派人多势众,对黄氏意见进行反攻,琦善的言论颇有代表性,彼辈的论点是:“圣朝宽大,不事峻法严刑”,吸鸦片的人很多,如果处以死刑,就将不可胜诛,至于严惩包庇,奖励告发,更是有损忠厚,有悖人之常情,说是“知而不举,固属干犯科条,而斯民苟存恻隐之心,尚可验民风之厚”,这就是说,越包庇越体现厚道。对吸食鸦片的文武官员,更不应加等治罪,因为他们都是“忠良后裔,簪缨世冑”,杀了他们就明涣散民心。至于白银外流,银价高涨之弊,他们认为不能只归咎于输入鸦片,解决的根本办法,在于实行更彻底的闭关禁海措施。
③道光皇帝决定禁烟,林则徐受命钦差
从当时朝内弛禁派与严禁派的力量对比来看,人数上弛禁派占上风,参加讨论黄爵滋奏疏表态的共29人,赞成黄氏意见的只有9人,反对的20人。不过正义在严禁派一边,他们坚持颇力。道光皇帝开始有些动摇,最后经过一番权衡,倾向于严禁派,召见林则徐进京,深入讨论禁烟问题,最后于1938年12月,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并节制广东水师,驰赴广州查禁鸦片。由于得到皇帝支持,严禁派暂占优势。然而斗争并没有就此结束,弛禁派明里暗中千方百计地进行阻挠破坏。林则徐勇当艰危,挺身而出,投身到禁烟第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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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aiyaya 发表于 06-4-6 17:45:36 | 只看该作者
学术界在有关问题上的不同意见
上面我们讲的是一般类的观点,恐怕也仍是大多数人的看法,但近些年来在有关问题上出现了不同意见,代表性观点反映在林敦奎,孔祥吉发表在1986年3期《近代研究》上的《鸦片战争前期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探析》这篇文章里。该文中涉及到我们上边讲到的有关问题的不同观点主要有二:
①鸦片战争前统治阶级内部不存在一个弛禁派。主要理由是;许乃济1836年的弛禁鸦片的奏折当时就受到某些官员的反对,并且道光皇帝也旗帜鲜明地主张禁烟。“在封建专制的条件下,皇帝乾纲睿断,大权独揽,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封建官吏只能唯命是听,硬说在道光的身边还年存在着一个庞大的、盘根错节的弛禁派,是难以令人置信的”。把对黄爵滋1838严禁鸦片奏折讨论中持不同意见的督抚一概斥为弛禁派殊欠公允。实际上清廷组织的对黄氏奏折的大讨论,使统治阶级对鸦片危害的认识更加明确,禁烟办法益日臻完善,直接促成两个重要结果:其一是道光帝正式委任林则徐以钦差身分赴粤主持禁烟;其二是《查禁 鸦片烟章程三十九条》的制订。而这当中实际起主导作用的是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
②琦善不是反禁烟势力的政治代表。主要理由是:人们把琦善视为反禁烟势力代表的主要根据是他在《遵旨复奏禁烟折》里反对黄爵滋的禁烟主张。实际上琦善在该折中只是对黄氏提出的禁烟措施表示不同意见,他并非主张不要禁烟。仅凭这个奏折,就说他是主张鸦片走私的庇护者,是弛禁派的代表人物,未免有些过头。其实,琦善不仅有禁烟的言论,而且有禁烟的行动。
那么,对上述这两个问题我们如何看呢?应当说,研究者对多年来的传统观点提出质疑,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见解,这是有助于深化对问题的认识的。并且,文章中的论证也不无一些道理,能给人以启发。我们的确应该注意,不要把禁烟和弛禁主张的两派绝对化简单化地看待,事情比较复杂。但是从总体上看,所论似乎还不足以令人十分信服地放弃传统观点。譬如说,在第①个问题中,所持议的“在封建专制的条件下,皇帝……”,仅从逻辑本身说就不甚严密,在专制皇权之下,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他可以独断专行,下边的官吏们没有办法,但这并不能说明就不存在事实上的持不同意见反对派人物。也正因为是在那种政治体制条件下,不同意见的反对派才不能仗义执言 ,要迂回曲折地表述自己的倾向性,对黄爵滋上奏的讨论当中,反对派的意见就有这种表现特点。当然,不应该简单地把凡是对黄氏奏折持不完全相同意见者就认定为弛禁派,而要看意见的实质内容,不能被某些表面辞令所迷惑,这正是判定第②个问题是非的关键所在。琦善是否反禁烟势力的政治代表?他的《遵旨复奏禁烟折》确是一个关键性根据,这就不是只看它的片言只语和表面辞令,而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样去考察我觉得他的奏折的确代表了当时反对派的意见。至于林、孔文中提到琦善不但有禁烟言论,而且有禁烟行动,所提供的论据似尚不是很充分,从琦善在鸦片战争之前和鸦片战争当中长时间里的表现看,说他是反对禁烟势力的政治代表乃至投降派代表人物并不为过。当然这些问题还有待于继续深入研究。
2、林则徐的禁烟措施
林则徐受命之后,于1939年初辞别故人出京,他沿途发出传牌,宣明:此行“并无随带官员、供事书吏,惟顶马一弁,跟丁六名,厨丁小夫共三名,俱系随身行走,并无前站后站之人,如有借名影射,立即拿究”。所雇雇夫给轿作,均自行发给,“不许在各驿站索取丝毫,该州县亦不必另雇轿夫迎接”。所有尖宿公馆只用家常便饭,不必备办整桌酒席,尤不得用燕窝烧烤,以节糜费。他风尘仆仆,在路途中就忙着搜集情况,处理公务。
林则徐于1839年3月到达广州。当时广州人民群众禁烟的呼声和反侵略斗争的情绪十分高涨。两广总督邓廷桢,本来因感伤于多年禁烟的不奏实效消沉。林则徐此番的举动,使他很受鼓舞,他表示愿与林则徐配合,齐心协力除中国大患之源,从此他比较坚定地站到禁烟派一边来。林则徐与邓廷桢,在人民群众的支持帮助下,整顿海防,严拿烟贩,惩处受贿卖放的水师官弁。并且通过多方面的调查,掌握内幕情况。当然费了很多心思,想了许多办法。其中采取了这么一个办法:召集了粤秀、越华、羊城几个书院的学生数百人,名义上是检查学业,关门考试,而在试卷里夹带纸条,提出要调查了解的问题,诸如私贩鸦片者的姓名、住址和所见所闻的有关情况等,让与试者就个人所知详细写出。这样,鸦片的屯户,贩者的活动,以及水师受贿买放的黑幕等许多情况被林则徐掌握了。这是加强国内方面的防范和治理。与此同时,他对外国鸦片贩子也采取严厉的措施,责令外商将趸船上所存的鸦片,造具清册,听候收缴,并具甘结,声明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即没收,人即正法。林则徐坚决表示,“若鸦片一日示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
林则徐禁烟战备两手抓,把切实做好战备工作作为能够实施禁烟的保障,同时,也是为了随时准备反击敌人制造的衅端(有关战备方面的内容下节讲)。
英国资产阶级当然不甘心受制,千方百计地对抗和破坏林则徐的禁烟部署(这方面的情况教材第11页头段有所介绍,不再细说),而林则徐针锋相对,迫使对方暂时就范。最后,英国鸦片贩子被迫缴出二万余箱。美国烟贩缴出1500余箱。
1839年6月3日至25日,林则徐主持在虎门海滩销毁收缴的鸦片,使禁烟运动达到最高潮。这一事件震动中外,永垂青史。可以想象当时那个场面,那个气氛,是多么激人心弦,让人扬眉吐气:数日来大雨不断,到这天放睛了,古老的虎门寨下,山脚中央搭起一座礼台,挂起麟帐,铺着红地毯,山前山后,扎着兵哨,写着林则徐官职的黄绫长幡迎风飘舞,威武雄壮。午后的二十许,林则徐登上礼台,在礼炮声中震惊中外的虎门销烟开始了。这是有人对当时场面的描画,下面把当时销烟的设施和方法介绍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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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aiyaya 发表于 06-4-6 17:45:44 | 只看该作者
在海滩挖成十五丈见方的池子,池底用石头铺砌,池壁围钉上木板,以免渗漏。池前用面设一涵洞,后面通一水沟,先由沟道里车水入池,撒盐成卤,然后将鸦片烟箱劈开,把鸦片逐个切成四瓣,投入池里的卤水中,浸泡半日,再将石灰撒入池中,池里顷刻便沸腾起来。销烟工人立在跳板上,用铁锄木耙来回翻搅,直到鸦片颗粒全化,彻底破坏,等退潮的时候,启放涵洞,将池中物随浪送入大海,并用清水刷涤池底,不留一点烟灰。然后再照样重复进行。工作十分精细,所以用了二十几天的时间才鸦片销毁完毕。
林则徐的身世履历补充介绍
林则徐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很著名的人物,是我们在学习这一章当中需要重点了解的人物之一,他一生中最闪光的履历是在鸦片战争爆发前后一段时间。这节中我们讲了鸦片战争前夕他禁烟的思想和举措,下节中我们将讲到他睁眼开世界,积极备战抗战的事迹。从这些事实会看出,他不愧为一个英雄人物,可以说是一个民族英雄。他能够如此不是偶然的。如果我们比较全面地了解了他的生平,会更有助于对他的理解和认识。
下面我们拟补充介绍一下本节所涉及内容以前的林则徐的情况。
林则徐(1785-1850),福建侯官人。他的祖父是个潦倒终生的穷秀才。他的父亲因科场失意在家乡教书,菲薄的收入不敷出。家境不好,并且在林则徐出生以前,他们家里只有几个女孩,林则徐出生,家里当然很高兴,起林则徐这个名子,据说就很来历。一种说法是这天夜里,林则徐的父亲梦中见到凤凰飞,以为吉兆,马上联想到有“天上石麒麟”称誉的南朝才子徐陵,便给孩子取名则徐(则,效法的意思)。一说林则徐出生时,福建巡抚徐嗣曾,恰好鸣锣打轿从门前经过,所以才给孩子取名叫则徐,希望儿子的前程象徐嗣曾那样显贵。尽管这类说法带有点神秘色彩,但那个时代的人相信天命,总要做点这类文章,特别是林家寒门,希望儿子能显贵发达,倒是很符合他们的真实心态,虽然家里不富裕,甚至林则徐的母亲和姐妹们不得不为人家做些女红来添补生活,林则徐还是被供养读书。并且真科举成名,1811年中进士。
此后,他在京师十年,结织了一批实有政治敏感的知识分子,如陶澍、龚自珍、魏源等人,组织过一个带有政治色彩的诗社,因设于宣武门南面,名为“宣南诗社”。他们不仅集会吟诗,而且互砥名节,讲求经世致用之学。
林则徐自1820年出京任地方官,先是当道员,到1823年升任江苏按察使。此间,决冤狱,抑豪强,赈灾荒,名声大震,博得“林青天”的称号。1824年-1831年间,林则徐在河南暂修过堤工,在陕西、湖北、河南、江宁当过布政使,后出任河东河道总督。在那个时代,河务是贪污肥私的渊薮,但林则徐不但能够清廉自守,而且检查杜弊,办事颇有成效。1832年他出任江苏巡抚。江苏是有名的 盛繁富庶之区,也是清政府勒索最重的地区之一。丰年,农民已不足以养命,当时江苏又赶上连年水灾,1833年水灾尤甚。他和当时两江总督陶澍联名上疏,请求缓征漕赋,道光帝反而斥责他们妄报灾情,“只知博取声誉”。林则徐在风雨飘摇之中昼夜听见灾民的呼号,主张继续上疏报灾,陶澍踌躇不敢决定,林则徐表示,“徜有应得处分,侍当独任!”于是毅然单衔上奏和道光帝力争。这个奏稿,据说在江苏,“争相传抄,远迩为之纸贵。小民闻之,皆嗟叹而泣,庆更生。”(金安清:《林文忠公传》)他还带头捐廉(养廉银),以赈灾荒,并且督率疏通河道,兴办水利,深得民心,也有益于社会生产。1837年他升任湖广总督。至此就和我们上边讲的内容衔接上了。

第三节 鸦片战争的经过及中国失败的原因教训

一、鸦片战争的经过
我们学历史课一定要重视事件的过程,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历史的规律性东西,研究的结论性认识,都是依据具体生动,有血有肉的历史过程的丰富素材而探讨出来的。我们不应满足于接受别人提供的现成的结论性东西,一、二、三、四……点,应该有自己的咀嚼、品味和消化、吸收,有自己的的独立思考和认识。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重视了解事件的过程细节,掌握具体史实的基础进行自己的分析判断。这样才算学得话。才能加深理解和记忆。不信大家试试看,假如你对鸦片战争的过程了解较细,那么在回答有关理论问题的时候,就可有根有据,左右逢源,史论结合得比较有机,有自己的见解,而不象死记硬背别人归纳的东西那样机械和困难。
1、先按时间顺序着眼,勾勒出其纵向脉络
①敌方不断挑衅,林则徐积极备战
中国禁烟的消息传到英国,英国政府决定武装侵华,采取了一系列步骤和措施进行战争部署,并且多次对中国进行武装挑衅。
面对英国方面的行径,林则徐预感到可能要发生一场战争,他在严禁鸦片的同时,积极进行战备,在战争正式爆发之前的1840年初,林则徐已任两广总督(邓廷桢调任闽浙总督)他在战备方面有两个特点,一是注意吸收敌方军事技术方面的长处,有的放失地加强己方,主要是在船炮水军的建设上下功夫。他曾说:“剿夷而不谋船炮水军,是自取败也。他尤其重视大炮,认为:“第一要大炮得用”。他部署添筑炮台,并且设法密购洋炮,据统计从外国买进二百门近代的大炮。资费大部分是从行商损款中筹措的,因为道光帝是一个很悭吝的人,林则徐不敢动用库帑。同时他还努力改造兵船,以壮大水师声势,也有些成效,但苦于经费之难,受到了限制,不能完全落实计划。他战备方面的另一个特点是比较重视民众的力量,认为“民心可用”,他在沿海召募渔民、疍户(以船为家的水上居民)丁壮五千人,编为水勇,日夜加紧训练。作为封建官僚来说,为了抵抗外国侵略,能做到重视民众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
还应该特别指出,在外患的刺激下,为了知彼知己,林则徐成为近代中国最早注意了解西方世界情况的先进人物,范老誉之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组织翻译西方书刊,研究各国的情况动态。最著名而有成效的是把所搜集到的有关西方国家的史地资料编成《四洲志》初稿。书中介绍了世界五大洲三十余国的地理、历史、政情,对于闭关自守的封建中国来说起了促使国人睁眼看世界的作用。书称“四洲”,乃袭佛籍中之旧称,后来魏源在《四洲志》的基础上扩充重编为《海国图志》影响就更大了。林则徐在学习西方方面贵在开风气之先,在于能紧跟形势,转变思想。本来,他也跟处在闭塞状态的整个知识分子群体一样,对外国情事茫然无知,也曾发表过“我天朝君临万国,尽有不测神威”的大话,也曾有过来之物,皆不过以供玩好,可有可无”,而外国决离不了中国的看法发表过类似西方多瘴气,西人要以茶解毒,一日无茶则病,数日无茶则死的议论,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条件的变化,他迅速惊醒,开眼看世界。
②战争三阶段
鸦片战争从1840年6月下旬(21日)英军舰船开抵广东海面,封锁珠江口为标志正式爆发,到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被迫签订《南京条约》为标志告结,其间历经两年零两个月多一点的时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战争正式爆发1841年1月下旬英方提出所谓《穿鼻草约》为止,历时约七个月,大致过程可以概括为:英军至粤,挑起战争→进犯厦门,被击退走→沿海北犯,攻占定海→直逼天津,清廷妥协→林遭革职,琦善挂帅→英军返粤,“穿鼻草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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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aiyaya 发表于 06-4-6 17:45:51 | 只看该作者
串讲:战争是由英国挑起的毋需多说。因为林则徐战备工作做得较好,英军在广东无隙乘,旋即沿海北犯福建厦门,被闽浙总督邓廷桢率军击退。英军继续北犯,乘浙江防务空虚,攻陷定海,疯狂地屠杀抢掠。接着,英舰于8月直闯天津海口,目的是向清政府施压力(天津为北京门户),在照会提出鸦片贸易合法化,割地赔款等一系列侵略要求。再说清朝方面,在禁烟运动当中有弛禁派与严禁派的对抗,在对外国武装侵略的态度上则有抵抗派与投降派的分野。林、邓等人是抵抗派的代表,而琦善、耆英(时任京收军)、伊里命(时任两江总督)都是投降派的重要人物,他们都是清朝地位显赫的疆吏,在与中央的穆彰阿沆瀣一气,互为粤援,形成一股很大的势力。他们在辖境之内根本不作战备,以当时琦善所管辖的直隶为例,天津仅有弁兵800名,山海关一带连一尊合用的大炮也没有,他们极力宣扬英国“船坚炮利”,“边衅一开,兵结莫释”的投降理论,并且对林则徐为首的抵抗派竭尽攻击、诬陷之能事,把英国的侵略归咎于林则徐等人正义的抵抗行动,道光帝面对大敌威胁京师的形势,产生恐惧动摇,这时听信和赞同投降派的谬论,表态说林则徐“措量失当”,派琦善在大沽与英国侵华军总司令、全权代表懿律谈判。琦善在谈判中竭尽卑躬屈膝之能事,加上时至秋天,北方海港行将结冰,兵船不能久留,英军遂于9月中旬返南方。清廷认为琦善退敌有功,遂任命他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继续与英国谈判,而将林则徐和邓廷桢革职。11月底,琦善到达广州,一反林则徐所为,裁减水师,解散水勇,自动撤防,并镇压抗英民众,重用汉奸。如有一个叫鲍鹏的人,曾任美国大鸦片贩子颠地的买办,是林则徐所通缉的罪犯,琦善却用他协助自己与英方谈判。这时懿律已经因病回国,由原副职义律继任主帅和全权代表。英方提出苛刻条件,琦善不敢擅自作主,要向皇帝请示,但英方却无耐心等待,于1841年1月初突然发动进攻,强占大角、沙角炮台,琦善赶忙乞和,义律提出并于20日单方面公布了所谓《穿鼻草约》,该约的主要内容是:割让香港;赔烟价600万元;恢复广州通商等。大家需要注意,《穿鼻草约》是英方提出并单方面公布的,琦善,清政府都未同意更未履行签字手续,至此,战争第一阶段告结。
第二阶段:自《穿鼻草约》提出后1841年1月27日清政府对英宣战,到同年5月27日《广州和约》订立,历时整四个月,大致过程可以概括为:清廷宣战,易帅奕山→虎门之战,(关)天培殉国→清军连败,《广州和约》。
串讲:琦善的投降活动,激起了广大爱国绅民的强烈反对。大角沙角炮台失陷的消息传到北京,使道光帝也颇受刺激,便于1841年1月27日对英宣战,任命御前大臣宗室奕山为靖逆水军,湖南提督扬 为参赞大臣,调集各省军队,17000人开赴广东前线。这样,中英双方的“谈判”停顿,重开战事。在所调清军尚未到达之前,英方先发制人,于2月下锂对虎门炮台发动进攻,年已六旬的提督关天培英勇抵抗。这时奕山尚未到任,琦善仍在广东前敌,他拒绝派兵增援,由于寡不敌众,关天培与守军数百人壮烈牺牲。英舰深入,广州告急,琦善被锁拿进京问罪。这时扬芳先于奕山到达广州。此人靠镇压人民起义起家,而他在这次对外战争中,表现得极其荒唐,愚蠢。他看到英舰横行无阻,炮火猛烈,认为其中必有“邪术”,于是手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使用“以邪制邪”之术,命令地方保甲遍收民间马桶,载于木筏上御战,结果可想而知。英军长驱直入,逼至广州郊。当时有人赋诗讽刺扬芳:“粪桶尚言施妙计,秽声传遍粤城中”(以“粪桶”的双关语,讽讥痛骂杨芳)。4月,奕山及自各省抽调的军队才迟迟到达广州。奕山也是一个十足的昏聩无能的家伙,他执行“防民胜于防寇”的方针,不用当地的兵勇民众,而只想依靠“客军”一举取胜,报功邀赏,于5月21日贸然夜袭英军,结果大败,奕山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出城向英军求和,27日订立屈辱的《广州和约》,主要内容:清军退驻离广州城60英里以外的地方;清方向英国缴纳“赎城费”600万元,款项交清后英军退出虎门;并赔偿英国商馆损失30万元。至此,战争第二阶段告结
第三阶段:从《广州和约》订立以后到1842年8月29日《南京条约》签定。战争结束,历时一年零三个月。需要说明的是,教材上说第三阶级是从1841年8月英军扩大战争,再度进攻厦门开始,那么这样就出现三个来月的时间空缺。作为一场历时数年的战争,战事不见得每天都有,在划分阶段的时候时间似应前后衔接连续。何况,这三个月中战事并没有完全消停,著名三元里抗英就发生在其间,英国扩大战备的一系列准备也是在此间进行的。所以我们还是把它归入在第三阶段之内。这样战争全面过程正好是分别以三个条约为三个阶段的终点标志,比较容易记。这个阶段的大致过程可以概括为:民众激愤,三元里抗英→英方易帅,扩大战争→中方失利,折将陷城→奕经“丧威”,敌犯长江→《南京条约》,战争结束。
串讲:奕山求和投降的罪恶行径,英军疯狂侵略的罪行,激怒了广大民众。5月底,当盘踞在广州北部炮台的英军窜到广州北五里的三元里肆虐的时候,当地人民联络起附近一百零三乡群众奋起抗敌,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民众抗英斗争。这一事件非常著名,教材上写的也较详细,这里不细说,只说明两点:第一、三元里抗英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民众的较大规模的自发的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斗争。第二,我们说这次斗争是自发的,是从非官方组织的角度而言,但这并不是说民众自身无组织领导。实事求是地说,是爱国士绅在这场斗争中充当组织领导的角色,他们利用“社学”,组织发动了这样一场斗争。更具体的说,主要领导人是爱国士绅何玉成,而不是所谓菜农韦绍光(在当时公私文书甚至歌谣中没有片文只字记到韦绍光,他不可能是领导人。韦绍光为领导人说,主要是根据解放后的调查材料,不确。)〔“社学”,始于元代,本来是乡里的教育场所。清中叶后,逐步成为地主士绅办团练,御“”之所,发生了由文趋武的变化。鸦片战争中和稍后,广东人民利用它来作为编练义勇,抵抗外国侵略的组织,出现了若干著名社学,后面要讲到。再后来,社学多被地主官绅利用来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性质又有所变化。 〕当然,广大群众是主力军。三元军民众的斗争使英遭到它所料想不到的震慑和打击,最后经让清官方出面用欺骗加威胁的手段解了围(时有谚曰:“老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老百姓”,由此可见一斑)。这个时候英国政府对义律在对华作战中作为不满意,改派璞鼎查为全权公使,前来中国进一步扩大战争。1841年8月璞鼎查到华,督军沿海北犯,先陷厦门,清总兵江继芸力战牺牲。接着北犯定海(浙江境内),这里的守军英勇抗击,定海之战打得很激烈,著名的三总兵(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殉国事件就是发生在这次战斗中。当时这里清军守军四千人浴血奋战六昼夜。军粮匮乏,最后每个士兵每日只能得稀粥三碗,几乎是空着肚子作战。守兵无炮,只靠抬枪堵御,抬枪“至于红透不能装打”,守军仍设法顽强战斗。时在9月底10月初。三总兵表现都很英勇,例如最后一个牺牲的葛云飞,他听到郑、王二人牺牲的消息面对敌人的强大攻势,知局面无法挽回,便将印信交给随从的军官,抱定死的决心,并说:“某死有知,当为厉鬼相助(杀敌)”。又嘱一同乡代他抚慰八十高龄的老母,转告儿辈继乃父未竟之志。当敌人窜到跟前的时候,他高呼:“好汉子,跟我杀贼去”,带头冲出掩体,200名亲兵紧紧跟随,在肉搏中大刀折了,葛又拔出佩剑继续砍着,最后中弹身亡。定海失陷后,英军又接侵占了镇海和宁波。在镇海保卫战中,两江总督裕谦表现也很壮烈,集众宣誓,誓与镇海城共存亡,最后裕谦在力战不支的情况下投水殉职。
这里还需要提一下,就是浙江群众也积级参加反侵略斗争,如宁波,镇海,等地的所谓“黑水党”就很著名。英军在进犯浙江的同时,还派兵窜扰台湾,台湾道姚莹和总兵达洪阿率领抵抗,保卫了台湾。奕山当时在广东,清政府为了挽回浙江战场的失败,又任命协办大学士奕经为“扬成”将军,并从多省调集军队,增援浙江前敌。奕经携大批随员南下,根本就没有一点投赴戎机的气象,倒象一个旅游团,一路上游山玩水,悠哉悠哉,迟迟于1842年2月才到达浙江。他和奕山在广东的作为几乎一模一样,放捉民众,视战事如儿戏,企图侥幸取胜,仓促从绍兴向宁波、镇海、定海三路进攻,英军早有防备,结果清军大败,三城未收,反丢慈溪,奕经仓皇逃回杭州,从此不敢再战。清廷派盛京将军耆英和已被革职的伊里布赶赴浙江前线办理对英投降交涉。这时,英军认为议和时机还不成熟,要对清朝施加更大压力,迫使他完全就范。于是按原计划进而进攻内地长江流域,先攻陷江浙两省的海防重镇乍浦,进入长江,攻打吴淞炮台,两江总督牛鉴闻风而逃,年过七旬的江南提督陈化成率部抵抗牺牲,宝山、上海相继陷落,英军溯江而上,于7月下旬进攻镇江,副都统海龄率军抵抗,打死打伤敌军185人,最后守军全部战死牺牲,海龄自缢殉国,其妻、孙等合门殉难。英军于8月间闯至南京江面,耆英、伊里布赶到南京议和,订立《南京条约》,鸦片战争至此告结。
2、鸦片战争纵线的过程大致就是这样的,在对此有了大致了解之后,我们还需进而从横的方面进行如下归纳,把握这样的几条线索:
①英国是如何进行侵略战争的
所派的官员---开始懿律为侵华军总头目,义律副之,懿律于1840年冬因病辞职,其后一段时间侵华军政事务悉由义律主理。英国政府因不满足其所获侵略权益,遂于1841年4月决定改换璞鼎查为侵华头目,璞鼎查于同年8月月到华至终。
投入的兵力---开始船舰40余艘,其中配有大炮的兵船(帆船)16艘,轮船(机动)4艘,其余为运输类船只,全部海陆军人数四五千人(讲义说4000人,胡绳说五千多)战争后期增加了兵力,其有兵船25艘,轮船14艘,共载炮700多门,除炮兵外,有步兵一万余人,由于抽调部分兵力分驻香港、厦门、定海和镇海,自南京进军的兵力不过7000余。
侵略的路线---先到广东,然后北上攻厦门、陷定海、直逼天津海口,清政府妥协后回广东,先后攻占诸炮台,直逼广州城下。其后璞鼎查来华,扩大战争,再攻厦门,陷之(前次未攻下),继续北犯,占领定海、镇海,后又攻占慈溪,并不罢休,又沿长江西上,入侵腹地,直至南京江面。
获取的侵略权益--除在战争过程中一度占领数地,进行劫掠之外,不满足《广州和约》最后强迫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所以其侵略权益,最终体现了《南京条约》上,这个下面还要专题细讲。
②清政府方面的人物在战争中的表现
抵抗派了怎样抗御英国侵略的--抵抗派的人物,如林则徐,邓廷桢,关天培,江继芸(总兵,1841年8月在厦门力战牺牲),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三总兵1841年9月在浙江定海牺牲),裕谦(两江总督在浙江镇海牺牲),陈化成(江西提督1842.6在吴淞口牺牲),海龄(1842.7在镇平抵抗)等人。林则徐邓廷祯, 权位较显要,抵抗颇见成效,但开战不久即被清廷革职,抵抗派遂不得势,投降派占了上风。
关天培等将领都是在反侵略战争中以死相拼,壮烈殉国的。抵抗派富有正义感自不待言,他们另外的特点就是,对时势能有比较清醒的认识,能在一定程度上相信并利用人民群众的力量。
投降派在战争中的可耻行径--投降派人物中先后出场主理与英方交涉的有琦善、奕山、奕经、耆英、伊里布等人。这群人物的共同特点是昏庸无知,腐败无能,敌视人民群众,对侵略者则奴颜媚骨。是他们,葬送了抵抗派开创的有利战局。使中国方面节节退败,最后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道光皇帝在战争中的两面性--皇帝是清政府的最高决策者,在战争中采取什么方针最后是由皇帝定夺,所以,他对于由于妥协投降面造成败局要负主要责任。但我们又要注意到,道光皇帝在鸦片战争中具有两面性,给简单地扣一顶黑帽子似不妥,对他的表现应作具体分歧。例如,开始尽管投降派气势汹汹,他还是一定程度上支持抵抗派的。当英船逼进京畿进行讹诈的时候,他则拿出抵抗派来作他的替罪羊至于对英国提出的一些无理要求,开始道光帝还试图讨价还价,曾谕令琦善拒绝英国提出的割让海岛赔偿烟价等要求。英国则蛮横坚持,琦善对此含糊答应,留待到广东商谈。当英方要求议定《穿鼻草约》之时,道光皇帝忽然又改变方针,主张打仗了。因为原来他以为,已到天津海口的英国军队,既然很容易地就撤到南方,可见他们并没有多厉害,既然已就“抚”,就不应该再要求割地赔款,割地有伤“天朝”体面,赔款钱又从何而来?于是乎,他又下诏要求在广东和浙江将英人“痛加剿洗”。一个月后,命令将琦善草犯锁拿,查抄家产。但是代替琦善的奕山也未能给他争回脸面,与英方签订《广东条约》。这回道光皇帝不得已认可了。原来他作战的决心和禁烟的决心一样,一遇挫折就迅速打消了。英方不满足既然得权益,扩大侵略战争,道光皇帝的作战决心又一度复萌,但清方连连败北,他又很快转向求和方针。对道光帝在战争中的态度可以这样概括,开头有意主战,但表现得首鼠两端(迟疑不决和动摇不定),中间是时战时和,最后是全然妥协投降,其主导倾向和基调是主和。
③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反抗外国侵略的斗争中,人民群众始终是主力军,这是勿庸置疑的。具体到鸦片战争中又是怎样的呢?在林则徐在职之时,他曾较好地利用了人民群众的力量,军民配合,共同作战,打击了英国侵略者。其后投降派来了,他们执行了“防民胜于防寇”的反动方针,敌视人民,却向侵略者妥协,放弃抵抗,人民群众自发地起来反抗侵略者,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就是永垂青史的光辉范例。
二、鸦片战争中国失败的原因和历史教训
鸦片战争中国最后失败,这种结局是显而易见的。毋庸多说。我们重点探究其原因及其历史教训。
⒈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
中国这么一个大国,竟败于一个在土地、人口等方面都远远不如自己的小国,乍一看来,确实令人费解的。仅就双方的军事条件事说吧:英方不过数十艘舰船,最初投入的兵力四五千人,增加到最多时也不满二万人。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从英国本土航行到中国,至少要四个月,从印度到中国,也至少要一个月,所以它的后援和供应很不利。在这种条件下英对华侵略本是一种海盗式冒险行为。而中国人民尽管在武器装备方面落后于英国,但是在本土作战,应该说有着极大优势。中国人口这么多,就说当时军队吧,清朝常备军八九十万人(旗兵约二十五万,绿营兵64万,合计89万人),任清廷调遣,但中国却一败涂地,当时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都深感到“失人心,伤国体……是不能无恨尔!”(姚莹语)当时和后人,有不少总结教训,探究原因,提出了一些看法,例如认为英国船坚炮利,中国皆弗及,敌人有汉奸帮助,中国“兵心不固”等等,有的看法应该就有一定道理,但或者片面,或者表面,都未触及根本。其根本原因就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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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aiyaya 发表于 06-4-6 17:45:58 | 只看该作者
一、清朝社会制度的腐朽和经济、科技的落后。关于清朝社会制度的腐朽我们在上边《鸦片战争前的世界和中国》中已详细讲了。通过中国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对比,明显地揭示出了这一点。总的来说,从社会条件说,西方国家正处于资本主义发展时期,一方面它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比较高,经济科技比较先进,武器装备也就比较精良;一方面,其制度本身就决定了它向外侵略扩张,不可遏制,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凶恶的真老虎。而清王朝处于封建制度的衰败时期,政治昏暗,各种矛盾加剧,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禁锢,使得社会生产力低下,科学技术落后,财政拮据,军备废弛,武器低劣,封建统治自身已陷入严重危机,连其本阶级的有识士都感到面临“末世”,在这种情况下,御外必然受到很大限制。
第二,统治集团昏庸腐败,采取投降主义政策。这是从总体上说的,清统治集团的腐败在鸦片战争中得以充分地暴露。譬如,苟且偷安,骄奢淫佚(例:烟毒泛滥日深,许多官僚,却仍躺在安乐椅上醉生梦死,甚至象奕经那样身膺大帅之人,赴前线途中尚游玩水,优哉游哉);妄自尊大,虚骄盈心(对世界大势一无所知,对敌情不甚了了,却以“天朝上国”自居,开始,大有“区区夷国,何足挂齿”之概,遭到挫败,尚与不堪与外夷计较自慰,无异于阿Q的儿子打老子”精神胜利法。如奕山打了败仗却谎报胜仗,道光帝明知其情却顺水推舟地说:“该夷性等犬羊,不值与之计较,况既经惩创,已示兵威……云云”);昏聩愚昧,无知之极(如杨芳的“马桶妙计”堪为典型事例);限制和打击抵抗派,敌视和破坏人民抗击侵略的斗争(这方面的典型例子俯指皆是:如奕山的“防民胜于防寇”,清当局对三元里抗英的限制和破坏等)。综观之,鸦片战争当中,清政府执行的是妥协投降为主导的政策,这既是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所致,也是清政府腐败的具体表现。正是在清朝统治集团的这种状况下,英国方面的优势才得以显示和发挥出来。同样的英国兵同样的武器装备,为什么在林则徐那里打不赢,在三元里打不赢,而只在琦善、奕山、奕经之流那里打赢了呢?这不很能说明问题吗?所以我们说失败的原因在于以上两点。
2、鸦片战争中国失败的历史教训
历史教训和上面分析的原因是密切相联的,原因清楚了,历史教训也就明暸了,不过着眼的角度有所不同,关于历史教训我们归纳以下几点:
第一,落后就要挨打,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得发愤自强。在鸦片战争中国是落后的,武器落后,科技落后,经济落后,最根本的还是社会制度落后。要发愤自强就要改造社会,发展社会生产力,加强国防。
第二,腐败的清政府是不能领导中华民族在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取得胜利的,要取得反侵略斗争的最终胜利,就必须推翻清王朝寻求新的阶级领导力量(当然这种领导力量最终是无产阶级)。
第三,广大人民群众是反侵略斗争的主力军,只有坚决地依靠他们,才能在反对外国侵略斗争取胜。
△附说林则徐被处分后的情况:他1840年10月因妥协派的诬害被革职。虽然由于忠君思想的作祟,他对朝廷的错误做法没有进行应有抵制,但仍念念不忘战事,要求再给他一个办理军事的机会,表现出他的所谓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崇高胸怀和可贵品格。次年被派赴浙江,协办海防。但旋即命充军伊犁。他不得不满腔忧愤准备登上遥远的戍途。但是,这一年8月,黄河在开封附近溃决了,大学士王鼎赶到开封堵口,极力保他留在开封治河,前后半年时间,他在风沙和风雪中奔波筹划,以致操劳成疾,但黄河工程终于完竣了。王鼎大开宴会,林则徐被推居首座,就在这个时候,忽传圣旨到,谕曰:于合龙日开读。次日启旨,曰“林则徐于合龙后,仍着往伊犁”王鼎老泪纵横地送别他,林在告别王鼎的诗中写道:“西行有梦随丹漆,在望何人问斧柯”虽然自己将谪戍西行,但仍会念念不忘东南沿海反侵略战争。而王鼎屡向朝廷为林则徐争公道,但不成,甚有人污蔑戏弄他为神经病者,他怀着一腔悲愤自缢,冀以尸谏。跨过万里关山,林则徐在1842年冬天到达冰雪迷茫的伊犁。伊犁将军布彦泰问他:“君欲远乎 ?欲近乎?”答曰:“林禁愿远”他到了帕米尔高原以东和昆仑山以北,特别是沿塔里木河一带地方,南北上千里,东西十八城,来往奔波,着手开垦荒地,兴办水利,在吐鲁番一带,由于地面水源过分缺乏,当地维吾尔族人民。很久以来就通过一种叫“坎儿井”引水工程,利用地下潜流来灌溉田地,林则徐到这里以后,大力提倡坎儿井灌溉,兴办坎井工程。据说,从此以后这种井就曾被称为“林公井”。林则徐为新疆的开发做出了重要贡献。
1845年秋,道光帝认为林则徐办勘荒屯田有功劳,命他回京以四五品起用。11月,当他行至甘肃省时,又任命他陕甘总督。这时甘肃西宁(今属青海)一带的藏族在清朝压迫下暴动。林则徐很快将其镇压下去。1847年春,他又被命为云贵总督,去镇压那里的回汉人民的反清斗争。1849年,他因病请求退职,告老还乡,在家乡呆了一年光景,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爆发,咸丰皇帝惊慌万状,想起了林则徐,颁给钦差大臣关防,命令他赴广西镇压太平军起义。他赶到广东潮州府的时候,大病不起,于1850年12月死去。关于他的死因是一个疑团。据记载他临死时,一再大呼“星斗南”,其意答何?众说纷纭,据林则徐的后人解释,因为林则徐在广东时得罪了十三行,他们对林则徐恨之入骨,得知林复被起用,并入粤地,便以重金贿赂其厨子给林则徐下毒,厨子在米饭中投了巴豆,以致林泄泻不止,以致病死。自己知为十三行所害,因十三行在新豆栏附近,使愤而高呼“新豆栏”,在闽语中与“星斗南”同音。家人当时有所查觉,因疑被毒死需要验尸,恐怕不能全尸,便隐忍未发。外界也有查觉,但不敢唐突造次。
林则徐一生的履历是复杂的。从官职上说,既在京师供过职,又历经诸多省区的封疆大吏。从清廷对他的态度上说,既有重用封赏之时,也有贬黜惩治之时。从他的踪迹上说,从东南海沿,到西北塞关,从黄海之滨到帕米尔高原的脚下,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从他办理的主要大事上说,有禁烟、抵抗外国侵略,赈济灾荒、治河兴办水利,勘荒辟田发展新疆农业,镇压人民反清斗争等等。而以我们今天的历史唯物的眼光来看,前数项都是利于我们民族,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利于人民生计的。因而,是应该肯定的。而后一项则是反动的举措。反映了他的阶级局限性。他作为一个封建官僚,忠心地维护封建统治,效忠君主,即使在他因功获罪,被谪戍新疆之时。他还写过这样的诗句:“谪居正是君恩厚,养拙刚于戍卒宜”(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见《云左山房诗钞》卷6)。正是出于对封建王朝的效忠,他才对人民群众反抗封建王朝的斗争竭力镇压。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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