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财经大学培养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转）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学部委员李扬教授也与上财颇有渊源：

“期间，在陈观烈教授的建议下，到上海财经学院（现在的上海财经大学）听了一年课，系统学习了资本主义国家财政、西方财政理论、国外货币金融学说等课程。当时国家刚刚开始改革开放，专业的设置并没有统一的标准，授课内容也因人而异，基本上是老师熟悉什么，就教我们什么。当时，复旦和上财集中了一批在三、四十年代毕业于美国名校的博士，这样的师资配置，即使在美国的一些著名大学也都不多见。应当说，在读书期间得到多位名师指点，为我的学术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除了复旦的陈观烈教授、宋承先教授、蒋学模教授、张熏华教授、伍柏麟教授等之外，上海财经大学的曹立瀛教授、王传曾教授、刘敖教授的课我都系统地听过，他们都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非常值得一提的是上财的刘敖教授，他精通五国语言，中国最早的金融学说史——《国外货币金融学说》——就出自他的笔下。刘先生的经历告诉我们，熟悉多门外语对研究经济的人来说很有必要。因为经济学上最早的文献并不都是用英文写的，还有很多是属于欧洲大陆的文献。比如瑞典的维克塞尔，他是从古典学派过渡到凯恩斯主义这段期间的一个重要人物，凯恩斯的很多思想也来源于他。他建立了一套在某些方面比凯恩斯还要完善的现代宏观经济分析框架，对货币经济学的贡献也非常大。但是，由于他用的语言不是英语，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英语世界都不知道他。直到在凯恩斯的《货币论》和《通论》中看到有引用他的东西，人们才回头去读他的著作，发现了他的价值。当然，经济学、金融学的研究是以英语世界为主的，但是欧洲大陆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刘先生年轻时在很多国家游学过，所以懂得多国语言，这为他的研究提供了很多便利，也使得他的视野相当宽阔。在这些大师面前，让我真正感受到什么叫做“高山仰止”；师从这些老一辈的经济学家，使得我在治学、为人等方面均受到良好的熏陶，并使我终身受益。回想起来，从受教育之初就接受了系统、正规的西方经济学训练，是我一生的幸事。当时，国内大部分学金融的人接受的是所谓“社会主义货币银行学”的训练，而这些知识很快就过时了。举例说，上世纪80年代，我国金融界曾开展过几次全国性大讨论，而那些讨论的问题，多数让我们感到莫名其妙，例如，“存款算不算货币”？“中国要不要发展金融市场”？ ”

摘自《金融生态大解析——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博士 》，原载《当代金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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