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从珞珈山到燕园：考研初试及复试

     从珞珈山到燕园（一）2013年复试
（这是我去年考研失败后写的日志，后来回复的人太多，而且其中有些颇有讥讽的语气，索性转为自己可见。今年二战终于如愿以偿，遂将此失败记录重新发布，也给那些和我一样志于学术的人打一下气。）

北大历史系研究生（硕士）复试结果已经出了，我没有录取。此事对我个人来说，当然是很大的打击了，暂且不表。对于复试情况，稍微做一下说明。

我的笔试成绩是中国史第7（我是边上班边复习的，已经尽力了），中国史总共有8个名额，看起来，似乎还有一点微弱优势。但查到成绩后不久，我便得知中国古代史和中国近代史是分开复试和招生的，8个名额中5个分给古代史，3个分给近代史。所以我的成绩在中国史近现代史方向中，只能排到第4了，原本微弱的优势，也荡然无存。对此，我当然很不满，而且有了一种不祥的感觉——因为还得知近现代史考生中，有北大自己的本科生。我觉得这种复试方法不太合理：报古代史和近代史的人，考的是一样的试卷，为什么后者要去争3个可怜的名额，前者却有5个呢？这很不公平，而且招生简章中根本没说名额分配的事，报近代史的只能自认倒霉。

北大历史系硕士，每年的名额固定是42个。去年是保27个，考15个。今年不知道为什么多保了2个，考的名额只剩13个了，结果就是近现代史的名额少得可怜。

但我还是买了机票，向单位（浙江省某市财政局）请了假，去北京参加了复试。复试总共有5个老师，我全部不认识，后来查了一下，感觉有2个确定是欧阳哲生和王元周，其他3个，都不是很确定。

复试的问题，是问你读过什么书，今后想研究什么方向，再就你的学术代表作提一些问题。我说我最感兴趣的是文革史，尤其是红卫兵运动。想选北京、上海、重庆三个城市为样本，分析其划分红卫兵派系的原因，以及不同派系间的权力斗争。为什么是这三个城市呢？因为有代表性，北京是政治中心，有大量的高干子弟，所以高干子弟红卫兵和寒门子弟红卫兵的权力斗争是运动的主线。高干子弟主要是老兵派，寒门子弟主要是四三和四四派。先是老兵派掌权，接着四三、四四派推翻老兵派，然后四三、四四派内部发生分裂（因为人数太多，而权力有限），接着老兵派以西纠、联动的方式试图复辟，最后上山下乡，全部红卫兵下乡当知青，运动戛然而止。至于上海的红卫兵运动，我虽没有研究过，但根据裴宜理的《上海罢工》，主线应该是49年进入工厂的老工人红卫兵和49年后进入工厂的新工人红卫兵的权力斗争。重庆则有大量的外来人口（来源于抗战陪都时期和三线建设），和本地人口的冲突，在红卫兵运动中可能是个特别的现象（这个观点只是猜测）。总之，我想对这三地，做一个比较性研究，写一个文革三城记。

到这里，我自己都感觉自己是不是说得太敏感了？所以我接着说，这只是我的长久计划，硕士阶段，我打算研究学衡派。
我刚说出“学衡派”这个词，欧阳哲声就大喊一声：“研究这个的已经很多了啊！”我觉得很意外，因为我知道近年研究胡适、陈独秀这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的研究很多，但我一直以为学衡派研究比较小众，什么时候已经很多了？看来我真是不了解现今的学术潮流。

但我还是阐述了我的看法，我觉得学衡派这个保守主义团体，作为最主要的“五四反对派”，可以作为一面镜子，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遗产，以及其对于之后中国历史的影响。学衡派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的要点，我认为在于：
(1)对“德先生”的批判
学衡派担心的是民主（Democracy）引进到中国后会被片面理解为“少数服从多数”（孙中山语），将导致A. Tocqueville所说的“大多数人的暴政”（tyranny of the majority）。比如吴宓在《文学与人生》讲稿和《一多总表》里，就对崇尚“多”的哲学进行了批判，认为这会导致“尚力用术、徇民情、专制纵横、宣传主义、强人从我”等后果。
（2）对“赛先生”的批判
如梅光迪认为，国人忽视了西方科学（Science）形成背后深厚的宗教和历史背景，误以为自然科学的规律也可用于美术、文艺、道德，即“人类一切文明皆是进化的”。这种古必不如今的线性进化论观点，会发展成激烈的反传统论（Iconoclasm）和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
（3）对自由主义的批判
西方自由主义（Liberalism）原本非常强调“自由”与“责任”的相辅相成。但汉语语境中的“自由”却是一种不受外界束缚的“自由自在”（willful）状态。因此，自由主义在中国很可能堕落为自我主义（Egoism）。梅光迪给胡适的书信中表达了此担忧。

最后一个问题，是坐在我旁边的一个老师说：你知不知道我们历史系研究生毕业后就业也不好？除了出国和读博的，去高校任教的人，月薪一般只有两三千，能考上公务员，已经是算找到不错的工作了，那么，你既然已经是公务员了，为什么还要考研？
旁边的欧阳哲声插话道：是啊，这年头考公务员才真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是最难的，考研都只是第二难。你何苦要考，你毕业了想去干嘛啊，再考公务员？

我其实已经料到面试肯定会问我这个问题了，因为我的背景太奇怪了：武大水利系的本科，当过半年水利工程师，现在在财政局工作，却要辞职来读历史系的研。但是，我没有料到面试会说得那么直白和现实。我只能说，我确实是真心想做学问，不喜欢当公务员，人各有志，考公务员只是我当初走投无路后的无奈之举，以后想去大学或研究机构工作。
但说实话，今天做文科研究的处境那么差，确实对我有触动，尤其是当它由北大老师亲口说出来的时候。

面试结束后，并没有当场公布结果，直到两星期后，我在历史系主页上查到。我觉得，复试打分是不太公平的，其他不说，明明有5个考官，面试分按理是5人相加取平均分才是（公务员复试便是如此），可是近代史7个考生中的所有分，都是整数（45、43、40、36），不得不让人怀疑是先选人后打分的。相邻的古代史的打分便不是如此，是有小数的。

结果是很残酷，但是，我确实尽力而为了。对于那些鼓励过我、帮过我的人，我只有惭愧。

PS：我是89年的，考上公务员也就半年左右，大家不要把我想得太大，甚至“一把年纪”了，实在是受之不起。


从珞珈山到燕园（二）2014考研初试及复试
今天，我拿到了北大历史系的硕士录取通知书。自2011年我从武大水利水电学院毕业，一晃已过三年，期间做过水利工程师、浙江省财税系统公务员，最后兜兜转转，还是抑制不住本科时对于文史哲的强烈兴趣，走上学术这条独木桥了。苏格拉底曾言：“未经反思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我觉得应该把这三年的蹉跎经历做个记录。由于内容较多，估计需要三篇日志才能写完。

去年考研复试失利，四五月时是我意志最消沉的时候。我对自己说：买房买车，放弃你的学术理想吧。结果到了九月份，想想不甘心，又把压箱底的考研资料重新翻出来，开始在职复习了。财政局的工作清闲，我一人坐一间办公室，除了偶尔下工地要占用一整天外，平均每天花两个小时，把领导分配给我的造价评审工作做完，便可以自由地看书了。我下定决心这真的是最后一次考了，如果还不上，就全心学习工程造价，过几年技术熟练后跳出公务员系统做建筑咨询去。

我认真总结了去年失败的教训，觉得最大失误是复试时提交的“学术代表作”及“研究报告”写得太过草率。复试其实就是导师当面选心仪的研究生，这个环节一锤定音，至于打分、英语听力什么的纯粹是走过场。所以我在复习笔试的同时，已确定了“明末清初的天文历算学”这一主题，复习间隙阅读相关书籍，包括《明史》天文志、唐顺之等传，《鲒埼亭集》、《颜元集》、《日知录》、《黄宗羲全集》、《二曲集》等明代别集，黄一农、江晓原等当代学者的相关论文，以及我能买到的所有明末清初传教士著作。随着笔试时间的临近，论文的大框架也在我脑中也渐渐成形。

2月底，我查到了初试成绩：政治79，英语78，中国史211，总分368。中国史发挥得很差，因为考了一道钱币题，刚好考到了软肋，30分只得了9分，总分在中国史方向中只排到第6，总共只有7个名额，可以说是非常危险。今年初试前十名的分数分别是：415、378、376、370、369、368、367、366、364、354。毫不夸张地说，这绝对是近几年中国史考研笔试中竞争最为激烈的一年了，除了第一名遥遥领先外，第4到第9名的分数差距几乎就在毫厘之间。

查到成绩后便开始着手写论文，题目定为《明末清初（1582-1662）的天文历算学——以明遗民的视角为中心》。这篇论文主要从四个遗民学者黄宗羲、李颙、顾炎武、王夫之的视角出发，分析明西方天文历算学传入对于中国士大夫的思想冲击，及其对明末清初中国学术史发展走向的影响。我试图回答这一个问题，为什么明末西方天文知识，最终未能彻底重塑中国人的宇宙观，以至于清末再次与西方接触时，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仍然持天圆地方式的传统宇宙观？这篇论文一万两千多字，分为六个小章节：一、传统历法之衰颓；二、西学东渐；三、黄宗羲历学研究的背景及其影响；四、李颙与顾炎武；五、王夫之的天文学札记；六、结论。

复试时间是3月16日星期日，当天上午面试，下午英语听力。我星期六坐飞机来京，住一晚，考完当晚就飞回浙江继续上班，根本无需向单位请假。由于复试通知得比较晚，我订的住宿离北大本部又远，所以那天早上七点便起床，八点多到李兆基人文学苑楼历史系，检查学位证、缴费后，8点45分左右面试便开始了。今年共有25个考生参加复试，分成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和世界史三组。我是古代史组第五个面试的。

大概十点钟，面试秘书（系里在读研究生）叫我的名字，把我带进考场，坐了五个考官，分别是叶炜（魏晋南北朝方向）、郭润涛（明清方向）、荣新江（隋唐方向）、刘浦江（副系主任，宋辽金方向），何晋（秦汉方向）。去年面试的第一道题是自我介绍，所以前一晚我一直在准备开场的自我介绍，但结果根本没用到，因为刚坐下，郭老师便拿起我的学术代表作，直奔主题：“你为什么想到要研究天文历算学？”

我说：“因为我非常感兴趣，明末的西方传教士究竟怎么说服当时的士大夫们相信地球是圆的，而且还要在当时的科技条件下，将地球的经线周长测量出来？我在细读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的注解后发现，要做到这一点最关键的是一种叫做量天尺（astrolobe）的仪器。我在仔细分析了量天尺的基本工作原理后，发现它和我们今天做水利工程地形测量时用的水准仪是一样的。唯一的区别是今天的水准仪安在一个三角架上，但量天尺按利玛窦的描述，很可能是手持测量的。两种仪器都在仪器中心悬挂一个重物，通过地心引力原理来确保仪器的水平；都含有一个望远镜，先用它对准参照物体后，再在表盘上读出角度。然后通过不同测量点之间的水平距离和角度差，便可以计算出地球经线的周长了。利玛窦选用了北极星作参照物，指出每当我们向正北方向走二百五十里，北极星便会在量天尺中下降一度，向正南走二百五十里，则升高一度。因为一个圆周三百六十度，所以地球周长就是二百五十乘以三百六十，得九万里。
后来我又读王夫之的《思问录》，发现王夫之可能是当时少数几个认真研究过利玛窦这个地球周长测量法的人，虽然他得出的结论是：利玛窦在骗人。由于利玛窦没有具体解释量天尺的工作原理，所以王夫之认为‘目力不可以为一定之征’，北极星有没有下降一度，凭肉眼怎么能看得出来呢？其实北极星角度是通过量天尺的表盘读的，不是目测的，不存在这个问题。王夫之的另一个质疑则更为有力，他认为，地球的表面是凹凸不平的，有山川、河流、峡谷、丘陵，怎么可能像《坤舆万国全图》里所说的，正北或正南方向找到两处笔直的，高度还相同，确然不变之二百五十里来进行测量呢？王夫之说得很有道理，但他其实误解了利玛窦的意思。利玛窦说我们每向北走二百五十里，北极星就下降一度，只不过是一种整数说法。实际测量过程中，我们尽可以做一个表盘够大的量天尺（我伸开双手在空气中画了一个大圈比划了下），将量天尺的精确度提高到分，也就是一度的六十分之一，那样，我们就不需要真的找二百五十里了，我们只需要在一个地形大致平坦的地区，找二百五十里的六十分之一，即四到五里第就够了。明代的一里相当于今天的500米，四五里地放在今天也就是两三千米的距离，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然后再多次测量，求其平均值化解误差，便可以推算出地球周长。
由这个例子，我联想到明末西方天文知识不能在中国生根的原因。因为当时的传教士人数太少，又走上层传教路线，他介绍的仅仅是西方研究的最终结论，却不能系统地把量天尺等科学仪器、几何学证明等配套知识移植过来，更不能像西方的教会、大学等研究机构一样，让学者相互间通讯、辩论。当然还有其他原因，比如传统的星占、谶纬力量太大，黄宗羲算是明末对西方天文学研究较深的人物，但我发现他的研究中夹杂了很多这方面内容。还比如顾炎武《日知录》中就认为，如果日月食时间竟是可以精确预测，和人事无关的话，那还怎么用天人感应论来限制君权呢？所以他批评引进西方天文历算学是‘邪臣之论’。这方面具体的内容我都写在学术代表作里，就不细说了。”

完全没想到，复试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一个人在那里讲了近七八分钟。我讲完后考场里一片沉默，好几位老师脸上都有点茫然，似乎找不到话头接。直到过了几秒钟后，郭老师忽然点了一些头，一字一顿地说：
“有—意—思！”

这三个字一出，考场里好像瞬间活过来了，接下来刘浦江老师问我读过那些明清史著作，我便列举了十几种，接下来他问：“你想研究明末传教士，那读过那些传教士著作呢？”

我说：“因为我生活在小城市台州，没有什么好的公共图书馆可以利用，所以我所有研究用书都是自己掏钱买的。我只读过市面上能够买到的天主教文献，主要有两种：一是复旦大学出版社朱维铮先生主编的《利玛窦中文著译集》；二是去年中华书局刚出版的，黄兴涛、王国荣主编的《明清之际西学文本：50种重要文献汇编》。但这两部书已经包含了六十多部文献，基本够我用了。”

荣新江老师问：“为什么你对明清这一段感兴趣？”
我说：“因为明清时期士大夫的思想和事迹非常吸引我。我非常喜欢读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很多章节都读过两三遍。比如黄梨洲这一章中，钱穆先生用黄宗羲给陈确写的几篇不同版本的墓志铭来证明梨洲晚年思想受陈乾初的影响，对我很有启发。就是以材料和考证为基础讨论思想史。我想凭借自己的工程学知识，将思想史研究与科技史研究结合起来，这目前好像还没有多少人做。”

郭润涛老师问：“你想研究明清学术和思想史，那我问你几个问题。首先，你觉得《明儒学案》是一部思想史呢，还是一部学术史？”
我说：“我觉得更多的属于思想史的范畴。因为中国的‘学术’主要是指文字音韵、辞章训诂、典章制度、史学、经学等。但《明儒学案》里，却更多的是理气、心性、善恶、良知等问题的探讨，这都是思想史的内容。”
“梁方仲的书读过没？”
我老老实实地说：“不好意思，没有读过。”
“东林书院在哪里？”
“苏州。”（考完我才意识到，我说得太快搞错了，应该是无锡。）
“黄宗羲是哪里人？”
“余姚。”
“你认为黄宗羲是不是东林党人？”
我说：“东林党人的名单多少有些混乱。因为东林党的‘党’，并不是指西方政治学术语中的Party，它更多的是一种松散的社团。很多时候，一个人自己觉得是就是，没有什么凭证、手续，也有人将其作为一种罪名来安在别人头上来打击异己。我只能说，据我所读的文献，黄宗羲在感情上绝对是偏向东林党-复社的，他的父亲黄尊素，也被他收入东林学案中。我记得顾诚先生在《南明史》里有一个结论，就是明末党争剧烈不完全是阉党的责任，很多东林党骨干也产生了很恶劣的影响，比如黄宗羲。所以我觉得，黄宗羲应该也算东林党人吧。”
郭老师说：“不对，不是。”但是没有进一步解释。

刘浦江来打圆场：“我看你11年就毕业了啊，怎么想到现在才考研究生呢？”
我说：“其实我去年就考了，去年我是中国史第七，但是复试没过。”
刘有些惊讶：“去年就考了？初试中国史第七？是考我们这里么？”我说是。“那我怎么对你没有一点映像啊？”
旁边的荣新江老师若有所思，深沉地说：“我好像有点映像。”
我说：“我去年报的是近代史组，在隔壁面试。”（荣老师，你怎么可能会对我有映像！！！）
“哈—哈！”刘如释重负地说，“我说怎么没有一点映像呢，哈哈—哈哈！”然后，得意地转过头看了荣一眼。
荣：……
刘接着问：“那你今年怎么转考古代史了？”
我说：“因为我去年面试后继续读书，兴趣慢慢转移到了明清。我觉得，中国近代史的很多问题，必须要放在明清的大纵深中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比如黄宗羲、王夫之、颜李学派著作对革命党人、五四运动的影响。大陆以1840年为界隔断两者的联系是不太合理的，很多美国或日本学者也都不那么做。不先研究明清，近代史研究就没有根底。”

荣问：“你读过黄一农的《两头蛇》么？”
我说：“读过，我还读过黄院士的《社会天文学史十讲》，在提交的学术代表作里也引用了这本书。我觉得，黄先生给我们这些理工科转文的人指出了一条明路。就是你一开始在资料占有和熟悉程度上，肯定是比不过科班生的。做学问一定要扬长避短，多利用本专业的特长，在一些科班学生做不了的领域率先做突破。另外，要多利用数据库等资源进行e-考据，弥补自己的不足。”
这时一直不说话的叶炜老师开口了：“黄一农确实厉害。”
刘：“要不然他怎么那么快就评上中研院院士了呢？才十几年的工夫啊。听说他最近又改用e-考据做红学了，最近来北京做了几场报告，做得还很不错呢！”
然后老师们的话匣子就开了，开始探讨台湾中研院院士评选制度、台湾和大陆学术环境差异等问题，大概过了半分钟后，他们忽然发现我还坐在这里，于是刘对我说：
“哦，要不就到这里吧，你去叫一下下一个同学，复试结果回去等历史学系主页通知。”

我说了声谢谢老师，离开了座位。一个半月煎熬的等待后，在院系主页上查到我被拟录取了。在考研录取的总共十三个学生（古代、近现代、世界史全部加起来）中排第六。
原帖地址http://www.douban.com/note/361784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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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到北京，励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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