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书生论政”悲喜剧罗隆基、钱端升与《益世报》

如果说，法国思想家是巴黎沙龙的贵妇、咖啡所催生，报刊则可谓清末民初以来中国思想界聚散分合的平台。民国时期，除了具有明显政见差别、学术流派分野的各种刊物外，一些公共性的报纸，也纷纷聘请著名学者担任主笔，表达其公共关怀，提升报纸的学术品位。天津《益世报》便是其中之一。
  《益世报》是民国时期与《申报》、《大公报》、《民国日报》齐名的“四大报纸”之一。1915年由法国天主教会主办，创办人为比利时籍天主教神甫雷鸣远、中国天主教徒刘守荣等。报社社址最初设在天津南市荣业大街，后迁至东门外，1924年移至意大利租界内。1932年、1934年前后，罗隆基、钱端升先后担任天津《益世报》的主笔，为该报撰写社论。当时，主持《益世报》的是刘豁轩，从南开大学毕业后，族兄刘守荣委以总编辑一职，他就约了几个南开大学的同学重组编辑部。当时天津的另一家大报《大公报》设有“星期论文”一栏，延请许多著名学者围绕政治、外交问题发表文章。同处天津，与《大公报》具有竞争关系的《益世报》，自然也采取了延请知名学者主笔提升报纸品位的方策。罗、钱主持社论时期，《益世报》在天津大小70余家报馆中鹤立鸡群，日销量至四五万份，报纸一上街便被读者抢购、抢阅。
　　
　　罗隆基与钱端升的同与异

　　罗隆基、钱端升两位主笔，各自的人生经历与治学道路既有相近之处，也有大异。罗隆基是江西安福人，钱端升是江苏松江人，两人先后考入清华学校，并公费留美，获得名牌大学博士学位。罗隆基是1913年考入清华，钱端升则于1916年考入。但钱却先于1919年获官费留美，5年苦读后获得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而罗隆基留在国内参加了五四示威游行活动，1922年赴美留学，后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钱端升1924年回国后，执教于清华，后又在北大担任兼职教授，教授政治系、法律系的宪法课。罗隆基则迟至1928年才回国，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光华是私立大学，在五卅运动中，由数百名脱离圣约翰大学的爱国师生组建而成，得到学生家长的资助。罗隆基北上主笔《益世报》后，兼在南开大学教授政治学。
　　两位主笔最大的不同是他们的政见。罗是当时鼓吹“人权”的著名学者，因发表法国人权宣言的中国版本《人权论》、向国民党要“批评孙中山的自由”，而导致《新月》被查封、光华大学的教职被撤销，不得不从上海转回北方。而专门研究宪法的钱端升，出于建设强有力国家以及经济民族主义的压力，认为当时的中国无法实行民主政治，鼓吹“极权主义”的合理性，认同“新式独裁”。
　　
　　罗隆基对国民党的批评很快招来麻烦

　　自1932年1月起，罗隆基担任《益世报》主笔。在拜读了罗的政论文章后，刘豁轩对其十分佩服。通过南开大学教务长黄钰生居中联系，罗隆基接受了《益世报》的聘书。聘书约定的两大条件是，“(一)在不危及报纸的生命和不反对天主教教义的前提下，社论主撰有完全的言论自由；(二)每月薪金500元”。这样的待遇，在当时是十分礼遇且优厚的。不过，罗隆基离开上海，胡适是反对的。在胡适看来，杂志的专论是有学术含量的，给报纸写社论却牵涉实际政治，麻烦和政治压力都大。但罗隆基本人认为，报纸的影响比杂志更大，又利于宣传自己的抗日主张，故毅然辞去《新月》总编辑职务，赴天津主笔《益世报》。
　　时值“九一八”事变后，华北成为洞开的门户。国民党当局想加强对华北地方的控制，但多少力不从心。华北地方当局，面对日本的压力，又力图自保，因此一度弥漫着妥协情绪。中国知识界处于国难当头的焦虑当中，不断发出抗日呼吁，同时要求国家的政治改革。
　　罗隆基的头两篇社论，即表现其泼辣的论政风格。《一国三公的僵政局》一文，抨击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之间的派系矛盾，讽刺国民党奉行党治，却成为“党外有党”、“党内有派”的“僵政局”。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前夕，他发表《可以战矣》，提出对日“武力抗战”的主张。以后，他的要求民主、反对内战、主张对日抵抗的文字不断见诸报端。罗隆基反对国民党的妥协式外交，要求无条件地停止一切内战，还主张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建立超越党派的国防政府。
　　不出胡适所料，罗隆基对国民党专制及外交政策的批评很快招致麻烦。1933年第一次聘期满的时候，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和河北省党部出面，要求报纸不得续聘，刘豁轩置之不理。不久，罗隆基又发表文章反对“塘沽协定”，支持“福建事变”中十九路军的抗日行为。结果，天津、河北地方党部提出“严重警告”，南京政府也发来了“警告”。罗隆基并没有妥协，其言论一直尖锐。国民党当局忍无可忍，向报纸施加压力，甚至表示“最后一次警告”。两年期满，《益世报》不得不停止和罗隆基的签约。
　　
　　国民党对罗隆基的“迫害”

　　坊间的文章多谈到罗隆基主笔《益世报》期间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情节。其实，国民党当局的态度既有“迫害”，更有“招安”。国民党一方面打压《益世报》，另方面拉罗隆基去南京做官。罗隆基离开天津《益世报》后，还曾上峨眉山给蒋介石当老师。
　　先谈未遂的暗杀事件。罗隆基逃脱被暗杀，得益于一位有帮会背景的朋友潘子欣的帮助。潘在天津的地位，正如杜月笙在上海。国民党的特务来天津找到潘谈暗杀罗隆基的计划。罗得到潘的及时通告，有所防范。一天，罗隆基在赴南开大学讲课的路上，其乘坐的汽车被几名特务枪击，罗隆基靠着机灵，平卧在汽车座位前的空隙处躲过了一劫。为安慰司机，罗还假称“这是南开学生运动员闹着玩的”。第二天各处友人的唁电已经飞到罗隆基的家中。罗隆基晚年的回忆录称暗杀者是“蒋介石的特务”，应系推测。笔者以为，蒋本人亲自派出特务的可能性不大。
　　
　　给蒋介石当老师

　　再说说罗隆基给蒋介石当老师。在主撰《益世报》社论期间，国民党方面也曾多方通过罗隆基留美同学的私人关系拉他宣誓加入国民党，辞去报纸主笔去南京政府工作；又通过胡适和南开校长张伯苓的关系，要他去见蒋介石。离开《益世报》后，罗隆基到四川去见蒋。在峨眉山上，蒋介石通过他的心腹陈诚向罗隆基表示了“决心抗日”的意向，又亲自对罗在天津“受过一次惊”表示“岂有此理”。同时，蒋介石要求罗隆基给他上课，讲授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英美国家的战时行政情况。回顾在峨眉山的那段日子，罗隆基在回忆录中说：
　　那次我在峨眉整整住了一个月。招待的确相当周到。每日下午4时向蒋讲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美等国家的战时行政组织，此外向在峨眉受军训的队伍公开地作了几次演讲。……当蒋问我今后愿在哪方面工作时，我坦白地回答说，我没有参加实际政治的才能和兴趣，仍愿意回南开大学继续教书并从事写作。
　　显然，罗隆基放弃了受“领袖”器重、去中央政府工作的机会，而回到南开继续教书。以后，他的文章偶尔也在《益世报》以笔名发表，也重回报社担任过一段主撰。当时，罗同时主持着《自由评论》，该刊也转载罗隆基在《益世报》的文章。
　　
　　钱端升并不反对国民党加强其统治

　　钱端升继罗隆基之后，担任天津《益世报》社论主笔。但钱担任主笔的时间更短，仅仅在1934年初至9月间。
　　钱端升的文风与政治主张，确实与罗隆基迥然有别。钱氏的文笔，较为平和持重，不像罗隆基那样锐利而充满激情。钱端升也十分明了自己手中所握的笔杆子的分量。《新闻纸与政府》(1934年7月2日社论)一文中，他明确表示新闻媒体的职责应是：“(一)为全国民福利着想，以事实为根据。(二)有深远明透的眼光。(三)有实行的可能性，而调勿过高。(四)要完全做到上述各点，主笔政者当然对于学问要有相当的造诣，对于实际政治要有相当的认识，但尤须有大公无私的居心。”看来，钱也正是本这“大公无私的居心”与自己的学术造诣来主持《益世报》的笔政的。
　　钱端升也没有像罗隆基那样谈民主、自由，他更关心的是国家要有“中心势力”及强有力的政府。在《怎样可以促进我们国家的近代化》(1934年2月18日社论)的文章中，钱列出的促进国家近代化的条件是：“第一，我们需要一个中心势力”，“第二，我们要尊重新的知识，新的技术，新的人物”，“第三，我们希望全国人民有忧勤惕励，克苦耐劳的精神，而统治阶级尤其要有这种精神。”显然，钱端升并不反对由蒋介石、国民党来作推动国家近代化的“中心势力”。当时，全国知识界掀起要求民主的宪政运动，钱端升是明确表示反对的。在《关于宪法草案的根本问题》(1934年8月15日社论)一文中，钱表示：“要知道中国此时何以不需要，不宜有，也不能有宪法，我们应先知道中国现在需要的是什么。中国现代需要的，第一步是安定的政局，第二步是统一的国民意志，第三步是有力的政府。”钱端升只主张作政府行政机构的改革，反对开放党禁，颁布宪法。
　　
　　钱端升得罪黄郛

　　从政治立场看，钱端升与罗隆基是不一样的。按理，钱端升的观点与国民党意欲加强其统治的趋向是不谋而合的。何以钱氏也被迫更快地离开了《益世报》呢？
　　钱端升在其自述中说：《益世报》当时是北方两大报之一。罗隆基曾为主笔，由于批评蒋介石而被驱走。后该报聘我就任“主笔”，并希望我稍变罗隆基的文调，以求保全“日报”。不料后来蒋介石终因我的一篇社论《论华北大势———兼送黄委员长南行》大为恼火，并立即勒令邮局对《益世报》停邮，使我在该报呆了8个月写了百七十篇社论后被迫离去。
　　钱端升惹出麻烦的社论《论华北大势———兼送黄委员长南行》，涉及当时的所谓“对日妥协派”黄郛。
　　当时的华北一片消沉之气，大小汉奸十分活跃，民间舆论也弥漫着以妥协换取日本停止染指华北的论调，如与“伪满洲国”通车通邮等。国民党当局也试图以牺牲换取华北的苟安。钱端升指出，妥协乞和是没有出路的，“我们只能有一分力量，则用一分力量来抵抗。中日问题根本是无法解决的，我们愿黄氏对于妥协一道勿轻于尝试，我们但愿其忍辱负重，与日本人敷衍，而不让日本人携利益而去”。在这篇文章里，钱端升语重心长地表示：“割了东北，日本仍会要求华北，割了华北，日本仍会要求长江，与其开门揖盗，财物被劫，内眷蒙羞，而生命终归乌有，毋宁与盗肉搏，而死壮士之死！”
　　其实，在语及黄郛的时候，钱端升也只不过用了“妥协派”、“日本通”之类的词语，并没有什么人身攻击的话。黄郛原籍浙江嘉兴，生于杭州。黄本系老同盟会员，留日期间与陈其美、蒋介石结为盟兄弟。南京政权成立后，他曾被委任为上海特别市市长。黄因1928年“济南事件”后主持对日外交交涉而蒙“亲日派”之名，一度隐居莫干山数年。“九一八”事变后，黄郛还发起成立“新中国建设学会”，延请专家学者研究对日国防计划。从日渐披露的史料看，黄郛本人并不真是亲日媚外的，在当时华北政局复杂化的情况下，他是迫于盟兄弟的面子，北上担任华北整理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替蒋介石“分谤”，担了“妥协派”的骂名。黄郛当时的处境，正如李鸿章在甲午中日战争后签定《马关条约》时的角色。
　　除了提到的那篇社论，钱端升语及黄郛的文章，还有4月19日《黄郛与华北》等。
　　
　　《益世报》险被停刊

　　1934年7月，国民党当局通电全国，禁止《益世报》的发行。《益世报》总经理刘豁轩四处奔波求情，跑南京、上庐山。但由于黄、蒋之间的特殊关系，连蒋的亲信杨永泰、陈
布雷也不敢介入此事。3个月后，南开张伯苓校长、新任天津市长张廷谔直接向黄郛疏通，《益世报》同意换黄郛的亲信担任主笔，才使《益世报》得以复刊。
　　《益世报》被停邮，固然与该报长期尖锐的抗日言论不无干系。罗隆基、钱端升两位主笔的外交主张都是要求坚决抗日的，这与华北特殊化的气氛是不吻合的。无论是南京当局，还是华北地方当局，都不甚愿意看到激烈的抗日言论。而钱端升的去职，恐怕更与黄郛个人的胸襟，以及黄、蒋的特殊关系有关。就政见而言，黄郛与蒋介石不太一样，他是一个“专家政治论”者。对党内，黄郛主张“以才治党”以提高党的决策能力；对党外，他主张“组党自由”以容纳党外人才。这一点，黄郛的主张无疑与罗隆基是相近的。黄郛本人是具有自由主义气质的人，为什么还不容忍别人的言论自由？他主要因自己被视为“妥协派”而委屈与气愤，这显然是比被骂为“专制”而更为国人不容的罪名。而且，他明明是结拜兄弟委派去背黑锅的，但又不能与蒋兄弟翻脸，只好拿天津《益世报》撒气了。看来，泛泛地骂骂国民党的专制固然不安全，语及某些特定的个人也有麻烦。
　　罗隆基、钱端升先后主笔天津《益世报》又被迫去职的插曲，无疑是一幕“书生论政”出演的悲喜剧。他们慷慨激昂的文字，展现的是中国知识人“文章报国”的情怀，但其具体的政治、外交主张，却不一定切合实际政治操作。罗隆基的“武力抗日”论，在国难当头具有情感上的正义性，但战略上似乎不那么切于实际。钱端升的“极权主义”主张，诚然出于爱国之至诚，但蒋介石本人也不敢公开称赞。不过，在与国民党当局打交道时，罗隆基似乎更善于调动其人际关系，在骂完国民党后，蒋介石仍向他抛出橄榄枝，他仍然可以回到报社。钱端升更书生气，尽管其某些政见可能更合于国民党的主流意识形态，但开罪的却是蒋介石的盟兄弟，不得不因一篇文章黯然离去。
　　钱端升离开《益世报》后，回到清华大学继续教书。抗日战争爆发后，钱又和胡适、张忠绂一起，被国民政府作为民间外交代表，派往欧美各国考察外交。罗隆基在平津沦陷后，也南下参加到抗日运动中去，成为抗战时期“中间力量”的领袖人物。中国的知识人，继续秉持其良知，在学问国与政治国之间徘徊，担当着历史赋予他们的艰难使命。（作者：邓丽兰）

楼主,太有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