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生解读湘雅精神

祥和的面容、银白色的头发、儒雅的风度，两眼透着智者才有的睿智——这位老者手捧鲜花登上主席台，再一次凝望着会场上方的会标：“徐有恒教授八十寿辰暨从医从教五十五周年庆祝大会”时，眉宇间充满着幸福和激动。
猴年伊始，湖南省九三学社和湖南省生理学会联合举行了“徐有恒教授八十寿辰暨从医从教五十五周年庆祝大会”，笔者有幸见到了寿星徐有恒，看到了这动人的一幕。
徐有恒，湘雅人没有人不知道，没有人不敬慕，不因为他曾经担任过省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主委和湖南医学院院长等职务，只因他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和热忱宽厚的人格魅力。他打从十九岁走进湘校雅园，八十年来，与湘雅唇齿相依，他见证了湘雅兴衰的历史，他几乎用尽全部的生命，在解读湘雅和湘雅精神。

一

徐有恒出生于浙江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铁路工程师，兄弟姊妹四个，都在父母的宠爱和呵护中度过了他们的童年和少年，小康之家的生活，使他们几乎不知“苦难”为何滋味。
徐有恒从小性格内向，但很喜欢读书学习，在校的学习成绩优秀，常得到老师们的夸奖，从五年级起每天放学后都要为因患青光眼而失明的外祖父读报。他那宁静聪慧的性格受到长辈们的疼爱。
就在全家为他编织着美好未来的时候，“七•七”事变爆发了，日寇的铁蹄踏进了这一片宁静的土地，他们在浙江的老家被日寇炸弹夷为平地。徐有恒和他的弟妹只得随着母亲迁到已经被日寇四面包围的上海孤岛暂住，并在那里继续着初中和高中的学业。1941年12月8日凌晨，太平洋战争爆发的炮火声把人们从睡梦中警醒，日军的铁蹄又踏进了上海租界。眼看着自己的学校被日军占领，英美藉的老师被关进了日寇的集中营，自己的同胞被凌辱，年少的徐有恒带着心灵的伤痛和愤慨思索着：难道自己就这样当亡国奴吗？不，他要探寻一条抗争的出路。
“生命之泉，即使拌和着血和泪，也要在自己的国土上流淌。”他想起了这句名言，“决不当亡国奴”的信念在沉思之后从他心底迸发出来。就这样，徐有恒在他的一位中学语文老师的帮助下毅然跨过日本封锁线，开始了流亡生涯。
就在徐有恒孤身一人刚刚踏上浙东的土地不久，凶恶的日冠又再次袭来。他和几位相似情况的年青学生再次徒步向福建、江西逃亡。一路上，他饱经凄风苦雨，目睹同伴们遭敌机轰炸扫射而倒下，目睹沿途村庄因温疫的侵袭而荒无人烟。这种种惨状震撼了他年少的心灵，他开始把自己的前途和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连接起来了，当初“不当亡国奴”的抽象的意念渐渐变得具体而清晰起来：我必须用行动参加到拯救民族危亡的洪流中去！我要学医，用医学的知识和技能来医活人们身体和心灵的创伤！
经过几千里的流浪，徐有恒终于找到了当时正在广西修建湘桂铁路的父亲，并在桂林中学读完了高中。当他把自己学医的志愿告知父亲时，父亲很是支持。也许是缘纷吧，父亲有一位好友，其时正在湘桂铁路总医院任院长，而他的儿子张时纯（湘雅21班毕业，湘雅医院著名泌尿外科教授），正就读当时西迁在贵阳的湘雅医学院。他立马找到了正在家中休暑假的张时纯。从他那里知道了湘雅的基本情况，湘雅的校风和在国内医学界的地位。“湘雅”立即引起了他的向往，他摒弃了其他的设想，乘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从广西赶到湘雅当年设在湖南耒阳的考点，参加了考试。1943年夏天，徐有恒终于成为了湘雅23班的一名学生。
当时西迁在贵阳石洞坡的湘雅医学院，生活条件极为艰苦，住的是茅棚，点的是油灯，坐的是“三脚凳”（为适应教室的泥土地面不平，每个学生放一条“三脚凳”，到那个教室上课，就把小凳带到那里）。但是张孝骞院长和师长们却尽可能为学生提供良好的教学设施。上解剖课，仍保证四人一具尸体；化学课从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到生物化学都配有正规的实验操作，各门课程都用英语教学。徐有恒用心感受着这一切，珍惜着这一切，他知道，在战争的年代，他能受到这样高质量的教学是多么的不易呀！
然而好景不长。1944年11月，日寇侵入广西，一度窜到贵州独山，国民党的部队节节败退，贵阳市人心浮动，湘雅再次被迫迁往重庆，没有交通工具，学生只能步行前往。正在这时，与中国协同对日军作战的美军急需一批英语翻译人员，在贵阳设定了一个招考站，徐有恒和几位同学抱着抗日救国的心情毅然报考并被录取。第二天，1994年12月8日也就是校庆日，他们辞别了即将踏上流亡之路的同学和师长，赴昆明接受短期的训练后，即协助美军开始训练中国军队，不久便随军队开往广西与日军作战。1945年8月15日，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徐有恒一离开战场，就立刻想到了湘雅，想到了自己的学业。可湘雅在哪？徐有恒经过一番周折后，终于在1945年10月回到了当时已迁移在重庆杨公桥的母校，进入24班学习。当时已经是二年级下学期了。1946年夏天，湘雅的师生分批回到长沙，这时的校园已化成残垣断壁。唯一幸存的一座湘雅医院建筑也被削去了顶层。
每每提及往事，徐老总感概万千。从1942年离开上海的家到1946年随学校回到长沙的湘雅校园，五年之内，几度流亡，他承受了常人难以承受的磨难。但徐老却很爽朗，他常说，这些苦难促使了他更快地成长，铸造了他勇敢面对人生的性格和搏击困难的力量。

二

湘雅医学院从重庆迁回长沙后，百废待兴，师生们共同努力，从断壁残垣中拾起了校园，先是建起了福庆楼，接着相继修建了图书馆和宿舍，不到几年功夫，湘雅校园便又重现了生机。在重建家园的过程中，尽管师生们的生活极其艰苦，但教学条件和教学质量却始终得到保证。在“求真求确，必邃必专”的校风中，徐有恒完成了六年的学业，因成绩优异而在毕业时获金质奖章，并被生理学老师易见龙教授留在生理学科工作。
徐有恒对生理学这门学科是情有独钟。还在三年级刚接触生理学就产生了一种弃之不去的情结，在六年级下学期就开始进入生理的实验研究，从此，他与生理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在生理学，他如鱼得水，一头扎进教学和科研中，一进实验室，就如同回到了家，他是那样贪婪地吮吸着生物医学知识中的甘甜雨露，每项实验的进展，他都有种痛快淋漓的酣畅。
进入六十年代，徐有恒一方面担负着党和行政的职务；一方面仍执着地在生理学领域学习和探索。他没有丝毫满足，继续攀登着，就在他渴望着领略那知识海洋的无限风光时，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如同山洪泻来，一夜之间，徐有恒便成了被打倒的对象，打入了十八层地狱。
加给徐有恒的“罪状”有好多条，其中之一就是“旧湘雅的黑线人物”，对于这样一个“罪名”，他心知肚明，他确实是在湘雅母校的教育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他也从心底里热爱着自己的母校。解放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母校正以更大的规模为祖国培养着人才，她决不“黑”，她没有“罪”。他想起了自己与湘雅相依为命的情景，这些年来母校虽历尽艰难颠沛，却仍弦歌不断。而自己整个大学时期，多次被同学们选为班长，在学生运动激烈澎湃的年月，还担任过学生会主席，深得老师和同学们的信任和喜爱。使徐有恒感到幸运的是他有机会较早地接触到中共的地下党组织，1947年，中共地下党开始在湘雅建立组织，担任第一任支部书记的就是徐有恒很亲近的同班同学兰维廉，在潜移默化中使他愈来愈清晰地懂得，要拯救国家民族的危机，必须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于是，他投入到了由党领导和组织的学生运动和迎接解放的活动中来，1950年，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中共地下党在学校公开活动，徐有恒在担任生理学教学任务的同时，先是参加筹备学校工会的工作，在校党委组建统战部时担任了第一任统战部长。在他担任教师党支部书记时，不仅积极发展青年教师入党，还努力鼓励帮助他的老师辈如易见龙、周衍椒、严淑芳、吴洁如等加入共产党。到了1956年，为了真诚协助民主党派在学校和在湖南省建立和发展组织，中共党组织又建议徐有恒加入九三学社，徐有恒见证了湖南省的九三学社组织从建国初期的只有几个人的小组，发展到了今天包括有10个地、市委组织和几个社员的民主党派……
就这样，徐有恒带着好几个莫须有的罪名，被关入阴暗的地下室里好几年，他被紧紧地看管着，即使是晚上睡觉也是灯火通明，因为他们怕他自杀。可徐老却不悲观。因为这些年的磨练，使他变得刚强起来；他坚信：久经考验的中国共产党总会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在风雨飘摇中走过来的湘雅总会继续成为培养新中国医学人才的摇篮。一双创造知识财富的手，就这样做起了简单的体力劳动：在潮湿的地下挖防空洞，搬运水泥，砌砖墙，做钢筋工、白铁工等，可他从不叫苦。不出工时，他坚持看书，用学习来打发时光，他通读英文版的毛泽东选集，因为这是看管人员无法禁止的。那一段岁月，真使他不堪回首。
终于，风停了，雨住了，徐有恒解放了，如同一只放飞的鸽子，他顾不上计较政治上的平反，迫不及待地奔向久违的教研室，从此，他如饥似渴地钻研，与同事们一道，为重开生理学的教学和科研，为建设新的生理学教材而苦心经营，恨不得一夜之间就要把失去了的时光补回来。1976年的春天，他去上海参加由科学院上海生理研究所召开的会议，会上大家商议着如何加快中国生理学学科的发展，徐有恒得到启迪和鼓舞，决心为开创以造血调节为核心内容的血灌生理学研究而努力。
1981年3月，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徐有恒作为首批访问学者，被学校派往美国。他来到了马里兰大学医学院，被安排在实验血液学研究所国际著名实验血液学家Byron教授实验室进修，在那里，他对多功能造血干细胞表面受体的研究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经过艰苦的学习和深入的研究，很快取得了独创性发现。1982年10月回国后，他立即带领全室人员和研究生对此课题作进一步系统的探索，其中关于“组胺受体对多能造血干细胞的调节作用”的研究成果，获1985年卫生部重大科技成果二等奖。1987年7月徐有恒先后出席了1987年在东京召开的和1989年在巴黎召开的国际实验血液学会（ISEH）年会，他们宣读的论文，引起了国际同行学者广泛兴趣并被邀请到法国科学院交流经验。徐有恒在血液生理学方面的造诣颇深。他重点研究的方向在组胺H1和H2受体激动剂对CFU-S细胞周期状态的影响，造血干细胞表面受体与干细胞的分化、造血干细胞表面受体影响细胞增殖和分化的细胞内机制、白血病细胞表面受体的特征等，曾多次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并二次获得卫生部科技进步奖。在中国生理学界，徐有恒享有很高的声望和权威，曾担任中国生理学会副理事长，目前还是名誉理事，也曾是中国生理学会教育工作委员会的主任，1992年至1997年期间，曾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评定早期的博导，曾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委员会的学科评议组的工作，为发展我国的研究生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作出贡献。
徐有恒在湘雅是有名的读书迷。他深知科学文献的宝贵，平时，一有时间他都往图书馆跑。文革前，湘雅的医学文献藏书量在国内是屈指可数的，可文革期间，200多种国外的医学杂志全部给中断了。而医学文献必须要保持连贯性。一想到文革十年被中断丢失的文献，徐有恒便痛心疾首，千方百计寻找弥补的办法。当他来到马里兰大学医学图书馆，看到自己渴望已久的这些文献时，他一改平时迂腐的性格，冒昧找到美籍华裔馆长，急切地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和要求，馆长看到同胞如此求书心切，便爽快地答应了，不仅慷慨地答应了赠送大量医学期刊的要求，而且还动员馆员将多年的复本全部清理出来送给了徐有恒。接到这200多种医学期刊资料，徐有恒如获至宝，装上一个集装箱，兴致勃勃地运回了学校。

三

1982年，徐有恒还在美国潜心研究他的造血生理学的时候，就接到了国家卫生部的任命，要他担任湖南医学院的副院长，主管科研。一年之后，便正式任命为院长。
他曾有过作工会主席、统战部长的经历，而且大学时期就一直是班长，真正走上医学院管理岗位，还真使他犯难了。他深知，文革刚刚过去，他是受命于非常时期，人才培养、设施条件、对外交流，一切都得重整旗鼓。但徐有恒思路特别清晰，他认定一条，学校要上水平，人才与质量就是“双翼”。
人才是他最珍爱的，但得培养，得让人家接触世界先进的医学科学啊，于是，他千方百计把学校的教师们一批批送出国去，先是同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CMB）建立起关系，从图书资料、人员进修，到科学研究，各方面都取得他们基金的支持；与此同时，开始同美国雅礼协会交换学者，并注意取得世界银行贷款，改善设备条件，接着，陆续同日本、加拿大、欧洲等十几个国家都建立起学术和人才交流联系，使文革后一直处于自我封闭状态的湘雅在对外交流上呈现生机，大批人才得以快速成长。
在国外进修的一年多时间，徐有恒在研究他的生理学专业同时，一有空便考察他们为科学研究和教学服务的公共服务体系，时而了解图书馆的现代化管理，时而访问信息中心，连实验动物部他也没放过。到马里兰大学，他看到的动物实验很是严格、科学，相比之下，国内就还太落后了，而动物学部在医学院是一块不可或缺的阵地。回国后，也就在他走马上任科研副院长时，他又力主成立了实验动物部。
徐有恒是1983年担任院长的，第二年便是学校70周年校庆。因为历史的原因，湘雅发展一直受到空间的制约，医学院加上当时的二个附属医院面积也不足600亩，整个校园拥挤不堪。建校70周年时，海内外的校友纷纷返校，他们在赞美母校工作成就的同时，也对学校空间的发展提出了建议。这使徐有恒萌生了扩大校区的念头。于是，他与党委书记何鸿恩一合计，与班子再三商议，便形成了新建教学区和附属第三医院的设想。可地在哪里？
就在他们犯难的时候，省委书记毛致用、主管教育的副省长王向天等领导来到了学校，在听取学校工作汇报、充分肯定了学校为湖南省作的贡献后，直接询问需要省里给予学校什么样的支持。这可正合徐有恒的心意，“我们有希望了！”他欣喜万分，便迫不及待地将扩大校区，新建附三医院的设想和盘托出，当时提出这些设想后，徐有恒对领导将给予什么答复心里没底，只是怀着一线希望而已。不料，毛致用书记对此十分支持，当即拍板：行！扩展首先要有地皮，地皮由省里无偿拨给。至于需要什么地方，你们自己考察选定再报省市政府。
这就是新建校区600亩地的起源。当时，徐有恒甭提有多高兴。在此后的几年里，他便组织专门班子马不停蹄开始了征地工作，四处考察确定扩建地址，跑卫生部争取投资立项、开征土地等。尽管整个新教学区的建设，尽管他在任时只是前期的工作，但每当看到当年那片荆棘丛生、荒山野岭的桐梓坡变戏法似地成了布达拉宫般的教学大楼群和散发者现代化气息的附属医院时，他很是欣慰，他说，他和同事们赶上了发展的好时机。
是啊，徐有恒很满足，很幸运。八十年的风风雨雨，他尝尽了人间的酸甜苦辣，但他总是靠一种精神在支撑着，以致于自己在晚年遭受身患肠癌、老伴又患肝癌离他而去的打击时，仍能保持健康乐观的心态。
“长沙张仲景，医学溯先贤，泱泱乎风流千载，湘雅树中竖。……历尽艰难颠沛，壮气直无前……，公勇勤慎，诚爱谦廉；求真求确，必邃必专……”已届耋耄之年的徐老，在湘雅90周岁前夕，正与众多湘雅前辈一起，组成老年合唱团，满怀豪情，高唱湘雅院歌，缅怀先辈们的业绩和期望，用心诠释着湘雅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