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决反对用新自由主义改革把中国变成殖民地

坚决反对用新自由主义改革把中国变成殖民地


——评高尚全等人的资本主义改革道路







社会主义社会要不要改革？当然需要改革。恩格斯早就讲过：“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43页）毛泽东在1957年就曾说过：“中国的改革和建设靠我们来领导。”“我们国家要有很多诚心为人民服务、诚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立志改革的人。我们共产党员都应该是这样的人。”“我们还需要有一批党外的志士仁人，他们能够按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方向，同我们一起来为改革和建设我们的社会而无所畏惧地奋斗。要使几亿人口的中国人生活得好，要把我们这个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富裕的、强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11页）

我国的高尚全等一批资改派先生们口口声声说，他们是坚定不移地搞改革的，而左派们是反对改革的。不对！我们不在乎自己是不是左派，但作为共产党人，我们是坚定地拥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所讲的改革的。我们所反对的只是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毛泽东讲我国的改革，意思很清楚：第一，中国的改革，是要由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共产党来领导的社会主义改革；第二，改革要按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方向，要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第三，改革和建设要使几亿人口的中国人民生活得好，要把我们这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富裕、强盛和具有高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决不是要搞什么“穷社会主义”。

在这里我们首先要讨论的问题是，高尚全等先生们是用什么思想理论来指导中国的改革的？要把中国引向何处？

高尚全先生是对我国的改革决策起重要作用的人物。他从1982年起任国家体改委处长、副局长，中国体改研究所所长，1986—1993年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从1999年起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还现任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会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他在2005年“中国脑库年会”上讲，“我们的改革现在遇到一些干扰。最近听说在批新自由主义——拉美国家出现那么多问题，就是因为搞了新自由主义；俄罗斯改革出了那么多问题，也是因为搞了新自由主义；中国改革中不断出现新的矛盾、新的问题，也是因为搞了新自由主义。这是一种干扰。”为什么高尚全对人们批判新自由主义要这样发火，骂人家是干扰改革呢？就是因为这个批判触痛了资改派先生们的要害。因为新自由主义恰恰就是他们搞改革的根本指导思想。

请大家看看高尚全的战友、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曾参加过起草关于改革的文件，提出过多项关于改革的方案、方针的建议被领导上采纳）徐景安先生，他也是一位对改革有重要影响的角色，他在最近写的大作《中国走向》中明明白白地说：“无庸讳言，主流改革派的指导思想是西方经济学。中国改革以市场为取向，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自然以西方的市场经济为参照，以西方的经济理论为指导。改革主流派用的词语、概念、定义、方法都来自西方经济学，就其核心理念来说，受了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也没有说错。”（见《中国走向》第54页）也就是说，我们的资改派先生们搞改革的指导思想就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其核心思想就是新自由主义。我们要谢谢徐景安先生有这种坦率的态度。这可以使中国人民知道，你们是确确实实用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用新自由主义在指导中国的改革的。这一点儿没有冤枉你们。

高尚全在《深化改革是中国的唯一出路》那篇著名文章中，在给自己在改革中起的作用评功摆好时，为什么没有讲讲跟随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赵紫阳搞改革的事呢？可能感到并不很光彩吧。其实从赵紫阳当总理兼任体改委主任时，对中国的改革就已经在用西方资产阶级经济理论作指导了。大家知道，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就曾提出要求说：“中国要推行美国的价值观，加速大型国有企业的衰亡，由私营企业取而代之。”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智囊人物布热津斯基提出：“中国改革要成功，一要淡化意识形态，二要不再是公有制国家。”这就是要中国的改革，在上层建筑方面抛弃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在经济基础方面用资本主义私有制代替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为俄罗斯搞“休克疗法”私有化改革的策划者，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曾于1988年来中国，对赵紫阳传授如何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他要求我国搞私有化产权改革，并公开说：“中国改革的唯一出路是搞私有化的市场经济。”赵紫阳正是在这些思想影响下，在中国搞私有化改革的。当时，高尚全已是赵紫阳搞私有化改革的得力干将和急先锋。

根据赵紫阳的好友、曾任国家体改委研究所研究人员和体改委研究会常务理事的宗凤鸣先生所写的《理想·信念·追求》一书中讲到，他曾与赵紫阳多次亲密交谈过，赵紫阳认为，“过去已经实行的公有制，是走过了头，必须退回来。”苏联实行公有制是失败的。我国应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现在只能为实现社会主义创造条件。赵紫阳是混合经济的思想，对于公有私有经济各占多少，他是不主张规定比例的。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经济学家廖季立曾对赵紫阳和宗凤鸣说：“社会主义不应以所有制为标志，而应以发展生产力为标志，公有制占优势不行，公有制为主体也不行，只能占百分之二十五。因为国有制没有效益，发展不了生产力，不能走向富裕。”赵紫阳认为，“应重新为社会主义下定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就是效率和公平，就是高度发展的社会生产力。”赵紫阳主张，“不以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制度为界线来作为先进与落后的指标。”也就是说，不要分什么姓社姓资。赵紫阳还说：“改革就是要把过去搞过了头的公有制程度退回来，这样，把问题明确起来，改革的阻力就可以减少些。”他认为，中国生产力这样落后的国家，革命胜利后不能实行社会主义。搞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要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加社会主义成分。公有制、高度集中的专制政体与市场经济是矛盾的，不宜提公有制为主体。（以上见宗凤鸣著《理想·信念·追求》，香港环球实业公司出版，第289—290、300—335、386页）杨继绳先生在1996年10月29日访问赵紫阳时，赵紫阳还说过：“我的确主张过政治上不要慌慌忙忙地搞改革，现在我的想法有改变。我现在认为，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要配合。不配合，搞市场经济，还是无产阶级专政那一套，这两套很难在一起，矛盾会很多。”（见杨继绳著《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第589页）由此可以看出，赵紫阳确实犯有严重的资产阶级自由化错误，从他开始搞中国的改革，就是受西方垄断资产阶级要求和主张的影响，按新自由主义搞私有化改革的指导思想来搞的。实际上，高尚全等人是继承和发展了赵紫阳搞私有化改革的思想和主张的。

从刘日新同志所写的一批文章揭示的材料来看，早在1985年9月，经赵紫阳批准，国家体改委主持，在由重庆至武汉的巴山轮上，召开了一个“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邀请了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学专家参加，赵紫阳接见了他们。开这次会议高尚全是出了大力的。会上由匈牙利专家科尔奈发言提出要以取消指令性计划，搞所谓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作为中国改革的目标模式。法国专家阿尔伯特说，法国现在实行的体制就是这种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这样就把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引向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科尔奈是计量经济学会的主席，每年有一半时间住在美国，他写过污蔑社会主义的《短缺经济学》（被美国作为大学教材）和《通向自由经济之路——抛弃社会主义》等著作。在1986年11月7日，高尚全以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的身份，在全国计划会议上的发言中，就强调提出要“坚持把改革放在首位”，大量的国营中小企业要搞承包、租赁、拍卖、出售，国有大企业要搞股份制，并大力宣扬了股份制的好处。

1993年，高尚全非常积极主动地提出建议，要将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写进经济体制改革决定，被采纳了。这样，在中国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劳动力，就成了进入市场的“商品”，被资本家雇佣的工人就处于被剥削的地位，失去了国家主人翁的地位。1995年4月，高尚全在海口以他主持的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名义，召开了一个“亚太区域国有企业改革与管理比较研究会”。他主持这个会议形成的主要思想就是国有企业要私有化。要缩小国有经济的阵地和摊子，要重构国有资产的管理和运营系统，积极建立股份公司，搞私有化不必绕弯子。要在南亚国家积极推行私有化。实际上是西方新自由主义为俄罗斯搞私有化改革设计方案的翻版。高尚全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关于国有企业推行私有化的目标：以南亚有些国家国有企业只有不到10%的比重为标准，认为私营经济应占90%以上。他不认为国有经济比重要有70%—80%才能算是社会主义社会。据2002年3月13日《中华工商时报》报导，高尚全说：“中国下一步改革的突破点在于民本经济，民本经济就是民有、民营、民享的经济。”“今后中国经济的基本走向”，“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本质上也是由原来的官本经济转向民营经济的过程。”目前，在浙江全省民营经济的比重已上升到70%以上。高尚全高兴地说：“浙江的今天就是全国的明天。”高尚全认为，全国的公有制经济都应转向私营经济为主体。历史上的美国第16届总统林肯就宣扬过：“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将永世长存。”大概高尚全也希望资本主义的私营经济在中国永世长存吧！2005年11月高尚全又公开宣传民营（私营）经济应占主体地位，提出“今后中国经济的基本走向应该是投资以民间资本为主，政府管理以改善环境为主，经济形式以民营为主。”（见《新华网》杭州2005年11月6日电）也就是说，今后中国应以资本主义私营经济为主

非常值得人们注意的是，2006年3月4日，高尚全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名义，在北京杏林山庄综合楼又主持召开了“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被人们称为“新西山会议”，这是一个秘密会议。高尚全在会上说，“现在到了改革决定中国命运这样的关键时期”，他要中央的同志出来讲话，主要是讲要坚定不移地搞改革，一心一意谋发展，不要争论，不要搞分裂，不要分左派、右派。张维迎曾说过，“许多事情是能做不能说，改革者常常不得不‘打左灯向右转’，甚至关掉灯摸着黑往前赶。”张曙光在会上说：“经济改革实际上已经结束了。”也就是说，私有化的经济改革基本上已经完成了。不过还要进一步深化搞彻底。因此，贺卫方大胆提出：“尤其是农村的土地问题，下一步一定要推动私有化，土地真正的私有化，而不是集体制度和方式。”“到底往哪方面走？我们都有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实际上现在说不得，将来一定要走这个道路，比如说多党制度”，“比如台湾现在的模式，我们现在想中国应该朝这个方向走。”“希望共产党分成两派，希望军队国家化”。“整个党没有注册登记……是严重的违法”。“胡锦涛同志说，我们要严格纠正，全国人大和各级人大都要严格纠正各种违宪的行为，但是他本身就是一个法律之外的机构，怎么违宪呢？无从谈起。”“党和议会之间的关系，党和司法之间的关系、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到了必须要解决的时候了。”从这里可以看出，第一，资改派们搞私有化改革，不是正大光明的事，是见不得人的，是不能明说的。第二，资改派们要把我国的私有化改革深化下去搞彻底，尤其是要把农村的土地也要实行私有化。第三，在经济基础改革的基础上，在政治上层建筑方面，也要求实行彻底改革，他们把共产党和人大都说成是非法的，要推翻共产党对政府和军队的领导，要搞资本主义的多党制，要把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变为资产阶级专政。第四，他们以陈水扁主政的、一心要搞台独的“台湾模式”（即要充当垄断资本主义的附庸国和殖民地的模式）为目标和榜样。这就充分表明了，高尚全一伙人的改革道路，是地地道道的资本主义改革道路，是要把中国变成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附庸国和殖民地的改革道路。

为什么我国的资改派先生们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搞改革，就会走一条资本主义改革道路，就会把中国引向殖民地呢？我们只要注意看一看新自由主义的主要内容和搞改革的意图就明白了。当代西方新自由主义最主要的代表是伦敦学派的哈耶克。他的理论观点是所有新自由主义者（包括美国的弗里德曼等人在内）的主要思想来源。哈耶克提倡极端的经济自由主义。他从抽象的人性论出发，主张个人自由高于一切，提出了建立私有制、自由竞争、法治的“理想社会”的政治主张。这种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渊源可以上溯到18世纪末期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学说，实际上则主要来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资产阶级正统经济学——鼓吹经济自由主义的奥地利学派和剑桥学派。他狂热地鼓吹私有制，认为私有制是保证绝对自由的最美好的经济制度。坚定地信奉市场经济的自发调节作用。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主张货币发行“非国有化”。在阶级实质上，是美化资本主义制度，维护垄断资本统治的。在政治上是极端反动的，是疯狂反对和攻击公有制和社会主义的。他们把社会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混为一谈，把国家干预与极权主义混为一谈，攻击计划经济是“通向奴役的道路”。他们断言公有制、计划经济都使个人失去自由，只有私有制才是个人自由的最重要的保证。他们鼓吹“思想解放”，主张打倒一切“偶像”，宣扬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极端的利己主义。

总的来说，新自由主义是适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要求的理论思潮、思想体系和政策主张。在经济理论方面，新自由主义大力宣扬“三化”：一是自由化。认为自由是效率的前提。二是私有化。他们认为私有化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基础。三是市场化。认为离开市场无法有效配置资源，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在政治理论方面，新自由主义坚持三个“否定”：一是否定公有制。认为公有制没有效率，不能搞公有制。二是否定社会主义。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对自由的限制和否定，必然导致集权主义。三是否定国家干预。在他们看来，国家干预会造成经济效率的损失。在战略和政策方面，新自由主义极力鼓吹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一体化。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他们着力强调要推行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即全球资本主义化。实际上即统一于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一体化，即美国化。

从美国里根总统上台开始，历届共和党总统对新自由主义都推崇备至。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共和党老布什政府，为迎合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和大金融寡头向世界扩张的需要，泡制了“华盛顿共识”。这是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在华盛顿召开的一个讨论80年代中后期以来拉美经济调整和政策的研讨会（出席的有拉美国家的政府官员、美国财政部等部门的领导官员、由美国操纵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代表和一些经济专家），在一定程度上所达成的“共识”。其内容有：（1）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2）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3）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4）实施利率市场化；（5）采用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6）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7）放松对外资的限制；（8）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9）放松政府的管制；（10）保护私人财产权。除了第一条有一定的合理性外，从整体来说，它是以新自由主义理论为基础，片面强调市场机制的功能和作用，鼓吹国有企业私有化、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利率市场化，放松对外资的监督，放松政府管制等，是适应国际垄断资本向全球扩张的需要而制定的。他们把它看作不仅适合拉美和发展中国家，而且适合社会主义国家，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灵丹妙药。小布什政府上台后一个首要目标，就是力图使美国利益特别是强势利益最大化，通过新自由主义来实施。（参见何秉孟著《新自由主义评析》，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美国学者罗伯特·W·迈克杰斯尼为《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写的导言中指出：“新自由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明确的政治、经济范式——它指的是这样一些政策与过程：相当一批私有业者能够得以控制尽可能广的社会层面，从而获取最大的个人利益。新自由主义首先与里根和撒切尔关联，最近20年，它一直是主流政治党派、大多传统左派和右派所采取的全球政治、经济趋向。这些党派及其实施政策代表了极端富裕的投资者和不到1000家庞大公司的直接利益。”新自由主义将“导致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加剧，世界上最贫困国家和人民被掠夺得愈加严重，全球环境灾难化，全球经济不稳定，以及富人财富获得前所未有的暴涨。”事实正是如此。

1985年美国以解决拉美债务危机为由，提出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的“贝克计划”，要求拉美国家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放松对外资的限制，实现价格自由化等。到90年代初，美国政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更多地利用贷款的附加条件，强制拉美国家进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推销“华盛顿共识”，使拉美国家遭受了严重的失败。（1）国有企业私有化，使一些产业向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集中，失业问题更加严重。（2）收入分配不公愈加突出，两极分化和贫困化十分严重。墨西哥由于亿万富翁增加，两极分化和贫困化加剧，在恰帕斯州发生农民揭竿而起的暴动。（3）民族企业陷入困境。在开放度较高的墨西哥和阿根廷等国造成民族企业倒闭。（4）国家职能明显削弱，社会发展被严重忽视。（5）金融自由化导致金融危机频发。由于金融自由化，在墨西哥、巴西、阿根廷依次发生了金融危机、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阿根廷的金融机构大多被垄断资本控制。（6）造成生态环境恶化和社会治安严化，谋杀率大大增高。（7）国内许多中小企业在竞争中被搞垮，失业率居高不下。（8）教育事业发展更加缓慢而落后。新自由主义给拉美国家人民带来的严重灾难，使他们深深认识到新自由主义救不了拉美国家，一些进步人士转向了试图向社会主义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

新自由主义改革对俄罗斯又带来了什么呢？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都否定马列主义和苏联的社会主义，他们以西方资产阶级经济理论作为改革的“圣经”。1991年4月，派自由派经济学家亚夫林斯基到美国与哈佛大学的专家共同制定了以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为指导的苏联经济改革纲领。这个被称为“哈佛计划”的纲领的基本思路，是在西方的援助下，进行激进的经济改革，建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和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该计划强调完全自由的市场机制，反对国家调控，主张私有制，反对公有制。企图通过500天的“休克疗法”，迅速转向西方自由市场体制。1991年7月，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私有化法”。“哈佛计划”规定西方每年援助苏联300亿—500亿美元，5年共援助1500亿—2500亿美元，苏联则实行“市场化”、“私有化”，彻底的“民主化”，以及允许各民族自治等等。西方援助同苏联改革紧密挂钩，每半年协调一次。按当时西方的说法，就是“大改革多援助，小改革少援助，不改革不援助。”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得很明白：“美国的关键战略利益不在于从经济上挽救莫斯科，而是要摧毁苏联的共产主义制度。”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按照美国人设计的“休克疗法”，在经济领域强制实行了私有化改革。1992年初，推出三位一体（市场自由化、国有企业私有化、经济稳定化）转轨方案，全面放开商品、物价、汇率、外资进出口等管制，政府大大削减经济调控内容和行政管理部门，大规模出售和转让国有企业与资产，实行严格的紧缩货币和财政政策。把“西方化或全盘西化”作为战略和政策的主要思想，引入和效法美国的模式，向西方国家全面开放国内市场。新自由主义的“休克疗法”在俄罗斯以失败告终。俄罗斯按照“休克疗法”实行经济转轨的十年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经济危机，政治混乱，经济大幅下滑，少数人暴富，广大民众普遍贫困化。据俄罗斯内部材料，全国出现了8000多个有组织的大型犯罪团伙。叶利钦在1996年的国情咨文中承认，俄罗斯成为国际社会最大的黑手党王国。从1991年苏联解体，到20世纪末，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比1990年下降了52%，同期工业生产减少60. 4%，卢布贬值，物价飞涨5000多倍。从1992年起，俄罗斯人口一直呈下降趋势。1990年俄罗斯人均预期寿命为69.2岁，而2001年为65.3岁，几乎下降了4岁，而一些地区男性人均寿命降低了整整10岁。俄罗斯经济、社会发展倒退约五十年。这对于美国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来说，摧毁了前苏联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体系，是取得了空前的重大胜利。

2005年11月，国际政治学会副主席、俄罗斯政治学会第一副主席、俄罗斯科学院国家与法研究所研究员威·斯米尔诺夫在“中俄政治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言中说：“坦诚地讲，1993年前，我是赞成俄罗斯自由派的观点的。1994年后，我看到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给俄罗斯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后，在思想上与主张激进私有化改革的孟达尔等人拉开了距离。十多年过去了，现在的俄罗斯，不仅是我、而且更多的人看清了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改革给俄罗斯带来的巨大灾难。如今在俄罗斯，新自由主义的思潮已经成为“过街老鼠”，很少有人恶意甚至不敢公开为其辩护 。而勇于面对现实、勇于修正自己过去错误认识的人越来越多；从一定意义上讲，勇于修正错误，这正是俄罗斯的希望所在。不仅如此，据我了解，普京总统对新自由主义及其对俄罗斯造成的危害也有深刻的认识。……现在大家都从马列主义那里寻找俄罗斯复兴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