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略说--易、儒、道三句真言

张立文    光明日报

易、儒、道三句真言（道）

　道家思想属于黄老系统。它的源头之一是以坤卦为首卦的《归藏》。道家是讲“逍遥”的，你们可以看看庄子的《齐物论》和《逍遥游》，那是极富想象力的，庄子能把你的思想带到广袤的宇宙空间去遨游。在宇宙之中，人虽然看起来很渺小，但在道家看来，人也是很了不起的，是“四大”之一，老子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从这里来看，道家并非否定主体人的作用，也不是“避世”的（这一点我可能跟传统的看法有些不同），其实，他是讲如何批判社会的，他从批判现实社会中，提出了自己一套独特的看法，阐发了自己独特的价值理想和超越境界。我把道家核心思想概括为三句话：一、无为而治；二、有无相生；三、道法自然。

　　第一、无为而治

　　为什么讲“无为而治”，这就是道家所探讨的独特的治理世界的方法。他这样讲：“为无为，则无不治”，就是说把“为”当做“无为”，把“无为”当做“为”，这样就可以治理国家，我想这是很有道理的。如果一个领导，他事无巨细，什么都管，你想能管得好吗？肯定管理不好，所以，道家就讲“道常无为无不为”。“道”经常是“无为”的，但是它“无所不为”。一个领导，你看他无为，其实他什么都为了，因为他制定方针、政策、战略、策略，制定工作的方案、制度和秩序，按照这个制度的规范去做，就能够做好，对不对？这样，实际上他都为了。对于老百姓来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百姓自然教化，这里“正”字很重要，过去就讲，皇帝“正”就能够正朝廷，朝廷“正”就能够正百官，百官“正”就能够正天下。宋代理学家们的思想是比较开放的，因为当时赵匡胤有一个“佑文政策”，这个政策重要的特点就是不杀知识分子，这样知识分子就可以大胆的发言。朱熹上奏折的时候，他就大胆地说，皇帝的“心术不正”。他在奉召当侍讲的时候，朋友们问朱熹给皇帝讲什么？朱熹就说要讲“正心诚意”，朋友说你这样讲不行，皇帝不爱听，朱熹反问，我不讲“正心诚意”讲什么？他认为如果皇帝的心术不正，百官的心术就不正；百官的心术不正，百姓的心术又怎么能正呢？所以老子讲的“我好静而民自正”，皇帝正了，百姓自然正，不需要一个个地“正”，我们现在就很辛苦！如果你自己“正”了，你自己不贪污、不盗窃、不走后门，我想别人也不敢，这样就可以“我无为而民自化”，人民就可以自己教化自己，自己改恶从善，这就是老子讲的“无为而治”。
　　中国历史上，有两次是用道家的思想来治理国家的，却获得了两次盛世，这就是“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文景之治”我们可能很熟悉，影片《汉武大帝》里有所描述。当时窦太后把儒生辕固生投到了猪圈里面，想让野猪杀死他，结果是猪被他杀了，这看出当时儒道两家斗争是很激烈的。
　　另外一个是“贞观之治”。唐初受当时“士族”门阀制度的影响，想从李姓当中找一个最有名的人，以提高自己的门阀，他们找到了老子。因此，在唐朝开始的时候，虽然儒释道三教并用，但道家的思想是排在第一位的。当时，也是与民休养生息，取得了好的政治效果。

　　第二、有无相生

　　老子不是只讲“无”，他也讲“有”，他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有”好理解，万物、人类都属于“有”的范畴。但是“有生于无”就不好理解。
　　我们看看老子讲的。他是这样来看待这个问题的，譬如说房子。如果房子是一个实体，你们能在礼堂里听我讲吗？当然不能，所以老子说：“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又说：“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用泥巴做一个杯子，中间必须是空的，如果中间是实的，那就没有用，不能装水。还有“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车轱辘中间必须是空的，它才能转动，所以说“有无相生”。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道德经》，“道”就是“无”，是形而上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德”呢？如果就具体的行为来说，它就是“有”。你待人接物，就是一个具体的事件，是你生活的一种“样式”。从一定意义上说，《道德经》的“道”是讲“无”，“德”是讲“有”，这就构成了道德经。反过来，就像马王堆帛书里面那样，“德经”在前，“道经”在后，这是说它对形而下的人们的道德行为更加重视，所以讲“失道而后德”、“大道废，有仁义”。《老子》书当中，在讲“无”的时候，并没有忽视“有”，所以“有”、“无”相反而相成，两个是互补的相生的。

　　第三、道法自然

　　老子》中有句话叫做“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是效法地的，地是效法天的，天是效法道的，道是效法自然的。那么“自然”是什么？它是一种自然而然，正因为是自然而然的，所以“道”的最高的境界也就是一种自然境界。老子对自然有一种描述。他举了一个例子，“希言自然，故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飘风、骤雨不终朝日只是一种自然现象，体现出自然本身的一种状态。它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说明，用无为思想“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辅助万物的自然而然。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道”的自然而然的本质是什么呢？第一点，不能加它一点，也不能减它一点，不能加减，不能损益；第二点，“道”是不主宰，既不主宰别人，也不要别人主宰它，它是这样的一种品格；第三点，它不需要超越别的东西，而是自然而然地超越；第四点，它既是万物之母，又不自以为是万物之母；第五点，是相辅相成，双赢互补的，也就是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它背负着“阴”，而抱着“阳”，是这样的一种状态。你们可以闭上眼睛想象“负阴而抱阳”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它的“和合”化生了第三者，就是“冲气”。
　　儒道两家正好构成了中国思想当中的两条路向，这两条路向又是互补的。它们又像是中国思想中的两条大河，气势磅礴、亘贯古今，两者既相反相成，又相得而益彰，在交融互设中维护着民族精神的平衡。我们人的手心是阳，手背是阴；人的躯体是阳，内脏是阴。任何事物都可以做这样两方面区分。所以中国的思想是非常有生命智慧的，它既讲这一面，也讲另一面，两个又是互补的。这就构成了中国思想的伟大之处，也构成了中国哲学思想的精妙和深刻之处。大家了解这一点，就应该为中国哲学思想的独特性而骄傲。

易、儒、道三句真言（儒）

《周易》开启了儒家的思想，它是儒家思想的源头活水。孔子读《周易》曾经“韦编三绝”，把用来穿竹简的绳子翻断数次，可见对《周易》做了很深入的研究，所以后人把《易传》归于孔子的名下。儒家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讲“经世致用”。我把儒家的核心精神概括为三句话；一、以治平为本；二、以仁为核；三、以和为贵。

　　第一、以治平为本

　　《大学》中按照朱熹排列次序第一章就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叫做“八条目”。不管是天子、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以上是“内圣”问题，“修身”以下则是“外王”问题，“内圣”也就是“超凡入圣”的问题。这就需要通过格物致知而诚意、正心，身修而后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内圣”可以直通“外王”。现代新儒家熊十力也认为可以直通，而他的学生牟宗三则认为不是直通，而只能“曲成”。需要经过“良知坎陷”，然后才能开出“外王”。换言之，内圣的“心性之学”只有这样才能开出“外王”的科学和民主来，这是他作的一个现代的解释。但是从《大学》来看，“格物”、“致知”是一个知识论问题，如果把这些做好了，然后“诚意”、“正心”，其实是可以开出“外王”来的。
　　现在为什么一些人，甚至一些高级领导干部，出现了很多贪污受贿问题？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格物致知，提高认识，然后正心诚意，去做修身的功夫。只有自己身修好了，才可以管理好家庭，如果连家庭都管理不好，他如何能治国呢？这当然会出问题的。现在很多高官倒台，都与此有关系。
　　治平为本，在政治上看，孔子是主张“德治”的。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思是说从政时，你用政令和刑罚来压服，那么百姓可以做到不犯罪，但是并不能使他有羞耻之心；如果你用道德来教化他，用礼来引导他，那么他就不会犯罪，并且有了羞耻之心。这是两个层面，一个是“自律”的，一个是“他律”的，只有把这两者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我想问题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政治上孔子要求君应遵君德，官应遵官德，为政者要端正，所以说“政者，正也”。如果只有命令，自己不以身作则，下面也不会执行的。用俗语讲就是“上梁不正下梁歪”，这是很简单的道理，这是治平的根本。
　　治平为本，从经济上看，就是从“小康”到“大同”的社会目标。小康是“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自己把自己的亲人当作亲人，把自己的儿子当儿子去爱他。“大同”社会是“天下为公”，那么就不能仅“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而是要把这种亲情也推及到别人亲人的身上，“不独亲其亲，子其子”。
　　治平为本在道德上的要求，是要遵循“孝、悌、忠、信、仁、义、智、勇”这样一些道德条目，这是社会治平的保证。
　　从教育上讲，孔子主张“有教无类”，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不受等级的限制。譬如周代就有这个限制，要上“国子学”，必须是三品以上的子弟，入“太学”必须是五品以上的子弟，入“四门学”必须是七品以上的子弟。孔子的伟大之处就是打破了这种等级制度，使得每个人都有学可上。同时他打破学在官府的教育制度，率先私人办学，为广大人民开辟了上学的方便之门。

　　第二、以仁为核

　　《吕氏春秋·不二篇》说：“孔子贵仁”。“仁”，《说文》上言：“亲也，从人从二”。是讲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应该如何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呢？要“仁者爱人”。后来有人讲“仁”是对别人而言的，是重人的价值取向；“义”是对自己而言，重我的价值取向。“义”是你自己要做到，它由外在的道德行为内化为端正自我。“仁”则要求爱别人，人往往有一种本能的自爱心理，而丧失爱人的意识，所以强调爱人，只爱自己不是太自私了吗？因此，“仁”是由己及人。“仁”包括三个方面的意思：
　　一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993年通过了一个“全球伦理宣言”，这个宣言提出了四条金规则，一是不杀人，也就是不要战争；二是不说谎；第三条是不偷盗；第四点是不奸淫，男女是平等的。这四条“金规则”的指导思想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二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也就是说自己“立”起来了，也要使别人“立”，自己通达了、发达了，也要使别人通达、发达。就像现在评教授，自己评上了，就不让别人上，这就不对了。还有在国际上一些发达国家总是制裁不发达的国家，不让不发达国家发展，限制你的发展。发达国家自己发达了也要让别的国家发达，这才是“己欲达而达人”，这才符合孔子的思想。
　　三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就是广泛地给予老百姓以好处，又能帮助老百姓生活得好，而且要帮助不发达国家发达起来。

　　第三、以和为贵

　　孔子的弟子有子说过“礼之用，和为贵”。日本资本主义之父涩泽荣一在经济领域中成就显赫，他创办了五百多个企业，六百多个慈善机构。但他很重视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一个著名的论点就是“《论语》加算盘”，并在他的家乡立了一块“以和为贵”的碑。
　　“和”是中国哲学当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也是中华民族伦理道德最高的价值目标。在尧的时候，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国家大概有三千多个，到了周代还有八百多个，到了战国还有“七雄”。我在《和合学》中就讲，当时，中国就是一个国际社会，虽然国家小，但毕竟是一个国家。当时如何“协和万邦”？就提出了国家和国家之间应该协和、和谐，黎民百姓才能和谐相处。
　　《诗经》上也出现“和羹”一词，“羹”就是肉汁，“和羹”就是说如何能够让肉汁好吃。晏子和齐景公对话的时候，就讲到了“和同之辩”，他认为要让肉汁好吃，就必须把各种各样的调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油、盐、酱、醋等，把它们加到一块，又恰到好处，多种元素的和合，才能美味，才是“和羹”。《礼记》中讲“和”的地方就更多。《五经》里面都讲“和”。孔子把“和”与“同”作为区分君子与小人人格的标准，他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从这个意义上讲，“和”在儒家的思想系统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中国哲学中，关于天地万物是从哪里来的是一个根本的问题。你从哪里来的呢？这个大家好像没有考虑过，而且也觉得不需要考虑。其实，哲学就是对这种问题的追问，他们首先考虑的就是天地万物从哪里来的问题。中国古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是“和实生物”。“和”就是“以他平他”，也就是事物与事物之间是平等的、平衡的。也就是说你和我和他之间，不是你吞掉我、我吃掉你，而是一种平等、平衡的关系。对他者应该尊重。如何“和实生物”？他讲“土与水、火、金、木杂而成百物”，不同的元素“杂合”才能生成百物。韦昭对“杂”有一个解释，“杂”就是“合”的意思，因此，“杂种”是优生的一种方法。日本人称自己的文化是杂种文化。“杂”能使万物融突和合化生。
　　我们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中国从思维的源头上，是讲天地、男女、父母等多种元素、事物融突和合而后化生万物的，它不是有一个绝对的、唯一的、全知全能的上帝来产生万物。正因为这样，所以中国的思维就从源头上开创了多元的、包容的、没有独断的这样一种思维方式；西方是由唯一的、绝对的东西产生万物就开出了二元对立的、独断的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就会认为只有我才是唯一的、绝对的真理，其他的东西都不是真理。这种情况下，对不同的意见就会采取排斥的方法。而中国思维方式从源头上便具有包容性。譬如在中国人的宗教信仰里，儒、释、道三教之神可以在一个寺庙里供奉，其他宗教可能吗？所以说，“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是中国思想文化的一个特点，也是中国文化能够包容各家思想的一个原因。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讲，中国文化开出的是一个“和合”的思维方式，而西方开出的是一个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从思维源头上讲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国的文化之所以伟大，之所以生生不息，确实有它的原因，这就是和合。世界上的四大文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希腊文明，除了中华文明外，都曾断裂过，现代的欧美文明是有今无古的，唯有中华文明是亘古亘今的，它没有中断过。这是中华文化以和为贵的大化流行、生生不息的表现。

易、儒、道三句真言（易）


《周易》是中华文化的根，也是中国思维方式的活水，它开启了中华学术的一个范式。从这个意义上讲，《周易》是中华思想和民族精神的源头，是一部由巫术包裹着的百科全书。它不仅深刻地展现了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结构的特点，渗透在人们的生活方式、伦理道德、风俗习惯、价值观念里，而且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比如说莱布尼兹关于“二进制”的思想，就得到了《周易》的启发；同时，它也开启了儒家、道家和墨家等中国历史上的主要思想流派。
　　易道广大，乾坤并健，阴阳消长，与时偕行。它的三句真言可以这样概括：一、生生之谓易；二、保合太和；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第一、生生之谓易

　　“生生之谓易”包括这样两层涵义：一是“富有之谓大业”；二是“日新之谓盛德”。
　　什么叫“生生”？《周易》上讲“天地之大德曰生”，意谓天地最大的品德就是“生”。《周易》各卦产生的过程就体现了“生”的品格。《说卦》上讲，“乾，天也，故称为父；坤，地也，故称为母。”父母交感变化就化生了震、坎、艮、巺、离、兑，三男三女，他们与乾、坤两卦合起来便形成了八卦，八卦的不断重叠产生六十四卦，这个过程就是生生不息的过程。这种思想就影响了整个中国的思维方式。
　　只有变易才能生生，生生才能富有，此谓“富有之谓大业”。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富有，富有应该包括每人的道德水平、科技知识以及财富积累等，也就是说要成功立业，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富有，还有精神财富的富有。《系辞》讲：“夫易圣人所以崇德广业也。”就是说要注意道德这个层面的建设。一个人道德的缺失，可能会使他整个的财富化为乌有。中国人讲“富不过三代”，为什么？是因为后继者没有一种创业的意识和道德。
　　生生和富有另一层涵义是“日新”。所以它把“日新”作为一个重大的德性。“日新”就是“日日新”，用现代的话讲就是不断地创新。如果没有不断地创新，就不可能“富有”，也不可能“生生不息”，所以《周易》上讲“日新之谓盛德”。怎样才能保持不断地生生和富有？就要依据《周易》乾卦九三的爻辞所讲的：“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君子终日要勤奋不懈地工作，到了晚上又能够不断的反省自己，这样就不会有灾祸。一个不会反省自己的人是不会进步的。

　　第二、保合太和

　　《周易·乾·彖》上有句话叫做：“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这里提到了“保合太和”，在太和的“天道”内蕴涵着浮沉、升降、动静、相感的性质，因而产生氤氲、屈伸、胜负的变化，变化有一定的规则，在变化的过程中，每个事物都得到了它应有的位置，并“各得其所”，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取得一种协调、和谐。这种思想影响很大。
　　我们可以看看故宫的建筑。第一个殿就是“太和殿”，第二是“中和殿”，第三是“保和殿”，后面还有三个殿是“乾清宫”、“交泰殿”和“坤宁宫”。故宫六个大殿的建筑就是按照《周易》六爻所建。这里有了“太和”、“保和”，为什么还有一个“中和殿”？如果知道《周易》的既济卦（上坎下离），我们就可以清楚，“既济”卦是“离”卦和“坎”卦的重叠，“离”在下，“坎”在上，“离”是火，“坎”是水，在“既济”卦里面，九五是阳爻，在阳位；六二是阴爻，在阴位。五是奇数，二是偶数，阴在偶数位，阳在奇数位，称为“得位”，九五为至尊的位置，古代皇帝称“九五至尊”，与其相对应的六二阴爻，是臣位，君臣和谐为“得中”。九五、六二两爻阴阳相应，叫做“和”，既当位又相应，所以称为“中和”。“乾清宫”是皇帝平时办公的地方，“坤宁宫”是皇帝结婚的地方，皇后、太后可以在那里活动，中间是“交泰殿”，“泰”卦是“坤”在上，“乾”在下，这时候，阳气向上，阴气向下，便可以交感。《周易·泰·彖》上讲，“天地交而万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天地不交万物就不通，上下不交万物就不成，“交泰殿”就是取《泰·象传》：“天地交泰”的意思，也就是“乾清宫”和“坤宁宫”的一个交合，这是故宫仿照《周易》思想的一个排列次序。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保合太和”实际上是讲“和”的思想。
　　《周易》六十四卦都是相反相成的，讲和合、和谐的思想，八卦的天地、水火、山雷、风泽，也是融突而和合、和谐。“和”的思想后来得到儒家、道家、墨家等的阐发，成为中国思想上一个核心的范畴和首要的价值观，影响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

　　第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这句话被看作是《周易》中的“易道”。“易”有“三义”，一曰变易，二曰不易，三曰简易。“不易”讲的是“易道”，“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就是不易之道。这里提出了三个概念：“理”、“性”、“命”。这三个概念在后来“理学”开山之祖周敦颐那里做了重要的发挥，他在《通书》中有专门一篇文章叫做《理性命》。
　　“穷理”就是穷“易道”。朱熹讲只有“格物”而后方能“穷理”。王阳明年轻时笃信朱学，依朱子所说格他父亲王华北京官署里的竹子之理，结果未果而中途病倒。“穷理”用我们现代的话讲就是认识事物的本质，认识事务现象的背后是什么。比如桌子的背后是什么呢？背后的东西能不能被认识？也就是“理”能不能被我们“格”出来？大家应该想一想。王阳明按照朱熹的方法没有“格”出来，那么这个“理”究竟在什么地方？王阳明穷尽儒、道、佛之书，后来他找到了“理”就在心中，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就是理。这样他就开出了与朱熹不同的路向，一个是“理学”的路向，一个是“心学”的路向。
　　何谓“尽性”？首先，“性”就是我们说的人性，对“性”的本性，人们众说纷纭，有人说人性是善的，有人说性是恶的，也有人说性是善恶混的。其次，“性”是从哪里来的呢？《中庸》开篇就说“天命之谓性”，《郭店楚墓竹简》里讲“性自命出”。这说明“性”是“天”给我们的，是先天的。孟子讲人性本来是善良的，但是它常常被私欲所蒙蔽，因此才堕入恶。所以我们应该去除私欲，把我们放逐的“本心”找回来，这叫做“求放心”。把原来的“本心”恢复起来，这就得“尽心”，即认识我们的“本心”是什么。所以孟子讲“尽心知性知天”，只有能够“尽心”，才能够“知性”、“知天”。
　　“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命”可以理解为“天命”和“命运”。“命”和“运”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如果说“命”是“天”赋予的、不可改变的必然性，那么“运”则是可以自己掌握的。人可以在“性”和“命”的互动中来掌握自己的命运。《周易》上讲：“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就是说我们只要“穷理尽性”就可以与天地合德，与日月合明，与四时合序，与鬼神合吉凶，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掌握它，孔子就说：“五十而知天命”，从这个意义上看，《周易》上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可以说开启了后来的宋明理学以及儒家的理性命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