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明文选》祖饯诗中的离情

《昭明文选》共选录诗４４３首，可分为２３种类型，其所选录“祖饯”诗，即后世习称之“送别”诗，总共仅八首，即：①②曹子建《送应氏诗二首》；③孙子荆《征西官属送于陟阳候作诗一首》；④潘安仁《金谷集作诗一首》；⑤谢宣远《王抚军庾西阳集别（时为豫章大守庾被征还东）一首》；⑥谢灵运《邻里相送方山诗一首》；⑦谢玄晖《新亭渚别范零陵诗一首》；⑧沈休文《别范安成诗一首》。从标题看，四首“送”，三首“别”，潘岳（２４７—３００）一诗未注明，从其内容，并根据石崇（２４９—３００）《金谷诗序》，当知亦为送别场合之作，其入选“祖饯”类，应属合理。可见《文选》视为“祖饯”诗者，并非单纯依据是否以“送别”名篇。就如其选录１４首“公�仭笔�中，有三首以“送某人”名篇，然而皆称美盛会，恭维主人之语，故归之于“公�仭崩啵�显示《文选》对“祖饯”诗之选录，颇细心慎重。这八首祖饯诗之共同特色是，每首皆送别场合之作，皆抒发一分送别时的依依离情。

    抒写离情之章，远在《诗经》中即已出现，如“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赡望弗及，泣涕如雨”（《邶风·燕燕》），或“我送舅氏，悠悠我思”（《秦风·渭阳》），都是表达临别依依的例子。而且东汉末期失意文人所写的一些伤离情叙别愁的五言古诗，包括假托李陵、苏武之作的一系列“赠答送别诗”，都已是有意识的以离情别绪为中心题旨的作品。不过，《文选》所录曹植（１９２—２３２）《送应氏诗二首》，乃是现存最早有主名的为送别友人而写之“送别诗”。从曹植之作开始，绝大多数送别友人之作，皆以“送某人”或“别某人”名篇，揭示的乃是诗友之间社交往来的情谊。因此送别诗起于文人集团正式形成之建安时期，可说是合情合理的。可惜建安诗人以及西晋太康诗人，若要表达彼此之间的交往情谊，往往致力于“赠答”诗之创作。或论哲理谈人生，或说抱负言仕情，偶而亦申诉一些彼此钦慕相思之意。乃至以离情为主旨的送别诗，相形之下，甚为稀少。一直到刘宋时代，在个别诗集中出现的频率才逐渐增加。及至唐代以后，几乎每个诗人都写送别诗，而且数量惊人，终于成为中国传统诗歌中最普遍的一种类型。可是历来学界有关送别诗的专门论著并不多，本文拟就《昭明文选》所选录祖饯诗中表达的离情为讨论重点，以期对中国送别诗之典型特征作进一步了解。

^^（一）

    所谓“离情”，就是指临别时之情怀。江淹（４４４—５０５）《别赋》尝云：“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认为人生各种经历中，唯有别离最令人感伤。其实《楚辞》中的名句：“悲莫悲兮生别离”（《九歌·少司命》），可说已点出中国送别诗“悲别离”的感情基调。《昭明文选》所录祖饯诗，亦是以离情为其主要内涵。当然，这些祖饯诗，在时间上揽括从曹魏到齐梁，代表相异的时代诗风，显示不同的诗人才情，同时也保持其共同特色：每首诗中离情的抒发，表达的是一分离别的情绪，一分大凡临别时皆共同具有的情怀。这种倾向于普遍性，避免特指性的抒情方式，源自汉末古诗的抒情传统。刘熙载（１８１３—１８８１）《艺概》即云：“李陵赠苏武五言，但叙别愁，无一语及于事实，而言外无穷，使人黯然不可为怀。”这种但叙别愁，不及事实的抒情传统，一直延续到唐代以后，成为中国送别诗的典型特征。

    首先看曹植（１９２—２３２）《送应氏诗二首》

    步登北芒阪，遥望洛阳山。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不见旧耆老，但睹新少年。侧足无行径，荒畴不复田。游子久不归，不识陌与阡。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念我平常居，气结不能言。（其一）

    清时难屡得，嘉会不可常。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霜。愿得展嬿婉，我友之朔方。亲呢并集送，置酒此河阳。中馈岂独薄，宾饮不尽觞。爱至望若深，岂不愧中肠。山川阻且远，别促会日长。愿为比翼鸟，施翮起高翔。（其二）

    这是建安十六年（２１１），曹植随曹操（１５５—２２０）西征马超（１７６—２２２），取道洛阳之时，为送别应玚（？—２１７）而写。从组诗整体看，第一首代行子立言，从应玚的角度写临行前登望所见所感；第二首则为居人设词，写自己面临故人即将远行的离别之情。第一首前五联皆集中笔力描绘洛阳经董卓（？—１９２）焚掠后之荒芜凄凉，后三联方以“游子久不归，不识陌与阡。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点出游子怀乡恋土之情，并以“念我平常居，气结不能言”，隐隐逗出将远适之意。如果从送别诗一般标准看，虽也表示“行子肠断，百感悽恻”（江淹《别赋》）之意，然令其“肠断”者，并非离情，而是有感于汉室衰落，洛阳荒芜，欠缺一般送别诗中行子临别，不舍离去的情怀。所以当今一些选本，多以此诗为描述汉末战乱后悲凉现况之代表作，并未视之为“送别”之章。

    曹植个人离情之抒发，则集中于第二首。此诗首二联“清时难屡得，嘉会不可常。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霜”，乃是以天地永恒，生命与聚散皆无常的对照为开端，自然地引入送别主题：“愿得展嬿婉，我友之朔方”，意指企望与故人永远亲爱长聚，奈何故人将远行北上。接着展示如何置酒相送，又如何因离情萦怀，即使佳肴美酒当前，亦“不尽觞”。转而又自觉不能回报深望而“愧中肠”。最后结以山川阻远，别易会难，乃至“愿为比翼鸟，施翮起高翔”，强调其“居人愁卧，恍若有亡”（江淹《别赋》）依依不舍之情。全诗从头到尾皆围绕临别离情之主题。这应该是此一组诗能入选《昭明文选》，为曹魏时期“祖饯诗”代表作之先决条件。值得注意的是，此诗是为送“应氏”而作，然而对应氏个人之身分性格，毫无指涉，与诗人之特殊关系，亦未具体点出。如果将诗题所托送别对象“应氏”，换成另一人物，并不影响其中离情之抒发，亦不减低读者之感受。诗人喟叹的人生聚散无常，临别凄哀，重会困难，别后孤寂，并非只有建安十六年在洛阳送应氏时才引发的特殊情怀，而是大凡相知人临别之时都共同具有的情怀，正是一分普遍性的离情，并未超出东汉末期五言古诗中伤别离的传统。犹如胡应麟（１５５１—１６０２）所观察的：“《送应氏》等篇，全法苏、李”。的确，这两首送应氏之组诗，处处皆有汉末五言古诗及假托苏、李作品的痕迹。当然，模仿古诗，原本是曹魏诗歌之一大特色，何况这些古诗还可能经过不同文人相继修改润色，则其倾向于传统性、普遍性的抒情方式，也是自然现象。但是，不能忽略的是，曹魏以后的送别诗，即使时代诗风不同，其离情抒发之传统性与普遍性，并未改变。

    试看《昭明文选》所录祖饯诗第二首，孙楚（２１８？－２９３）《征西官属送于陟阳候作诗一首》：

    晨风飘岐路，零雨被秋草。倾城远追送，饯我千里道。三命皆有极，咄嗟安可保。莫大于殇子，彭聃犹为夭。吉凶如纠纆，忧喜相纷绕。天地为我炉，万物一何小。达人垂大观，诫此苦不早。乖离即长衢，惆怅盈怀抱。孰能察其心，鉴之以苍昊。齐契在今朝，守之与偕老。

    这是孙楚仅存的一首五言古诗。时西晋征西将军扶风王司马骏将远行，孙楚为扶风王参军，随侍同行，乃记述属下官员相送于陟阳候亭之作。故当为“留别”场合所见所感。但是综观全诗，从“三命皆有极”以下，所云殇子为寿，彭、聃为天，凶吉纠纆，忧喜无端，达人大观，诫此当早等语，尽是玄言玄理。犹如刘勰《文心雕龙·明诗》所云“正始（２４０—２４８）明道，诗杂仙心”的格调，也是锤嵘《诗品序》所评永嘉时期（３０７—３１２）“时贵黄老，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诗风的前导。涉及离情者，仅发端两联：首句“晨风飘岐路”中，“晨风”的飘动，令我们想起假托李陵《与苏武诗》中“欲因晨风发，送子以贱躯”的眷眷离情；“岐路”则暗示分手后走向孤独的行程，含蕴的即是一分临别的悲哀。二句“零雨被秋草”，则近似《诗经·豳风·东山》中“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的凄凉意味。这两句展示的是晨风飘摇，歧路孤单，零雨濛濛，秋草萧索的自然景象，并未直接写情。然而临别时环境气氛之凄哀，行子居人心情之黯淡，已不言而喻。二联“倾城远追送，饯我千里道”，表达的是故人远送情谊之深。其中“远追送”、“千里道”又影射路途之遥，离别之远，因而别后之孤寂，重会之困难，皆含蕴其间。仍是传统性的，普遍性的离情，与留别对象征西将军属下官员之特殊身分背景，毫无关系。

    这首诗合并离情与玄理，能入选《昭明文选》，又受到沈约极力推崇（见《宋书·谢灵运传论》），乃至“零雨之章”成为名篇，的确曾令一些诗评家和学者感到困扰，纷纷试图提供理由，以解疑惑。例如沈德潜（１６７—１７６９）即云：“送别诗以齐物作之，古人用意不粘著，此亦一体”（《古诗源》）。王闿运（１８３２—１９１６）亦云：“离别而谈道，为后世开一法门”（见陆鸿凯《文选学》）。但事实上，融合离情与玄理，并未成为后世送别诗之一体。还是何焯（１６６１—１７２２）的观察正确：“时方贵老、庄，而见之于诗，亦为创变，故举世推高。”这首诗是早期玄言诗的代表，同时又因其离情佳句，亦是当时送别诗的代表。尽管纯从送别诗立场看，类似曹植送应氏之二首组诗，显得杂而不纯，然而这正是送别诗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重要的是，其离情之表达，仍是传统性的，普遍性的。只是其借景写情的技巧，比曹植诗更含蓄更成熟。

    《昭明文选》祖饯诗之选录，重视时代诗风之代表性，亦可从潘岳（２４７—３００）《金谷集作诗一首》看出端倪：

    王生和鼎实，石子镇海沂。亲友各言迈，中心怅有违。何以叙离思，携手游郊畿。朝发晋京阳，夕次金谷湄。回溪萦曲阻，峻阪路威夷。绿池泛淡淡，青柳何依依。滥泉龙鳞澜，激波连珠挥。前庭树沙棠，后园植乌椑。灵囿繁若榴，茂林列芳梨。饮至临华沼，迁坐登隆坻。玄醴染朱颜，但愬杯行迟。扬桴抚灵鼓，箫管清且悲。春荣谁不慕？岁寒良独希。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归。

    根据石崇《金谷诗序》，此诗当作于元康六年（２９１），时石崇出任西晋征虏将军，监徐州诸军事，而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将还长安，临行前，与潘岳等三十人同聚其别庐金谷园（今洛阳市北）饯行游宴，可视为送别故人之作。全诗给人的一般印象是，诗人力图以精美辞藻描写耳目所及之自然景观，展示的是西晋诗人语言运用“尚巧”风气。正因其对山水景物描绘之精细，大凡论及中国山水诗发展之论著，往往以此诗为山水诗已正式成立的例证。从内涵上看，亦颇似公�伿�，以恭维主人设宴之盛，环境之美为主要目的。不过其首三联，则点出乃送别场合之作，因故人将远行，惆怅之余，为叙离情而游宴于金谷园。结语“春荣谁不慕？岁寒良独希。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归”，乃通过好景无常，良时不再的哀叹，传达临别之依依，并且揭示对别后友情永固之期望。至于送别对象王诩和石崇之个别状况，以及二人与诗人之具体关系，则全未涉及。值得注意的是“青柳何依依”一句，化用《诗经·小雅·采薇》中名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既写眼前实景，又含蓄点染出饯别时离情之依依。与前举孙楚诗首联相若，通过自然环境的烘托，气氛的蕴酿，揭露一分眷眷离情。同样的，此诗所传达的，并非特指的，局限于某人某时某地之离情，而是一分传统性的、普遍性的离别情怀。可惜西晋诗人仍多以“赠答诗”表达相互之间的交往情谊，潘岳此诗，乃是少有的送别场合之作，既呈现西晋尚巧诗风，又展示当时送别诗风貌。

^^二

    东晋谢瞻（３８７—４２１）《王抚军庾西阳集别时为豫章太守庾被征还东一首》，可算《昭明文选》所录祖饯诗中第一首纯写离情之作：

    只召旋北京，守官反南服。方舟析旧知，对筵旷明牧。举觞矜饮饯，指途念出宿。来晨无定端，别晷有成速。颓阳照通津，夕阴暧平陆。榜人理行舻，輶轩命归仆。分手东城闉，发棹西江澳。离会虽相杂，逝川岂往复。谁谓情可书？尽言非尺牍。

    此诗乃当谢瞻守官南返豫章（今江西南昌附近），西阳（今河南光山西）太守庾登之受召还京，王抚军（弘）送别二人至溢口（今江西九江附近）南楼所作是一首留别友人之作。首联“只召旋北京，守官反南服”，表示一北还，一南返，点出别后距离之遥远。接着“方舟析旧知，对筵旷明牧”，意指行子将乘舟离去，居人乃设筵饯行。这两联可视为送别背景总介绍。但全诗对王抚军和庾西阳之具体身分性格，以及诗人与二者之特殊关系，并无交代。诗人关心的只是离情的抒发：“举觞矜饮饯，指途念出宿”，写饯行宴上如何离情萦怀。“来晨无定端，别晷有成速”，则是人生聚散无常，会少离多的感慨。但见“颓阳照通津，夕阴暖平陆”，时光推移，落日余辉正照临渡口，平野在夕幕中已阴暗下来。这两句表面上纯是傍晚时分江边自然景观的展示，引发的却是一分失落孤寂感，揭露的是相知人临别心境的凄凉。偏偏这时“榜人理行舻，輶轩命归仆”，江边兰舟待发，岸上轻车欲归，无奈别离终于来临。于是“分手东城闉，发棹西江澳”，其东、西相反方向并列，即意味从此各自东西。最后两联则是针对别离经验的感慨：“离会虽相杂，逝川岂往复”？意指人生聚散离合虽轮替相杂，但是流水滔滔东逝，岂会再返？过去相聚之良辰美景，犹如逝川一去无回。暗示的是，这一分手，重会就困难了。尾联“谁谓情可书？尽言非尺牍”，意指别后虽可通书信，然而纸短情长，又如何能完全表达无尽之相思意？这首诗写得平实深厚，细读之余更觉情致殷殷。尤其是“颓阳”两联，以实景衬托离情，深曲委婉，余情无尽。同样的，诗中离情之抒发，并非特指，而是传统性的，普遍性的。强调的仍是聚散之无常，临别之悲哀，重会之困难，以及别后之孤寂。

    再看刘宋谢灵运（３８５—４３３）《邻里相送方山诗一首》：

    只役出皇邑，相期憩瓯越。解缆及流潮，怀旧不能发。

    析析就衰林，皎皎明秋月。含情易为盈，遇物难可歇。积痾谢生虑，寡欲罕所阙。资此永幽栖，岂伊年岁别。各勉日新志，音尘慰寂蔑。

    此诗当作于永初三年（４２２），谢灵运奉命离开京城建康，赴贬所永嘉任太守，临行时邻里相送至方山码头（今南京附近）。“邻里”乃是泛指在京城交往的亲朋好友。首联“只役出皇邑，相期憩瓯越”，是序曲，点出邻里相送之背景：奉命离京赴永嘉。接着进入主题：“解缆及流潮，怀旧不能发”，表示临别时，因眷恋故人而依依不舍。“析析就衰林，皎皎明秋月”，展示的是江行之际眼前实景，含蕴的是别后的凄哀。因为析析秋风，萧条林木，以及象征团圆的皎皎秋月，都是最容易引发凄凉孤寂感的，何况又是“含情易为盈”，原本已哀感盈怀，所以“遇物难可歇”，目睹途中衰林秋月，萧索凄凉，更是激动得不能自已。幸好“积痾谢生虑，寡欲罕所阙”，因积病而摒绝忧虑，因寡欲而无所缺憾。于是“资此永幽栖，岂伊年岁别”，就此幽栖，长别故人。正以此别长久，故而期望“各勉日新志，音尘慰寂蔑”，别后互勉日新其德，并且保持联系，互通音讯，以慰孤怀。

    这是《昭明文选》所录祖饯诗中，仅有的一首以送别名篇，却未指明送别对象姓氏官衔之作。此类于篇目中不指出送别对象之送别诗，自南朝到唐代以后的诗集中皆可找到。但是对离情之抒发，毫无影响，与指明送别对象之作，并无差异。因为诗人意欲传达的，并非特指的、与某一特定人物之离情。送别对象的特殊身分性格，其与诗人之个别关系，皆非诗人创作时所关注。诗人关注的，只是如何表达自己在送别场合，面临别离时的情怀。其离情之抒发，与指明送别对象之作，同样是倾向于传统性与普遍性。即使诗歌篇幅逐渐精简，日益律化，这种特征并未改变。
试看萧齐谢朓（４６４—４９９）《新亭渚别范零陵诗一首》：

    洞庭张乐地，潇湘帝子游。云去苍梧野，水还江汉流。停骖我怅望，辍棹子夷犹。广平听方籍，茂陵将见求。心事俱已矣，江上徒离忧。

    新亭在丹阳郡（今江苏镇江），送别对象是范云（４５１—５０３），时为零陵郡（今湖南零陵县北）内史，与谢朓并属萧齐“竟陵八友”文人集团。二人同是“永明诗坛”健将。但是这首送别之作，并未涉及范云的具体身分性格，亦未指出二人之特殊关系。其强调的，只是一分依依离情。发端二联乍看纯然是自然景观的展示，点出赴零陵途中所经自然山水之浩阔灵秀。但是洞庭与黄帝鼓乐传说的关系，潇湘与娥皇女英神话的联想，引发的是一分苍茫凄哀气氛。而白云自苍梧之野飘浮远去，河水由江汉永远东流，传达的是距离的遥远，别离的长久，别后的孤寂，以及重会的困难。在这种环境气氛下，“停骖我怅望，辍棹子夷犹”，居人停车怅然遥望，行子辍棹犹豫不前，双方都无限依恋，不舍分手。然而别离终究像云去水还，无法阻止，只好悬想未来：“广平听方籍，茂陵将见求”，意谓范云如同广平太守郑袤，正受倚重，自己则好比司马相如，亦将见用。如今“心事俱已矣”，只是“江上徒离忧”，徒自面对滔滔江水，咀嚼离情的悲哀而已。尽管“广平”一联，使用两个特别的典故，但是以郑袤比范云，又以相如自比，不过是聊以相慰，可用在任何送别对象身上。读者对范云仍然无所认识，对二人之具体关系背景，还是无法清楚。因为诗人的目的只是抒发一分离别情怀，一分传统性的、普遍性的离情，并不是只有在新亭送别范云时才特有的离情。

    最后一首萧梁沈约（４４１—５１３）《别范安成诗一首》亦如此：

    生平少年日，分手易前期。及尔同衰暮，非复别离时。勿言一樽酒，明日难重持。梦中不识路，何以慰相思。

    此诗当为沈约于萧齐时期之作。送别对象是当时安成内史范岫。首联即直接切入主题：“生平少年日，分手易前期”，意指青春少年时，因来日方长，别后再聚非难事。可是如今“及尔同衰暮，非复别离时”，彼此皆步入衰暮之年，就和从前别离时的感觉不同了。所以“勿言一樽酒，明日难重持”，不要小视这一樽薄酒，因为今日别后，恐怕再难有机会对饮。何况“梦中不识路，何以慰相思”，别后即使梦中思念，也会因不识路途而无从重聚。如此则不知如何才能慰解相思之情。这首诗最动人处，就是道出一分人人能懂，人人都可能经验到的情怀，亦即人生聚少离多的悲哀，以及暮年面临别离的无奈。其“梦中”一联袭用《韩非子》的典故，却“不使人觉，若胸臆语也”。这是沈约的特长，也是诗歌技巧成熟的表现。综观全诗，其中并无对偶，亦不合律，然而一气流转，语浅意深，正如王闿运所言：“古体中无此婉弱之笔，反生深款之致，故仍入新体，以待来哲”，可视之为齐梁诗逐步推向唐诗之代表。在体制上，此诗距曹植《送应氏》已日远，然而，其离情之抒发，仍然非特指，与汉末古诗中表现的普遍性的离情，并无差异。从全诗看，我们对其送别对象范安成，可说是一无所知，但是对诗人临别时的情怀：喟叹人生聚散无常，临别的凄哀与重会的困难，别后的孤寂，都深受感动，引起共鸣。正因为这分离情，并不局限于送别范安成之离情，而是传统性的、普遍性的离情，你我皆能同思共感的离情。

    综观以上所论，可以得到如下的结论：

    《昭明文选》所选录八首祖饯诗，即后世习称之送别诗。其中“送别”四首，“留别”四首，分配颇为平均。这八首诗，乃是按时代先后排列，代表从曹魏到齐梁不同时代的诗风，同时也展示“送别诗”这一诗歌类型，逐渐由杂而纯，由古拙而圆融的衍变痕迹。这八首诗，所以归纳成一类型，主要是因为每首都是送别场合之作，而且皆以临别时个人情怀为其共同题旨，强调的都是离情之依依。尽管每首诗之风格各异，诗人之才情各殊，送别场合与送别对象亦不相同，但是其最重要的共同特色是，离情之抒发，皆非特指。读者对每首诗篇目所托之送别对象，诸如应氏、王抚军、庾西阳、范零陵、范安成等，如果单从诗篇本身，不靠其他辅助材料，则一无所知。这主要是因为，诗人意欲传达者，并非某一特定场合，送别某一特定人物之离别情怀，而是一分传统性的、普遍性的离情。此外，不论诗人是直抒胸臆或借景写情，其喟叹的不外是，聚散无常，临别凄哀，重会困难，别后孤寂，皆是自从汉末古诗即已低徊吟咏的普遍性的离情。正因其非特指，所以才更容易引起共鸣，受到感动。这不仅是《昭明文选》所录祖饯诗之共同特征，亦是中国送别诗之共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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