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史

泽厚在《中国现代思想中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一文，提供了对中国现代思想变异颇为有效的解释模式。事实上，这个“双重变奏”包含着不断激进化的趋势，变异与断裂是主导的，而所谓变奏则最终被变异所淹没。也就是说，这个激进化的进程其实是演化为“救亡”独奏曲；而革命与启蒙并不能简单调和。

第二节革命文学方向的确立与主体建构

1942年5月，毛泽东的《讲话》奠定了中国革命文艺的理论基础，确立了革命文艺的性质、任务与方向。
1，立场与态度。立场和态度问题，实际就是世界观问题。革命文艺要求作家放弃个人的立场，也就是放弃在资产阶级启蒙思潮中形成的那种以个体自由为本位的认知方式。由此也就表明革命文艺与五四的启蒙文学传统存在的深刻差异。
2，方向与性质。文艺的工农兵方向也就是世界观立场转变问题的具体化。“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革命文艺的方向就是为工农兵的方向。毛泽东在这里提出文艺界的宗派问题。这些基于自由主义理念或个人主义形成的宗派团体，其实也就是一些自由组合的文学社团，这是扎根在五四启蒙主义思想基础上的小集体，他们无疑具有着维护个体的自由价值的顽强倾向，这是一些坚固的资产阶级“现代性”小堡垒。它们是革命文艺建立统一规范与统一领导的障碍。
3，普及与提高。为工农兵服务重在普及，这包含了二个方面的含义：其一，知识分子的启蒙主体地位被改换了，他不再是教育民众的高高在上的历史的先知先觉者，而只是写作为工农大众服务的作品；其二，普及本身是为革命文艺的性质的决定的，革命文艺就是无产阶级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文艺工作者的任务就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但这里的“团结、教育”决定不是知识分子随心所欲的个人主义的表达，而是在党的领导下，在无产阶级的名义底下进行的文艺传播活动与精神／审美动员运动。
毛泽东的《讲话》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础，成为中国革命文艺的精神指南，为革命文艺确立了方向和任务，规定了革命文艺属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部分，为作家艺术家规定了文艺来源于生活的创作途径，明确了创作方法和艺术标准。从此，中国的革命文艺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方向，它既反映着革命的伟大进程与愿望，也创造着革命文艺自身的宏大而艰苦的历史。

第三节解放区革命文艺创建的美学范例

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毛泽东的《讲话》发表之后在解放区出版的最有份量的长篇小说，这是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与中国革命实践在文学艺术作品中的直接直接而生动的反映。小说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表现土改这一历史巨变的戏剧化过程，写出了不同的人物在这场革命中的命运遭遇。“不要落在群众的尾巴上，不要落在群众的后面，不要忘记自己从哪里来”这是这部小说反复强调的一个句子，实际上也是整个土改运动的经典语录，这是中国革命不断激进化的一个经典概括。激进的革命群众就在想象中被创造出来了，成为推动革命绝对激进化的动力。这使中国的地主阶级没有活着的退路。这部小说最重要的是揭示了地主阶级在革命来临时表现出的自作聪明、绝望与极度恐惧，同时表现出贫苦农民对翻身的急切渴望与仇恨心理。
在这里，要重点理解的是《太阳》为代表的解放区的经典作品所创造的美学范例。也就是说，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其叙事模式、人物形象的塑造方式、情感的本质等等，在这个时候已经被确立了。1，阶级斗争的关系决定了小说的人物形象的典型性特征。2，启蒙主义的“爱”，在革命文艺中转化阶级仇恨，革命文艺的情感本质就是“恨”。3，革命暴力的快感问题。小说的高潮部分，写了斗争钱文贵的场面。这个场面是作为革命的高潮与成功来表现，它在当时无疑是诉诸于快感，是大快人心的阶级斗争最早的象征仪式。

四、革命文学的乡村起源

在《讲话》的指引下，解放区的文学创作迅速走向繁荣，涌现出一大批有影响的作品。这些作品创造了一系列新型的农民形象，它们在与地主阶级的斗争中，觉醒而成为革命的中坚力量。这些作品对于鼓舞工农兵群众的革命斗志，宣传革命理想都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
在革命文学最初的创作道路上，赵树理无疑是一个勇猛的开路先锋。他是凭着他的本色在写作，具有别人难以比拟的那种自然纯朴之气。赵树理是革命文学期待已久的一个新起点，所有前此的革命文学都依然是在五四的阴影底下，那是在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在城市，在知识分子的精神之乡演绎的革命神话；只有赵的出现，革命文学才第一次获得了他的本真性的起点。革命文学在乡村、在最贫脊的土地上，找到最坚实的根基。当然，赵依然是特定时期的特定象征，革命文学的起点一直就是一个可疑的动态之点。赵论证了毛泽东的“文学艺术来源于生活”这样一个真理。所有的作家艺术家都与书本知识，都与知识传统脱不了干系，只有赵才具有纯粹性，具有生活本身的纯粹性，赵是一个起源性的新的神话。现代性的中国文学终于从资本主义的城市中心，转向了乡村，革命文学因此获得了全新的时间／空间。这是革命文学对整个世界现代性文学的颠覆和重构。
革命文学以二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来产生审美效果。一种当然是代表着时代精神，表达着革命的理念，对历史发展方向的揭示；另一方面则是回到生活本身，回到没有任何意识形态含义的生活情境。“人民群众喜闻乐见”艺术形式，这不只是一种单纯的艺术表现手法，它也是革命的审美意识形态。这种审美的意识形态却又是对革命理念的消解。喜闻乐见的形式最终最让人忘记革命，回到质朴的生活本身。在绝对而超越性的革命性理念与最平实的生活之间，到底是天衣无缝的融合，还是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第二章        开创与清除：建国初的文学运动
北大中文系陈晓明

第一节伟大的开始或确认革命文学的历史图谱

1949年7月2日，第一届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开幕，正式代表及邀请代表共计824人。由此拉开新中国文学艺术历史之激动人心的序幕。
这次会议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会议期间毛泽东亲临大会，朱德代表党中央在大会上致贺词，周恩来向大会作了报告。周恩来还具体阐述了文艺的六个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茅盾和周扬做的报告。7月4日，茅盾做了题为《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十年来国统区革命文艺运动报告提纲》。这个报告显然是对国统区的革命文艺运动进行一次全面的历史总结。尽管茅盾也谈了成就，茅盾既是在进行历史的清理，也是在做历史开创，这就是建构一个革命文艺的历史观念，这个历史起源实际上被确认在以延安为核心的解放区。而国统区的革命文艺只有与这个核心相呼应，在精神上靠近《讲话》，才分享到这一崭新的历史起源。
7月5日周扬做了《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报告。周扬的报告清晰地勾勒出革命文艺的历史图谱。这篇报告的第一节的标题就是“伟大的开始”，同样，他要总结的是1942年毛泽东的《讲话》发表以来解放区的文艺的全部发展过程及其在各方面的成就和经验。周扬指出，解放区的文艺是真正新的人民的文艺。他全面展示了解放区文艺取得的伟大成就。
革命文艺从内容到形式都是新的创造，都意味着“伟大的开始”，这一切从《讲话》这里找到开始的伟大契机。这一切都说明，革命文艺的历史从这里开始，从这里起源。
这真正是一次胜利的大会，一次历史结束与开始的伟大仪式。因为1949，历史被重新追溯，被重新书写。这一切已经十分清楚，从1949年回溯，确认1942年，成为革命文艺自我起源的标志。新中国的文艺从这里出发，走上了并不漫长然而激进的革命不归路。

第二节在主流边缘的胡风与沈从文

处在这样历史时刻的作家诗人和理论家们，都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中，为未来所激动。无数的颂歌赞美共和国的诞生，赞美人民站立起来，赞美伟大领袖。
胡风也写作了一首长诗《时间开始了》，热情讴歌伟大时代的开始，讴歌伟大的毛泽东主席，表现人民群众经历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并且展现新时代人们对自然事物情有的纯净美好的情感，表达诗人对革命先烈的缅怀与对历史沈思。
胡风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写作这样的史诗，并不奇怪，那个时代的所有的诗人都有这样的诗作。但胡风似乎显得特别卖力，他的这种卖力似乎隐含着更为复杂的动机。
与胡风的激昂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沈从文在1949年的5月30日显得郁郁寡欢。在这一天的日记里，他的书写充满了绝望感。
这个人一度在中国文坛享有独特的位置。然而，这一切在革命文艺占据主流的时代到来之际便开始崩溃。沈从文始终怀有启蒙主义的思想理念，与革命文艺保持着一定距离。特别是革命文艺更趋激进化的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沈从文似乎保持着另一种立场。这是一个真挚而诚恳的人的倔强的自我认同产生的困惑与绝望，在我与“非我”之间的辩析，成为革命与“反动”之间的选择的投影。

第三节关于肖也牧《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

1950年《人民文学》第3期发表肖也牧的短篇小说《我们夫妇之间》。这篇小说遭遇到严厉的批判。参与批判的人有：陈涌、李定中（冯雪峰的化名）。丁玲、康濯。对肖也牧的批判引发了对当时被认为有同样倾向的作品的批判，电影《关连长》长篇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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