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大师集锦

陈寅恪
  （1890—1969） 江西义宁（今修水）人。早年赴日本留学，清光绪三十一 年（
1905）归国，后入上海吴淞复旦公学学习，宣统二年 （1910）赴欧洲留学，先后在德国
柏林大学和瑞士苏黎世大 学学习语言学。次年归国。1913年赴法国巴黎高等政治 学校
经济部留学。1914年归国，一度任蔡锷秘书，参加讨 袁之役。1918年赴美国，入哈佛大
学，从朗曼习梵文和巴 利文。1921年转往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梵文研究所习东 方古文
字。1925年归国，应清华学校之聘，与王国维、梁 启超、赵元任同为国学研究院导帅；
清华改制后，任中文、 历史、哲学三系合聘教授。1930年后，兼任中央研究院历 史语
言研究所研究员兼第一组（历史）主任、故宫博物院理 事、清代档案编委会委员。193
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赴香 港大学讲学，任中文系主任、1941年起任西南联合大学 教授
。1945年应牛津大学之聘，赴英国任教，兼治眼疾。 1947牛返国，任清华大学教授。1
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 院院士。同年底，转任广州岭南大学教授。1952年后，任 中山
大学教授、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 科学部委员等。1930年在其所撰《
陈垣敦煌劫余录序》 中最早提出“敦煌学’的概念，指出“敦煌学者，今日世界 学术
之新潮流也”。在该序中，就北京图书馆所藏八千余卷 敦煌写本提出九个方面的研究价
值，即摩尼教经、唐代史 事、佛教文义、小说文学史、佛教故事、唐代诗歌之佚文、古
语言文字、佛经旧泽别本、学术之考证，为敦煌学研究指明 了方向。撰有《大乘稻芊
经随听疏跋》、《忏海火罪金光明经 冥报传跋》、《有相大人生天因缘曲跋》、《须达
起精舍因缘 曲跋》、《韦在秦妇吟校笺》、《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 变》、《莲花
色尼出家因缘跋》等多篇论文；还在《敦煌石室 写经题记汇编序》、《元白诗签证搞》
等论著中，利用敦煌资 料补史、证史、大多数敦煌学论文收入《金明馆丛稿》、《金
明论从稿二编》；《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 论稿》及《元白诗笺证稿
》三书也使用一些敦煌资料；还撰 有《寒柳堂集》、《柳如是别传》等。

顾颉刚（1893一1980）,汉族,我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笔名有余毅、铭坚等。


  1893年5月8日,顾颉刚出生于江苏省苏州市一个读书世家,1897年入私塾读《四书》。祖
父、祖母和家仆都极能讲故事,顾颉刚从小就听了许多神话传说故事。1906年入当地一所公立
高等小学,1908年转苏州第一中学堂,1912年秋,入上海神州大学,醉心于文学。1913年,入北京
大学预科,沉迷于戏剧,发现一个故事会因时、因地、因人而流迁变化。1915年顾颉刚因病回
家,完成《清代著述考》二十册,对清代学术有较深领会。1916年转北大本科,读哲学。1918年
北大教授刘半农等人发起征集歌谣运动,征集各地民歌,并按日在《北大日刊》上发表一二首
。此事引起顾颉刚的兴趣,时值夫人病逝,他回家闲居,心情郁闷,无法着手古史研究,于是便搜
集起歌谣来。先在家中搜集,逐渐向邻居亲友搜集,一二年间竟搜到歌谣数百首,并其他方言、
谜语、谚语、唱本、风俗、宗教等资料若干。1919年5月,顾颉刚续弦,他写了一篇《一个“全
金六礼\"的总礼单》的民俗文章。至此他开始考虑民俗学、民间文艺的一些问题,发现歌谣也
和小说戏剧的故事一样,会随时随地变化。

  1920年,顾颉刚在北大毕业,留校任助教,计划长期编纂一部《中国书籍目录》,约二三百
卷。冬,开始点校《古今俗书考》,同时,将自己收集的歌谣，对方言加注后陆续发表在《北京
晨报》上,颇获学界好评。1921年,顾颉刚改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助教,任《国学季刊》编委,
编点《辨伪丛刊》。同时常与胡适、钱玄同等人书信来往,讨论古史、伪书、伪事等问题,着
手撰写“古史辨\"论文。这时顾颉刚也致力于《诗经》研究,认为《诗经》中部分诗是徒歌的
民谣,先后撰成《汉儒的诗学和诗经的真相》、《歌谣的转变》、《诗经的厄运与幸运》、《
从诗经中整理出歌谣的意见》等文章,研究《诗经》的过程中,在《通志·乐略》里读到郑樵
论《琴操》的那段“杞梁之妻\"的话,引起注意,后又看到有关这个故事的材料,便下决心对这
个故事作一番深入的研究,1922年,顾颉刚为商务部书馆编纂中学历史教科书,拟将《诗》、《
书》等古籍中的上古史传说整理出来,初孕“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学说,认为古代的史实记载
多由神话转化而成。

  1923年底，顾颉刚离开商务印书馆、回北大研究所，担任《歌谣》周刊编辑，专心从事
民俗学、民间文艺研究，成为《歌谣》周刊的主要撰稿人。曾先后发表《郑樵对于诗词与故
事的见解》、《东岳庙的七十二句》、《两个出殡的导子帐》、《各种方言标音实例（苏州
音）》等文章。1924年，《吴歌甲集》在《歌谣》周刊连载，反响很大。同年底发表的《孟
姜女故事的转变》一文,惊动了中外学术界,一时应者蜂起,提供资料、书信讨论纷至沓来。顾
颉刚决定就孟姜女故事作一系列专题论述,他主编的九期“孟姜女\"专号,将征集到的孟姜女故
事资料和自己的研究文章陆续登出,成为《歌谣》周刊所出专号中成绩最突出的一种。1925年
4月,顾颉刚等人到北京西效妙峰山进行社会民俗调查,后发表《妙峰山的香气》等文章。“五
卅\"惨案后,顾颉刚为《京极》主编《救国特刊》。9月,撰《孟姜女故事研究的第二次开头》
。1926年初,《吴歌甲集》由北京大学歌谣研究室出版。4月《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受到各界
瞩目,使顾颉刚成为史学界的核心人物。在所撰长序中,顾颉刚备述自己治学因缘,治学甘苦及
治学方向。5月发表《孟姜女故事之历史系统》,6月撰成《苏州的歌谣》。秋天,赴厦门大学
任国学院研究教授。年底,游泉州考察风俗,撰成《泉州的土地神》。1927年初,发表《孟姜女
故事研究》,比之以前,对孟姜女故事的见解更加成熟,体系更加完整,使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
研究在学术界的地位更加巩固了。4月,赴广州中山大学,后担任学校历史系教授兼主任、图书
馆中文部主任,代理语言历史研究所主任,主编《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等。年底,与
何思敬、钟敬文等创立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创办《民间文艺》（后改名《民俗》周刊）顾颉刚
撰写了发刊词。民俗学会还成立民俗物品陈列室,派员到韶关、云南等地考察、搜集唱本等民
间文艺资料,创办民俗学传习班,顾颉刚主讲“整理传说的方法\"又编辑出版民俗丛书。顾颉刚
关于孟姜女故事的论著及其与师友的通信资料曾汇编成三册《孟姜女故事研究集》相继出版
,《妙峰山》和《苏粤的婚丧》〈与刘万章合作〉也出版了。

  1928年3月,顾颉刚赴岭南大学演讲《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阐述民俗研究的意义和目标
。同时,顾颉刚任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丛书》的总编辑,负责历史学和民俗学两类丛书的编
纂。在中大期间,顾颉刚还先后为刘万章《广州儿歌甲集》,周振鹤《苏州风俗》、钱南扬《
谜史》、谢云声《闽歌甲集》、陈元柱《台山歌谣集》、魏应麟《福州歌谣集》、吴藻汀《
泉州民间传说》、姚逸之《湖南唱本提要》等书作序,发表《天后》及《东莞城隍庙图》等文
章。

  1929年5月，顾颉刚到北京，任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研究员兼历史系教授，又兼在北大上
课，主编《燕京学报》。自到燕大后，顾颉刚专心于古史研究,决定对旧系统的古史作出清理
,先后撰写了大批论文,如《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论易系辞传中现象制器的故事》、《
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洪水之传说及治水之传说》等。治史过程中,顾颉刚曾以很
大的精力研究《尚书》,发现其中《禹贡》等部分牵涉问题很多,必须进行全面的历史地理研
究,才能搞清有关问题。这样,顾颉刚于1933年在北大和燕大开设了“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课
,1934年初与谭其骧等人筹备组织禹贡学会，创办《禹贡》半月刊,制定“禹贡学会研究边疆
计划书”,为挽救民族危亡致力于边疆和民族历史与现状的研究。《禹贡》刊物成为当时中国
历史地理、边疆和民族史研究的总汇,培养了一代历史地理学人才,并创立了中国的历史地理
这门学科。同年,顾颉刚将自己研究《尚书》的成果分辑为《尧典评论》、《尧典问题集》和
《禹贡讨论集》等出版,相继发表《五藏山经试探》、《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汉
代学术史略》、《王肃的五帝说及其对于郑玄的感生说与六天说的扫除工作》、《三统说的
演变》、《汉代以前中国人的世界观念与域外交通的故事》、《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
夏史三论》、《九州之戎与戎禹》、《鲧禹的传说》等篇〈其中少部分与童书业合作〉。19
35年初,顾颉刚曾担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历史组主任,主编《史学集刊》；7月,调查河北
省古迹,编纂《北平志》,1936年5月,当选为禹贡学会理事,秋,任燕京大学历史系主任,主编《
大众知识》。从1929年顾颉刚到燕京大学至抗战前夕,他曾做过民间文艺研究,1931年与吴立
模合作写成《苏州唱本叙录》。1933年参加燕京大学教职员学生抗日会,成立“三户书社\"〈
后改为通信读物编刊社〉,出版通俗读物,宣传抗日。接着,发表《鸣凤记中的吴歌》、《明俗
曲琵琶调》、《王恩任拟歌谣》、《北平说书分类》、《滦州影戏》、《孟姜女故事材料目
录》等文章,又点校冯梦龙《山歌》等。

  “七·七”事变后,顾颉刚赴西北工作。9月,任甘肃“老百姓社”社长。编印《老百姓》
旬刊。1938年春曾先后赴临洮、渭源、康乐、岷县等地考察。1938年10月,顾颉刚到昆明,任
云南大学文史教授,在《益世报》上辟办《边疆》周刊1939秋,顾颉刚到成都,任齐鲁大学国学
研究所主任,先后到郫县、双流、新津等地考察。1940年3月,创办《责善》半月刊,陆续发表
《虞幕》、《乘龙》、《丽江禹迹》等《浪口村随笔》中的一些篇章。4月,被聘为教育部史
地教育委员会委员。1941年春,赴重庆主编《文史杂志》。5月,任边疆语文编译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8月，任中央中文系和历史系教授,兼出版部主任。冬,迁北碚,任中国史地图表编纂社
社长、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复旦大学教授等职。1944年秋,受聘齐鲁大学重任国学研究所主
任,同时考察大足、合川等地,该年,与娄子匡主编《风物志集刊》。

  1945年任交通书局总编辑,1946年主编《文讯》,完成《晋文公》等著作。是年秋,赴西北
,任兰州大学教席。1947年担任大中国图书局总编辑,创办《民众周刊》,完成《当代中国史学
》等重要著作。1948年7月,任兰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主任,兼复旦大学教授。1949年,上海合
众图书馆油印出版了他的《西北考察日记》、《上游集》、《浪口村随笔》等著作。秋，任
诚明文学院中国语文系教授兼主任，又兼震旦大学教授。

  解放以后,顾颉刚任上海市文管会委员、上海图书馆筹备委员、中国史学会上海分会常务
理事。1951年任上海学院中文系教授,1952年任复旦大学教授。1954年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
所第一所研究员,担任《资治通鉴》总校。1955年,开始标点《史记》。1956年,加入中国民间
文艺研究会。1957年,发表《息壤考》。1958年,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常务理事。1959年,任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发表《禹贡注释》。1962年发表《尚书大浩今译》,1963年
出版《史林杂识初编》,内含《蚩尤》、《颛顼》等篇。1965年冬,因病到北京香山疗养院疗
养。1971年开始,担任“廿四史\"和《清史稿》的总校工作,1977年完成,先后由中华书局出版
,1979年,发表《柳毅传说与遗迹》、《嫦娥故事的演变》、《〈庄子〉和〈楚辞〉中昆仑和
蓬莱两个神话系统的融合》、《“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尚书·甘
誓〉校释译论》等论文。该年,担任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学术委员、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中国民
研会副主席等职。

  50年代， 顾颉刚“到京8年，历史所如此不能相容， 而现在制度下又无法转职， 苦闷
已极。 ”到了“文革”，顾颉刚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戴高帽，受批判，每天到历史所劳动，
一直持续到70年代初才得以解脱，顾颉刚的后半生基本还在做学术工作。

  1980年12月25日,顾颉刚因病逝世。之后数年内,遗稿《〈禹贡〉中的昆仑》、《酒泉昆
仑说的由来及其评论作》、《〈山海经〉中的昆仑区》、《中国影戏略史及其现状》、《〈
六月雪〉故事的演变》等陆续得到发表外,顾颉刚尚有数百万字的笔记未曾面世。

  顾颉刚作为一个史学家,享誉中外学术界,影响深远。他将史学上的创见运用到民间文学
、民俗学领域来,为之贯注新血液,探讨新方法,同样取得了极大成就。他在孟姜女故事和歌谣
学、民俗学诸方面的研究,赢得了很高的荣誉。

  1924年,顾颉刚在《歌谣》周刊上连载《吴歌甲集》,历时三月,获得学术界好评。《吴歌
甲集》于1926年由北大歌谣研究会出版单行本,这是一部科研价值很高的歌谣集子,不但出版
的时间较早,而且有比较详尽的注释等,还附有研究文章《写歌杂记》多篇。刘半农写信给他
说:“中国民俗学的第一把交椅,给你抢去坐稳了\"。

  在民俗方面,顾颉刚作过很多考察研究。对妙峰山的考察,对土地神的探究以及对苏州婚
丧礼节的论述,都不断有文章发表。在风气未开的当时,影响颇大。其中《妙峰山的香气》对
群众朝拜碧霞元君女神的盛况作了考察研究,分析各种人朝拜、祈福的迷信心理和庙主假神戚
敛财的实质,发现了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和祈福心理的关系。这体现了顾颉刚不是为调查而调查
,为研究而研究的学术观点。

  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在我国是首次对传说故事进行精细和系统的考证。他对记载于
各种古籍和流传于当时口头的有关材料进行分析,对这个故事的产生、传播及变异状况进行系
统的考证,意在对孟姜女故事起源的时间、地点和情节变化以及与历史的关系,作出尽可能科
学的阐释。其《孟姜女的故事转变》和《孟姜女故事研究》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从纵横两方面
提出了故事的历史系统和地理系统。特别是后文,更加全面而系统地体现了顾颉刚的见解,他
最重视“演变法则\",试图由此来认识故事的源头、发展及变形。显然,他是将其古史学说“层
累地造成的古史\"的观点运用到这个故事的研究中来的,这使其在这个研究领域里的成就卓然
不群。顾颉刚对孟姜女故事研究的结论,一直很有影响,特别是其中对故事历史系统的研究成
果,多年来一直成为定论。后来的许多民间文艺研究者,多在上面作些补充与发挥,他的“演变
法则\",也成为我们至今还在沿用的研究方法。

  当然,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主要目的是“为研究古史方法举一旁证的例\",是将传说
作为研究历史的资料。研究结果表明,从孟姜女故事已看不清杞梁妻的真正历史面目了。既然
如此,传说中记载的其他古史现象也便不可信了。这才是顾颉刚研究孟姜女故事的真正目的,
文章中贯穿了新疑古派的思想与方法。 在古史研究中,顾颉刚还涉及到许多古神话传说故事
,对尧、舜、禹等神话传说均有研究。

  顾颉刚为中国民间文艺理论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他那种对民间文艺作出了很大贡献。
他那种对民间文艺作动态考察的眼光（“演变法则”）和对古籍资料搜求鉴别的真知灼见,曾
给我国民间文艺研究以巨大影响,他研究中被及到一些神话传说人物、事件等,成为后来一些
人的研究课题。除此,单就他在主编杂志、主持学会、宣传民间文艺、提醒带动同人进行民间
文艺研究方面作的辛勤努力和所起的倡导性作用而言,其功劳也是异常卓著的。

梁啟超（1873-1929），字卓如，又字任甫，號任公，別號飲冰室主人。
  農曆正月十六日出生在廣東新會縣茶坑村。那是個貧苦家庭，祖父梁維清（秀才）
、父親都靠教書維持生活，過著半耕半讀的日子，只有幾間房屋。
  1876年四、五歲祖父開始教以《四書》、《詩經》。
  1877年五歲入塾就學。，天資聰穎，機智過人，很早便表現出不尋常的才華，被譽
為「神童」。
  1884年任公十二歲廣州應試，考取秀才(補博士弟子員)。
  1885年入華南的最高學府學海堂讀書，1887年肄業。
  1889年清朝禮部尚書李端棻以內閣大學士銜典試廣東，當時年僅十七歲的任公參試
，以文章立意新穎暢達，受到李端棻的賞識中舉。
  1890年會試落榜。經陳千秋引薦，於廣州萬木草堂拜康有為拜為師。從此，任公就
學於康有為門下，聽其教誨，整整四載。
  1891年就讀萬木草堂，並於是年結婚。
  1891年與長他四歲的李蕙仙結婚，李蕙仙是清朝禮部尚書李端棻的堂妹。
  1894年至京師與譚嗣同、夏曾佑等人交往。
  1895年4月馬關條約簽訂。助康有為發起公車上書，並參與創辨《中外紀聞》（初名
《萬國公報》）8/17。強學會成立，被任為書記。
  4月22日康梁與廣東、湖南兩省舉人首先聯名上書要求拒簽對日和約。5月1 日再次
發動十八省一千二百名舉人集合於松筠庵，公推康有為草擬奏議，上書朝廷。向清政府
提出了以變法為宗旨的拒和、遷都、變法三項要求。這場震驚朝野的公車上書，實為清
朝二百年未有之大舉，為中國群眾政治運\動的開端。
  1896年任上海《時務報》主筆，發表《變法通議》十四篇等文，較系統地闡述了變
法維新理論，蜚聲海內外。
  1897年到長沙主持時務學堂講席。培養出一班四十名學生，其中有林圭、李炳寰「
庚子六君子」及蔡鍔。並與譚嗣同合辦《湘報》、《湘學新報》。
  任公與其師康有為師徒並稱的最大表現為光緒廿四年（1898）的戊戌變法、百日維
新，世稱康、梁 。1900年春天，因為變法失敗，而走向革命。他們在漢口起義，殉難者
三十餘人。這一年，孫中山也在湖州起義，一樣失敗了。他們的共同願望是:「合法公
平的貿易權利，與世界各文明民族一律平等的地位」，在國內問題上則是 「鼓勵人民要
求內政改革」。
  變法失敗後，在日本政府的幫助下，逃往天津，從大沽乘日艦「大島號」亡命日本
共十四年。
  1898年10月創刊《清議報》旬刊。設有「本館論說」、「時論譯錄」、「中國近事
」、「外國近事」、「政治學譚」、「汗漫錄」、「聞戒錄」、「猛省錄」等專欄。出
至一百期時，報館遭火災，只得停刊。
  1899年應保皇黨之邀，到夏威夷檀香山去作宣傳工作。
  1900年一度由日本回上海，旋赴南洋。
  1901年人在日本。王國維赴日求學。
  1902年創辦雜誌《新民叢報》半月刊，一方面繼續鼓吹維新運\動－－立憲保皇/君主
立憲，倡言破壞主義；另一方面積極介紹日本的國情民風，和介紹了西方資產階級社會
、政治、經濟學說，並呼籲中國知識份子學習日語、勤讀日文書。影響甚大。
  《清議報》上發表的有《少年中國說》、《呵旁觀者文》、《過渡時論》；《新民
叢報》上發表的有《論進步》、《論自由》、《奴隸與盜賊\》、《濟濟多士》。在1898
～1903年間共發表有八十多篇文章和專著。
  1902年在日本橫濱創辨「新小說」雜誌。
  1902年出版《飲冰室文集》，其《三十自述》一文，備述前些之各種活動。
  1903年遊美洲，著《新大陸游記》。
  1905年著《開明專制論》，堅持君主立憲，與革命黨相對峙。
  1907年在日本。因與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筆戰不利，謀\妥協，黃興不許。
  1908年著《中國古代幣材考》。
  1910年主編《國風報》等，鼓吹革新政治。
  民國成立後，返國擬搶在革命黨之前掌握政權，失敗後另提出「虛君共和」主張。

  1912年從日本回國，結束十四年的流亡生活。袁世凱以司法次長相召，未就。
  1913年成為共和黨首領，旋任進步黨理事，支持袁世凱。
  二次革命後任袁政府司法總長，為袁當選終身總統賣力。
  1914年任幣制局總裁。遭遇困難，始知袁世凱不可合作，發表《吾今後所以報國者
》一文，表示願從事學術，放棄政治。
  1915年拒絕威脅利誘；發表「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文，反對袁氏稱帝；並間道
至雲南參加護國之役。
  1916年任肇慶府撫軍等職，袁死後，組織「憲法研究會」為段祺瑞效勞。
  1916年出版《盾鼻集》。
  1917年以「代段祺瑞討張勳復辟通電」，痛斥復辟；並參加段祺瑞的馬廠誓師討伐
張勛之役。
  張勛復辟，以康有為出力最多。至此康、梁乃徹底分家。
  1917年出任段政府財政總長等職，支持段「武力統一」政策。
  任公一生於政治主張，雖時變而有原則；他喚起求變思想，誘發了中國知識份子的
甦醒和自覺；他的「先破壞後建設」的革命理論，點燃了革命運\動的火種；他維護共和
的堅決和執著，使袁的「帝制」與張的「復辟」一一煙消雲散。
  五四運\動後，仍鼓吹改良主義，抵制社會主義思想的傳播。
  1918年年底赴歐洲考察，著《歐遊心影錄》。
  1919年出版《飲冰室叢著》。
  1920年初，任公自歐洲考察返國，決定自此放棄政治生涯，全力從事國民實際基礎
之教育事業，如組織共學社，發起講學社等。其本人並先後任教於北京大學、南開大學
、東南大學，後任清華學校國學研究院的導師、北京圖書館館長、司法儲才館館長等職
。
  1920年著《翻譯文學與佛典》、《清代學術概論》等論著。
  1921年著《墨子學案》。
  1922年著《陶淵明》、《大乘起信論考》。
  1923年著《戴東原先生傳》、《人生與哲學》、《國學入門書要目》。
  1924年著《近代學風之地理的分布》。
  1926年起，講學於清華研究院，同時兼南開等幾所大學的教授。
  1928年著《辛稼軒年譜》，未竟。
  1929年1月19日，任公病逝北京協和醫院，終年五十七歲。1926年2月，任公因尿血
症久治不癒，他不顧朋友們的反對，毅然住進協和醫院，施行手術。不料糊塗醫生卻把
好腎切除，留下一顆壞腎。作為一名受害者，任公不但沒有狀告「協和」，反而在徐志
摩等人對「協和」口誅筆伐時，還寫文章為「協和」說話；因為他怕因這件事，使得社
會上的人們失去對西醫的信任，因為他把西醫看作是科學的代表，認為維護西醫的形象
就是維護科學。
  任公為文初學桐城，後學魏晉。辦報時，融合俗語、駢語、韻語、外國語法，號為
「新民叢報體」。林志鈞所編飲冰室合集，彙集所有專著散論。
  在晚清的思想界，總以康梁並稱。兩人的師生關係，在維新立憲失敗後，其與康的
三世進化史觀日益疏遠；轉而強調自己的「新民說」，欲把英國的民主思想融合到自己
的國家的民族主義中。期使國民成為生氣蓬勃的國民，使國家成為強大獨立的國家。
  任公在學術上為一代大師，計其一生著述，當不下一千四百萬言，著有《飲冰室文
集》、《墨子學案》、《中國佛教史》、《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國歷史研究法
》、《墨經校釋》、《清代學術概論》等，曾倡導文學改良的「小說界革命」和「詩界
革命」，開白話文風氣之先。又提出「史界革命」，批判否定「帝王中心論」。

民國三十六年，無錫榮家創辦江南大學，屢次邀約任教，三十七年春，
遂東返。時唐加毅先生亦在校，為兩位先生論交之始。校舍新建，在縣西門
外太湖之濱山坡上，風景極佳，常雇小舟，盪漾湖中，幽閒無極，成＜湖上
閒思錄＞一書。是時又撰成＜莊子纂箋＞一書，尤為近代莊子研究之突出著
作。民國三十八年春，先生與君毅先生應廣州私立華僑大學之聘，旋隨校遷
香港。前在廣州，與張其昀、謝幼偉、崔書琴諸先生有約，在香港辦一學校。
先生到港後，該校已定名亞洲文商學院，內定先生為院長，並已自教育司立
案。先生自以不能粵語與英語，甚感為難，但其事已定，只得勉強應承，並
邀請唐君毅與新知張丕介兩位先生共同效力。

  學校以民國三十八年十用開學，夜間上課，學生六十人。明年秋，別創
辦自校，名新亞書院，申請立案為香港當時唯一私立不牟利學校，請趙冰先
生為董事長。承新交上海商人王岳峰先生斥責，在九龍桂林街頂得新樓三楹
為校舍。初期同事僅君毅、丕介等少數人，旋有吳俊升、任泰、劉百閔、羅
香林、張維翰、梁寒操、衛挺生、陳伯莊、程兆熊、楊汝海等亦來任教，或
純盡義務，為當時國內學人來港者之一薈萃地，故亦特為香港教育司所重視。
學生來源多為大陸流亡青年，約近百人，多得免費。學校課程之外，又設公
開學術講座，每週末晚七時舉行，校外來聽講者，常七八十人。學校初期經
費僅恃王岳峰先生支持；但王先生並非富商，不能久支，同人盼先生到台北，
希望獲得支援，遂有民國三十九年冬台北之行。承各相關機構邀宴，垂詣校
政，先總統蔣公邀晤餐敘，由總統府每月先撥出三千港元支持學校經費。事
定，應邀到台灣中南部各學校及陸海兩軍校講演；北歸，又在師範學院連續
四次講演，題為文化學大義；在國防部總政治部連續七次講演，題為中國歷
史精神；而＜人生十論＞亦就各校講詞整理而成。

  民國四十年秋，為現代基本知識叢書撰成＜中國思想史＞。是年冬復到
台北，明年春承何應欽將軍邀約，在總統府戰略顧問委員會作連續五次講演，
題為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即就前在北大講稿，增補再講之，後出書，甚為海
內外學人所重。是年四月十六日，應朱家驊先生之邀，為聯合國中國同志會
作一次例行講演，借淡江文理學院新建驚聲堂為講壇。講詞方畢，屋頂水泥
大塊墜落，聽講者立法委員柴春霖重傷不治，先生頭頂亦破，但未深入腦部，
幸能康復，時年五十八。

  民國四十二年夏，美國耶魯大學歷史系住任盧定先生來香港，受雅禮協
會之託，擬在香港或台灣、新加坡覓一學校或醫院，提供補助發展。首約先
生晤談。盧一一詢問，先生就辦學宗旨與情形，一一直率相告，遂定議協助。
但先生提出一項先決默契，雅禮只可派人駐校聯絡，絕不能過問校政，盧氏
亦同意。遂每年協助二萬五千美元為經常費；乃具函辭謝總統府贈款。

  民國四十三年夏，先生又到台北，應蔣經國先生邀約，在救國團作連續
四次講演，題為中國思想通俗講話。明年秋，又應教育部之邀，率領訪問團
到日本作報聘訪問，所至以東京、京都、奈良三地為主。在京都、東京大學
作公開講演，深感日本上下對於前次侵華戰爭並無懺悔意，而日本社會則在
大變化中，左傾趨向尤堪警愓。其後定居台北，復兩度到日本韓國訪問，獲
讀不少韓國理學家書，歸來有所述作。

民國四十三年秋，新亞在嘉林邊道增租新舍，兩處上課。旋復由盧定先
生洽得福特基金會捐款為新亞建校舍，擇址農圃道，由港府撥地興建，四十
五年落成。新亞之創辦以儒家教育理想為宗，旨故校內懸掛孔子畫像。其時
雅禮協會代表建議，並掛耶穌基督像，先生以為新亞非教會學校，此項意見
有違當初協議，斷然否決。先是亞洲協會艾維先生與新亞久有聯繫，新亞獲
雅禮之協助頗賴其促成。不久艾維又與先生協議，在太子逆租樓，籌辦研究
所，培養學術專才，但艾維先生不久即離任。

  至民國四十四年春，哈佛賴謝夫先生來喜林邊道相訪，定議協助研究所
支付獎學金、圖書費，並出版學報。至此研究所始能正式招生開辦，兩年畢
業，成績優良者留所為助理研究員，有至十年以上者。又四十三年，哈佛燕
京學社來函，請新亞選派年青教師到哈佛訪問，但無年齡適當人選。明年又
有來函，遂推薦研究生余英時，以助教名義應徵，是為新亞研究所派赴國外
留學第一人。其後新亞學生遠赴美歐日本遊學任職者，不勝縷列。當時香港
興辦私立書院七八所，獨先生所辦新亞得美國雅禮哈佛多方面作財力支持，
深為香港政府所注意，遂於民國四十四年港大畢業典禮中頒贈先生名譽博士
學位，以示尊重。

  民國四十五年一月三十日，與胡美琦女士締結良緣。夫人為江西大家，
先就讀廈門大學，隨家避難來港，曾在新亞求學一年。後至台灣，任職台中
師範圖書館。先生在台講演受傷，赴台中休養，夫人每日抽暇伴侍，遂漸建
立感情，旋就讀台北師範大學，四十三年畢業，亦來香港，復得日常相見，
終結連理。新亞創校以文史哲為基礎，及得芏國各方面協款穩定發展。四十
六年二月，首創藝術專修科，發展為藝術系，又組國樂團作課外活動。先生
自幼重視藝術，此亦為一項理想之實踐。四十九年復得雅禮代表羅維德協勵，
成立理學院。新亞創辦獲美國多方面協助，美國各教會又支持創辦崇基書院，
繼而亞洲協會出資集合當時其化五所私立書院，成立聯合書院，三校皆由美
國協助興辦，香港政府乃有集合三校創辦一所公立大學之議。新亞同人多持
異見，先生以為新亞建校之初，本供早期大批青年難民就學機會，今時局已
定，為學生前途著想，應交付港府負責，且本人亦感精力日衰，辦學與研讀
已難兼顧，當量才性，漸能擺脫行政工作。參加大學之議遂定。

  民國四十八年秋，耶魯大學函邀在其東方研究系講學半年。先生乃邀請
前教育部次長吳俊升士選先生為副校長，代主校務。港府以吳先生為國民政
府前任官員，黨政色彩濃厚，諸多顧慮，經先生堅持爭議，終獲港督特別批
准。學校主持有人，先生乃於明年正月，經日本到美國踐約，授課兩門，美
加學生四人，而華人在耶魯任職者乃有十餘人，由李由意先生翻譯，故能暢
所欲言。課外多暇，一方面補讀英文，一方面續寫＜論語新解＞。學期結束，
耶魯特頒贈名譽博士學位，校長請李田意先生在典禮中，以華語作介紹，據
云耶魯典禮中未曾有此先例。先生在美國半年，先後到波士頓、紐約、華盛
頓、芝加哥，在哈佛東方學研究所、砍倫比亞丁龍講座、中美文化協會、芝
加哥大學講演，復由芝加哥繞經大峽谷，到舊金山、西雅圖，折返芝加哥水
牛城，遊尼加拉大瀑布，轉赴加拿大多倫多，復返美到紐約，中途作千島遊，
再由妞約到英國，踐半年前之約。富爾敦爵士邀至其家，討論香港創辦新大
學事，為校長是否用華人，數度爭持，最後定議入華人為之。後乃遍遊倫敦
諸名勝，深感英國人極為保守，而社會閒逸，與美國迥異。再轉巴黎，又感
法國民風閒逸之情，又勝於英。會學校有事，函促速歸，乃急轉羅馬回港，
擇居沙田西林寺後山。其時富爾敦又來港，議校名，先生主張不如逕名中文
大學，眾無異議。大學成立，先生即辭新亞校長職，時為民國五十三年夏。

  自辦亞洲文商至此，前後十六年，先生自謂為平生最忙碌時期。董事會
定議，先休假一年，明年離職。先生休假之始即移居青山灣兩月，寓所為一
小樓房，環境幽靜，尤勝沙田。擬定退休後生活計劃，首為撰寫＜朱子新學
案＞。五十四年夏，南洋大學商請任校長，馬來亞大學遊請講學，先生不欲
再涉行政，遂應馬來亞之聘；但不勝南國濕氣，胃病復發，明年二月即返香
港，仍寓沙田舊址。其時香港難民潮驟起，乃於五十六年十月遷居台北。承
先總統蔣公禮遇，公費建築庭園小樓，背山臨溪，署榜素書樓。先生幼居五
世同堂大宅第三進素書堂側，故以名新居。明年七月，以百分之九十最高票，
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象微中國文史學界同異學派之結合，尤具重大意義。
鄉居多暇，得哈佛支助三年研究費，專心撰寫＜朱子新學案＞，前後七年成
書。自謂不卸新亞校政，絕不能成此專著。學案既成，遂應張曉峰先生之約，
任中國文化學院歷史研究所教席，在家授課，台灣大專師生多人旁聽，成
＜中國史學名著＞與＜雙溪獨語＞兩書。復應蔣復聰先生之約任中央博物院
特聘研究員。院在素書樓對面，得每日到院讀四庫全書中宋元明理學諸集，
續有選述。其他著述有＜孔子傳＞與＜理學六家詩鈔＞等書。先生不能寫詩，
但受誦詩，以為吟他人詩如出自己肺腑，亦為人生一大樂趣。旋自編＜中國
學術思想史論叢＞，分時代為八冊，為先生平生有關中國思想論著作一結集，
但＜莊老通辨＞、＜兩漢經學今古文評議＞、＜中國學術通義＞等仍各獨立
為書。

民國六十六年，先生年八十三，胃痛劇作，幾不治。明年春病漸癒，但
兩已不識人，不見字。會新亞創設錢穆講座，堅邀先生為第一次講演人，情
不能卻，講題為從中國歷史看中國民族性及中國大化，凡六講，為時三適。
又明年，新亞創校三十年紀念，先生年八十五，復來香港，首先熱心協助新
亞之耶魯盧定先生亦來港赴會，兩人回今前塵，感慨不已！

  民國六十九年、七十年，復兩度來港，獲與留居大陸三子拙、行、遜，
易輝，及長姪偉長先後相見。三十餘年海天違隔，幸能一晤，自感快慰。七
十三年七月，先生復來港，在港門人為先生慶祝九十壽辰，大陸子女與嫡孫
亦得來會。其時先生精神仍甚健旺。七十八年，新亞創校四十週年，先生以
九五高齡，仍能到港參加紀念會，於新亞、於先生個人，皆為一大可欣喜事，
但先生健康已如前！

民國七十五年，先生九十二歲生辰，在素書樓講最後一課，告別杏壇。
故總統蔣經國先生念先生學林泰斗，民之碩望，特禮聘為總統府資政，以表
國家尊學崇德之忱。今年五月遷寓台北市城內杭州南路新居。先生勞碌一生，
至此始有自置寓所。

先生年七十時，已患青光眼，自此目力日弱，閱讀漸感困難，八十四歲
兩眼已盲，但先生一向下筆千言，字甚工整，論文數竹字，常只改數字，即
可付印。及入老境，目不見字，但展紙落筆，亦只偶有一兩字重疊，故仍能
撰文，惟不能親筆改訂，必賴夫人誦讀，再指示增補。是以先生晚年仍能著
述不輟，最後出書乃名＜晚學盲言＞，雖云自謙，亦是紀實。先生壯年時代，
雖體魄強健，但為傳統書生，不能自我料理生活。抗戰其間，輾轉後方，無
家人照料，常致胃病大發，苦受折磨；直到香港成婚，生活始上軌道。夫人
篤受情深，加又心向學術，以為維護先生健康，即為學術盡一分神聖責任，
故於先生起居飲食，精心照顧；意趣情懷，體貼入微。伉儷情濃，老而彌篤，
舊新友生，同聲歸美。最近數年，先生腦力大衰，時或失去記憶，且不能進
食，夫人千慮百計，尋醫進藥，期能延年於萬一。但年事已高，心力衰竭，
終以今年八月三十日上午九時許，安祥中一暝不視。魁斗星沈，士林震悼！

民國六十三年，先生年八十。生辰之前，偕夫人南遊，寓黎山、武陵農
場等地，選成＜八十憶雙親＞，後又撰＜師友雜憶＞。讀此兩書，先生幼年
環境與一生行誼，歷歷在目。雖終一生只為一介書生，但治學之暇，喜遊歷，
醉心大自然山水幽寧中，得人生至趣；又於棋舌遊藝無所不愛；交遊頗廣，
論議敏健，先後辦學，一以理想為依歸。兼此諸端，可謂多采多姿，此又非
並世學人所能企及者，亦可謂學林一異人！惟先生最成功之一面，仍在史歷
研究。

  綜觀先生一生治學，少年時代，廣泛習讀中國古籍，尤愛唐宋韓歐至桐
城派古文，後始漸趨向學術研究，壯年以後乃集中向史學方面發展，故史學
艮基特為廣闊，亦極深厚。再就先生治學途徑發展程序言，先由子學入門，
壯年時代，最顯著成績偏在考證功夫，中年以後，以通識性論著為重。但不
論考證或通識論著，涉及範圍皆甚廣泛，如政治、如地理，亦涉及社會與經
濟，惟重心觀點仍在學術思想，此仍植基於青年時代之子學愛好，是以常強
調學術領導政治，道統超越政統。

近六十年來，中國史壇甚為興盛，名家大師輩出。論根柢深厚，著作宏
偉不只先生一人；但先生才氣磅礡，識力深透，文筆勁悍，幾無可比倫。直
到晚年，後輩學人從先生問學，仍常感到先生思如泉湧，能隨時提出新觀點；
退而思之，大多實有理據，並非恣意想像之說。惟先生天份太高，所提論點，
往往如天馬行空，讀者未必人人都能理解，都能接受。但先生任何論點，多
富啟發性，好學深思者，讀先生書，不論能否領受，皆能獲得一些啟示，淚
發讀者別開蹊徑，不致執著，拘守成說，不能發揮。此為先生著作除了建立
本身論點之外，對於史學教育之另一項頁獻，殊為難能！

  先生今以九十六高齡謝世，亦標識前一輩史學界之落幕。先生雖已作古
但遺留述作極為豐富，供今後學入含英咀華，必將有更深遠之影響！

一九九零年九月十六日初稿，
一九九一年三月三十日校稿，
刊新亞生活月刊一九九零年十月十一日兩號，旋增訂再稿。
一九九一年三月三十日校稿增補，呈錢師母審閱，六月八日最後增訂。
本文轉載自五十年十月新亞學報第十六卷

王国维（1877年—1927年），字伯隅、静安，号观堂、永观，浙江海宁人。近代中国著
名学者，杰出的古文字、古器物、古史地学家，诗人、文艺理论学、哲学家。
  世代清寒，幼年苦读，为秀才。早年屡应乡试不中，遂于戊戌风气变化之际弃绝科
举。二十二岁起，他至上海《时务报》馆充书记校对。利用公余，他到罗振玉办的“东
文学社”研习外交与西方近代科学，结识主持人罗振玉，并在罗振玉资助下于1901年赴
日本留学。
  1902年王国维因病从日本归国。后又在罗振玉推荐下执教于南通、江苏师范学校，
讲授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复埋头文学研究，开始其“独学”阶段。1906年随罗振
玉入京，任清政府学部总务司行走、图书馆编译、名词馆协韵等。其间，著《人间词话
》、《宋元戏曲史》等名著。
1911年辛亥革命后，王国维携生平著述62种。（收入其《遗书》的有42种，以《观
堂集林》最为著名。） 眷随儿女亲家罗振玉逃居日本京都，从此以前清遗民处世。其时
，在学术上穷究于甲骨文、金文、汉简等研究。1916年，应上海著名犹太富商哈同之聘
，返沪任仓圣明智大学教授，并继续从事甲骨文、考古学研究。1922年受聘北京大学国
学门通讯导师。翌年，由蒙古贵族、大学士升允举荐，与罗振玉、杨宗羲、袁励准等应
召任清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食五品禄。1924，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溥
仪出宫。王国维引为奇耻大辱，愤而与罗振玉等前清遗老相约投金水河殉清，因阻于家
人而未果。
  1925年，王国维受聘任清华研究院导师，教授古史新证、尚书、说文等，与梁启超
、陈寅恪、赵元任、李济被称为“五星聚奎”的清华五大导师，桃李门生、私淑弟子遍
充几代中国史学界。
  1927年6月，国民革命军北上时，王国维留下“经此世变，义地再辱”的遗书，投颐
和园昆明湖自尽。在其50岁人生学术鼎盛之际，为国学史留下了最具悲剧色彩的“谜案
”。
  作为中国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从事文史哲学数十载，是近代中国最早运用西方哲
学、美学、文学观点和方法剖析评论中国古典文学的开风气者，又是中国史学史上将历
史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开创者，确立了较系统的近代标准和方法。这位集史学家、文学
家、美学家、考古学家、词学家、金石学家和翻译理论家于一身的学者，生平著述62种
，批校的古籍逾200种。（收入其《遗书》的有42种，以《观堂集林》最为著名。） 被
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梁启超赞其“不
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而郭沫若先生则评价他“留给我们的是他知
识的产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
辉”。

史念海，
字筱苏，1912年6月24日出生于山西省平陆县。早年就学于北京辅仁大学，毕业后辗转兰州、平凉、榆林、西安、重庆等地，先后担任刊物的编审和教师等职，1946年至今先后执教于复旦大学、兰州大学、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历任教授、历史系主任、陕西 师范大学副校长、唐史研究所所长、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等职，现为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 变迁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顾问，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名誉院长、《中国历史地理 论丛》主编。史念海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我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创始人之一。
  1938年，他与顾颉刚先生合著的《中国疆域沿革史》出版，这是第一部公开问世的系统的历史政治地理专著，不仅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而且具有很高的学术地位，至今仍然是历史专业研究生的必读之书。自此以后，史念海先生一直致力于历史地理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在历史地理学理论体系、学科架构、研究方法，以及秦汉、隋唐史诸方面，都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有许多堪称是经典性的研究成果。主要著作有:《河山集》1-7集、《中国的运河》 、《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中国疆域沿革史》(与顾颉刚先生合著)、《黄土高原森林与草 原的变迁》(与曹尔琴、朱士光合著)、《中国古都和文化》、《唐代历史地理研究》、《西安历史地图集》(主编)等。
史念海，中国当代著名史学家，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权威学者。1912年6月24日诞生于山西省平陆县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家庭，字筱苏。1932年从太原进山中学毕业后，考入北平辅仁大学历史系，这是当时一所以研究史学著称的大学，校长陈坦亲自为本科学生讲授课程。他在前辈史学家的教诲下，打下了十分良好的史学研究基础，摸索到了治学的门径。1936年大学毕业后，史念海先后任国立编译局副编审，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兰州大学、西北大学、西安师范学院、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兼历史系主任，陕西师范大学副校长。

  “南谭北史”——史念海教授与谭其襄教授一样，是当代中国最负盛名的历史地理学权威之一。早在大学时代，他就因缘于顾颉刚先生的识拔，参加了著名的学术团体——禹贡学会的活动，在学会刊物《禹贡》上发表了《两唐书地理志互勘》等论文；继与顾先生合作，撰写了成名作《中国疆域沿革史》，作为《中国文化史丛书》之一出版。抗日战争时期，他继续从事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重点放在汉唐时期，发表了许多重要论著。史念海教授是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创立者和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之一，新中国建立后，他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领导建立了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学科点，培养了许多高水平的硕士、博士，壮大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队伍。他长期担任该校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唐史研究所所长。他还兼任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古都学会会长、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

  国立兰州大学建立之初，辛树帜校长竭诚邀请老友顾颉刚先生聘任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顾先后以事冗一时不能离开上海，乃推荐史念海先生前来兰州大学任教授兼代历史系主任。史念海教授和其他教师克服了重重困难，使历史系初具规模。除课程均能按当时教育部颁布的标准开设外，又以兰州大学地处西北的特点，特别注重历代经营西北情况的研究。兰州大学历史系后来的发展，是离不开史念海教授等荜露蓝缕的开拓之功的。

  史念海教授于2001年3月在西安逝世，享年90岁月。终生不渝的事业追求，使这位“世纪学人”留下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他的主要著作有:《中国疆域沿革史》（与顾颉刚合著）、《中国的运河》、《河山集》、《黄土高原森林与草原的变迁》（合著）、《中国历史人口地理与历史经济地理》、《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中国古都与文化》、《唐代历史地理研究》等。

罗荣渠
1927年8月生。
四川荣县人。男，汉族。

194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

教授，博士生导师。

曾任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世界史学科评议组副组长、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理事长、北京市历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太平洋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史卷编委、外国历史小丛书编委、中美关系史丛书编委、美国对外关系历史学家协会特邀会员、荷兰莱顿大学欧洲扩张史研究所外籍研究员等。



主要业绩 罗荣渠教授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他在世界近现代史、美国史、拉美史、中美关系史、殖民主义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史、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及中国近现代史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是我国现代化理论和现代化世界进程研究的开拓者。
专著:

1980，《伟大反法西斯战争》，商务印书馆

1988，《中国人发现美洲之迷》，重庆出版社

1993，《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

  获国家教委首届人文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北京市社会科学文化优秀成果一等奖

  全国首届社科基金项目二等奖

1997，《现代化新论续篇——东亚和中国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

  全国首届社科基金项目二等奖

1997，《美洲史论》，社会科学出版社

主编

《从西化到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

《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丛书，等

论文（100多篇）

论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历史研究》，1988年第1期

扶桑国猜想与美洲的发现，《历史研究》，1983年第2期

从西化到现代化——中国近百年来现代化思潮演变的反思，人民日报，1989年2月

  北京大学科研成果一等奖

美国与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输入中国，《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2期

十五世纪中西航海不同发展取向的比较与思索，《历史研究》，1992年第1期

东亚现代化进程的新经验，《中国社会科学》，1995

辉煌、苦难、艰辛的胜利历程——第二次世界大战若干问题的再认识，1996



其他 1991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事迹收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名录》

《Dictionary of International Biography》

《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学者大辞典》

《中国当代美术书法家汉英辞典》



纪念 1996年4月逝世

邓广铭

在20世纪的中国史学史上，邓广铭教授占有重要的一席。作为宋代史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他的学术贡献影响着几代宋史研究者。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位值得研究的现代历史学家。

一、邓广铭的学术道路

  邓广铭（1907—1998年），字恭三。1907年出生于山东省临邑县。临邑是一个相当偏僻、闭塞而且文化很不发达的地方，在满清一代的二百多年中，临邑没有出过一个进士；邓家在当地虽算得上一户殷实人家，但也不是什么书香门第。
  1923年夏，16岁的邓广铭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一师的校长王祝晨是一位热心于新文化运动的教育家，在此求学的四年间，邓广铭才“受到了一次真正的启蒙教育”。[1]在他当时读到的史学著作中，顾颉刚主编的《古史辨》及其整理的《崔东壁遗书》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在一师的同窗如李广田、臧克家等人，后来都相继走上了文学道路，而他却最终选择了史学，这与风靡那个时代的疑古思潮对他的吸引是分不开的。
  1927年，邓广铭因参加学潮而被校方开除。三年后，他来到北平，准备报考大学。1931年，他第一次报考北大未被录取，便考入私立的教会学校辅仁大学，入英语系就读。次年再次投靠北大，终于考入北大史学系，从此步入史学之门。这一年他25岁。
  1927至1937年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十年黄金时代，从30年代初到“七·七事变”前，则是北大史学系最辉煌的时期。这一时期史学系的专任教授以及兼任教授，有孟森、陈垣、顾颉刚、钱穆、胡适、傅斯年、姚从吾、蒋廷黻、雷海宗、陈受颐、张星烺、周作人、陶希圣、李济、梁思永、汤用彤、劳干、唐兰、董作宾、毛子水、郑天挺、向达、赵万里、蒙文通等人，阵容非常强大，可谓极一时之盛。学生当中也人才济济，桃李芬芳。仅1935和1936两届毕业生中，就涌现了王树民、全汉昇、何兹全、杨向奎、李树桐、高去寻、邓广铭、王崇武、王毓铨、杜呈祥、张政烺、傅乐焕等一批杰出的历史学家。
  在北大求学期间，邓广铭遇到了对他此生学术道路影响最大的两位导师，一位是胡适，另一位是傅斯年。
  胡适自1932年起担任北大文学院院长，至“七·七事变”后才去职。在此期间，他为史学系讲授过中国哲学史、中国中古思想史、中国文学史概要等课程。邓广铭上四年级时，选修了胡适开设的一门“传记文学习作”课。这门课要求每位学生做一篇历史人物的传记，胡适开列了十几个历史人物供学生选择，其中宋代人物有欧阳修和陈亮。邓广铭在此之前曾写过一篇有关浙东学派的文章，[2]于是便决定写一篇《陈龙川传》，作为他的毕业论文。1936年春，邓广铭完成了这篇12万字的毕业论文，得到胡适的很高评价，胡适给了他95分，并写下这样的评语:“这是一本可读的新传记。……写朱陈争辨王霸义利一章，曲尽双方思致，条理脉络都极清晰。”胡适还到处对人称赞这篇论文，“逢人满口说邓生”，这对初出茅庐的邓广铭是一个极大的鼓励。[3]这件事情对他以后的学术道路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他之所以选择宋史研究作为其毕生的学术事业，他之所以把一生的主要精力用来撰写历史人物谱传，先后写出《陈龙川传》、《岳飞传》、《辛弃疾》、《王安石》这四部奠定其学术地位的宋人传记，与胡适都有很大关系。可以说，一部《陈龙川传》，基本上决定了邓广铭一生的学术方向。[4]
  邓广铭在《怀念我的恩师傅斯年先生》一文中曾经说到，在他的学术生涯中，对他影响最大的三位前辈学者是胡适、傅斯年和陈寅恪，“而在他们三位之中，对于我的栽培、陶冶，付出了更多的心力的，则是傅斯年先生。”[5]邓广铭与傅斯年的师生渊源始于大学时代。傅斯年的本职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1930年，北大史学系主任朱希祖因采用一中学教师编写的中国近代史教材作为自己的讲义，受到学生攻击，因而去职，遂由傅斯年代理系主任。在邓广铭入学后不久，系主任一职便由研究西洋史的陈受颐接任，但傅斯年仍长期担任史学系兼职教授。
  傅斯年在北大史学系先后开设了史学方法导论、中国古代文籍文辞史、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上古史择题研究、汉魏史择题研究等五六门课。[6]其中“史学方法导论”这门课给邓广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傅斯年在课堂上再三提出“史学即是史料学”的命题，并且常常把“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句话挂在嘴边。前几年，邓广铭在一次访谈中谈到傅斯年的史学观念对他的影响时说:“傅斯年先生最初在中山大学创办语言历史研究所时提出这一治史方针，后来又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声明这是办所的宗旨。胡适在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发刊词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意见。他们两人一南一北，推动史学朝这个方向发展，史学界由此也形成一种重视史料的风气和氛围，我置身这样一种学术环境中，受到这种风气的浸染，逐渐在实践中养成自己的治史风格，形成自己的治史观念。”[7]如果说邓广铭在学术方向的选择上主要是受胡适的引导，那么他的学术风格和治学方法则留下了傅斯年史学观念的烙印。不过要说傅斯年对他的“栽培”和“陶冶”，那主要还是在毕业以后的十年。
  若是就狭义的专业领域的师承关系来说，不论是胡适还是傅斯年，对宋辽金史都谈不上有什么专门研究。大学时代，邓广铭也上过两门属于这个领域的专业课，一门是蒙文通讲授的宋史，另一门是姚从吾讲授的辽金元史。但这两位先生都没有给他后来的学术研究带来什么重要影响，他对这两位学者的评价也比较低调。[8]
  1936年，邓广铭从北大史学系毕业后，胡适将他留在北大文科研究所任助理员，并兼史学系助教，而文科研究所的所长就是由胡适兼任的。傅斯年当时从这一届的文、史两系毕业生中物色了几位有培养前途的人，要他们去史语所工作，其中也有邓广铭，但由于此时史语所已经迁往南京，邓广铭表示自己还是愿意留在北大，傅斯年也就不再勉强他。
  留校以后，邓广铭在文科研究所主要从事两项工作，一是与罗尔纲一起整理北大图书馆所藏历代石刻拓片，二是协助钱穆校点整理他为编写《国史大纲》而搜集的一些资料。就在毕业后的一年间，邓广铭确定了他毕生的学术方向。在胡适给他的毕业论文《陈龙川传》所写的评语中，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陈同甫与辛稼轩交情甚笃，过从亦多，文中很少说及，应予补述。”[9]这就是邓广铭研究辛弃疾的最初契机。另外，他选择这样一个学术领域与当时的时代环境也有很大关系。在《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一书的《自序》中，他如是说:“这样一个学术研究领域之所以形成，……从客观方面说，则是为我所居处的人文环境、时代思潮和我国家我民族的现实境遇和我从之受业的几位硕学大师所规定了的。”几年前，他在一次访谈中说到当初选择陈亮做传记，其中隐含的一个动机，就是“当时日寇步步进逼，国难日亟，而陈亮正是一位爱国之士；后来我写辛弃疾，也有这方面的原因”。[10]这是那一代学者身上所承载的国家和民族责任感。
  为了准备新编一部《辛稼轩年谱》和《稼轩词笺注》，大约在1936年底，邓广铭写出了那篇题为《〈辛稼轩年谱〉及〈稼轩词疏证〉总辨证》的成名作，指出梁启超《辛稼轩年谱》和梁启勋《稼轩词疏证》的种种不足之处。次年春，他打算向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申请辛弃疾研究的课题经费，为此征求胡适的意见，胡适勉励他说:“三十多岁的人做学问，那是本分；二十多岁的人做学问，应该得到鼓励。”但要求他必须先写一篇批评梁氏兄弟的有份量的书评，于是他就将已经写成的那篇文章寄给他在辅仁大学时的同学、当时主编《国闻周报》文艺栏的萧乾，很快就在《国闻周报》14卷第7期上刊出。这篇文章博得胡适、傅斯年、陈寅恪、夏承焘等人的一致称许。当时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担任导师的陈寅恪还不认识邓广铭，读了这篇文章后到处向人打听作者的情况，[11]后来他在为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正》所作的序中也说到此事:“寅恪前居旧京时，获读先生考辨辛稼轩事迹之文，深服其精博，愿得一见为幸。”[12]夏承焘当时正在写《唐宋词人十家年谱》，其中也有辛弃疾，在看到这篇文章后，他给邓广铭写信说:“看了你的文章，辛稼轩年谱我不能写了，只能由你来写。我收集到一些材料，估计你都已看到。如你需要，我可寄给你。”[13]
  这篇成名作发表之时，邓广铭正好30岁。半个多世纪后，他忆起这段往事时说:“就这一篇文章，影响了我的一生，是我一生的转折点。从此我就不回头了。”[14]就在去年，他还对女儿邓小南说过这样一句话:“我的‘三十功名’是从‘尘与土’中爬出来的。”[15]所谓“三十功名”，就是指的这篇文章。
  由于这篇文章的影响，研究课题的申请得到顺利批准。此后不久即发生了卢沟桥事变，北大决定南迁时，因目的地尚未确定，故只有正副教授才能随校行动。此后两年间，邓广铭一头扎进北平图书馆，完成了《辛稼轩年谱》、《稼轩词编年笺注》、《辛稼轩诗文钞存》三部书稿。在这期间，给他指导和帮助最多的是赵万里和傅斯年。该项研究课题“研究指导人”一栏原来填的是胡适和姚从吾（想系当时胡适为文科研究所所长、姚从吾为史学系主任之故），但“七·七事变”后胡适赴美，姚从吾南迁昆明，故次年春申请延长一年研究期限之时，遂将“研究指导人”改为赵万里。[16]邓广铭在北大史学系念书时就听过赵万里讲授的“中国史料目录学”，及至到北平图书馆做这项研究时，更得到赵万里的直接指点。后来他在《辛稼轩诗文钞存》的“弁言”中提到这一点:“凡此校辑工作，所得赵斐云万里先生之指教及协助极多。”傅斯年虽然自史语所南迁后即已离开北平，但在邓广铭从事这项研究工作期间，两人之间屡有书信往来，有关《辛谱》和《辛词笺注》的体例、辛词的版本选择以及如何系年等等问题，傅斯年都提供过很具体周详的意见。[17]待这三部书稿完成以后，傅斯年又写信向香港商务印书馆推荐，不幸在排完版且已付型之后，恰值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以致未能印行。抗战胜利后，又经胡适的催促，才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将《辛谱》和《诗文钞存》刊行出来。
  北大南迁昆明后，改由傅斯年兼任文科研究所所长。1939年8月，邓广铭奉傅斯年之召，辗转上海、香港、河内前往昆明。此时陈寅恪已被聘为北大文研所专任导师，在这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邓广铭与陈同住一楼，朝夕相从，“实际上等于做他的助教”。[18]邓广铭晚年在谈到他的学术师承时说，自从踏入史学之门，“在对我的治学道路和涉世行己等方面，给予我的指导和教益最为深切的，先后有傅斯年、胡适、陈寅恪三位先生。”[19]不过从他一生的学术轨迹来看，陈寅恪对他的影响似乎并不明显。
  在昆明的北大文研所期间，傅斯年总是千方百计地想要把邓广铭研治宋史的专业思想巩固下来。当时正值《宋会要辑稿》刊行，因价格不菲，邓广铭原本不想买的，傅斯年却非逼着他买下一部，并先由文研所垫付书款。邓广铭晚年回味这段往事，不无感慨地说，他最后选择宋史研究作为终身的学术事业，可以说是傅斯年给逼出来的。
  1940年秋，为躲避日机轰炸，傅斯年决定将史语所迁往四川南溪县李庄，并要邓广铭也一同前往，以便利用史语所丰富的图书资料。到李庄以后，邓广铭的编制仍属北大文研所。从40年底至42年春，他受中英庚款董事会的资助，从事对《宋史》的考订工作，后来发表的《宋史职官志考正》、《宋史刑法志考正》以及王钦若、刘恕诸传的考证文字，都是在此期间完成的。从他1941年7月8日写给傅斯年的一封信来看，他当时似乎有一个对《宋史》全书进行通盘考订的庞大计划，信中称他“已认整理《宋史》为毕生所应从事之大业”，“单论《宋史》各志一百六十二卷，即绝非三二年内之所可理董毕事者，并本纪、列传、世家等计之，势须视为毕生之业矣”。其实他那时已作过考订的亦不止后来发表的那些篇章，在同一封信中还说:“现札记之已经写出者，为《职官志考校》约十万字，《食货志考校》方成四万馀字，全部写完后亦可得十万字左右，预期八月末或可成。其列传部分亦曾写就四五万字。”另外在《宋史职官志考正》的“凡例”中，还提到对《河渠志》和《兵志》也做了考订，但大概都没有最后定稿。
  1942年春，邓广铭征得傅斯年的同意，准备到重庆找一工作，以便把仍滞留于北平的妻女接出。经友人何兹全介绍，他去C.C派刘百闵主持的中国文化服务社，主编一种名为《读书通讯》的刊物。次年7月，经傅斯年鼎力举荐，他被内迁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聘为史地系副教授。由于他在复旦讲授的全校公共必修课“中国通史”颇受学生欢迎，两年后就晋升为教授。在此期间，《陈龙川传》、《韩世忠年谱》、《岳飞》三部著作也相继由重庆的独立出版社和胜利出版社刊行。
  抗战胜利后，南京政府教育部任命胡适为北大校长，在其回国之前由傅斯年任代理校长，傅斯年遂请邓广铭回北大史学系执教。当时有一种不成文的惯例，若是在别的大学做了教授，到北大只能降格做副教授，当傅斯年提出名义问题时，邓广铭并无异议。
  1946年5月，邓广铭回到北平。正忙于北大复员和重建的傅斯年马上把他借调到校长办公室，做了一个未经正式任命的“校长室秘书”。在胡适到任以后，邓广铭仍然在从事教学、研究工作之馀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校长室秘书。
  从此以后，邓广铭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他的母校北京大学。1948年冬，傅斯年被南京政府教育部委派为台湾大学校长，他很想拉一批北大的教授去台大任教，以充实该校的师资力量。就在这年12月中旬胡适飞往南京之后，傅斯年屡次以北大校长胡适和教育部长朱家骅的名义致电北大秘书长郑天挺，指明要邀请部分教授南下，其中就有邓广铭。当郑天挺询问邓广铭的意向时，他这样回答说:“如果单纯就我与胡、傅两先生的关系来说，我自然应当应命前去，但目前的事并不那样单纯。胡、傅两先生事实上是要为蒋介石殉葬去的。他们对蒋介石及其政府的关系都很深厚，都有义务那样做。我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并无任何关系，因而不能跟随他们采取同样行动。”[20]尽管邓广铭与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对未来的新政权怀着一种惴惴不安的心情，但他根本就没有作去台大的打算。
  1950年，邓广铭晋升为北大历史系教授。从1954至1966年，他一直担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50年代是邓广铭学术创造力极为旺盛的一个阶段。请看看这份著述目录:1953年，《王安石》作为中国历史小丛书的一种由三联书店出版；1955年，经过大幅度修改增订的《岳飞传》由三联书店出版；1956年，《辛弃疾（稼轩）传》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同年，《辛稼轩诗文钞存》经过重新校订后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1957年，《辛稼轩年谱》修订本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同年，《稼轩词编年笺注》首次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在当时北大历史系的所有教师中，邓广铭的学术成果是最多的，以致历史系的某位教授说:“邓广铭现在成为‘作家’了！”
  1957年，中国知识分子的劫难开始了。次年，邓广铭在双反运动中受到批判，他提出的“四把钥匙”说被当作资产阶级的史学方法遭到清算。历史系的学生以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要拔掉他这面资产阶级白旗，结果是剥夺了他上讲台的权力，一直到1963年才重新获得为学生授课的资格。但此后迄至文革结束，学术研究工作基本处于停顿状态。从1964至1977年的14年中，他竟然没有发表过一篇论文。这是他57岁到70岁之间，正是一个学者学术生命最成熟的时期。
  这期间他写出的唯一一部著作是那本引起争议的《王安石──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据说毛泽东在会见田中时，曾对他说过这样一番话:二战后的日本历任首相全都反华，而你却要来恢复中日邦交，这很类似于王安石“祖宗不足法”的精神；美帝、苏修对你此次来访极力反对，而你却置之不顾，这又颇有王安石“流俗之言不足恤”的气概。于是人民出版社就来找邓广铭商量，请他按照毛泽东的谈话精神，对50年代写的那本《王安石》加以补充和修改。次年，人民出版社依照当时的惯例，将邓广铭此次重写的《王安石》印出百来本讨论稿，送到各大学和研究机关进行讨论，而反馈回来的意见，都说对“儒法斗争”反映得很不够，于是出版社要求他再作修改。最后这部书稿终于比照“儒法斗争”的需要改定出版了。[21]
  直至“四人帮”被粉碎，邓广铭在年过70以后，迎来了他学术生命上的第二个青春。他一生中的这最后20年是他学术贡献最大的时期。就学术成果而言，这20年出版的著作有8种之多:《岳飞传》增订本（1983）、增订校点本《陈亮集》（1987）、校点本《涑水记闻》（1989）、《稼轩词编年笺注》增订本（1993）、《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1994）、《辛稼轩诗文笺注》（1996）、《邓广铭治史丛稿》（1997）、《王安石》修订本（1983、1997）。与此同时，他还发表了40多篇论文。甚至在年过90以后，仍每日孜孜不倦地阅读和写作，直到住进医院时为止。
  更为重要的是，他晚年的贡献已不仅仅局限于个人的研究领域。为了推动中国史学的发展，为了培养史学后备人才，他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78年，出任文革后北大历史系首届系主任。自1980年起，担任中国史学会主席团成员，创建中国宋史研究会并连任三届会长。1981年，创建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担任中心主任达十年之久。这种贡献的价值也许比他个人的研究和著述更有意义。

二、邓广铭的学术贡献

  中国的断代史学是从本世纪新史学兴起之后才逐渐形成的。就宋代历史的研究状况而言，与先宋时代的历史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宋以前的历史，古人已有研究，而宋以后的历史则不然。元明清三代只有史书的编纂和史料的考订，没有史学可言，所以在本世纪之前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宋史研究。
  张荫麟（1905—1942年）是本世纪宋史研究的先驱。从20年代中叶起，他先后发表论文20馀篇，宋史研究的不少课题都是由他发轫的。但由于英年早逝，未能取得更大成就。邓广铭晚年谈及张荫麟时，说“张是清华大学的才子，陈寅恪很赏识他，但张教书、治史都不成功”。[22]对他评价很低。公允地说，张荫麟对于宋代史学的首创之功不应埋没，但他的成就和影响尚不足以使宋代史学形成为一门规模初具的断代史学。
  宋代史学体系之建立，始于邓广铭。至40年代，邓广铭在宋史学界的权威地位已经得到史学大师们的承认。1943年，陈寅恪在为《宋史职官志考正》所作的序中评价说:“邓恭三先生广铭，夙治宋史，欲著《宋史校正》一书，先以《宋史职官志考正》一篇，刊布于世。其用力之勤，持论之慎，并世治宋史者，未能或之先也。……他日新宋学之建立，先生当为最有功之一人，可以无疑也。”[23]1947年，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一书中对本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史学做了一番全面的回顾，其中在谈到宋史研究的状况时说:“邓广铭先生年来取两宋各家类书、史乘、文集、笔记等，将《宋史》各志详校一遍，所费的力量不小，所成就亦极大。其《宋史职官志考正》已刊于《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中，更有《岳飞》、《韩世忠年谱》、《陈龙川传》，及论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故事考释》、《宋太祖太宗授受辨》、《宋史许及之王自中传辨证》。宋史的研究，邓先生实有筚路蓝缕之功。张荫麟先生亦专攻宋史，惟英年早逝，不克竟其全功。但就所发表的论文看来，其成就已很大，仅次于邓广铭先生而已。”[24]至40年代末，由于邓广铭的努力，宋代史学在中国史学中可以说已经独树一帜。
  今天，邓广铭教授早已被公认为本世纪宋史学界的学术泰斗。最近，周一良教授在一篇纪念文章中说，在邓广铭90诞辰的时候，他曾想写一篇文字，“主题就是‘邓广铭是二十世纪海内外宋史第一人’”。其理由是:邓广铭的宋史研究，范围非常广泛，不像一般学者那样只偏重北宋，而是南北宋并重；不但研究政治史、经济史，也研究典章制度、学术文化，甚至还笺注过辛词，这在宋史学界是无人能比的。[25]邓广铭培养的第一位研究生漆侠教授，对他老师的学问的评价是“致广大而尽精微”，他认为“真正能够盱衡天水一朝史事的”，唯有邓广铭先生；“宋辽夏金断代史方面的通才”，也只有邓广铭先生一人。[26]
  在20世纪的中国史学史上，邓广铭教授究竟占有怎样一个位置？自新史学诞生以来，中国出现了五位一流的史学大师，这就是王国维、陈寅恪、陈垣、钱穆、顾颉刚，他们可以称得上是通儒。其次是在某个断代史或专门史领域获得最高成就、享有举世公认的权威地位者，也不过那么三五人而已。如唐长孺之于魏晋南北朝史，韩儒林之于蒙元史，谭其骧之于历史地理，以及邓广铭之于宋史。
  除了宋史之外，邓广铭教授的研究领域还涉及辽金史，尤其是有关宋辽、宋金关系的问题。他对辽金文献史料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如关于《辽史·兵卫志》的史源，关于《大金国志》和《金人南迁录》的真伪等等。虽然他对辽金史的问题不轻易发表意见，但实际上他有很多精辟和独到的见解。譬如乣军问题，是辽金元史上一个长期无法解决的难题。他早就认为辽朝并无所谓“乣军”，某部族乣实际上也就是某部族军，这一论点后来为他的学生杨若薇博士的研究成果所证实。
  在邓广铭教授一生的著述中，最主要的是四传二谱，即《陈龙川传》、《辛弃疾（稼轩）传》、《岳飞传》、《王安石》和《韩世忠年谱》、《辛稼轩年谱》。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手册》中，邓广铭教授在自己的“学术专长”一栏填的是“隋唐五代宋辽金史、历史人物谱传”。[27]这可以看作是他一生治学方向和学术成就的一个自我总结。他在追溯自己的谱传史学情结时，说他自青年时代读了罗曼·罗兰的传记作品后，就“动了要写一组中国的英雄人物传记的念头”；及至1932年考入北大史学系后，“我就发愿要把文史融合在一起，像司马迁写《史记》那样，用文学体裁写历史”。[28]后来胡适的“传记文学习作”课则将他最终引上了谱传史学的路子。
  周一良教授在评价邓广铭的学术成就时写到:“与一般史学家不同的一点是，他不但研究历史，而且写历史。他的几本传记，像《王安石》、《岳飞传》、《辛弃疾传》等等，都是一流的史书，表现出他的史才也是非凡的。……当代研究断代史的人，很少有人既能研究这一段历史，又能写这一段历史。”[29]我请周一良教授就这段话做一个详细的说明，他解释说，满清一代学风朴实，尤其是乾嘉时代的学者，在史料考订上下了很大功夫，但就是没有一个人写历史；现代史学家中不乏高水平的学者，许多人都能做出扎实的研究成果，但却极少有人能够写出历史。这就是邓广铭先生的不同凡响之处。
  在邓广铭教授的四部历史人物传记中，以《岳飞传》和《王安石》花费的心血最多，也最为他本人所看重。《岳飞传》一书初名《岳飞》，是1944年应重庆胜利出版社之约而撰写的，次年8月15日此书出版之时，正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日，这使邓广铭教授终身难忘。1954年，他把这部书作了大幅度修改，订正了许多旧史记载的错误，并改名为《岳飞传》出版。粉碎“四人帮”后，他又花了五年的时间，再次改写《岳飞传》，此次修改的幅度比上次更大，改写的部分占全书的90%以上。《王安石》一书初版于1953年。由于文革中写成的那部《王安石──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遂于80年代初修订后再版。但此次修订本并没有作太大的改动，“儒法斗争”的烙印依然比较明显。因此在年过80以后，邓广铭教授又四写《王安石》，对此书做了彻底的修改，在史料考订和辨伪上下了很大功夫，篇幅也增加二分之一以上。
  除了上述几部谱传著作之外，《稼轩词编年笺注》也是一部高品质的传世之作。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手册》中，邓广铭教授填写的三部代表论著是《稼轩词编年笺注》、《岳飞传》和《王安石》，可见这部著作在他心目中的价值和份量。此书的初稿完成于1937至1939年间，原拟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而未果，一直到1957年才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刊行。该书甫一问世便引起学界普遍关注，且有一些素不相识的专家学者写信给邓广铭教授，提出修订的建议或增补的资料。1962年此书增订本出版，并于1963年和1978年两次重印。80年代后，邓广铭教授又花费很大精力再度对它进行修改和增订，于1993年推出一个更加完善的本子。《稼轩词编年笺注》是一部脍炙人口的佳作，自该书问世40年来，拥有相当广泛的读者，仅1978年一版就印行了25万册，邓广铭教授戏称它是一本“畅销书”。曾经有人对他谈到读完此书所留下的印象:“它是出自一个历史学者之手，而决非出于一个文学家或文学史家之手。”邓广铭教授对此的反应是:“这个评语的涵义，不论其为知我罪我，我总认为它是非常恰当和公允的。”[30]我们不妨说，这句话道出了此书的学术价值所在。
  说到“写历史”，还应该提到的是，60年代初，邓广铭教授参加了由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的编写工作，撰写其中的宋辽金史部分，这部教材后来赢得了很高的声誉，但他所撰写的部分毕竟只有13万字的篇幅。邓广铭教授晚年的一个最大遗憾，就是没有写出一部堪称总结性成果的《宋辽金史》。几年前，他在为《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撰写的《自序》中说:“在编选这本《自选集》的过程中，经常引起我的惭愧的一事是，我虽把辽宋金对峙斗争的时期作为主要攻治的一个特定历史段落，然而我竟没有像其他断代史的研究者那样，写一部详赡丰实的辽宋金史出来。”漆侠教授在看到这段文字之后，非常后悔没有及早促成邓广铭先生主编一部《辽宋夏金史》，藉以偿其夙愿。[31]
  对于历史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也是邓广铭教授的重要学术贡献之一。40年代初，他曾计划对《宋史》全书进行系统的考订，最终撰成一部《宋史校正》，后来这一计划虽未完成，但仅就他对《职官志》和《刑法志》的考订来看，可以说是自《宋史》问世六百年来对此书进行的第一次认真清理。文革期间，他还一度参加过由中华书局主持的《宋史》点校工作。80年代以后，邓广铭教授长期担任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和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并点校出版了《陈亮集》和《涑水记闻》（与张希清合作）。在他的主持下，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还完成了两项宋代文献的整理工作，一是点校赵汝愚的《国朝诸臣奏议》，二是编成一部《宋人文集篇目索引》。[32]
  长期以来，邓广铭教授在研究南宋前期的宋金和战等问题时，曾花费过很大精力对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进行校勘，他早就有一个想法，准备在点校此书的基础上，仿照陈垣的《元典章校补释例》（又名《校勘学释例》）写出一部《三朝北盟会编校勘释例》，为古籍整理工作提供一个范例。现在，《三朝北盟会编》一书已经由我协助他完成了点校工作，而他却来不及写这部《校勘释例》了。
  邓广铭教授一生中曾多次参与报刊的编辑工作，这是他对学术事业的另一种形式的贡献。早在1933年，他刚考入北大不久，就与北大英文系学生李广田和师大中文系学生王余侗共同创办了一份校园刊物《牧野》旬刊。大学三年级时，他又与同班同学傅乐焕、张公量为天津《益世报》主编《读书周刊》（名义上的主编是北大图书馆馆长毛子水），傅、张二人毕业离校后，改由他和金克木二人主编。1942年，他在重庆的中国文化服务社专职主编《读书通讯》，直到次年暑期应复旦大学之聘时为止。1946年回到北平后，上海《大公报》请胡适主编《文史周刊》，遂由邓广铭担任执行编辑。从1951年起，清华历史系、北大史学系和近代史研究所共同为天津《大公报》主编《史学周刊》，北大史学系的代表就是邓广铭。1953年，《大公报》停刊，《史学周刊》改组为《光明日报》的《史学》双周刊，由北大、北师大和近代史所三家合办，邓广铭教授担任北大历史系的执行编辑。自1958年以后，《史学》双周刊改由北大历史系一家负责，范文澜、翦伯赞任主编，邓广铭和田余庆、陈庆华、张寄谦四人担任执行编辑，直到1966年《史学》停刊为止。[33]在当时那种特殊的政治环境下，《光明日报·史学》担负着引导史学界学术方向的重任，由《史学》发起的关于曹操评价、让步政策、清官等问题的讨论，在当代中国史学史上曾发生过重要影响。
  衡量一位学者的成就和贡献，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那就是他对学科的推动作用。邓广铭教授从教六十年，为中国史学界培养出许多优秀人才，今天宋辽金史学界的中坚力量大都与他有直接或间接的师承关系，在这个领域建立了一个成功的学统。在他80年代担任宋史学会会长以后，为推动宋代史学的繁荣和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人们公认，最近二十年来，中国大陆宋史研究水平的提高在各个断代史中是尤为突出的。
  邓广铭教授的女儿邓小南在和我谈到她父亲时曾说:“我觉得他是很想做傅斯年那样的学界领袖的。”老实说，傅斯年在任何一个领域都算不上一流的专家，但对于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贡献，却很少有人能比得上他。文革以后，邓广铭教授的学术地位和崇高声望使他有可能像傅斯年那样为史学事业做出更大贡献，他充分把握了这种机遇。1978年他出任北大历史系主任后，义不容辞地肩负起北大历史系的“中兴”大业。他四处网罗人才，让长期被当作翻译使用的张广达回来做专业研究，从山西调来王永兴，从社科院调来吴荣曾，从中文系调来吴小如。又与王仲荦教授商定，要将他也调来北大，几经周折，山东大学执意不肯放人，只是说:“放王仲荦也可以，拿你们邓广铭来换！”当时还曾商调漆侠和胡如雷，也因河北方面不同意而作罢。在邓广铭教授担任系主任期间，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先后聘请了许多专家到历史系兼课，仅中国古代史方向就有宁可（中国通史）、吴荣曾（战国史专题）、漆侠（宋代经济史）、蔡美彪（辽金元史）、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刘乃和（中国史知识讲座）、王利器（古文献选读）等。今日北大历史系能够重振雄风，邓广铭教授的“中兴”之功实不可没。
  有一件事情颇能说明邓广铭教授致力于学术振兴的用心和努力。1979年，邹衡教授因《商周考古》一书的出版而得到一笔稿费，在文革结束不久的当时，人们实在无法接受知识分子在工资之外还领取稿费的事实，很多人都认为这笔钱应该上交系里，邓广铭教授独持异议:“在这么多年的政治运动之后，还有人肯兢兢业业地做学问，应该予以特别奖励。不但不能收缴他的稿费，反而应该给他发奖金才对！”
  创建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是邓广铭教授晚年的又一贡献。按照他当时的设想，是想仿照傅斯年办史语所的方法，要求大家每天都到中心来读书和研究，互相探讨问题。他为中心提出的十六字方针是“多出人材，多出成果；快出人材，快出成果”。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心的建立确实为北大历史系储存了一批优秀的人才，今天他们已经成为中国史学界的一支生力军。前几年，邓广铭教授在他的《自传》中这样写道:“经我的倡议，……于1982年成立了北大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由我任主任，迄于1991年卸任。在此十年之内，在此中心培育出许多名杰出学人，在学术上作出了突出贡献，这是我晚年极感欣慰的一桩事。”学术研究是一项薪火相传的事业，邓广铭教授成功地把他手中的火炬传给了后来人。

三、邓广铭的学术品格

  单从成就和贡献着眼，大概是很难真正理解一位学者的。学者的个性隐藏在他的学术品格之中。
  首先从学术态度说起。学术态度的严肃性是学者的基本修养。从建国前过来的那一代历史学家，大都经受过实证史学的严格训练，学风的严谨在他们来说已经成为一种职业习惯。建国后，由于政治对学术的介入，实证史学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史料被人蔑视，考据遭人嘲笑，历史学家声称要“以论带史”。即使在这种学术氛围中，邓广铭教授仍始终坚持实证史学的优良传统。1956年，他在北大的课堂上公开提出，要以职官、地理、目录、年代为研究中国历史的四把钥匙。两年后，“四把钥匙”说就在双反运动中遭到批判，有人质问说:“为什么单单丢掉了最根本的一把钥匙──马列主义？”并说“四把钥匙的实质就是取代、排斥马列主义这把金钥匙”。[34]他为此受到很大压力，若干年后，才由郭沫若和胡乔木为“四把钥匙”说平了反。
  忠诚于学术是邓广铭教授的一贯原则，尽管有时候坚持自己的信念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50年代末，中宣部副部长张盘石让李新主持中小学历史地理地图教材的编写工作，李新为此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及部分历史学家讨论编写条例，其指导方针是由吴晗起草并经周恩来批准的“八条”，“八条”的基本原则是要根据新中国的疆域来解释历史，将历史上不同民族之间的国与国的矛盾看作是国内的民族矛盾。邓广铭教授在会上坚决反对这一原则，认为应该尊重历史，不能根据现实去曲解历史。因为“八条”是总理批准了的，所以他的意见显得很孤立，但他始终坚持己见，结果会议不了了之。后来有人向上面反映说:邓广铭把会议搅黄了。[35]
  对邓广铭教授稍有一点了解的人都知道，他一生中的许多著作都经过反复再三的修改、增订乃至彻底改写，这种情况在中国史学界似乎还找不到第二例。其中《辛稼轩年谱》改写过一次，《岳飞传》改写过两次，《王安石》先后修订和改写了三次，《稼轩词编年笺注》也修改、增订过两次，──而且就在1993年最后一个增订本出版之后，他又在着手进行新的修改，我手边就放着经他手订的修改本，改动的地方已达百馀处。从1937年开始撰著的这部《稼轩词编年笺注》，到1997年仍在不断地修改订补之中，这部著作的创作历程前后达60年之久！
  按照邓广铭教授的计划，他原准备在有生之年把四部宋人传记全部再改写一遍，去年新版的《王安石》只是这个计划的第一步。他曾在病床上对女儿谈起过他的设想:“《岳飞传》前一部分整个重写，后面有些部分可以从书中撤出来，单独成文；《陈亮传》也不难写，有个得力的助手，半年时间可以搞出来；《辛弃疾传》基础太差，还要多做一些准备。”[36]去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准备为他出版全集，他坚持要等他把几部传记重新改写完毕以后才能收入全集，在1997年10月7日致河北教育出版社编审张惠芝的信中说:“《岳飞传》、《陈亮传》、《辛稼轩传》，我要新改的幅度都比较大。贵社计划把几传原样重印，我认为不可行。我一生治学，没有当今时贤的高深造诣，使20年代的著作可以在90年代一字不变的重印。我每有新的见解，就写成新书，推翻旧书。”[37]这就是他始终不渝的学术理想:追求至真、至善、至美的境界。
  从邓广铭教授的著作中可以看到，他一生中凡正式发表的文字都是字斟句酌，决不苟且。就连他80岁以后写的文章还常有句子结构很复杂、逻辑很严密的表述，这显然是反复推敲的结果。他的论著既是如此认真地写出来的，所以就不能容忍别人改动他的文稿，他常对出版社或报刊的编辑提出这样的要求:“可以提出修改意见，也可以全稿废弃不用；但希望不要在字里行间，作一字的增删。”更不能让他容忍的，是由于某种“违碍”而删改文字。1996年，邓广铭教授为《台大历史学报》写了一篇《怀念我的恩师傅斯年先生》，其中谈到傅斯年去台湾后曾托人给他捎来口信，要把留在北平的藏书全部赠送给他，文中有一段注说:“此乃因傅先生昧于大陆情况之故，当时他已成一个被声讨的人物，其遗存物只应被公家没收，他本人已无权提出处理意见了。”去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在将这篇文章收入《邓广铭学术文化随笔》一书时，提出要把这段文字删去，邓广铭教授当即表示:“如果删去这段话，我这本书就不出了！”
  邓广铭教授执著的学术精神是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话题。一位年过九旬的老人，仍坚守在他的学术阵地上，每天坚持读书和写作，直至病倒为止。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为了修改讨论《辨奸论》真伪问题的论文，三番五次地托人从医院带回纸条，提出他的修改意见。躺在医院的病床上，面部插着氧气管和引流管，手臂上又在输液，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仍执意要看《王安石》一书的校样，于是女儿只好拿着放大镜，举着校样让他看。支撑着他那风烛残年的躯体的，该是多么顽强的精神。
  章学诚最为推崇的是这样两种学术造诣:“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38]邓广铭教授在为去年北京大学出版的《邓广铭治史丛稿》一书所作的自序中，用这两句话来概括他毕生的学术追求，他认为一位历史学家“一是必须具备独到的见解，二是必须具备考索的功力”。我以为，“独断之学，考索之功”八个字，再准确不过地点出了邓广铭教授的治学风格。
  一个学者有点学问并不难，学问渊博也不甚难，难得的是有见识。“独断之学”要求学者不但要有见识，而且要见识卓越，见识特出。邓广铭教授素以史识见长，体现在他的论著中的个性化特征极为明显，原因就在于他从不人云亦云，总是能够独树一帜，自成一说。比如关于金军拐子马的解释，关于岳飞《满江红》的真伪问题，关于宋江是否受招安征方腊的问题等等，他都提出了与众不同的独到见解。在邓广铭教授的论著中，从来就没有模棱两可的意见，他的观点一向旗帜鲜明。
  史识当然不是没有凭藉的，它源自深厚的学养。史学之道，但凡“独断之学”，必定有赖于“考索之功”，否则“独断”就难免沦为“武断”。对于邓广铭教授那一代人来说，考证的功力似乎是先天的长处，而他在考证方面的擅长，即便与同时代人相比也是突出的。“考索之功”的前提是对史料的充分掌握，从对史料的重视程度来看，可以看出邓广铭教授的史学观念受到傅斯年的很大影响，傅斯年提出的“史学即是史料学”的观点，自50年代以来一直遭到批判，邓广铭教授近年公开表明了他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史学即是史料学’的提法，我觉得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一命题的本身，并不含有接受或排斥某种理论、某种观点立场的用意，而只是要求每个从事研究历史的人，首先必须能够很好地完成搜集史料，解析史料，鉴定其真伪，考明其作者及其写成的时间，比对其与其他记载的异同和精粗，以及诸如此类的一些基础工作。”[39]邓广铭教授历来主张研究历史要穷尽史料，这与傅斯年说的“上穷碧落下黄泉”也是一个意思。对于宋史研究者来说，“穷尽史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但邓广铭教授在他的研究中做到了这一点。
  在邓广铭教授非常个性化的学术特色中，有一点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就是他的论战风格。他一辈子都在进行学术论战，用陈智超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写作六十年，论战一甲子”。[40]实际上，邓广铭教授的学术论战还不止60年的历史。他写于1935年的第一篇学术性文章《评〈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第一辑》[41]就是论战文字，而1997年写成的最后一篇论文《再论〈辨奸论〉非苏洵所作──兼答王水照教授》，[42]也仍然是一篇论战文字。在他病重住院期间，曾对女儿谈到他的论战风格:“我批评别人也是为了自己进步。我九十岁了，还在写文章跟人家辩论，不管文章写得好坏，都具有战斗性。”[43]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战斗”精神并不是在他成名以后才形成的，上面提到的那篇批评《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的文章发表时，他还在念大学四年级。这种论战风格的形成，主要是缘于他那“耿介执拗而不肯随和的性格”，以及他那“从不左瞻右顾而径行直前的处世方式”。[44]他在阐述自己的学术主张时说:“至于‘奄然媚世为乡愿’（章学诚语）的那种作风，更是我所深恶痛绝，一直力求避免的。”[45]文如其人，这句话用在他身上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对于邓广铭教授的文风，杨讷先生还有另外一种解释:“邓先生在指摘别人时的确用词尖锐，甚至使人难堪，……部分由于他的个性，部分是受前一代文风的影响。看看三十年代的文坛健将，喜欢用尖锐言词写作或辩论的，人数真不少。他们对别人尖锐，也能承受别人对自己尖锐。邓先生从事著述起于三十年代，自然会受那时文风的影响，这是可以理解的。”[46]这段话隐含着当代学者的一种价值倾向:对老一辈学者锐利的文风可以理解，但并不赞赏。  顾炎武曾提出一个理想的学者标准:“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47]邓广铭教授将“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八个字作为他的座右铭，以此来规范他的道德文章。关于他的学问方面，我们已经谈得太多，这里只想就一件小事来谈谈他的人格风范。去年春，河北教育出版社补贴资金出版了《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并以此为条件，商定出版他的全集，但因他与人民出版社早有出版《王安石》修订本的约定，遂影响到全集的出版问题。他当时首先想到的是，如果全集不能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他将欠下出版社的一份情，“这使我感到沉重的压力，如何清偿此事，成为我心头一块大病”。在去年10月写给河北教育出版社编审张惠芝的信中，他提出全集仍希望交给该社出版，但必须等他把四部传记全部改完；如果出版社方面不同意这个方案，“我在有生之年必须对贵社印行我的《九十祝寿论文集》作出报答，那么就请贵社把印制这本论文集的费用清单告诉我，我将在半年之内分两期全数偿还贵社。我今年91岁，我的人生观点就是绝不在去世之时，对任何方面留有遗憾，不论是欠书、欠文还是欠债，这样我可以撒手而去，不留遗憾在人间”。[48]看到这封信，我对邓广铭教授的道德文章有了更深的理解。我以为，这是对“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一语的最好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