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年复习的笔记—中国历史地理

中国历史地理
（40）
1、中外边界条约2、最稳定的行政区域3、行政区划形成的主要原因4、历史上农牧分界线5、历史地理研究范围6、最早的历史地理著作7、少数民族行政区划8、黄河下游泛滥的主要原因9、历史气候变化的标志10、历史地图的主要特点11、边疆行政区划的设置12、行省的得名13、历史南北移民的主要原因14、著名湖泊的变迁15、人口发展的概况16、著名朝代典型地名
17、《水经注》颖水条；断句、翻译、画图—河流---历史自然地理（40）
18、历代王朝都城变迁规律（包括割据政权）—城市地理都城（30）
19、主要省市的历史地理沿革—省市历史地理沿革-----区域历史地理（25）
20、历史地理研究的资料和研究方法与手段—历史地理研究（30）。
复试：郑礁《通典、都邑略》序文断句、翻译。（100）
变化试题：
1、 考过历史自然地理、城市地理、区域地理、研究方法与技术及政区沿革、主要农业区变迁、郡县制、州郡制、隋代大运河、三次人口迁移、郑和下西洋、黄河变迁等，自然自立考过地貌、湖泊、气候、植被、自然灾害
2、 未考历史人文地理、经济地理、文化地理、学科理论、历史地理学史、历史地图、人口地理、农业地理、交通地理、文献典籍、考古发掘与野外考察。
四、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意义
（一） 其在社会经济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防灾减灾，
现代历史地貌、水文地理学研究可为现实江河湖泊治理、防沙固沙、治理水土流失、地震预测和滑坡防治提供参考和借鉴。历史医学地理研究，对地方病防治、人口优生优育、中药资源开发与保护、环境变迁与健康预警、可持续发展战略等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
历史气候地理和历史生物地理研究为经济建设中气候长期预报、现代生物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制定、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提供了借鉴和参考。历史经济区域类型和区域重心演变、交通路线的择定、城市分布变迁、历史地名研究对今天经济建设的借鉴十分具体和直接。考证历代交通路线走向变迁，而且着力探索这种变迁的社会和自然因素。在现代交通路线选定时不能不将其作为参考。历史时期城市分布变化、区域经济重心转移及其原因的研究对我们今天制定区域经济发展规划有重大参考价值。历史地名大量运用于经济建设、探矿和寻找水源、探明森林资源等活动中。
在文化建设中
现代历史地理学中的文化地理，社会文化现象在历史上的环境起始因素，复原过去的文化要素的空间分布和演变规律，都对现代文化建设有较大的借鉴参考意义。人才分布及演变原因研究，探索各种人才与经济发展和文化背景的互动状况，对于今天人才培养的战略决策无疑有较大的作用。宏观地去研究一些文化现象的空间分布状况，这对于一个地区文化特色界定起着重要作用。而文化特色的定位对于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很有价值。
对学术思维和观念的影响
时间和空间本是一切事物研究的两个基本维度，我们要全面、客观、准确地认知客体，首先既要尽可能地占有所有历史时间信息符号，也要尽可能全面的占有所有历史地域信息符号。历史本位的总和应包括所有自然和社会因素，即一切时间点和空间（地域）点。现代历史地理学在思维方式上吸取了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讲求对所有定性文字尽全地计量推理，客观全面地展现所有地域点的本来面目；讲求建立连续的地理剖面分析，力求探索人地空间函数上的变量。现代历史地理学讲求静态分布与动态分布演变结合的地域系统性思维，即我们说的建立连续的地理剖面。
人地关系作为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最终归结点，强调分析社会现象的环境起始因素。“天人合一”“究天人之际”
第一章 历史时期的气候变迁
地球上气候总的来看是温暖的。但在1万年中的短时段上，气候也在不断地变化，气温在不断地波动，波动尺度。
全新世大暖期，又称大西洋期，即距今8000年左右的温暖期，为冰期的气候最适期。辽南地区，暖温带湿润气候。距今5000年到3000年左右气温相对下降，但相对仍比较温暖，这种气温的气候一直延续到殷商时代。公元前1100年左右为近5000年来第一个寒冷期。持续长达200多年。春秋开始到西汉末年（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1世纪下半叶）的温暖期。持续了700多年，气候温暖。秦和西汉年均气温大约比现在高1.5　℃左右。东汉到南北朝的寒冷时期。这是一个近600年的寒冷期。年均气温可能比现在低大约1~2℃左右。唐北宋温暖期。时间为600年至1000年左右。比现在高1℃左右。但8世纪中叶以来，气温总的来看开始下降，1000年至1200年左右的南宋寒冷期。1200年至1300年的元代温暖期。即南宋后期至元代。从1400到1900年的明清宇宙期。这个时期又称为方志期或明清小冰期，为低温多灾的时期。前1000年相对更温暖湿润，而后1000年相对寒冷干燥。气候变化在我国中高纬度地区变化幅度相对比中纬度地区更大，这就说明历史时期中国气候变化在黄河流域体现得更明显，而在岭南地区变幅相对小一些。
地球气候变化与太阳黑子周期、太阳辐射、大气环流、地球下垫面和地震群发期等天文和地理因素有关，同时人类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气候变化。
一、第四纪气候变化与人类产生
第四纪冰期的出现和消失必然会引起地球表面植物界和动物界的变化。新生代第四纪气候变化引起部分地区森林面积缩小，是迫使猿从树栖生活转向草原、灌丛生活而直立行走的重要条件，自然是使这些猿类空出前肢，促进手的进化以及而后的劳动的先决条件。
二、冰后期的环境与新石器时代文化繁荣
第四纪在距今1万年左右进入全新时期，这个时期是在经历了一个第四纪第四次冰期（大理冰期）后的一个间冰期，气候日趋转暖，也称冰后期。众多事实证明，距今8000年至5000年的中国大陆与世界其他地区一样都是处于一个十分温暖湿润的时期，这给中国新石器文化的繁荣创造了条件。大暖期湿润的气候环境，特别有利于古文化的发展，特别是大暖期的鼎盛阶段（距今7200年至6000年），古代人类文化飞速发展，这在长江下游河姆渡文化、马家兵文化、渭河流域大地湾文化、仰韶文化前期和半破类型都有十分明显的表现。
人地机理是：新石器文化是一种原始农耕文化，它是从旧石器时代打制石器的采集狩猎过度到农业、采集、狩猎并进行的阶段。气候的转暖自然有利于各个地区旱地农作物生长，也有利于人类原始耕作。这便是新石器文化繁荣的环境背景。
三、黄河文明产生的气候机理
距今5000至4000年的地理环境造就了黄河文明，并不是黄河中下游的人们比其他地区的人更加聪明，而是其他地理环境的气候、土壤、地貌条件所决定的。
虽然全球气候走出最适期，气候转向干燥，大陆度增大，但东亚大陆当时的湿润还是比现在高。就黄河中下游地区讲，气候普遍比现在湿润。气候的湿润为农作物更好生长创造了条件，自然灾害频率低，为农业耕作稳定奠定了基础。黄河流域的土壤和植被都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黄壤、壤土和下土坟垆粘着性不强，疏松柔和，在生产工具不发达的夏商时代，最易于耕作。森林分布比现在多，这一切都为黄河中下游农业的发展使人们有更多的交流的必要，文字便出现了：经济的发展使人们有更多的时间去求得精神的寄托，也有大量时间和财力去投入，大型礼仪建筑出现了；经济的发展为金属冶炼和加工创造了基础。文明由此产生了！区域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超前形成的吸力主要不靠区位，而是靠区域的综合环境与文明产生所需的生产力的最佳碰撞的超前核心的形成。只是在暖温带的大河地区，气候适中，疏松肥沃的土壤有利于用石器时代的工具大量拓殖，大江大河有利于农业灌溉，适度的森林和开阔的土地为人类进取奠定了基础。这种文明产生的生产力与温带大河流域的环境的碰撞便是中国黄河文明形成超前的核心区关键所在。
四、汉唐盛世与气候波动
秦和西汉时期是中国封建王朝第一个强盛的王朝，秦汉中国疆域广大，国力强盛，汉代文明在世界上享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暖温湿润的气候为农业文明创造了条件。从东汉开始的中国历史进入了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是一个长达600多年的相对寒冷期。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强盛的一个王朝，经济繁荣，城市发达，文化昌盛，人才辈出，幅员辽阔，国力强盛，外夷臣服。近年来已有研究表明，气候温暖时期往往与兴盛的中国封建王朝时期相对应。唐代文明的兴盛，是以当时十分温暖的环境作为基础的。
其对唐代农业经济的影响：温暖湿润气候造成农牧业分界线北移，农耕区扩大。唐代温暖湿润气候使农业经济作物种植北线北移，产生多样性更明显。唐代温暖湿润气候使可供农作物生长增长，农作物生长周期缩短，复种指数提高。唐代温暖湿润气候使农作物单产提高，粮食总产量提高。唐代温暖湿润气候使水利建设成效显著。由于国力强盛，使南方地区的开发有了保证。气候的温暖湿润为唐代农业经济发展创造了环境基础。物质文明的发展为政治稳定、军事国力强盛和文化发展创造了条件，唐代在科举、疆域、文学、绘画、音乐、雕塑等方面的成就不论是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当时的世界范围都有极大的影响，唐代文明由此成为世界文明史上足可以大书特书的一页，而这种文明正是以唐宋这个中世纪的温暖为基础的。
五、以南宋为开始的长达800多年的寒冷期，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
由于气候寒冷，北方游牧民族长期处于一种高压状态，威胁中原农业民族。
由于气候寒冷，黄河流域农业经济衰落，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成为定局。
六、明清小冰期与社会波动
明清时期中国的气候十分寒冷，有称“明清小冰期”。特别是15世纪至17世纪寒冷特征最明显。专家认为，16世纪至17世纪这个下冰期是受整个银河系、太阳系、行星处于不同位置而引动的引力、电磁场、宇宙线、宇宙空间物质密度变化等变化而来的故又称这个时期“明清宇宙期”。低温会使农业生产受到致命的影响，自然灾害的频发则影响农业生产，民生日苦同时也直接加剧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稳定，进而造成引起中国传统社会剧烈的社会动荡，形成大迁移、大位移、大战乱。明清时期中国北方地区游牧民族一直处于一种高压状态。由于气候寒冷，黄河流域农业经济进一步衰落，沙漠化进一步向南拓展，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成为定局。由于气候寒冷，自然灾害频率大，社会处于十分不稳定的状态，影响了中国农业技术的进步和农业经济推动里和效率的转换。
第二章 历史时期森林植被变迁
新石器时代，当时的森林分布也十分茂密，南方许多地区沼泽森林相间，特别是华北地区普遍存在天然的森林植被。当时东北大兴安岭山地北段为温带针叶混交林，东北、华北与黄土高原大部分及山东半岛为暖温带森林区，陕西黄龙山、山西霍山、山东蒙山南麓至北纬23以北的地区为亚热带森林区。温带、暖温带、亚热带北界比现在更北，但热带界线变化不明显。先秦时期，今天黄河下游的山东、河南地区在商代草木茂盛，全国森林覆盖率在49.6％。秦汉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森林仍相当丰富。天然林已经破坏殆尽。长江流域的森林也开始被利用。当时长江中下游地区仍然有许多原始森林。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森林分布格局有一定的变化。许多垦殖区演变成为牧区，农牧分界线南退。因气候转寒，森林植被已经难以恢复到战国后期状况。珠江流域、东北地区熟练基本处于一种原始状态。
唐宋时期黄河中下游流域原始森林已经十分罕见。黄河中游森林面积从总体来看相对于今天仍是比较多；华北平原地区森林已经受到严重破坏，绝大多数地区已经无森林可言，但许多山地仍有一定量的森林。此时期，西北地区沙漠化加剧，天然植被更是受到破坏。长江下游地区森林开始被大量利用。长江下游地区森林面积开始大面积缩小，但是在许多山地森林还是十分茂密。长江上游、珠江流域和东北地区的森林仍保存较好。此时期中国北方地区的森林取伐主要依赖于北方黄河流域的森林资源，只是平原森林资源逐渐枯竭，山地的森林也受到极大的破坏。长江下游的森林开始被大量取用，而当时长江中上游云贵高原、东北地区和华南地区的原始森林植被保存完好。
明清时期，北方地区的森林资源已经不能自给，长江流域的森林大量被砍伐；清代全国森林覆盖率在26.1％左右。1936年时是8.19％，20世纪50年代末大炼钢铁后的20年间，覆盖率跌到了历史时期最低点。
从植被类型的变迁来看，总的趋势是栽培植被不断扩展，天然植被逐渐缩减。从栽培植被的扩展来看，主要是经济植被的扩展，生态植被的扩展是20世纪以来随着生态环境的现代意识加强才逐渐开始受到重视。
一、 黄河流域文明的推移发展与森林分布的变迁
近5000年来人类活动的影响。都取用于森林资源，为缓解不断增强的人口压力，最有效的办法也是毁林开荒，扩大耕地面积。产业选择与资源的最佳配置往往是无意识的，往往一味强调农业文明优于林牧业文明，历史上的“重农轻牧”便是具体的体现。5000年来，黄河流域所处的中纬度地区，气候总的来看是向干冷演变，森林资源受此影响，生存、保护和再植都越来越困难，森林植被类型也越来越单一，整个森林生态系统越来越脆弱。黄河流域的森林兴衰正好有黄河文明兴衰同步，这说明黄河流域森林植被对文明的发展起十分重要的作用，森林资源兴废与黄河文明的兴衰有内在的必然联系。
第七章 历史时期疆域与民族分布
夏朝的中心地区在今山西西南部，今山西西南、河南中部和山东西部地区。夏桀时，河南全部、河北、山西南部、陕西东部、湖北北缘、安徽西缘和山东西部。夏朝的中心地区是在今河南，东达大海，北过恒山。东起今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西至今陕西东部，北迄今河北、山西北部，直达今辽南，南达湖北北缘。肃镇、鬼方、巴、蜀。周朝的中心地区在今陕西地区古代丰、镐一带。东面临海，南面的域界在今湖北北部，东南达今江苏丹徒一带，西达甘肃东南地区，北疆至河北北缘。肃镇、鬼方、荆楚、巴、蜀。战国时，巴蜀、甘肃东部的兆水中游，北部北达阴山，东北边北达今河北东北、辽宁南部的辽水流域，南边达五岭的北麓。
秦朝东到海滨，朝鲜半岛；西边到临兆羌中，南边达象郡北向户，北边据河直到阴山下九原郡，直达辽东；东南达到闽浙，西南达大渡河、金沙江的滇东北地区的西南夷地区。汉代最南海南北部、最北在阴山一线，在西北方面河西走廊，最西达今把巴尔喀什湖潘。大半个云南，滇西澜沧江一线以西永昌郡。朝鲜半岛北部的东海岸和辽宁吉林交界处，可达朝鲜半岛中部江华湾一线。羌人、匈奴、鲜卑、高句丽。隋唐突厥、铁勒、回纥、粟末、契丹、吐谷浑，北面拓展越过阴山，北可达贝加尔湖。西边隋代玉门关外，唐代哈密和吐鲁番。东北边疆一度到达今朝鲜中部，但多数时间是在辽东一线，再往东为粟末，则达萨哈林岛。在南方，越南中部，。西南地区金沙江以南。两宋版图十分狭小。北界达河北中部，西北只能控制绥德、延安、环州、会州一线，最西只达西宁州、熙州、兰州、河州等地。在西南地区大渡河为界。南部今越南独立的大越政权。辽、金、东界达今库页岛，北达外兴安岭。西夏、西辽、回鹘、吐蕃、大理等政权。元朝是中国历史是版图一度扩展最为广大的王朝。在北面岭北行省曾北达今北海，其东辽阳行省达朝鲜北部、黑龙江下游至库页岛，西面可达察合台后王封地咸海。青海、西藏。明代的版图不及元代，但是也十分广大。东北，奴尔干都司，黑龙江下游入海处，包括萨哈林岛。北面的阴山一线，西界控制范围只达到今天甘肃西界，乌思藏都司管理今西藏一线，西南地区与元代相比变化不大。清代统一大漠内外和天山南北，巩固了在青藏高原的控制，故版图远远超过了明代，其超过明代主要在北部。东北地区东部达库页岛，北达外兴安岭。北部，乌里雅苏台。西北新疆行省，西北可至巴尔喀什湖，而答于葱岭，接中亚细亚。在东南沿海，台湾、海南、南沙、西沙、东沙诸群岛属清政府。西南至喜马拉雅山脉，从清乾隆至道光年间，是中国历史上长时段实际统治境土最广阔的时期。今西沙群岛在唐代称为“石塘”“石床”宋代称为“万里石塘”“千里长沙”。明代称南沙群岛为“万里长沙”“万里长堤”。汉代对于西域的开拓，元代则将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纳入中原的直属版图，清代则再次统一大漠内外和天山南北。中原王朝国力强弱与中国历史疆域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当中原王朝强盛时，边区民族政权仰慕中原经济文化，或迫于强大的政治压力，形成向心力，进而形成多民族统一的中国；当中原王朝国力衰退而战争不断时，向心力就成为了离心力，四周民族纷纷独立，自求发展，就出现分裂的中国。这种分合现象与东亚大陆特殊的地理环境有关。
第八章 历史时期政区沿革
九州、分封制，郡县的设置始于春秋时期。十里一亭，亭有长；十里一乡，乡有三老，监察区，刺史与州牧。州郡县三级制，东晋以来“双头州郡”的情况，即二州、二郡合治一地。东晋以来，开始在南方侨置北方的郡县，出现许多侨置州、郡和县，由于侨置郡县带来侨土之间的矛盾，东晋开始实行“土断”，将侨置州、郡、县并入土县。州县制，府，其地位略高于州。唐代一般是在京都及行在设府，在大州或要地设都督府，在边区重地新设都护府。8世纪后开始在边区大量设立方镇，设节度使来管理。立路，实际上最初是一种财政收转区。后来转运使兼有民事、刑法、军政和监察权利，路实际上成为了一级行政区划，23路、17路。州、府、军、监四种形式。元代推行行省制，除腹里直属中央中书省管理、吐蕃和诸王封地由宣政院管理外，“山川形

便”。路、府、州、县四级制，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明代，布政使司，两京十三布政使司，奴尔干、乌思藏、朵甘三都指挥使司。卫所制度，省的派出机构——道，守备道、兵备道、督粮道、提学道、清军道、驿传道等，专为专司一职的派出机构。内蒙古实行盟、旗两级制，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府和县。在东北地区除实行中原府县制外，设立副都统、协领、城守尉等管理地方政务。在新疆地区设有都统、参赞、办事、领队等。在青海设立旗和土司，由西宁办事大臣、达赖、班阐用“互参制”来管理西藏。六大行政区，省、地区、县、乡。中国历史上行政区划的产生，经历了由分土而治到分民而治。虽然秦汉确立了郡县制，但在汉代和西晋两度在实行郡县制的同时，仍实行分封制。以后虽然仍时有分封制的残余，但多是名义上分封。郡县时代、道路时代、行省时代，分别体现了秦到南北朝的郡县二级制、唐宋时期的道州县三级制、元明清以来的省州县三级制。实际上第一阶段后期，作为监察区的州已经有一级政区的作用，仍为三级制。历史时期中国行政区划层级变化呈现由高降低和由虚入实两个规律。前者主要指高层政区幅员渐减，数目次第增多，逐渐下降，但历史上并不降低级别。后者主要是指历史上一级政区的州、道、路、行省，原本是监察、转运等中央派出机构，后都逐渐成为一级正式的行政机构。中国历史上的“百里之县”的数目相对稳定，但“千里之郡”呈现缩小的倾向。
一 政区演变与中国自然环境的关系
行政区划的一个重要原则是依“山川形便”即行政区与自然区重和原则。古代的九州表示了九个相对独立的自然区域，唐代的十道体现了只要考虑的也是自然因素。直到元代的行省制度，许多交界线也是以重要的山川为界。山川形便顺应封建自然经济的发站规律，有利于农业生产抵御自然灾害，对内部交通、经济交流的形成，以及文化的认同也有好处。历史时期的行政区与自然区、经济区的关系大体上秦汉重合、魏晋背离、隋唐重合、宋元背离，明清逐渐重合，而统县的政区一般在宋代以后都与自然区重合起来，这在南方尤其明显。一般来说，一个以加强中央集权为首要任务的政权，往往先不考虑山川形便，故意犬牙相错，反之则刻意使政区与自然重合，以有利于管理。
二 政区演变与中国政治制度的关系
历代行政区划主要是第一级政区的变化很大，由于第一级政区在中国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内往往特别大，土地人口众多，军需粮草自成一体，财力雄厚，容易产生与中央对抗的割据的力量，甚至是造成推翻中央王朝的主要力量，故中央王朝总是想总总办法来控制地方第一级行政区。而作为州县一级政区的财力和军力对中央政府往往不存在实质性的威胁，所以变化相对不大。在元代以前，中国主要以山川形便来划分行政区，政区独立的自然属性与经济文化的一体化趋势较强，所以中央与地方一级政区的矛盾很大，产生割据局面的时期较多。从元代开始，中央完全打破了这种原则，采取犬牙交错的原则，任意将自然环境差异较大的地区拼成一个一级行政区，有时往往走向极端。这种将自然地理单元分割，文化认同差异鲜明而形成的省区内部，往往一时文化认同感差，难以形成独立的经济体，不利于地方发展经济，也不利于形成与中央对立的区域文化认同，其目的主要是削弱地方经济力量和文化认同感，防止政治上地方割据政权出现。
三、政区演变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关系
地方政区的主要职能是经济上职能，替中央或上级行政单位在一定区域内组织生产；完成国家在本行政区内赋税征收任务。历代封建统治者划分政区都多以经济指标来划分。唐宋以前北方地区政区数目多，幅员小，而南方地区政区数目小，幅员大。这主要是与中国当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仍在黄河流域，人口密度大相关。唐宋以来，随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东移南迁，南方地区经济文化发展，响应政区逐渐增多，这样在历史上，中国南方地区的地方行政区比北方地区变速要大。
四、政区演变与中国文化发展的关系
一是在划分行政区域时，在考察自然环境、经济条件的同时，还要考察文化的认同感，然而行政区域的形成又反过来有利于区域内文化的一体化，进而促使文化认同感的产生和进一步强化，只是这个过程十分缓慢。研究表明地方行政制度设立与中国传统文化还有一些特殊的关系。如崇尚数字等。
五、政区演变与中国历史地名
历史地理有很强的传承性，这种传承性往往通过行政区划的固定而强化，在历史时期许多重要的地名都与行政区划有关。元代行省的行政区划之名对现在中国一级政区的地名影响最深渊。历史上一些地名虽然没有成为一级政区名，或历史上曾作为一级政区没有使用带现在，但其影响也十分深远。
中国：早在西周金文中就出现，是周人多其本国统治区的称谓。战国指京师、国中、王畿、天子直接统治区、诸夏国家、地处中央之国。秦汉统一后，中国一词的文化意义进一步加强，地域范围进一步扩大。国家概念在明代出现，逐渐成为大一统时期全国的统称。但在分裂时期，仅指中原一带。
第九章 历史时期的军事地理
长城是一种由城墙连接城堡而形成的漫长的防御体系，是中国古代大漠内外游牧民族与黄河长江流域农业民族长期攻防守备的一个重要产物。战国时期的长城包括各国之间互防的长城和北方各国边防长城。前者包括齐长城、楚长城、魏西长城、魏南长城、赵南长城、燕南长城。齐长城又叫巨防。楚长城又名方城，其以宛城为核心，东西北三面筑城而防。秦统一后把各国的北方长城连接起来，加以增修，成为有名的万里长城。它西起甘肃岷县、临兆，东北方越过黄土高原到内蒙古而东，到今辽宁境入今朝鲜，直到今平壤西，比明长城长。汉长城增到河西地区，自金城郡西令居县至酒泉郡、玉门县、敦煌到盐泽附近。朝鲜清川江，向东延伸比秦长城短。明代，西起嘉峪关，经河西走廊横越黄土高原，经今山西、河北、辽宁到山海关的明代长城。辽东边墙、盛京边墙、柳条边边墙。为了加强长城防御力量，在长城沿线划分成九个防区，形成历史上的九边（九个军镇），即辽东镇，蓟镇、宣府镇、大同镇、山西镇、延绥镇、宁夏镇、固原镇、甘肃镇。
一 长城的修筑与中国北方民族的南下压力
长城的兴筑在某种程度上讲是中国东亚大陆特殊环境的产物。地理环境使东亚大陆北部地区为茫茫草原，西北地区也多干旱的沙漠戈壁，形成了南方农业文明与北方畜牧文明的对立。在冷兵器时代，相对先进的农业民族，其军队并不比落后的游牧民族的骑兵强悍，有时双方的攻击力量甚至完全相反。因此，历史时期中原的农耕民族往往面临一个十分现实的北部边防问题。长城集城防、运输、通讯为一体，对于游牧民族骑兵而沿，长城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起了一种防御作用，故历代统治者都乐此不疲。不过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完全是因为军事上不能逾越长城而停止南下的游牧民族，而且历史上曾有众多的游牧民族跨越长城，饮马黄河长江，指点中原。历史的长城在政治意识和军事战略上功不可没。长城既是一条军事防御线，也是一条地理上的重要分界线。秦汉长城沿阴山而建，以北为平坦的沙漠、草原。缺少军事上的隐蔽，以南则为农耕民族地区。明代长城路线走向基本与400毫米降水线重合，以北为内蒙古高原干旱和半干旱气候，以南为湿润半湿润气候，故长城往往是一条农牧业分界线。作为体现两种自然背景下的两种文化现象，长城更多地体现着一种文化差异和众志成城的民族气节。历史上著名的关隘，是历史上今河南地区与陕西地区交通的重要关隘。战国和秦代函谷关在河南灵宝县西，东有崤关 ，西有潼关，有路如槽，深险如函，故名函谷。汉武帝将秦关移到新安县东北，是为汉代函谷关。潼关，历史上著名的关隘，战国秦汉以来一直为兵家必争之地。潼关位于今陕西潼关县，因近潼水而得名，古代名为桃林塞，为关中的东大门。潼关在历史上的影响比函谷关深远，其重要性在于延续时间长，历经战国秦汉唐宋元明清至民国都得到不断修葺。玉门关，汉武帝置的通西域的重要关隘，因从西域输入玉石取此道而得名。故址在今甘肃敦煌西北小方盘城，唐代玉门关东迁今安西县双塔堡，玉门关为汉唐西北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关隘，汉代为都尉治地，军事征战和商旅往返不断。阳关，为我国西北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关隘。关口位于今甘肃省敦煌西南70公里古董滩附近，因居玉门关之南，故称阳关。大散关位于今陕西宝鸡市西南，为历史上控扼秦蜀交通陈仓故道上的咽喉之地。
三 中国历代战争的地理分布变迁
总的看来，中国古代战争北多南少，但是宋以来逐渐形成南多北少的格局。中国古代战争主要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但后来逐渐向长江流域、东南沿海地区推进，这种演变趋势原因十分复杂，但基本的原因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东移南迁。
第十章 历史时期经济区域变迁
在先秦时期今天黄河中下游地区气候湿润，河湖众多，土壤肥沃，有着十分先进的农业文明，故夏商周三代都主要以这个地区的农业文明为基础。主要还处于采集、游牧、狩猎为主的蛮荒时期，农业经济在经济中的地位还很底。到秦汉时，黄河流域的农业核心地位进一步确立。最发达的经济区主要有三个：关中平原地区、关东地区、即函谷关以东的的汾水、涑水平原和华北平原、成都平原地区。汉代的长安、洛阳、宛、成都、江陵、吴、番禹、临兆、邯郸主要在这些地区内。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游牧民族南下压力增大，北方战乱不已，北方地区农业经济收到破坏。而同时江淮地区、太湖流域、成都平原的农业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唐代我国北方农业经济有所恢复。同时在中唐以后，南方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长安、洛阳成都、扬州。安史之乱以后，北方地区气候转寒，战乱不已，农业经济再度衰败凋敝。到五代南宋以来，随着北方中高纬度地区气候变冷趋势发展，农业生态受到严重破坏；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冲击农耕区，再作为政治中心战争不断，农业经济更受到摧残。五代以来大量北方人口南迁，给南方地区带去了新的生产技术；而同时由于社会总体生产力的提高，对付南方涂泥办法增多，加上宋代早熟稻的推广，南方农业经济迅速发展。在宋带，长江上游和长江下游的经济在全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经济重心已经南迁到长江流域。在城市经济方面，重要城市的分布重心东移南迁，北京、临安、广州、泉州、福州、成都，南方海上丝绸之路十分繁荣。明清以来，北方地区在明清宇宙期的背景下，经济更加残破，经济地位大大下降。长江中下游的江汉平原经济也发展起来，明清以来长江下游经济继续发展，商业城市大量出现，出现了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当长江上游的经济地位相对下降。东南沿海的经济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南京、苏州、松江、杭州。近代以来，一方面东南地区经济发展的积累，商品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经济入侵，工业经济在经济中的地位开始上升。农业经济由于水稻种植和农业副业发展，形成了长江中下游和珠江三角洲地区不可替代的经济地位。三线建设，西部大开发战略，秦汉两晋南北朝时期，基本上是处于东西对抗时期，西北强东南弱；晋至南宋时期，南北对峙，为从北强向南强逐渐转变的时期；到了元明清时期，西部整体发展减慢，东部地区经济实力大增，成为东西抗衡时期，东强西弱。总的来看，中国经济的重心不断地东移南迁，直到今天。农业发展主要是靠土地资源的扩展，农业种植的扩展主要在东部季风气候区。再加上历史时期中国北方中高纬度地区气候总的来看是日趋干冷，这便使中国北方农业经济地区地位下降有一种不可逆转性。天地生综合背景，不可回归性，不可逆转性。
二 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东移南迁及原因
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是造成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一个重要原因。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难。我国人口的重心至少是在北宋已经移到东南地区，唐末五代大量北方移民进入南方地区便是新的人口分布状况形成的重要原因。天地生综合研究来看，必然性和不可逆转性。东亚大陆文明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必然。中国最早而影响力深远的文明发生于黄河中下游地区。中国黄河流域处黄土地区，黄土土质松软，土壤自我加肥力强，再加上历史时期黄河流域气候温暖湿润，森林植被好，农业生态也比现在好，土壤适宜于文明产生时的石制工具和简单金属工具耕作，适宜于早期的粟、 的种植，温暖湿润的气候更促进了这种农业的发展。由于生产力水平、气候条件和土壤状况的限制，才使黄河中下游地区成为中国农业文明最发达的地区。黄河农业文明产生而一直经过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中国的经济中心地区均在黄河流域。但是从天地生背景来看，东亚大陆的气候环境不断变化，中国生产力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两者的碰撞造成区位适宜性互动，这便使中国经济但是从天地生背景来看，东亚大陆的气候环境不断变化，中国生产力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两者的碰撞造成区位适宜性互动，这便使中国经济重心的东移南迁呈现为一种不可逆转性。气候变化总体上是日益干燥寒冷，大陆度增加，气候变得干燥同样使中国北方地区农业生态环境受到影响，河流断流改道，沙漠化进程加快，农田水利受到影响，农业经济更加残破。同时北方作为政治中心，政治斗争激烈，战争连续不断，更使经济受到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北方人口大量东移南迁，使北方的经济实力大大下降，特别是西北地区的地位大大下降。中国南方地区气候波动本来不如北方地区，况且气候的变迁对于南方沼泽地区的开发在某种程度上讲是利多弊少。生产工具中铁农具广泛使用，犁耕推广，提灌工具大量使用，宋代早熟占城稻的引进和大面积推广，再加上北方移民迁入带来了小麦生产技术，使南方地区稻麦两熟制成为定制；另外加上南方地区地型多样，亚热带山区丘陵地区生物多样性明显。这一切通过大量北方技术人口迁入南方更加快了开发的步伐，最终结果是使南方地区得到有效开发，农业经济水平大大提高。在明清小冰期，中国北方地区的自然环境更加恶劣，虽然不乏有人在北方地区屯田开发，但成效甚小，在某种程度上讲还更加造成了北方自然生态环境的极大破坏。指南针用于航海，南方海上丝绸之路地位上升。明以来长江中游地区继下游以后发展起来，而长江上游地区相对下降，珠江流域的经济水平大大上升。直到近代，虽然科学技术相对更发达了，但区位成本与环境成本的影响，东南沿海仍得开发之先，这不过是中国经济东移南迁的继续。而改革开放以东南沿海为先，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具有不可逆转性和不可回归性。
三 近现代中国经济区域的演变
长江三角洲地区、太湖平原地区、江汉平原地区、成都平原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淮黄海平原等地区。
第十一章 历史时期农作物的分布变迁
第十二章 历史时期都城与工商城市分布变迁
我国早期城市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向奴隶社会过渡的时期。周代实行分封制，出现了我国第一次城市建设高潮，形成了王城、诸侯城、采邑城三级网。到春秋战国时期，郡县制开始试行，更是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出现了第二次城市建设高潮。在这个时候出现了按城市大小、居民多寡来划分城市等级的观念，城市的经济职能有所加强。秦汉以来郡县制的实行，促使了行政中心城市的发展。西汉时期在长安以外形成了临 、洛阳、邯郸、宛、成都五大商业都会。秦汉时期我国城市呈现封建社会早期城市的特征，即以小城市为主体。东汉城市的分布主要集中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这是与当时我国经济重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相吻合的。我国草市镇起源于南北朝时期，中唐以后草市镇突破州县以下不得设市的规定。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一些特大城市。从地理分布上来看，唐代城镇分布的重心由黄河流域迁移到了长江流域。同时城市向边疆地区推进发展，以水运为基础的城市网络形成，出现了沿运河和长江两岸发展的趋势。五代宋元时期，我国经济结构中商品经济的成分增大，城市的经济职能更加明显，坊里被打破，城市夜市增多，交子出现，城市开始使用纸币，商税开始普遍征收。大城市数目增多，一大批工商业城市、商业性城市、手工业城市出现。在农村，草市大量涌现，并向商业集镇发展。同时由于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沿海港口城市不断发展。国都、府州、县城、市镇四级城镇等级规模基本形成，地区性经济中心城市网络出现。在这个时期，由于政治和军事因素，核心城市的转移频繁，呈现由西向东南而东北迁移的趋势，这是与当时的天地生背景相吻合的。从宋代开始中国古代的都城随中国经济中心的东移南迁，向东南迁移。都城逐渐向经济核心区推移。元明清时期都城发展仍居东部，但已经北移到华北的北京地区，使政治中心城市与经济核心区开始脱离，主要靠大运河来维系政治核心区的发展。明清以来岁制经济的发展，一大批手工业、商业、和交通运输因素兴起的中小城市繁荣起来。在明清时期农副产品专业地区特征明显起来，出现了江南棉区、江南桑蚕区、闽浙皖茶区、闽浙广赣川甘蔗区，相应一些专业性的城镇出现。这个时期的城镇具体分成四种类型：商业市镇、手工业市镇、手工业商业市镇、全国性经济中心城市。这个时期地方中小城镇大量兴起，出现了佛山、景德、汉口、朱仙等著名大镇，而农村集镇也大量涌现。在地域空间上，江南市镇发展最快，东南沿海大中海港城市相对停滞与衰落，但小港口城市反站较明显，沿长江和运河的城市继续发展。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之间、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经济联系大大加强。明代是中国县级城市普遍以砖石墙替代土墙的时代，城市的防御功能加强，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墙对经济的制约明显。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列强首先在经济上入侵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和长江干流沿岸地区，一大批城市作为商阜开放，形成南北沿海和东西沿江两条开放贸易港口城市轴带。近代铁路交通出现，一批铁路交通枢纽城市出现。特别是近代工业的出现，一大批近代工业城市（镇）开始出现。近代以来，东南沿海的经济发展与城市发展同步，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与内地经济差距加大。

一、 中国古代都分布演变与原因
自夏商周三代以来，这些古都的建立是一个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国古代都城的位置变化，与经济发展区域差异、政治制度异同、传统文化背景差异有关，也与社会历史诸多偶然画件有关，同时与自然环境中的长期变化关联。三皇五帝，黄河下游地区，河南、山西，进入文明社会后的初期，由于原始血亲复仇之遗风，统治者内部斗争激烈，而人们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又十分有限，故城址迁徙频繁。便由于受整个经济区的影响，都城迁徙的范围仍主要在今黄河流域中下游的河南、山西、山东等地，从西周开始都城相对稳定下来，对都城建筑的等级规模也有了更明确的限定。周朝以来对镐京的经营，为关中地区作为众多朝代的都城之地奠定了基础。魏晋南北朝以来，诸国林立，政权变易，国都也多有变化，但长安、洛阳一直是作为重要地方王朝的国都存在。长安，隋唐对于长安城多有修建，但唐代后期由于关中地区经济的衰退，漕运困难，多就食东都洛阳，长安城的地位开始下降。五代十国时期，也是诸国林立，政权变化大，但与南北朝相比，都城总体上向东南迁移，洛阳、开封、成都、太原等城市多次作为都城。这种发展趋势为宁代建都东南奠定了基础。开封，临安，中国统一王朝的都城开始明显东移南迁。从元明清民国以来，中国都城分别在北京、南京这间南北移动，中国古代都城的东移趋势稳定下来，但在位置上有北移的趋势，这主要是与元明清特殊的气候和民族背景有关系。七大古都（安阳、西安、洛阳、开封、杭州、南京、北京）之说。
中国古代都城经过了一个从西向东南迁移又向北移的过程，这个特殊的过程与中国近4000年来自然环境，特别是气候变化、经漳重心东移南迁、大漠内外游牧民族活动东移有关，从中国历史气候说体上来看，在宋代以前相对于宋以后更加光明温暖湿润，西汉和唐人总体来看，都是比较温暖湿润的朝代，西北地区的自然环境相对更好，长安成为这些朝代的政治中心自然有其环境的大背景，但历史时期中国北方的人地关系体现为两种趋势，一种是北方大漠内外游牧民族在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对中国北方黄河流域，特别是西北地区农业民族造成极大压力，使北方战乱不已，经济受到极大的破坏；另一种是中国北方黄河流域地区，特别是西北地区本气候变干冷，对农业生产造成较大影响，农业经济衰退，民生困难，社会矛盾突出，使本来作为政治中心复杂的政治斗争更加激烈，战乱更加频繁，使西北地区的一些都城基本建设受到破坏，人们生产和生活的自然环境越来越恶劣。都城作为政治中心一般意义上要与经济中心重合，这在生产力低下而交通运输不发达的上古和中古时期体现更为明显。宋以前中国都城的核心区在黄河中游下游地区，基本是与当时的经济重心重合，唐末五代以来，都城中心从长安开始向洛阳、开封东移，宋代随着中国经济重心的东移南迁，中国古代都城也随之东移南迁，开封，临安成为都城，这自然是在情理之中，元明清以来虽然由于民放问题都城北移，但由于有大运河的维系，将华北政治核心区与江南经济区联系起来，都城才能稳定下来，近代以来，现代交通的出现更是使用权经济区与政治区的分离成为了可能，北京才可能长期成为中国都城存在，由于特殊的地埋环境，传统中国主要是一个大陆性国家，大漠内外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王朝威胁最大。在元明清三代以来，由于受天地生大背景的影响大变为对华北的影响大，这样表现为两种机制对定都的影响。一方面北方游民牧民族在元明清以后多入主中原建立统一的王朝，为了以发源地为根基控御南方各族，建都往往都靠北，坐北朝南，另一方面，如果是汉族建立的统一王朝，为了对付华北北部的游牧民族的威胁，也要将都城建立得靠北一些，以对付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如明代和民国初期。许多城市都发生了迁移。明代，中国县级城市的城墙经历了一个由寺墙演变为砖石墙的高潮，城墙的坚固性得以加强，城墙本来有军事防御、内部控制、防洪等将人们的活动范围限制在一定范围内，自然有利于以上功能的实现。但随着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人口的增长，城墙往往与扩大空间之间形成矛盾，城墙阻碍了城市经济文化的发展，所以到了封建社会后斯，城市的发展突破了城墙的约束。
中国历史上城市的形状多样，其中以文形最为典型。在中国古代，对于城市的规模有十分严格的规定和限制。中国古代都城在平面布局上特点十分明显。首先是整齐划一，其次为中轴线纵贯全城，形成对称为二的格局，第三是宫殿为城市主体，一般居中，占据高地，占据城市要害部分；第四是宫殿建筑高台北，既为防潮，也为体现皇宫的至高无上，中国地方城镇平面布局的特点是：第，衙署占据得要位置，多居中和居高，第二，位置分布多在交通于干线和河流两岸，以便于交通、用水、第三，街道多为东西、南北向，体现中国传统的天圆地方观念；第四，受中国城市多方形和对称划一的影响，居民区多为方形和矩形；第五，城市平面布局按功能分区，如官衙区，、手工业区、商业区、文化区、园林区等、第六，交通干线多呈辐射式，由城区向四周辐射。体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十分强的封团性，体面在城市上便十分注重城墙建设，故古代城墙除具有军事防御功能外，还有内部控制的功能，还有一定理念上内控。在封建社会里随着生产的发展，商品经济越发达，城墙对于商业的负面影响越大，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城墙的修建反而越来越受重视，到明代中国县级城市，包城高潮。这体现了中国古代社会商品经济地位不高，而内部控制更为加强，也体现了冷兵时代末期，冷兵器与城市城防的矛盾对立发展到顶点。
二、 农村市镇的分布变化与中国社会
一般认为我国草市兴起于南北朝时期，最早出现在江淮地区，中唐以后，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商品经济兴盛，突破了州县以下不得设市的规定，出现了许多草市。到了五代，宋代，南方生产力大大发展，农副业的产出多样性更明显，草市大量涌现。北宋以来城市建设的传统市与坊的界线冲破，商业区扩大到城外，出现了许多附城草市。本来市与镇是分开的，前者为经济职能，而后者为行政、军事职能。宋代随着市经济规模的扩大，为了管理市，便在市大量设立行政管理机构，形成市镇。这样改变了以前市与镇的区别，形成商业较盛者为镇、小者为市的传统。随着经济的发展，许多商业性的市镇向手工业专业化市镇发展。明清时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地域经济较前一时期更加繁荣，经济型的小城镇发展很快。明清时期出现的汉口、景德、佛山、朱仙四大名镇和无锡、芜湖、九江、长沙等全国四大米市，都是城市经济发展的标志。总的来看，我国明代是小城镇兴起的时期，而其发展则多在清代。
第十三章 历史时期交通通道变迁
先秦时期已经形成许多重要的交通干道。先秦时期由于陆路交通对道路修凿和交通工具的要求较高，于是利用自然水道的水上交通就更为重要，故先秦时期交通运输以水运为主。人工运河。在川滇之界修的道路有的只有五尺宽，故名“五尺道”。为了加强对北方地区的控制，秦修筑了从咸阳北通往阴山间的捷径，道路沿子午岭北行，经过上郡（今米脂县西北），经今毛乌素沙漠、鄂尔多斯草原，至九原郡（今包头市），全长700公里，因大体南北相直，故称直道。阳关道，九原路，居延路，羌中路，褒斜道、嘉陵道，金牛道，西南夷道，南夷道。西北陆上丝绸之路十分通畅，以玉门关和阳关分成南北二道，北道从天山以南经伊吾到车师、焉耆入西域，南道沿昆仑山北麓而行。到了隋唐时期，国内外交通随着唐代社会经济发展到了传统社会的顶峰，交通通道的开拓也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两京汴梁路，商山道，陇山路，回鹘道，灵州道，榆关路，卢龙道，古北道，岭南道，斜谷道，子午道，褒斜道，骆谷道，嘉陵水道，金牛道，米仓道，荔枝道，石门道，清溪道，漕运通道，汉沔通道，嘉陵通道，渭汾水通道，南岭灵渠湘江通道等。唐代西北丝绸之路仍较通畅，便路线重要性上有所变化。北道伊吾道越来越重要。通西域走陇右和青海道。居延道绕行，指南针运用于航海，市舶、市舶务，可以远离海岸远行，“站赤”（驿站蒙古语的译音）、诸谷道，汴洛道，诸谷道，湖广辰道，傍海道，就杭大运河，永乐时期海运也十分通畅，1876年英国修筑的15公里的淞沪铁路是我国境内的第一条铁路。
一、中国水陆交通路线发展与经济区域的演变
在先秦时期，水路交通比陆路交通重要秦汉以来中国进入驿道交通发达时期，陆路交通地位上升，东西水路交通发达，历史上中国的东西陆路交通相应于南北陆路交通更薄弱，不过，在黄河流域地势相对平缓，东西陆路交通相对更发达，主要是依赖西北丝绸之路和两京驿路东延伸到今山东登州地区，形成一条重要的东西交通路线，南北交通路线十分多，直道，大运河，秦蜀诸通道，这种南北走向的大通道成为中国历代南北大移位的重要承传路径，特别是成为中国经济中心东移南迁的重要传播路线，在长江流域，长江流域的东西陆路交通十分不畅，尤其缺乏东西直通的干道存在，这种状况在岭南地区也较突出，故称岭南地区档西两翼交通不如南北交通发达，历史时期交通通道的地位升降与经济核心区和政治核心区的引力作用有关，五代以前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主在黄河中游的关中、中州一带，位置偏向西北，故四周边缘的交通通道多与之沟通，四川盆地多取牛道等巴山诸谷道与关中联系，金牛道为出入川最重要的陆路通道。位宋代，特别是南宋以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东移南迁，四川与政治经济核心区的联系则多取长江水路，川江水运交通地位上升，成为转运蜀布、地位远远超过北面的金牛道。岭 南地区从东向西为大庾（梅岭）、骑田（扫岭）萌渚（桂岭）越城诸道排列，也随着中国政治经济重心转移，各道地位在不同时期不一样，秦汉西部的越城、桂岭道最为重要，三国晋南北朝时期，以骑田、大庾二道为重，道路向东转移，隋唐东部大庾、骑田道仍然重要，但西部越城道地位加强，元明清时期则以大骑田（湘衡）两道为重要，历史时期永远交通与陆运交通地位升降与自然环境变迁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关，在中国北方地区，由于本身自然环境十分脆弱，水资源越来越匮乏、自然状态的湖泊大亘湮塞百减少，河流、径流量不断变小，小河多干涸，大河径河量减小而多呈断流趋势，加上水土流失而导致泥沙淤积，都存在困难。长江上游河道也在不断萎缩之中，萎缩的原因既有自然环境和人为破坏因素，也有内河航运本身的时代局限性的因素。内河航运在生产力低下的传统社会初期，有陆路交通所不可替代的作用，天然的河流和简易的独木舟便可有交通之便，但随着铁工具的普通使用，畜力交通的发展，栈道的架设，碥路的开凿，陆路交通的地位上升。不过直到传统社会后斯，水运交通的地位仍十分高，到近代，机械动力用于水运交通，效率明显比较陆路高，故水运交通的地们达到阳高峰。但进入工业化的时代中后斯，随着铁路交通，航空运输、高速公路的发展，内河水运交通的地位开始下降，这体现了一种历史潮流的必然。秦在进军岭 南时，便将湘江海洋河与漓江支流灵渠始安水联系起来，称为“灵渠”，又习惯称“兴安运河”，到隋炀帝时，大业元年修凿通济渠，西段自洛阳西苑达板渚，东段自板渚至盱眙入淮河，全长1000多公里，隋炀帝时，重修山阳渎，将南口改由扬子（江苏仪征东南古扬子口）入江，大业四年，隋炀帝北伐高丽，为转运粮草需要，开凿永济渠。北达涿郡蓟县，全长1000多全公里，大业六年隋炀重修江南河，自就口（镇江就口闸）到余杭（杭州）长400多公里，计隋代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西达关中平原，北达就津的河北平原，南达太湖流域，涉及南北九省市，全长2700多公里，联系了河、海、淮、江、和钱塘江五大江水系，成为中国东部地区南北交通的最重要通道。元代修筑济州河，将黄河泗水与大清河联系起来，再修会通河，将济州河与御河相连；同时又在通州与大都间修凿通惠河，这样，一条志起杭州经江南运河到丹徙入长江，北经瓜州入淮南运河后入黄淮，到徐州北上泗水、入济州河、会通河到临清，北经御河到通州，经通惠河入大都，形成一条长达1500余公里的京杭大运河。中国南在运河的兴衰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大趋势的产物。历史时期中国政治中凡在一般情况下与经济中心完全重合的，不过随着中国经济中心的东移南迁，西北地区经济环境和自然环境越来越恶劣，从唐代开始长安的粮草运输就十分重要，所以才发生就食东都的现象，从隋代来看，隋炀帝为征高丽修永济渠，客观上为以后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分离创造了条件。从五代到南宋，中国政治中心逐渐向经济中心移靠，与经济中心重合。元明清以来，由于北方游牧民族活动范围东移，统治都同地控制北方东部地区的南需要，三个朝代主要都建都北京、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出现南北较大空间上的脱离。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维系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交通便成了重中重，京杭大运河的出现和繁荣就自然在情理之中，同样，大运河漕运的衰落，既有自然环境恶化的原因，也有内河航运的局及现代交通兴起替代的因素。一定的负面影响，一方面大运河在历史上虽然经济意义十分大，但其最大的价值在于将明清以来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沟通赶来，其根本目的是为政治中心服务的，一方面大运河开通破坏了沿途的的农业灌溉，对沿途的农业经济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西北丝绸之路正式被官方开通于汉代的张骞通西域，张骞于建元三年（前138年）和元狩四年，两次出使西域，分遗副使访问了中亚，南亚及西亚各国。以后各国使者和商人，特循此通道出入于中国，形成了一条横亘亚欧大陆的东西陆上交通大通道。东汉末年，由于匈奴控制西域一带，丝绸之路一度梗阻。东汉明帝时派班超再次出使西域，经过多年的经营，丝绸之路再度辉煌。唐代是我国丝绸之路达到最终繁荣的时期，阿拉伯和欧洲商旅往来不断，通过西北丝绸之路将中国与当时强大的东罗马两大文明古国联系起来，同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航海技术的提高，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特别是十五六世纪，欧洲新航路的开辟，加上南宋以来指南针普遍运用在航海中，海上丝绸之路更加发展，西北丝绸之路更加衰退。西北丝绸之路的兴衰是与中国北方地区社会经济和自然状况的发展相关联的。北方地区社会经济地位高，汉唐的政治中心都在关中和中州一带，西北丝绸之路的繁自在情理之中，北宋以来中国北方地区气候日加干燥，自然环境越来越恶劣，随之而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东移南迁，西北丝绸之路失去了基本的环境基础和社会基础。而南方海上交通因指南针的运用和航海技术的发展，新航路的开辟，以及中国经济中心在东南地区的确立，也是西北丝绸之路衰落的重要原因。
四．南方海上丝绸之路与南方陆上丝绸之路的发展
南方海上丝绸之路始于春秋末期。早期由于航海技术不发达，不得不依靠“蛮夷贾船”转送。同时由于还没人掌握季风气候规律，指南针又没有运用于航海，主要靠天象导航，大多只能沿海岸航行。唐代的海上丝绸之路。宋代海上丝绸之路已经由朝贡贸易多转为市舶贸易，贸易的经济职能增加，元代海上丝绸之路继续向西拓展，明成祖时恢复市舶司，海路开禁，但对外贸易统一归于国家经营，这便有了我国历史上著名的郑和下西洋。以后海禁屡开屡禁，总的来看，明清政府对海外贸易的态度越来越保守，一过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经济入侵，形成了一些新的航路，如通过马尼拉至拉丁美洲的航线便是这个时期开辟的。
2．南方陆上丝绸之路
一条从西南地区到东南亚、南亚地区与西方相连的南方陆上丝绸之路。成都经严道（荣经）、灵关（甘洛深沟）、邛都（西昌）、会无（会理）叶榆（大理）、永昌保山）到腾越贾人市，从此沿西路到身毒（今印度），沿南水路循今伊洛瓦底江到夫甘都卢国（缅甸）、谌离国（伊洛瓦底江入海口）与海上丝绸之路联系。明清时期南方陆上丝绸之路从成都出发，取乌撒入蜀旧路、清溪旧线入云南，从湖广取辰沅普安道入云南。三路到腾冲以后分成五路入缅印。
第十四章 历史时期人口与移民
在先秦时期，2000万以上。西汉末年的6000万，当时人口分布的重心在关东，关中平原、成都平原、南阳盆地也是人口分布的密集地区。长江以南的大多数地区人口稀少。东汉时期人口也在2000万至6000万以上。与西汉相比，关中地区和西北地区的人口密度大幅度下降，而长江以南地区的人口密度大幅度增长，西晋时期人口为3500万左右，其中北方人口损耗严重，不过在3世纪，南方人口首次达到与北方大致相等的数量。南北朝时期，南北人口约在5000万左右。隋代，人口高峰值在5600万至5800万左右，基本上恢复到东汉时期的最高人口峰值。隋唐之际，北方战乱对人口影响甚大，而南方的经济发展，南方人口首次超过北方。人口峰值在8000至9000万之间。唐代北方经济恢复十分明显，北方地区的人口密度明显高于南方，安史之乱后，北方经济受战乱的影响较大，大量北方人口南迁。同时，全国总的人口也损耗较大，总人口为6000万左右。五代时期战千百万频繁，人口大量损耗，实际人口在3000万左右。北宋后期突破1亿人口大关。五代以来北方战乱，大量北方人口南迁。北宋初年，南方人口占全国人口的60.4%。从此，中国南方人口不论是从人口总数密度方面都超过了北方。南宋、金、西夏人口分别达到8060万、5600万和300万，共计近14000万，重新达到12世纪初的人口数。南宋时期南方人口比重更加扩大，人口密度大增加。至元二十七年，全国仅有人口7500万左右，与13世纪初相比减少了近一半。元代末年人口8500万左右。到元代，南北人口之差达到历史时期的顶点，元代人口分布最密集的地区是在东南的江浙行省，长江三角洲南部、浙西平原、赣江下游和鄱阳湖平原、闽江下游、皖南丘陵。这种分布格局与后来明代的分布相吻合。故明代人口在约6000万的基础上不断发展，明代万历年间达到2亿。明代中国北方人口有所恢复，浙江和南京是明代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明末清初的战乱使中国人口大量损耗，清代初年中国人口只1.6亿人，但由于摊丁入亩等到赋税制度改革，加上季产旱地农作物和多种经济作物的普遍种植，出现山区和边疆开发高潮，为人口大幅度增长创造了条件，道光三十年达4.3亿，达到中国传统社会珠人口最高峰值。道光三十年后，由于太平天国、捻军起义等，中国人口减少近1个亿。经过50年左右的发展，到20世纪初才恢复到4.3亿至4.5亿多。清代人口密度以江苏、浙江、安徽、山东为最高。太平天国以后，江苏、山东、浙江、河南、湖北、广东、福建、湖南成为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人口分布更均衡。到1953年中国人口已达到58360万，中国人口南北比例在3：2左右。发展体现为增长缓慢，从公元2年至1850年，人口从6000多万到4.3亿,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但在历史时期,人口发展大起大落.从人口的发展来看,时间间隔越来越短，而增长的幅度越来越大。
中国人口分布从公元2年到1840年，人口分布重点基本保持向东南移动的趋势，14世纪是中国人口分布重心分布东南的极点。分析中国南北人口比重的演变可看出，西汉至唐天宝年间，北方人口虽然呈下降趋势，但多数时间占全国半数以上；从唐中叶至元代，北方人口比重持续下降，南方人口普遍超过50%以上，元代达到顶点；明清时期北方地区人口比重有所恢复，但已经难以改变“人满东南”的大趋势。离心型迁移。内聚型移民。渗透型移民。开发性迁移。海外的移民。内徙与西迁。退却性迁移。自北向南的离心型移民和北方少数民族的内徙与西迁。
一、 中国人口空间与中国社会发展
经济发展在传统社会里明显受自然环境的影响，从秦汉以来，中国东南季风气候区一直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中国的人口主要分布在这个区域内。历史时期中国人口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不平衡性。“人满东南”的趋势。在近2000年间呈现十分明显的稳定性。这实际上是传统农业社会里农业生产对自然环境，特别是对气候依赖性极强的体现。中国人口变化与环境的关系体现在人口南北互动上，主要体现为因历史时期南北气候变化、纬度差异而带来的南北人口移动压力。从清代开始，南北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已经差不多，人口迁移呈现南北两大相对封闭系统。传统时代人们挑战自然的能力其实是极其有限。人口分布变动的结果，有人为的因素，但在更大的范围内，在更大的程度上，还是受到自然条件的制约，尤其是中国历史气候的冷暖交替的周期性变化的制约。
二、 典型移民事件与中国社会
先秦时期人们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由于生产力低下，人们的迁移范围小而速度慢，单纯的人口压力迁移一般不存在。从先秦到元代，受东亚大陆气候变化趋势的影响，表现为北方游牧民族南下黄河流域和北方汉族南下长江流域，移民潮此起彼伏。在明代至太平天国时期，不论是北方还是南方平原地区的人口已经人满为患，南北人口大流动已经不多见，南北人口开始向山区和边缘地区迁移。在太平天国以后，人口主要向人口相对空白的地区迁移，为填补空白迁移。这个时期开始了向东北和台湾地区的大移民，形成了城市化内聚式移民和向海外移民的高潮。
1． 横断山民族大走廊与东南亚文明
在中国西部甘青川滇直到东南亚地区，山脉南北纵列，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岷江、雅砻江、大渡河六江从北向南奔涌，河谷深切。在中国历史上，横断山纵列河谷受东亚历史气候和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演出了一次次从北向南的民族大移民，故被称为横断山民族大走廊。
2．北方移民大迁徙与中国南方客家文化
客家人是历史时期北方汉族移民迁入赣、闽、奥、交界地氏，以其人数的优势和经济、文化的优势同化了当地原住居民，又吸收了原住居民固有文化中的有益成分，形成的一个新的文化载体——客家民系。所谓客家民系指共同生活在赣闽奥交界地区，形成一种有别于相邻各民系语言的方言系统，过着具有山区特点的农耕生活，形成了以团结、奋进、吃若耐劳和强烈的内部凝聚力及自我认同意识为主要特征的汉民族群体。唐未五代和宋初中原与江淮动荡，两宋之交社会大动荡。
3．“江西填湖广”与“湖广填四四川”
所谓“所谓江西填湖广”和“湖广填四川”的说法来源于魏源（湖广水利论）元未明初，长江中上游地区受战乱的影响十分大，湖广、四川都是战乱的重灾区。到明未清初，长江中上游的湖广和四川仍是重灾区。两次大动荡都对这两个地区人口造成极大的损耗。而长江下游的江西等地，从安史之乱以来便是北方人口迁移的重要地区，人口自然增殖和外来移民都比较多，经济发展好于长江中上游地区，自然形成从东向西的人口推进力。“江西填湖广”产要发生在明代。历史上的“湖广填四川”发生过两次，一次是在元未明初，一次是在明未清初。清代康乾嘉三朝是“湖广填四川“的高潮时期。清代”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首先对于恢复四川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稳定起了积极的作用，移民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农作物和新的民风民尚。特别是各省移民进入后，八方杂处，各种文化交融，最终形成了今天的四川人和四川文化。
4．闯关东、走西口、跑口外、移台湾
由于灾荒等原因，大量汉族人迫于生计，纷纷在封禁的背景下用各种方式出关外，便形成历史上的“闯关东“。辽东、辽西地区在清代迁入了大量的外来移民。”西口“主要是指长城西部的张家口、独石口。”走西口“成为西北地区进入蒙古的代名词。”走西口“的移民主要来自华北西部地区山西、陕西地区和河北西北地区。一般而言，人们也将走出古北口、喜峰口、张家口、独石口到草原地区垦殖称为“跑口外”历史上的走西口或跑口外，对于口外一些地区的农业开发产生过积极的影响。但要看到，口外地区从资源、环境与产业配制来看，主要是适宜发展畜牧业，在一些地区畜牧业的载畜量本来就十分低，农业开发的后果往往带来更严重的沙化，影响了农牧业的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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