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下）完整版

努尔哈赤 · 发表于 06-4-14 01:20:15

（三）战与“抚”

道光皇帝无论在禁烟问题还是在战争问题上，都没有一贯的坚定的方针。以禁烟来说，他虽然曾经显得很有决心，但是一遇到阻力时，他的决心就像肥皂泡一样消失了。在他的朝廷中，有许多官员本来就不赞成严禁鸦片，因为鸦片贩运是为他们带来好处的。而主张禁烟的多数官员也只能寄希望于用一种比较省力的办法来解决问题。腐朽的封建统治集团，作为一个整体，已经不可能用自己的力量消除自己身上的痼疾。虽然事实很明显，把外国鸦片贩子运来的毒品接运入口，把鸦片运销国内各地，都与各级官员的包庇、受贿有关，而且许多大小官员就是鸦片的嗜好者。但是从来没有一个比较显要的官员因鸦片而受到惩治。皇帝和官员们对于外国情况并没有任何了解，以为只要略施威吓，并以停止贸易为武器，就可以使外国商人再不敢私贩鸦片，从而一劳永逸地在国内禁绝鸦片了。因此他们认为，从外国的鸦片贩子下手来解决禁烟和相连带的白银外流的问题，似乎是最省事的办法，用不着同时向自己内部的贪污腐朽做斗争，就能解决问题。道光皇帝在决心禁烟时派林则徐到广东，其动机也就在此。他没有料到，在外国的鸦片贩子的背后，有着他所吓不倒，反而使他吓倒的一种力量。
在封建统治集团中，林则徐是头脑比较清醒的一个人。他在就任钦差大臣以前，对中国以外的世界也是全不了解的；到达广州之后，他很重视探访外情，注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和动态。他组织人编译澳门报刊上的材料，还积累资料，编辑《四洲志》草稿，以求了解这些国家的历史、疆域和政治情况。虽然他所了解的还很有限，但是他渐渐懂得，对于这些国家是应该认真对待的。
林则徐在广东力谋加强戒备。道光十九年（1939年）十二月初他被任命为两广总督（原任两广总督的邓廷桢调任闽浙总督）。他在虎门口外海面设置木排铁链，又购买西洋大炮，添置炮台、炮位，在珠江口两岸加强布防。他命令水师提督关天培等率领水陆官兵认真操练。看到了沿海人民对英国侵略者的同仇敌汽，他认为“民心可用”，召募了一些渔民、蛋户1加以训练。根据当时的军事形势，他认为必须采取“以守为战、以逸待劳”的作战方法。
英国政府派好望角海军提督懿律（义律的兄弟）统率所谓东方远征军，并委任他和义律为全权代表同中国交涉。道光二十年五月（1840年6月），英国侵略舰队到了广东海面，宣布封锁广州，禁止所有船只进入广州省河。林则徐移驻虎门，校阅水师，并且张贴告示，动员人民，准备作战。懿律和义律根据英政府的训令，避免在广东拖延，率舰队主力北上。六月初侵略军在厦门海面与闽浙总督邓廷桢统辖下的水师发生冲突。接着英军乘福建以北防务空虚，向浙江沿海进攻，首先到舟山海面，登陆占领定海县城。一部分英军驻守定海，其余继续北上，七月十六日到了天津的白河口。
朝廷一面空喊要在浙江进剿，收复定海，一面看到外国兵船迫近京畿，十分紧张，只想用温和的方法劝使他们自动退到南方去。按当时统治者的语言，这叫做用“抚”的方法。所谓“抚”，实际上成了屈服和投降的别名。
直隶总督琦善在白河口像接待客人一样地接待了英国兵船。懿律和义律把英国外相帕麦斯顿致中国“宰相”的照会交给琦善，由他送呈皇帝2。皇帝从阅读这个照会中得到的结论是，英国兵船并不是来挑衅的，只是因为林则徐等在广东查禁鸦片办理不善，所以才北上请求“昭雪伸冤”。其实，帕麦斯顿的照会明明包含着极端粗暴的勒索和讹诈:要求按价赔偿“所有逼夺之货物”（这是指被林则徐没收销毁的鸦片）；要求割让一个或几个岛屿；为达到这些要求，要封锁中国海口，并对某些地方实行军事占领，未得满意结果时，不能停战；而英国这次出兵的一切费用，要由中国负担等等。
道光皇帝下谕指示琦善拒绝割让海岛和偿还烟价:“当日呈缴之烟，原系违禁之件，早经眼同烧毁。既已呈缴于前，即不得索价于后”。至于要中国担负英国出兵费用一点，皇帝没有提到，他那时大概以为这不过是异想天开的奇谈、根本不值得答复。但是皇帝的谕旨中又说:“上年林则徐等查禁烟土，未能仰仗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朦，措置失当。兹所求昭雪之冤，大皇帝早有所闻，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现已派钦差大臣驰至广东，秉公查办，定能代伸冤抑，该统帅懿律等，着即返棹南还，听候处理可也。”1琦善在致懿律的照会中照样写上了这些话2。很明显，这是把一切责任都推给了林则徐，想以惩办林则徐来搪塞武装进犯的洋人。帕麦斯顿的照会还不敢公然指责中国的禁烟，关于要求赔偿鸦片这一点，只能含糊地说是“货物”（英文原文是这样说的）。现在，皇帝和琦善明确地把林则徐的禁烟说成是“措置失当”。英国人虽然没有因此而完全满意，但是从此禁烟宣告失败。在广东禁烟的林则徐等官员倒成了罪人了。
琦善向皇帝报告说:“天津切近京畿，凡盐漕铜船皆由此来，最为咽喉重地。设使边衅一开，该夷狡焉思逞，频相滋扰，致我劳师糜饷，所关匪细。且海道处处可通，如黑沿子庄并无口门之所，该夷尚能乘坐小船，设法上岸，又安得有如许弁兵，旷日持久，无时无处，不加堵御？诚恐防不胜防”1。这是皇帝和琦善等大臣认为洋人既然到了天津口外，就只能和他们妥协了事的原因。白河口的英国人曾在附近沿海一些地方自由登陆，不但在黑沿子庄这种“并无口门之所”，而且到了山海关这样的要冲。他们在到过山海关以后，向一个清朝官员说:“因闻山海关地方，向多古迹，是以前往观看”，又说:“该处只有弓箭，并未见有炮位”。这个官员答以“此系密防，岂能令尔望见。”直隶总督琦善把这件事报告了皇帝，并且说:“该夷所恃者大炮，其所畏者亦惟大炮。山海关一带，本无存炮，现饬委员等，在于报部废弃炮位内，检得数尊，尚系前明之物，业已蒸洗备用。”2在英国舰队到了广东海面后，皇帝曾多次下诏，令沿海各督抚严加防范，各省督抚也纷纷报告，已经做了准备，其实完全是空话。这个直隶总督倒并不真是以为拿明朝的废炮可以吓倒洋人，不过是以此来证明他的辖区完全没有防御侵略者的能力。
琦善在白河口同懿律有过几次书信来往，并同义律进行了两次会谈。英国人坚持包括赔偿鸦片烟价在内的各项无理要求。琦善除了承认一定重治林则徐的罪以外，对其余问题，含糊地答应，只要到广东去，一切都可商谈。这样，英国舰队就在八月二十日离开白河口，折回南方。
英国舰队又到了浙江海面。英国人向琦善表示过，在他们的要求未得到满足前，决不放弃已经占领的定海。派在浙江的钦差大臣伊里布丝毫没有作战布置，他向英国人求和，并且应英国人的要求向定海居民发出布告说:“务须各安耕读，自保身家，如果夷人并不向尔等扰害，尔等亦不复行查拿也。”1于是英国方面宣布浙江休战，除留下少数兵力外，全军移向广东。
在“抚”的空气高涨，皇帝已表示不信任林则徐的情况下，本来反对严禁鸦片的官员们大肆造谣中伤，陷害以林则徐为首的禁烟派和抵抗派。九月，道光皇帝下谕申斥林则徐、邓廷桢，给他们加上“误国病民”的罪名，把英国侵略军沿海骚扰，各省“纷纷征调，糜饷劳师”，说成是他们“办理不善”的结果2。被革职的林则徐还上奏说，为海防长久之计，应当不惜经费，“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并要求“带罪前赴浙省，随营效力，以赎前愆。”对于这个奏文，皇帝加上了“无理，可恶”，“一片胡言”等等批语3。
林则徐被罢免后，在白河口“抚夷”有功的琦善接任两广总督，在广州和英国人义律谈判（懿律已经因病回国）。琦善完全不作任何作战准备，只想在谈判中用延宕的办法来使对方降低他们的要求。义律决定再度使用武力。道光二十年十二月，英军突然袭击和占领了虎门外的沙角、大角两个炮台。水师提督关天培统率守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使敌人遭到较多的伤亡。但是琦善并不积极抵抗。义律擅自发布公告，宣称已与琦善达成初步协议，把香港割让给英国，并赔偿烟款六百万元等。英军随即强行占领了香港。
道光皇帝在知道英国硬要割地赔款之后，忽然又改变方针，主张打仗了。原来他以为，已到天津海口的英国军队既然很容易地就撤往南方，可见他们并没有多么厉害；既然已就“抚”，就不应该再要求割地赔款。割地，有伤“天朝”体面，赔款，钱又从何而来！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五日（1841年1月27日），皇帝下诏表示决心在广东和浙江把英国人“痛加剿洗”1。一个月后，他命令把琦善革职锁拿，查抄家产。
义律没有得到割地赔款的确实凭证，又获悉清朝政府调兵遣将的消息，就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二月上旬，英军向虎门炮台发动进攻。琦善的投降政策使许多官兵丧失了战斗意志，英军轻易地占领了虎门的十余座炮台和一千余尊炮位。水师提督关天培亲自上炮台率部抵抗，他在这一次战役中牺牲。
英国方面由于在华兵力不足，在二月初把留在浙江定海的部队全部撤退。钦差大臣伊里布因而能够奏报“收复”定海。已经下了作战诏书的道光皇帝这时认为，伊里布一直不敢和敌军作战，不能加以剿灭，“可谓庸懦无能之至”2，所以也给了他以革职的处分。
道光皇帝这时似乎真是有了作战的决心。他下令从湖北、四川、贵州、河南、广西、江西调动军队开往广东。他派遣皇侄奕山为靖逆将军，尚书隆文和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一起负责广东的军事。杨芳先到了广州，此人号称名将，但也和琦善一样，竭力采取“抚”的办法以避免作战，因此他受到皇帝的申斥。皇帝认为他“只知迁就完事，不顾国家大体”，训示他说:“此事更无他议，唯有进剿一法。……断不准提及通商二字”3。随后，奕山和隆文也到了广州。他们在出京前由皇帝“面授机宜”，要他们“一鼓作气，殄灭丑类”。四月初，奕山在毫无切实的军事部署的情况下和侵略军打了一仗，只打了七天，广州城外炮台全部失陷，一万八千军队溃散了。正在英军要发动攻城时，奕山挂起了白旗乞降。在奕山主持下订立了新的停战条款，其中主要是奕山和中国军队于六天内退出广州城，七天内交付六百万元赔款。奕山迅速地做到了这些条款，英军在取得赔款时，四月十九日退出虎门。
道光皇帝这一回批准了奕山的投降行动。原来他的作战的决心和禁烟的决心一样，是一遇挫折就迅速熄灭了。他说:“该夷性等犬羊，不值与之计较”1，既然这些洋人已经在广东退出虎门，而且在浙江也已交还了定海，那么面子上也还算过得去，一切事情就算完了。打败仗的奕山等人没有受到任何处分，惩罚反而落到了已经革职的林则徐、邓廷桢身上，皇帝下令把他们“发往伊犁，效力赎罪”。六月初，皇帝下令，广东和其他沿海各省在前一时期为加强防务而从外省调集的官兵一律裁撤。
但侵略者却不认为战事已经告终。英国政府在知道义律率兵到了大沽口又撤回，接着在广东也未得到明确效果这些情形以后非常不满意，认为义律没有能贯彻执行原定的计划。英国政府撤回义律，改派曾在印度任职的朴鼎查担任全权大臣，同时更换了司令官，增加侵略军力。
道光二十一年六月中旬（1841年8月初），朴鼎查到了广东，立刻通知中国官方，要出兵北上以求满足去年在白河口提出的全部要求。这以后一整年中间，英军在福建、浙江、江苏发动了一连串的攻势。清朝当局手忙脚乱地调兵遣将，布置抵抗。但是在任何地方都显不出有抵抗的决心和能力。英军在七月间一度占领厦门，为了要进攻更北的省份，不久就退出厦门，但仍盘踞鼓浪屿。八月中旬英舰到了浙江海面，第二次占领定海，并且占领了镇海和宁波。这一回，浙江的守军进行了抵抗，但在这些抵抗失败，派去浙江的钦差大臣裕谦在镇海兵败自杀后，浙江巡抚刘韵珂就断定军事抵抗是无用的，只能寻求别的出路，也就是求和。侵略军在占领了浙江沿海这几个地方后，就在这里过冬。因此浙江变成了一个军事中心。道光皇帝派遣另一个皇侄奕经为扬威将军到浙江主持军务。奕经虽然主战，但只想靠临时从各省凑集的军队一战而侥幸取胜。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底，奕经以一万三千多的兵力反攻宁波、镇海，迅速地失败退却；紧接着，英军以一千二百多人向慈溪追击，使奕经的大军全部溃散。于是这个扬威将军也不再想“扬威”而赞同刘韵琦的立场了。这时侵略军丝毫无议和之意，它似乎还要在浙江进一步占领杭州，这使浙江当局十分恐慌。但是英军在三月下旬放弃宁波，腾出兵力到浙江以北的地区寻找更致命的打击点。在一度攻占乍浦以后，四月底英国舰队到了江苏省长江口外。五月初八日，英军攻占吴淞、宝山，江南提督陈化成在吴淞率部抵抗，壮烈牺牲。由于两江总督牛鑑怯懦畏战，清朝官兵无抵抗地放弃了上海。英国侵略者扬言要进入长江，还要更往北去。
道光皇帝原来寄希望于扬威将军奕经，这个希望落空后，又转向求和的方针了。皇帝派遣原任盛京将军的耆英以钦差大臣名义到浙江，并起用被认为是善于实行“抚”的政策而能博得英国人的好感的伊里布。耆英和伊里布接受的任务就是设法在尽可能低的条件下求和。虽然皇帝下达的命令中仍然写上“相机追剿”一类的空话，其实从朝廷到地方上的官员和将军们，已经完全丧失在战场上的信心了。
在战争中心移到了长江口的时候，耆英、伊里布奉派赶到江苏，立即同英方联系，要求停战言和。但侵略者拒绝，他们要在更有利的情势下才提出媾和的条件。英军退出上海，由吴淞口西驶，进入长江。历史上称为天险的长江，在腐朽的封建统治者的手中，对于初来的英国舰队，成了敞开的通道。五月二十八日，英国舰队进入长江，四天后，越过被认为是长江的第一重门户的江阴炮台。六月十四日，镇江被攻陷。七月初一日，英国兵舰已经停泊在南京的下关。
急急忙忙赶来的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加上两江总督牛鑑，在南京全部接受了朴鼎查提出的和约条款，不敢有任何异议。七月二十四日（1842年8月29日）订立了可耻的城下之盟——这就是南京条约，在近代史上第一个加在中华民族身上的不平等条约。

努尔哈赤 · 发表于 06-4-14 01:20:40

（四）战败的原因

让我们来看看鸦片战争中作战双方力量对比的形势。
英国军队在武器方面，显然居于优势地位。但是同样明显的是英国侵略军在另一方面又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鸦片战争开始时，英国的“远征军”一共是配有大炮的十六艘兵船（帆船），四艘轮船，以及若干艘运输船，其全部海陆军人数为五千多。战争后期，增加了兵力，有兵船二十五艘，轮船十四艘，共载炮七百多门，除炮兵外，有步兵一万余人；由于抽出部分兵力分驻香港、厦门、定海和镇海，向南京进军的兵力不过七千多人。在当时交通条件下，从英国本土航行到中国，至少要四个月。从印度到中国至少要一整月。用少数的兵力，侵入一个遥远的大国，这本来是一种海盗劫掠式的冒险行动。他们虽然可以在漫长的中国的海岸线上任意选择一点进攻，却不敢较久地占领，不敢分散兵力，不敢过于深入，实际上只能靠突袭取胜，进行讹诈。所以侵略军到了大沽口，并不登陆深入，重新回到广东；侵略军占领了厦门、宁波、乍浦等地后，不久又放弃；最后它进入长江，并不占领什么地方，在南京城下讹诈目的达到后，即退出长江。这些都是因为他们兵力有限，不敢把战线拉得过长，不敢让战争拖延过久的原故。
中国方面战争领导权掌握在腐朽的封建统治者手里，他们和本国的广大人民处于尖锐对立的地位。他们不但不能充分利用在本土上作战能够取得的有利条件，反而由于他们的所作所为而丧失了这些有利条件；不但不能利用远来的敌人所处的不利条件，使之陷入愈来愈大的困难，反而使对敌方本来是不利的条件变成了有利的条件。
中国的将军督抚们是怎样解释他们的战败的原因的呢？试举几个有代表性的说法。道光二十一年九月，浙江巡抚刘韵珂在定海、镇海继福建厦门之后失陷时，向皇帝报告说，这三个地方都已尽力做了防御的准备“而该夷乃直如破竹”，其原因他认为是:“盖其炮火器械，无不猛烈精巧，为中国所必不能及。又该逆漂泊于数万里之外，其众皆以必死为期，万夫一心，有进无退，而财力充裕，无一处不勾结汉奸，无一汉奸不得其重贿，为之致死，此其所以逞凶肆逆，各省不能取胜之实情也”1。认定自己无力作战的琦善在道光二十年十二月用“船炮不坚，兵心不固”2八个字来说明广东的情形，他又说:“此时若竟与交锋，无论船炮既不相敌，兵心亦多畏葸，……并有内地奸徒，串嘱打仗。故该夷之虚实，我则无由而知，而此间之动静，无时不窥探通报。”3关于琦善所说的最后一点，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在浙江的奕经也向皇帝报告说:“所有宁波一带，山势陆路，汉奸处处为之导引，反较我兵熟悉。……官兵虚实，逆夷无不尽知。以故两次接仗，转致失利”1。
可见这些将军们并不认为“船坚炮利”是敌人取胜的唯一原因。他们虽然竭力夸张武器的作用，但还举出了些使他们失败的其他因素:自己方面“兵心不固”，而实行冒险侵略行动的敌人倒是兵心很固；外来的侵入者能尽知我方的虚实，而在本国国土上作战的军队反而像个瞎子似地连“山势陆路”都不如敌人那么熟悉……。这些奇怪现象并不是被敌人吓破了胆的将军们的乱说，不过他们没有把事情说完全，更不能说明这些怪现象产生的原因。
“兵心不固”的现象的确是严重的。道光二十二年四月，皇帝诏书总结战争的情形说，“将弁兵丁，动谓船坚炮利，凶焰难当，因而见贼仓皇，望风先溃”2。但这还是把兵心不固归因于武器。其实封建统治者所豢养的军队本来是为了镇压人民的，只能在手无寸铁的人民面前逞凶暴。到了鸦片战争时，清朝军队更是腐败到了极点。徐继畲（在战争时，曾任厦门附近的地方官）这样描写官兵的情况说:“人不知战，名之为兵，实则市人，无纪律，无赏罚，见贼即走”3。黄钧宰（《金壶七墨》一书的作者）描写由各省调到广东的军队情形说:“奉调之初，沿途劫夺，……抵粤以后，喧呶纷扰，兵将不相见，遇避难百姓，指为汉奸，攘取财物。校场中互相格斗，日有积尸。”④琦善向皇帝的报告中提到广东水师中发生的事情:“众兵曾向提臣（指水师提督）讹索银钱，否则即欲纷纷四散。……该提臣势出无可如何，……每名散给洋银二元，甫得留防”1。很多地方海防早已形同虚设，例如在定海第一次失陷时，当地县衙门里当幕僚的王庆庄说:“定镇额兵逾万；后减至二千余，承平日久，隶尺籍者，半系栉工修脚贱佣，以番银三四十元，买充行伍，操防巡缉，视为具文”2。封建统治者用这样的军队来同拥有优势武器的侵略军作战，当然谈不到旺盛的士气。而掌握战争领导权的封建统治者在整个战争中一贯地没有坚定的方针。从皇帝到将军、督、抚，和战方针不定，说战没有切合实际的作战方法，稍受挫折，立刻求和；和议不成，又空喊作战。在这种情形下，当然更谈不到鼓起坚强的军心和民心。
封建统治者既然没有决心反对侵略者，既然在抵抗侵略的战争中仍然继续纵兵扰民，当然它不可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没有群众帮助的军队，反而不如得到一些汉好导引的外国侵略者那样熟悉“山势陆路”，这也是不奇怪的。为侵略者所收买的汉奸在居民中终究只占极少数。封建统治者无法解决在官兵之间、军民之间的矛盾，却极度夸张汉奸的数量和作用。奕经在浙江向皇帝报告说:“曹江以东，到处汉奸充斥，商民十有七八，孰奸孰良，竟莫能辨。”3奕山在广东也说:“密查粤省情形，患不在外而在内。各商因夷以致富，细民藉夷以滋生。近海商民，多能熟悉夷语，其中狡者布为奸细。”于是他得出结论说:“防民甚于防寇，此所谓患不在外而在内者此也。”④把几乎所有的民众都说成是汉奸，显然是瞎说，但这种说法恰好说明，封建统治者心目中最大的敌人是民而不是“夷”，即使在同“外寇”——外国侵略者作战的时候，仍然认为“防民甚于防寇”！
外国侵略者多年在沿海活动，的确经过各种途径收买了一些汉奸，到了战时，这些汉奸成了他们的有用的助手。但封建统治者其实并不真是仇视汉奸，特别是一到了所谓“议抚”时，汉奸成了他们所利用的宝贝。例如有一个鲍鹏，本是在广州为英国著名的鸦片贩子颠地跑腿的走狗。两广总督琦善到广州接替林则徐时，把鲍鹏收罗了来，使他成为一个八品衔的官员。琦善在广州与英国人的交涉，鲍鹏都参与在内。英国人关于鲍鹏的记载说:“这人原在颠地先生在广州所开的公司里当买办”，又说:“我方和琦善之间的前前后后的一切接洽中，联络媒介就是前面提到过的买办鲍鹏，他是一个机敏聪明的人，约有四十五岁，混合话说得很流利。”1林则徐说:“广东夷务大不可问，静老（琦善字静庵——引者）以为秘计，不令外人知情，密任直隶守隶白含章及汉奸鲍鹏往来寄信，虽甚秘密，其实人人皆知。”2
何止这个八品衔的鲍鹏是个汉奸！琦善本人以及耆英、伊里布等一心一意宣传敌人的力量强大，曲意求和的大员们，何尝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汉奸？这种戴花翎的汉奸，使中国丧失抵抗外来侵略的能力，在战争中实行失败主义、投降主义；他们的危害是那一些为敌军指引路径、刺探消息的小汉奸所无法比拟的。
封建统治阶级同农民起义军作战时总是决心很大的，例如最近的一次镇压白莲教起义，即使战争中失利，即使战争拖延不决，它也要打下去。你死我活的阶级矛盾决定了它这样做。但在鸦片战争这样的对付外来侵略者的战争中，它却那样地易于动摇，那样地经受不起挫折，这当然也是为它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浙江巡抚刘韵珂在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向皇帝指出，如果战争继续下去，就有十大“可虑”。其中第一到第七项说的是敌方武器精良，又有汉奸帮助，自己方面军心民心都不可用，所以无法战争等等。到了第八项，他说到了封建统治者的命根子，征收漕粮的问题，他说，因为有战争，漕粮收不齐，“今大兵复又失利，催征更属为难”。然后第九项，他说到内地“匪徒聚众抢掠”的问题，他说，虽然已经多方“弹压”，但是“现在米麦蔬菜，价日增昂，小民度日艰难，即使前此各奸民未能复集，安保此外不另有不逞之徒乘机而起”。最后第十项，是说，“沿海七省，警备已将两载……计七省一月之防费，为数甚巨，防无已时，即费难数计，糜饷劳师，伊于胡底？”1刘韵珂的“十可虑”论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在封建统治者看来，对外的战争能一下取得胜利，当然很好，可以更加强在内部的统治。但是失败，哪怕是一点小小的挫折，都会使已经存在着的内部危机大大加强起来。长时期的战争是他们所不敢设想的。
封建统治者不可能在民族自卫战争中动员广大人民的力量，只能靠有限的军力在漫长的海岸线上到处分兵把口，在任何一点被突破时，就惊惶失措，除了节节败退外没有别的办法。本来是敌寡我众的形势，但是在实际战场上却成了敌众我寡的形势。在浙江兵败自杀的裕谦说:“彼可并帮来犯，我则必须扼要分守，彼可数日不来，我则必须时刻防备，已成彼众我寡，彼聚我散，彼逸我劳之势”1。本来应该是侵略者力求速战速决，旷日持久对他们是很不利的，但腐朽的封建统治者却害怕战争延长更甚于侵略者，一想到“糜饷劳师，伊于胡底”就感到危机重重。封建统治者不能使敌人每取得一个胜利都付出一定的代价，也不能使敌人看不到胜利的前景而陷入困境；反而使侵略者因为轻易地取得一个个胜利，并且因为看到讹诈的手段能够生效，从而大大地增加了他们的威风。
鸦片战争中一些主战的将军、督抚很快就变到主和的立场。道光皇帝也曾显得好像是坚决主战，但是他不断地动摇，终于接受屈辱的和约。这就因为他们在主战时都不切实际地认为可以一战取胜，当速战论行不通，马上就转到了投降主义。林则徐是一贯的坚决的主战论者，但他最多只能在他曾负责的广东地区加强防务。在封建官僚集团中虽然还出现了林则徐这样优秀的人物，但他在本集团中只能受到排挤和打击。当整个封建统治势力已经被敌人的海盗行为所吓倒，而认为议和投降比打仗有利得多的时候，林则徐被撤职查办是不可避免的。
签订南京条约的耆英、伊里布、牛鑑向皇帝报告说:“臣等伏思该夷所请各条，虽系贪利无厌，而其意不过求赏码头，贸易通商而止，尚非潜蓄异谋。与其兵连祸结，流毒愈深，不若姑允所请，以保江南大局”2。封建统治者所说的“异谋”，就是指改朝换代而言。为什么封建统治者同造反的农民势不两立，而同他们也曾表示痛恨的“洋鬼子”终于妥协？这就是因为在封建统治者看来，前者公然有“异谋”，而后者并不“潜蓄异谋”的原故。

努尔哈赤 · 发表于 06-4-14 01:20:50

（五）三元里的斗争

英国侵略者在发动对中国的战争时，显然不能不考虑到，以少数的“远征军”去与成亿的中国人敌对是危险的事。中国政府的外强中干和中国人民对这个政府的敌对情绪，是他们认为可以利用的机会。一个有名的鸦片贩子安德森在战前向英国政府提出的侵略计划说:“（中国的）一般人民并不喜欢他们的政府”。“对于中国，和对于一切软弱的政府一样，勇敢地施用武力，可以收到意外的效果。用这手段，我们可以恢复我们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但是除非等到中国政府拒绝我们的正义的要求，迫不得已时，不可对一般中国人加以损害，否则便使我们的利益与政策受到损失”1。
英国政府派出的“远征军”采取了这个鸦片贩子建议的策略。侵略军初到广东时，用汉文发布一个声明书，书中“向中国人保证，这次远征对于和平居民并无恶意，远征完全由于林则徐的虐待英人而起，大军所攻击的，仅仅是政府的官员、军官、以及兵士”2。当时，英国资产阶级认为，中国的皇帝和官兵们在对外关系上实行的“锁国政策”，是他们所遇到的唯一障碍，只要打碎这个障碍，庞大的中国就向他们自由开放了，因此，采取这样的策略是最聪明和适当的。中国封建统治者对于这一点印象很深，非常愤慨。耆英和伊里布报告上海一带情形说:“（英军）张贴伪示，本国与百姓毫无战争，最愿彼此和睦，广开通商之路，但大清官兵不肯议和。此等鬼域伎俩，尤令人愤满胸怀”1。
但是事实的发展同侵略者的预想相反。侵略者以为能在所到之处把敌视中国封建统治者的广大人民拉到自己一方面来，这种妄想是完全落空了的。
许多地方的中国人还是第一次接触到西方侵略者，完全不知道这些武装的陌生人跑来是为了什么，这次战争是怎么回事，他们需要从亲身经验中逐渐认识这些。英国侵略军侵入中国沿海的许多地区和城市，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显示出海盗的本色，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严重罪行。广州城外的“十三行”，原是与外国商人贸易的场所，被英国侵略者洗劫一空。英军的铁蹄所到之处，如厦门、定海、宁波、乍浦、镇江等地，人民都遭到了摧残和劫掠，生命财产受到惨重的损失。英军的侵略暴行，引起东南沿海地区广大人民的强烈义愤。他们自发地起来为反对外国侵略者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例如，在福建厦门近郊的乡民曾以抬枪等为武器与英军展开激烈的战斗，歼敌多人。在浙江宁波、镇海、定海等地出现反抗侵略者的“黑水党”，多次神出鬼没地狙击英军，有时用小划艇袭扰和消灭敌人。在江苏太仓等地农民埋伏击杀英国士兵，使侵略军胆战心惊，不敢上岸。靖江人民还用抬枪击中英军船舰的火药舱，敌船起火，狼狈逃窜。在台湾的台南、台北、基隆等地人民也多次击溃英军的进犯。在广东，广州三无里人民的抗英斗争，是当时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一面光辉旗帜。
当英国侵略者认定清朝官兵并无抵抗能力的时候，他们在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初十日（1841年5月30日）在广州城北约五里的三元里遇到了他们所没有料到的敌人，打了一场特殊的仗。
这时，广州的统帅“靖逆将军”奕山已经放弃抵抗，同英国侵略者订约言和，到达广州城边的侵略军官兵们正在肆行动掠奸淫。这一天，侵占四方炮台的英国军队忽然发现他们面对着数以千计的敌人。一个英国军官这样描写道:“30日上午，一大群一大群的敌人集合在军营的后面，以长矛、盾牌和剑为主要的武器。……敌人散布在一哩以上的地面上，大约有五千人之众，……两小时以内，敌人增加到七千人以上，露出许多军旗和几枝火绳枪。”1原来这些并不是中国官兵，而是普通的老百姓。其中主要是农民。来自附近一百零三乡的群众越聚越多，他们打着三星旗，抱着对侵略者的仇恨，用最简单的武器进行肉搏。侵略者被分割在几处，陷入群众的包围中，很难摆脱。雷雨更使他们增加困窘。到了第二天，奕山应英国人的要求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出城解围，劝说群众的领袖们引导群众散开。侵略军才得以陆续撤退。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终于发展为激流狂涛的人民反帝斗争，可以说，最早就萌芽在三无里。只就鸦片战争的各方面形势来看，三元里的斗争也足以说明若干重要问题。
在三元里爆发的斗争中，普通的农民群众不顾官方已经屈膝求和，自己起来惩罚侵略强盗，而这些侵略强盗却得到了封建官员的帮助，这决不是一件偶然发生的事，而是深刻地表明了由这次战争引起的内外阶级关系变化的趋势。广州附近的居民接触洋人较久，琦善说:“粤省民风，浇薄而贪，除业为汉奸者更无庸议外，其余亦华夷杂处，习见为常，且率多与夷浃洽”2。奕山也据此而断言“防民甚于防寇”。三元里的群众的英勇斗争用事实驳斥了这些敌视人民的封建官僚的谬说。
三元里的斗争在近代中国历史中第一次显示了只有在广大人民中存在着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的力量。封建统治者不认识，更不可能发动这种力量。但是，封建统治者在企图抵抗外来侵略势力时，也并不是想不到利用人民，按他们的说法，叫做“借资于民”。
封建统治者的“借资于民”的办法，有“募勇”和“团练”这两种形式。所谓“募勇”，就是官方出资雇佣壮丁作为正规军的辅助。例如林则徐在广州曾从渔民、蛋户和滨海居民中募勇五六千人。扬威将军奕经在浙江除从各省调兵一万一千多人外，还“募乡勇二万二千人”1。林则徐有《议覆团练水勇情形折》，说明了他对募勇的态度和作法。他说:“当防夷吃紧之时，恐此辈（指“粤东渔民蛋户以及滨海居民”）被其勾作汉奸，或为盘运鸦片，利之所在，不免争趋。仍惟收而用之，在官多一水勇，即在洋少一匪徒”2。这种看法是有代表性的。浙江道御史殷德泰奏请在沿海各省招募水勇也说:“沿海一带，率多利涉之人，……其人小利自驱，招之即至，为我用则成水勇，为夷用则为汉奸。”3派到浙江的钦差大臣裕谦则说:“浙江之乡勇水勇，亦不过羁縻匪类，不使内讧而已”浙江巡抚刘韵珂曾在乍浦一带从“游民”中募勇，他说:这些“游民”，“性多犷悍，无事之时尚难冀其安分，有警之日，势更易于为匪”，所以他一面“添兵弹压，以驯其桀骜之气”，一面“将游民中之强壮驯良者，挑充乡勇以分其势，如有夷船豕突乍洋，④ 即令协同攻击，似于安内攘外，两有裨益。”1总之，在他们看来，他们所募的“勇”是也可以成为“汉奸”、“匪类”的人，是他们所很不放心的人，只是暂时利用一下罢了。从这种观点出发，其具体做法可想而知。林则徐说:“雇用此辈，流弊亦多，权宜虽在暂时，而驾驭必须得法。盖其来从乌合，非比有制之师，而又犷悍性成，每易藉端生事。……故当其招募之时，即令查明亲属，取具的保，……临事不藉冲锋，只令备为策应。……若辈久处行间，习知虚实，其中亦有所不宜，故又须加意防维，随时稽察。果能遵守纪律，出力向前，则留营酌编入伍，否则酌量资遣，妥为管束，以杜日后非为”2。可见，林则徐对于下层人民群众的态度，基本上属于封建统治者利用人民力量的观点，并不真是相信人民的力量。林则徐认真地执行禁烟，坚决地抵抗外来的侵略者，符合当时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利益；这是他高出于其他封建官僚的地方。因此，他实行募勇，还能够取得积极的成果。
至于所谓“团练”，那是指农村中地主绅士自己编组的武装力量。在镇压白莲教的战争中，这种团练起了很大作用，它并不是人民的武装，而恰好是同造反的农民对立的武装。道光二十一年九月，皇帝发出了这样的号召:“沿海各处乡村，均宜自行团练乡勇，联络声势，上为国家杀贼，下即自卫身家”；还提到了不久前的白莲教战争的经验；“从前三省教匪滋事，尽有由义勇出身擢至大员者”3。意思是希望各地方的地主绅士们仍能同样地出力。但是鸦片战争和白莲教战争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在镇压农民革命的战争中，各地方的地主绅士同农民处于势不两立的地位，而集中地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封建朝廷的战争决心是始终不懈的，所以在官兵失利的情形下，地主绅士们愿意竭尽全力组成武装以支援。在鸦片战争中，朝廷的和战方针是那么动摇不定，地方的地主绅士们当然也就要对战争采取观望态度了。侵略者的仅以政府官员，军官和士兵为敌的表示，对于绅商地主们是起了作用的。在侵略军进入长江，攻陷镇江后，扬州的盐商和绅士们竟派出代表向侵略者献银三十万五千两赎城，这是一个最明显的事例。所以，鸦片战争中，沿海各省虽然都鼓励地主绅士们“自行团练乡勇”，但这种地主绅士的武装在许多地方并没有组织起来或者没有起什么作用。
在广州方面，南海、番禹、顺德一带农村的地主绅士在鸦片战争中，通过他们原有的“社学”的组织，团练乡勇，参加抗英。这和抵抗侵略态度坚决的林则徐的影响有关。三元里的斗争，参加的除农民外，有当地的丝织工人，打石工人，人数近万，已远远超过团练的范围。一些主持社学的地主绅士参与了这次斗争，并在群众中起领导作用。这些农村中的较小的地主和绅士，由于面临着侵略者的暴行，在群众自发的反侵略的斗争高潮中，也表现了斗争的积极性，但是他们的基本态度毕竟是追随地方官员的。所以他们很快地听从投降主义的官僚奕山、余保纯的劝说，停止了斗争。在三元里的斗争后，奕山为了掩饰自己对侵略者的投降行为，把这一次斗争当做自己组织团练的成就，向皇帝报告，并给其中“有功人员”请赏，得到赏的就是这些领导社学的地主绅士，其中有的由此而做了官。参与这个斗争的劳动人民中的英雄，则“名不见经传”，而只流传在当地人民的口碑上。据调查，有的参加三元里斗争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自称“生不到衙门，死不到地狱”，不愿向官府领赏，后来参加了五十年代的农民起义军1。
三元里的斗争，是中国人民长时期的、大规模的反帝斗争的最初的胚芽，它基本上是农民群众的自发斗争，而且地主阶级还在里面起着领导作用。当时，有些反对投降主义的人以为，如果广州的官员不去解围，三元里的斗争就能够取得很大胜利，甚至对整个战争起决定作用。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要发展成为对历史起决定作用的力量，还必须经历许多曲折漫长的道路。当然，另一种否认三元里的斗争的历史意义的看法更是完全错误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国民党反动派由于他们对外国侵略者实行投降主义而对革命人民实行镇压，就对任何歌颂三元里斗争的历史记载表示极端的仇恨2。他们极力诋毁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的三元里斗争，就是为了企图否定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的力量。这恰好证明了三元里斗争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

努尔哈赤 · 发表于 06-4-14 01:20:58

（六）南京条约、望厦条约、黄埔条约

在道光二十二年七月（1842年8月）订立了《南京条约》以后，由于英国的要求，中英双方在广州和香港继续商谈，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和八月（1843年7月和10月）又成立了《五口通商章程（附海关税则）》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又被称为《虎门条约》，《五口通商章程》也被视为虎门条约中的一部分）。这二者的内容大部分是关于通商口岸贸易的具体章程。这些章程中涉及的事项本来应该是中国作为主权国家自己决定的，现在却都按照侵略者的利益而作出了规定。这两个条约包含着一些在南京条约没有的重要内容。综合这三个不平等条约，可以看到英国侵略者经过鸦片战争强加给中国的是什么东西:
一、五口通商，即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
二、赔款二千一百万元，其中六百万元是赔偿林则徐在广州没收的鸦片（战争中期，英国人已在广州向奕山勒索过鸦片费六百万元，现在是又付一次），三百万元是偿还过去广州的行商所“欠”英国商人的款项，一千二百万元是赔偿英国这次出兵的军费。
三、割让香港。南京条约规定“因英国商船远路涉洋，往往有损坏须修补者，自应给予沿海一处，以便修船及存守所用物料。……准将香港一岛给予。”
四、协定关税。南京条约中说:通商口岸“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根据这条规定，次年成立所谓通商章程时又同时议定了各项进出口税率。这样，就开创了关税税则中国不能自己作主的局面。
五、南京条约中规定，废除原在广州实行的行商制度（即只有中国官方指定的商人有权经营出入口贸易的制度），以后英商“赴各该口贸易者，勿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这就是，英国按照它的需要迫使中国实行对外贸易自由的政策。
六、南京条约中有这样一个条款:“凡系中国人，前在英人所据之邑居住者，或与英人有来往者，或有跟随及伺候英国官人者，均由大皇帝俯降御旨，眷录天下，恩准全然免罪，且凡系中国人为英国事被拿监禁受难者，亦加恩释放。”1这一个条文在当时中国官方很明确地认为就是说:“汉奸一概释放”2。这就在实际上创造了外国侵略者有权保护他所收罗的和雇佣的间谍奸细的局面。
七、五口通商章程中规定，以后如在通商口岸的英国人犯罪，不能由中国处理，而“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照办”。这就开创了外国人在中国不受中国法律管束的局面，开创了在半殖民地中国的所谓“领事裁判权”的制度。
八、五口通商章程中规定以后每一通商口岸准许停泊一只英国“官船”。这就开创了中国近代史上外国兵船可以自由地进入中国领海以至内河的局面。
九、南京条约中规定英国人可以携带家眷到通商的五港口居住，虎门条约又补充说，“但中华地方官必须与英国管事官各就地方民情，议定于何地方，用何房屋及基地，系准英人租赁……”清朝官员本以为这种规定可以避免口岸上的纠纷，但是英国人和其他外国人利用这个条文在通商口岸划定居住地区，造成了所谓“租界”的制度。
十、虎门条约中有所谓“设将来大皇帝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英人一体均沾”这样的规定，根据这一条，英国就得到所谓“最惠国待遇”（一种片面的最惠国待遇）。后来别的侵略国家也援例得到这种特权，就是任何一个国家从中国勒索到什么好处，其他国家都可“合法”地“一体均沾”。
首先利用中英鸦片战争的机会跟着英国也来同中国订立类似的条约，攫取同样的权利的是美国和法国。
得到南京条约的签字的消息后，美国总统泰禄立即派了一个特使加勒•顾盛到中国，这个加勒•顾盛是曾经长期在中国经营鸦片走私买卖的约翰•顾盛的本家弟兄。
加勒•顾盛在道光二十四年正月（1844年2月）到达澳门，立即同护理两广总督的程矞采交涉，他表示要到北京向皇帝呈递国书，同中国订立“永远和好条约”。和顾盛同来的有三艘美国炮舰，他模仿英国的经验，以炮舰的威胁作为提出要求的后盾。在他致程矞采的一个照会上说:“上次中英战争，实由于广州当局漠视英国官吏的权利所致。……如果在过去五年经验的前面，中国政府回复到已经招致灾祸的途径上去，我们只有把这种行径，看作中国企图再与一个大国战争的证据”1。
清朝政府只得专派钦差大臣到广州和顾盛谈判，承认美国在中国享有和英国同样的一切特权。这个钦差大臣就是在南京条约上签字的耆英。耆英和顾盛于道光二十四年五月（1844年7月）在澳门附近的望厦村2签订条约，所以称为望厦条约。
望厦条约除了没有割地赔款以外，几乎包括了英国所订条约中的一切内容。而且有些项目，规定得比英国的条约更具体、更多地损害中国主权。
关于协定关税，虽然南京条约已开其端，但用的还只是“秉公议定则例”这样一个比较含糊的说法，而望厦条约则更明确地说:
“倘中国日后欲将税例更变，须与合众国领事等官议允”。所以后来人们说，半殖民地中国的“协定关税”制度是由美国人确立起来的。
关于领事裁判权，望厦条约中明确地规定包括一切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都在内，地区上也不仅限于通商口岸。按照望厦条约，在中国的美国人，如果因事被人控告，不管控告者是谁（是中国人，或是美国人，或是其他任何外国籍人）“中国官员均不得过问”，只能由美国的领事官处理。所以，半殖民地中国的领事裁判权也是由望厦条约进一步确立起来的。
望厦条约又有“合众国……兵船巡查贸易至中国各港口”的规定，这也比英国的条约中的有关规定更扩大了。
最后，望厦条约中同样规定了“倘中国日后……另有利益及于各国，合众国民人应一体均沾。”1
中美望厦条约成了法国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和中国订立不平等条约的范本。搞成这个条约的顾盛向国务院的报告说:“美国及其他国家，必须感谢英国，因为它订立了的南京条约，开放了中国门户。但现在，英国和其他国家，也须感谢美国，因为，我们将这门户开放得更宽阔了。”2美国的资产阶级学者也不得不承认，望厦条约具有侵略性，“显现了帝国主义的色彩”3。
在望厦条约签字后不久，道光二十四年六月底（1844年8月间），法国派遣的特使剌萼尼也带了兵船七只，轮船一只来到了澳门，要求与耆英会晤。耆英先派人向法国人探问他们的来意，然后自己到澳门同剌萼尼进行谈判，终于在九月十三日（10月24日）双方在停泊于黄埔的一艘法国兵船上签订了一个条约，被称为黄埔条约。耆英向皇帝报告说:“该夷通商章程，业经议定条款，一切均照英、米（即美国——引者）二夷新例，字句互有异同，情节尚无出入”1。这就是说，凡是英国人、美国人得到的好处，都同样给了法国人。清朝政府这时已经决心采取所谓“一视同仁”，随便那一国的“夷”都不得罪的态度，但是在与法国的谈判中仍然发生了困难，这是因为法国人还提出了独特的要求，这就是天主教的“弛禁”的问题。
天主教在明朝传入中国，并在有些地区吸引到了一些信徒。到了雍正年间，清政府明令加以禁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各处进行其“殖民事业”时，传教士常常被使用为先驱者，基督圣经被看做是和炮舰同样有效而相济为用的武器。直到鸦片战争时，从西方国家来的传教士在中国沿海不断地进行活动。中国官方始终把中国人信从“夷教”看做非法，这是西方国家所不甘心的。法国人和中国的贸易本来很少，他就抓住传教问题来做文章。黄埔条约特别规定了一款:“倘有中国人将佛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2。这样就是明确规定了中国政府要保护法国人在中国的传教事业。（按照所谓利益均沾的原则，当然其他外国人的传教事业也同样受到了保护。）
但是仅仅有这一条，法国人还不满足。剌萼尼坚持必须由皇帝正式颁布命令，将天主教弛禁。到了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预定互换双方政府正式批准的条约以前，剌萼尼又表示，如果不满足这个要求，“约册即不必互换”，最后又用炮舰威胁，说是还有兵船续来，“两国之事，正未可知”1。清朝政府让步了。道光二十六年正月（1864年2月）皇帝上谕:“天主教既系动人为善，与别项邪教迥不相同，业已准免查禁”等等2。
虽然天主教在明朝已曾传入中国，但是这回的弛禁却有特别的意义。封建统治者在外国的压力下作出这个让步以后，传教成了外国侵略势力渗入中国内地的一个重要武器。
总之，经过鸦片战争，英、美、法这三个西方的主要资本主义强国迫使中国开始套上了不平等条约的枷锁，他们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门户，为的是要奴役这个古老的国家。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各种恶劣制度在这些条约中初步奠定了基础。这场战争和这些条约充分暴露了封建统治者完全没有能力抵抗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在战前，封建统治者为保卫自己而在对外贸易上设立的种种防范全部崩溃。从此，中国社会不可能不发生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系列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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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第四册，故宫博物院1932年编印，页19。
2 江上蹇叟（夏燮）:《中西纪事》卷四，同治四年刻本，页2。
3 《清道光朝外交史料》第一册，故宫博物院1933年编印，页41。
④ 《中西纪事》卷四，页2。
1 《史料旬刊》第三期，故宫博物院文献馆1932年编印，页83。
2 监察御史黄中模道光二年（1822年）的奏折。《道光朝外交史料》卷一，页14。
3 《林则徐集•奏稿》，中华书局1965年版，页136。
1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此书以后简称《鸦片战争资料》）第一册，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页471—474。
2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以后简称《道光夷务》）第一册，齐思和等整理，中华书局1964年版，页11—12。
1 《道光夷务》第一册，页32。
2 《林则徐集•奏稿》，页601。
1 龚自珍:《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附林则徐的《复札》。见《龚自珍全集》上册，中华书局1961年版，页171。
1 《鸦片战争资料》第二册，页243。
1 《道光夷务》第一册，页241—243。
2 同上书，页226。
3 同上书，页242—243。
④ 同上书，页247。
1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中译本三联书店1957年版，页284。
2 Maspero:《中国》，据张雁深译文。
1 法国作家Cordier论述鸦片战争说:“要找一作战的借口是很容易的。但是一个信基督教的国家，却在一个所谓野蛮国家的君主努力停止一种很不道德的贸易的行动上，去寻找开战的借口。是不太值得的。”（Cordier:《中国通史》，据张雁深译文）
1 在封建时代，粤闽沿海地区以舟为家、过水上生活的居民被称为蛋户（也写作疍户），并被视为一种贱民。
2 照会见《道光夷务》第一册，页382—387（这是当时皇帝读到的译文）。
1 《道光夷务》第一册，页391—392。
2 同上书，页387—388。
1 《道光夷务》第一册，页425—426。
2 同上书，页460—461。
1 《鸦片战争文献》。见《国闻周报》第十卷第四十八期。
2 《道光夷务》第一册，页483。
3 同上书，页531。
1 《道光夷务》第二册，页712。
2 同上书，页830。
3 同上书，页956。
1 《道光夷务》第二册，页1046。
1 《道光夷务》第三册，页1300。
2 《道光夷务》第二册，页655。
3 同上书，页628。
1 《道光夷务》第四册，页1669。
2 同上书，页1849。
3 《退密斋文集》。《鸦片战争资料》第二册，页597。
④ 《金壶七墨》。见上书，页615。
1 《道光夷务》第二册，页777。
2 《犀烛留观记事》。《鸦片战争资料》第三册，页240。
3 《道光夷务》第四册，页1669。
④ 《道光夷务》第二册，页994，995。
1 《英军在华作战记》。见《鸦片战争资料》第五册，页94、174。
2 林则徐在道光二十一年正月的家书。见《鸦片战争资料》第二册，页563。
1 《道光夷务》第四册，页1678—1682。
1 《道光夷务》第三册，页1226。
2 《道光夷务》第五册，页2262—2263。
1 英国蓝皮书:《对华贸易有关的英商给政府的呈文》。见《鸦片战争资料》第二册，页663。
2 《英军在华作战记》。见《鸦片战争资料》第五册，页63。
1 《道光夷务》第四册，页2024。
1 《英军在华作战记》。见《鸦片战争资料》第五册，页225—226。
2 《道光夷务》第二册，页777。
1 贝青乔:《咄咄吟》。见《鸦片战争资料》第三册，页176。
2 《林则徐集•奏稿》，页881。
3 《道光夷务》第三册，页1314。
④ 同上书，页1266。
1 《道光夷务》第三册，页1217。“乍洋”指乍浦附近的海面。
2 《林则徐集•奏稿》，页882。
3 《道光夷务》第三册，页1316。
1 广东省文史研究馆编《三元里抗英斗争史料》，1978年修订本，页171。
2 例如罗家伦在1931年的一篇文章中说:“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受了这种巨创深痛，事后还是不知发奋图强，三元里这件事的抵消力，自不在小。因为大家都相信官弱民强，汉奸急于求和；我却不相信到了十九世纪的世界，还可以执梃以挞坚甲利兵”。（郭廷以编《中国近代史》的引论）这个国民党反动派的历史学家是想使大家都相信，官是强的，民是弱的，求和的并不是汉奸，既然没有 “坚甲利兵”，就只能求和，而不应该抵抗。
1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页31—32。
2 例如伊里布、刘韵珂奏文中说:根据议款中的规定，他们”联衔出具告示，以历次所获夷俘汉奸，业已遭旨释放，嗣后军民人等，不得再行查拿”。见《道光夷务》第五册，页2442。
1 J.B.Moore:《国际公法汇览》。转引自卿汝楫著《美国侵华史》第一卷，页60。
2 当时，望厦不属于澳门。后来占据澳门的葡萄牙当局逐步自行扩展澳门的范围，使望厦成为澳门市区的一部分。
1 见《五口贸易章程:海关税则》。《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页51—57。
2 W.F.Johnson:《美国外交史》。转引自《美国侵华史》第一卷，页79。
3 Dennett:《美国在远东》。转引自丁名楠等著《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页58。
1 《道光夷务》第五册，页2879。
2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页62。
1 《道光夷务》第六册，页2934、2949。
2 同上书，页2964。

努尔哈赤 · 发表于 06-4-14 01:21:10

第四章战争以后

（一）广州城的斗争

广州，在鸦片战争中处于遭受英国侵略的前哨，发生过三元里的斗争；在战后几年间，由于人民群众中积累起来的反对侵略者的情绪，这里继续发生了一系列的群众性的反英斗争。通过这种斗争，可以看到内外阶级关系经过战争而发生的变化及其发展趋势。
在南京条约签订后三个多月，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1842年12月初）发生了群众包围“夷楼”（即在广州城外历来指定给外国商人居住的地方）并火烧夷楼的事件。有一批登岸的英国水手行为蛮横，惹动公愤，群众自动集合起来造成了这场事件。在这次事件发生前几天，城里的明伦堂（这是当时知识分子活动的中心）贴出了一个《全粤义士义民公檄》，檄文认为跟英国侵略者议和是靠不住的，号召群众根据皇帝关于要求“团练自卫”的谕令组织起来准备进行反英斗争1。几个知识分子和绅士起草了这檄文并且把它印刷散发。曾有上千的人聚集在明伦堂议论这事情。这对于激发群众中的反英情绪显然起了很大的作用。
这个檄文所依据的是在战争期间的上谕。两广总督祁埙和广东巡抚梁宝常立即在明伦堂贴出布告，禁止“聚众滋扰”，表示要严惩敢于破坏和局的暴乱行为。他们认为:“皇上已准英夷就抚，照旧通商，我官绅士民当钦仰圣衷怀柔之至意，中外一体，方为孝子忠臣。”1所以官方态度是很明确的。在火烧夷楼事件发生后，他们杀了十个被认为祸首的人，不久后，又经过皇帝批准，严惩了起草和散发明伦堂檄文的钱江（一个监生）等数人。
有一种说法认为火烧夷楼是升平社学领导的，这不是事实。在祁塤、梁宝常向皇帝报告这一事件的同时，还报告了在城外石井地方的绅士们所办的升平社学和江村地方的绅士们所办的升平公所的情形，要求褒奖这些绅士，他们说:“初六日夷楼被火，初七日臣等谕调该乡壮勇二千人来省以备不虞。该二处丁壮，于初八日即踊跃齐集。”2可见，在地方绅士领导下的升平社学，在这时是起着帮助官方维持秩序的作用的。
在南京条约上签字的两江总督耆英，受任为办理对外事务的钦差大臣（不久后改任两广总督兼钦差大臣），他于道光二十三年五月（1843年6月）到了广东，他向皇帝报告:“粤中风气，缙绅之家，皆系读书明理，守法奉公。惟市井小民，嗜利尚气，好斗轻生。……遂有上年十一月间焚抢洋行之事。其实皆系无赖游棍及俗名烂崽等辈所为”3。耆英明确地区别了“缙绅之家”与“市井小民”，闹事的人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战前，一向只准英国人在广州城外一定地区居住。战后，英国人提出进广州城的要求，并且认为这是南京条约给予的权利（其实条约只规定广州是通商口岸，并没有关于进城的明文规定）。英国人一直坚持这个要求，把它当成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不能实现这个要求，进不了广州城，实际上成了他们能不能在中国为所欲为的一个标志，那么究竟是什么障碍了他们实现这个要求呢？看一看在这场斗争中的形势是有必要的。
道光二十三年六月（1843年7月），耆英已经对英国人的要求表示同意。这时，以何有书（他是升平公所的主持人）为首的地方绅士劝耆英不要这样做，他们给耆英的呈文说，让外国人进城很可能造成事端，“省城五方聚集，良莠不齐，诚恐烂匪凶徒，猝然干犯，夷人或不相谅，是敦和好，反致参商。”1于是耆英在关于这个问题给英国人的信上就说，他本来是愿意让英国人进城的，现在有八十多个绅士来向他表示反对，虽然他已当面告诫他们，拒绝接受他们的意见，但是经过连日的考察，觉得民情的疑虑确是还没有消除，所以必须再等待一段时期，让他和其他官员设法使人心安定下来云云2。这样，英国方面也就同意暂缓进城。
耆英和绅士们的担心，英国人的同意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到了道光二十五年十二月（1846年1月）广州城里果然发生了一场严重的骚动。这时耆英在街头贴出了一个告示，要求人民不要反对洋人进城。贴出的告示立刻就被人撕掉，引起了一片抗议。耆英向皇帝报告中这样描写:“甫经出示，即有人标贴红白字帖，语多忿激，群情汹汹。”3这些红白字帖中不但表露了对英国侵略者的仇恨，也表现了对屈服于侵略者的官员们的愤怒。群众包围了知府衙门，纵火焚烧，知府刘浔仓卒逃出，才免于被群众抓住。
对于广州城里的这次骚动，英国人采取什么态度呢？他们并没有因此而坚持立即进城。相反，他们在道光二十六年三月和耆英约定推迟进城。英国公使德庇时关于这件事向英国人发出的一个通告中说:“进入广州城的权利……的实行，经同意延期到广州地方当局更能控制人民的时候”1。英国外相阿伯丁认为采取这种做法是最适当的，他认为:“关于开放广州城的问题，无论做什么可能损害到耆英地位的事，都应仔细考虑。因为广东人对于所有的外国人仇深似海，倘若耆英被迫去强制他们采取顺从的态度，他的处境将是十分困难的。”2
到了道光二十六年八月，有两个英国水手在广州城外被人殴打，二十七年正月，又有几个英国人在广州附近的佛山镇被当地群众用石块攻击。以这些事件为借口，英国的公使德庇时（他兼任香港总督和驻军总司令）在英国政府的同意下突然对广州进行了一次武装袭击。二月间，英国兵舰载着一千多人的军队闯进虎门，一天中间占领了所有的主要炮台，并进入城外的商馆地区。耆英与德庇时之间立即进行了反复交涉，结果达成协议，耆英保证要由地方当局对“欺凌”英国人的凶手查究和惩办，并且承认在两年后“英国官员和人民可以自由进城”3。这样，英国军队也就撤出了省河。英国人宁愿在他们认为十分重要的进城问题上继续等待，因为他们相信以耆英为代表的地方官员们是在努力控制仇视外国侵略者的下层人民的，所以他们不想强使耆英立即开放广州城，以免削弱他的地位。——在这里，我们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看到了，外国侵略者维护中国封建统治者的地位，以便通过他们去对付人民群众。
中国的封建统治者既然对外国侵略者实行了可耻的屈服投降的政策，就不可能在内部实行有力的统治。中国近代史上的这一条规律，在广州进城问题上已明白地显示出来了。耆英无法使人民相信让外国人进城不过是件小事，并不是又一次的屈服投降。他既不敢拒绝外国人的入城要求，又不敢像他所说的“屈民以从夷”，害怕人民的打击落到自己的头上。他无可奈何他说:“进城一节，民与夷各相持不下，虽不致即开衅端，而彼此大有芥蒂。”1在发生了英军撞入省河的事件后，他向皇帝报告说:“数年以来，于民夷交涉事件，斟酌调停，实已智尽能索，而不意犹有今日之变！”2他始终把自己摆在“民”与“夷”之间，居于调停的地位。道光皇帝批准耆英的方针:“总期民夷两安，怨悉泯，以定民情而消夷衅”3。
至于地方绅士——像上举何有书那样的人，在外国人进城问题上起着一种特殊的作用，对于外来的侵略者，他们是温和的反对派。但他们知道，如果没有下层群众的激烈的反对，也就没有温和的反对派的地位。因此，有时他们甚至表现为广大人民的反对情绪的代表者。但他们毕竟是封建统治政权的支柱，所以耆英认为可以通过绅士们去缓和群众情绪，他说:“欲息内外之争，必先弭民夷之隙。地方绅士与民人较为亲切，开导劝谕，易于信从”。所以他“责成绅士，纠合良民，互相保卫，于民夷冰炭之处，设法排解”④。让不安分的群众由绅士们管束起来，这是对封建统治者有利的。耆英在道光二十六年说:“升平等各社学……均有公正绅士为之铃束。近年以来，不惟滋扰府署与官为仇者，社学之人不与其事，即焚毁公司馆与夷构衅者，亦并无社学之人”1。
英国侵略者以南京条约为护符，无餍足地猎取他们的胜利果实，使地方绅士们也感到自己利益受到了损害。道光二十七年六月，英国人企图租占广州的河南地（即省城珠江的南岸地方），中国官方表示同意，并传令业主议定租价。业主们拒绝出租，因为这将使他们迁离本土。英国人自行到那里丈量土地，插旗立界，有强占之势。这样就激起了广大居民，包括上层绅士们的强烈反感。绅士们“会齐四十八乡，约集三千余人”同去找英国领事讲理，领事避而不见。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以“河南合堡绅耆”名义给英国领事的信件和这些绅耆把此事通告“全省绅耆及各国官商”的信件。信中表示，他们的态度是“分辨情理，陈说利害”，以达到“各守和约，相安无事，共享太平”的目的。他们向英国人说:“我等绅耆生长河南，目睹民情有汹汹之势，恐激变，故不得已会集众人，将情理利害四端，先行详晰陈明于阁下之前”。他们所陈述的利害主要是，如果英国人强占河南地，不免要遭到下层人民群众的骚扰，“民动公愤，而心甚齐，此非我绅耆所能排解，亦非大宪所能压服者也”2。很明显，这些绅士们是以下层群众的暴力来吓唬对方，而自己则保持温和的态度。这时，广州城的商人们也发出一个《告谕英商大略》的文件，其中说:“不惜苦口反复辩论，聊尽我辈之婆心，汝英商亦当三思猛省……但知安分营生，彼此视同手足，自然同享升平，均占乐利”，同时也以下层人民群众的反抗情绪来警告对方:“英国屡次逞强，人心已失，今不时骚扰，使有身家者不能安居乐业，人心愈加愤恨。以数百万愤极之人与汝相杀，能保其必胜乎？”还说:“中国君子，惟重礼义，最鄙强梁，故稍知义理者皆安分守己。其问有不安本分之游民，借端生事，亦所不免。今后英商等如肯以君子自居，则当自重自爱，切勿三五成群，浪游各处，至招游民之侮……”1。这里所说的“游民”就是指下层人民群众，这里所说的“中国君子”就是指绅士和富商们。
在下层人民群众中郁积着的愤怒，在当时的具体条件下，只能表现为自发的个别的行动。在广州的外国人“三五成群，浪游各处”时，像上述绅士们所说的那样，遭到“游民之侮”的情形是经常发生的，这种行动固然不足以给外国侵略者以致命的打击，但英国人因此在好儿年内不能实现进入广州城的企图。
道光二十八年耆英调离广东，由原任广东巡抚的徐广缙升任两广总督。英国人要求按照预定两年的期限在道光二十九年三月（1849年4月）实现进城的“权利”。这个消息传出来后，广州城内群众的反英情绪又一次掀起高潮。徐广缙感到他的处境非常困难，对于群众仍然既说服不了又压服不了。他说:“广东民情剽悍，……民夷实有不解之仇……是以提及进城，无不立动公愤，群思食肉寝皮，纵以至诚劝说，断难望其曲从”2。这时，地方绅士许祥光等人起来号召城市居民组织自卫。徐广缙这样说:“居民则以工人，铺户则以伙伴，均择其强壮可靠者充补，挨户注册，不得在外雇募，公同筹备经费，置造器械，添设栅栏，共团勇至十万余人”。“均归晓事之人分别管带，约束严肃”1。虽是这样，徐广缙和广东巡抚叶名琛等人认为还不能保证掌握局势，如果容许外国人进城，仍然难免有匪徒“乘机煽惑”。他们认为“外患固属堪虞，内变尤为可虑，措置稍有未协”，就有“众民解体”的危险2。虽然道光皇帝这时表示不妨让外国人进城一次，但徐广缙等在仔细考虑后，认为还是不能这样办。他们采取的办法仍然是用“民情未洽，众怒难犯”的理由来婉言拒绝英国人的要求，并且由绅士们写信给英国公使，用“民情汹汹，势将激变，于贵国大为不利，于粤民亦不聊生，两败俱伤，隐忧殊切”这类话进行“劝导”3。
由于徐广缙采取这种办法，果然英国人又一次放弃了入城的要求。徐广缙等人没有想到能这样轻易地解决问题，他们报告皇帝说:“何以此次官民一气，兵勇齐心，锋刃未交，梗顽顿解，亦非臣等意料所及”④。道光皇帝也“龙心大悦”，对徐广缙等官员和许祥光等绅士给了优厚的褒奖。他们都以为，这样利用了一次人民群众的声势，就造成了“官民一气”的局面，并使得蛮横的洋人不得不让步。他们陶醉于轻易的“胜利”中。其实，他们并没有真正总结战争的教训，实行民族的自卫，所以在面对外来侵略的时候，并没有做到什么“官民一气”。英国侵略者这时只是暂时回避一下和人民群众的直接冲突，同时还向中国政府发出了凶恶的警告，为下一步更大规模的行动作准备。

努尔哈赤 · 发表于 06-4-14 01:25:09

太多了,准备word上传

这里是word完整版本

安静的想念 · 发表于 10-8-1 21:39:55

谢谢你。。。。[s:5]

906103130 · 发表于 10-8-24 08:40:36

cloud_3 · 发表于 11-6-20 23:39:42

下载了，多谢楼主。可惜是解压后是“文本文档‘版，我想把它制成”PDF文件”来看；）

wuzhikun1226 · 发表于 11-8-3 09:02:04

感谢楼主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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