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当代文学简答论述（深大内部资料）

现当代文学史

1、结合舒婷和北岛的诗分析朦胧诗的文化主题
答案一、

舒婷的朦胧诗洋溢着执着而深切的热爱之情，发自内心而优美，被人誉为“心灵世界的歌”。舒婷的朦胧诗向人们揭示的是站在新时期的立场上，面对文革以来的创伤，人们又要怎样面临新的生活。例如她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旨在表达诗人对祖国的一种深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与个性特色——既有当代青年那迷惘的痛苦与欢欣的希望，又有女儿对祖国母亲艾艾的不满与献身的真情。全诗感情强烈而真挚，是一个赤子要把自己献身祖国的深情。“我是你簇新的理想，/刚从神话的蛛网里挣脱”，诗人以赤子的目光，扫瞄着祖国的贫穷与落后，以拳拳的女儿之心，表达着哀怨的深情：“我是贫困，/我是悲哀。/我是你祖祖辈辈/痛苦的希望啊，/是“飞天”袖间/千百年未落到地面的花朵”，在沉迷的痛苦之后，又表达出希望的欢欣：“我是你簇新的理想”，“我是你挂着眼泪的笑涡”，“是绯红的黎明/正在喷薄”。为实现这美好的希望，诗人表达了一种献身的愿望：“那就从我的血肉之躯上/去取得/你的富饶、你的荣光，你的自由。”可以说，全诗是深情的，柔和的，没有批判、讽刺的字眼，向人们指明尽管祖国贫困，但我依旧是一个热恋祖国的赤子，舒婷把他对祖国的热情，希望祖国富强的强烈愿望用一种柔和方式表达出来，却扣动了人的心弦，耐人寻味。舒婷式的"朦胧诗"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话语风格。这种话语的迷人之处在于它有一种侬软品质，它在人们的耳边软语呢哝地低诉，以它的柔弱、温软战胜了革命诗歌的坚硬、强大。

而北岛的朦胧诗又是一种截然相反的风格，他的诗冷峻、深沉，充满了对现实的批判色彩。　在以北岛看来，这个社会的价值系统（道德信念、社会理念、制度神话，乃至美学范畴）已然崩溃，的新的价值体系是建立在怀疑和颠覆的基础之上的。肯定人的价值和主体地位，反抗制度对人性的压抑，是"今天派"诗歌的重要内容。因而，他的朦胧诗歌充满了政治抗议和对既定的社会价值体系的怀疑精神。这是那些经历过"文革"灾难岁月的年轻人的精神觉醒的标志。在《回答》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大胆直白地喊出“我不相信”， 以坚定的口吻表达了对暴力世界的怀疑。传达了一代青年人的心声。政治意识形态和国家主义道德的神话的大厦应声坍塌。在《一切》一诗中，北岛的怀疑主义倾向被推向了极端。《一切》所质疑的不仅仅是"文革"时代的政治观念，它的怀疑主义飓风横扫了世间既定的一切价值原则，令人震惊不已。

可见，舒婷的诗是热情的，是柔和的，充满着深情，她的诗在歌颂着祖国，歌颂着母爱，歌颂着爱情，即使有不满，也表达的不张扬，而是娓娓道来；而北岛的朦胧诗却是冷峻的，深沉的，是对旧的价值体系的怀疑、颠覆和批判，舒婷的诗歌的热情、柔和与北岛诗歌的冷峻、深沉就构成了朦胧诗的两大文化主题，并且是相互统一的。但是，他们的诗歌仍然是一种政治抒情诗，更多的是对现实、政治的思考、批判，仍旧逃脱不了政治的藩篱。

答案二、

朦胧诗承接了五四以来的人本主义诗歌传统。一大批诗人和他们的诗歌作品一致传达了人本主义的共同的思想，其中侧重表达的是，诗人对“文革”政治神话这一异己力量的抗争和对自身价值的追问与探求，对“四人帮”专制暴行的批判和对自由理想的追寻，以及对斗争哲学无限扩大化思想的否弃和对人道主义的爱的向往等方面。
恢复现实主义的传统成为当时诗人们的强烈要求。他们表现出对痛苦历史的刻骨铭心般的个人绝望与忏悔意识和一种强烈的否定意识与怀疑态度，进而由怀疑而表现出鲁迅般的绝望的抗争。诗人们在对现实批判的过程中包容着一种强烈的悲剧意识和理性思考。正是这种批判、怀疑、否定的价值取向，代表了中国诗歌现代主义的倾向。/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突出的反思与探求精神以及浓厚的英雄主义色彩三者的结合，构成了“朦胧诗”的精神内涵，它是在人道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对“人”的特别关注，不仅具有强烈的现实感，而且还把目光投向未来，把诗歌作为探求人生的重要方式。
英雄主义是朦胧诗的思想本质。它是为了实现人本主义理想而选择的一种方式，它只是人本主义思潮中的一个倾向，使朦胧诗呈现出了鲜明的那个时代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崇高感。人本主义英雄主义的思想在这一时期的“朦胧诗”中可以得到广泛的明证。例如北岛的《回答》，诗的开头写道：“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卑鄙者因其卑鄙而得以在那个时代通行，高尚者因为高尚而只能走进坟墓，这就是“文革”年代的特质，而诗人用以“回答”那个罪恶世界的是：“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做第一千零一名。”这些诗句鲜明地表达了诗人的抗争精神。当然，这首诗中所表达的“怀疑精神”是勿庸置疑的，并且“怀疑精神”也是抗争精神的一种表现，但抗争精神是一种英雄主义精神，　而“怀疑精神”却不尽然，而这首诗更是这种英雄主义精神的表现，例如诗中“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     对人的美好情感，对人与人之间的理解、爱和关怀的需求、对人的权利和自由的向往，是人本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这一时期“朦胧诗”的重要主题。舒婷的诗歌风格侧重表现个人的情感世界，但这种情感不仅仅是私人性或简单情绪化的宣泄，而是包容了深刻的时代特征和人性深度的情感体验与提炼。例如舒婷的《致橡树》，毫无顾忌的表达了对爱情的美好憧憬和渴望。
“朦胧诗”表示出一种社会批判意识，一扫过去诗歌中一味歌功颂德的作法，用诗歌形式来反抗专制、暴力、愚昧、迷信，来深刻反思民族悲剧。从艺术表现方面上看，“朦胧诗”重视个人情感，强调个人生命感受，关注“人”和生命价值，将诗歌切入精神世界，表达一代人内心的呼唤。

2、顾城的《意象诗》(结合顾城的作品分析意象诗的艺术特征)

顾城的诗歌意象，其意象的呈现即诗歌建构意象的过程，诗人善于使用不同的方式予以表达。

顾城建构诗歌意象的第一种方式当推使用象征和隐喻的手法。它摒弃了真实描写和直抒胸臆的传统，使诗的内涵凸显张力。把西方现代主义表达技巧与中国诗学传统融合并提升。结合中西诗学精华的意象高度整合了隐喻或象征.诗中的诸多意象从表面上看似乎没有直接联系，也无所指代，但深层挖掘以后就能发现其中别有洞天，有着无穷的意蕴。使用象征、隐喻的表现手法经常可以巧妙地隐去被比喻的事物，诗歌的主题也呈现出多义性甚至产生歧义。“你，/一会看我，/一会看云。/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这首《远和近》从表面上看只有“你”、“我”、“云”这三个意象，但三者却有着各自的象征意义。“你”、“我”代表了生活的客观现实，属于社会的组成人员。“云”是美丽淳朴的大自然的化身。而三者的象征含义所产生的距离又隐喻着某种关系。正如诗人自己所说的“这首诗很像摄影中的推位镜头，利用‘你’‘我’‘云’主观距离的变换，来显示人与人之间习惯的戒惧心理和人对自然原始的亲切感。这组对比并不是毫无倾向的，它隐含着‘我’对人性复归自然的愿望。”虽然《远和近》只有短短数行，但是在意象的象征和隐喻手法的作用下，其内涵显得深刻。

顾城建构诗歌意象的第二种方式当属物象变形法。顾城具有一种超越常人的感知感受能力。他在创作中对事物进行直接的感受，而这样的感受所带来的想象、幻想、错觉在他创作的诗歌中比比皆是。“太阳烘着地球，像烤一块面包。”“从遥远的西天，/余霞中间，/飞来一片枫叶，/飞来一朵火焰。”“我用笔的木浆，/去追赶时间的急流。”顾城追求意象的变形，在他的思维中，幻觉、错觉、直觉、哪怕是一瞬间的感觉都很容易发生变形，相对的，他也很恰当地利用了变形产生的主观感受和客观现实产生的反差，并以此作为一个契机，巧妙地寻求“无理中的有理。”

顾城建构诗歌意象的第三种方式便是使用通感的手法对意象进行拆解并加以改造。顾城丢掉了唐诗中铺排陈述的旧套，吸取了马致远的散曲小令手法，直接把自己对生活得感应镜头对准形象地中心，用纯得透明得语言表述出来。在中国古典诗词中就有体现。例如宋代词人宋祁写的《玉楼春》中有一名句：“红杏枝头春意闹。”其中“闹”便是通感的用法，”美国诗人庞德则认为现代诗的通感就是取自于中国古典诗。然而现代诗中的通感既是对古典诗的继承，也是赶超，诗人在不断开发出贯通于五感（触觉、听觉、嗅觉、视觉、味觉）之间的那种感觉，诗的联想空间因而得到了今非昔比的开拓。听觉视觉嗅觉味觉触觉等感觉的相互转换所产生的效果支撑和强化了诗歌的表现力，使诗歌在意象的呈现上具有一种浮雕式的立体感。顾城在他的诗中大量地使用“通感”。例如，“青青的野葡萄/淡黄的小月亮/妈妈发愁了/怎么做果酱/我说：/别加糖/在早上的篱笆上/有一枚甜甜的/红太阳。”这首《安慰》中的通感很特别。用月亮做果酱，在早上的篱笆上有一枚甜甜的红太阳。太阳本是视觉中出现的，这里用味觉“甜”来形容，试问有谁真正品尝过太阳的味道？顾城赋予太阳以“甜”味，顾城诗歌纯净纯真的气质就被体现出来了，读来很有回味。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有形的视觉表现为虽无形但感受更为直接的味觉，即视觉形象挪移至味觉形象，两两沟通，整首诗的层次感一下子就显得丰富而不单调，且令人咀嚼回味。

顾城建构诗歌意象的第四种方式便是叠加手法。他把一些不同的物象层层叠加，用这样的组合形成新的意象。比如著名的《感觉》：“天是灰色的/路是灰色的/楼是灰色的/雨是灰色的/在一片死灰之中/走过两个孩子/一个鲜红/一个淡绿”。这首诗好比是一幅油画。顾城在一开始就把灰色的意象“泼洒”在画布上，层层叠加，天、路、楼、雨，不同的物象表现同一个意象，那就是灰色，灰色与灰色之间的图象叠加，构成了诗中“一片死灰”的压抑气氛，在这样的层层铺垫以后，诗人这才在画布上很写意地点上两笔：一个鲜红，一个淡绿；分别是穿着雨衣的孩子。虽然诗人没有加以详叙，但是叠加在死灰之上的鲜红、淡绿的意象所预示着的新的生命力，新的希望的含义却是表露无疑，而诗人的内心情感世界也一下子被突兀而起的明媚熊熊点燃。整首诗给人的感觉有峰回路转的愉悦，有阴暗变来的光鲜，有一种寓有情绪张力的色彩感。顾城在诗歌中，将意象进行叠加，往往把简单的，单纯的意象通过排列组合变得富有内涵且具有出人意料的表现力。体现了诗人对于意象叠加这一建构诗歌意象方式出神入化的运用，它凸现的正是意象是情绪的方程式这一诗歌意象的美学特征。

顾城建构诗歌意象的第五种方式就是采用拟人化的手法把自身的主体情感贯注在客观物象上面，通过事物拟人化的表现手段传达诗人对客观现实的反应（不是反映）。这与传统的诗歌相比其在情感的表现上更为强烈，并且意象传达的主题感情更为丰富，这样就使得诗歌在表现方面具有深远的含义和广阔的人性流露。“.在山石组成的路上/浮起一片小花/它们用黄金的微笑/来回报石块的冷遇/它们相信/最后，石块也会发芽/也会粗糙地微笑/在阳光和树影间/露出善良的牙齿。”这首《小花的信念》通过拟人化手法表达了作者内心的一种童真，面对人生挫折时对于生活的美好态度，读来令人颇受启迪。“小花”对“山石”报以微笑，并相信“山石”最后也会“粗糙地微笑”，这样的拟人化表现手法传达了诗人内心世界的一种纯净的善良的情感。它并不是直接地坦露在人们面前，而是通过“小花”和“山石”的一组意象的拟人化，间接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这比直抒其情，直抒胸臆要来得含蓄，使诗增强了凝炼性和客观性，同时诗歌的暗示性也再一次得到体现。

顾城建构诗歌意象的这五种建构方式成为了顾城创造童话世界的意象的主要表现手法，意象作为诗歌的语言是超越了公式化的语言的，是一种创新。顾城以属于他自己的方式来诠释意象，他在意象的建构过程中加入了自己的艺术元素，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简要分析《黄土地》《黑骏马》《红高粱》
3、张承志《黑骏马》
张承志表现蒙古草原人民生活的《黑骏马》是非常优秀的一部作品，这部中篇小说以深沉优美的语言和浓烈的感情色彩，赞颂了草原女性的博大胸襟和顽强的生命力，表达了对"母亲"、"土地"的深深热爱。把文化之根作为文艺寻根的核心，最主要的一点是现实（今天）与传统（历史）的关联；
小说以辽阔壮美的大草原为背景， 以一首古老的民歌《黑骏马》为主线，描写了蒙古族青年白音宝力格的成长历程，描写了他和索米娅的爱情悲剧。小说以舒缓的节奏，优美的笔法，再现了草原民族的风俗人情。歌颂了草原人民善良、朴质、勤劳的美德。《黑骏马》既是这篇小说的题目，也是一首古老的民歌的歌名，这首民歌讲的是一个爱情故事，正像我们这篇小说的故事一样，作者将笔触深入到草原民族凝重的文化积淀的深层，使作品具有了深厚的历史纵深感和深刻的现实感。主人公白音宝力格是一个追求文明进步的蒙古青年，他的追求体现了蒙古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奶奶和索米娅即是勤劳、善良、纯朴的蒙古人民的象征。但她们对一些传统愚昧的认识和认命式的接受，又可见传统的积淀深深地烙印在她们身上，古老的草原文化中对创造与生命的喜悦这一古老的意识与现代文明在这里发生了冲撞。主人公面对这强烈的冲撞，感到苦闷、徘徊、失望。他愤然出走。9 年以后，经过现代文明的陶冶后。他内心还时刻被“黑骏马”这首沉郁、优美的古老民族牵引着，时常产生自己也说不清的萌动。主人公似乎感受到这些正是其民族文化的底蕴、深层的民族文化的积淀，它就是草原的古老生活。主人公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但他在感情的深处，还深深眷恋着这片土地，因为那是生他养他的土地；他还深深地爱着这片土地，因为那是他的根。作品最后写到：“我滚鞍下马，猛地把身体扑进青青的茂密草丛之中，我悄悄地亲吻着这苦涩的草地，亲吻着这片留下了我和索米娅的斑斑足迹和炽热爱情，这出现过我永远不忘的美丽红霞和伸展着我的亲人们生活的大草原。”

4、余华《现实一种》

《现实一种》讲述了一个发生在一个家庭里的连环复仇的故事。共分为七个部分：一、皮皮（山岗的儿子）无意中摔死了堂弟；二、山峰（山岗的弟弟）杀死皮皮；三、山岗筹备复仇行动；四、山岗借一只小狗杀死山峰，出逃；五、山岗被捕，枪决；六、山峰妻子冒充山岗妻子把山岗尸体献给国家；七；医生支解尸体，山岗的睾丸捐献，获得后代。这是一个简单的故事，情节发展遵循了文学作品发展的基本脉络，情节基本上是呈递进关系，通常来讲这样的叙述但是看过这个中篇的人都会产生一种强大的震撼和感情冲击力。
      一、 余华的叙述角度和写作态度
      首先，从叙事方式来看：传统现实主义叙事方式大多是结构完整线路清晰的，且以井然有序的情节为主导的叙事，讲究叙述规则；而颠覆性叙事则把原来完整的情节链条毫无章法的切割、分散，打破时空和历史环境的限制。时空交错循环流动，人物无意识的感觉和关于暴力血腥的回忆，个体命运的巧合……都使叙事呈现真空状态下的幻觉化态势。 
      与传统的多角度，明暗主线叙述相结合以及在典型环境中朔造典型人物的写作路数所不同，余华的叙事方式单一线索和单一语言，没有作结构上的巧妙安排，以平静的讲故事的方式，讲述的暴力和死亡却令每一个读者为之震撼。在叙事结构的逻辑组织上，值得一提的是——小说出人意料的结局。经过一番兄弟“核心家庭”的互相残杀，以消灭对方子嗣为目的一幕幕血腥镜头呈现后。作者别有心裁的设计了这么一个结局：
      “山岗身上最得意的应该是睾丸了，尿医生将他的睾丸移植在一个因车祸而睾丸被碾碎的年轻人身上。不久之后，年轻人居然结婚了而且他的妻子立刻就怀孕，十个月后生下一个十分壮实的儿子。这一点山峰的妻子万万没有想到，是她成全了山岗，山岗后继有人了。
      其次，从叙述的角度上来看，作者采用一个全知视角和内在视角相结合的叙述角度。站在一个高处，居高临下的俯瞰全局，全知全觉，无所不在，试图隐藏在故事背后，通过第三人称叙述这个故事，告诉读者一切荒谬的血腥事件和这个黑暗的世界。这种叙述区别于一般的叙事，是超然冷漠，不带任何感情，不作任何评价超脱于故事人物情节之外的叙述声音，换言之，更像是一部机录音机，有人称之为“零度叙述”。在这里，叙述的线索就是单一的“血”，皮皮杀死堂弟开始，全家人潜意识里对暴力的疯狂以及由此带来的疯狂残忍的杀戮，无不是以“血”为索引。
    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现实一种》中对伦理意识的描述都非常具有挑战性，其中传达的几乎都是作者传统既定道德观念和伦理意识的强烈反叛。余华以其冷酷的笔调去颠覆传统伦理框架，解构现有的普遍伦理观念。文本作者中常常表现出对常规理性的极大怀疑，对亲情的嘲讽，对生命的漠视，几乎每部分涉及伦理观念的文本所呈现的，都是对常识的怀疑引发对正统伦理观念的颠覆。传统伦理失去了生存空间，人在道德选择的层面上出现真空，在作者小说文本构筑中，非理性的非伦理的似乎才是常态。残忍的反而是合理的，不道德的反而是道德的，皮皮摔死堂弟而导致全家人理性的全面崩溃，人的本能力量以最残暴的形式表现出来，在毁灭亲人的同时也毁灭自己。“他人即地狱”——作为骨肉的至亲尚乃如此，对个体生命的漠视和彻底否定在写到山岗和山峰兄弟互相杀戮时表现的淋漓尽致，令人毛骨悚然。而此时他们的母亲则只是冷眼旁观，想的只是她快要没了的胃口和像筷子一样快被折断的骨头——千百年来备受推崇的伟大的母性被余华嗤笑着扔进了地狱。
      二、 余华的真实观的颠覆
      《现实一种》里充满极端的残忍，暴力和血腥给人带来感官和心理上强大的冲击。 
    《现实一种》表现的完全是人性恶的一面。在表现人性恶方面余华并没有承接前人，继续把批判的刀子指向黑暗社会改造。确切的说，他不是在批判，而只是进行展示，展示的对象则是人类本性深处的暴力残忍。《现实一种》中让两个亲兄弟进行互相残害，其手段之残忍，行凶时候的内心冷静，场景之触目惊心，……明显的超越了常人之情，但是，它所折射出来的人物内心的恶毒，丧失理智的复仇欲望，现实中却是有着血淋淋的真实：
     《现实一种》表达暴力和残忍。皮皮杀死堂弟，山峰杀死皮皮，山岗杀死山峰，山峰妻子冒名将山岗的尸体捐献……一系列的残忍的复仇、疯狂的屠杀行为不但是源于人物的阴暗心理，更源于人类残忍的本性。复仇只是浅层意义上的主题，暴力和残忍才是作者贯穿全作品的主旨。人物之间的残忍行为不是复仇驱使，而是暴力残忍的本性使然。暴力潜藏在人的内心，一旦有机会，便火山喷发地喷泻而出。四岁的皮皮摔死了堂弟，不是出于对堂弟的仇恨而是对暴力的本能钟爱。这里的皮皮只是一个四岁的孩子，行为中处处体现暴力凶残、自私冷酷。当堂弟没有再哭了，“他有点沮丧地走开了”，摸着堂弟棉花一样松软的脸，“禁不住使劲拧了一下”，听到堂弟的哭声，“他感到莫名的喜悦”，为了听到更加富有激情的声音，他对准堂弟的脸使劲的打去一个耳光，又采用令一种办法——卡喉咙。“他一次次地享受着那爆破管似的哭声”，觉得“嘹亮悦耳”，“异常激动”，看到叔叔殴打父亲，“皮皮不愿意离开，他正兴致勃勃的欣赏着山峰的拳头。而父亲没有倒下使他兴高采烈。”对我们惯常指向的光明美好的儿童世界描写深具颠覆意味，给读者一个全新的视角——冷漠凶残。山岗夫妇对儿子的死也并没有表现出多大的悲痛，妻子甚至只是要求丈夫打山峰一拳，在这里暴力只能解释为人类本能嗜好。

一、张洁

张洁登上文坛时，已经42岁，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女作家。
张洁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情感方式，在不断发生变化。前期是古典主义，唯美主义的写作风格，中期，又带有深刻的怨恨，尤其是《方舟》、《他有什么病》、《红蘑菇》，都表现出对世道人心的虚伪的揭露和讽刺，由于手法严肃，给人留下了沉重的印象。以上我们谈到的作品，是审美和审丑的两个极端。
1990年代以后，张洁发表了两个长篇作品，一个是写她母亲的纪实散文《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一个是长篇小说《无字》。

在《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这部作品中，张洁的情绪跌落到低谷，她以前信仰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已经不存在，她曾经竭力打造的女性《方舟》，也沉没了，因为世界上，没有比亲爱的母亲撒手而去，更让人痛不欲生，对张洁，这个有特殊生活境遇的人来说，失去母亲，几乎失去了一个精神支柱，张洁的家庭结构是由三代女人共同支撑起来的单性家庭，母亲有被遗弃的遭遇，张洁离婚，抚养一个女儿。根据心理学分析，女性一直把母爱当作力量的化身和生命的保证，尽管女性成年之后，母爱的光辉不像童年是那样浩大，但女性从心理上依恋母亲的情结没有变，只是形式变化而已，因此，成年人的母爱要求叫“共生固恋”。张洁在作品中展示成年人的母爱情结，用来保护自己的脆弱，补偿对世界的失望和悲哀。

《无字》，也是一部宏大的作品，从代际关系上描写女性的悲剧命运，其生动性表现在女性经历磨难的细枝末节上，这是张洁充分释放个性的作品，尽管写得比较晚，在多元文化格局里，仍然占有十分显眼的地位。

《爱，是不能忘记的》
这是一篇带有强烈的道德质疑精神的作品，但质疑的结果，不是冲破沉重的道德局限，而是成为了道德的牺牲品。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女作家钟雨，为自己陷入婚外情，进行了一生的挣扎，最终没有实现爱的期待。但令她感到安慰的是，她在坚守一份纯真爱情的同时，没有伤害到另一个女人，这中间演绎出来的悲剧苦果，只有她一个人默默吞咽，因此留下了一本感人至深的爱的笔记。当钟雨的女儿姗姗，翻看母亲的日记，发现了那份珍藏在心底的爱情故事，她不知道怎样选择自己的婚姻，是为了结婚而嫁人，还是为了爱而坚守？爱是美好的，爱是不能忘记的，然而，为爱而背上沉重的十字架，又给人带来新的困惑和质疑。爱情的真正价值在哪里？在自己的心里，还是在社会上的道德标准？与其说《爱，是不能忘记的》，讲述了一个美丽凄婉的爱情故事，不如说它是一篇唤起人们思考的带有锋芒的作品，它大胆地提出，应该重视被传统道德排斥在外的真正的爱情，一味地指责它有什么危害，是不公平的，它存在本身，就证明它有生命力，值得人们去探索，用充满激情的爱，取代陈旧的家庭伦理道德关系，是为爱献身的人坚信不疑的追求，也是对实现美好家庭生活婚姻生活的执着呼唤。正因为一成不变的现实和理想的爱情追求发生冲突，《爱，是不能忘记的》这篇作品，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有人认为，它冲破了爱情的禁区，有人认为说理的痕迹太明显，而钟雨美丽虚幻的悲剧形象，不能给人带来积极的影响，所有这些，需要我们在解读张洁作品时，从总体上去把握和理解。总之《爱，是不能忘记的》，是研究张洁时，跨不过去的作品。

而张洁并没有停留在“爱的牺牲与奉献”的神话里，她一步步地从神话中走出来，在后来的小说《只有一个太阳》中，张洁不但颠覆了神话，还把人们对神话的留恋心态，收拾得一干二净。

《方舟》
张洁的早期创作，以单纯唯美见长，随着时间的推移，张洁在作品中灌输了更复杂的内容含量，一方面释放自己的生活压力，一方面扩展文学视野，《方舟》就是张洁创作中期的一篇颇有力度的作品。
这篇小说是写现代社会中女性生活发生的错位。“你将格外地不幸，因为你是女人”，这句提记，点明了小说要揭示的女性生活错位的原因，除了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主要是因为女性意识觉醒，和觉醒中的女性具体所处的生活困境。
在八十年代，一切都在召唤你，但召唤不是现实，只是一种启蒙，当一部分女性听从了启蒙召唤，从精神的泥藻中挣脱出来，但她们未必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应有的定位，这就产生了女性面对新一轮的生活压力，内心容易敏感，尖锐，激愤的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被张洁敏锐地捕捉到，或者说，作家本身就是从旧有生活中挣脱出来的女性，所以，《方舟》的写作愿望的产生就很自然。
顺便说一下，因为《方舟》毫不掩饰地表现了女性特有的尖锐激愤的性别意识，表现了女性挣脱旧式婚姻锁链，继而陷入新的异化状态的复杂心情，使张洁的写作风格，和《从森林里来的孩子》《爱，是不能忘记的》大相径庭，对张洁的批评指责也随之而起。
在这些指责的声音里，除了纯粹的文学批评，恐怕还有更多的失望和矫正，《方舟》中的几个中年女性，组成的“寡妇俱乐部”，她们的桀骜不驯，有意无意地冲犯了男权秩序，而舆论没有理由从生活方式上批评她们，但可以通过文学批评，间接施加影响，这也是后来，张洁采取补救措施，写出了另人满意的《祖母绿》的原因。

如果说《爱，是不能忘记的》，是写女性的理想爱情在现实中无可归依的痛苦，那么，方舟就是她们走出爱的浪漫幻想之后，面临的又一次严峻的考验。小说结尾，写包围方舟的洪水还没有退下去的迹象，但仍以豪迈乐观的场面结束了，“每个女人都可以当之无愧地接受这句祝辞：为了自己，干杯！”旧的历史过去了，新的沐浴还没有降临，在历史转变的瞬间，超前行走的人，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要付出代价，而女人，往往要付出更多。这就是《方舟》积极严肃的主题。
张洁第二时期的作品，风格转变较大。此时，她的博爱，深沉，议论，都变成了对文化错位的抨击，当作家以自己的优长去审视云云众生时，她触摸到的，往往是令人无法容忍的低俗，于是露出了冷眼看人生的神态。这个时期的作品有：《他有什么病》，《只有一个太阳》，《红蘑菇》。

张洁第三时期的写作，从90年代初，她母亲去世开始，又发生了裂变。
前两个时期，张洁把她审美和审丑的两个极端的感情，发挥得淋漓尽致，对一个作家来说，达到了某种满足，就是达到了危机的临界点。就在这个时候，和张洁相守相依54年的母亲去世了，在痛思慈母的反思中，张洁又看出了很多问题，她写下了长篇纪实散文《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读完这篇作品之后，我们发现文章里显示的，不仅是张洁失去母爱后的大彻大悟，而且是一种新的写作方式或写作境界的开始，即通过回到母亲的生命里而回到女性自身；或许那些曾经遮蔽的经验，不仅是女性自我的，也包括了对世界更为深入的体悟，将得到更深更好的描述。
于是，张洁在1998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无字》，写出了另一类母亲和女儿——这是由三代女人演绎出的“世代妇女形象”的故事。张洁力图通过这本小说，显示女人在历史和文化中的真实身份和处境遭遇，建构一个在历史上，“几乎没有灯光”的女性谱系。
《无字》第一卷发表后，我们发现张洁在改变以往的写作方向，她不再热衷于对男女两性之间善与恶的揭示，而是从文化立场出发，来建构更庞大的女性话语结构。

结合《无字》，分析张洁小说创作风格的发展变化。
张洁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情感方式，在不断发生变化。前期是古典主义，唯美主义的写作风格，例如在《爱，是不能忘记的》是一部理想爱情的泣血宣言，使张杰的目光转向女性世界的起点，是女性维护尊严的宣告。她率先对有爱无爱必须从一而终的道德原则提出大胆的质疑，表现张洁作为一位女作家对女性情感命运的关怀，对爱情和婚姻问题所独具的预见性。张洁讲述了一个美丽凄婉的爱情故事，大胆地提出，应该重视被传统道德排斥在外的真正的爱情，一味地指责它有什么危害，是不公平的，它存在本身，就证明它有生命力，值得人们去探索，用充满激情的爱，取代陈旧的家庭伦理道德关系，是为爱献身的人坚信不疑的追求，也是对实现美好家庭生活婚姻生活的执着呼唤。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女作家钟雨，为自己陷入婚外情，进行了一生的挣扎，最终没有实现爱的期待。但令她感到安慰的是，她在坚守一份纯真爱情的同时，没有伤害到另一个女人，她一个人默默吞咽着爱得苦果，留下了一本感人至深的爱的笔记。在作品中，爱是美好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张洁正是要告诉人们要追求理想中的真正的爱情，不被现实所羁绊。
张洁第二时期的作品，风格转变较大。此时，她的博爱，深沉，议论，都变成了对文化错位的抨击，当作家以自己的优长去审视云云众生时，她触摸到的，往往是令人无法容忍的低俗，于是露出了冷眼看人生的神态。
张洁的早期创作，以单纯唯美见长，随着时间的推移，张洁的作品中灌输了更复杂的内容含量，带有深刻的怨恨，尤其是《方舟》、《他有什么病》、《红蘑菇》，都表现出对世道人心的虚伪的揭露和讽刺。《方舟》写现代社会中女性生活发生的错位，揭示的女性生活错位的原因，除了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主要是因为女性意识觉醒，和觉醒中的女性具体所处的生活困境。张洁敏锐地捕捉到了从精神的泥藻中挣脱出来在女性面对新一轮的生活压力时，内心容易敏感，尖锐，激愤的精神状态。《方舟》毫不掩饰地表现了女性特有的尖锐激愤的性别意识，表现了女性挣脱旧式婚姻锁链，继而陷入新的异化状态的复杂心情，使张洁的写作风格，和《爱，是不能忘记的》大相径庭。如果说《爱，是不能忘记的》，是写女性的理想爱情在现实中无可归依的痛苦，那么，《方舟》就是她们走出爱的浪漫幻想之后，面临的又一次严峻的考验。
《方舟》背离了《爱，是不能忘记的》的女性化的唯美古典的抒情方式，她不再虚幻地在理想主义的天国中作精神的憧憬与遨游，而是落后在现实中，围绕知识女性生存境遇的大地上，作品塑造了三位女性的独立人格，描写了三位女性为了实现女性自我价值进行的顽强不息的奋斗与追求，以及在追求奋斗中所遭遇的种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磨难和厄运、辛酸与悲愤。这是夫在中女性现代意识觉醒与张扬的女性，她们不屈服于现成的价值认同，不屈从传统的公众舆论，她们置几千年文化传统赋予她们的社会性别角色规定于不顾，置男性中心文化规范和女性的价值尺度于不顾。而期待于以非传统的崭新而独立的女性世界的价值尺度作为衡量标准，同样阶段的《祖母绿》和《红蘑菇》表现知识女性对过去曾有过的幸与不幸人生的勇敢接受。从《爱，是不能忘记的》中队男子汉刻骨铭心的爱到《方舟》中对理想男子汉的失望，再到《祖母绿》中对理想男子汉神话的解构，张洁在探索女性解放的路途中完成了否定之否定三部曲。
张洁第三时期的写作，从90年代初，她母亲去世开始，又发生了裂变。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当属《无字》。张洁在1998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无字》，《无字》，从代际关系上描写女性的悲剧命运，其生动性表现在女性经历磨难的细枝末节上，这是张洁充分释放个性的作品。是在张洁参透人性走向超然境界的“最后的高度”下写作的，是张洁由狂怨愤恨转入平时深沉的追忆反思文学。
《无字》写出了另一类母亲和女儿——这是由三代女人演绎出的“世代妇女形象”的故事。张洁力图通过这本小说，显示女人在历史和文化中的真实身份和处境遭遇，建构一个在历史上，“几乎没有灯光”的女性谱系。从《无字》我们可以发现张洁改变以往的写作方向，她不再热衷于对男女两性之间善与恶的揭示，而是从文化立场出发，来建构更庞大的女性话语结构。在《无字》中，张洁重新审视自己的来路，审视女性的来路，吴为经受不起她一生都在寻找和憧憬的真爱理想破灭的打击，于是陷入一种梦醒之后却无路可走、极度焦虑的精神崩溃状态，张洁以女性主义的激情写作了一部女性“无字”的历史，一部真爱理想有建构到解构的历史，表现出对男权文化传统及价值理念的质疑和否定。

二、王安忆

王安忆是主体意识很强的女作家。在王安忆的小说里，叙事人称基本是第三人称，也就是说，王安忆以一个叙事者的身份，筑起了一个宇宙世界，她自己在宇宙中表现出无所不能，具有上帝的意志。她可以任意对主人公进行评判，使叙事变成议论，这需要作者有置身于作品之外的，清醒的历史观照能力。
王安忆的“三恋”（《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是写“性”的，《叔叔的故事》是解构男性光环的，《长恨歌》是表现对两性关系重读时，产生的怀疑。
王安忆是坚决否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的作家，但作品中又印证着现代主义理论的影响，这种自相矛盾，令评论者费思量。
王安忆的写作，还喜欢在生活的边角余料上下功夫，她善于把平庸琐碎的故事娓娓道来，她关心时代潮流，把潮流融入文本，表现的不是女性的个体，而是女性的面积。王安忆是现代的，但她永远不是时尚的。

《小鲍庄》（1985年）
评论认为，该小说有独特风格，使用了“民族寓言”的形式，在王安忆的整体创作中，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1985年前后，是中国文坛寻根文学最火的时候，《小鲍庄》也被归入寻根文学的代表作之一。描写闭塞的农村生活，描写外来文化对闭塞文化的冲击，小说中的荒诞色彩和叙事模式，都明显地吸收了《百年孤独》的影响。

“三恋”和《岗上的世纪》
“三恋”是王安忆至今为止，比较特别的作品，特别的原因，也许不在于写性，而是用什么方式去写性。按内容，依次是《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后来的《岗上的世纪》，可以看作是对前三篇的续写，有欲罢不能的意思。
《小城之恋》写物质本能的性爱；《荒山之恋》写爱情时加入了一些低层次的精神内容；《锦绣谷之恋》中没有写性，只写精神之恋，而且不是双方的，是单方的，类似于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但不是悲剧结局；《岗上的世纪》。在侧重描写本能性爱的同时，也加进了特定的社会背景，使性带有了功利色彩，后来，又发展到超越功利，回到本能的性爱上来。

《小城之恋》
写一对几乎没有精神内涵，只受本能欲望控制的舞蹈演员的相恋过程，他们的恋爱是低层次，也是基本层次的身体依恋。为了表现他们那种强烈的欲望，王安忆让男女人公的身体变得畸形，他，长着孩子的个头，脑袋和骨骼却大得出奇；她，年纪轻轻就长满了缀肉，就像库尔贝笔下的沐浴的女人。王安忆想通过他们性爱关系的发生发展过程，来探讨决定男女关系的最隐秘、最根本的东西是什么。它不是情感，不是精神，而是性。如果说男女爱情像一场斗智斗勇的战争，那么性爱就是一场身体上的交战。《小城之恋》中的他和她，都没什么文化，因而也就没有多少精神对性的制约，除了不自觉地认为性关系，尤其是婚外性关系是肮脏的以外，他们没有什么忌讳，因此就毫无节制地放纵欲望，如同一对发情的野兽。在这个过程中，欲望的燃烧完全战胜了他们仅有的一点理智和羞耻感，成了他们生命的主宰。横冲直撞的性欲使他们互相吸引，又使他们野兽般地进行搏斗。在结构上，小说采用了单线条，即男女主人公关系的发展线索，环境的描写是虚化的，从中可以看出，作者的用心，是淡化一切外在因素，仅就性来表现对人的控制作用。小说的结局，表现出一种不太自觉的女性意识，同时，又是对男女两性，因不同生理结构而导致的不同人生态度的概括。小说中的她，因生了孩子，变得平静了，有主见了，她似乎获得一种升华，这女性对性欲的超越。而他，却继续消沉，走上娶妻生子的道路，婚后 ，仍然没有从性欲中拔出来，反而因得不到满足，变得更加沉沦了。从这一点上来说，《小城之恋》是成功的，其意义在于，性欲是如何主宰男性，不断把他拖向深潭，而女性从中得到升华，虽然是过传统母爱的手段，没有什么出新，也反映了女性在性欲面前获救和自救的可能性。

《荒山之恋》
《荒》与《小》有所不同，其中的男女主角，已经不是单纯的欲望化身，他们还有一些较低层次的精神要求，这种要求，表现在男女双方，都有对对方的精神控制能力，他们已经不满足于对异性的身体需求。有了这种精神上的控制欲望，就意味着有了从性欲之爱到精神之爱的升华的可能。如小说中的金谷巷女孩儿，从母亲那里学到了控制男人的种种手段，她处理和男人的关系，就少些性吸引的色彩，多些精神游戏的东西。正因为精神性的追求不能畅快地实现，导致男女主人公战胜不了现实，最后选择了死亡，作者想要表达的是，哪怕是低层次的精神之恋，也会超越肉体之恋。我们注意到，这个死亡结局的来临，是女性主动决定的，她把男人约到荒山上，和男人一起服药自杀，然后，女人用红丝线把他们两个人的身体缠绕在一起，安静地睡着了。

《锦绣谷之恋》
《锦》中的女性意识更加突出。王安忆在这篇作品中想要表现的是，女性不仅在性的层面上优于男人，而且在精神层面上更超越男性。小说中的她，是一个具有文化蕴含的出版社编辑，她独立自主，不需要在男人身上获取精神力量，男人只是她从自身获取力量的媒介，因而，她可以不理会她所恋的婚外男人流露出来的虚伪性，她可以和那个男人分手，坦然面对自己的丈夫和家庭。这意味着，女性可以从男性世界中独立出来，拥有自己的生活组成，而不损害自己的健康心态。王安忆通过这篇小说，探索了女性对自己生命形式的寻找，对现代知识女性反抗传统生活的塑造，做出可能性的探索。

把三篇小说联系起来看：
王安忆试图通过“性——恋——爱”的描写，从低到高的层次推进，挖掘两性关系的由来与变化，在此过程中，表达她对男性和女性的认识，正如作家自己所说，“女人比较有变化，男人好象简单了点。”“我比较喜欢那样的一种女性，一直往前走，不回头的，不妥协的，但每个人都有局限性，一直往前走，最终就要把自己撕碎了。像飞蛾扑火一样，我比较喜欢这样的女性，在现实中，我没有这样的勇气，在小说中我可以塑造这样的人物。”

《岗上的世纪》
和前三个“恋”相比，这个“世纪”应该看作是王安忆写性小说最好的作品。小说中生硬制造的东西较少，尤其写杨李二人互相利用，到反目成仇，又到结为恋人，这个过程都用性来做引线，同时，又把性关系，性感觉，性需要，变成两个人在功利过程中最真实的收获，描写出来，因此，逐渐淡化了功利因素，升华了性欲效果，最终，使两个由性出发的男女，变成了互相关爱的朋友，恋人。

《叔叔的故事》（1990年）
这是王安忆封笔一年之后，推出的一个有力度的作品。
小说用复调形式，写了两代人，用后一代人的目光，来审视前一代人——叔叔。
需要注意的是，叔叔，不是一个具体的人，也不是传统文学中的典型人物，他近似于一个时代的类型，可以用多种途径，多种解释来说明。
叔叔的命运，和他所生活的时代紧密相连，可以说是时代文化在一个文人身上的缩影。通过对这个缩影的解构，分析，推论，王安忆写出了时代文化中的悲剧内涵：在一种信念的驱使下，人的精神可以升华；在一种现实的压迫下，人的信念又可以瓦解，瓦解得连一点影子都不留，最后裸露出来的，是最丑陋不堪的人性部分。
在叙事方法上，小说使用了双线条的复调形式来进行，主要表现为，小说中的故事，不仅仅是叔叔的故事，还包括叙事者讲述这个故事的全过程。

结合《叔叔的故事》分析王安忆小说创作风格的变化。
新时期之初，王安忆的迎着一股清新之风跻身文坛。她在文学中发现了自己，又用纯真细腻的情感营造了早期的小说世界。以《雨，沙沙沙》为代表的“雯雯”系列小说，通过续写女知识青年雯雯迷蒙而纯真的内心世界，写出一代青年队过去的挫折和失落的反思，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和追求。
王安忆的“三恋”主要是描写性爱，探索男女爱情的真谛。《小城之恋》写物质本能的性爱；《荒山之恋》写爱情时加入了一些低层次的精神内容；《锦绣谷之恋》中没有写性，只写精神之恋，而且不是双方的，是单方的。
《小城之恋》写一对几乎没有精神内涵，只受本能欲望控制的舞蹈演员的相恋过程，他们的恋爱是低层次，也是基本层次的身体依恋。为了表现他们那种强烈的欲望，王安忆让男女人公的身体变得畸形，他，长着孩子的个头，脑袋和骨骼却大得出奇；她，年纪轻轻就长满了缀肉，就像库尔贝笔下的沐浴的女人。王安忆想通过他们性爱关系的发生发展过程，来探讨决定男女关系的最隐秘、最根本的东西是什么。它不是情感，不是精神，而是性。最后，小说中的她，因生了孩子，变得平静了，有主见了，她似乎获得一种升华，这女性对性欲的超越。而他，却继续消沉，走上娶妻生子的道路，婚后 ，仍然没有从性欲中拔出来，反而因得不到满足，变得更加沉沦了。《小城之恋》是成功的，其意义在于，性欲是如何主宰男性，不断把他拖向深潭，而女性从中得到升华，虽然是过传统母爱的手段，没有什么出新，也反映了女性在性欲面前获救和自救的可能性。
《荒》与《小》有所不同，其中的男女主角，已经不是单纯的欲望化身，他们还有一些较低层次的精神要求，这种要求，表现在男女双方，都有对对方的精神控制能力，他们已经不满足于对异性的身体需求。有了这种精神上的控制欲望，就意味着有了从性欲之爱到精神之爱的升华的可能。如小说中的金谷巷女孩儿，从母亲那里学到了控制男人的种种手段，她处理和男人的关系，就少些性吸引的色彩，多些精神游戏的东西。正因为精神性的追求不能畅快地实现，导致男女主人公战胜不了现实，最后选择了死亡，作者想要表达的是，哪怕是低层次的精神之恋，也会超越肉体之恋。
《锦》中的女性意识更加突出。王安忆在这篇作品中想要表现的是，女性不仅在性的层面上优于男人，而且在精神层面上更超越男性。小说中的她，是一个具有文化蕴含的出版社编辑，她独立自主，不需要在男人身上获取精神力量，男人只是她从自身获取力量的媒介，因而，她可以不理会她所恋的婚外男人流露出来的虚伪性，她可以和那个男人分手，坦然面对自己的丈夫和家庭。这意味着，女性可以从男性世界中独立出来，拥有自己的生活组成，而不损害自己的健康心态。王安忆通过这篇小说，探索了女性对自己生命形式的寻找，对现代知识女性反抗传统生活的塑造，做出可能性的探索。
王安忆试图通过“性——恋——爱”的描写，从低到高的层次推进，挖掘两性关系的由来与变化，在此过程中，表达她对男性和女性的认识。
《叔叔的故事》是王安忆封笔一年之后，推出的一个有力度的作品。王安忆不再是写小人物的性恋爱，而是把视角转到了对文化人物的命运走向的思索。小说用复调形式，写了两代人，用后一代人的目光，来审视前一代人——叔叔。在这里，叔叔已不是一个具体的人，也不是传统文学中的典型人物，他近似于一个时代的类型，可以用多种途径，多种解释来说明。叔叔的命运，和他所生活的时代紧密相连，可以说是时代文化在一个文人身上的缩影。《叔叔的故事》是对一个时代的总结与检讨，是作家站在个人立场上对时代的反省。通过对这个缩影的解构，分析，推论，王安忆写出了时代文化中的悲剧内涵：在一种信念的驱使下，人的精神可以升华；在一种现实的压迫下，人的信念又可以瓦解，瓦解得连一点影子都不留，最后裸露出来的，是最丑陋不堪的人性部分。
王安忆以叙述的方式写了“我”与“叔叔”两代知识分子不同的人生观。“我”一边叙述“叔叔”的故事，一边予以拆解。《叔叔的故事》将“叔叔”的生活历程：右派——被发配到远方——结婚生子——回城——作家——生活放纵精神虚空，这个80年代的流行故事，变成了可以进行多种阐释的叙事范本。作家反思叔叔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探讨“我”这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和性格特征。以厚实的生活积累和理性认识，变经历写作为经验协作。在小说中作家致力于挖掘和表现人与生活的生曾潜质，使得 这篇小说无论是在精神探索深刻性还是艺术创新的完美性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这部小说中环境、人物、情节就像文字本身一样成为了一种符号，一种象征，这是王安忆实践自己小说理想的一次积极尝试。
在叙事方法上，小说使用了双线条的复调形式来进行，主要表现为，小说中的故事，不仅仅是叔叔的故事，还包括叙事者讲述这个故事的全过程。

分析王安忆《小鲍庄》
《小鲍庄》是典型的寻根文学文本，王安忆将民族优良传统美德与封建文化积淀奇特地糅为一体的。《小鲍庄》走出了《爸爸爸》的模棱两可风格，鲜明地把寻根汇进了80年代的文化主潮：文明与愚昧的冲突。小鲍庄不是与现代隔绝的鸡头寨，而是已嵌入现代社会中的乡村，虽已嵌入现代，但仍然固守着传统。因此，从象征的角度看，小鲍庄是80年代定义的“前现代中国”的最典型的表现。《小鲍庄》讲述了一个80年代众家争讲的核心故事：前现代的中国。
小鲍庄和小鲍庄人的主要特点是：贫穷，仁义，迷信。“仁义”精神表现了我国传统文化中最基本最核心的成分，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仁义是小鲍庄人最为自豪，也是被四方都公认称赞的。在舆论中，小鲍庄＝仁义。仁义以两种方式体现出来：一是小鲍庄人的日常行为，如贫穷中的互助，危难中的救人；二是涝渣的仁义形象。“仁义”是村民评议人的尺度与教育人的标准的口头禅。他们以仁义来安排自己的生活，用仁义去感化外来的人。捞渣可谓是“仁义”之乡“仁义”精神的体现者。他生下来就让人看着“仁义”，以“亲热人、恬静人”的“仁义”之相博得大小们的厚爱；他以“仁义”之心感化了对他天生不满的鲍五爷，以“仁义”之行吸引与折服了周围的孩童，同时，以“仁义”获得了“三好学生”奖状；最后，又以“仁义”的牺牲，获得了英雄的美称，得到了“永垂不朽”的留名。捞渣是民族的“仁义”精神的象征，而这一“仁义”精神不是什么外来思想哺育与促成的，而是土生土长，为本民族先天所有的。捞渣生下来就仁义，可见，我国几千年来的仁义精神早已成为“基因”，保留与流传在本民族的成员身上。而这样一个“基因”又在一个“仁义”的环境中得到了自然的显现与完善的发挥。从捞渣身上，人们看到“仁义”作为一种根性文化依然保留在人们的生命过程中，它直接或曲折地支配着过去人、现在人的生活方式与行为过程。
小说中又贯穿着非仁义的故事：（1）鲍秉德的媳妇尽管美丽贤惠，只因连生五个死胎，就被丈夫和舆论“迫”疯了。（2）小翠是被作为鲍彦山家大儿子的童养媳收养的，她在成长中却与二儿子文化子相好，但她的愿望在家中村里都是被忽视的。（3）拾来与小鲍庄寡妇二婶相好，被鲍彦山率领村中人集体殴打，二人拼死相好了，拾来在家中村里却抬不起头来。从这三个非仁义的故事，可以看出仁义是要维护一种用现代的眼光看来非常落后的传统秩序和非常落后的传统观念的。在这三个故事里，小鲍庄及其负载的仁义成为了一种仍稳固地留存的传统的象征。
仁义又是在不断消解的。拾来是大姑的私生子，它是没有根，有寻找根。鲍仁文写的报告文学正代表现代社会的新闻媒体。 仁义是村庄中狭隘的封闭保守的是落后的根。
小鲍庄人与五千年文化认同的“停滞”心态。《小鲍庄》作为“庄”的象征，展现了一个历史悠长而停滞的文明社会。

三、莫言

《红高粱》
以东北乡为素材，描绘了上世纪中国三四十年代一伙农民古朴、野性的生活和他们与侵略者浴血奋战的过程。而通过这些描写，揭示渐渐流失的民间文化，寻找民间文化的根源，批判当今社会存在的丑恶现象。

以虚拟家族回忆的形式把全部笔墨都用来描写由土匪司令余占鳌组织的民间武装，以及发生在高密东北乡这个乡野世界中的各种野性故事。这部小说的情节是由两条故事线索交织而成的：主干写民间武装伏击日本汽车队的起因和过程；后者由余占鳌与戴凤莲在抗战前的爱情故事串起。余占鳌在戴凤莲出嫁时做轿夫，一路上试图与她调情，并率众杀了一个想劫花轿的土匪，随后他在戴凤莲回门时埋伏在路边，把她劫进高粱地里野合，两个人由此开始了激情迷荡的欢爱，接下来余占鳌杀死戴凤莲的麻疯病人丈夫，正式做了土匪，也正式地成为她的情人。我们不难看出在这条故事线索中，始终被突现出来的是一种生机勃勃的民间激情，它包容了对性爱与暴力的迷醉，以狂野不羁的野性生命力为其根本。这显然逾越了政治意识形态的限制，对民间世界给予一种直接的观照与自由的表达。前一条抗日的故事线索，从戴凤莲家的长工罗汉大爷被日本人命令残酷剥皮而死开始，到余占鳌愤而拉起土匪队伍在胶平公路边上伏击日本汽车队，于是发动了一场全部由土匪和村民参加的民间战争。整个战斗过程体现出一种民间自发的为生存而奋起反抗的暴力欲望，这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历史战争所具有的政治色彩，将其还原成了一种自然主义式的生存斗争。概括的说，《红高粱》在情节构成上是依照了民间自身的主题模式，尽管它讲述的是抗日战争的故事，但其中所突现出来的主要都是民间世界中强憾生动的暴力与性爱内容。与此相关的是这部小说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也除去了传统意识形态二元对立式的正反人物概念，比如把作为“我爷爷”出场的余占鳌写成身兼土匪头子和抗日英雄的两重身份，并在他的性格中极力渲染出了一种粗野、狂暴而富有原始正义感和生命激情的民间色彩。50-70 年代现代历史小说中也出现过类似的草莽人物，但必须要在他身边再树立一个负载政治道德标准的正统英雄人物，以此传达意识形态所规定的思想内容，但在《红高粱》中，余占鳌是唯一被突出的主要英雄，他的草莽缺点和英雄气概都未经任何政治标准加以评判或校正，而是以其性格的真实还原出了民间的本色。这些特点也同样体现在对于“我奶奶”戴凤莲和罗汉大爷等人物的刻画中。比如“我奶奶”具有的那种温热、丰腴、泼辣、果断的女性的美，罗汉大爷的忠诚、坚忍、不屈不挠的农民秉性，及“我父亲”小豆官的莽撞冲动的脾气，都有一种民间的放纵和生气充盈其中。由于叙述者把这些人物都作为自己的家族长辈来写，就又在他们身上体现出了以前革命历史故事中少有的任性与平易之感。这就使得这部小说在人物形象塑造和情感亲合方面，都非常鲜明的表达出了一种真正向民间价值尺度认同的倾向。正是建立在民间崇尚生命力与自由状态的价值取向上，作者描写“我爷爷”的杀人越货，写“我爷爷”和“我奶奶”的野地欢爱，以及其他人物种种粗野不驯的个性与行为，才能那样自然的创造出一种强劲与质朴的美。

《红高粱》在现代历史战争题材的创作中开辟出一个鲜活生动的民间世界，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这部小说讲述的其实并非是历史战争，而是作家在民间话语空间里的有所寄托。叙述者在小说开头有一段充满激情的感叹，极力赞美他的故乡，赞美他的那些豪气盖天的先辈，并称先辈的所作所为和他们的英勇悲壮“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感到种的退化。”这种感叹贯穿在整部小说中，而且愈加变得浓烈感人，其中所体现出来的无疑是一种作家把民间作为理想的生存状态。民间是自由自在无法无天的所在，民间是生机昂然热情奔放的状态，民间是辉煌壮阔温柔淳厚的精神，这些都是人所憧憬的自由自在的魅力之源。叙述者以这样一种民间的理想状态来对比现实生活，却发现这种状态只是过去时态的存在，高密东北乡的英雄剧全都上演在已经逝去的时间中，这不能不令他感到遗憾，不能不令他屡屡发出文明进步隐含种性退化的感慨。这里显然引入了一种与政治意识形态及知识分子传统都全然无关的历史评判尺度：站在民间的立场上来看历史发展与社会现实境况，便暴露出某种生气流散与自由状态受到限制的趋向。而在《红高粱》中，这种遗憾与感慨反过来又强化了对曾经存在过的民间自在状态的理想化与赞美，从而使其呈现出了更为灿烂夺目的迷人色彩。

但是也不能不看到，把民间世界认同为一种理想状态，事实上也会使描绘其中粗鄙丑恶的一面变得自然起来：像《红高粱》中有关人物粗俗性格的刻画，有关残酷杀戮（特别是剥人皮那个自然主义式的血腥场面）的描写，都以刺激的暴力展现呈现出与作品整体相和谐的奇异美感，但是在根本上，这种倾向反映了民间世界与生俱来的粗鄙文化形态。只不过这种倾向在《红高梁》中还能因为作者饱满的艺术理想而保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度，依然有利于体现作品中所蕴含的人文关怀。但就新历史小说后来的走向而言，由《红高粱》开拓的这种对民间粗鄙形态不加选择的表现方式，愈加显现出低俗趣味的性质，一旦失去真正的民间理想的支撑，这类描写就很自然地堕为作者感官刺激上的自我放纵，而丧失了向民间认同所应具有的人文意义。

有关《红高粱》，值得述及的还有这部小说在写作上的新颖之处。莫言曾较深地受到美国作家福克纳和拉美作家马尔克斯的影响，从他们那里大胆借鉴了意识流小说的时空表现手法和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情节结构方式，他在《红高粱》中几乎完全打破了传统的时空顺序与情节逻辑，把整个故事讲述得非常自由散漫。但这种看来任意的讲述却是统领在作家的主体情绪之下，与作品中那种生机勃勃的自由精神暗暗相合。此外，莫言在这部小说中还显示出了驾驭汉语言的卓越才能，他运用了大量充满了想象力并且总是违背常规的比喻与通感等修辞手法，在语言的层面上就形成了一种瑰丽神奇的特点，以此造就出了整个小说中那种异于寻常的民间之美的感性依托。

四、海子

v                ——追寻纯粹，永恒的诗人

海子简介
v海子，原名查海生，1964年生于安徽省怀宁县高河查湾，在农村长大。1979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1983年毕业后被分配至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哲学教研室工作。1989年3月26日在河北省山海关附近卧轨自杀。在不到7年的时间里，海子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他说；“我的诗歌理想是在中国成就一种伟大的集体的诗。我不想成为一个抒情诗人、或一位戏剧诗人，甚至不想成为一名史诗诗人，我只想融合中国的行动成就一种民族和人类的结合，诗和真理合一的大诗。”

海子年表
v1964年5月 出生在安徽省怀宁县高河查湾
v1979年 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开始诗歌创作。
v1983年 北大毕业，分配至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哲学教研室工作。
v1989年3月26日 在山海关卧轨自杀。

八十年代出了一个开天辟地的诗人＿海子。一涎生就出现王者之派。简洁和精炼的句子，没有夸张和矫揉做作，而是一种质朴和本真。但海子同时也是中国诗坛挥之不去的梦靥。一是因为海子惊人的天赋和才华，一是因为海子沉厚得让人透不过气来的内涵和痛楚，一是因为他血染铁轨的自杀。诗人死了，睡在月亮的唇边，那种凄美和悲凉。
海子是个先验性的诗人，在他的身上，预言性的、启示性的东西不断为人们所发蒙，所感知，这是海子神话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海子是视诗为生命的，诗是他生命的写照和表现，也是他生命的毁灭与终结。在他的诗中，我们不仅发现了他最后自杀时的全部的死亡意识和死亡景象，而且它们是那么的生动和真实。而尤给人以警醒的是，在他生前，人们是不会注意，有时即使是注意也是不会警觉这些死亡景象的。但是当人们后来一遍一遍地感受这些死亡景象时，诗人却已亡逝，永不再来。
正如海子的生前至友西川所说，海子是一个有着自杀情结的人，死亡的意象是他的诗中一个重要的命题，而表现其最后自杀意识尤切的，无疑是他自杀之前的最后几首诗之一，也就是作于1989年3月14日的《春天，十个海子》：在春天，野蛮而悲伤的海子/就剩下这一个，最后一个/这是一个黑夜的孩子，沉浸于冬天，倾心死亡/不能自拔，热爱着空虚而寒冷的乡村。在这里，海子无疑发出了死亡的宣告，这是一个悲伤的海子，陷于死亡而不能自拔；这是一个绝望的诗人，一个破灭而无任何希望的灵魂：大风从东刮到西，从北刮到南，无视黑夜和黎明/你所说的曙光究竟是什么意思。（《春天，十个海子》）。
也许“卧轨似乎是最便当、最干净，最尊严的一种方式”，但如果我们细读他的诗，我们是能够发现铁轨的死亡景象的，那就是在他的诗中不断出现的天梯。海子在全景式的，也几乎耖尽了自己生命的大诗《太阳》中，开头就是一个图象：在天空和大地之间，天梯静静地支撑在中间。海子在这里赋予了天梯以精神生命的意义，认为天梯是进入天堂的必经之路。而正是在天梯上，诗人开始了吟唱：打柴人这一天/从人类的森林/砍来树木，找到天梯/然后，从天梯走向天堂（《太阳》）。正是天梯让诗人进入了天堂，进入了神位，也进入了死亡的生命意象：我站在天梯上/我看见这天空即将合上（《太阳》）。

诗人在《夜歌》中也表达了同样的命题：天梯上的夜歌/天堂的夜歌/夜歌歌唱了我。所以，显然，诗人选择铁轨是别有深意的。而如果有人在夜间乘火车，他一定会有这样的经历：在近处的灯光下，遥望远方，无限的铁轨正一点点地上升，一直铺到天上，而一个个枕木，恰是让人拾级而上的木阶。所以，铁轨的死亡景象——天梯，不仅在诗人的诗中如此，就是在现实中也是有它的具体意象的。
诗人选择铁轨，还有另一个重要的死亡景象，那就是断裂的身体。海子在死前的相当长的时间时里，是有精神分裂倾向的，直至后来发展为精神分裂症。（这从他死前给家中的遗书中可看出，在遗书中，他说有人要害他，要家人为他报仇。）由此，在他的诗中，分裂的、断开的、破碎的诗歌景象不断涌现。而非常体现这一点并与他的死亡极其相关的就是断裂的身体：“是我重又劈开的身体/流着雨雪，泪水在二月”（《黎明》），“我早就说过，断头流血的是太阳”（《拂晓》），“从笨重天空跌落的/撞在陆地上，撞掉了头撞烂了四肢”（《桃花时节》），“你被劈开的疼痛在大地弥漫”（《春天，十个海子》）。我们可以看到，从89年2月22日的《黎明》到89年3月14日的《春天，十个海子》，在短短的二十多天里，“劈开的肢体”、“断头流血”、“劈开的疼痛”等死亡景象是好此密集在诗人的脑中涌现，并倾泄在诗人的诗歌中，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诗人的断裂的身体的死亡意象和选择铁轨是一脉相承的，而且可以说是为先声的。

海子去山海关时带了四本书：《圣经》，梭罗的《瓦尔登湖》，海雅达尔的《孤筏重洋》和《康拉德小说选》。我们注意到，诗人的诗中多次提到山脉和海洋。诗人在《拂晓》中写道：断头台是心脉全部的地方/跟我走吧，抛掷头颅，洒尽热血，黎明/新的一天正在来临。而对于海洋，诗人是认为自己是海洋的儿子的（海生），同时，他在《献给太平洋》的诗中写道：“上帝悲伤的新娘，你自己的血染红/天空，你内部孤独的海洋。”海子是3月25日去山海关的，在山海关徘徊了一个下午和一个上午，然后在26日中午开始向卧轨的地方走去，并最终选择了黄昏时分。而让我们如遭电击的是，就是黄昏时分，我们也在诗中找到了它的死亡意象“：正是黄昏时分/无头英雄手指落日/手指落日和天空/眼含尘土和热血/扶着马头倒下（《太阳》）。这是多么栩栩如生的死亡偈语啊！又是多么残忍的预示！
至此，我们己经在诗人的诗中发现了他最后死亡时的全部死亡景象，也许这是一种牵强附会，或者是偶然巧合，但我们更相信这是诗人的自我神示，是一种精致的自我毁灭与设计。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永远记住诗人在3月26日的身影：孤独、徘徊、寂寥、憔悴、悲伤而绝望。我们也由此更加相信，诗人是“殉诗”，也就是“殉死”的，当诗成为诗人的生命，成为诗人的信仰，诗与死也就具有了同等的意义，“我的前额是火，信仰是我的尸体”。诗人是痛苦而殁，生前不被人关注，不被人认同，寂寞而孤立地徘徊在边缘状态，连诗歌的发表都极不顺畅，所以，诗人是死不瞑目的。但是，正如历史上许多同样的悲剧一样，诗人也因此而神圣，而让后人永远景仰。
从终极意义上来讲，海子是个悲情诗人，他的诗蕴藏着巨大的悲痛力量，这种悲痛来自他贫困的身世，来自他不幸的爱情经历，最主要的是他的诗歌理想却无法实现，因为他是个超越时代的王，远远的走在时代的最前列，孤独而悲伤。生的不堪重压和死的无所谓惧终于让海子做出了决定性的选择，这一选择让他成了我们当代诗歌史上一个难以愈合的伤口，一个无法言说的痛。



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v从明天起, 做一个幸福的人
v喂马, 劈柴, 周游世界
v从明天起, 关心粮食和蔬菜
v我有一所房子, 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v
v从明天起, 和每一个亲人通信
v告诉他们我的幸福
v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
v我将告诉每一个人
v
v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
v陌生人, 我也为你祝福
v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
v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
v愿你在尘世获的幸福
v我也愿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幸福一日 致秋天的花楸树
v
v我无限的热爱着新的一日
v今天的太阳 今天的马 今天的花楸树
v使我健康 富足 拥有一生
v从黎明到黄昏
v阳光充足
v胜过一切过去的诗
v幸福找到我
v幸福说: "瞧 这个诗人
v他比我本人还要幸福"
v在劈开了我的秋天
v在劈开了我的骨头的秋天
v我爱你, 花楸树

春天, 十个海子
春天, 十个海子全都复活
在光明的景色中
嘲笑这一野蛮而悲伤的海子
你这么长久地沉睡到底是为了什么?

春天, 十个海子低低地怒吼
围着你和我跳舞、唱歌
扯乱你的黑头发, 骑上你飞奔而去, 尘土飞扬
你被劈开的疼痛在大地弥漫
在春天, 野蛮而复仇的海子
就剩这一个, 最后一个
这是黑夜的儿子, 沉浸于冬天, 倾心死亡
不能自拔, 热爱着空虚而寒冷的乡村

那里的谷物高高堆起, 遮住了窗子
它们一半而于一家六口人的嘴, 吃和胃
一半用于农业, 他们自己繁殖
大风从东吹到西, 从北刮到南, 无视黑夜和黎明
所说的曙光究竟是什么意思
                                                                           1989.3.14　凌晨3点－4点
麦子熟了

那一年 兰州一带的新麦
熟了

在回家的路上
在水面混了三十多年的父亲还家了

坐着羊皮筏子
回家来了

有人背着粮食
夜里推门进来

灯前
认清是三叔

老哥俩
一宵无言

半尺厚的黄土
麦子熟了
日记

姐姐, 今夜我在德令哈, 夜色笼罩
姐姐, 我今夜只有戈壁

草原尽头我两手空空
悲痛时握不住一颗泪滴
姐姐, 今夜我在德令哈
这是雨水中一座荒凉的城

除了那些路过的和居住的
德令哈......今夜
这是唯一的, 最后的, 抒情。
这是唯一的, 最后的, 草原。

我把石头还给石头
让胜利的胜利
今夜青稞只属于他自己
一切都在生长
今夜我只有美丽的戈壁 空空
姐姐, 今夜我不关心人类, 我只想你
                                               1988年。7。25火车经德令哈




分析鉴赏海子的麦地抒情诗
海子的抒情诗充斥了麦地的意象，包含了“麦地”以及由“麦地”衍生开去的一系列词语——“麦子”、“土地”、“黄土地”、“原野”等等。它们是如此的平凡，却浓缩了天、地、人三者的精髓，在海子的诗歌中这类词语俯拾即是。

海子对麦地的体验是复杂的：“我们是麦地的心上人”（《麦地》），而麦子是“健康的麦子/养我性命的麦子”（《麦地》）。月光下的麦地是安详宁静的，“吃麦子长大的/ 在月光下端着大碗/ 碗内的月亮/ 和麦子/ 一直没有声响”（《麦地》）。麦地又是荒凉的，“丰收之后荒凉的大地/人们取走了一年的收成”（《黑夜的献诗——献给黑夜的女儿》）。海子感恩于麦地，在“歌颂麦地”（《麦地》）的同时，他又感到无法掩饰的尖锐冲突，“诗人，你无力偿还/麦地和光芒的情义”（《询问》）。其中偶尔有片刻的欢乐情绪：“全世界的弟兄们/ 要在麦地里拥抱”，而且这种乐观往往是超然的：“假如我不能坐在一束麦子上回家/ 请整理好我零乱的骨头/ 装入红色的小木柜，带回家/ 像带回你们富裕的嫁妆”（《莫扎特在〈安魂曲〉中说》），然而它的本质中又含有一种忧伤的意味：“丰收后荒凉的大地/ 黑夜从你的内部上升”，一种孤独的沉思默想迅即地淹没了这种欢乐：“让大地上布满哀伤的村庄/有时我孤独一人坐在麦地里为众兄弟背诵中国诗歌。”（《五月的麦地》）。可以说，麦地是海子思想的载体，麦子是海子思想的锋芒——“金色的麦子，纵使折断了，麦芒也是锋利的。”[sup]⑶ [/sup]即便在写自己的爱情，海子又离不开他的麦地和麦子：“四姐妹抱着这一棵/ 一棵空气中的麦子/ 抱着昨天的大雪，今天的雨水/ 明天的粮食与灰烬/ 这是绝望的麦子/ 请告诉四姐妹：这是绝望的麦子。”（《四姐妹》）从某种程度上说，麦地意象内涵的复杂，正是海子生命本体的矛盾与冲突使然。本文试图以麦地意象为切入口，管中窥豹，纵向剖析并领悟海子诗歌悠远、空廓与沉重、苍凉的艺术张力。

海子的麦地抒情诗解读
海子的麦地抒情诗是海子献给当代诗坛的千古绝唱。
1987年，海子写出他的麦地抒情诗。
当时的中国，正在加速现代化步伐，商品经济浪潮和大众文化，对诗坛造成的包围和影响，使当代诗人几乎忘记了“乡土”概念，几乎没有人动用乡土概念来写诗。因为中国有古代山水田园诗的深厚传统，现代人无论怎么写，都逃不出这个影响；并且轰轰烈烈的现代化生活，让中国诗人望尘莫及，在诗歌中加速注入现代化“城市”血液都来不及，谁还去写农业乡土诗呢？
而海子，在这个时候写出来的农业乡土诗歌，既没有寻根的味道，也没有归隐田园的感觉，我们在海子的乡土诗里，读出了从西方艺术大师——凡高、荷尔德林那里接受到的文化信息，
通过一种天才的感悟，海子怀着对大自然神殿秩序无限崇拜和敬畏的心灵，在雪山消融的雪水中浸润，在微风的田垄上唱出了贫困和富有的麦地之歌。
　在《海子诗全编》中，从题目上反映出和麦子麦田有关的诗歌也只有五、六首（《熟了麦子》、《麦地》、《五月的麦地》、《麦地　或遥远》《麦地与诗人》）
　然而，围绕着海子的麦地诗篇，海子还写下了大量关于种族，历史，村庄，土地，粮食和山脉的作品，这些诗都和海子的麦地抒情诗构成同一个系列，是我们看到海子麦地抒情诗栖息飞翔的大地和天空。
一、             按照一般的意义理解，海子的麦地抒情诗的中心命题是：
麦子是诗人承受痛苦的最敏感的神经细胞；是雪和太阳光芒的导体；是诗人拥抱大地的收获和泪水。中国的农村是贫困的，一片麦子，对诗人来说，不是童话，不是安慰，而是对良心的追问和考验。诗人听见大地在黄金外衣下的颤抖，他走向大地的中心，仿佛一个人承担着与生俱来非他莫属的与神灵的对语：



麦地
神秘的质问者啊
当我痛苦地站在你的面前
你不能说我一无所有
你不能说我两手空空
在神性诗意的土地面前，诗人无论怎样扩展自己的想象，他都回感到渺小。
诗人
你无力偿还
麦地的光芒和情义
麦地啊，人类的痛苦
是他放射的诗歌和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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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按照特殊的意义来理解，海子对土地和麦田的苦恋，是由于相信“神的在场”。
由于神的启示，使收获变成了一种荒凉的黑暗，这黑暗从内部上升，“遮住了光明的天空”，使人类和庄稼最终成为“黑暗大神的一部分”海子认为，抵达神喻的黑暗，就是抵达了生命元素的中心，抵达了“收获即苦难”的永恒痛苦的诗境。

三、海子的麦地抒情诗，是对中国古代山水田园诗文化的内涵的背离和创新
中国古代的山水田园诗，是古代文人士大夫逃避现实修养性情的乌托邦家园。由陶渊明首创，为归隐田园的知识分子定下了一个格调，在自然山水之间，忘情，忘物，忘我，最后进入到老庄的物我合一和佛教禅宗境界，这些都对当代诗人产生直接的影响，所谓寻根，有一部分就是对山水田园诗中的超然乐趣的寻找，来反观现代人的庸碌无聊，指引他们去修炼净化顿悟，第三代诗潮中的寻根诗派也写出了一些清明高雅的作品。
但在海子的麦地抒情诗中，流淌的却不是传统文化的血液。非但不是，还和寻根派的山水田园诗形成完全不同的对比。海子笔下的田园风光，河流土地，黑黑的孩子，沉默的渔夫，普通的麦田，都不带有文化寻根的含义，也没有寄情山水，寻求解脱。
海子的土地抒情诗里，流淌的不是传统文化血液，他抓住了生命元素对他的召唤，土地神秘的呼吸，生长和死亡，使他产生无比的敬畏，他俯身在对土地的遐想，“仿佛大地为了说话而一把抓住了他，把他变成大地的嗓子”（西川语）海子找到了通向神殿的自由，他呈现给我们的麦子和麦田，所有的村庄，都变成了寂静的清泉，和无止息喷发着的苦难流动的火焰，作为神的使者，海子的诗，使我们看到了，大地上升和沉落时的永恒的光。

四、海子的土地抒情诗，就这样扭转了古代山水田园诗的影响，使当代诗人在和大自然的接触中，找到了新的文化元素，这古老的麦田，传达的不是归隐和遁逸，是中国诗人和人类文化沟通的信息，是人类文化的结晶。正如海子的好朋友，诗人西川所说，因为有了海子，中国的诗歌有福了。

寻根文学

是指80年代中期出现在当代文坛上的以“文化寻根”为思想艺术追求的文学现象和文学种类。众多的文学作品与理论文章汇聚在“寻根”的旗号之下，发展为一个规模庞大同时又松散无际的运动。主要代表作有：韩少功的《爸爸爸》、王安忆的《小鲍庄》、阿城的《棋王》等。

一、寻根的起因

1、文学内部的发展规律

文革刚刚结束的几年中，与民族一同历经劫难的中国作家们在创作中大多是以干预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为最终目的的，有许多一流的作家投身于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写作中，由于改革文学无法深入下去，许多作家又开始思索中国文学的真正出路，于是，在八十年代中期，文坛上兴起了一股“文化寻根”的热潮，许多年青作家开始致力于对传统意识、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而不是盲目的跟随反思改革的大方向，开创了从细微之处寻找文学出路的局面。
2、文化忧虑意识
与此同时，一阵思想的狂热过后，青年作家们感到了“文化”对人类的深刻制约，并力图把握它，而且，一些作家认为中国自“五四”新文化革命以来出现了长时间的“传统文化断裂”时期，于是希望以文学来弥补这一"文化断裂带"。
3、国际文化的冲击影响
最重要的是当时中国文坛受到以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为代表的世界“寻根”潮流的巨大影响，许多年轻作家从马尔克斯充满拉美地域色彩的作品中看到了第三世界国家文学走向世界的希望，因而在创作中表现出强烈的“文化寻根”意识。
诚如洪子诚所分析的：“80年代东西方文化‘碰撞’，使文化比较和不同文化的价值观的评价重新凸现。一些作家不仅体验到‘文革’等现实的社会政治问题的压力，而且猝不及防地遭遇到‘现代化’进程和中西‘文化冲突’所产生的令人困惑的难题，感受到更为广泛、深刻的‘文化后果’的压力。他们认为，如果以‘现代意识’来重新观照‘传统’，将寻找自我和寻找民族文化精神联系起来，这种‘本原’性（事物的‘根’）的东西，将能为社会和民族精神的修复提供可靠的根基。”②
4、时间
真正大规模打出“文化寻根”大旗的时间，是在1985年。当时一批青年作家不约而同发表了各自的宣言，这些人包括阿城、郑义、韩少功、郑万隆等。
韩少功率先在一篇纲领性的论文《文学的“根”》中，声明：“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土壤中”，他提出，应该“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又对现实世界进行超越，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迷。”
郑义也认为，只有“跨越文化断裂带”，我们才有可能“走向世界”。
这些作家的共同文学主张是希望能立足于我国自己的民族土壤中，挖掘分析国民的劣质，发扬文化传统中的优秀成分，从文化背景来把握我们民族的思想方式和理想、价值标准，努力创造出具有真正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的文学，并在这样的理论之下开始进行创作，理论界便将他们称之为“寻根派”。
5“寻根派”的文学主张
综合来看，是立足于我国自己的民族土壤中，从源远流长的文化背景中来把握我们民族的思想方式和理想、价值标准，创造出具有真正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的文学。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看到，文学寻根愿望的产生是文学内部自身发展规律演变的结果，也是具有强烈文化意识的作家为追求文学的理性价值而做出的新的探索。

二、 寻根的积极意义

文学寻根，是一次文学寻找自我的浪潮，更是对作家的个性自我和民族文学之根的积极寻找。就其积极意义而言，寻根文学是对人的精神，甚至是民族精神的唤醒与重铸。

1、       首先，寻根文学承载了传统审美意识的复苏。
在“寻根”文学的作者们看来，文化是一个绝大的命题，文学创作只有把根子深深地扎在里面才能创造出文学的新天地。所以这批作品均注重表现浓厚的民族文化意识，执着追求沉眠于文化土壤中似乎凝固着的民族伦理、道德及心态。
在审美意识上，寻根作家对民族艺术精神的认同，对传统的审美经验的重视，复活了我们民族的审美意识，给新时期文学灌注进我们民族所特有美学气韵和情致。
在寻根文学中，最能显示传统文化精神的是阿城的小说：《棋王》、《树王》、《孩子王》对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道家文化的思索和追寻。“三王”系列小说，表现出平淡冲和、旷达淡泊的艺术人格，作者他在日常化的平和叙说中，传达出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认同；
郑万隆则对那些山野汉子们粗犷强悍、质朴自然的感性力量进行张扬；
韩少功对原始古老的初民心态的冷峻审视及作品的神秘原始格调；
贾平凹的朴拙凝重，郑义的深沉悲壮，张承志的雄浑奔放。
虽然风格迥异，但他们的作品都实现了对人物的人格力量的充分展示，也完成了传统文化精神在个体身上的再造和复活。
而王安忆的创作此时完成了她的“三级跳”，发表了将民族优良传统美德与封建文化积淀奇特地融为一体的《小鲍庄》。
郑义的《老井》、张宇的《活鬼》、李杭育的“葛川江文化”小说、郑万隆的《异乡趣闻》等，都对文化“寻根”群起响应。
宽泛地说，朱晓平的《桑树坪纪事》，铁凝的《麦秸垛》及李锐的《厚土——吕梁山印象》也当属于此类作品。
此外，冯骥才的《三寸金莲》、《阴阳八卦》等并未推出过“寻根”口号，却以实际行动在民族文化层面上作了深入开拓。
其次，寻根文学在新的起点上重新审视了民族文化，对传统文化进行新的价值选择。
寻根文学注重掘挖传统文化的病根，批判国民劣根性。寻根作家把笔伸向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从人们的现实心态中，发掘出历史的沉淀物，探索并解剖批判中国文化的劣根性。如：王安忆的《小鲍庄》以平实朴素的语言，非线型散点透视的叙述方法，描绘了一个浸透着传统文化几近封闭状态的村庄和一群农民的生存状态。
邓友梅的《那五》以三、四十年代旧中国北京的商业化社会为背景，刻划了一个“倒驴不倒架”的前清子弟那五欲求生于社会的尴尬情态……他们“把市井、市民气息作为透视民族文化的窗口，描摹出光怪陆离的世俗画面。”③
与写城市生活的“寻根文学”相比，倾向于表现乡野粗朴甚至鄙陋状态的作品就更多，表现的地域也更加广泛。如汪曾祺表现“桃花源”式的传统生活的《大淖记事》、张承志表现蒙古草原人民生活的《黑骏马》等。其中《黑骏马》是非常优秀的作品，这部中篇小说以深沉优美的语言和浓烈的感情色彩，赞颂了草原女性的博大胸襟和顽强的生命力，表达了对"母亲"、"土地"的深深热爱。
另外，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也因展现了广阔的城乡地域和社会现实、生动地描绘了青年人顽强的生活历程。

三、寻根的美学蕴味

中华民族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民族文化又积淀深厚、因袭沉重。当“寻根”文学直面正视、挚着追寻这一传统文化时，势必使这类作品在整体上具有一种深邃的意境，许多意象都具有一种象征性的特点。“寻根”文学将文学溶解在文化之中，或者说将文化弥漫在文学中，这使其具有十分独特的美学蕴味。当它恰巧选中“文化”来与现代主义文学相对峙时，这一美学蕴味就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了。

在艺术上，寻根文学以继承发扬民族文化传统为特色，与此同时，寻根文学事也渗透着有对外来文学（如拉美文学）的借鉴，所以，它仍是新时期文学观念变革的产物。
“寻根文学”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上起到了推动作用，同时很多寻根作家在创作时吸收了大量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的表现方式，在促进中国文学自身的发展上功不可没。
尽管随着寻根文学自身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种种不足和弊端，但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时期，我们应更多地去发现去肯定她那突围的勇气、决心和重铸民族精神的良苦用心和不懈努力。
“寻根文学”的产生基于一种世界性的文化思想背景，它在展现民族文化心理、铸造社会群体性格方面为当代文学创造了一种新的审美境界，开拓了一个新的艺术天地。


寻根文学 （课件）
一 、文化寻根思潮形成的历史背景
•寻根文学是指80年代中期出现在当代文坛上的以“文化寻根”为思想艺术追求的文学现象和文学种类。主要代表作有：韩少功的《爸爸爸》、王安忆的《小鲍庄》、阿城的《棋王》等。
㈠国内不断高涨的“文化热”
•文化上的回归意识，早在“寻根”的大旗被正式张扬出来之前，已显露端倪。
•汪曾祺、邓友梅、刘绍棠、陆文夫、张承志等分别创作了《大淖纪事》、《那五》、《蒲柳人家》、《美食家》、《黑骏马》等中短篇小说。
㈡文化寻根思潮出现的原因
•1）从社会历史原因来看，国门敝开后，导致了中西方文化的大碰撞、大融汇，思想艺术界再次掀起了文化大讨论的热潮。
•“寻根”一词最早借用了美国表现黑人归乡寻祖意识的长篇小说《根》的名字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
• 2）从文学自身演变发展来说，这又是一次文学寻找自我的浪潮。
•一是寻找民族文学之根，二是寻找作家的个性自我。
•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成为民族精神与外来现代文明巧妙结合的典范。

二、寻根的主张和理论
•㈠文学的根在于民族的文化。
•韩少功说：“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里，根不茂则叶难盛”。
•㈡文学之根虽在文化，但却并不等同于全部的民族传统文化。
•㈢对民族文化应该作出新的判断和认识
•寻根文学试图通过对民族本土文化沉积的发掘，“寻找东方文化的思维和审美优势”，建立一种富于民族特色的文学品格。

三、寻根的主要内容
•㈠对民族文化的审视
•㈡深挖传统文化的病根，批判国民劣根性
•㈢对传统文化进行新的价值选择
•㈣传统审美意识的复苏

四、寻根文学的意义
•寻根小说既是“反思”在新的历史阶段的再次呈现和发展，更是在更为广大的空间和更为长久的时间之流中探寻我们民族生存命运的文化奥秘。
•寻根小说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它对于“根”的理解是静止的、非历史的，最终一些作家一味沉迷于古、俗、粗、野之中，难以寻找到真正有生命力的文化之根。


分析寻根文学作品代表作《爸爸爸》《棋王》《小鲍庄》，在分析作品时讨论作家文化寻根心态
神秘文化寻根小说：韩少功的《爸爸爸》小说以强烈的“寻根”意识和扑朔迷离的形式感来发掘人性中愚昧、冥顽不化的“集体无意识”，揭示国民劣根性。小说以丙崽为中心，展示一种具有远古意识、初民思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通过变形的夸张与放大揭示出原始意识的八种表现形态：万物有灵论，畏天祭神，千奇百怪的迷信解释、预兆、禁忌和行为，咒语拜物教，巫卜文化，盲目的祖先崇拜和长辈威权，对人的兽性摧残，好勇斗狠、集团仇杀。这八种形态是我国边远、落后地区至今仍存在的民族生存形态，同时也成为一种稳定的意识结构渗透于我们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中，作者将它夸张、变形，目的在于引起疗救的注意。
儒道文化寻根小说：阿城的“文化小说”《棋王》通过写“棋呆子”王一生生活中的两件大事：吃和下棋这个文化的命题，来表现人物从生存本能到精神需求的两种追求，从而深刻揭示民族的文化心理。王一生出身微寒，在“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中度过童年和少年。他对吃的认真寄寓着人生和社会的丰富内涵：在任何逆境中，只有执着于生存，才能有所发展。下棋同样寄寓着丰富意蕴，下棋实质上是王一生厌世、遁世的思想表现，同时又表现出一种对个体意识和文化意识的自觉追求，呈现出对传统文化的崇尚和张扬，这与作者“文化小说”力求体现“文化寻根”和“文化回归”意识是紧密相连的。
儒道文化寻根小说：王安忆的《小鲍庄》借对淮北一个虚化了时代特征的小村庄的描述，来表达作家对儒家文化的“仁义”精神与对这一精神崩溃的理解。小说以平实朴素的语言，非线型散点透视的叙述方法，描绘了一个浸透着传统文化几近封闭状态的村庄和一群农民的生存状态，，而且还表现了她对复杂的生活现象的因果关系与支配人生命运的深层奥秘的寻根探索。小鲍庄的人们是大禹的子孙，看重的是仁义。庄上的人，无论男女老幼，都以仁义作为思想行动的准则。这种仁义，表现为对他人的同情和关怀，表现为恪守信义与助人为乐的精神。但同时它的封建性和家族性、封闭性、凝滞性又成为一种值得人们重视的存在。小说以寓言的方式表现了在我们的文化系统中，伦理价值体系作为超稳定的语法结构，所维系着的残酷生存本相，无论这样变化，都如洪水的宿命性灾难一样，囚禁着世世代代的人生。周而复始，循环往复，一个民族的历史生存，就浓缩在这篇寓言中了。

分析韩少功《爸爸爸》
《爸爸爸》是站在现代意识的角度，对民族文化形态表达了一种理性的批判，探询在这种文化形态下的生命本体意识。小说以一种富于想象力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通过描写在湘山鄂水之间一个原始部落的历史变迁，把祭祀打冤、迷信掌故、乡规土语糅合在一起，刻画出了一幅具有象征色彩的民俗画，其中隐喻着封闭、凝滞、愚昧落后的民族文化形态，小说体现出了强烈的民族理性批判精神，对这种文化状态的各种劣根性内容给与深刻的批判。
作家的寻根心态
1、隐喻
丙崽奇迹般的活了下来。他作为文化劣性的根留存了下来，而且还那么顽固。“他虽然瘦，肚脐眼倒足有铜钱打。”肚脐隐喻着繁衍，隐喻着这丑陋的根不会消亡，反而会生生不息的存留下去。这种顽固体还现在题目“爸爸爸”上，三个爸字的组合颇具深意，中国人以三为众。因此这里给人的隐喻是文化的顽固性通过一代一代传了下来。

2、文化精英心态

韩少功力图高擎精英文化的巨形火炬，照亮文化的阴暗角落。这种努力，遥遥地与鲁迅等文化巨匠息息相通。同样是写湘西，沈从文写得纯朴恬淡，而韩少功写得龌龊昏暗。原因在于其视点不同，套用一个人类学术语，沈从文是“土著观点”（native’s point of view）而韩少功是文化中心主义者。这种知识分子强烈的批判精神与阿城的理想主义形成鲜明对照。

3、猎奇意味

韩少功对于鸡头寨的描写，充满了猎奇的意味。他着力描写了各种其风异俗，穷山恶水之间充满了未知的秘密。他写到岔路鬼，好淫的蛇，德龙的歌，上窑的仪式。这样刻画一个远村，似乎是一种审美“陌生化”的努力。然而，作者在叙述这些奇俗时，无不带有一种猎奇的快感，这种描写，满足了作者作为一个文化精英的优越感。然而，是不是应该存在另一种对于“远村”的态度？即消除这种自上而下的优越感，而用一种平视的目光去“寻根”。启蒙主义是否还能坚持下去？无疑需要我们对于寻根文学再反思。
4、对于文化之根的依恋和追寻。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根”是指文化的本源和生命的状态。小说反复提到那首古歌，反复提到祖先的传说。仲满给老幼们喝了毒药，所有的老人面东而坐，因为祖先从那里来。最后留下的青年男女，唱着古歌，凄然离开颓败的鸡头寨。结尾的几段描写，悠远，苍凉，那首古歌一遍又一遍地回响在山谷中，给人无限遐思。这里隐喻着，中国文化源头需要回归，中国的传统经过历次冲击需要从新确立它的身份。我认为，那群年轻人是包括作者本人在内的精英知识分子的化身，他们唱着歌（对于文化本源的回溯），走向一个新的世界（批判文化的劣根，整合新的文化）。
    总之，作者对于寻根的态度是复杂的。这是一条浸润了他血和泪的根。比起阿城理想主义者式的寻根，韩少功的小说显得厚实沉重了很多，主动探询生命和文化的本源，多用隐喻象征，给人以广阔的思考空间。《爸爸爸》思想性要胜过《棋王》。

反思文学

1、反思文学产生的原因：
经过了持续了两年多的"伤痕文学"思潮，暴露在读者面前的文革中的灾难已经够多，随着"伤痕文学"的深入发展，人们开始思考：为什么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会产生长达十年之久的全民大灾难？如果应该归罪于极左路线，那么极左路线的根源在哪里？追根溯源，"十七年"的历史事实开始进入作家们思考的视线之内。
这样，在1979年初，许多作者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对建国后干群关系的思考，如茹志娟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张弦的《记忆》、刘真的《黑旗》等。这些作品中往往采用大段的议论和心理独白，带有浓厚的思辩色彩。类似的作品在1979年下半年已经大量涌现，从而形成了新时期第二个文学思潮："反思文学"。
"反思"一词，据说首次出现于英国哲学家洛克的著作中，他将"心灵内部活动的知觉"，称为"反思"。
而在我国当代文学史上，这个词却具有特定的含义，即对文革、十七年以至更早的历史事实进行思考，从而在意识形态、国民性等方面挖掘现实问题的根源，同时，在历史和自然的大的环境背景中展开对"人"的价值的思索。可以说，"反思文学"是"伤痕文学"的深化，两者间的区别主要在于：哲学思考的介入。


2、 反思文学的焦点
综观"反思文学"的创作，主要焦点在于对"人"的反思上。这种对"人"的"反思"有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
●  它首先是主要针对政治层面的，关于建国后的历史问题尤其是对农村问题的反思成为作家创作的一个重点。其中张一弓的中篇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以一个为了群众生命而不惜触犯党纪国法的大队支书的形象，树立了新时期第一个成熟而完整的悲剧英雄形象。
●  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则以看似幽默的笔法，揭示了中国农民自身的性格弱点，指出这些"民族劣根性"在建国后的左倾灾难所应当承担的责任。
●  张弦的《记忆》则以某地宣传部长秦慕平对曾经被自己错判为"现行反革命"的少女方丽茹的忏悔，反省了一个时期内不正常的"现代迷信"及自己在这种现代迷信中所扮演的可悲角色
●  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 反思大跃进时期的干群关系的变化，
●  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反思农民历次政治运动给一个普通农民造成的悲惨生活，
●  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反思党的干部政策从极左到新时期的延续性影响，
●  王蒙的《蝴蝶》反思一个人的社会角色身份地位的变化，对个人命运及党和国家命运带来的影响。
●  古华的《芙蓉镇》
●  张贤亮的《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等，写知识分子的苦难精神历程，都是对历史事实的深入回顾思考，被称为“反思文学”的代表作。

随着"反思文学"的深入发展，很多作家不久就开始转到对"人本身"，如"人性"、"人的价值"、"人的生命力量"等更深刻的问题的思考上。这些作品或张扬被左倾思潮压制多年的"人道主义"，甚至歌颂某种"永恒的、超阶级的人性"，
如表现"同情"的《离离原上草》、
表现"母子亲情"的《女俘》、
表现"友情"的《驼铃》
表现"爱情"的《如意》等；
探讨"爱情婚姻"方面的社会问题的，
《爱，是不能忘记的》、
《春天的童话》
《我们这个年纪的梦》等；
讴歌人的生命力量，
《北方的河》、《迷人的海》等；
思考生存价值，"知青小说"中对往日做写实性却富于诗意的回忆与描述，"右派小说"中立足政治历史之上对自己的心理历程的解剖。
3、反思文学的价值指向
由于反思文学”是对过往政治运动的清理，重在“为社会代言”、“为公众代言”甚至“为革命代言”，因而非常注意传达社会化思想和群体化情绪，看重社会的认可和群体的接受。
典型作品莫过于张贤亮的《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作者主要意图不是写个人命运，而是为了证明“一代知识分子的苦难历程”。主人公“最终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信仰者”的“思想改造”，完全为了表达一种社会化看法。当时这类带有自传性的作品，由个人经历而揭示极左运动和封建专制带来的苦难时，都是立足“为社会代言”，都重在表现社会化情绪，而且和“民族命运”联系。即使从维熙90年代初出版的自传体小说《走向混沌》，也是如此。正如作者在该书代序中所说：“这沧桑的历史血痕，不属于我个人，而属于一代立志报效民族，却为此而承受炼狱折磨的知识分子。”而众多知青文学作品，或控诉极左危害，或表现“青春无悔”，或怀念淳朴乡情，更多也是表现社会化意识。

4、《随想录》(思想性)
《内奸》（艺术性）

反思文学作品：《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
主题思想：《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发表于1956年，是较早反映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人民内部矛盾，揭露官僚主义的作品。《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揭露和描写了多种类型的官僚主义主义。北京市某区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李宗秦是个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官僚主义者。区委组织部第一副部长刘世吾是一个革命热情衰退，似乎看透了一切，对错误采取冷漠麻木态度的官僚主义主义者。他曾“充满热情，投身革命”，也对“权”“财”没有贪欲，而是陷入了一种对工作和事业缺乏激情的冷漠之中，他的变化是因为人生没有了追求、思想和情感扭曲、麻木。区委组织部工厂建党组组长韩常新是个浅薄的官僚主义者。麻袋厂厂长兼党支部书记王清泉是个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作风简单粗暴的官僚主义者。以揭露共产党干部的官僚主义为主题的作品，建国后一段时间里几乎是空白。这篇作品是较早的，有突破“禁区”的意义。作品描写党中央所在地首都北京某区委的领导，这是较高层次的党的机构和干部。艺术描写也较成功，因而在文坛和社会上产生较大影响。
对比手法：小说塑造人物运用对比手法，在人物间形成多种对比。对比突出了各人的性格特征，显示了丰富多样的性格，加深和扩大了作品的主题意蕴。林震和刘世吾构成性格对比。林震、赵慧文、刘世吾构成连锁对比。刘世吾和韩常新、李宗秦及王清泉也构成对比。
叙述结构特点：（1）从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林震的角度，通过他的眼光，他到组织部后的经历，描写了组织部的情况与问题，塑造了刘世吾等官僚主义者的形象。因此，林震这一个物，既有思想、性格上的意义，也有结构上的作用。（2）小说以组织部处理麻袋厂党支部的问题为中心情节展开叙述，线索单纯而清晰，结构严谨。

谢谢啦！

真是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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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楼主

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