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君毅: 宗教精神与现代人类

唐君毅: 宗教精神与现代人类
唐君毅着《人文精神之重建》第一部之一

〈宗教精神与现代人类〉

　　　一丶人与天之合作，以挽救人类之物化
　　　二丶流俗所谓宗教精神，恒为第二义以下之宗教精神
　　　三丶苦痛罪恶之存在之肯定与超一般意识之解脱苦罪之意志
　　　四丶近代精神与宗教精神之相违
　　　五丶无可奈何之感与罪过之自觉
　　　六丶罪过之分担与悲悯之情

一丶人与天之合作，以挽救人类之物化
　　因为现代中国所感受之问题，皆与近代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之冲击有关，所以本文论宗教精神与现代人类，自西方近代文艺复兴说起来。我们都知道，文艺复兴以来西方人文主义运动，由反中古宗教之重神而忽人，反中古神学中之独断之教义，反中古教会之统制文化开始。于是从统一的教会中，解放出个人之信仰自由；在神学外尽量发展科学哲学，从宗教性之建筑、音乐、图画、新旧约之文学中，胚育出近代之多方面表现人性之艺术文学，从神圣罗马帝国，脱颖出近代之国家与政治。人从企慕天国之福乐，对上帝之信仰与祈望，转化出仿效天国以建立人国之热心与理想。

耶稣要上帝的事还上帝，凯撒的事还凯撒。文艺复兴後之西方思想，则进而要人性还人性，自然还自然，文学艺术还文学艺术，科学还科学，以致经济与生产技术还经济生产技术，由此而成就对个人人格之各方面活动之进一步的尊重，成就千岩竞秀、万壑争流之西方近代文化。上天国必须承认自己之罪恶，克制自己，而近代西洋人之想建立人国，则从征服自然，求战胜外界开始。

科学与征服自然之精神结合，形成了近代之工业文明。在工业文明之下，产生了近代之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与反资本主义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从这里看，则近代西洋的文化，是从反中古宗教开始的。而近代人文主义之精神之发扬，从神转到人之思想之提倡，正是构成近代之异於中世之关键所在。孔德认为人类学术之进化乃由神学时代而玄学时代，而实证时代，他想以人道教代神道教。弗尔巴哈谓他之第一思想为精神，第二思想为自然，第三思想为人。都是在标明近代之重人之异于中世之重神者。

　　由上所述，在现在想保存西洋近代文化之传统的人，爱护西洋近代文化所自生之尊重个人人格之精神的人，相信西方人文主义的人，恒不免对西方中世之宗教文化，自觉的或不自觉的，不怀好感。由於摧毁个人自由最烈的俄国共党组织之若干方面，类似中世纪教会组织，於是人由於厌恶共产党，而追溯其文化渊源於基督教者(如罗素)，亦不免忽视西方中世之宗教之价值。其实，我们在现在发扬人文主义之精神，我们所要对治的，只是视人如物、以驾御机械之态度驾御人之唯物主义。我们所要讲的人性，是异於物性的人性，而非异于神性的人性。我们所谓人文，乃应取中国古代所谓人文化成之本义。「人文化成」，则一切人之文化皆在内。中国儒家所谓人，不与天相对。用今语释之，即不与神相对。中国之人文思想，自来不反天而只赞天。我们今日承中国之人文思想，以论我们对文化之态度，亦不须从反神反宗教之精神开始。西方现代所需之新人文主义，亦决不如文艺复兴以来之人文运动，持人与神相对之态度。

反宗教是不必须的，而且从整个西洋文化之保存与发展看，西方之宗教精神是应当保持的，加以发扬的。如说已衰老，便应使之再生。未来的西洋文化，决不只是近代西洋文化之精神之直线发展，并兼须回向中世与希腊之精神。人类的文化发展，常只有返本，才能开新。说近代西洋文化精神之发展，须由返本开新，在只生活于近代西洋文化潮流下之人，恒不能理解，亦不愿听。此话一时亦说不清。我们只须指出 : 近代西方思想之发展，至少其中有一条线，是从讲神而讲人，讲人而只讲纯粹理性，讲意识、经验；而下降至重讲生物本能、生命冲动。到现在而唯物主义横扫欧亚。

人真能思想到物的重要，表示思想之扩展至极。然亦表示思想之外在化至极，与堕落至极。物质以下便是空间。空间只是虚空，人之思想与精神，再不能向虚空堕落，故必须回头。这一回头要包括回到神，人与神合作，以救住人类之物化，免于堕落虚空。所以未来之西洋文化之大方向，除非是唯物主义绝对胜利，便不应是宗教之衰亡，而应包含是宗教之再生。如果唯物主义绝对胜利，则不仅宗教衰亡，一切人类文化亦难保持。人类文化不亡，人总不能全部物化。便须有上升而求神化之宗教精神，以直接挽住下堕而物化之人类命运。我们须知中世纪宗教统制文化之弊害，已经近代文化之洗涤。则此後上升求神化之宗教精神，便可专显其对治人之下堕物化之精神效用。

中国儒家人文主义，以人为三才之中，上通天而下通地，所谓「上通天而下通地」，诚是一大中至正之道。但是後代儒者或排斥专求神化之宗教，与忽略对物之利用厚生之事，便不免有病症。个人依儒者之道以尽心知性知天，至诚如神，觉此心即天心，人即天人，另无外在之神，固是一精神之极高境界。而个人之少私寡欲，忘却货利之重要，亦学贤圣者必有之怀抱。然而对社会文化说，则人们须先存在于物质世界，才能学贤圣。而对物界之了解与加以主宰，均表现人类精神活动之开展。利用厚生，即所以充实人之自然生命力，以从事文化道德之生活者。而人能先信一外在之神，至少亦是使人超越唯物之宇宙观之一精神条件。愚夫愚妇之求神化之向往，皆可以平衡其一往追逐物欲之趋向。而一般人真要识得人心天心原来不二，人性中有神性，亦恒须先视天心或神为外在，对之有崇敬皈依之宗意识。则儒家之圣贤学问，在社会文化上，正须以科与生产技术之发达，宗教之存在，以为其两翼之扶持。

中国古代儒家精神，原是即宗教，即道，即哲学者，亦重利用厚生者，本当涵摄科学与宗教。然後代儒者，因要特重人而不免忽略其中之宗教精神，并忽略对物界之了解与加以主宰之事；乃未能充量发展此儒家原始之精神。如充量发展之，显天地人三才之大用，正须在社会文化上肯定科学与宗教之客观地位。此一肯定，完成了中国文化之发展，显示出人文化成之极致；此与西洋未来文化将以宗教精神之再生，理想主义之发扬，救治人类物化之趋向，两相凑泊。正是人类文化大流，天造地设的自然滙合之方向所趋。由此以看一时横决之唯物主义，其在西方文化史之发展上，便不过近代机械文明下之一必经变态。而中国现在之唯物主义，不过中国文化过去忽略对物界之安排之一报复。这必经的变态与报复之效用，均在昭示人类文化由反本以开新之大道。

西方文化之返本，赖宗教精神之再生，理想主义之发扬。中国文化之返本，赖儒家精神之重新自觉。在此自觉中，圣贤学问将不以囊括或排斥其他文化活动之姿态出现，而将以肯定其他文化活动在社会上之独立地位之姿态出现。因而不仅对物界之安排之科学与生产技术，将被重视，而宗教之独立地位之肯定，亦不可少。而直接纠正唯物主义，宗教精神尚须居于前驱之地位。

记得伍光建先生曾译一书名列宁与甘地，二十世纪之精神之象徵，是列宁与甘地。甘地是直接对治列宁，使之显出渺小而无地自容的。耶稣与释迦，是直接对治下坠而物化之文明，物化之人生的。所以我们的新人文主义，不特不能反对宗教，而且要为宗教精神辩护。虽然我们仍是以人文之概念涵摄宗教，而不赞成以宗教统制人文。在通天地人的意义下，孔子是可以涵摄耶稣释迦与科学之精神的。然而至少在补今日之偏，救今日之弊的意义上，我们对于耶稣与释迦，决不当减其敬重。

二丶流俗所谓宗教精神，恒为第二义以下之宗教精神
　　我们为宗教辩护，并非向已信宗教者说话，而是对不信宗教或未信宗教者说话，以使人更公认宗教在文化中应获得的地位。而我们之立场，又非站在某一特殊之宗教之立场，以劝说人信某一宗教。而唯是站在一求人类文化生活之充实发展之立场，以论究此问题。所以我们之辩护，将只着重说明宗教精神之价值，宗教精神对人类文化之必需，而不着重在神存在(或佛菩萨之存在)之证明、神之意义之说明等。关于神之意义与神是否存在之问题，我们只当在纯哲学或神学中讨论。我个人相信宇宙间有鬼神存在的。但神之意义如何，则不是简单的几句话可说，此亦不必与一般宗教家所说全同。

我现在所能说的，是人只要打破了绝对的唯物宇宙观，并打破只以感觉所对为实在之态度，人总会发现一种意义之超物质之神之存在的。而且我们可以退一步说，纵然任何意义下之神皆不存在，神只在人们之主观之信仰或想像中，人能信一超越的神，而依之以生一宗教精神，仍有极高之价值。

我们主张，无论如何，对整个人类言，其中必须至少有一部分人，富於真正之宗教精神。任何人皆须了解宗教精神，赞美崇敬有宗教精神的人，或自己亦具备相当之宗教精神。对现在之时代言，则真正宗教精神之价值之普遍的被认识，尤有迫切之需要。在这个时代，如果人们之宗教精神，不能主宰其科学精神，人之求向上升的意志，不能主宰其追求功利之实用的意志，人类之存在之保障、最高的道德之实践、政治经济与社会之改造、世界人主义之复兴，中国儒家精神之充量发展，同是不可能的。

　　我们说这个时代，尤特须真正宗教精神之价值，普遍的被认识。我们所谓真正之宗教精神，是用来简别世俗流行的所谓宗教精神之意义的。世俗流行的宗教精神之意义:

-  或是指一种坚执不舍，一往直前的意志。

-  或是指一种绝对的信仰、绝对的希望。

-  或是指一种人对於其所信仰所希望实现的目标之达到，有一定的保障之感。

此三义可相连，统可如詹姆士之名之为一信仰的意志。通常人说一革命家、一主义信徒、一事业家、一恋爱追求者有宗教精神，常不出此三义之外。此三义之宗教精神，表现在一般宗教生活之本身，即为一信神之爱吾人，救主之愿赐恩於吾人，信仰吾人之将蒙恩而得救，信仰吾人只要真向神祈求，神即能助吾人之成功而得幸福。由此信仰，而感到自己之生命有了寄托归宿，觉到一切都安稳了，而加强了生活意味与勇气，在人生道上一往直前的意志。一般宗教徒之宣传宗教，亦常依此意义，以讲宗教之价值。一般人之相信宗教，亦恒是依此意义而相信宗教。但是此种宗教精神之意义，只是第二义以下的。并非真正的宗教精神的根本意义，原始意义。

如以此为宗教精神之根本原始的意义，或人自开始点即出自此动机以信宗教，人便落入纯实用功利之观点。从实用功利之观点，人绝不能透入宗教之核心的。而人若泛称一切有绝对信仰与坚强意志的人为有宗教精神，则宗教精神之对人类为祸为褔，亦殊难说。因为人之绝对信仰与坚强意志本身，可即是坏的。如从此种意义讲宗教精神，则宗教精神之真正价值，不能确定下来，不成为当普遍的被认识者。

三丶苦痛罪恶之存在之肯定与超一般意识之解脱苦罪之意志
　　我们所指出的真正的宗教精神，是一种深切的肯定人生之苦罪之存在，并自觉自己去除苦罪之能力有限，而发生忏悔心，化出悲悯心；由此忏悔心悲悯心，以接受呈现一超越的精神力量，便去从事道德文化实践之精神。此精神在世间大宗教中皆有，而原始佛教基督教更能充量表现之。

在原始自然宗教中，人相信有神，恒由其深感自然降临之灾难与苦痛，并觉人力之常有无可奈何之处。在此中，罪恶之自觉，比较茫昧。而直接求神赐福之念，则较显着。此其所以为最低之宗教形态。回教婆罗门教中一方对神作赞颂祈祷，或冥想直观之工夫，一方即要人直接依神之所命或效神之德以成人德。但在基督教与佛教中，则先对人之罪恶有深切之自觉，乃为最主要者。基督教所谓原始罪恶，佛教所谓无明烦恼，都不只是与生俱生，而且是由人类之第一祖宗传来，或无量劫传来，深藏於吾人生命或下意诚之底的。此罪恶之根，在吾人生命或下意识之底，即在我们个人所能自觉之表面的意识生活现实生活以外。故一般浮浅的道德反省，恒不能透入的。世俗的迁善改过，亦恒不能绝去此罪恶之根。因而必须要大忏悔，大谦卑，以沉抑下我们浮动掉举之心，自内部翻出一自罪恶对解脱之意志。此意志直接求超化吾人之下意识境界之罪恶。故此意志，亦为一超意识境界之超越的意志。此超越的意志，一方忏悔悲悯吾人之罪恶，一方即本身是 － 或能接上 － 一宇宙之超越的意志。此即神之意志或一超越的精神力量。而由此意志、此精神力量之呈现，吾人乃能真拔除吾人之罪恶，而有宗教性道德文化之实践。这一种精神，我可称之为原始的佛教基督之真精神。

表现这一种精神之第一句话，不是与人以一福报之保障，不是使人相信你求什麽，神佛便帮助你什麽，而是在人深陷於苦痛、无办法的时候，向人启示 : 你的一切苦痛，都原於你与人们的罪恶。你不能湔除你与人们的罪恶，你便应承担苦痛。而你必须凭一超越的意志或精神力量，你才能去除你与人们之罪恶与苦痛。否则，你总是无力的。你自以为有办法，都是无办法的。你一般意识生活中之一点理性的光辉，你现实生命中之自然力量，乃是被限定的，卑微的，渺小的。如此，则你只有转出或接上一超越的精神力量，可以使你逐渐上升，望见真正的伟大、无限、幸福与至善。在最後阶段，你可以有保障。然而此保障，是第二义的。故说之为神所赐，是佛菩萨之加被。你并不能期必此保障之何时降临。即此保障之何时来临，你不觉有保障。你不觉有保障，你才可以真得保障。所以真宗教的精神，自始至终都是谦卑的。

流俗的宗教宣传，开始点即说 : 你信了神，便有神冥冥中扶助你；祈祷他，他就答应。此除了为教化的方便，别无价值。而当人不知此只为一方便，而以为真宗教精神即求神扶助时，并以祈祷神相助，为宗教生活之主要内容时，人根本误解了宗教精神，而过着一堕落的宗教生活。西方教会自成一政治力量後，神之信仰便有时成扶助教皇满足权力欲之工具。耶稣之原始精神即开始丧失。而近代宗教改革以後，信仰自由之被承认，固是一进步。然一般人以宗教信仰保障人之世俗事业之成功之意味更强，却更代表一宗教精神的平凡化与衰落。所以我们要讲真宗教精神，必须透过一层，回到宗教精神之根本处原始处去。如果我们不能在此根本处原始处，看得稳，握得紧，并求其为人所了解。我们将不能有宗教精神之再生。而宗教在文化中之地位，亦将因其本身之功利化世俗化，而日益降低。不复能再有其过去之尊严与光荣，以至根本失却在文化之地位。

四丶近代精神与宗教精神之相违
　　然而我们上述之真宗教精神，在近代人现代人之文化意识中，却是不易真被了解的。因为西洋之近代文化之根本精神，自一方看，是与真宗教精神相违的。真宗教精神，是先肯定苦罪之源远流长，自己对自己之苦罪无办法，知我们一般意识生活中之理性，现实生命之自然力量，是不能拯救我们到苦罪之外的。

而近代之西洋文化，主要是富於自然之生命力之日尔曼人所创造。诚如斯宾格着之在人与技术，及西方文化之衰落二书所说 : 近代西洋人是先有一野兽般的自然生命冲动。由此冲动而不自觉的自信其力量之无限。故在其未有什麽文化创造时，虽亦一原始人类同具的宗教情操，而易于接受基督教精神的陶冶与感化。但是在他入文化舞台，在近代文化史上出现时，便要想建立人国于地上与天国比美，而显出一与上帝竞赛伟大的雄心，成所谓浮士德精神。于是改革宗教，航海开荒，征服五洲，殖民世界。天文学之进步，于此又展示了太阳中心之学说。天体之伟大与无限，使人之心量亦向无限之空间开展，而追慕无限。物理学、化学、生物学之进步，使人更了解自然，征服自然。农业工业、医学之进步，使人于地上的矿物，可自由加以改变制造；於植物动物，可自由加以变种培植畜养，於人自己的身体，可多方治疗其疾病，延长其寿命。十八九世纪，科学发展到社会科学及心理学。人们相信，我们一朝发现了社会政治经济心理的原理定律，我们便依理性以改造旧的社会，以组织一永远向前进步的人类社会。乐观的绝对相信进步的思想，使学者们从生物学上的进化论，转到寻求社会进化的证据。而每一进化之学说，均助长了人们的自信，相信现在的阶段应当存在，将来期望的阶段必然出现。而此相信所自来，在根本处说，则由人之自信其生命力理智力之无限，科学力之无限，而自觉的或不自觉的自信 : 人可以建人国，以比美天国，人可以与上帝竞赛伟大。在这一种精神下，人是认为人之一切苦痛，都可赖自力克服；个人之罪恶，都可赖一般教化力量去化除；社会之罪恶，则可赖战争革命来烧净湔洗。在近代西洋，从培根、康多塞、孔德、弗尔巴哈、马克斯，及其他无数思想家，都为此中进步之理想所鼓舞(此可看比芮Bury进步之观念Idea of Progress一书)。近代西洋人总觉自己对自己之命运，一切都是有办法的。宇宙的进化，生物的进化，是自然且必然的。人类社会之出现，人类社会之进化，亦自然且必然的。在自然之上，肯定一超自然之神，是不必需的。因而「真正的承认自己之苦罪，为一般理性及自然生命力量所不能加以拔除拯救，必然承受一超越的意志精神力量之呈现」之宗教精神，是与近代西洋文化中之根本生命情调，人生态度相违的。

此便亦是真正宗教精神总为近代西洋人之精神所拖下，以致现实化世俗化之理由。而我们要使我们上述之真正宗教精神，为浸习于近代西洋之思想生活之人所了解，在开始点即有一情调态度上的不相入，而使说话者亦感困难。

五丶无可奈何之感与罪过之自觉
　　但是在二十世纪以来，人类接二连三的经历了世界之大战。在西方人，由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使个人精神解放而生之心灵自由之感、生命欢乐之感都渐丧失，乐观地绝对相信进步之心情，都渐渐动摇了。第一次大战，有人统计死的人之棺材，连起来可以由海参威到伦敦。第二次大战，应当可以绕地球一周。第三次大战，只须数十氢气原子弹，即可毁灭全人类。我们不要说此事不可能而自己享受着今天的活着。日本广岛的人，在原子弹未降下的一刹那，亦曾享受其生命的活着的。在广岛，当时定有母亲正在抱着小孩，商人正在拿着账簿，科学家正在研究室，政论家正在作文，论日本之必胜利，哲学家正考虑着人类之进化，必是依着日本精神所示之方向的。未产生的事情，在未产生时，都好像永不会产生。然而一产生，便永远产生了。

人类的毁灭，不是不可能的 : 因为人类正到处弥漫着与汝偕亡的心理。而唯物主义的思想，不惜视人如物，必然的结论，亦是不在乎人类之毁灭与否的。因人类毁灭，人身之物质的分子原子电子之能力，仍是存在的。一切皆有内在的矛盾，进行着内在的斗争之宇宙观、社会观。便是促进人类之战争的。而此二种思想，竟然流行，亦即现代人之物欲薰天，喜欢战争之客观象徵。对此不断遭罹战祸，随时可毁灭其自己与其文化之人类，我们便不禁要问 : 你自己对你自己的办法在那里?究竟有多少客观现实的证据，可以证明你之自信，证明你真能安排你自己之命运?你只回顾数百年来之科学成就，工业文明，是莫有用的。你写出一部文明进化史，就人类那一年发明什麽，再一年又发明什麽，是莫有用的。重要的是你要能绝对的保障你之能力所成就之文明，不自己用来毁灭自己。然而你绝对的保障在那里?只是此接二连三之大战争，即证明你所成就的，都是你所预备毁灭的。

科学的进展，只告诉人所能用科学以谋之福利，都是用科学所降之灾害所能消除的。近代科学的成就，除学术本身价值外，说到底，只有控制自然一方面。至于所谓对人类社会的控制，则整个的说，全是无效的。今日之社会科学的知识，可以帮助人理智地治理在轨道上的国家或社团，但国际间的战争，与国内的革命，则总是诉诸暴力，或盲目的自然生命冲动力。为了战争，各国可更励精图治。为了革命与争政权，人们可以有极严密组织之团体政党。然而这种励精图治，与严密组织之精神，如果不能真隶属于为整个人类社会之目标，而为敌对意识所主宰促进，最後总是用来相毁的。而说要调整国际关系，对人类各民族关系，皆求一合理安排，使人类社会真能控制其自身，说此话甚易，订一计划主义亦不难。难在有一真正爱人类的精神。

而现代人以为一国际法庭、国际政府(爱因斯坦最近还又说此话)，即可造成一天下一家之世界，而控制人类社会者，皆是向外用心，是永远达不到其目标的。国际政府，国际法庭，赖什麽精神来支持?于此有人梦想统一世界。世界固不难统一，暴力亦可造成统一。问题是如此之统一，要花多少代价?统一了，如何保证不分裂?且统一之後，是否即等于真正之天下一家，或把全人类当作机器来驾御?这些问题，如人真肯用心，最後便将发现 : 只用今日社会科学知识，凭军事政治法律、社会舆论、主义宣传、警察特务之力量，都不能全真解决问题，真安顿整个人类社会的。而且近代人所喜欢用的控制，及与此相类的名词，如支配、领导、服务等一切之名词，即都是从外面看人类社会关系，处理人类社会关系之名词。此类名词，并非绝不可用，但只依此类名词而引起之意识，常都是浮面的、浅薄的、外在的、或有毒的。真正的问题深处，只有向内用心，才接触得到。向内用心，才知当前人类社会之军事、政治、法律、经济等问题之後面，有一真正的文化问题、精神问题。现代人类社会之关系之安排不好，总是革命，战争，人对社会之不能控制，实实在在是由于人对于其自己生命自身之盲目冲动、野心、征服意志、贪欲、疯狂性向之不能控制。

在西方文化历史愈短的民族，其盲目之冲动愈强。所以日耳曼民族之文化，虽极高而历史短，故野心与征服意志，较英格鲁撒克逊与拉丁民族强。俄国历史更短，文化又浅，故野心与征服意志更强。说到近代西洋之科学、哲学、艺术、文学之各方面之发展，诚然处处表现条理万端，与奇情壮采。其天才的科学家、哲学家、诗人、音乐家、艺术家之生活，尤多独来独往之瑰意奇行。政治社会中英雄、战士、革命家，亦多有悲壮淋漓、可歌可泣之故事。我们对之只有系节赞美，绝无责斥之意。但是他们的精神的生活，一往向上向外，作自我表现，往而不返，无所不用其极，却证明其後面之生命冲动，只是汹涌、澎湃、鼓荡、翻腾，而不必同时是为智慧之光辉加以照耀、润泽、安顿的。他们这种人格，仅管令人赞美，令人随之而兴奋、激厉、鼓舞、热狂，但总不免只能使人精神提起，而不能使人精神放下，而安定舒泰，与其他人类真正和协相处。这一种精神，底子里有一大毛病，即随自我表现欲而生之对外界之权力欲支配欲。此权力欲支配欲，恒不免多多少少直接参透于天才与英雄可歌可泣之瑰意奇行中，以向外宣泄，为他们所不自觉。而间接则与一民族社会、一阶级，或其他社会集团之广大群众之向外膨胀扩张之野心与征服意志，并行不悖，互相促进。此乃近代一切国际之战争、国内之革命、社会之斗争不断爆发之内在的精神原因。

这个问题不解决，不管你在科学上、哲学上、文学艺术上，有多少成就，政治社会之组织如何科学化，如何整严、文化如何进步，以什麽高远的理想号召，总是随时可以引起人类之互相征服、排斥、仇视、与战争的。科学与工业文明愈发达，所加于人类之毁灭的威胁，亦总是愈大的。你所谓你对世界有办法，最後终归于无办法的同归于尽。这个问题的症结，老实说，亦就在人们不知自己能够之限制，而常妄以为自己对世界有办法。亚力山大与拿破仑，自以为对世界有办法；威廉第二世与希特勒，亦自以为自己对世界有办法；现在斯大林，又以为他对世界有办法。人类历史上，几乎凡是说他对世界有办法的人，即世界的祸根。

孔子不敢自称为圣，一生常在慨叹之中，觉莫有办法。耶稣、释迦，处处只感到无穷之悲恻，自愿为人之子，入地狱，都是自觉在实际上，对世界毫无办法的。他们却是人类之永恒救星，真正的圣哲，总是谦卑，觉有不足，而自以为对世界有办法的人，底子里常全是一不自限量，一无谦卑精神之盲目而炽盛之权力意志，而以挑动附从之人之权力意志，斗争情绪，以互相利用团结，来共满足其权力量欲者。这一个权力欲，乃从亚当带来，无量劫的前生遗传来，或人之蛮性的遗留来，真是源远流长之原始罪恶，无明瞋恨。

对此罪恶，我们常不能真切的反省到。这实是人类之财富的争夺、领土的争夺、政权的争夺、文明统制之争夺之共同根原。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与俄国之极权主义，同是近代西洋人之权力意志向外扩张之不同表现形态。只有浅薄的唯物论者，才以为资本主义者之追求财富，是为获得财富之物质本身，以增其个人之物质生活之享受。只有幼稚的社会主义者，才以为人类财富分配平均，便天下太平。只有天真的人道主义者，才以为号召平均分配财富之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国家族民族，如俄国，是无野心与征服世界之贪欲的。我们如果不能认识，在下意识中支配近代西洋精神之权利意志，我们总是不了解近代西洋文人之後面的病根的。而我们如果真认识到此病根，便自然知道单纯的军事、政治、国际法庭、科学与工业文明，都不足解决人类当前的问题，保障人类之存在，创建未来之文化社会的。一切生活在近代文明中，感到物质享受的提高，科学知识之日新月异，而无条件赞美近代科学文明，并迷信此文明之直线进化的人，必然转回头来，承认西方近代文化在底子里是有一种极恶大罪才是。真宗教的精神，即是承认自已有罪，承认整个人类有罪。

依我们上面的分析，近代西洋人之权力意志，是其罪。东方之中国人印度人亦有罪。我们不能抵抗其权力意志之征服，当了资本主义极权主义的奴隶，即我们之罪。全世界的人类，不能形成一感化人类之野心与贪欲之宗教道德精，陶养驯服人之蛮性的遗留，即全人类之罪。承认自己有罪，承认自己恙世界无办法，这是现代人应学习的一种谦卑的宗教精神。本此谦卑的精神，去检讨反省我们个人人格中之一一之罪，我们自己民族和人类之自觉或不自觉而深藏下意识之罪，而先自己忏悔，帮助他们忏悔感化他人，是人类唯一解除其毁灭之威胁，真正存在以创建未来之文化社会的道路。人不承认其罪，而妄自以为有办法则已，人若真自认为有罪，自认为无办法，而能细反省其自觉或不自觉而深藏于下意识之罪，而忏悔时，则不管你相处神之存在与否，神在实际上即已展现于你，你即接受了神之命令。因为你承认你有罪而忏悔时，你即已显出一超越罪的精神，你即已有去超越罪之意志。只要你真有对罪之承认与忏悔，你之承认与忏悔深一分，此精神意志力量即多一分。你之承认与忏悔，可以深又深，则此精神意志力量，亦显又显。你之罪无限，人类之罪皆你所愿担负之罪，则此所显之超越的精神意志力量，原则上亦是无限的。这即是神之无限性之证明。离开罪之承认与忏悔，而言神之存在，是极难证实的。有对罪之承认与忏悔，神总是实际显现的，人总是接上神的。

我们说不承认其自身有罪，不承认现代文化有罪，现代文化所引起之战争，总将使人类毁灭，至少人类之存在是无保障的。人若承认其自身有罪，承认现代文化有罪恶，承认现代文化之大罪，在缺乏一融化节制人之盲目的生命冲动，权力意志；便知去罪的东西之一，即此教人之谦卑的宗精神。人类只有了内心的谦卑，人之智慧的光辉，才能沉下而照耀润泽其生命之自身，再由此生命以滋养智慧之生长。人类只有了内心的谦卑，才能涵容他人。人类只有相涵容，人彼此之情流，才能互相感通，而有真正的仁爱。人方可以和平相处，而免于相残互毁，共谋社会之改造。

宗教家之以永恒无限的神与佛，对照有罪之我之渺小，原是为的教人以谦卑、滋养爱与慈悲之生长。这是宗教对此时代最大的精神价值。而人类未来的文化，亦必须此时代的人，以谦卑之心情去创造。而未来文化中，永少不了宗教者，亦因人类下意识之盲目的生命冲动，人类之盲目的权力意志，总要随时出现，一般的道德的反省，常是达不到；而只有由宗教性的谦卑与忏悔，在与一内在的一超越的精神意志力量之对照下，才看得见的。

六丶罪过之分担与悲悯之情
　　由上我们略述了真正宗教精神的价值。此真正的宗教精神，在原始基督教佛教，最表现得充分。这一种宗教精神，由谦卑爱慈悲所养成的心量，是宽宏的，大公无我的，划除一切狭隘的民族国家阶级社团之界限的，超政治的，超功利福禄之动机的，人服役于神，而非神役于人的。

西方原始基督教，由於参加政治，到划分教派，争正统，与世俗化，乃是一堕落。至于如共产主义袭取基督教之精神，则只袭取其与人平等的观念，无国界之观念，与教皇之统制政教，残杀异端之精神。而此种残杀异端，以统制政教之精神，根本是与基督教原始精神相反对，而纯为人之权力欲利用宗教所造成之罪恶。共产主义求统制政教，则本质上由其褊狭之唯物主义，不能容纳人类文化中各方面的精神。宗教中真正的神，是无所不包的神。信神者是不当亦不会与人类文化中任何有价值之精神为敌的。而俄国共产党之罪恶，则兼由斯拉夫民族之蛮性遗留使然。唯物的共产主义之所以产生，其最初只是对于近代西洋之资本主义、帝主义之反感。若无此二者，前者亦不会有。

唯物的共产主义者之罪恶，在其文化学术上之抹杀太多，此主义之内容太狭，使人不能有宽宏涵盖之气量。而视人如物之思想，本身可招致待人如机械之极权政治。至其主张以财富之平均分配，为解决人类文化问题之钥匙，虽浅薄一些，然其动机之本于人道与平等之观念者，我们仍须承认其价值。所以我们要为人类之文化，指出正途 : 即富肃杀之气的开化末久之俄民族之野心，与一切帝国主义，是绝对应当被改造或被否定的。共产主义之求平均财富之观念，是应多少保存在我们人文思想之内的。唯物主义与一切都在矛盾斗争中之宇宙观社交观，妨碍各方面之文化生活之肯定，至少暗示人相视如机械，暗示人以斗争与战争为天经地义，是应当加以批判，以提醒人们之觉悟的。

文化之多面的创造，与使创造此可能之自由，是必须有的。文化中除政治、经济、法律、体育、科学、哲学、艺术、文学外，宗教绝不能少。而以宗教精神去指导人生，须一方承认自己罪恶，一方分担他人之罪恶，由是而化出对己兼对人之悲悯。所以我们还要本一如耶稣迦之超敌对的精神，培养出一伟大的心量，由是而化出对己兼对人之悲悯。所以我们还要本一如耶稣释迦之超敌对的精神，培养出一伟大的心量 : 即我们虽然要对有征服人们野心之民族或个人，与以大义的惩治，然而真要使全世界人们永拔于唯物主义极权主义之罪恶之外，我们终仍须以真正的宗教性的道德文化教会之感化力量为主。人们之相信共产主义者，常是本于佩服其求平均财富之精神，而非信其唯物主义与统制政教之野心。人因缺乏智慧，不幸而其思想受其栓梏，尤是深可悲悯的。我们生为中国人，不能保存我们之文化精神 － 使马克斯之地位代替孔子之地位，这罪过亦即在我们之自身。宗教精神之一要点，在分担罪过，化出悲悯。我们今日亦须如此。因为只有这样，才可免于世界人们明朝的浩劫。恻怛的情怀，严正的思想，我们虽不能至，然心当向往之。

(三十九年三月，「民主评论」第一卷第十九期)

好文章。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