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启动效应”研究:读单词让人步速放缓的实验像很多有名的心理学实验一样,研究者不会告诉被试实验的真实目的。一名在纽约大学读本科的实验对象将一列单词重新排列成有意义的句子,然后研究人员告诉他,该实验是针对语言能力的研究。事实并非如此。其实,直到实验对象离开屋子后,真正的实验才开始。一名研究生待在走廊上,她的外套里面藏着一只秒表。她装作等着开会的样子,但实际上是一名研究人员。离测试室门口30多英尺(差不多10米)的走廊上,贴着一条银色胶带,她需要测量被试者走过这段距离的时间。整个实验全靠那只秒表了。
实验人员要求被试重新排列的那些单词并不是随机的,尽管看上去的确如此(在每位被试者实验后的采访中,这一点得到了确认)。它们是类似于“宾果游戏”(bingo)、“福罗里达州”(Florida)、“针织品”(knits)、“皱纹”(wrinkles)、“痛苦”(bitter)和“单独”(alone)这样的一串单词。当你读这一串词时,你几乎都能想象出一个弯腰驼背的老人在公寓里轻轻地四处走动,同时还抱怨电视节目的情景。对照组的人则重新排列那些不会让人产生特定联想的单词。在比较两组人的步行时间时,研究者发现,总体而言,实验组走得比对照组慢。纸页上的单词让他们举止像老年人。
这个发现挺有意思。但是你越想越觉得这似乎关系重大。如果我们总是受到这种微妙、注意不到的暗示的影响会怎么样?如果“福罗里达州”让你变得慢吞吞,“猎豹”这个词能让你健步如飞吗?暂且不说走路速度了。周遭的环境是否无意中让人变得更卑劣、更具创造力或者更蠢钝?我们都喜欢人生之舵握在自己手中这种观点,但实际上我们只是随波逐流怎么办?
约翰•巴奇、马克•陈(Mark Chen)和拉拉•伯罗斯(Lara Burrows)在1990年或1991年做了这个实验,之后合作写了一篇论文。这篇论文直到1996年才发表。为什么要压着这样一个有趣的结果不发表呢?首先,他们想重复这个实验,而且也确实这样做了。他们也想用不同的暗示信号做类似的实验。其中一个类似实验的目的是,测试被试看到非裔美国人的面孔后是否变得更有敌意。被试(都不是非裔美国人)确实产生了这样的反应。在另一项实验中,实验人员首先让被试接触了一些无礼言辞,然后观察他们会不会因此更容易打断别人说话。结果被试的确变得更爱插嘴了。
直到其他实验室也发现了同类现象,3人这才发表了这篇论文。他们知道自己的发现会引起争议。他们知道很多人不会相信这个结果。他们愿意当出头鸟,但是他们不想成为唯一把脖子伸出去让人砍的人。
这项研究发表在《人格和社会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上,之后被引用了2000多次。尽管同时期甚至更早的时候,就有其他研究者做了类似的工作,但的确是这篇文章开启了启动效应的时代。3位作者甚至在发表这篇论文之前就明白,该论文很可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他们写道:“很多社会心理学给我们的启示看起来非常值得深思。”
言外之意:这个现象极其重要。
丑闻约翰·巴奇9、10岁的时候,就决定长大后要成为一名心理学家。他想深入了解人类情感,因为人类情感是这样一种“对万事万物有神秘而巨大影响的力量”。他记得自己上高中时曾就斯金纳(B. F. Skinner,即伯尔赫斯•弗雷德里克•斯金纳,美国心理学家、行为学家,新行为主义的主要代表,操作性条件反射的奠基人)的理论与人发生争论。班上其他人都认为斯金纳的观点荒唐可笑。巴奇却不这样认为,倒不是因为他欣赏激进行为主义的主张或喜欢斯金纳通俗的文风。更多是因为他很吃独树一帜这一套。如今他说:“这个人的想法没人赞同,没准他就是对的呢。”
2012年圣诞节前几周,某个周四的上午,我见到了巴奇。他当时穿着粗针毛衣、做旧牛仔裤和徒步靴。他已经58岁了,不过仍旧是满头乌发,发型凌乱得恰到好处。巴奇倚在苔绿色的组合家具上,一边大口喝着咖啡提神,一边批改厚厚一摞期末论文。他站起来欢迎我,之后坐下来,叹了一口气。
对巴奇来说,2011年是艰难的一年。他事业的低谷应该出现在那年1月,当时《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PLoS ONE)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巴奇那个著名的步速放缓的研究结果无法被重复。这并不是第一个无法被重复的研究结果,但这一次戳到了他的痛处。实验中,研究人员尝试模仿巴奇的研究方法,但是有一项重要的改动:他们没有使用秒表,而是用自动计时装置和红外探测器,以排除所有可能的测量偏倚。实验结果表明,那些暗示性文字不会使被试走路速度变慢。他们又用秒表做了一次实验,不过稍微做了一点变动:他们告诉用秒表计时的人,哪些被试可能会走得慢些。这次的实验重复出了巴奇发表的结果。论文的标题说明了一切:《行为启动效应:都是大脑在作怪,不过是谁的脑子呢?》(Behavioral Priming: It's All in the Mind, but Whose Mind?)
这篇论文让巴奇觉得心烦。他认为,那些研究者并没有完全按照他文章中所述的方法进行试验,尽管他们声称并非如此。但是真正让他气炸了的是一篇解释这一实验结果的博文。这篇文章将巴奇的实验与臭名昭著的“聪明汉斯”相提并论——汉斯就是那匹传说会数数的马。人们一开始认为汉斯是一匹有很强的数字感的神马,能用蹄子踩踏地面这种方式回答数学题。但事实上,汉斯只是读懂了驯马师的肢体语言而已。在这项研究中,巴奇本人扮演了掩人耳目的驯马师的角色。他不接受这样的说法。如果发表在PLoS ONE上的那篇论文是正确的,那巴奇的实验的重要性会大打折扣。而且,在别人眼中,他就像一个傻瓜,被实验设计中一个极为明显的缺陷耍得团团转。
巴奇在《今日心理学》(Psychology Today)的网站上开设了博客,他在上面发了两篇详细的长文。他一一指出了自己眼中PLoS ONE上那篇论文里出现的各种错误。更重要的是,巴奇写道,在自己的实验中,用秒表计时的研究生不可能事前知道哪个被试会走得慢、哪个被试会走得快。与大多数科研圈的公开讨论相比,这两篇博文的语气确实强烈些,不过也说不上是吐沫横飞的咆哮体。巴奇在文章中使用了“不是无能就是无知的研究者”这样的字眼,明显是在抨击PLoS ONE那篇论文的作者。他还嘲笑PLoS ONE这本在线刊物监管不力,称重复实验论文是因为“塞了钱才发表出来”。巴奇博文的标题为《他们脑子里什么都没有》(Nothing in Their Heads),尽管这个标题可能只是想表达启动效应就是一种潜意识行为,不过这种双关并不怎么友好。
对于那些从“相传信誉不错的在线媒体里找寻精确的心理科学信息”的读者,巴奇也在文中表示了关心。这是在挖苦之前那篇博文的作者Ed Yong,巴奇觉得Yong的文章不公正。“让我难过的不仅仅是那篇论文中的内容,还有Ed Yong对那篇论文的评述。”巴奇说。不过,Yong的文章是经得起推敲的新闻报道。Yong采访了研究人员,并且交代了来龙去脉。Yong的标题——《为何心理学经典实验并非看上去那样经典》——也许有些软,但内容是够硬的。 “简化者”在巴奇因论文和舆论沮丧的时候,重复实验论文几位作者也同样讶异于巴奇如此强烈的反应。“那反应确实让我们很困惑。”身为布鲁塞尔自由大学认知科学教授的阿克塞尔•克利尔曼斯(Axel Cleeremans)这样说。“显然,他的语气太轻蔑了,几乎就是赤裸裸的污蔑。他把我们描述成一群业余实验者,大家都明白不是这样的。”他们也不觉得巴奇对他们实验方法的批评有理有据。即使这样,他们还是又做了一遍这个实验,而且将巴奇提出质疑的地方都改进了。但这次实验还是无法得出与巴奇的原始实验一致的结果。
他那两篇博文饱受非议,于是巴奇将它们删掉了。虽然他的观点没有改变,但是巴奇觉得自己的语气确实过分了。过去一个多月来我们谈了很多次,巴奇不时会搬出自己最近发表在《认知科学发展趋势》(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上的一篇综述文章,竭力为自己的论文辩护。这篇文章列举了最近的启动效应方面的研究,搞得就像该领域研究现状的报告一样。简言之,科学不断向前,启动效应研究发展良好。
他抱怨说自己是科研欺侮(Science bullying,一些支持巴奇的人也用了同样的表达方式)的受害者。不过,有时候,他看上去就是一副被打垮了的样子。“你把自己的全部事业和生命都投入到一项研究中,最后却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这太难接受了。”巴奇正是由于启动效应而闻名于世的。他说“我的名字就是代表这类效应的一个符号”,这并不是傲慢自大。这是事实。
在1996年那篇论文发表之前,他已经发表了无意识自动心理过程方面的文章,收到了广泛重视并被多次引用,不过还是启动效应成就了他。几年前,对他的攻击还未开始时,巴奇在Edge网站的采访中阐释了自己的研究目的:“我们的研究是层层深入的,试图找到重要的心理学效应背后简单基础的原因。我们要找的是能诱发重大效应的简单而不是复杂的东西、简洁的过程或者概念。”这篇采访稿给他打上了“简化者”的标签。
当我问他自己是否相信这些心理学效应的真实性时,巴奇说他相信。这些效应在不同的实验室都得到了印证。某些重复实验是对原始实验的精确复制:用秒表计时、让被试看同样一组单词等等。而其他的重复实验只求神似。他们都在研究一个相同的效应,但有的实验可能观察笔迹而不是走路速度,有的实验可能研究的是肥胖而非老年人的习惯。但是,这些研究的精髓是一样的。“不仅仅我的工作遭受非议,”巴奇说:“很多人的研究都遭受了攻击和摒弃。”他也怀疑过自己。面对如此质疑,他怎么可能没有怀疑过自己?即便你对自己所做的工作相当自信,但有人仔细检查你以前的论文,从里面找漏洞的时候,你肯定会如坐针毡。“也许是我们工作时的某个细节我没有注意。”他说道,并一一解释自己曾经产生过的想法。“然后你就开始在脑子里做检查了。”
那么,为什么不动手实际检验一下呢?重新开展实验,再配备上能保证实验不出岔子的合理措施,这并不会产生多大花销。要让本科生连词成句,之后在楼廊上溜达一下,这并不需要专门去申请个基金。巴奇说,他不想强迫自己的研究生花时间做这种有污点的研究了,他们已经对自己的工作前景非常忧虑了。同样,他意识到某些批评者认定了他在耍花招,对于研究启动效应,他肯定有什么“独门秘笈”,这种评价听上去挺好,可根本就不是夸人的词儿。“我觉得没有人会相信我。”他说。
来自诺贝尔奖得主的调停哈罗德•帕什勒(Harold Pashler)肯定不会相信他。帕什勒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一名心理学教授,在众多重复实验家中,他是最多产的一位。大约4年前,他就开始尝试启动效应的重复实验,帕什勒说:“我想亲眼看看这些现象。”这只是委婉地表达他认为这些现象可疑而已。目前帕什勒已经尝试了十几种实验了,包括那个步速放缓的研究。他从没得到过与巴奇一致的结果,一次都没有。
今年秋天,诺贝尔奖得主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给包括巴奇在内的一小群心理学家发了一封邮件,警告他们心理学研究“即将大祸临头”,因为启动效应的相关研究遭到种种质疑。卡尼曼直言不讳地写道:“我认为你们应该团结起来共同解决这个难题。要想有效地打消各种疑虑,你们应该首先承认怀疑确实存在,并且直面它们,因为反抗性的否认姿态只能让情况变得对自己更加不利。”
出自诺贝尔奖获得者之笔、言辞犀利的邮件往往能引起人们的注意,而这一封也确实做到了。卡尼曼和巴奇一起讨论了那些针对启动效应研究的无情攻击后,将这封邮件发了出去。卡尼曼打算充当有点政界元老模样的调停人,他努力让相信和怀疑启动效应的人相互沟通。不过在这场辩论中,调停者也有他自己的立场:卡尼曼相信这些启动效应现象,每次写到巴奇的时候,字里行间都透着钦佩之情,卡尼曼的畅销书《思考,快与慢》(Thinking, Fast and Slow)便是佐证。
高层指示下达以后,双方利用电子邮件展开了对话。与研究人员的即兴发挥或私下的谈话相比,这场对话的气氛缓和了很多。其中出现了卡尼曼所倡导的那种合作性的谈话,双方研究者以探求真理的名义通力协作。邮件对话进行得十分文明,不过却没什么成果。
在一封邮件里,帕什勒抛出了一个看似温和无害、实则向对方叫板的问题:“你能不能提出一两个你觉得特别强有力的目标启动效应的例子,即便是不怎么出名的也可以?”言下之意就是,要么拿出确凿的证据,要么就闭嘴。给我看看你觉得确定无疑的证据,然后我来尝试重复实验结果。有人指责帕什勒和其他反对启动效应的人,专门拿漏洞最多的研究开刀,在成功地质疑之后就出来显摆;帕什勒说这话的目的就是要反驳这种指责。然而,他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正面回答。“有人提出了一些建议,但没人能给出一个实实在在的例子。” 帕什勒说。
为什么这些研究结果总是令人困惑地无法被重复呢?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这些研究中有一些隐秘的削弱性因素和敏感的外部条件,使得实验难以被复制。可是帕什勒认为,那些研究论文中从没有提到这些。他在同一封邮件中写道:“所以,单单阅读文献,我们不能解释为什么这些实验结果如此微妙和脆弱。”
巴奇认为,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现在的确对这些现象了解得更多,这些现象也比研究者预想得更加复杂。这并不是问题,而是一种进步。如果你本来就不熟悉社会心理学领域的文献,也不熟悉众多改进和深化了先前结论的实验,那成功地重复出这些实验的结果就不太可能。这样一来,你就不能把自己重复实验的失败算作原始研究作假的证据,而事实上,你只是证明了自己对社会心理学研究并不怎么在行。
帕什勒无法完全掩饰住自己对这种辩护的鄙视之情。他说:“对我来说,这完全说不通。你发表了这篇文章,那肯定表明你认为这项研究工作是能够被重复的吧。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按照你的方法做出同样的结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