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答问

罗志田答问一：史无定法

  我是怎么把新的方法应用于我的研究的？

        我自己的学生也不时询问老师用的是什么“方法”，但我的回答总不能令他们满意。少年时读鲁迅的书，印象很深的是他认为写作的本领不能从什么“文章作法”一类的书籍中得来。自己当了大学老师后，也常将鲁迅的意思向询问“史学研究法”的学生述及。这首先因为我本赞成史无定法，同时也有些试图“藏拙”的意思——我确实不知道有什么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抽象“方法”，学会了即可在治史方面“点石成金”。
        中国的传统似乎不甚注重抽象出来的“方法”，谦逊一点的说“文无定法”，自信更足者便说“文成法立”。其实要说方法也有，从补锅做家具到练武学写字，大致都是从临摹入手，作文作诗亦然。不过一般的手艺人以谋生为念，很少有武侠小说中人欲“光大门派”之想；而作文作诗作画的，就总思在临摹的基础上有所突破，以形成自己的“特色”。桐城文派所谓“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便是这一学习方法的最好总结。多数人虽然很难越过前一阶段，但后一境界总是有志者的努力方向。
        我也不时将这一“方法”告诉学生，劝其在今日中外史家中选一性之所近(而不是一般认为最好)的高手，先熟读其论著，自己研究时试着思其所思、言其所言，觉得像了，便已有一定火候，以后再想突破、特色一类高远的问题不迟。不过，以今日本科生课程安排的饱满程度，学生看“课外”读物的时间已不多，恐怕到毕业时还不一定找到性之所近的临摹对象；而研究生又苦于学习期限不长(通常第一年主要致力于外语)，要广读当世论著而择定摹仿目标，似亦非短期可成。所以如今大学教育的课堂讲授时间和研究生教育的年限，或许都还可以考虑改变得更具弹性。
        话说回来，我真是没有感觉到运用了什么可以概括出来的“新方法”。如果要说有什么特点，或许是研究视野较宽，近代中国政治和中外关系等都曾涉及，而以落实在思想、社会和学术层面的文化史为主。这使我研究的题目宽泛而不成章法，但好处是有时也能从他人不注意的方面发现很有价值的史料。因为教学的原因我也曾略微尝试过外国史和先秦史的研究，在中国研究外国史和研究先秦史有一个共同点，即资料不算丰富，故治学者自然会细心斟酌能够获得的每一条史料。这或者帮助我形成读书较仔细的习惯，在进入资料相对丰富的近代史领域后，在希望发掘稀见史料的同时，更注重开发虽常见但为人视而不见的材料。
        近代中国是一个以多歧性为显著特点的时代，变化频繁而且剧烈。我自己过去的研究一向多见变的一面，而较忽视历史的延续性。其实只有较全面深入地了解了变与不变的两面之后，才能更充分地认识近代中国。我以为历史研究首先应注重史实的考订，在史实准确的基础上寻求对时代人物事件的理解。这就需要研究者在注重人物事件成长发展之内在理路的前提下始终将其置于其前后左右的时空环境中进行考察。必先读具体史事的前后左右之材料(不必只是文字材料)，然后能从其前后左右立论，而历史演变之脉络显。这样才可能趋近于章太炎所说的“字字徵实，不蹈空言；语语心得，不因成说”这一境界。

罗志田答问二： 历史系的本科生读什么书？
历史系的本科生读什么书？
        
        现在不少学校要求给给本科学生开列“必读书目”，其实在“知识爆炸”的时代，我不认为有谁能决定哪些书是“必读”。以今日中学教育的实际状况和大学生的实际水准，本科教育大概会越来越朝着素质教育的方向发展。素质当然与知识有相当程度的关联，但未必以知识(特别是所谓专业知识)为核心。故历史专业本科生的读书范围，不一定非集中在史学方面不可(以今日史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互动，纯粹专门的史学书籍也已渐少)。我同意一个流传很久的看法：开卷有益。本科期间，应尽量强化一些基本技能(如中、外文的阅读和表述及计算机使用能力等，这与任何文科学生今后的择业直接相关)，读书或可以泛览为主，尽可能多读。尤其是中外小说，多读只有好处。
        所谓专业书籍，很难确定何者当读，何者不当读(有些书如《易经》和专谈性理的理学、心学书籍等也许不适宜多数本科学生读)。对研究历史未入门者也许以读一些离我们时代较近的名家著作比较好一些。管见所及，下列诸人都是通人，他们的书以至少翻阅一下为好：康有为、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王国维、吕思勉、鲁迅、胡适、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钱穆、钱基博、陈垣、郭沫若、蒙文通、徐中舒。这些人的著作凡涉及史学时，多属古代史，而近现代史的著作稍难确定何者当读。因为对近现代史有意识地进行研究是本世纪的事，不过几十年；积累太浅，又恰处于传统断裂的时代(当然也有颇多未断之处)，未能继承传统史学注重当代史及前代史的传统，故迄今未能出什么大家(专治近现代史者或未必同意)。这样，近现代史是处在一个什么人的论著都可以不读、若进行研究则人人的论著都不能不读的境地。
        海外华裔学者的著作甚可参看，因其多受西学训练，而又具有中国传统的成分(受影响的深浅差距可能甚大)。可注意参看其注释中所引西人的史学及非史学著作，既可了解其接近何流派，也常常能得知哪些书籍曾经或正在影响外面史学的发展。
        外国史家的著述，也是能多读最好。我们的翻译书籍通常出版年代越后则译错之处越多(有例外)，故有可能最好读原文或西文译本。读西方史家著作，最好先了解西方当时或稍前流行的思潮，因为史学必然在大学术语境的影响之下。近几十年如社会学、结构主义、系统论(不是我们有些人说的那种)、人类学、文化批判理论、以及前些年兴起的“后现代主义”等对史学都有非常明显的影响。读外国史学著作最好是读其研究本国史的著作，那才是主流。至于其研究中国的论著，则在他们的学统内只是支流，以中国史为研究方向者固不能不读，余人则可不必读。读外国史家关于中国的论著，除了解国外的学术大语境外，还要先了解其史学的主流，然后才知道其论著之所欲言。
        现在不少学校“中外史学名著导读”所列的中外书籍全是很多个世纪之前者，中国的从《左传》到《资治通鉴》，外国则有要求读吉本《罗马衰亡史》的英文原本者。是否《资治通鉴》之后中国便无“史学名著”? 吉本的文采虽好，让学生读相当于我们乾嘉时代的英文是否有利于今日的学术“走向世界”呢？这样的名著经过什么样的“导读”能对今日的学生研究历史有实际的帮助? 有多大的实际帮助?
        这类选本获书目其实反映出只图顺手而不设身处地为学生着想的心态。朱光潜先生在抗战后期论大学《国文选目》时提出，应学荀子的“法后王”取向，最好选章士钊、梁启超、胡适等人的文字，若选文言文也以多选唐宋以后的为好；因为秦汉文章“大半绝对不可模仿，比较易模仿的还是唐宋以后的文章”，更能起到实际的示范作用。其最后所说的“示范”作用其实应该是“选读”和“导读”最应考虑的功能，可惜这一重要观念长期没有受到足够的注意。拙见恐怕还是多选用白话或当代外语写作的论文和专著对学生更有实际的启发和示范作用，因为他们即将面对的(学术刊物和出版社所要求的)正是今日而非往昔的学术研究和表述方式。
        附带地说，从学生的需要看，我们现在开设的有些课程不够实用，有时且与人的常识相悖。例如，不少学校皆有“专业外语”课。然浅陋如我，便未曾听说世界上哪一国有专供某一专业使用的“语言(或语文)”。国内大学似从未开设过“专业中文”课，哪里会有什么“专业外语”? 今日学生相当不足的是国文的书面和口头表述能力，及非常缺乏所谓“非专业”(其实许多是相邻专业)知识。从学生将来可能面临的实际需要看，可考虑为有志于史学专业者开设一两门类似“史学研究与教学”或“史学研究辅助知识导读”这样的选修课，或有更直接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