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与汉学•绪论》

《国学与汉学•绪论》
桑兵

缘    起

    此书缘起，当在1994年初即将结束客居日本的研究生活之际。归国前，从东京去银装素裹的京都查阅史料，蒙狭间直树教授相邀．在他主持的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梁启超研讨班例会上作报告。还在博士论文的修订期间．即注意到学界风潮锋芒所向的教职员中，不少人是晚清民国时期的学问大家，他们在近代中国学术的转折期所起承先启后的作用，不是仅仅，从学潮角度立论所能认识清楚的。因此，在集中精力关注近代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变迁的关系这一课题的同时，注意收集有关近代学者的资料。此外，因为研究甲午至辛亥海内外中国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对于和政治关系密切的梁启超了解较多，于是选择“梁启超与近代学术”为报告题目。
    近代：中国学术界名家辈出，形成宋以来学术发展的又一高峰。究其厚因，史料大量涌现，承袭清学余荫，沟通域外汉学，当在首要之列。或以为近代中国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何以学问独盛?言下之意．颇疑立说者居心叵测。其实学术文艺等事．虽不能脱离社会基础，乃至有人称第三世界的学者只能做第三世界的学问，其兴却往往不在太平盛世。纵观古争中外，乱世出学人，绝非例外。正如1932年孙楷第函告陈垣：“窃谓吾国今日生产落后，百业凋零．科学建设，方之异国．殆无足言；若乃一线未斩唯在学术。”⑴近代学问大家，对于清学用功颇深，源流脉络，长短利弊，了解周详，虽见
仁见智，不无微辞，但变换角度，亦可谓心得独多。清学极端发展，得失清晰凸显．适为近代学者奠定更上层楼的基础。认识和把握清学史，正是近代学者超越前人的妙诀之一。与此相较，当代学者对于近代学术史可以说相对隔膜，海外亦然。而且世风流变，当时口碑与事后评价乾坤颠倒者不乏其例。其原因禹内主要在学术以外，而非如时人所谓忘怀，域外则由于二战前后学风激变。虽然原因不一，均使后来者临歧徘徊，无所适从。治学须知大势，近代国际汉学界对中国认识的深化和中国学者掌握西学外语程度的增强，使得彼此沟通，渐成一有机整体。通过描述分析中外学者的交往关系，可以显现学术发展的状况趋势，并把握个人及学派在其中所处的时空位置。这或许能够弥补专而偏的局限，见木见林，相辅相成。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一时代之学术，须经时间检验，才能分别一时之俊与百代之英。世纪回眸，几度浮沉之后，前贤的历史地位大体依所贡献而适得其所，后学亦可摆脱非学术性制约，从容煮酒论英雄。欲知下世纪中国学术发展的大道何在，应对近代学术的利弊得失详察深究，而与国际汉学界的交往，为其中重要内容。如果说不通域外不能知近代史，那么不知中外学术交往，则难以恰当体验近代学术发展。国际汉学家对于近代中国学术及学者的评点。往往不止衡鉴而己．尤其是那些纯就学术立论，因而有与禹内公意不尽相同的真知灼见。以几位享有盛名的学术大家而论．对王国维、陈垣的推崇中外一致，对梁启超、胡适的看法则相去甚远。据传一位大陆学人访美，和一位美籍学者谈及胡适，前者说：胡适学术上有贡献，政治上很差。后者的看法则截然相反，认为其政治很好，学术很差。政见分歧，缘于双方立场观念不一，不难理解。学术评价如此悬殊，值得玩味，其中凭惜依据不同，或为重要原因。国人论学，往往纠缠于思想学术，将社会影响作为学术贡献的参考。
    不过．真正高明的学术，毕竟难以领悟。所以对于陈寅恪，本土学者(包括海外华人)虽不乏推崇备至之人，域外汉学家多少有些莫名所以。而且本土学者的认识，大都限于其壮岁成就，至于晚年之作，仍然曲高和寡。陈寅恪治学，前期虽经留学同人的大力举荐和罗振玉、王国维等大家的品题，学术界还是看法不一，不少人有所保留。1932年初，孙楷第致函陈垣，试为蠡测品类宇内名流，认为“今之享大名者名虽偶同，而所以名者则大有径庭，其闻相去盖不可以道里计也”。他分别时贤为三类，一为时势造英雄，“偶因时会，奋起昌言，应社会之须要，有卓特之至论，风声既播，名价遂重，一字足以定毁誉，一言足以论高下。虽时过境迁，余威犹在。既妇孺之尽知，亦无施而不宜”。一为渊源有自，“关闽不同，扬刘异趣，都分门户，尽有师承，人一幕桓荣之稽古，士归郭太之品题，学利可收．清誉易致"。一为博辩多识，“鉴古争之源流，知中外之旨归，学非一途，业有多方。著书立说，亦能提挈纲领，务去陈言。规模既宏，众望所归。为当代之闻人，有激扬之令誉”。前者当指胡适，其次则章门弟子，最后似为陈寅恪。“综斯三途，虽成就不同，仕隐各异，然俱有赫赫之名，既负硕望，亦具威灵。足以景从多士，辐凑门闾；然而业有不纯，实或未至，其一时之声气诚至煊赫，身后之品藻，或难免低昂。即以见今而论，亦随他人所认识者不同，而异其品目，此可谓一时之俊，未可谓百代之英也。”在孙楷第看来，“名浮于实者一时而己，实浮于名者则百世而下其名将益彰。后生小子所须要者为实浮于名之前辈，非名浮于实之前辈。凡夫庸流所震荡者为名浮于实之闻人，其实浮于名者，或不能尽知。一为社会的，一为真实的。”此意他曾向余嘉锡道及．并与王重民莫逆于心，均推崇陈垣“乃不藉他力，实至名归，萃一生之精力，有悠厚之修养，……亦精亦博，亦高亦厚，使后生接之如挹千顷之陂，钻弥坚之宝，得其片言足以受用，聆其一教足以感发”⑵。 照杨树达的评语，不能既温故又知新的胡派章门非庸即妄⑶。而将陈寅恪与之匹配，则显然仅据其前期成昊，主要由朴学传统着眼立论，不了解学术背景，似缺乏洞见。随着陈寅恪本人学术的发展和学界风气的演变，得到普遍公认大概是在20世纪40年代，后来则或大起大落，或毁誉不一。时至今日，学人置陈寅恪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仍依各自的性情近于考据或文化类型，而不免徘徊于史料与史观之问。
    近代世界学术史上，中国研究的状况颇为特殊。中国文化数千年绵延不绝，至今仍然持续，史料大量留存，关注者极为广泛。异文化出身的研究者为数之众，在世界文化之林恐怕首屈一指。本世纪以来，有关研究在海内外各成风气，虽然相互交流影响，仍备有不同的路径。在欧洲主导近代世界思维的背景下，域外汉学不仅自成体系，甚至有超越和制导本土研究的趋势。而其他文化体系，或传统中绝，内外研究者起点相同；或异文化关注者少；结果非由人主宰．即木土独霸。中国研究却早有资料依靠禹内，方法求诸域外之说。近代中国百事不如人，学者对于中国研究落于人后不免耿耿于怀。陈垣、胡适、傅斯年等慨叹汉学或东方学中心不在中国，呼吁努力夺回，陈寅恪甚至因文献遭劫，中国学者贡献于敦煌学少而叹为伤心史。从20世纪30年代起，欧美学者渐有由日文论著人手治汉学之端倪，当时中国学者深以为耻，力图扭转。然而半个多世纪过去．征兆蔚为风气，反而愈演愈烈。国人不仅因中体动摇而自毁体系，似乎对国际汉学的批判能力也日趋减弱．使之日益脱离本土学术的制约。有学者以为：“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学术，如果脱离中国人的阅读批评，自成一个世界，实在是最畸形的事!对于我们也是很可耻的事!以历史为生命的中华民族，是不应该懒惰到有如此‘雅量’的。”⑷不幸事实正是如此。
    对于中国本土研究的批评乃至忽视，包含各种因素。强调客观性者立论角度往往不在学术本身，所说实为敢不敢和能不能的问题，并非见识高明．可以略而不论。真正有学术价值的是来自最注意中国学者研究成绩的巴黎学派与京都学派的意见。京都学派几代传人历来自诩第二，乍听以为自谦，其实是状元纵然难求，榜眼舍我其谁的自信表现。其开山鼻祖之一的内藤虎次郎对于巴黎学派亦当仁不让。本世纪初京都学派能够迅速崛起，与巴黎双峰并峙，成为国际公认的汉学研究中心．并非浪得虚名。斟酌其对包括本土学者在内的世界中国研究者所分三六九等，确令神州学人汗颜。当然，由此可见本土的研究即使就方法而言亦不容忽视。
    中国学术，从来以经史为大道正途，其余则雕虫小技。近代学风变迁，经学解体，虫学独盛，杂学丛生，各胜擅场，所谓附庸蔚为大国之事，不胜枚举，但仍有主次之分。王国维治学前后凡三变，愈近大道而趋精深，晚岁缄口不谈早年所治哲学美学，甚至将好评如潮的戏曲研究也束之高阁。而治学良法，不外考据、义理、词章。争人提倡史学的严谨、哲学的思辨、文学的风采，当脱胎于此。以治虫而论．三者皆备最佳，其次则兼具前二项，至少须知考据。治史首重求真，失真则无信史。单凭考据．可治有形之史实。日本的中国学和东洋学，虽不免琐碎，日积月累，基础巩固，方面扩展，蔚为大观。美国的中国研究，造就大批标准化的博士，亦能凭人多势众凌驾于巴黎学派正统。反观中土，上焉者亦不免以思辨文采代替实证求真，于理应阙疑处有所取巧，甚至天马行空，任意驰骋，等而下之者更是侈谈义理，苦熬文章，用心不浅，可惜多从史料外面看的格义附会，似是而非。遑论还有以抄撮代著述，裁补剪贴，粗制滥造的赝品制造商，因此从来为国际汉学界非议诟病者不少。先哲有言：读书当与古人较，当自以为愚。近代以来中国学术的弊端之一，或为学人往往自以为智，因而天才想像和文人气质难受真理与逻辑的控制。守成尚且力所不逮，却竞相推陈出新，结果陈义纵高，作品数量亦复不少，却连基本规范也达不到，不仅形同废品，还会误人害世。
    近代国际汉学的方法，虽然轨则不一，基本倾向是重在发现，可概言之为找材料。中国传统治学则首重发明，先读完书以求贯通，才能不失之于偏蔽，因而贵通人而不重专家。中外学风互为激荡；由此而生博通与专精、预流与趋时的关系，均须从理解彼此学术的异同中领悟把握。为学之难，不在于能写好文章，而在始终不讲外行话。欲臻此境界，前提即为通方知类。就此而论，近代中国学术界成就最高的三位学者，王国维之蔽显于早年，陈垣之蔽见于晚岁，都有不当作之文，而所蔽主要在西学一面⑸。只有陈寅恪天缘巧合，得以沟通古今中外，再从容论学。其所治之学，虽前后亦有变化转移，但绝无悔其少作或晚节有亏之事。在历经剧变的近代学术史上，实为凤毛麟角。梁漱溟的坚持异见颇为海外学者引为文化守成的中流砥柱例证，其为学却无论中外，大抵是依据体验的格义附会而不自觉，因而其坚定多少缘于信仰。
    从学之初，或谓成名要津为“亦官亦学”，即以官威造势，带动学问。这大概是那一时代的学人凡名气大者位必高的现实反映。然而入学愈深，愈知此说误人害世之甚。虽然由国历来学术与政治密不可分，从政与治学之道毕竟两歧。在向学之连上凭借官权，无非想怖己之短，夺人之长。淆乱学界视听，莫此为甚。还在20世纪2O年代，有人就指出：“在我国历史上凡是有名的学者，固然都是在大大小小的政治舞台上或台后发生过关系，但是如果政治生命断送愈早，或不甘失足而回头愈早的人物，便是学术史上愈有深造的人物。”⑹不过这是70多年前的看法，当时民国大总统徐世昌获赠法国博士学位，学术界传为笑柄，与后来的风尚多少有些不同。那一时代的纯粹学人，每以从政为畏途，杨树达甚至“见纯洁士人一涉宦途，便腐坏堕落，不可挽救，遂畏政治如蛇蝎”⑺。
    因此，影响近代学术的政治，主要还不是政务，而是政论。前者与学术的关系，清浊分明，后者却扑朔迷离。粱启超与胡适，便是其中最具典型的代表。近代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中国学术，王国维、陈垣、陈寅恪指示来者轨则，而梁任公、胡适之领导时代潮流。梁与胡的贡献作用，主要在思想一面。至于学术影响，生前虽然位高名重，而非议亦多，身后更难免低昂。但两人均凭借传媒以思想鼓动大众，又转而作用于学术．，甚至以传媒方式倡导学术，结果从之者愈众，则流弊愈广，造成大大小小以任公、适之自命的学术畸人。对此，王国维早已表示异议，认为只有以学术为目的，而不是以学术为政论的手段，中国学术才可望发达。学衡派诸人也指责“政客式之学术家”的“霸道之学”⑻。学衡派与新文化派争论的要点之一，正是学者与思想鼓动家、学术研究与政治鼓动的差异，尽管他们也不自觉地在思想层面进行回应。当年中国最高学府的堂堂北京大学，竟然将社会影响正式作为教师升等的四项基本条件之一，难怪北大派竞相以传媒造势，形成传统。近年有人提出超越胡适之说，仍是分不清思想与学术的表现。就思想论，无所不知的君子时代似已过去；就学术论，悬胡为的，立意本来不高。
    在科学主义盛行之时，北大国学门出身的容庚曾经评论道： “方今学风，喜欢疑古，于古人的制度文物学说无所不疑，那知意念一偏，万物纷错，随而转变，所谓看朱成碧，最是学者一大毛病。胡适之先生述学，用敏锐的眼光和审慎的态度来批评古人，故所得的成绩很不错。流弊所及，后生学子，于古书未尝深造，辄逞其私智，就主观所得随意抄录，加以评骘，愚己惑人，以为猎名的工具。胡先生在讲坛上常对此大发其牢骚，并说述学之不易，须知‘怀疑’与‘求证’相联，万不能易‘求证’而为‘武断’。”⑼此说看似褒扬胡适，其实是将乃师王国维与胡适的方法作一分别。前者主张读书，后者实为找材料。王国维以为，“宜由细心苦读以发现问题，不宜悬问题以觅材料”⑽，这不仅批评疑古派，也针对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胡适科学主义。因为“胡先生想把国学开出一细帐来，好像是索引，一索即得。但是细账开好后，大家便利了，也就不读书了。”⑾萧公权也主张在假设与求证之前，应有一放眼看书的阶段，以免“思而不学则殆”⑿。胡适与顾颉刚等人往往在立论之后才大量补充材料，虽因悟性高而不至于大谬，毕竟有先入为主之嫌。选择梁启超与近代中国学术为题，用意不在申明其贡献．而在指出其流弊。用以比较的对象，主要是清华研究院的几位导师。后来写成的《陈寅恪与清华研究院》一文，虽然主角变换，立论基本是那次关于粱启超报告的引申。
现在反省，当时对近代中国学术发展的了解仍然表浅。尤其对于学者的身世交游缺乏足够认识，连王国维号观堂缘于京都亦蒙小野信尔教授赐教，论人论学，很难入木三分。或许因为对梁启超贬意过甚，讨论时有学者提出，评价学术．除非评论者的见识超过所评对象，否则难以征信。欧洲学者亦有人见解相同。此说多少有点悖论的味道，值得一评的前贤往往名重，后学高明与否，须待时间检验。但由此所得启示，是必须解决研究学术史的方法问题。追寻前人的相关研究，可为入手前提。

学术史

    “汉学”这一译名，以及汉学与中国学的区别，历来认识不一。“国学”概念的争议更大，傅斯年等人甚至根本反对用这一名词来涵盖中国本土固有文化的研究。事实上，欧洲汉学本身并无后来学术界所认定的藩篱，国学也几经转折变化。从历虫学的角度看，由发生过程的复杂事实来综合认识模糊概念所包括的具体内容，比在抽象的语义学层面讨论其内涵外延更有助于理解其实际涵义，因为任何概念的抽象都后于事实，只能概括现象的主要和基本特征，不可能涵盖一切方面。在许多情况下，概念的不确切恰好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本书即是在充分考虑到这些因素的情况下使用上述概念并作为标题。
    本世纪以来，国际汉学研究的发展与自我认识同步进行，汉学研究史始终为世界各国学术界所关注，除了专题性论文和目录学形式的成果(如考狄Henri Cordier《汉学图书志》)外，全面概述的论著有沙畹(E．Chavannes)为法国教育部参加巴拿马博览会所编《法兰西科学》第2卷(巴黎，1916年)所写《汉学》，马伯乐(HenriMaspero)为历史评论丛书(Bibliotheqtie de La Revue Historique，Paris l927)之一的《最近五十年的历史与史学家》(Htistorie et His—torien8 depuis cinqante ans)所写关于中国与中亚部分。这篇为法兰西亚洲学会百年庆典而写的综述，长达43页，分时期和门类评论20世纪头25年全世界中国研究的发展成果。俄国东方学大家巴尔托德(W．Barthold)撰写了《欧洲及俄国的东方研究史》，虽然初版于1911年，且以俄国为主，范围包括中世纪以来的整个东方研究，但后来再版时有所增补，而且汉学研究为其中重要部分。此书1913年译成德文出版，在欧洲影响广泛。德国的海尼斯(ErichHaenisch)写了《汉学》一书(柏林，1 930年)。分国别的研究综述则有福兰克(Otto Franke)所写《德国的汉学研究》(《东亚的新生——远东政治和文化发展进程研究论文集》汉堡，1911年)，傅路德(L C．Goodrich)《美国的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The Chinese Social a 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15 No．1 Apr 1931)等。
    日本的中国研究在方法上多受欧洲汉学的影响，尤其重视搜集整理学术情报，在中日战争爆发前，利用其与欧亚各国的广泛交流之便，密切注意欧美各国的研究动态，对各种著作、刊物的出版，学者的研究动向及生平，相关学术组织与活动，均及时予以报导和评介。综合论文有岩松五良《欧米に於ける支那学の近状》(《史学杂志》第33编第3号，1922年3月)，和田清《西洋诸国に於る支那学の现况》(极东新信社编《北京周报》第228、229、230号连载，1926年lo月17日至10月31日)，田中萃一郎《支那学の沿革》(《东洋学报》第8卷第1一4号连载)，石田干之助《欧米に於ける支那学の现况》(东亚同文会调查编辑部《支那》1927年7—9月号连载)、《欧米に於ける支那学关系诸杂志》(《东亚》第7卷第l0、11、12号，第8卷第1号，1934年10月一1935年1月)；专著则有石田干之助的《欧人の支那研究》(《现代史学大系》第8卷，东京共立社1932年)、《欧米に於ける支那研究》(东京创元社1942年)。国别的综述有松本信广《佛兰西に於ける支那研究》(庆应义塾望月基金支那研究会编：《支那研究》，东京岩波书店1930年)，石滨纯太郎《ロシアの东洋学》(东洋史研究会编《东洋史研究》第1卷第6号，1936年11月)，后藤末雄《支那文化と支那学の起源》(东京第一书房：I933年)，青木富太郎《东洋学の成立とその发展》(东京萤雪书院1940年)。此外，欧洲有关汉学研究史的论著，多被及时翻译，如前进沙畹、马伯乐的论文和巴尔托德的专著，分别于1935年和1937年译成日文刊载出版。被翻译介绍的还有戴密微(Paul I)emieville)《法国の汉学发达》(历史学研究会编《历史学研究》第3卷第2号，1934年l2月)，以及《东亚》所载介绍苏俄东方学概况的论文(《东亚》第4卷第9、10号，l931年9、lO月)。
    国际汉学以中国为研究对象，中国学者理当重视，加上当时中国学术界的主流派提倡按照西方汉学或东方学的方法研究中国，更需要了解动态趋势。20世纪30年代以前，中国学术界对国际汉学的关注主要集中于著名学者个人及其研究成果，而且不少人是由于留学等因缘．如冯承钧之于伯希和(P Pelliot)、杨茔之于葛兰言(Marcel Granet)、姚从吾之于福兰克，郑寿麟之于尉礼贤(R．Wilhelm)。因研究领域兴趣相同而有多人介绍的，则以高本汉(B．KarlgTerl)为典型。另有个别的国别研究，如王古鲁《最近日人研究中国学术之一斑》(1936年自刊本)。还有以专门为主线的综述，如姚从吾《欧洲学者对于匈奴的研究》(《国学季刊》第2卷第3号，l930年9月)。由于全面了解须掌握多种外语和多门学科的知识，否则应有长期情报积累，但中国当时这方面人才不多，语言好又具有相当研究能力者，多有各自的专门，不能全力以赴。最适宜此道的陈寅恪，归国之初曾拟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讲授西人研究东方学之目录学，欲由佛经讲起。这实际上是为具体研究开道，而非一般性的概论综述。至于胡适、傅斯年等人，虽然泛泛推重国际汉学，留学期间所下功夫并不在此，很难全面具体地了解和把握国际汉学的态势。
    以国际汉学史为专题研究，在中国主要开始于中日战争爆发后。这时一方面受日本的影响，易于获得日本学术界积累的有关信息，一方面学者的研究受到局限，不得不回避某些课题。同时法、德等国的汉学家聚集北京，开办研究机构和杂志，而重要的参考书如法国的考狄所编《汉学图书志》共5册(含补遗一册)，l938年由北平隆福寺文殿阁影印出版，为汉学史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条件。主要研究成果有梁绳袆的《外国汉学研究概观》(国学书院编《国学丛刊》第1、2期，1941年12月、1942年1月)、唐敬杲《近世纪来西洋人之中国学研究》(《东方文化》第1卷第2期，1 944年)、王静如的《二十世纪之法国汉学及其对于中国学术之影响》(《国立华北编译馆馆刊》第2卷第8期，1943年8月)、中法汉学研究所编《十八世纪十九世纪之法国汉学》(北京，1943年)，莫东寅的《汉学发达史》虽然出版于l949年，据其叙言，实际写成于1943年。另外，还翻译了不少欧洲、日本学者的有关成果，如石田干之助《欧洲的中国研究》、海尼斯《汉学》(王光祈译，中德文化丛书之六，上海1937年)、福兰克《德国的汉学研究》(杨丙辰译，标题为《现下在德国之中国学》，《研究与进步》第2期，l939年7月)、青术富太郎《东洋学之成立及其发展》(唐敬杲译，改题《六十年来日本人之中国学研究》，《东方文化》第l卷第1期，1944年)。不过，莫东寅的《汉学发达史》虽然迄今为止仍是中国唯一的综合性国际汉学研究史专著，却不免有以抄撮代著述之嫌，关于鸦片战后汉学发达部分主要依据梁绳袆的论文，却未注明。时贤推重此书而未曾指出，不免失之于蔽。
    抗战胜利后中国再度陷入内战的漩涡，只有方豪等人发表过《英国汉学的回顾与前瞻》(重庆《中央日报》1945年1 2月2 0日)、《中法文化关系史略》(南京《中央日报》1946年4月26日)等论文，内容简略。此后，因政治变动，有关研究主要在台湾地区继续发展，先后成立了几个专门研究机构，编辑出版了《世界各国汉学研究论文集》(台北国防研究院，l967年)、《海外汉学资源调查录》(汪秋雁编，台北汉学研究资料暨服务中心，1982年)，撰写了一批论文(参见《海外汉学资源调查录》所附参考书目)。这些论著对于战后世界各国汉学研究的状况有较详尽的介绍和分析，但对于了解认识战前的国际汉学界，则提供的新信息有限，主要是依据原来中外学术界的有关成果。
    战后国际汉学发生重大变动，汉学传统也成为一项研究对象和保护资源，欧美各国均有学者撰写国别的研究史。如戴密微《法国汉学研究简史》(东京东方文学研究所《亚洲论丛》第11期，1966年)、米•苏远鸣(Michel Soymie)《中国研究》(《亚洲学报》JournalAsiatique专辑《近五十年法国东方学：1922一l972》，l973年)、傅海博(Herbert Franke)《德国大学的汉学》(威斯巴登，1968年)等。甚至对于铁幕之后的苏联汉学研究状况，也有美国学者予以关注，撰写了《俄国的中国研究》(E．Stuart Kirby，Russian Studies 0f Chi—na，Totowa，N．J．：Rowman and Littelefield，1975）并组织人力物力，设法与苏联汉学家沟通联系，由各方面的专家集体撰写了《苏联的前近代中国研究：近来的学术评估》(Soviet Studies of Pre—mcdern China：A'ssessments of Recerrt Scholarship，Gilbert Rozman编，密希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1984年)。主要对20世纪60至80年代初的研究状况进行深人分析，并与20世纪20至50年代进行比较。
    战后日本与国际学术界的交往逐渐恢复，虽然在对战争的反省过程中学者们更多地受中国革命理论的影响，但对国际汉学仍予关注，尤其是对曾经给予日本东洋学和中国学影响极大的法国汉学，不断有所介绍。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动，以及美国的中国学影响日益扩大，重新检讨和调整原有的观念方法已不可逆转。为此，有人将欧美的东方研究进行比较，以期从中发现利弊得失(福井久雅：《欧米の东洋学と比较论》，东京隆文馆l991年)。
    中国大陆学术界在相当长约时期内有关研究较为沉寂，20世纪50年代初杨树达曾撰文记述其与苏联汉学大家阿列克(V．Alekseev）的交往，而对欧美日本，则主要视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一环，如敦煌学史。此后直到20世纪80年代，老一辈学者或在专题研究中涉及相关的国际汉学史，如王力《中国语言学史》(香港中国图书刊行社1984年)第17节专论《西欧汉学家对中国语言学的影响》；或旧稿翻新，如梁客若《中日文化交流史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中的《欧美与日本的汉学研究》、《国际文化交流的新机运》、《现代日本汉学研究概观》等数篇论文。近年来经人文语言学科的提倡努力，研究国际汉学颇成一时之热。相继出版了几个专门杂志，发表了一批论文译文甚至专著，国别的如严绍望《日本中国学史》、张弘《中国文学在英国》、张国刚《德国的汉学研究》、张静河《瑞典汉学史》，综合的如金应熙著《国外关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述评》，另有介绍美国、日本．中国研究概况的资料性手册，井举办过专题研讨会。其实此事绝非易易，既要掌握若干语言和浩繁的史料，又须了解分化日益细密的各学科发展的来龙去脉，且须素顾中外两面，还要进而区别主从正邪高下优劣。目前所见成果，主要还在翻译方面，至于研究性评论，综述式有概略少辨识，个案式则具孔见而乏联系，且因操之过急而不免格义附会。就此而论，中外学术隔绝数十年，虽经恢复，毕竟时日无多，了解认识反不及近代学者之广且深。因为同时代者往往是师生同好，体会自然较后来人贴切。如对葛兰言的研究，现在连欧美学者也须以杨蓥的著述为主要依据。而近年的相关论著却甚少引述近代学者的成果。所以，当务之急是加强翻译和汇集前人成果，在编辑汉学研究史目录索引的基础上．精选(包括翻译)一些优秀作品出版。首先了解相关研究的源流概况，进而把握选择取舍的准绳，然后才能言及深入研究。否则，很难摆脱低水平螺旋。
    随着学科分工的日趋细密，对于学术史综述式的评论越来越成为初学门径，精深的分析则大体在具体研究时进行。再高明的学者，面面俱到地关照所有领域，也只能蜻蜒点水，在专门学者看来不免表浅。而像柯恩(Paul A．Cohen)《在中国发现历史》那样以问题为中心，虽然以本人来历现身说法，其实还是专谈史法，而且主要以美国的研究背景为问题意识，恰好忽略了与中国学术界的关系。
    总括本世纪国际汉学发展史的研究．不难发现，大多仅以域外汉学为范围，侧重于学术成果的分析评论，较少涉及和禹内的关系，尤其缺乏对于中外学者之间具体交往情形的描述分析。与日本学者的交流，尚有一些个案研究，中国方面如王卫平《俞樾与日本友人的交往》(《文献》1989年第4期)、唐振常《吴虞与青木正儿》(《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3期)．胡适与青木正儿，王国维、鲁迅、郭沫若与日本学者的交往．以及田中庆太郎与中国学者的关系等也有论文涉及。日本方面如小仓芳彦《顾颉刚と日本》(《理想》1972年第464号，另载《抗日战下の中国知识人》，东京筑摩书房1987年)、《津田左右吉と中国》(《历史学研究》1972年第391号)，樽本照雄《刘铁云匕友人たち——内藤湖南の中国旅行记な手挂りとして》(《野草》l975年第17号)，中田吉信《冈于仞と王韬》(《参考书志研究》1976年第18号)，河村一夫《郑孝胥と交涉のあった日本各界の人人》(《政治经济史学》1986年第243号)等。美国的傅佛果(J．A．Fogel)所著．Politics and Sinology：The Case 0fNaito Konan，l866—1934(Harvead University，1984)，也仔细描述和深入探讨了内藤湖南与中国学者的交往。其另一研究数百种近代日本人的中国游记的新著，则涉及部分学者学生与中国学人的关系。与欧美汉学家的联系，除上一世纪的王韬与英国的理雅格(J．Legge)、法国的懦莲(Stanislas Julien)等人的交往外，较少论及。而在本世纪前半叶，国际汉学与中国学术的互补互动，正是以学者个人及团体形式的广泛密切交往为基础。离开双方的实际交往滥加联系，往往格义附会。如有人以梁启超比附年鉴学派，真可谓两处茫茫皆不见，如同清末民初西学中源论的翻版。好比附是近代中国学术的一大弊病，梁启超本人也曾对此痛加挞伐。国际汉学研究虽然存在四裔偏向，关注的中心毕竞是中国；而近代中国学者研究的对象为本土，方法却主要借鉴异域．因而相互品评成为学术估量的重要甚至基本依据。各成系统只能割裂本来统一的学术。
观念的局限以外，资料不足当是重要的制约因素。各国汉学家的日记、信函、年谱、自传等资料，除与学术密切相关者外，由于种种原因，出版不易。如内藤虎次郎与中国学者的笔谈遣稿．难以辨认；青木正儿的日记，也未现全豹。至于欧美汉学家与中国学者的联系，更少记载面世。倒是中国学者较多记述了双方交往的情形，成为研究的重要依据。而这些资料大都到20世纪80年代后才逐渐披露。充分发掘域外及20世纪40年代以前中国的相关研究成果，与各种新出史料相互印证，使有关研究的深入进行成为可能。

方    法

    治学术史往往面临两难；本来史料所出时间愈近于史事为愈可信，但学术评价却须经历时间检验，同时代人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不得不留待后世。而后来者虽然可以凭借历史积淀．仍须有所取舍，除非证明自己的见识高于前辈，否则所论难以征信，则复以前贤为依据。其间矛盾的焦点，在于史学首重寻求客观真相，而评价学术，无论当时或后世，均为一己之见的发挥，主观色彩极强，难以藏拙而易于露丑，稍有不慎，即流于凿空逞臆。因而近人有专讲史法者史学往往不甚高明之叹。中外学者如内藤虎次郎、胡适等人推崇备至的浙东史学大家章学诚，陈垣也讥为读书少而好发议论的乡曲之士。解决途径之一，是移植以往治思想史的主张，即将思想还原为历史，使主观变成客观。具体而言，即考查近代学者的相互联系，进而验证其相互评判，将主观的学术评价，变成探讨学者心路历程的事实分析。因此，与一般的学术史不同，本书所重环在学术成果的评介，而是指示学者的学术活动及其相互关系。学者用笔写的历史固然重要，其言行同样也是值得深究的历史。认识后者对于理解前者尤为关键，而且如此一来可以寓史法于史学之中。
    乾嘉以来，：清学独重考据，以治经为统．结果小学大盛，附庸蔚为大观。清末民初，学术演变，经学解体，学者心力所集，由经入子入史。治学之道，要言之方法则一，具体而论，主要缘治经而来的校勘训诂考据之学，用于经史子集，当各有分别。此事章炳麟和胡适曾就治墨子之事有所辩论，胡适认为治一切古书的途径如一，“即是用校勘学与训诂学的方法，以求本子的订正与大义的考定”，不承认章氏所谓“经多陈事实，诸子多明义理”，因而“说诸子之法与说经有异”⒀。经子治法的分别，是否如章氏所论，为一专门，治史则显然与治经不同。前者在校勘、训诂之后．最重要的是征故实显寓意以明义理。王国维、钱穆等人以史入子治经，即主张义理自故实出。这正是主观变为客观，思想还原历史。理解文献，须通晓全部字义，故实、寓意，其法大别为二，即文本与语境。胡适提倡考据校勘但重古本，一般而言固然不错，但文本不通或误解，往往不在字义不明，而是故实不清，语境悬隔。只有通语境才能解文本。通语境的关键，在于掌握相关故实，相互参证．以解今典。经子难治，主要即在资料遗留鲜少，无法解今典，不足以明语境，因而训诂难定，古义难求。这种情况，比照近现代史实尤为显然。有时甚至依据文献底本，亦不免隔滞误解。只有用功收集中外史料，相互比勘，了解把握各种关系牵连，解今典以通语境，文本所指之事及所寓之意，方可水落石出。
    以胡适本人为例，其治学主观色彩不免过重。所究古代思想史，在通经子之学的章炳麟和专攻西方哲学的金岳霖看来多是穿凿附会。其治清代学案，亦有此弊。梁启超指责胡著《章实斋年谱》对旧说下批评，不是做年谱的正轨。“与其用自己的批评，不如用前人的批评”⒁。后来姚名达遵胡适所嘱欲加修补，不料可改之处太多，只好重写。姚著《会稽章实斋先生年谱》曾经粱启超校阅，与胡著不同处，一为只记述，不加解释批评的议论!以免失谱主原意；一为多引自述而少引论文⒂，大抵是运用梁启超的方法。只是梁误以为考证的工夫，年代愈古愈重要，替近代乃至清初人做年谱，无须多加考证，因而难以解明相关故实和语境。所谓随事说明几句，仍然难免主观臆见。
    说时容易做时难。尽可能详尽地收集阅读有关的报刊、文集、信函、日记、档案、传记、回忆录等资料，觉得窥大略不难，下评判不易。就字义一般而言，读懂近代文献可以轻而易举，但史料愈近愈繁．不易收集完整，而故实激增，语境复杂，难以把握周详，理解起来自然窒碍重重。如日记信函，除专为他人观看而作者外，不仅为第一手资料，且多记载不为外人道的密事隐言。可是近人日记信函或记载过略，或用词太晦，每不解其所指人事及用意。凡人误以为治近代史易作文章，实则多将能读懂的片断抽出，以外在观念组织敷衍，大量未读懂的部分则弃置不顾。此种偏向，为近年海内外中国研究普遍存在，且愈演愈烈。史料价值愈高的文本(如诗文、函札、日记)，来解的语结愈多，利用愈难，愈容易被忽视。结果，一味走偏锋求新奇，史实的内在联系被割裂支解，以外在观念重新组装的认识解释愈系统，离事实真相愈远。只有比勘各种文献，掌握有关人事的相互关系，才能逐一解开语结，理解文本，进而发现内外联系，从虚实两面认识真相与真意。
    此法于中国学术史尤为重要。近代中国学者，罕用西式的公开批评，不议论臧否人物成为美德。除了输功墨守的论战，较严格的学术批评从Z0世纪Z0年代才开始出现，且多曲笔隐辞。20世纪30年代以后，燕京大学的一批后生颇有牛犊之气，所写中外时贤书评的好恶分明，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上堪称异例⒃。多数学者，往往不在正式场合发表批评意见，即使有所论议，也多有保留隐讳。胡适评梁启超、傅斯年评顾颉刚，均不免口是心非。因而公开评论反而不足以为主要依据。倒是在非正式场合如亲友通信、席间闲谈之际，议论褒贬人物往往是重要话题。所谓“高谈经世者，固足觇学识所极；而随意短笺，臧否人物．议论朝政，尤可见一时士风政态之真”⒄。其言辞之尖锐，观点之犀利，态度之严厉，令习惯于公开批评的外国学者也不免感到意外。20世纪20至30年代之交留学北京的吉川幸次郎．对于学者们议论清懦时贤的恶口相加，如指纪昀“没有学问”，颇感惊讶。只是这种场合也因人因时因地而异，各人心中的那一本账，常常只在知己面前才会翻开来让人仔细过目。若以片言只语立论，结果往往是盲人摸象，而非管中窥豹。或以为研究胡适有四面看山山不同之虞，其实，不同也反映真实的一面，只要不以偏概全或为假象蒙蔽。而欲见真实全息图像，则非在上下里外、前后左右看个清楚，并融会贯通不可。世间只有一位胡适，却有无数胡适相，即由于各自眼界的偏与蔽扭曲变形而成。真胡适反而很难全面直接得到展现。
评价学术，本来成就大者见识亦高，论人论学，足以引为论据，并非泛泛而谈者可比。但在中国，功力愈深的学者，对于同时代人的学行愈是三缄其口，惜墨如金。近代学术史上成就最大的几位学者，如王国维、陈垣、陈寅恪等，均以不议论臧否人物而为人所称道。张尔田自称与王国维相处数十年，未尝见其臧否人物⒅。果真如此，则后来者议论近代学术或不得不束之高阁。其实，没有对于前人和同辈的清楚认识，学术如何传承发展?幸而王国维致罗振玉信函的公布，显示王在罗的面前几乎无人不加评点，连张尔田本人也不能幸免。可见所谓王国维常病学者孤陋寡闻，而独佩孙德谦、张尔田之说⒆，实在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铃木虎雄的印象是，王国维甚少推许别人，“但对在上海的学者，他极推赏沈子培曾植先生，称其学识博大高明。”⒇以王国维为沈曾植贺七十寿诞所写序文看，似可印证，但也只能说他在同时代学者中对沈的评价最高。其全面看法是：“乙老谈论须分别观之，时有得失。得者极精湛，而奇突者亦多出人意外”“此老于音韵功力不浅，识见亦极公平，不似对他学时有奇说也。”(21)则公开赞誉也有条件。张尔田所言，作为评议王国维的依据不足征信，反而表明他与王国维交情尚浅。
    此外，王国维虽然极少称许时人，对自己的研究却坚信不移。他对人说“证据不在多，只要打不破”，以及在讲堂上向学生声言其结论不可动摇，均为学者罕见而应有的自信。一般人包括梁启超但称道其极其谦虚，有失全面。高明者的自信，基于严谨用功，一味自谦，或是掩饰治学的敷衍。陈寅恪后来自称不议论时人，令人多以为其一生信条。其实他虽然少写商榷文字，议论人物却常常一语中的。他对热心办三青团，“外似忠厚，实多忌猜，绝不肯请胜己之教员”的姚从吾，断为“愚而诈”．连傅斯年也叹为“知人之言”。罗常培指姚为“愚而滑”，当也典出陈氏。(22)所谓不议论时人，原本不欲公开树敌，且无须借此致胜博誉，意见多在私下交换，公开点名的只有梁启超，后来则主要是一种政治自保术。史学二陈批评时人，一般不予指名，甚至不显露褒贬意向，须具了解同情，才能知其所指及寓意。离开具体的时间、地点、人物、对象等背景，望文生义地图解文本，往往似是而非。读史当知表面背面，治学术与学者的历史，尤其是较少公开批评的中国学术史，更须知不言之意和字外文章。学术大家评断人物的片言只语，往往为点晴之笔。如能发幽抉微，善加利用，正是治学术与学者历史的重要依据。
    由此可见，研究学术史的求真有二，一是所评学案的真，一是学者心路的真。学案真相究竟如何，往往见仁见智，甚至曲高和寡。而学者心路的真则每每不易实见。当事各人因利害各异而对同一事实叙述不一，因此事实真相未必能直接求证，相关记述或多或少总反映当事各人的不同印象，且受条件的限制不能全部直接表达所闻所见。追求事实真相，必须掌握各自的心理。其主要途径，并非借助心理学理论，而是了解相关人事的复杂关系，明了各人态度立场有别的原由，在此基础上，形成综合形泉。近年来学者传记渐多，通病之一，即往往以传主之是非为是非，不能通晓相关语境。结果不同人物传记中对同一事件的描述分析评判迥异。求学案之真虽然为研究目的，求学者心路之真更为重要。欲达此了解同情的境地，须追踪事情发展的客观过程，不以牺牲事实真相为代价去寻求规律，更不能削足适履地迎合模式。随着复杂联系的逐一理清，真相脉络自然显现。
    此或近于陈寅恪的同情式考述。有人说观其著述，从所引史料中不能直接显现所获结论，须几重回旋，才能柳暗花明。而对社会常情变态及个人心境的了解同情，多为贯通综合史料潜移默化的移情，很难机械证实。读者须下同样功夫，并具有相近见识，否则无法理解。其极端者，为由纪昀痛骂古人作诗而疑其对乾隆皇帝指桑骂槐，此案因无法取证而被搁置，对于理解陈寅恪的治学方法却不无提示意义。这对域外汉学家而言，几乎无法企及。推崇其学问并得要领者，主要还是神州学人。至于异域学界，号称大家者亦难以体味欣赏。或以统计法驳其所论唐代仕进风尚，殊不知所谓风气未必能以数字多少为指示，恰如今人论太子党然。或认为推重陈氏未免有自夸之嫌，尤其对于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引陈哲三文记兰文征回忆其与白鸟库吉、和田清、清水泰次等人关系事，疑为误传，甚至质疑陈哲三的人品。此事虚实，尚须进一步考证，从目前所见史料，子虚乌有的可能性极大。中国学者虽有人认为王国维之后学术所寄，在于陈寅恪一身(23)，20世纪30年代以前，他在国际汉学界名声的确不大，法国的马伯乐竟不知其名，伯希和在吴宓极力推重后，来华时仍然只举王国维和陈垣为近代中国的世界级学者。日本的东西两京，与中国学术界交往密切、对中国学术界评价亦较好的是京都的中国学派。照陈寅恪的看法：日本人常有小贡献，但不免累赘，所长在于能用新材料。东京帝大一派，西学略佳，中文太差。西京一派，看中国史料能力较佳。东京的东洋学派，虽与中国学者交往较早，后来关系却不及京都。白鸟与中国学者尤为疏离，他成名甚早而声名甚大，且得到欧美汉学界的承认，治学范围与透径，近干欧美而远于中国，20世纪20年代中国史学界热闹一时的疑古辨伪，不过拾其十几年前的牙慧。要他重视中国学者的成就，确乎其难。陈寅恪早年多因循欧洲东方学正途，后因环境所限，转而专注于禹内。其成就后来居上，出道却晚了一旬。
    诸如此类的国际学术界纠葛，往往影响及于学术方法、流派及得失的认识。日本学术界，尤其是东京东洋学派中，传言伯希和剽窃日本学者研完成果，白鸟库吉尤甚，据说最讨厌别人在他面前谈及伯氏。石田干之助等人亦推波助澜。而羽田亨、戴密微等曾予以辩解。此事虚实，尚待深究。伯希和的日语程度在巴黎学派中不及马伯乐、戴密微、考狄等人，但曾多次撰文介绍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表明至少能够看懂大意。不过，伯希和有国际汉学界警察之称，学术批评极为严厉，对抄袭剽窃之事嫉恶如仇，而巴黎学派，从来经费不足，许多日文、俄文杂志不得完璧；研究相同相关课题，风格水准相近的学者容易得出相似成果，在学术史上屡见不鲜。白鸟对此深恶痛绝，很可能因为伯希和名气太大。他后来指导的一位中国留学生，入门之前即曾将其论文翻译发表而来说明，被披露后尚遣词辩解，此事白鸟理当知情，却未置一词。近代学术史上，类似公案不少，与其流言蜚语任我行，不如弄个水落石出，天下大白。这并非摘发隐私，而是学者以名维生，学行亏则名节失。余英时所究郭洙若《十批判书》与钱穆《诸子系年》的渊源，现在经人重新审理，问题转给了原告。其实郭著当年口碑不佳，虽然未有断其剽窃者，仍指出其书不及冯友兰思想之细和钱穆考证之精(24)。更为重要的是，正是在此类公案的论辩中，学者往往表达相互看法，留下探寻其心路历程的雪泥鸿爪。学者著史，以学以行，敢不懔惧再三!
拙稿得以完成，当感谢众多师友、尤其是海外前辈同行的支持帮助。首先，承蒙卫藤沈吉、野泽丰、武田清子诸前辈和容应萸教授的盛情，赐予机会于1992至l994年赴日本访问研究，使我能够大量接触日文资料并提高使用能力。其间及此后在搜集史料、了解学术动态方面，得到东京的滨下武志、山田辰雄、久保田文次，京都的狭间直树、森时彦、石川祯浩诸教授的帮助。复蒙韩国延世大学史学科主任白永瑞教授和瑞南财团的邀请，1997至1998年到汉城访问研究一年，查阅日、英、韩文报刊书籍，补充台湾版的资料。1996年赴香港开会之际，又承香港科技大学蔡志祥博士的关照于会后短期逗留，查阅有关资料。此外，牛津出身、家在香江的程美宝博士以其来往省港之便，也代为复印部分资料；美国圣巴巴拉加州大学的傅佛果、季家珍教授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的张力教授曾赠送有关书籍。旅韩期间，适逢亚洲金融危机，社会颇有动荡，其间治学生活及学术交流得到白永瑞、裴京汉、张义植、车雄焕、金希教、郑文祥、金承郁、朴敬石、赵耕禺诸位教授学友的多方协助，得以在安静便利的环境中专心向学，研究进度不止成倍提高。95岁高龄的杨堇先生欣然赐教，获益良多{有中国藏书第一家之称的田涛先生慨允观其私藏，并赐赠资料；本校的陈锡祺、胡守为、袁伟时、蔡鸸生、姜伯勤、刘志伟、陈春声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的茅海建、虞和平，三联书店潘振平诸师友或述其亲历，或提示资料，或指点迷津，或给予方便。没有上述机缘，此项研究难以顺利完成。

1998年5月初稿于汉城
1999年3月改定于广州

⑴《陈垣来往书信集》，第409页。
⑵《陈垣来往书信集》，第409—410页。
⑶杨树达谓治学须先因后创，“温故而不能知新者，其人必庸；不温故而欲知新者，其人必妄”。前者指黄佩，后者指胡适(《积微翁回忆录》，第129页)。
⑷梁容若：《欧美与日本的汉学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论}．第85页。
⑸夸人批评陈垣，多从政治角度立论，其实陈垣对西学新法历来怀有崇敬之心，此为晚年变向的学术潜因。
⑹郑师许：《我国学者与政治生活》，《新闻报》1929年2月工7—18日。
⑺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自序》，第1页。
⑻参见刘伯明：《学者之精神》，《学衡》第1期(1922年1月)；梅光迪：《评争人提倡学术之方法》，《学衡》第2期（1922年2月)。
⑼容庚：《红楼梦的本子问题质胡适之俞平伯先生》，《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5期(1925年⒒月11日)。
⑽周光午：《我所知之王国维先生—一敬答郭沫若先生》，《追忆王国维》，第165页。
⑾蒋复骢：《追念逝世五十年的王静安先生》，《幼狮文艺》第47卷第6期(1978年6月)。
⑿《问学谏往录：萧公权治学漫忆》，第70页。
⒀《论墨学》，《胡适文存》第2集第1卷，第264—270页。
⒁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第81页，《饮冰室专集》第1册。
⒂姚名达：《会稽章实斋先生年谱引言》，《国学月报》第2卷第4号 (1927年4月)。
⒃参见该校《史学年报》、《史学消息》、《燕京学报》等刊物所载书评。
⒄黄睿：《花随人圣庵摭忆》．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303页。
⒅《雁塔寒音•张盂劬复黄晦闻书》，《文字同盟》第4号(1927年7月)，引自《追忆王国维》，第91页。清华研究院的弟子亦有此说。
⒆王遽常：《元和孙先生行状》，《国专月刊》第2卷第3期(1935年11月)。
⒇铃木虎雄：《追忆王静庵君》，《追忆王国维》，第359页。
(21)《王国维全集•书信》，第160、204页。
(22)《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48l页；下册，第104-105页。
(23)《罗雪堂先生寄陈寅恪书》，《国学论丛》第1卷第3号(1928年4月）。
(24)齐思和：《书评•十批判书》，《燕京学报》第30期(1946年6月)。

只有绪论吗，谁有电子版的正文传一下。谢谢

我有PDF版的，不过有点大，传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