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对发展意味着什么？

历史对发展意味着什么？
       牛可

本文的企图是以简单的问题引发稍微复杂一些的讨论。我们有理由相信，对于考虑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研究需要什么样的理论资源、以及怎样处理所获得的理论资源的问题，这样的讨论都是有必要的。

（一）历史和理论的两分与张力

在某种意义上，现代社会科学体系中的基本分疏在于“经验论”和“唯理论”的认识论立场之间，在于历史方法和理论演绎方法之间，在于对特殊性和普遍性的不同追求之间，在于历史学与理论化的社会科学之间，在于实际研究工作中对历史和理论采取不同的权重之间。

这种分疏在现代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形成的过程中就显现出来了。19世纪，在以追求“实在”、“客观”、“可知”的知识为目的的科学主义信念的推动下，在共同反对“思辨哲学”、反对中世纪的知识形态的过程中，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共同上演了一出近代社会知识形态形成的“四重奏”，现代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由此成型。历史学在实证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下脱离了过去“讲述想象的或夸张的故事的做法”，结束了和文学的联姻，开始越来越强调强调“探明实际发生的事”，率先取得了自己的“自我规范的制度化形态”。而后来的“社会科学”的先驱们则更多地参照和借取自然科学的典范，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也从包罗万象的哲学当中分化出来，力求使自己成为“经验科学”。但是，相对于历史学，各社会科学仍然把以概念化和逻辑演绎为基础的“理论化”作为自己的基本取向，以探究“普遍规律”为己任，其经验研究以理论为基础、前途和目标。这四门学科在19世纪后期成为主要的和基础性的社会科学门类。此后到1945年前，在继续的分化中形成了现今所见社会科学的“科际体系”（inter-disciplinary system）。每一个学科都在观念中为自己“圈地”，即界定自己领域的边界，力求明确标示与其他学科在研究对象和方法上的差异。  

分化以差异为基础并强化着差异。深受兰克影响的“主流”历史学家们尊奉着政治、个人和事件这三尊神，以叙述为基本言说方式，抵制着建立“普遍规律”的要求。而最初曾切近历史的社会科学也越来越疏远对特殊性和过程的研究，放纵着“不可更改的演绎推理的偏好”，寻求建立强固的观念结构，开始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疏远历史。在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经过“边际革命”变成“经济学”（economics）后，经济学家们也越来越丢开历史的包袱，以便使自己更轻松愉快地去追求“理论上的纯粹性”和“必要的简单化”，更心安理得地把一种来自于“个体主义心理学”上的假设（“经济人”）作为理论大厦的基石，并回过头去再论证自由放任是合乎自然的。由此经济学领域内的自由主义派别在意识形态和方法论上都成为主流。  社会学在经历了斯宾塞和涂尔干后，越来越少有人象托克维尔那样倚重历史，虽然程度较经济学为轻，但也出现了“摒弃历史”的情况：“专业社会学家当中的主流团体，已从宏大的历史架构中转移，甚至从历史学中转移，特别是美国的社会学者，他们已转向现代的系统性研究。”   

学科分化并没有导致涂尔干所谓“有机团结”意义上充分的分工和合作。现代社会科学体系演进中的一个不幸伴随物是，历史学和理论化的社会科学之间发生了巨大的隔阂和对立。在分化和制度化的过程中“学科”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了“行会”，历史学家和理论家盲目地从自己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原则出发去鄙弃对方的工作和成就，导致他们两个群体之间即使有交流也成为“聋子之间的对话”。撇开历史学方面的弊病不谈，20世纪以来社会科学各门类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非历史（ahistorical）发展趋向。“大多数社会理论家既对历史抱有兴趣，又摒弃绝大多数历史学家的著述”。  而主流经济学中轻视历史乃至背弃现代社会科学的经验主义传统的倾向乃有过之而无不及。  

除了门户观念（parochialism）和不同学者个人取向和偏好 的影响之外，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之间之所以出现差异和对立，在一定程度上乃是出于由双方在对象、目标和认识论立场所决定的学科“本性”。因而这种差异和对立是难以避免的。而这又是由人类思维中的内在两难所决定的：在个别和一般、局部和总体、过程和结构、历时性和共时性、经验和逻辑、具体和抽象、相对和绝对之间达成协调和兼顾是困难的，必然呈现分裂，历史的和理论的研究在上述二分法（dichotomy）中必然偏重一端。以抽象化和体系化为条件的理论化的水平越高，逻辑离经验的距离就越远。这种差异不仅表现在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同时也表现在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两个部类内部，甚至也表现在同一个社会科学家身上。韦伯身兼历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他对这种差异有深刻的认识。据雷蒙·阿隆的解读，韦伯不仅区分了“具体的历史实在性”和“总的历史实在性”，而且区分了“历史学上的因果关系”和“社会学上的因果关系”。（前者指“各种不同的往事在一个独特的场合下的因果作用”，后者则是在不同场合下“重复产生的或者可以重复产生的连贯关系”。）作为社会科学家，韦伯当然追求对现象作出“普遍有效的判断”；但作为一位历史学家和具有浓厚的历史相对主义气质的理论家，历史拖住了他的理论的后腿。韦伯认为因果关系是局部的、非全面的，其特点是可能性，而不是必然的规定性。由此他不指望自己和别人能建立社会科学的完整法则体系。   

以韦伯和涂尔干相比较，韦伯比涂尔干多了历史，就少了理论上的体系化和严整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历史悖论具有敏锐深刻的洞察力，这显露出他们清醒深切地认识到“历史”和“逻辑”的区分，认识到历史和理论之间在形式上经常存在着的矛盾：“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东西，在世界历史上可能是正确的。”  考虑到历史方法和理论化的差异，被认为在历史学家中相对切近社会科学的布罗代尔的话也许更耐人寻味——他甚至不认为自己是经济史学家：“……一位经济史学家不可能同时又是历史学家。同样，经济学家又兼顾历史的实属罕见。因为这很不容易……我并不是说，我没有读过经济学家的宏篇巨著，只是我并不始终把这些著作认真看待罢了。我宁可观察真实的经济生活。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我只承认事实，试图分析摆在眼前的东西，不轻易相信经济学家的理论，即使对供求关系这类老生常谈也是如此。”   

然而差异和分离并不能涵盖历史和理论之间的关系的全部，毋宁说它们之间是一种在一定距离内难即难离的“张力”关系。因为前面所列出的二分（个别和一般、局部和总体、过程和结构、历时性和共时性、经验和逻辑、具体和抽象、相对和绝对）也都是张力关系。从人类认识的整体和应然的知识分工关系看，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之间在最根本的层面上有着天然的、本质的、不能被割断的“有机团结”。这是因为，第一，纯粹的或者孤立的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现象只能在观念世界而不是现实世界存在，而历史现象也分别或同时具备社会的、经济的内涵和性质；第二，任何社会事实必须在历时性的维度上存在和展开；第三，特殊和一般、具象和抽象的两个极端之间存在多个中间层次，这些层次中的知识生产无法单独依靠“特殊性的法则”或“一般化的法则”。就历史学而言，它应该而且必然在社会科学体系中占据其位置，这不以那些竭力维护历史学作为“人文学科”的纯粹性的历史学家的意志为转移。 即使历史学家自己不去在社会科学的讨论中占据其应得的一席之地，历史和历史学方法也会通过重视过程、具备历史学素养的社会/政治/经济学家的工作去在社会科学的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只要理性还要伸张、知识和理解还要向纵深迈进，理论和历史的疏离就不应该被维持。所以有人会固守学科的“纯粹形态”，也有人要努力搭建历史和理论之间达成沟通和协作的平台，而且时常地和不断地超越现实的学术科际制度的范围，这两类人正好代表了学术史上理论和历史的张力中的“即”和“离”的两个方面。社会学内早有人主张：“社会学就是不提人名的历史”。   

实际上，在19世纪后半期学科分化完成——也就是争端开始——以后，就出现了要“填平注重研究个别性的史学和注重研究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之间的鸿沟的努力”。 熊彼特对19世纪晚期社会史的观察是，“历史学家所写的许多著作乃是社会学性质的，一个写‘问题史’……的历史学家，与一个社会学家究竟有什么区别，实在难说。”  而有人发现，在20世纪前期，“大多数社会理论家既对历史抱有兴趣，又摒弃绝大多数历史学家的著述”。  在社会科学范围内，19世纪德国的政治经济学始终突出地显现了对历史的和重视和亲和；在历史学范围内，19世纪后期美国的“新史学”、  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法国年鉴派史学明显带有沟通理论和历史的意图。战后美国则出现了所谓“地区研究”、“社会科学型历史学”和“历史社会学”等旗帜下的研究，也都以历史和理论的平衡为方法论上的目标。下面一对更具体的例子正好可以显示经济领域里的理论家和历史学家向对方靠近的努力：在战后经济学的数学化（实际上一种极端形式的理论化）潮流中，诺贝尔奖获得者希克斯提出了对理论和历史经验的相关性和互补性的深切思考，倡导经济学和历史学的沟通；而大经济史学家奇波拉却针对欧洲经济史研究长期以来的弱点强调“理论的重要性。” 观察社会科学中理论和历史的分疏与张力，是为了提出一种观察现代化/发展思想史的角度，即历史主义和非历史主义的角度。

（二） 现代化/发展思想史中的历史主义与非历史主义

对社会科学思想史的考察用“历史”和“理论”的二分法，但对现代化/发展思想史的考察就不应该如此了。这是因为，一方面，“现代化”和“发展”的概念具有内在的动态性质，本质上是一种应该关注或者至少要切近过程的研究；另一方面，“发展”和“现代化”的概念已经远远比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史或社会史的研究出离了具象（虽然也可以将经济史和社会史研究作为现代化/发展研究的基础研究），无法将其作为基层或原初形态的、“实体化的”（physical）经验事实加以处理。  这种来自进步观念（进化论）、并且隐含着目的论（teleology）的概念的诞生，就是理论和抽象起作用的结果。它有着自己的对象、问题和问题领域、以及提出问题的方式，是理论和经验、结构和过程所汇聚的一个场地。即使把发展或现代化作为历史学的研究对象，那么它也只能是熊彼特所说是“问题史”。20世纪初熊彼特在提出他的经济发展理论时就意识到：“我们的科学……不能丢掉我们称之为‘理论’的所谓精练的常识，它提供我们以考察事实和世纪问题的工具。……在任何给定的阶段，具有有些理论知识……是处理新的知识，也就是处理尚未体现在现有理论中的事实的一个先决条件。”   这是对经济发展研究的理论本质的一种认定。但是，熊彼特又曾指出“事实上存在着历史气质与理论气质这样的东西”。  在讨论“经济发展的根本现象”时，熊彼特依据不同的理论“所包含的理论的普遍程度”，区分了“李嘉图式的经济理论”和“桑巴特式的经济理论”。  我们有理由认为，这里他所意识到的正是一种非历史主义（ahistoricism）和历史主义（historicism）的区别，而
这正是在对现代化/发展思想史的考察中所应该借取的一种两分法。

在现代化/发展研究中，历史主义不意味着排斥理论，非历史主义也不意味着脱离经验的理论化。也许两者可以找到一个共同点，即达到历史的具体性并不意味着避免分析上的普遍性，但是两者的强调和偏重不同。历史主义是这样一种对历史和理论的关系的态度、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立场：
“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  

历史主义意味着对“法则”、“公式”和“图式”采取怀疑和相对主义态度，意味着在历史动力论上采取多元主义（多因素论），对历史的复杂性予以充分认知，反对“以片面为代价取得深刻性”的作法。任何经验的范围，如果一旦成为理论的产地，也就成为理论所赖以存在的“理想环境”。一般而言，历史主义往往对设定“理想环境”的作法不以为然，或至少倾向于在既有的“理想环境”中纳入更多的因素，强调分析的全面性。对特殊性和过程（事物的历时维度）的关注是历史主义的内在律令。在以民族国家为基本政治经济单位的现代世界，对民族的特殊性的认知导致它对世界的差异性和多元性的判断。它有时以高明的折衷主义为伍。它更多地意识到现代科学的“未完成性”，不指望有朝一日社会科学能建立完整的法则体系，  因此主张在理论和经验之间进行密切的交往和互动。历史主义还意味着意识到经验主义（逻辑实证主义）的有限性，对于一些“不能衡量、不能测度的微妙关系” ，分析性（analytic）的手段要让位给描述性（descriptive）的手段，演绎（deductive）的智慧要让位给启发式（inductive）的智慧，甚至历史直觉（historically intuitive）的智慧。

而非历史主义则有强烈的唯理论色彩，如一位重要的社会学家就强调：“科学的非经验部分是重要的部分”，某些“理论不能最终地和完全地为事实所检验”，“理论推理……保持着与‘真实世界’的‘相对自主性’。”  非历史主义强调分析在逻辑上的形式化和连贯性（coherency），表现出对法则、模式和图式的偏好，它要经常动用“简单化”（simplification）的工具——对经验事实进行高度选择性的观念化建构，因而经常以单一的学科向度和单因素决定论，如经济简化论（economic reductionism）为条件。为了设定“理想环境”，它往往要削弱乃至排除事物的历时性维度。它经常强调民族间的共同性，通常和意识形态上的普世主义联姻。

正如历史和理论在社会科学中形成张力、经验和逻辑在认识个体中形成张力，历史主义和非历史主义在现代化/发展思想史上，在其中的每一个流派，甚至在其中的学者个体的内部，也形成张力。每一个学者或学派都有历史主义和非历史主义的成份和质素，难以被简单地看成是纯粹的历史主义或非历史主义的。沃勒斯坦对马克思提出的一个理解是：“马克思懂得，一种理论的形成，只有联系到它直接或间接批判的另一种理论时才会被理解，也才会有用，并且，这种理论与建立于其他前提下、探讨不同问题的理论毫不相干。”   我们接受马克思和沃勒斯坦的启发，采取这样一种立场，即历史主义与非历史主义只在相对的意义上显露自身，这种区分、以及基于这种区分的张力只是在对不同学者、学派的对比中，只在学术史的观察中才有意义和充分的解释力。所以，本文对历史主义和非历史主义的理解方式本身就是“历史主义的”。

历史主义和非历史主义都生产了智慧，而且将继续生产智慧。非历史主义长于发现和开创，历史主义擅为批判、修正和综合。在现代化/发展思想史中，历史主义和非历史主义都有贡献。本文要提出的对现代化/发展思想史的一个照观方式（perspective）是，把它看成是历史主义和非历史主义对抗和交替演进的历史，是历史主义以更多的差异性和特殊性、以更多的对具体性和过程（历史具体性）的强调去挑战非历史主义的模式构建的历史。

（三） 历史主义与非历史主义二分照观下的现代化思想史

德意志以历史主义对抗英国的非历史主义

从亚当斯密到李嘉图及其在法国的追随者萨伊，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手段走向更高程度的抽象化和静态化。在这个过程中，随着“市场规律”在其理论体系中越来越清晰凸显，国际经济关系越来越被“简化为商品贸易”，  越来越远离对非经济因素的分析，也越来越具有“世界主义经济学”的性质。当时由英国的工业化而在它和其他国家之间形成的“国际竞争差异”（international competence differentials）显露无遗，“距离的保护”（protection by distance）和“发展保留”（development reservation）消失了，“迟误的发展”（delayed development）出现了。  作为对这种差异的认识，作为“迟误发展”的意识形态和政策方案，以李斯特为代表的德意志人以民族主义和历史主义的结合体对抗英国的自由主义和非历史主义。德意志历史学派是最早的完全意义上的发展理论，它的历史主义集中体现在以“先进国”和“后进国”（late-comer）之间的差异为讨论的出发点，具有强烈的论战和抗辩特征，以“后进国”的“国家经济学”对抗先进国的“世界主义经济学”和“教条主义经济学”。  先进和后发的分疏由此成为其后现代化/发展思想史上诸多历史主义者对抗非历史主义者的基本武器。需要强调的是，李斯特并不是在绝对的、一般的意义上，而只是在相对的、特定时段的意义上反对自由主义经济学：一旦后进国通过发展变成了先进国，它也是可以施行自由贸易的。

李斯特的思想路线在德国绵延不绝：罗雪尔、施穆勒，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包括韦伯，  都是其后继者。威廉·罗雪尔（Wilhelm Roscher，1917-1894）区分了“历史方法”和“哲学方法”，又以历史哲学家的方式为“经济学的历史学派”提供了方法和认识上的基本意见，其中可见其相对主义和多因素论的典型历史主义特征。  施穆勒（Gustav Schmoller，1838-1917）继续反对它所说的“斯密主义”，其原因既有他不满意经济自由主义提出的“处方”，而且“还有尊重经济事实、让经济事实自己说话的旨趣”。“他决不想把历史的这个过程简单地归结为一两个因素的作用的结果……在他看来，要建立历史进化的绝对理论的那种想法是错误的，事实上是不科学的”。 “对于他和他的学派来说，……世界上不存在任何时候都有效的经济规律。经济理论只有在和实践、历史和实际的制度发生关系的时候，才能有他的价值。而在德国，这些就要求国家干预并调整经济事务。”

施穆勒的历史主义和强烈的民族国家本位观点互相强化，导致了一种大工业时代的“新重商主义”经济发展纲领。与李斯特一样，施穆勒及其追随者对德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实际的影响：“无论是政治家，还是经济学家，都不准备把开发资源这样的事，听凭那套放任自由的做法来摆布。容克地主、工业家、官僚和经济学家结成了联盟，这一联盟保证了他们的新重商主义的无可争辩的统治。”  戈尔申克隆指出，李斯特开创的思想充任了德国“迟误工业化的意识形态”（ideology of delayed industrialization），  也就是后发国家的“发展主义”。

历史主义的智慧使德国人当时的许多政策方案在今天看来居然象是对一百年后的许多“发展病”的批评和纠正。可举森哈斯所强调的一端：李斯特的发展方案乃是一种“均衡增长”模式。李斯特主张，在实行“脱钩”（de-liking）的非联系性发展、建立基本的国际竞争力的一段时间内，发展计划应该包括农业和工业的系统、协调发展，尤其是要在这两个部门之间实现“啮合”（intermeshing）。一个国家、特别是人口稠密的国家，如果不动员农业的潜力，其工业化无望取得成功。  

战后美国的现代化理论：帕森斯与自由发展主义的非历史图式

战后“自由发展主义”（liberal developmentalism）以社会学为策源地在美国获得了完备的跨学科形态和强大的声势。在美国，自由发展主义远非始自二战以后，它也不是欧洲自由主义传统的简单延续，而是欧洲自由主义与源自不同于欧洲的独特历史经验的美国观念的产物。自由主义在美国没有受到欧洲式的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激荡和调适，“绝对的自由主义”和“教条的洛克主义”汇融为不同于欧洲的、与“美国例外论”相互适应的“美式自由主义”。  这又导致“美国精神”（Americanism）中如下基本预设：变化和发展是自然的和不困难的；好东西一起来；激进主义和革命是坏的；权力必须被分割而不是集中。  这些都渗透到帕森斯及其追随者的理论之中，成为“现代化”观念的潜台词。现代化理论充当了冷战中美国的“国家意识形态”，是一种鼎盛中的美国的自我认知和镜像，是美国观念和价值以社会科学为表现形式的集合体。  在现代化理论的先驱和领导人物帕森斯那里，美国式自由主义与非历史主义融为一体。  

战后社会学的重心由欧陆转向美国，韦伯和涂尔干的传统在美国嬗变成社会学领域里的现代化理论和“话语”。尽管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有多处承袭韦伯的理论工作，但他对韦伯进行了简化和修改，  此中也遗弃了韦伯宝贵的历史主义气质，从而在更大程度上趋近了涂尔干。他的宏观社会理论立基于一种微观的、能动的（voluntaristic）、同时也是高度抽象化的“行动理论”，以著名的五组二元对立的模式变项（pattern variables）为核心；而他的宏观社会结构理论也以现代/传统二分法为基础，以高度简单化、图式化的方式展现“现代性”和“现代社会”。   

而“恰恰是这样一个极少研究社会变迁的结构功能主义却产生出重点研究社会变迁的理论”：  帕森斯及其门徒（Marion J. Levy, Jr.和Daniel Lerner等）后来又进入了对社会过程的研究，创造了又被称为“新进化论”的“现代化理论”，由此也完成了由方法论上的韦伯向历史观上的斯宾塞的回归。帕森斯也创造了自己的历史发展序列图式：原始社会、中间社会、现代社会，其中中间社会由可细分为古代社会、历史社会和苗床社会。

现代化理论不否认东、西方在一般意义上的差异，它的“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承袭了传统的东西二元论，毋宁说它比韦伯、涂尔干更强调这种差异，但它为这种差异赋予某种阶段的涵义：西方当然处于更高的阶段。它特别致力于论证西方经验中显现出来的“现代性”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方面具有内在的不可分割性，致力于论证经济增长、社会公平、政治民主、政治稳定这些“好东西”只能“一起到来”，即所谓“相容性（compatibility）假说”。而且，尽管现代社会在诸多方面要经历持续快速的变化，但与现代性共生的“适应能力”（adaptive ability）的增强将使这样的社会保持基本制度、价值观的延续和社会、政治秩序的稳定。帕森斯“进化普遍象”（evolutionary universals）概念是现代化理论之具体而微者。  现代化理论在帕森斯那里具有非历史理论建构的典型特征：理论程序的复杂化和静态化导向分析结论的高度简洁。现代化理论的帕森斯形态有些名不副实，因为它在更大程度上是对“现代性”而不是“现代化”的分析。它所有复杂精致的理论建构都指向一种实践方案：用已被西方证明是“成功”的普遍模式为欠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指路”和“开药方”。非西方社会现代化的动力是来自西方的“文化传播”，而在现代化就是现代性驱除传统的过程。

经典现代化理论在1960年代后期声势趋于低落。但是随着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作为“成功的”案例，现代化理论中的自由发展主义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形式在发展研究领域中复兴。  十分明显的是，新古典主义对发展的理解回归了“世界主义经济学”和单纯经济观点，而且具有把经济学法则推广为社会历史法则的强烈冲动。

后期现代化理论：以更多的历史来修正图式

1960年代中期以后，本迪克斯、爱森斯塔德、布莱克、亨廷顿等人代表自由主义阵营内部对过于静态化、图式化的理论的不满和反思。他们进行修正的方法是对历史过程给予更多的关注，特别是都在不同程度上采用了历史比较方法；取得的主要成果是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注入了更多的内容，建立了更复杂多样的“现代化类型学”，对传统的差异性和多样性有了更多的体认，并逐渐趋向一种“多元现代性”的观点。

本迪克斯的一篇论文能体现他们修正工作的基本内容和其中的历史主义气质。  他质疑传统和现代性互不相容，也强调对不同国家的传统和“起始条件”（preconditions）的差异及其深远影响，由此开展对前现代社会的细致研究和对起始条件不同的现代化过程的比较分析。针对兼容性和“趋同”（convergence）观点，他援引熊彼特强调，由初始条件所决定的后起国家“片面性的发展”（partial development）当中的特征将可能长期存在。他指出，“……‘发展的铁律’服从于差异，这不仅是因为不同的传统，而且也因为一个社会受到来自外部的冲击。”他还告戒：现代化的促动力在英国主要来自经济领域，政治和政治观念似乎成了因变量，但是这样的观察不应导致对其他国家现代化过程中非经济因素的忽视。由此他也是现代化理论中重视分析国家作用的先行者。爱森斯塔德和布莱克则更直接地诉诸历史：爱森斯塔德是历史社会学家，而布莱克是历史学家。  

这些人当中，具有浓厚保守主义和现实主义气质的亨廷顿是一个更醒目的例子。他深切认识到：“从静态理论到动态理论的转变（要）通过研究现代化的历史现象来完成。”  对历史比较方法的重视和老到娴熟的运用，可突出地体现在他的名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当中。其中他延续托克维尔的传统，对美国和欧洲的政治现代化的差异性建立了深刻体认，  并将这种体认扩展到世界范围内的过程考察之中。通过把政治发展还原为描述性的“政治变化”，通过对经济发展、民主和政治稳定之间的关系进行历史比较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现代化和发展概念中的目的论色彩，并对“好事一起来”的相容性假说提出更彻底的挑战。  他在终结了“经典”现代化理论的同时，又使现代化理论作为思想和意识形态恢复了元气。   

早期发展经济学对自由发展主义的偏离

发展经济学先驱者之一赫希曼在回顾这门学科的历程时写道：“发展经济学是一门相对年轻的学问。它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诞生于大约一代人以前，当时其他各社会科学都站在远处，满腹狐疑地地看着它。”  它在一开始就是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偏离，  而他们许多人的方向与李斯特有着基本的一致性。

发展经济学家们大多采取了“二元经济学”——即把发达经济和欠发达经济的根本差异作为基本出发点——的立场，这与这样一个事实有关，即他们更多地立足于欠发达国家的实际。他们当中许多人都具有专门研究欠发达国家的学术经历，对欠发达国家的现实处境有更深切的了解、体认和同情。（这种情形在普雷维什、彼德·鲍尔和缪尔达尔身上体现得更清楚。）  为此他们强调了与主流经济学不同的主题：工业化、迅速的资本积累、动员处于就业不足中的劳动力、计划化和积极介入经济的国家行为。这代表了一种通过高速工业化来克服障碍、利用后发优势、实现经济增长的“有意识的、高强度的、有指导的努力。”  他们一般还有一个不同于主流经济学的特点，就是注重非并认真分析经济因素的作用。

具有可贵的社会学修养的缪尔达尔通过批评主流经济学申述自己在方法和理论上的主张。他批评说：“与其他社会科学家相比，经济学家长期以来一直更倾向于得出一般性的命题，然后假定这些命题对任何时间、任何地方和任何文明都有效。……（古典经济学）理论通常被认为比他们所论证的内容更具有普遍适用性。只要这些理论的适用限制在西方世界，这种假定为普遍适用的理论可能就没有什么危害。但是，用这些理论来研究南亚欠发达国家，后果就严重了。”他接着指出，主流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术语“是从西方世界的生活方式、生活水平、态度和文化中抽象出来的，……在欠发达国家，人民不能进行这种抽象；实际的分析必须讨论态度和制度关系方面的问题，必须考虑非常低的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的发展后果。”“事实上，不存在专门的经济学问题。”   

缪尔达尔的可贵之处不仅在认识到不能把工业化作为解决贫困、促进发展的万灵药，而且，他比同时期许多发展经济学家更深刻地认识到欠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是一个要求社会和制度结构发生诱致性变迁的问题。”他还认为，欠发达国家施行发展计划是“方法上的理性主义”和“结论上的国家干预主义”，这有着深切的历史必然性和正当性。   

发展经济学当中明显拥有比主流经济学中更多的历史，这对身兼现代化理论在经济学中的代表和“发展经济学的先驱”的罗斯托而言也是正确的。他那具有耸动效应的名著就是一部历史方法的经济学作品，其中在对经济增长的考察中容纳了大量的对非经济因素的分析，还特别指出“本书的主要结论之一就是，经济的力量和动机毕竟不是历史过程中唯一的和压倒一切的决定因素。”  于是就产生了学术史是一个有趣的现象：罗斯托用历史填充和包装出了最著名的一个非历史的历史发展图式——经济增长和历史演进的“五阶段论”。

尽管不被列入发展经济学家的行列，但格尔申克隆 的确是大多数发展经济学家的同路人。他的工作使欧洲工业化历史对发展研究具有了新的启示意义，加深了对发展经济学所探讨的工业化的起始条件、经济落后的程度对发展进程的影响、后发优势、国家干预等问题的认识深度。

尽管早期发展经济学对经济发展过程的复杂性的估计比主流经济学充分，但是在它诞生后，第三世界发展的实际情况远远超出了它的估计，它一度持有的乐观主义失败了。1970年代以后它也受到了在发展研究中复兴了的新古典主义的全面批判。  但我想顺便指出，发展经济学家们也不必太自责，东亚经验似乎更多地证实了李斯特和早期发展经济学而不是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至少更多地证实了这一点：基于对差异性的历史认知的发展方案和政策比基于普遍法则的方案和政策更好。尹仲容，战后少数成功的发展案例之一的创造者，不仅其强调高积累的政策与早期发展经济学多有不谋而合之处，而且，他的言论中所体现出来的工业化意识形态也鲜活地展现了一种“新重商主义”。  

经典依附论：以“欠发达”的历史具体性对抗现代化理论

激进主义阵营内也显现了历史主义在和阵营内外的非历史主义对抗的过程中逐渐深化的趋向。早期依附理论结论的简单固执和政治主张的激进极端 很容易使人们忽视这一点，即它的兴起的曾以多种方式仰仗历史研究和历史分析，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历史研究，特别是拉美等欠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以及南、北美洲历史发展道路的比较研究。  早期依附论学者大多来自拉美和非洲，这是战后第三世界改变“发展理论在西方生产、在东方消费”的格局的一次（如果不是唯一的）重大的努力。弗兰克在他的著名篇章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欠发达国家的历史具体性是他们对现代化理论构成毁灭性冲击的基本手段：
“如果不首先了解世界上遭受欠发达苦难的大部分人口过去的经济和社会史是如何导致了现在的欠发达，我们就不能指望为他们创建充分的发展理论和政策。然而，大多数历史学家只研究发达的中心国家，对殖民地和欠发达地区很少注意。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的大多数理论范型和对发展政策的指导都是完全从欧洲和北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经验中提取出来的。”
“由于殖民地和欠发达地区的历史经验向来显著地具有（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差异性，那么现有的理论就不能从完全反映世界的欠发达部分的过去，从而只是部分地反映了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过去。更重要的是，我们对欠发达国家的历史的无知，导致我们假定它们的过去和现在类似现在的发达国家的历史的早期阶段。这种无知和这种假定导致我们严重误解了当代的欠发达和发展。”  

依附论建立自己的历史理论体系的基础是一种结构主义，是一种试图通过建立历史发展的整体观点而趋近历史的和空间的具体性的途径。经典依附论的一个走向是在越来越高的程度上将对资本主义世界各种关系的分析纳入到“单一体系的单一历史发展进程”之中。   

依附论者将分析的中心由发展转向欠发达，由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内部的文化、制度对发展的阻滞因素转向外部结构因素。依附论的历史主义不能说是完全失败的：通过将欠发达和发展视为同一历史进程（中心主宰的资本积累）中的两个方面，对现代化理论“好东西一起来”的虚幻图景给予毁灭性打击；通过将“先进”和“落后”之间的二分转换为“中心”和“边缘”之间的二分，它对当代世界发展中的一组基本矛盾提供了一种富有历史和理论内涵的解说。这种视角以往曾经在帝国主义理论、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增长理论（巴兰和斯威奇）和普雷维什的拉美经委会发展主义中被采用过，  但依附理论以更加系统而且富于震撼力的方式照亮了西方主流的、自由主义视野中的一个盲区。尽管早期形态的依附理论已经消散了，  但它作为激进主义思想史、乃至整个发展/现代化思想史中一个绕不开的阶段，作为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诉求和第三世界主义（third-worldism）的历史自觉对抗西方的普世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方案的一种理论建构工作，乃具有重大的学术史意义和知识社会学意义。它的幽灵至今仍然在游荡着。

依附发展理论：以历史—结构方法修正早期依附理论

实际上，在“历史”和“结构”之间达成兼顾和平衡的自觉追求贯穿社会科学演进的全部历史，而且异常鲜明地在马克思、韦伯和熊彼特等社会理论大师身上展现出来。在发展研究中，卡多索和费雷托接续19世纪欧洲政治经济学的传统，明确地提出了一种“历史—结构理路”（historical-structural approach），这种方法论主张在他们的名著的英文版序言中得以集中的阐述。  就他们当时的针对性而言，无疑他们强调的是“历史”。

这一方面是针对美国主流社会科学而言，反对那种把社会在抽象中区分为不同的向度（dimensions），然后在各个向度内建构科学性的解释模式（scientific explanatory model）做法；他们认为要理解第三世界的社会历史进程，就要对社会结构进行总体性和动态性的理解，而不能仅仅从社会的某一特殊向度出发。他们显然比以往的激进主义理论更清楚第意识到发展是不能用“经济学”，而必须用“政治经济学”加以处理的问题。

另一方面，也许在更大的程度上，“历史结构方法”也是针对早期依附论而言，反对依附论从“资本积累的逻辑”出发去说明一切的“经济简化论”，反对把依附完全看作是由外部结构条件所决定的状态，而是看成一种普遍性、结构性的外部条件和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具体条件交互作用下的一种状态。早期依附论者认为，摆脱依附和欠发达的唯一途径是“脱钩”，而“脱钩”既不可行，则按照依附论的逻辑第三世界就只能处于悲观和无所作为之中。卡多索则在辩证法的光照下在历史经验中察觉到依附的形式、内容和效应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并在“依附”和“发展”之间建立了既存的和可能的联系。他们具有历史主义内涵的这句话主要是对依附论者而言：
“……尽管存在着结构上的‘决定性’，历史总是给其他的出路留下空间。而实现这些其他的出路，不仅依靠利益上的基本矛盾冲突，而且有赖于通过‘寻求可能性的热情’（a passion for the possible）在历史的转折点上认识到新的发展之路。”  

由此他们提出了更复杂细致的问题，同时也在欠发达国家发展中的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之间、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之间建立和更平衡的观点：
“我们对具体情境的分析要求我们探究：存在着哪些形式的社会和经济剥削，在何种程度上边缘的工业化和资本积累取得了进展，各地方性经济体如何与国际市场联系，等等。（依附的具体情境）不仅是抽象的‘资本积累逻辑’的结果，也是国际层面上和国内层面上的各社会阶级和集团之间的特定关系和斗争的结果。当我们研究依附社会时，的确当地的社会政治进程和经济组织都预设和再造着以全球规模而存在着的资本主义的总体特征。”  

明确地承袭依附发展理论和历史结构途径的另外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埃文斯，他在对巴西的研究中把“依附的具体情境”和依附发展纳入一种由跨国资本、边缘国家和边缘当地资本构成的“三边联盟”（Triple Alliance）模式中进行分析。这种工作的一个重大学术史意义是，在激进主义框架内对边缘的国家政权的地位和作用赋予了新的重要的理论地位。  

依附发展理论和历史—结构方法修正了依附论，同时又使依附论中的某些要素得以存续，由此在理论和方法上成为后来“新比较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前奏。

世界体系理论：以整体观点的历史主义抗辩自由发展主义并修正依附论

作为依附理论流派的两种基本后续发展，如果说依附发展理论主要是修正早期依附论，则世界体系理论是通过修正和发展早期依附论而继续、深入地推展激进主义阵营对自由主义现代化理论的抗辩。它承续了早期依附理论强烈的社会和历史批判精神，是依附理论的“最高峰”和“最著名、最发达”的分支和变种。  同时它又比依附理论建立了更清晰、明确的方法论意识，在主观上更自觉地继承和采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也更强调整体主义（holism）的观点，在全球分析的新基础上把这两点汇合起来。

作为马克思的追随者沃勒斯坦赞同卢卡奇的看法，“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思想的决定性区别并非是否在解释历史时把经济动机置于首位，而是整体性的观点。”  由此他把“具有历史具体性的整体性”（historically specific totality）看作世界体系分析的基本灵魂。为此他特别强调：“达到历史的具体性并不意味着避免分析上的普遍性。相反，通向合法的命题的唯一途径是通过历史的具体性，正如宇宙学中达致统治宇宙的法则的唯一途径是对宇宙本身的历史演化进行具体分析。”  沃勒斯坦指出：“我们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是把资本主义看作一个历史体系，从其全部历史和独特的具体现实中加以考察。……因此，我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描述这一现实，指明什么是不断变化的，而什么又是持久不变的。”  沃勒斯坦的一位追随者指出，沃勒斯坦有意地在历史主义（强调社会历史现象和历史主体的独特性）和非历史主义（试图对所有社会系统进行理论归纳）之间采取中间路线：比许多集中关注生产方式的根本性质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更具历史主义，又比许多历史学家更具概括性和理论性。沃勒斯坦的目标是在历史叙述中编制因果性的和结构性的理论。  

在这种整体主义视阈下，沃勒斯坦等人反对把民族国家或国民社会（national society）作为分析单位，而是认为社会科学唯一合法和有意义的分析单位是内部具有单一、完整、广泛、自足的社会分工的历史体系（historical system）。在19世纪以后世界上只有一个这样的历史体系即资本主义世界体系（world-system）。在这个世界体系的运动中根本无所谓“民族国家的发展”（national development），有的只是世界体系作为整体的发展。  不难理解，自由发展主义的全部假设，包括“现代性”的目的论预设，都受到这种整体的历史主义的沉重打击。世界体系理论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发展理论，但它对发展研究最重要的价值之一就是，它所赋予的高度整体性的和“世界历史”的视野，能够推动它走出一切自由发展主义的一个片面性的误区，即完全在民族国家/当地社会的范围内内寻找欠发展的根源，把后起发展看成是重复西方经验的过程、以及单纯地植入先进的（西方的）技术、制度和价值观念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经济分析方法和整体主义相结合的理论路径直接导致世界体系理论接受“中心—边缘”的结构模式，但它添加了“一种经常具有发展的（或进化的）意义的结构位置”，即“半边缘”概念，以此对依附论的模式作出修正和扩充。  与依附理论不同，世界体系理论认为特定国家/地区在世界体系中的结构位置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存在着流动性。这为边缘国家/地区结构位置的升进即发展开辟了理论空间。  世界体系理论中由此有一个“半边缘发展理论”的大体轮廓，此中还提出“半边缘的应邀式发展”（semiperipheral development by invitation）的类型，即一种为核心跨国资本所主动地带动的发展。  这一点与依附发展理论显然是趋同的。   

对于过多的经济学来说，历史主义意味着更多的经济学和社会学。世界体系对依附论的一个修正和发展也表现在对政治因素的重新重视上。世界体系理论对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基本判断大体上沿袭了马克思“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模式，但它对政治因素给予了比一般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更多的关注，讨论也更加复杂而细致。沃勒斯坦曾明确表述过这样一个基本的判断，即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当中存在着某种政治和经济相分离的情况，亦即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导向：经济决策主要面向世界经济体/世界市场的竞技场，而政治决策则主要面向世界体系内控制范围较小的制度实体——国家。  而且，世界体系理论的国家观不是“守夜人”式的观点，它认为国家通常要介入积累过程，“国家权力对经济过程具有极端重要性”。  切斯顿也确地表述过这一点，即世界体系理论“并不是采取所谓的工具主义立场，即国家仅仅是资产阶级的执行委员会。”  世界体系理论断定，世界经济体的政治上层建筑是一个国家间体系（interstate system）而不是单独的资产阶级国家。  把国家间体系作为世界体系的政治体制，这意味着它对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的关系的探究是在更广阔的空间范围内展开的。半边缘理论的的构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政治因素的探究。不仅半边缘在世界体系中的功能主要在于政治方面，  而且半边缘的国家（state）具有一个鲜明的特性，即它作为一个政治机器在控制国际、国内的市场方面有着比核心的国家和边缘的国家更大的意愿和动力，在由边缘位置升进到半边缘位置时，以及在半边缘国家力量强大到有望进一步向核心地位升进时，都会显现国家机器的重要作用。  

新比较政治经济学：历史主义繁盛的“理论岛”

1980年代以后，发展研究中逐渐形成相对松散的“新比较政治经济学”（New 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研究群体。它的渊源可以上溯至欧洲历史上的政治经济学和历史比较研究传统，同时也是战后社会科学和现代化/发展研究中各种理论和方法论主张汇聚和相互激荡的产物。就战后的脉络而言，一方面，它与巴林顿·摩尔 所开创、又为斯考克波尔（Theda Skocpol）和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等所承袭和发扬的比较历史社会学传统 ；另一方面，它又明确地以依附理论中的“历史—结构”理路为明确的方法论方向。1985年，与依附论有渊源关系的发展研究学者与历史社会学者共同促成《向国家回归》 一书的出版。这本论文集也许是新比较政治经济学最终形成的标志性事件。这两类人之所以走到一起，除了方法上的共同点之外，还因为他们都对资本主义全球秩序的批判意识，也都对社会革命持有与美国主流意识形态不同的态度。特别醒目的一个情况是，埃文斯等依附论者以这本书为契机，加入新政治经济学派并成为其中的领军人物。

新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与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发展经验对既有理论提出刺激和挑战这一事实有密切关系。一方面，有学者出面指出东亚经验对依附理论的关键假设提出严峻挑战，特别是早期依附论过高地估计了跨国资本的力量而低估了当地政权的力量；  但随着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对东亚的解释的兴起，他们又更多地转向对“市场原教旨主义”和“经济简化论”的长期抗辩，此中兴起了“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的解释范式。  

历史主义是新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品格。对于来自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两方面的总体理论和图式，他们都不接受，或至少是持怀疑和辩证的态度。他们使问题高居于理论和经验之上。新比较政治经济学早期作品的“目的不是描述那种假想中统一的社会发展道路，而是要揭示不同的发展模式。”  他们也更强调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差异性，越来越倾向于认为一般化、同一性的欠发达边缘地区的景象是错误的。他们一方面反对以单纯经济学的观点处理发展问题，另一方面也对社会学领域内过于倾注于总体理论的做法持有异议。他们延续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传统，强调经济过程和政治过程不可分离，重视对国家机器（state）的分析。但他们也逐渐摆脱“国家操控的”（state-managed）经济发展和“市场驱动的”（market-driven）经济发展的二分法，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之间建立更加复杂的相互关系。他们反对为发展赋予一种宿命论和“终点状态”（end state）的涵义，把发展的过程视为一个开放的、进行中的状态。他们对发展道路和结果的评估采取依历史条件而定的态度，实际上趋近了“多元现代性”的观点（尽管他们不直接分析社会学意义上的现代性）。他们仍然坚持国家作为分析单位的有效性，把“国家发展”（national development）作为研究的对象；但同时也接受依附—世界体系理论的启发和分析手段，对外部因素对发展的影响具有比古典政治经济学更为敏感的认知，把发展看成是不仅受国内社会政治力量的制约，同时认为发展进程和结果要受国际经济和国际地缘政治的强烈影响，强调内外两个进程、两个结构之间的高度相关性，强调一国（地区）内部发展的状况与其与世界体系的整合的方式的高度的相关性。他们注重历史比较分析的方法，主张通过多国个案的比较研究来认识发展现象，即使是对单一国家的研究，也尽量将其纳入历史比较的视野中。对于欧洲兴起的后现代主义分析，他们一方面认为有助于消解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另一方面却也认为这种来自第一世界的批判思潮对理解第三世界并没有太大的助益，反而会成为一种远离第三世界苦难现实的“知识逃避主义”（intellectual escapism）。   

新比较政治经济学并没有形成系统、强固的一整套发展理论，毋宁说它是以经验研究为基础的 “理论岛”。但正是因为其理论建构的疏松，“它对构建更为精致完善的发展理论却有莫大的贡献。”  可以肯定的是，由于20世纪末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和发展形势的新变化，在达到较为一致完整的理论之前，新政治经济学要走比以前预想的更长的路。

（四）简短的余论：现代化/发展思想史中的罗荣渠

现代化/发展思想史中一个十分凸显的现象是，非历史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普世主义联姻。而同样令人深思的是，本来具有普世主义性格的激进主义逐渐走向与“特殊主义”的第三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结盟，从而也更多地以历史主义展现自己的批判精神和抗辩本质。何以如此？探究这个复杂问题的一个方向是，社会科学思想从来就具有社会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本质。即使在今天，在国际经济的层级秩序继续深化，全球化过程中国际财富和权力的两极化继续加剧，列国竞争型的全球发展格局仍然无望为国际协调型的格局所取代的情况下，也许没有人能完全彻底地站在全人类的或者非意识形态的立场上的立场上看待现代化。具有“反学派”意识的熊彼特在1931年曾预言：由于“学派经常是掩盖了无知的标签”，所以随着人类智识的进步和对真理的不断趋近，学派以及学派间的对立和斗争最终会消亡。  我们已经知道这个预言彻底地失败了。无论智识是否有了长足进步，利益的对立和意识形态的分歧远没有消失，所以“学派”和“派性”就有了存在下去的最大理由。

现代化研究在中国已蔚然兴起，它已推动了中国对现代世界变迁和自身历史命运的认识。无论是否最终会出现一个现代化研究的“中国学派”，历史主义都应该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研究的灵魂。

在现代化/发展思想史的长期脉络中观察中国的现代化研究的开拓者罗荣渠，我们所能深切体认到的是，第一，罗荣渠是历史主义的；第二，罗荣渠是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的，从国际学术思想的谱系中也可以说是激进主义阵营中的，但他又是一种灵活、开放的激进主义，相对于西方的激进主义现代化思想，它少了批判性，但多了建设性；第三，罗荣渠是中国本位的，同时也是第三世界本位的。
罗荣渠的现代化思想提出和成型的背景和起点，是“文革”后的中国，是阶级斗争的革命“历史哲学”和“五种生产方式”的伪历史、非历史的历史演进图式开始松动，但仍维持着“话语霸权”和思想史惯性的年代。罗荣渠早期的现代化研究工作正在于：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框架下，并通过复活和强调马克思主义中的历史主义成份，以更能容纳历史的丰富性、多样性和复杂性的历史解释范式取代旧的、已经丧失了解释能力的图式。反对“公式化”是他不断强调的主题。  通过“一元多线”的历史发展观、对现代世界发展的基本趋势和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讨论，他使许多被遮蔽和模糊了的问题浮现和清晰出来，从而动摇了毒害中国历史学的非历史图式的根基。

罗荣渠的现实关怀促使他明显地侧重于对当时中国学术界的非历史公式的论战性和“解构”，而不是专门、仔细地辨证和清理现代化思想史。而且，正是由于在中国破旧立新的紧迫的使命感，使他无暇在学术史和方法论上进行更广泛、专门的讨论。这两个方面往往影响人们注意到这一点，即：罗荣渠的现代化思想是建立在对整个国际现代化/发展学术史的广泛了解与深切的洞察和反思之上的，同时也是建立高度的方法论自觉——即对历史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深切认同和自觉遵循的基础之上。出于术语标签（terminological label）本身的误导效应 和阅读者的轻率，经常有这样的误解，即中国的现代化理论不过是对过时的西方五、六十年代现代化理论的照搬。必须强调，“此”现代化理论非“彼”现代化理论。罗荣渠的现代化思想，已经是吸收了早期现代化理论以来各支理论流派、特别是世界体系观点后新的综合的成果。

这里仅举一端说明罗荣渠现代化思想的历史主义性质。罗荣渠把现代化界定为一种世界历史范畴，即“人类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大转变过程，它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深刻的相应变化”。  这种定义是一种貌似寻常、宽泛，但实际上是自觉的宏观历史学的和描述性的（descriptive）定义方法，实有深意存焉：这种着眼于历史过程的定义方式，使现代化概念超越了早期现代化理论的单向度和二分法的意涵，能够包容更多的动态性、更广泛的向度和更丰富的内容，能够容纳现代化总体趋势下的不同模式和道路，能够使多学科的视角和在其中达成融汇和平衡。   

以罗荣渠对历史的复杂性的深切认知和对历史细部的入微体察，他深知某些情况下解释力来自包容性，深知在某些情况下理论的细密和严整正是疏离或扭曲经验和历史的根源，深知在某些时候学术上也应该“宜粗不宜细”。在处理一些全局性问题，特别是人类历史发展（两大形态四个阶段说）和现代化发展（三次大浪潮和一次发展危机说）的阶段性变迁等问题时，他都采用了这种高明的“宽泛”的做法。这种做法使他的理论建构在具备清晰的问题意识和学术史的针对性的同时，又获得了充分的灵活性、开放性和回旋余地。这是历史主义的智慧起作用的结果。笔者曾亲耳聆教：“理论只是用来反映一种趋势。”罗荣渠的方法论思想和新比较政治经济学有内在的相通之处，从学术史的角度看，这不是偶然的。实际上，他在后期极为关注和赞赏新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罗荣渠认为，现代化研究在中国才“刚刚起步”，以后的发展有赖于经验研究广泛深入的推展。他并且断言：
“僵化的理论终止的地方正是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

见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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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深，读后在体系上有了大概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