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绳研究回顾与展望

胡绳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又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领导人。他著述宏富，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等方面都做出了卓越贡献。胡绳逝世后，中国学术界掀起了纪念热潮，各方人士纷纷发表悼念、追忆文章，有关其生平思想的学术研究也日趋增多，充分体现了胡绳学问人生的巨大魅力。

胡绳著作相继结集出版，①为对他进行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目前已出版的关于胡绳研究的书有2本：2003年11月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思慕集》选编了胡绳逝世后国内外报刊发表的回忆、评述文章，由于撰文者多为他的同事、朋友，这些文章为我们多侧面更深入地了解其生平和学术提供了珍贵的文献；郑惠所著《程门立雪忆胡绳》集中了对胡绳的访谈、评介、回忆、通信及悼念文字，其中评介部分对他六十年的理论生涯作了全景式的论述，为进一步深入研究胡绳的学术思想构建了一个平台。学术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胡绳逝世以后，不少学者致力于发掘其著述的思想资源，进行学术领域的学理探讨，发表了数量较多的研究论文。并且有王文滋以《胡绳晚年学术思想研究》为题完成了博士论文。

已有的研究成果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一、胡绳生平研究

由于胡绳逝世不久，他的年谱及传记都还有待研究者加以整理编撰。胡绳的秘书及郑惠等人在胡绳晚年所作访谈、胡绳自己的回忆文章提供了一些重要的资料及线索，为研究的深入展开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胡绳晚年思想的变化是目前研究的一个热点，出现了多篇论文。胡绳的《八十自寿铭》也被多位学者解读，以之作为他一生心路历程的写照。吴江对胡绳的个性特征进行了较为准确的定位，他认为：胡绳虽官阶不低，但非政要；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属宽厚派、温和派；在政治上洁身自好，谨言慎行，处处自我设防，在重大关键时刻或重大问题上易受制于人、不轻易越雷池一步，“这可能限制了他作为思想家的才能的发挥”[1]。李普援用蔡仲德评论冯友兰的“早年实现自我，中间失去自我，晚年又回归自我”来概括胡绳的一生，对他晚年的反思予以高度评价。[2]李一蠡提出“胡绳周扬现象”的说法，认为胡绳与周扬“都是做意识形态工作多年的老党员，并且担任高级领导职务，一生执著，对党忠诚，成就突出，德高望重，但在晚年垂暮之际，又都有所憬悟，有所忏悔和抱歉，说了一些压在心底、发自肺腑、不吐不快而感人至深的话语”。[3]高华认为，胡绳在理论问题上一向谨慎，他在晚年思想的转变，包含了丰富的思考和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切关心，表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学者求真务实的态度。胡绳是在以他自己的方式，用一个重要理论家的言说，来表达对邓小平理论的支持。[4]石仲泉将胡绳晚年的思想变化称之为“胡绳现象”，认为胡绳老而弥坚，勇攀学术高峰，是中国理论界和中国学术史上的奇迹。这种执著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和革命风范，令人深为感佩。石仲泉归纳“胡绳现象”产生的原因主要有：时代大环境；坚持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观；有密切关注现实的社会责任感；有面向世界的开阔视野；有独具特色的历史眼光；坚持全面、缜密、多维的辩证思想方法。[5]王文滋也认为，“胡绳现象”是主客观因素交互作用的必然结果，客观环境的变化还只是提供了现实可能性，最关键的还是胡绳主观上打破了教条主义的框框。[6]

二、胡绳学术的总体定位

胡绳评价自己“‘纯学术’的文章几乎没有，对此并不后悔”。王梦奎认为，像胡绳这样从青年时代就投身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并且矢志不渝的人，理论研究只是他所选择的武器，“他的不悔，我以为首先是坚持自己所选择的革命道路”[7]。石仲泉提出，胡绳是“将学术与政治相结合，着力研究、阐发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派”的杰出代表。由于具备深厚的学术根底和理论功力，胡绳的著作能够以历史学家的广阔视野，着重从历史的背景和历史发展的脉络来评论政治、分析现实的思想文化倾向，政治宣传与学术价值得到了很好的统一。这种政治性较强的学术研究，对于我们国家、我们党来说，是绝对必要的。[8]余三定对胡绳的学术风格作了深入论述。他认为，为了时代和人民的需要而进行学术研究，是胡绳的治学精神的精髓所在，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的特点：（1）关注现实，与时俱进，不再向书斋讨生活，而是以学术去主动地关心、关注、研究政治。（2）独立思考，不断创新。既努力营造学术自由的氛围，也能够在自己的研究中保持独立思考、勇于创新的理性精神。（3）信念坚定，但不僵化。真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但不是机械、教条地以马列的经典论述为万用灵丹，而是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4）逻辑严密，说理透彻。这得益于胡绳的哲学素养、长期论辩的锻炼以及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9]

三、胡绳与历史研究

1、胡绳一生钟情于中国近代史研究，他在近代史方面的著作如《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等都葆有恒久的学术生命力，为构建马克思主义近代史研究学科体系做出了重要贡献。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史研究，如桂遵义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张剑平的《新中国史学五十年》、梁景和的《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论辩》等，都对胡绳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成果有所介绍。但笔墨主要集中于胡绳在1954年发表《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引发的分期问题讨论，还难称系统的研究。张亦工在发表于《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规范问题》一文，高度评价了胡绳对中国近代史传统规范的奠基之功。郑惠、徐宗勉合写的《胡绳理论生涯六十年》，全面评介了胡绳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成果，并简略阐释了他关于近代史的一些主要看法。[10]目前为止，最为系统论述胡绳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贡献的著作当属张海鹏、龚云合著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其中专辟一节论述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分析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巨大反响，指出：《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在近代中国政治转型的紧要关头，发挥了历史的战斗和借鉴作用，推动了近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并且标志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研究和探索中国近代史的成功，为建国后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11]

胡绳晚年对于革命与改良、中间势力、近代化、近代史的下限等问题的精辟论述，郑惠、石仲泉、张海鹏、徐晓旭、王文滋、于文善等人分别撰文予以阐发。张海鹏特别指出，因为胡绳登高一呼，提出打通1840-1949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对象，统一了史学界对近代史下限的认识。[12]胡绳对以现代化为主题来写近代史表示赞同，对此，不同的学者理解迥异。徐晓旭认为，胡绳晚年已经突破了“革命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理论框架”，至于他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版序言中所强调的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仔细推敲一下，这种方法论实际已经是运用在现代化史观下的方法论了”，这是综合运用多种方法论，“站在新的理论高度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全新审视”[13]。而石仲泉、于文善、王文滋则强调：胡绳晚年虽然对传统中国近代史理论框架作了一定的调整，引入了现代化的视角，视野中涵括了中间势力，对传统规范简单化、公式化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一面进行了反思；但同时更应看到他晚年对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对近代中国革命主题的坚持，他提出的近代化不能脱离民族独立而存在，民族独立是真正实现现代化的前提。因此不能认为胡绳提倡以“现代化”范式取代“革命”范式来研究中国近代史。[14]傅怀锋则明确指出：“胡绳是想以革命史观为主的旧范式来包容以现代化为主的新范式，使现代化理论成为旧范式中的一部分，同时实现对新范式的革命化改造和对旧范式的现代化改造，在保持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同时加以发展，建构一种能回应现实的史学范式”，这是“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一种回归”[15]。究竟何者更符合胡绳的本意，这当然可以作为学术问题继续进行深入探讨，但胡绳对近代史学科建设做出的卓越贡献则为广大学者所公认。

2、80年代以后，胡绳主要转向党史研究领域，并主编了党史巨著《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郑惠、徐宗勉对胡绳的党史研究成就做了评介，对他在编写《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过程中提出的一些重要观点加以阐释。并认为：胡绳提出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存在着“两个发展趋向”的观点、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划分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标志的主张，都是党史研究极重要的指导思想。周一平着重指出，胡绳在党史研究方法方面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主要包括：不回避党的失误及党史上其他负面现象，坚持实事求是；党史应该形象化、细节化，不能止于粗线条；从党的历史事实出发，发一些有新意、有价值、有内容的议论，不说空话；坚持以理服人。[16]于文善将胡绳的党史理论归纳为：（1）新民主主义时期党史研究，可以充分论证教条主义的危害，破除迷信；（2）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研究的目的，在于用历史事实来论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的正确性；（3）“宜粗不宜细”的研究方法，其内在含义是指党史研究不能面面俱到，应该有所侧重。[17]王文滋具体分析了胡绳关于建国后党史分期的主张，认为：在中国学术界，胡绳第一个提出并论证了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坐标的缘由和意义，并把这一观点运用到中共党史的编写中去。在此基础上，胡绳还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和之后两大时期各作了具体的阶段细分。这些观点解决了编写中共党史时划分章节和控制篇幅的问题；凸显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地位；与党的文献和党的领导人的提法相呼应。[18]林蕴辉结合胡绳晚年发表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世纪交接时的回顾和前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及对党史编撰的指导意见，分析了胡绳对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新思考，即：过渡时期总路线、三大改造的提出有它的历史由来，起过重要作用，但不能把它说成是客观规律的反映，不能绝对化。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中共党史的编写，如何以决议为指导，又符合中共已大大前进了的认识，胡绳的主张都有助于分寸的把握，具有指导意义。[19]胡绳在《关于撰写〈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的谈话》中新见迭出，杨奎松认为：胡绳谈话最为引人注目之处在于明确指出“中国革命客观上就是要‘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但由于“资本主义”的内涵在这里未能严格界定，这种表述未必严谨准确；他进而揣测胡绳的本意应该是指：中国革命要“为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开辟道路”[20]。胡绳在谈话中有一个假设：如果国民党当年能够在大陆走资本主义道路，则中间力量大多数会跟着国民党走。杨奎松亦对此提出商榷，他认为：胡绳可能是基于肯定资本主义在近代中国的积极意义而提出这一观点，但尚未对国民党的阶级属性等问题进行缜密的思考。国民党失去中间势力的支持是因为它太长时间没有找到一条能够使中国摆脱积贫积弱状态的发展道路，而并非因为它不搞资本主义，胡绳的这种观点有其内在矛盾，逻辑上难以自圆其说。[21]

关于胡绳的治史方法，徐宗勉认为有两点值得特别注意：首先，胡绳虽然反复强调史学研究的科学性与革命性是统一的，但其本意还是把科学性视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根本，而革命性必须和它的科学性相一致才能实现，丧失了科学性，也就说不上革命性。其次，胡绳提出历史研究应分为从具体到抽象、再回到具体两步进行，即先从史料中得出本质的、规律的认识，再将这些规律性认识放回到具体的历史现象中去，以之为指导，对史料、史实加以分析、说明，这从根本上回答了如何做到“史论结合”的问题。[22]候且岸认为，胡绳的史学思想有几点值得深加体会：非常重视理论与史学研究的联系，重视历史研究中的学术史反思，强调党史研究的科学性。[23]

四、胡绳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1、胡绳早期发表了大量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并参与思想文化方面的论战，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捍卫理性与自由，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过重要贡献，郑惠、徐宗勉对此曾撰文予以总结评介。[24]吕希晨对胡绳的文化哲学思想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他认为胡绳在哲学及思想文化战线上的贡献主要有：（1）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本质、历史地位及其发生危机的必然性，进行了历史的和阶级的分析；（2）胡绳认为中国的文化思想需要接受人本主义的洗礼，强调尊重人的尊严，并将此视为民主政治的思想基础；（3）对冯友兰、贺麟、钱穆等人的反理性主义和复古主义文化观展开批判，深刻地剖析了唯心主义文化哲学产生的社会基础、思想实质及其消极的社会作用。[25]胡绳论胡适的文章计有7篇，在《关于撰写〈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的谈话》（简称《谈话》）中也有不少关于胡适的论述。龚育之对此作了深刻剖析。他认为，建国前胡绳评论胡适的5篇文章是基本公允的，也是有历史的分析和深度的。而胡绳在50年代胡适思想批判运动中所写的《论胡适派腐朽的资产阶级人生观》和《唯心主义是科学的敌人》，其可取之处在于澄清了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胡适、丁文江的科学观在哲学上的底细，其时代痕迹则在于，不仅对胡适的政治立场，而且对胡适的学术思想也取完全否定的态度。而在《谈话》中胡绳七处讲到胡适，认为胡适坚持反对复古，反封建，称胡适为“不革命的民主派”，属于中间势力。这些论述“不仅从政治上立论，而且从思想上和文化上和学术上立论，”在认识上有新的突破。[26]

2、八十年代以后，胡绳以很大精力关注和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发表了一系列很有理论深度的论文，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作了精到的阐释和发挥，引起了很大反响。丁伟志将这些理论的精粹之处归纳为；（1）高举“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这面反教条主义的大旗；（2）深入阐释“社会主义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3）论述如何正确处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丁伟志认为，胡绳晚年的这些论述破除了自己原来见解的拘禁，破除种种流行定见与常规的束缚，表现了无所畏惧的勇气，为社会科学界和理论界树立了一个解放思想、探索真理的范式。[27]胡绳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一文中提出了建国后的民粹主义错误问题，颇具震撼力，甚至引起一场激烈的争论。非议者认为这是对毛泽东的贬低，是庸俗生产力论[28]；但大多数学者对胡绳的观点予以高度评价。[29]尤为值得注意的是石仲泉的看法，他认为，胡绳所说的中共急于消灭资本主义是染上了民粹主义色彩，是从总结经验的角度而言，而并不意味着否定成绩，评价历史事件只需及格标准，而总结教训则应该用优秀标准，不能将这两个标准衡量的不同问题混为一谈。[30]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胡绳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毋须讳言，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胡绳晚年的思想，且大多止于对其学术成就的评介，还难称系统深入的研究。笔者以为，胡绳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突破和推进：

（1）虽然胡绳生前已出版《胡绳全书》1-6卷，第7卷也已于2003年出版，但他早年还有相当数量的文章未能收入，这些散佚的文章有助于我们全面地了解胡绳的个人经历及思想变化，极有必要加以搜集整理。胡绳的生平研究还是薄弱环节，他早年以笔为剑驰骋于思想文化战场的丰富经历甚少文章论及，建国后他因对政治潮流不理解而产生困惑的思想历程也只有泛泛的介绍。生平研究是其他方面研究的基础，如果能够用翔实的资料编出胡绳的年谱、传记，必将极大地推动胡绳学术思想的研究。

（2）对于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理论建构，胡绳的贡献可以说无人能出其右，值得进一步系统研究总结。他在1936年18岁的时候就发表了《〈中国近代史〉评介》一文，开始尝试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解释中国近代史，随后在发表大量近代史文章的基础上完成了《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这部经典著作；建国后撰文发起中国近代史分期的讨论，他构建的中国近代史分析框架影响了几代史学家的研究。这个框架经过他晚年的调整与完善，至今依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流框架。

（3）胡绳建国前发表了大量通俗哲学著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对此的研究几乎尚为空白。胡绳早年论人道主义而受到批评、在中苏论战中所发挥的作用等方面亦尚无文章论及。胡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思想变化也只有粗疏的介绍。这些都还可以进一步深入研究。

（4）从研究方法来看，不能仅仅局限于文本阐释，而应将胡绳的著作与个人经历，以及与时代背景的互动关系结合起来加以考察，才能将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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