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伦比亚大学版世界史》之中国部分译读（长期更新）

《哥伦比亚大学版世界史》之中国部分译读
　　
译者：张镔
　　　　
译者弁言
　　　　
求知是人类的本性，新的世纪，中国的人文教育应该展开新的一页。
　　
民国时期是 1840 年后中国向西方学习，播西学东渐之种后开始收获的时期。学科建设突飞猛进，成就斐然，历史学也不例外。其中以中央大学历史系最为突出，涌现了不少开山级人物，其中包括柳诒徵，沈刚伯。这些人的特点是都曾留学国外，接受过西方正规学术训练，并把西方学术思想带到中国课堂实践，从而大大缩短了中国人文学术同西方的距离。这样的例子还很多，例如东吴大学法学院的英美法建设。
　　
但由于历史和意识形态原因，导致现在中国人文教育发展缓慢。
　　
除官方教科书之外，就中国大陆最有影响力的“历史学”人物而言，有钱穆和黄仁宇，他们的特点是自学和半路出家，当时中国大陆民众获得的信息窄，精神产品缺乏，从海外带来的清新空气，如春风化雨，遍传大江南北。但其真正内容，由于自身知识结构问题，视野狭窄，渠道不宽，无法建立完整的知识体系，跟其巨大的声誉是不相称的。
　　
以文学方式讨论历史的知名人士有李敖、柏杨、易中天和金庸，再加上百家讲坛的人物，这是大众了解历史的主要渠道。但是，上述的传统，包括中国传统的历史学，是普遍以文学的方式理解历史，对文学性和历史性混淆不清，对于历史事件的起因，往往强调人力的作用和对人物的崇拜，而忽视非人力的作用。作者往往缺乏逻辑学、哲学素养和笛卡尔式的理性思维。严格意义上说，这些均不是历史学。对于读者而言，除了感官愉悦之外，并无思想上的增益。而一个民族如果整体从戏说的角度了解历史，也必然间接影响到民族素质的提高。

举例来说，一般民众和易中天式的中国学者津津乐道的三国历史，在本书中只有一句话轻描淡写地带过。能够把文学跟史学进行区分，是历史学认识的第一步。可以这么说，以权谋术为核心的三国历史，没有给中国文明人类文明提供有益的经验，对中国文明世界文明均无贡献。三国式的权谋历史概念，对开放性世界性的公民精神不利。内耗型、零和效应的权谋之术，汉蒙汉满之争，等等，均是一种狭隘的历史观和世界观。

然而这并不是说文学性的历史和历史学就应该是矛盾和对立的事，相反，历史智慧和思想的普及，本质上是一件有深远意义的工作，但这取决于作者的思想和智慧，无论其是否历史专业出身。《世界史纲》作者也非历史学家出身，然而，其作品展现的深度，即使真正的历史学家也不得不叹服。百年前他对中国的评价，直至今天仍然具有巨大的思想价值：
“为什么它（中国）没有把这个在文化上和政治上支配全世界的地位保持到今天呢？”

“为什么他们从来没有组织一个对世界近代科学起先导作用的记载和合作探讨的体系呢？虽然他们的一般训练是礼貌而克己的，为什么思想教育没有渗透到一般民众之中呢？虽然他们天赋才智特别高，为什么中国广大群众从来一直是，而且至今还是文盲呢？”

“情况也许是，中国受教育的阶级因为在它最易受感染（接受能力最强）的年代就专心攻读经书，使得它必然对它曾勤攻久习得这种传统学问有了偏好。很少人会甘愿放弃头脑中久已苦心建立的知识系统（体系），去支持其他新奇的东西。”

（《世界史纲———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第十五版）（英）赫•乔•韦尔斯著，吴文藻、谢冰心、费孝通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9 月出版，第 29 章第 8 节“中国智慧的束缚”第 629-635 页。）

《世界史纲》也是文学性的，普及性的，但其精神内核是现代历史学的，不会像在中国大陆那些深受欢迎的作者那样，沉醉于古代中国的权谋术之中不能自拔。他们有深刻的社会责任，以全球性的眼光关注人类文明。

另外，分析型的历史学，对国家公司治理制度改进人力动员等等方面，无疑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社会的进步，客观要求社会各层精英对历史学有进一步的认识。
　　
西方学术，就历史学而言，以亚里士多德的智慧为指导思想，侧重分析性研究，是科学历史学，技术历史学，手术刀式的历史学。　　

在本书中，我们可以找到韦尔斯提问的答案，还可以对以下问题有更深刻的认识：

非人力的作用对历史起因的重要性。

古代社会对商人阶层的歧视所造成的后果。古代政府对高利润商品的垄断，古代政府对土地征收高额税，因为有了高额税收，放任土地兼并，造成的后果又是什么。

古代中国是封建的吗？是专制的吗？女人裹足是落后的吗？元清是现代中国落后的根源吗？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从先进走向落后的。

中国为什么会有朝代循环？科举制度的利弊是什么？儒家学说的利弊？如何认识佛教和其他宗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为什么缺失？

古代和现代中国历史学家的局限在哪里？

以上种种问题，在本书都可以找到深刻的回答。而这些回答，均不是戏说型文学型的历史学所能提供的。

本书是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世界一流学术能力的证明。哥大历史系四十位一流学者合作，以世界一流的知识和智慧，以古代中国历史为活恐龙化石，展现现代历史学的风采，是一次智慧和思想的盛大洗礼。

本文的翻译，试图接续民国历史学的学术传统，将西方学院派和精英派的历史学术观点，向有意挑战自身知识结构、对思想感兴趣的读者传播。非戏说，非品说，非评说，非演说。

　　“显然，我们不为任何其他利益而找寻智慧；只因人本自由，为自己的生存而生存，不为别人的生存而生存。”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

　　很难想象还有比《哥伦比亚大学版世界史》更大胆的标题。人类知识的结构出现巨变，而近年来，我们的自负也在增长，我们轻易变得傲慢。我们的知识水平由一支真正杰出的教员团队来衡量，即便这样，我们承认本世纪的知识以指数级惊人增长，哥伦比亚大学也难免受到局限。人类欲了解籍以认识自我的宇宙、人类演进的历程和其存在的历史语境，这些工作量现在是如此令人畏惧，以致没有一所大学敢宣称自己是全知全能，哥伦比亚大学当然也不敢这么讲。
　　
　　但是，任何其他标题都不能更准确地描述这一作品。当这项工程于 1965 年开始时，耶鲁大学的教授彼得•盖伊 (Peter Gay) 是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约翰•A•加拉第 (John A. Garraty) 继续在我们历史系任教，是我们系的杰出人士。他们携手编辑一部大历史，内容涵盖从宇宙诞生直至今天的“一切”重大历史事件。他们的想法是，这样一部将近五十万字的作品，将全部由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来写，以此证明人类过去的知识总和，可以由单独一所伟大的大学教员以学术权威的方式汇集。
　　
　　现在他们的工作已经完成，一些撰稿人已经转向其他工作，而哥伦比亚大学的标志印在本书的每一页。这本书是历史知识的精华，思想开明，观点平衡，审慎。这不是意识形态主义者向幼稚的读者灌输观点。唯有智慧和观点的明晰，正是这些特点使哥伦比亚大学各个系辉煌了将近一个世纪。
　　
　　读者不妨通读全卷，我就是这样，感觉就像坐在一群职业历史学家和其他学者中间，听他们互相讨论彼此的专长。每一个人向他的同事进行扼要叙述，无须处理表达的观点所需的海量证据和细节。当一所伟大院系的教员彼此互相陈述的时候，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历史学术权威观点。哥伦比亚大学的世界史，既不矫饰，也不傲慢。
　　
　　对于这部了不起的作品，我有点掩饰不住骄傲和热情。它以人人能理解的方式展示了哥伦比亚大学学术能力很小的一部分。在校园中，社会变化所带来的骚动和竞争，让人偶尔会忘记以这样大量的心血所汇集的巨大思想能量。这种能量在校园无处不在，即使是不起眼的角落。有时候，当我步行经过圣•彼得教堂时，听到教堂的唱诗班在歌唱，不由得被音乐的美妙所打动。还有的时候，学校的一位教员在院长日 (Dean’s Day) 开讲座，听的时候，我被他表达的艺术和明晰之美所迷住。最近我在阅读一位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的论文，为文稿所产生的思想的清晰而沉醉。在这本书中，我不禁沉浸在一所伟大的大学真正专业的历史系的见识和力量中。
　　
　　哥伦比亚大学继续充当西方世界综合知识的伟大中心。我们的重要角色之一是充当学术界和范围更广的、对思想感兴趣的读书界之间的中间人。本书展现了作为传播者和知识发现者和组织者的哥伦比亚大学学者的天才。
　　
　　                                哥伦比亚大学校长 威廉•麦吉尔 (William J. Mcgill)　

　　
　　我们生活在一个世界史的时代，日久年深，我们的历史还相对年轻。这个地球上的很多文化是以相对封闭的方式发展，在十五世纪之前，突破他们边界的，仅仅是偶尔出现的贸易者、边界战争和大规模迁徙（诸如在基督纪元时期的早先世纪罗马帝国的“野蛮人”入侵）。但在哥伦布和科德斯使西欧人认识到潜在之物之后，他们对皈依基督教者、经济利益和名声的胃口被全面唤醒，西方文明主要通过武力被介绍到地球的几乎各个角落。征服者以无法遏制的扩张渴望和先进的武器，让世界其他地方被迫成为欧洲列强的附庸；非洲、亚洲和美洲成为欧洲人原材料、市场、科学好奇心对象的资源地和永久定居地。这些大陆的民族，一句话，成为野蛮和残忍剥削的牺牲品。
　　
　　但随后科学和技术时代的到来，不仅改造了西方世界，也改造了非西方的附属国。我们现在正目睹两条并发的、仅仅表面上看起来矛盾的发展路线。当西方施加其技术和思想的影响力的时候，世界文明变得更加统一。而当附属国脱离西方的统治的时候，他们正是用西方这些技术和思想建立其各自的身份，分享权力。隔绝不再发生；诸如中国等古代帝国和非洲觉醒的新国家使整个世界卷入他们的事务中。这样，西方和非西方历史的传统划分，以及以恩人自居的、非西方是西方历史的一种脚注的推论已经变得过时。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世界历史的时代，因此，在终极意义上是为了世界历史的时代。
　　
　　书写世界史很难，但这并没有吓退历史学家从事自古希腊人开始以来一直就有的这门职业。中世纪僧侣和文艺复兴学者开始尝试。利奥波德•冯•兰克 (Leopold von Ranke)，现代科学历史学之父，以一篇关于世界史的论文，圆满完成其长盛不衰而多产的事业，这篇论文开始于 1886 年，当时他年龄超过八十岁，十年后他辞世时，文章已达几千页，内容才到十五世纪。无疑，我们不应对兰克未能完成其不朽的事业而微词，毕竟当他开始这项事业的时候已是耄耋之年。但是我们可以把这理解为从事这项事业的困难。在兰克辞世后将近一个世纪的今天，世界历史的书写面临的问题令人更加畏惧。我们比兰克知道的更多，我们对世界历史的概念比兰克更广泛，比兰克更具概括性，但是，我们还意识到，了解更多，我们明白的更少。有一点可以明确，即权威的世界历史非任何个人所能掌握。人生如白驹过隙，世界却丰富多彩。
　　
　　我们这里不谈限制视野的文化角度，这是一个障碍，即，对历史学家施加的偏见近来被过分夸大，特别是被坚持认为只有黑人才能恰当地描述黑人“经历”的那些人过分夸大。那种“自己人才了解自己人”的观点，我们认为不能应用在历史写作上。（如果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如果历史学家相信了这一点，他们将不得不被限制在他们本国和本阶层的当代事件中，这将破坏整个历史事业。）正相反，为了获得更深的理解力和更高的客观性，历史学家的职责正是在于超越其先天和后天的成见。书写世界历史的困难并不在于眼光狭窄，而是无知，不是历史学家知识的贫乏，而是其材料的泛滥。
　　
　　尽管世界历史书写很难，但也由于这一点，世界历史对我们可以说是至关重要。我们西方人需要更多的了解我们身在其中不能避免的这个世界，出于同样原因，这个世界的其他人也需要更多的了解我们。明显的解决方案是集体创作，将多位专家的专门知识进行汇集，这就是本书后面内容所作的工作。
　　
　　然而，整个世界的历史由四十位作者（就本书情况而言）来书写，带来了另外的系列问题。不管兰克的局限是什么，冯•兰克的作品是单一头脑的产物；它有思想和艺术的完整性，它是一个整体，是自我本我。多位作者写的历史要冒的风险是：作品成为仅仅通过封面装订在一起的论文合集或百科全书文章。我们从开始就意识到这个危险，努力以若干种方式克服。首先，我们决定从一所单独的学校召集历史学家和专家。这样，我们的撰稿者私下彼此熟悉；因为联系频繁而且容易，我们和他们可以不断商议、辩论、比较和批评，以使我们的几种工作融合为一种思想结构。这一流程在本书创作的每一个阶段都发生，持续的时间超过五年。
　　
　　考虑我们首要的和最关键的问题：纲要的准备和不同地区和时间段的篇幅分配。印度早期文明的历史如何同埃及和中国的发生联系，或墨西哥和秘鲁的又是如何发生联系？与南美或东欧相比较，非洲的章节应占多少篇幅？作为一位来自美国和一位来自西欧的编辑，我们知道我们能想出的这类问题的答案会不充分，而且肯定有曲解。我们因此询问我们的专家，他们计划如何组织材料，需要多少篇幅，同时牢记，我们施加的最大限制是，我们决定要创作的作品将以单卷形式出版。我们使用撰稿者制作的纲要草稿并在每个阶段同他们咨询的情况下，最终制定出我们历史的结构。在快速阅读目录之后得到的结果是：人类历史的全球构想。从我们“西方的”角度认为是“外来的”内容在本书占了很大篇幅，对他们历史的叙述，不仅仅西方人意识中强调的那些观点，而是从他们的开天辟地直至现在的内容。这是世界的历史，而不仅仅是“我们的”历史。
　　
　　但是集体创作不是到此为止。合适的时候，我们的作者随时相互咨询，以避免重复和遗漏，凡需要他们同事专门知识的地方，他们就阅读和批评其手稿，很多人这样做是出于友谊和好奇心，而他们不是。下面的章节很多是两位或三位学术权威的汇集，但我们认为，此类章节的组合，就如同单一的头脑产生的作品一样流畅和具有逻辑性。
　　
　　最后，撰稿者慷慨地给我们组织和编辑其手稿的大量自由。考虑到我们共同承诺要创作一部世界历史的完整综合作品，大家认为给予比普通编辑权更大的许可很关键。我们的目标是将四十位历史学家的作品融合成为一个整体。方法是实行基本方案的统一性，提供连接段落和参考，更改作者个人的写作风格（希望没有产生大的艺术损失），旨在造成不是我们二者创作了以下作品而是所有的人创作了全部作品的错觉。但是不言而喻，每一位作者仍然是其自身作品部分事实和观点的最终仲裁者。每一位撰稿人都仔细阅读和改正了我们的“最终”版本。
　　
　　这就是《哥伦比亚大学版世界史》。正如我们前面所言，这部作品由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构思和创作。但是，过去这些年里，很多撰稿者，还有我们其中一位编辑，离开了晨边高地 (Morningside Heights)，我们的职业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在书名中保留了这个标题，因为我们认为，哥伦比亚大学在历史学方法方面的学术成就长期处于领先地位，这些方法应用到了本书的设计和创作上，这些方法，就其范围和将专家知识向大众传播的目的而言，都大大超出常规标准。过去曾经写过此类历史的哥伦比亚学人的名单是冗长而声名赫赫。要证明这一点，我们只需提及查尔斯•比尔德 (Charles A. Beard)、詹姆斯•哈维•鲁滨逊 (James Harvey Robinson)、卡尔顿•海斯 (Carlton J. H. Hayes)、加莱特•马丁利 (Carlton J. H. Hayes) 和阿兰•内文斯 (Allan Nevins)。我们共同希望，我们达到了上述和其他哥伦比亚学人的标准，我们的作品能像他们一样被公众广泛接受。
　　
　　（致谢内容部分省略。）　
　　
　　
　　                                             约翰•A•加拉第　　
　　                                                 彼得•盖伊

　　全书由哥伦布大学历史系四十位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分别执笔，作者之一彼得•盖伊：
　　
　　彼得•盖伊 (Peter Gay)，美国历史学家协会主席，1923 年出生于柏林，1938 年移民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曾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目前为耶鲁大学资深史学教授、古根汉与洛克菲勒金会学者、剑桥丘吉尔学院海外学者。历获各种研究奖如海尼根 (Heineken) 史学奖等。其著作多次获美国国家图书奖。
　　
　　　　作为后代的文化史家，盖伊既继承了传统，又发明出自家的擅长之处。他同样倡导“运用精神分析的文化史”，探讨弗洛伊德对德国文化及史学研究之影响。其论著《启蒙运动：一种解释》、《魏玛文化》等均堪称具有典范意义。中文作品有《历史学家的三堂小说课》，《施尼兹勒的世纪》。

第一编　古代世界

　　史前史
　　1. 地球和宇宙
　　2. 地球的地质演化
　　3. 生命的演化
　　4. 人类的演化
　　
　　古代近东史
　　5. 美索不达米亚
　　6. 埃及
　　7. 新地中海东部地区
　　8. 神和人
　　
　　目前为止发现的最大猿人 (Pithecanthropus：猿人，直立猿人) 化石群于 1930 年在中国北方闻名的周口店洞穴出土。这一遗址的重要性不仅是因为其中发现的骨架材料，还因为其提供了关于其居民行为的重要信息。他们是成功的猎人，尤其是捕鹿方面；他们使用火；他们进行过人类特有的活动：食人风俗。在存储被他们捕获的动物的骨骼的过程中，有猿人骨骼散落，就像动物骨一样，猿人骨骼的长骨被断开，颅底被打开，以抽取骨髓和脑髓。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像以后和更高级的人一样举行过仪式性的食人风俗，但是看起来中国猿人确实食用他们同类的尸体而不是埋葬他们。
　　
　　早期中国
　　
　　原文第 107 页：
　　
　　10 早期中国 Early China
　　
　　（译者注：早期中国（Early China）指汉代灭亡（公元 220 年）以前中国的研究，或者说是佛教传入以前中国的研究。）
　　
　　中国人是一个有历史意识的民族，曾勤勉地收集和编辑其文献达两千年。尽管如此，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并不完整。虽然一般轮廓已经很清楚，但分期的详细分析几乎还没有开始。原因一部分是因为原材料数量巨大，一部分是因为中国历史的书写所提出的具体问题，是逐渐才被理解的。详细研究产生了新的事实，许多一般性结论需要审查。因此中国历史总是处于变动之中，但基于同一原因，也是现代历史研究最令人兴奋的领域。
　　
　　虽然中国文明的演变和存活所跨越的时间段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要长，但其远古并不很突出，不如伟大的中东文化出现的早。从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后五百年，中国才开始形成社会单位。由于这些开始相对晚，诱使过去的学者寻求中国在埃及、巴比伦、中亚或东南亚的发源地。他们试图将中国的文字体系从楔形文字甚至希伯来字母派生出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发现改变了这一切。现在很清楚中国人从史前时期就居住在他们的土地上，而且尽管有外来的影响，他们的文明是土生土长的。
　　
　　在中国生活的原始人最早可追溯到早更新世时期，但是不能确定他们是现代中国人的直接祖先。只有在开始时期还不能确定的新石器时代，可以确定为中国人的人在华北出现。新石器时代的较早时期称为仰韶文化，以河南 (Honan) 西部的一个村庄命名，在黄河的南面，1921 年这个地方有重大发现。仰韶文化位于黄河的大膝正中，包括更下游的汾河和渭河流域，这一地区被称为“华北核心地带。”那里的人已经进入食物生产阶段，居住在小的、临时的村庄。原始的农业技术，极有可能是刀耕火种法 (slash-and-burn method)，使他们在土壤贫瘠之后不得不连续从一地迁往另一地。出于防御的目的，他们优先选择河流交汇或弯曲的地点，在土壤再生之后他们常常回到常住之处。他们最重要的作物是粟和稻谷，他们畜养家禽，诸如狗、猪和绵羊，也许还有山羊和牛。但他们还采集捕猎和渔猎到的食物。他们已经学会了如何制丝，他们的陶器绘以红白色，种类丰富，花色繁多，可能得到来自东南欧黑土文化的灵感。装有食物的器皿置于墓穴中，表示信仰死后的存在。
　　
　　仰韶文化逐渐演进到龙山文化，由龙山的一个考古遗址而得名。龙山文化显示出各个方面的进步。主要农作物增加了稻米，可能已经开始驯养鸡和马。捕猎继续提供更多的生活补给。村庄更大，居住时间更长。人们学会了掘井和修建村墙。陶器的主色调是灰和黑，形状及其多样，包括带中空的脚和双层炉的甑鬲。
　　
　　直至这一时期结束，修饰性的几何图案才开始流行。龙山文化不仅比先前的仰韶文化更先进，而且覆盖了中国北部和东北部更大范围的地区。
　　
　　根据传统，中国人相信文明是由远古的贤君 (wise ruler) 所创立。其中一人介绍了狩猎、渔猎、动物养殖和乐器，另一个则介绍了农业和贸易。第三位增加了天文观察、战车和船，其妻子教制丝，一位大臣在观察了沙土上鸟的足迹之后发明了文字。几个世纪之后，三位伟大的统治者据说集中精力设计日历，治理洪水并建设运河、堤坝和灌溉网络。最后一位统治者夏禹，据说建立了夏朝。中国人将这些神话人物认作历史人物，并赋予他们在世时间，甚至一百年以上的统治时间。但在不很系统的陈述早期神话的文字中，一些文化英雄是以半人半神的方式出现。目前为止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无法证明夏朝存在的可靠性。只有在商朝（依据传统说法是在夏朝之后），有文献记载的历史才在中国开始。
　　
　　商朝标志着青铜时代的开始，是在龙山石器时代结束之前。石器在乡村继续使用，在城市则迅速被青铜代替。青铜冶铸在中国逐渐演进，因此这可能是一项独立的发现。但是因为中东提早 1,500 年进入青铜时代，这方面中国受到中东影响的可能性不是没有。
　　
　　中国正统的纪年法将商朝定在公元前 1766-1122 年，一本称为《竹书纪年》的书更保守一点。这些书简是公元 281 年在一个墓穴发现的，因为写在竹片上而得名。它们曾丢失，被伪造，最后是根据古代引文尽可能重建。《竹书纪年》将商朝定的有点晚：公元前 1523-1027 年，这个数字也不能就说没有问题。正统纪年法同《竹书纪年》在时间上恰好相同的，仅从公元前 841 年开始，这是中国历史第一个完全可靠的日期。
　　
　　根据传统说法，商朝先后有几个首都，最后一个是殷 (Yin)。这个城市的名字是同该朝代一起使用的（比如殷或殷商），位于现河南北部的安阳附近。1899 年左右，在该遗址惊人地发现了大量的甲骨，永久性地确立了商朝为有历史依据的朝代。加热甲骨进行占卜在龙山文化时期就已经施行。商朝继续使用并提高了这一技术。国王在占卜者的帮助下向其祖先提问。然后对甲骨进行加热，最早是使用猪、羊或牛的肩胛骨，后来主要是龟壳。裂缝出现时，答案就由此推得。问题，有时候加上答案，被刻入骨中，刻入的内容偶然会关注实际发生的事情。比如：“史官毂 (Diviner Ku) 问道：‘商王可否在桂地 (Kuei) 打猎，是否擒获野兽？’这天去打猎，获一头虎、四十头鹿、一百六十四头狼、一百五十九头小鹿，还有一些相当小的狐狸。”已经发现的甲骨超过 100,000 片，这些甲骨上不仅出现大部分商王的传统名字，还有以前尚未知晓的其他商王的名字。这表明商朝的统治者是有历史依据的人物。
　　
　　商王也称天子 (Son of Heaven)，承担行政和宗教职责。他由贵族阶层支持，贵族极有可能由其亲属和当地酋长组成。商朝似乎未曾有过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制度。城市，特别是都城，被夯土 (stamped earth) 墙包围。政治和仪礼中心位于城墙以内，手工业者被安置在墙外，依据行业安排他们在特定的地区聚居。农民 (farmer) 住在更远的村庄，他们的私人住所是带屋顶的坑。他们种植小麦、粟、高粱和大麦。有水稻，但是可能不在商国中央地区种植。水牛已经被驯养了。
　　
　　国王定期举行向祖先和各种自然神祭祀的复杂仪式。最普通的祭祀动物是牛、羊、猪和狗。牺牲品通常被烧或被埋葬，一般是组合形式，比如两头猪加三头羊再加五头牛。其他供品由珍贵的物品或醪液祭酒组成。重要人物的墓穴还置放了功能性和装饰性的物品，供他们在来世享用。其中包括辉煌的青铜器皿，青铜器皿目前还被赞誉为人类最优秀的成就。在葬礼和建筑的献祭中，人牲很普遍，有时候单独一次仪式就要一百个以上的人牲。男性和女性巫师充当人和神灵的中间人，但他们自己经常被充当牺牲品，比如求雨失败的时候。
　　
　　商国的确切大小不清楚。其位于黄河的两岸，河南平原的正中。其周围邻国在种族或语言方面极有可能没什么不同，但是商朝人将他们视为“野蛮人”，只要他们不承认天子。这些邻国日益受到更先进的商文明的影响，并学习了青铜冶铸等技术。但商朝的武士在战争中保持优势。他们用头盔、盔甲和盾保护自己。使用了强有力的远程木角组合弓和矛，还有肉搏战中使用的铜戈。两头马拉的双轮战车代替骑兵。骑马还没有出现。
　　
　　根据甲骨文显示，商时期有了文字。铭文使用了 2,000 种以上不同的字符，证明中国的文字体系相当先进，并且肯定依赖于更早的时期。目前为止没有发现更早时期的任何遗迹。文字体系一直在调整，直至基督纪元的开始时期，从这之后字体或多或少停留在原来的风格。
　　
　　从结构方面看，中国的文字体系经历了四个不同的阶段。没有形成字母或音节字，但每一个字可以用不同的字符表示。一个女人的形象意思是“女”，扫帚则为“帚”。最早的字为具体字的象形 (pictograph)，一个女子加扫帚为“妻”，三个女的意思则为“背叛”或“邪恶”。第三阶段为形声 (phonetic loan)，即现有字借用其他字相同的发音。第四阶段是第三阶段的优化：会意 (sense determinator)，或部首，加入到形声中以避免混淆。汉字的十分之九是由这种形声法构成。但是，声旁（音符，phonetics）不仅仅用在同音异形词 (homophone) 上。在这种情况下，在语言的演变过程中差异逐渐加大，到了今天，有些字即使他们有相同的声旁，但是发音完全不同。书面语言尽管难，但它一直是中国文化和政治统一的重要纽带。虽然许多中国方言无法互相领会，但是文字符号可以通过眼睛理解，无论他们当地发音是怎么样的。一个中国人也许无法理解另一个中国人说什么，却很容易理解他写什么。
　　
　　商朝被位于西边的邻人推翻，该民族自称为周人，在渭河流域的中心定居。周一直受到商文化的影响，因此他们的胜利并不标志着中国文明成长的重大突破。正统的纪年法将该朝代的奠基时间定为公元前 1122 年，而《竹书纪年》将该事件推后一百年，为 1027 年。
　　
　　第一位周王将渭河西边的镐城作为其宫邸，到公元前 771 年为止一直是首都。在被称为西周王朝的这一期间，中国逐渐从远古的模糊记忆中走出来。可以证实，国王将采邑封给其亲属和盟国，并对其邻国采取强有力的军事行动。但是贵族的权力在增长，而国王的权威相应减弱。公元前 771 年，西周的最后一名国王被一位贵族杀害。
　　
　　一年之后，已故国王的儿子宣称为王位继承人，首都洛邑。该城位于旧都的东面，位于河南，离黄河的南面有一段距离。同其先前时期不同，东周时期，国王的领地被贵族的采邑所包围，国王的主要职能被降为礼仪和祭祀。具有重大意义的是，洛邑在当时绝不是最大的城市，面积小于 2 x 2 英里，虽然城墙的宽度达 13 码，而洛邑仅有 5-6 码宽，很明显其扮演的角色仅仅是符号意义了。
　　
　　虽然后来发展的具体情况不清楚（甚至不是所有的封建制国（feudal state，邦）的名称都保留下来），但是很明显权力向外围转移，从位于中央更小的采邑到外围更大的国家。在外围国家中，齐国占据了山东半岛，部分接邻大平原，晋国主要位于山西南部，秦国在渭河流域逐渐变得强大。南面是其他两个相当不同的外围国家：占据华中大部分地区的楚国和位于海岸边其东面的吴国。二者只有部分中国化，特别是楚国有其独特的灿烂文化。其统治者甚至称他们自己为王，这一称呼在中国人看来，应仅为天子保留。吴国遥远之处是甚少有人了解的越国，其国民居住在从浙江到印度支那半岛（Indochina：越南、柬埔寨、缅甸、泰国等国组成的东南亚地区）的整个海岸。一个外围国家相继对中心国家主张领导权并同其竞争对手做斗争的政治制度形成。周朝的最后一个时期：公元前 403 年至 221 年，很贴切地被称为战国时代。在几个世纪的战争之后，秦国最终赢得了上风。周王室于公元前 256 年灭亡。秦国同弱国连横，公元前 223 年平定楚国，两年之后，秦国统一中国。
　　
　　周朝形成的封建制结构被后来的思想家所掩盖，他们把古代看作黄金时代，并将周朝想像为他们心目中的乌托邦。周文化并不是单一的文化，在制度方面有显著的区域差异，这归因于当地的传统和中国化的程度。不同的国家讲不同的方言，在南方甚至是不同的语言。
　　
　　周王在政治权力丧失前后都是一个忙碌的人。正式奉行祭祀和典礼事务需要专注精神。他祭祀的对象是：其祖先、天 (Heaven)、土神和庄稼神、山河诸神和某些天体；他监督天文和星象观察。每一项礼仪需要特殊的衣袍、音乐和舞蹈，然后是封建领主的庄严受封仪式。天子从土地神和庄稼神的国家祭坛取出一块土给贵族，贵族将这块土带到其采邑中并为其建一个祭坛。贵族的宗教职责仿照其国王，但只限于本地神。
　　
　　从传统来说，贵族的最高等级是公 (Duke)，随后是更低的贵族。这一等级制度在战国时代被打破，在一些老的中国采邑，统治者甚至篡夺了国王的称号。贵族在其居住的领地中为其　家臣建立次级采邑。封建领主同天子的情感纽带是宗教性质的，而且更普遍的是同一血统性质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关系减弱。同一血统的出身不再重要，除非是通婚令要求。出于实际需要，具有重要出身的一派结合成为利益集团 (Clan)。旧的利益集团不断分裂，新的利益集团不断形成，因为贵族的出生率相对较高。结果，在周朝的最后几个世纪，许多贵族陷入经济拮据的状态。
　　
　　译者注：clan 一词基本义为部落团体，大家族，衍生义《牛津新英语词典》解释为：
　　　　
　　　　 Clan: a group of people with strong common interest。
　　　　 具有强大共同利益的一伙人。
　　　　
　　　　 在此上下文我翻译为：利益集团。这一词，还有考察制度等等，统筹全书中国历史部分，这些词汇对理解中国历史社会结构，乃至现在，至关重要。
　　 　　
　　我们对农民 (Peasant) 的日常生活，其经济、风俗和宗教知之甚少。中国大约在公元前 500 年进入铁器时代，从那之后大量的铁器农具出现，包括原始的犁。但除了一些理想化的和不可靠的记叙，没有关于土地分配和封地保有规模的任何信息。在更早的时候农民似乎未曾拥有自己的土地。但在周末的时候通过具体的改革，或仅仅时间的推移，农民成为业主 (Proprietor)。他们出让部分农产品作为赋税，履行劳役，并必须参军。贵族在冬季大狩猎时召集农民，对他们进行军事训练。
　　
　　东周时代大量的新城建立，一般是方形或四方形，南北朝向。城市有双墙，偶尔有城池，贵族的宅邸和行政大楼在内墙，匠人工作和居住在内外墙之间，依据其行业聚集在特定的住处。商人的商店也开在这里。经商没有被人看不起，贵族自己经商也不觉得丢人。物物交换可能仍然是普遍的贸易形式，但铜币逐渐开始使用。虽然毫无疑问存在奴隶制度，但是没有证据表明奴隶制对经济很重要。

　　旧秩序的瓦解引发了人们对形而上学的沉思，诸如寻求恢复远古黄金时代的途径，其他更好的政府形式，关于生存的目的，等等。一些受教育的贵族曾经建立过官僚阶层，后来受穷，他们开创了新的思想并努力宣传。不同的思想学派不断发展，相互斗争和影响了几个世纪。只要任何学派都没有获得胜利，就产生了思想骚动（Intellectual ferment，百家争鸣），这是中国历史上极其伟大的思想骚动。
　　
　　在所有的导师中，最具影响力的是孔夫子，他生前没有获得声誉，死后则声誉日益增长。他的在世时间惯常为公元前 551-479 年。他出身下层贵族，是鲁国本地人，鲁国是个知名的小邦，位于神圣的泰山脚下。孔子学习过历史、礼仪和音乐，访问过洛邑的周王室档案馆，也许在其本邦做过一阵子官，他以从教度过他的余生。
　　
　　了解孔子观点的方式只有后来的作品，要区别孔子本人的学说和其崇拜者的添油加醋，并不容易。一般来说，他关注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愿进行形而上学的沉思。他看到的过去，是人们在黄金时代的贤君统治之下，和谐生活在一起。他们诚实，智慧，善良，正直，能够恭恭敬敬地履行礼仪义务，理解道德要求。从那以后人开始堕落，但其本性是好的，可以通过教育而得救。这一教育的关键是上层的道德示范。如果统治者具有君子 (Superior Man) 的特点，他的品质将影响其周围的人。相应地，他们成为他人的榜样，直至所有的人都受到感染。这样的理想社会需要正确遵守五种关系（Five Relationship，五常），在每种关系中，每一个个人理解他同他人的特定关系：统治者同其臣民，父子，兄弟，夫妻，朋友。孔子还强调正名 (Rectification of Names)，意思是名和实要真实一致。只有每一件事物按照仅适用于该事物的正确定义行事，社会才能运转。当孔子哀叹统治者不再是统治者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说统治者的本质工作就是管理好国家，最终目标是人道天道同国王即天和人的中间人天子的和谐。
　　
　　孔子不是一位改革者。他既没有拟议背离传统的制度，也没有预想周朝的灭亡。他希望的，是对他生活的贵族社会进行道德改革。孔子伟大的继承者孟夫子更进了一步。孟子生活在公元前四世纪的后五十年，据推测死于公元前 2.8.9. 年左右。他从一个宫庭游行到另一个宫庭，重申孔子的观点，并对儒学（Confucianism，儒家学说）作出了巨大贡献。但自孔子时代以来政治形势变坏，孟子意识到周朝注定要衰亡，他因此主张一个朝代由天命 (Mandate of Heaven) 授权统治，天命不是永久性的，要看表现。如果统治者由于缺乏对人民福利的道德奉献精神而丧失了这种授权，天将收回授权并将其授予值得建立新王朝的人。当人民拒绝其统治者时，证明天已经收回授权。这一理论对以后中国人的历史撰写有重大影响。
　　
　　法律学派 (School of Law)，或者说法家 (Legalist) 的支持者，寻求与儒家倡导的完全不同的社会。他们没有悲叹黄金时代的没落，而是在努力设计适应新形势的制度。他们认为人本性是恶的，必须受到法律的严厉约束。臣民的主要任务是服务国家，应对他人的行为负责，在进行惩罚时不仅针对刑事被告人，还要对其家属和邻居实行连坐。管理国家的应该是任命官员，而不应该是世袭贵族。国家应随时准备战争，战斗中表现勇敢的应嘉奖。一些法家被成功地任命为秦国的高官，他们因此可以将其理论付诸实践。这是秦国富强和中国统一的重要因素。
　　　　
　　还有一些其他的思想家在看待事物时，仅仅关心他们的效用。墨家是以一位名叫墨子的人命名的，他生活在公元前五世纪的下半期，反对战争，节葬，节乐，倡导兼爱。但儒家持异议称，人爱的能力是有限的，因此应该按照跟家庭的亲疏递减。墨子主张无法达到兼爱则无利可图，是浪费。该学派的成员紧紧团结在一位独裁领导者下，一度取得广泛的政治影响力。因为他们反对战争，他们站在弱方一边干预战争，试图恢复平衡和和平。这使得墨家荒谬地成为军事专家。
　　　　
　　最后，自然主义者（Naturalist，阴阳家）代表周朝相当晚的思想发展。他们以阴阳的方式解释世界，他们互补而不是竞争。阴气代表女性、黑暗和消极；阳气代表男性、光明和积极。他们的相互作用解释了自然的所有职能，诸如男人和女人的角色、日夜交替和四季循环。阴阳学说后来加入了五行 (Five Elements) 理论。其排列次序不同，其中最流行的是：木、火、土、金、水。据称五行周而复始循环。阴阳五行理论被儒家所继承，并从汉朝开始有了影响。它们不但相互关联，还带有罗盘、季节、颜色、味道、气味、器官、动物、稻种、数字等的指示。这一伪科学设计似乎为王朝的交替（每一个朝代被认为是被五行之一的德性所统治）、疾病及其治疗、凶兆的解释等等提供答案。
　　　　
　　所有这些学派都在不同程度上关注作为政治和社会动物的人。唯一完全拒绝这样做的是道家。老子被认为是道家的创始人，根据传统说法，老子是比孔子年长的孔子同时代人，是后来被人们所知的《道德经》一书的作者。实际上，该作品出现的时间还要往后。作品非常简练，是警句风格，理解困难，曾吸引了极其众多的常常不合格的翻译者。要理解早期道家，应该寻求于庄子，他生活在公元前四世纪末三世纪初。以他名字作为书名的书并不完全是他写的，但是书的部分内容带有清晰的、高度原创思想的标记，表现出伟大的文学天才。
　　　　
　　道家认为在物质世界一切都是相对的。观念仅存在于比较之中。无死即无生，无好即无坏。在二元性和幻觉的背后，存在着统一的本原 (primary principle)，称为道。道不可定义，智力无法理解。道只能通过冥想达到的神秘状态而从直观上进行理解。一些道家认为，一些可以延年益寿的呼吸运动和性技巧对此有帮助。很明显，道家，就其纯粹的形式而言，他同任何其他学派都是不相容的，因为其他学派都企图规定人在有组织的社会的角色。人只有在幻想后停止徒劳的追求，寻求一种自然、自发，抱朴守拙的状态，就能达到完满。这一态度可以通过《庄子》一书中一段有名的段落很好的说明：
　　
　　         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 (Grandee) 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
　　         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
　　         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涂中。”
　　         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
　　
　　因为儒家学说逐渐成为中国的官方学说，其经典原著自然赢得巨大的声誉，这些原著对后来时代的思想的影响，是任何其他作品都无法相比的。这不是说所有的儒家经典都是按照儒家精神而写，儒家经典从周朝到汉初就已存在。一些作品仅仅是被学校采纳并重新解释。也不是每一部作品都名符其实的。其中更重要的是《诗经》(Book of Odes)，一部早期诗歌选集，其编撰日期受到质疑，给出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 800 年至公元前 600 年之间。它共有 305 首诗，范围从民谣到宫廷音乐作品。韵被标准化以满足宫廷的实际口味。歌唱这些诗时伴以早已被遗忘的音乐。一些颂诗今天变得普通和平淡。其他诗，比如 Burton Watson 翻译的这首爱情诗，仍然不失其简约之美：
　　
　　         《诗经•郑风》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
　　         纵我不往，子宁不来？
　　
　　         挑兮达兮，在城阙兮。
　　         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Blue, blue your collar,
　　         Sad, sad my heart.
　　         Though I do not go to you,
　　         Why don\'t you send word?
　　
　　         Blue, blue your belt-stone,
　　         Sad, sad my thoughts.
　　         Though I do not go to you,
　　         Why don\'t you come?
　　
　　         Restless, heedless,
　　         I walk the gate tower.
　　         One day not seeing you
　　 Is three months long.
　　
　　另一部早期作品是《尚书》(Book of Documents)，书目前的内容既有可靠的部分也有伪造的部分。它主要由神话和历史人物的讲演和声明组成。很清楚这些宣告不可靠，但是是人们可能或应有言论的文学创作。《尚书》的真实部分，如同整本《诗经》一样，是以古文写就，除了文学价值，还有重要的语言学价值。
　　
　　《易经》(Book of Changes) 是中国文字作品中最知名、最被高估的作品。它基本上是一本早期的神谕手册，其解释简要，晦涩：“过大河有利”；“在第八月将遇到不幸。”在读这部作品时，中国人和不少的西方人加进了作品本来没有的宇宙论的意思。
　　
　　一些经典涉及的是周朝时代的礼仪制度，从庄严变到繁琐，讨论了诸如礼貌、礼仪、音乐、教育和政府。对现代历史学家来说更重要的作品是《春秋》(Spring and Autumn Annals)，由孔子本人编撰。它们载有鲁国档案的摘要，按照编年的顺序安排，涵盖从公元前 722-481 之间的年份。该时间跨度因此也一般被称为春秋时期。它同《尚书》形成对比，《春秋》不是一本理想化的作品，而是一本严肃的历史作品。加上《竹书纪年》和秦国的书简，它们是历史的理解在中国觉醒的最早存活证据。因为《春秋》及其简短，其按章节附加了另一部文本作为扩充。该书叫《左传》，这个书名还无法完全理解，该书的叙述将真实同想像的过去混合，构成一幅广阔的全景图。《春秋》的记录是极其简短的，比如记录某一位贵族在公元前 507 年具体一天死时：“邾子 (Viscount of Chu) 穿卒。”《左传》叙述了同一事件：
　　
　　         邾子在门台，临廷。阍以瓶水沃廷。邾子望见之，怒。
　　         阍曰：“夷射姑 (Yi Yi-ku) 旋焉。”命执之，弗得，
　　         滋怒。自投于床，废于炉炭，烂，遂卒。先葬以车五乘，
　　         殉五人。庄公卞急而好洁，故及是。
　　
　　后来的学者在相信孔子是《春秋》作者的情况下，发现核对《春秋》枯燥沉闷的条目很困难。他们相信该作品隐藏着对历史人物的赞颂，他们仔细研究每一段文章的措辞企图找到钥匙。这些方案被汇编成两部伟大的评注，并计入儒家经典。主张《春秋》和后来的历史作品隐藏着赞颂和谴责的这一观点不仅在中国，而且在西方学术界也长期存在。这一点不存在任何依据，导致许多不必要的困惑。
　　
　　虽然这些经典受到敬重，影响深远，但没有一部受到与《论语》一样高的崇敬。它们是在孔子死后一段时间编辑的。是属于他的谈话和宣言的片段和不系统的记录。不但中国的而且东亚所有地区的受教育阶层都非常熟悉《论语》。《论语》警句式的格言，是两千年深受敬重的箴言，其中几句翻译如下：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子贡问曰： 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最终仅次于《论语的》，是《孟子》一书。《孟子》极有可能是他的弟子所写。该作品不但包含这位伟大的儒家思想者的宣言，还描述了他同其同时代统治者的讨论，描绘了他阐明其观点的娴熟技巧。这些记载是否具有历史可靠性还不清楚。不管怎么说，他们理想化了孟子同封建领主的冲突，正如下面的遭遇所描述的：
　　
　　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
　　
　　        王曰：“弃之。”
　　
　　        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
　　
　　        王曰：“已之。”
　　
　　        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
　　
　　        王顾左右而言他。

中华帝国的第二次扩张
　　87  摄政时期建立
　　51  中国和匈奴达成和平
　　
　　公元　　
　　9-23 王位空位期
　　25-220 后汉王朝
　　49 中国和南方匈奴达成和平
　　65 中国人第一次提到佛教
　　89 摄政时期再次引入
　　184 黄巾之乱
　　220-265 中国分裂
　　265-316 西晋王朝
　　316 北方中国丧失
　　317-589 中国分裂
　　
　　
　　大量著名的政治家让中国的统一成为可能。他们在旧的秦国进行了系列改革，逐渐使这个封建领地变强，直到它可以统一中国。这些改革由法律学派所鼓舞：他们明确颁布法律并严格执行。农民取得土地所有权并允许买卖。他们建设灌溉工程以促进农业。重量和计量单位标准化。人民由任命官员而不是世袭贵族统治。“县”(Hsien) 成为省级统治 (Provincial Administration) 的基本单位。强力的十字弓（弩）的使用，骑兵代替了笨拙的战车，军队的效率得到提高。
　　
　　公元前 221 年，中国统一，中国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一个单一的国家。北方边境包围着辽东半岛，东面是满洲 (Manchuria) 南部，西面是黄河的鄂尔多斯盆地。中国由长城保护，其主要部分是以前的堡垒。韩国和甘肃走廊不属于帝国。在南方，湖南、广东广西的部分，也许还有印度支那的红三角区，在公元 214 年期间被并入到这个新的国家。东南的江西和福建，西南的贵州和云南，还不是中国人。中央政府的所在地是咸阳，是从前渭河流域的秦国的首都。秦王成为天子，但是因为王的称呼已经威望大失，他采纳了一个不同的和强制的称号：皇帝 (Huang-ti)。意思是奥古斯都大帝 (August Lord)，但通常翻译为皇帝。他是第一位皇帝。
　　
　　旧秦国的制度延伸到新秦帝国的所有地方。封建制度被废除，代之以任命制的中央集权制度 (Appointed Bureaucracy)。为了取代以前的邦国 (State)，国家 (Country) 被分为郡 (Commandery)，由大量的行政区 (District, Hsien 县) 组成。法律、货币、重量单位、计量单位，甚至车轮之间的距离都被标准化。一位大臣推广标准化到了极限，他于公元前 213 年提议，除农业、医药、药学和占卜之外，凡不是法家倡议的书均应焚毁。帝国图书馆保持不动，指定为知识博物馆。该政策旨在明确消灭反对法家和中央集权国家的思想。
　　
　　如果秦朝存在下去的话，“焚书令”(Book Burning Edict) 的政治影响将是深远的。法家学说将永久性地确立为国家学说，主张其他学说的人将被排除在国事管理之外。儒家不厌其烦地谴责秦始皇这种思想上的限制，却轻易原谅儒家一旦掌权，他们自己也用同样的手段压迫他们的反对者这一事实。迫害对文学造成的后果，看起来并不是原来说的那样严重。私人占有的书不会很多，因为它们不但体积庞大，而且昂贵（用木片或竹片手抄，以可折叠的方式捆绑在一起）。尽管有受惩罚的危险，仍然有人逃避焚书令并将书藏起来。
　　
　　公元前 206 年内战期间，帝国图书馆被一场不可预料的大灾难彻底毁灭。但因为各个学派的学说一般是通过记忆和口授从导师传给弟子，这就有可能在公元前 191 年之后，当“焚书令”随后被汉朝废除时，通过记忆和保存的手稿重建文本。 秦始皇于公元前 210 年出巡时死去。各种叛乱削弱了中央政府，第二年期间，内战在各省爆发。公元前 207 年底，秦朝灭亡，秦的迅速崩溃一般归咎于法家治国的严酷。但是因为法家支持农业，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这一观点不具有说服力。虽然真正的原因尚未得知，地方叛乱一定是一个重要因素。一旦中央政府掌控变弱，地方武装就自立为王。服从的外表下隐藏着强大的不服从力量，这股不服从的力量，在整个中国历史都可以感受到。
　　
　　内战的胜利者是一位庶民，于公元前 206 年成为汉王，公元前 202 年称帝，在历史上以其谥号汉高祖为人所知。他将“汉”保留，作为其王朝的名字，并将开国日期定为公元前 206 年，虽然其真正开始时间是四年后。他的后代将王位保持到公元 9 年，随后是一段王位空白时期，这之后汉朝于 25 年恢复，并将权力保持至 220 年。因此传统上汉朝被分为前汉和后汉。
　　
　　在汉时代，儒家学说将其内容进行调整，以适应帝国的需要，并成为国家学说。法家已经证明了其统治能力，如果儒家希望在能力上超过他们，则他们要被迫接受法家的一些观点和技术。在不丢失道德热忱的情况下，儒家发展成为一门有用的政府管理工具，更确切地说，是由于其灵活性和折衷主义。它不但借鉴法家的思想，还借鉴自然主义者的思想。不用说，儒家越成功，孔子越被供奉为圣人，其支持者偏离孔子的学说越远。
　　
　　儒家学说逐渐取得胜利。第一个重大胜利的到来是公元前 141 年，这一年法家被排除在政府事务管理之外。公元前 124 年，以儒学为必修课的帝国学院（Imperial Academy，太学）建立。为了调整儒家经典在传达过程中不一致的地方，并确定标准版本，各方于公元前 51 年和公元前 79 年进行了讨论。两个场面均有皇帝参与并担任仲裁者。公元 175 年，儒学经典的官方版本被刻入石碑。
　　
　　汉朝政府制度承袭秦制。这一行政制度在世纪的长河中经历了多次调整，但其基本内容不变。从公元前 221 年直至 1912 年，帝国从其创立到衰亡，中国中央集权制度 (Bureaucratic Institutions) 的持续性一直多于变化。
　　
　　周朝传统的贵族已经消失。虽然汉高祖采取倒退的措施给邦王 (King) 封以采邑，但他们被逐渐剥夺了权力。皇室的高位只授予皇室成员，在公元前 154 年一次起义流产之后，他们失去了其对采邑的管理权。在贵族的最高头衔中公以下是侯 (Marquis)，其后有十九个等级。此等头衔由政府授予，作为对才干的褒奖，或是赏赐行为，且经常被撤销。无论他们是公爵还是更低的贵族，政府对其行为保持警惕，并凭借真实或臆测的违法行为将他们撤职。举个例子，在汉高祖于公元前 195 年死后的一百多年间，所有的侯爵爵位均不存在了。
　　
　　中央政府的各个部门各由一位大臣 (Minister) 管辖，其中丞相 (Chancellor) 最为重要。他负责人事、国家财政、财政支出、户籍登记和账簿管理，并充当中央集权政府的发言人。御史大夫 (Grandee Secretary) 拥有与丞相类似的监督职责，而太尉 (Grand Commandant) 掌管军事。丞相、御史大夫和太尉统称为“三公”(Three Excellencies)。接下来的职位是“九卿”(Nine Ministers)，其职责包括礼仪和教育管理；皇家内务指导；皇宫护卫；皇家车马控制和牧场管理；司法管理；贵族监督，联络异邦人；皇室家族登记；收取财政收入和粮仓管理；传达诏命和奏疏。职能方面有意进行重叠，以进行制衡和防止欺诈。如果皇帝表现不佳，有特殊的官员进行诤谏，其他人则监督官僚的行为。这是后来有名的监察御史 (Censorate) 的由来。
　　　　
　　帝国被划分为十二个部（州）(Province)，这种区域划分这仅仅是为了监督目的。作为前汉首都的大都市长安和作为后汉首都的大都市洛阳为第十三个行政单位。许多后来的王朝也选择这两个城市。每一部派刺史 (Inspector) 一人，领导着人数众多的官员。他定期巡行以审查官员的表现并向中央政府汇报情况。部由为数众多的郡 (Commandery) 组成，总数从秦朝的 36 个增至公元 2 年的 103 个。郡由太守 (administrator) 管辖，得到政府部门的支持。郡划分为县，县令（县长）由中央政府任命。公元 2 年县的数量达到 1,578 个，由于经济原因在后汉期间大约有 400 个县被废除。县由更小的行政单位组成，这些小行政单位负责人不是由中央政府任命而是通过地方选举产生。
　　
　　公务员的录用有几种办法。官僚梯队的上层有权任命自己的下属。高管享有推荐其子侄的特权，被推荐者先在皇宫任职，然后逐渐被吸收入官僚集团。也允许自我推荐，但是无论什么情况，保荐人都应对其推荐对象的行为承担责任。皇帝有时候直接传唤人（没有必要一定要接受邀请的人）。在帝国学院学习就可以得到官方任命。最后，一些官职可以出售以充当财政收入来源。
　　
　　从历史上看，比起这些不系统的招聘形式，更引人注目的是考察制度（Examination System，察举、科举制度），这一制度最终成为进入官场最重要的入场券。其最初开端是由汉朝设计，该制度开始时用告示不定期举行，第一件已知的案例是公元前 196 年邀请特定的官员推荐道德突出的人。从汉朝中期开始，每一个郡每年推荐两位人才的方式成为惯例。公元 102 年，基于人口数和各郡位置的配额制度被采用。有书面考试，但不是每一类求职应征者都需要。
　　
　　古代中国的主要鸿沟是教育阶层和未受教育阶层，官员选拔来源的受教育绅士和未受教育的农民。士绅大家族具有国家影响力。小士绅在本地有影响力并在较低层面同富农融合。构成人口绝大部分的农民，支付大部分的税负，履行劳役，并受征召服兵役。军队主要由民兵组成，职业军人很少。商人受到歧视，这种偏见在中国的历史中越来越明显，但是在汉朝还不是那么明显，还无法阻止士绅阶层从事商业。
　　
　　中国社会的严酷受到了过分夸张。社会的教育和未受教育水平并未进行严格的分界。这一界限可以跨越，士绅阶层随时准备接受新成员。在国家一级，很少家族能保持长久的影响力。每一个王朝都有新的精英参与，但很少能在权力中心生存长久。一批人在派系斗争中被推翻，另一批人马上取而代之。在中国，社会流动性似乎成为规则，而不是例外。
　　
　　权力是在皇帝和官僚集团之间分享，虽然这一点从来没有写入法律。重要的政治决策是在朝廷进行讨论，高官的意见如果是全体一致，视为具有约束力。皇帝不干涉政府部门的日常事务。高官的任命十分棘手，皇帝的选择常常受到限制；关系是必须考虑的，但至少要能胜任。因此皇帝同官僚集团之间的平衡微妙而多变。极端的一面是，皇帝会满足于一个被动的角色；极端的另一面是，他会采用操纵意见、恐吓官员、使他们一个接一个在法律问题上出错等方法来使用个人规则。皇帝集权的另一种手段是内廷 (Inner Court) 制度。内廷由后妃的内侍 (Secretary) 或内监 (Eunuch) 组成，他们容易接近皇帝并受其控制。一旦王位上往来的文件需要通过内廷作为渠道，高级职业官僚，或者说外廷的影响就自动减弱。
　　
　　如果皇帝还未成年，太后有权代其位置进行统治。一般来说，太后喜欢指定一位其男性亲属作为摄政王。对于不关心政事的皇帝，没人能阻止他以采取相同的方式代理其权力。在这种情况下，该外戚代表通常领导内廷。
　　
　　在这复杂的政治制度结构中，必然使各种势力为权力而争斗：皇帝、摄政王、内廷和外廷、有时候是有野心的女皇和皇后、以及无处不在的政治派系。但是无论谁成功支配政府，都从未占有无限的权力。无论对“专制国家”这一词如何严格定义，古代中国都不是一个专制国家。(Traditional China was not a despotism in any strict sense of the word.)

　　
　　第一位摄政王于公元前 87 年被任命。开始时似乎政府机构运转良好。只有在汉成帝的长期统治 (公元前 32-7 年) 下形势才发生变化。他对政府管理没有任何兴趣并愿意将权力给其母亲亲戚代理。成帝母亲属于王莽大家族，她接连任命了五个家族成员为摄政王。最后一位是王莽，他逐渐超越他所有的对手，直至公元 9 年他宣布汉朝不再存在，自己登上了王位。
　　
　　王莽是中国历史上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舆论对他不利，他的政策被误解。他许多所谓的改革根本不是改革，而仅仅是前汉做法的延续。在他偏离这些路线的时候，比如试行土地分配制度时，他是受儒家观念的指导，且毫无疑问得到儒家顾问的热情支持。在知识分子中不会存在对王莽的任何不满，因为从公元 9 年至 22 年未发生任何的士绅反叛。他的倒台是因为黄河两次改道的累积效应超出他的控制，洪灾和饥馑引起了大规模的迁徙。流离失所又饥饿的农民联合起来叛变，政府军被打败，汉朝的支持者利用了这次机会，公元 23 年王莽在叛乱中被杀。
　　
　　公元 25 年，国家再次正式统一在前皇室家族的一个遥远分支下，但是直至公元 36 年，和平才得到恢复。新的王朝被称为后汉。公元 89 年摄政再次引入。摄政期间派系之间的斗争比前汉更加猛烈。有时候皇帝和摄政王之间互相对抗。太监站在皇帝的一边，迅速提高了内廷的权力。公务员集团出于自私的动机，对太监怀有敌意，这种敌意在整个中国历史中一直维持。在公元 169 年的一次大对抗中，太监取得胜利，到公元 189 年才被彻底歼灭。
　　
　　中央政府的权力在首都冲突中被削弱时，叛乱在各省爆发。最重要的是公元 184 年的黄巾之乱。在长达数十年的斗争期间，首席将军用计攥取个人权力。当后汉的最后一位皇帝于公元 220 年最终被迫退位时，这不过是这个王朝符号意义的终结。在实际的政治术语中，汉朝早已灭亡。
　　　　
　　因为据认为天子的德性遍施中国，可以预想有一天它将跨过国境。一旦较次要的民族通过天子的道德指示发生思想的改变，他们乐意承认他为全人类的统治者，通过进贡的行为表达敬意。简言之，中国人将文化优越性 (Cultural Superiority) 解释为道德至上主义 (Moral Supremacy)。
　　
　　在中国的成型时期，它同其他同等辉煌的文化没有任何接触是事实。汉朝的中国人隐约意识到印度和罗马世界的存在，但是这些文明太遥远，无法动摇他们身上的自信。他们坚信自己占首要地位。时间久了，这种态度就成为一种本能，虽然这需要一定的自欺能力。进贡是一种伪装的贸易形式，因为中国人的礼物价值大大超过了外国人带来的礼物。很明显，对于有头脑的观察者而言，许多从国外来中国的使团只不过是冲着经济利益而来而已。
　　
　　更不能忽略的一个事实是，怀柔或武力手段均不能对北方游牧民进行永久性的控制。在中华帝国成立的同时，位于中亚的匈奴 (Hsiung-nu) 已经组成部落联盟，由一名叫单于 (Shan-yu) 的最高统治者统治。关于匈奴的种族背景和语言联系，我们知之甚少。他们随意突袭中国，甚至杀到首都。为了和平，中国人每年送礼品，偶尔送一位公主。尽管天子处于所谓的世界等级的最高地位，但在他给匈奴统治者的信件中将其视为同等人物。这种绥靖政策阶段持续到公元前 133 年，汉武帝采取攻势，伟大的匈奴战争开始。到公元前第二个世纪末为止，汉武帝取得了军事主动权，并乘势将帝国朝西北扩张。征服带来的副产品是西部地区，对应于塔里木盆地 (Tarim Basin) 和吐鲁番地区 (Turfan Oasis) 的主要地带。这对其著名的贸易路线很重要，这条路线是中国的丝绸运往西方的所在。
　　
　　在下半个世纪中，中国和匈奴处于僵持状态。当匈奴之间产生意见分歧时，情况发生戏剧性的变化，为敌的两位单于中，其中一位劝说同中国达成和平，并于公元前 51 年对帝国首都进行了一次史无前例的访问。中国的历史资料严重误解了这次事件，将这个事件描述为对匈奴的征服。事实上，匈奴并未被打败。他们仅仅是邀约和平，在其内部纷争的短暂期间停止对中国的突袭。外国统治者的这次访问，承认了中国是两国的更强国，但这次访问不是一次效忠仪式。大多数中国官员以典型的中国中心思维对这件事做了错误解释，并提议，作为野蛮人的单于，应位列中国的诸侯王之下。皇帝有着清醒的头脑，拒绝了这个提议，将单于视为对等人物。客观地说，两个独立的国家达成了和平。和平是否能持续，要看匈奴，而不是中国人。和平持续到王莽统治时期，匈奴出现了主战派。王莽使用外交和军事手段成功进行了遏制。王莽死时，北方边境安然无恙，至少通过塔里木盆地的北方丝绸之路仍然掌握在中国人手里。
　　
　　在王莽倒台后的内战期间，中国失去了西部地区。匈奴恢复了突袭，并积极地支持中国一位觊觎王位者。后汉王朝的奠基者对北方边境问题，甚至是从一定数目的郡撤离这样的关键问题，反应消极，匈奴开始进入这些地区，并开始在中国的疆界范围生存。
　　
　　公元 46 年，匈奴内部产生新的分歧，以致公元 49 年产生南北分支，各由一位单于统治。南方单于处于比他百年前的先人更弱的位置，同中国达成了和平，并至少象征性地称自己为臣民。中国政府没有抓住这次不期而遇的机会打败北匈奴和把南匈奴安顿在戈壁以北的古老牧场作为盟国。相反，南匈奴仍然被允许呆在中国境内的鄂尔多斯地区和山西北部地区。当中国人在公元 89 年的一次大进攻中最终击败北匈奴时，已经太迟了。虽然西部地区再次被中国人控制，其他游牧民族填补了北匈奴在中亚地区留下的真空。南匈奴留在中国人的土地上，形成了一个频频有敌意的国中之国。中国对西北地区的控制松弛了，主动权转到了南匈奴这边。公元 308 年两国断交，造成了公元 316 年中国所有北部地区的临时沦陷。
　　
　　西北地区的人口大面积减少对匈奴的胜利有帮助。由于黄河的改道，以及来自西北地区匈奴和藏人的压力，在后汉时期进行了一次从北到南的大迁徙。这导致了南中国的第一次大殖民，在这殖民过程中，仅湖南 (Hunan)、江西 (Kiangsi) 和广东 (Kwangtung) 地区的人口就翻了四番。中国人在主要流域的冲击土定居，吞并或吸收了当地土著居民。反对中国人统治的则退居到次要的流域和山谷。由于后汉时期大量的殖民者汇集而来，更好战的土著部落开始反击。在公元前最后两个世纪，土著居民起义（中国人称为叛乱）仅三起，而在公元开始两个世纪则达到五十四起。
　　
　　因此很明显，汉帝国不是一个野蛮人围绕的中国人的岛屿。在西北，匈奴、藏人和其他部落民同中国人肩并肩地生活，他们逐渐证明，他们比中国人更强大。在南方，土著居民逐渐被中国人取代，普遍更弱。只有大平原才完全是中国人居住。

　　到后汉末期为止，古代中国的主要特征已经形成。疆域方面，帝国同严格意义的现代中国几乎对应。它有一个高度集权的政府，由一位皇帝依据其偏好进行统治或管理。主要的政治权力掌握渠道已经形成。一个有效率的制衡型中央集权政府已经创立。考察制度已经制定。社会普遍兴盛。表面之下是强有力的地方武装，但叛乱很少是革命派；他们仅仅想扩大在体制内的影响力。字体和文学是统一的力量。中央集权政府吸收了野心者的能量。儒家学说对人在社会中的角色提供了一个满意的解释。新道家和佛家对寻找更深层次的灵魂的人具有吸引力。中国文明的成就，加上地理上的隔绝，产生了一种在人类中的优越感和对道德和政治霸权提出要求的权力。
　　
　　汉王朝不仅是中国历史的成型阶段，也是其历史撰写的成型阶段。作品《史记》创立了一个全新的流派并流行了两千年，该书由司马谈和其子司马迁私人编撰，他们的名字位列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列。他们想出写一部完整的中国历史的想法，从神统治时代到汉武帝。司马迁在个人作出巨大牺牲的情况下在公元前 99 年后完成了这一雄心勃勃的作品。汉武帝认为他的作品怠慢了他，下令对其阉割。在后汉期间，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历史学家家族继续这一事业。班彪 (Pan Biao)（死于公元 54 年）及其子班固 (Pan Ku)（死于公元 92 年）编撰了关于前汉历史的《汉书》。后来所有的王朝都有写类似的历史，有时候混杂几个小的王朝，但是由政府赞助、学术委员会编撰的学术工程排挤了私人工作。新的王朝出版其前任者的官方历史的做法成为标准。这样，史书的数目达到二十四部或二十五部，看如何计算。
　　　　
　　王朝型的历史不是西方意义的分析型研究，他们是原材料的巨幅堆积，有的是口头抄写，有的是简写，其他则是改写。历史学家让文献自己说话，很少表达他自己的观点，但是因为他做了选择，他的角色就不仅仅是一位抄写员。他有观点。他的目的不是为每一位皇帝或掌权的知识分子阶层歌功颂德，也不是为后代或将来的中央集权者写手册，相反，他应该属于早期历史书写的普遍阶段，在这一阶段，历史被认为应该由个人单独书写。这就是为什么他把精力集中在同时代扮演重要角色的那些人身上的原因，这些人有：皇帝与皇后、官员、学者与作家、偏执人士、有德人士和造反者。甚至司马家族和班氏家族的早期历史学家也隐约意识到对历史的进一步理解，因为他们也把部分章节用于外国部落的内容，并把材料用以下标题进行分类：日历、礼仪、法律、商业、国家祭祀、凶兆和星象学、行政地理学、正典、文献目录。但是传统的中国历史书写从来没有全面意识到或承认非人力 (impersonal) 的力量也可以作为历史起因。因此，中国历史书写的光荣也同样是它的局限。王朝型的历史格式成为标准，给世界提供了无可比拟的原材料的累积，同时，原创性受到抑制。虽然有具有伟大天才的独立历史学家自成一派，但他们站在主流传统之外，影响力不会持久。
　　
　　王朝型历史的可靠性有高有低。直接伪造的情况确实发生，但没有重点歪曲那么普遍。每一个王朝都希望破坏上一个王朝最后一位统治者的声誉，为其掌权提供合法性理由，而王朝历史学家因此迫于压力选择他的原材料。他几乎不需要太多劝说。他受到由孟子明确制定的儒家历史哲学的影响，儒家历史哲学认为，每一个王朝是在天命 (Mandate of Heaven) 的授权之下进行统治。有的文献似乎能够证明为什么一位王朝的奠基人应得到该授权而他的前任不配，历史学家只需简单的选择和出示这样的文献就完成任务了。他对从来就没有得到授权的人持冷漠态度，将他们描述为匪徒或篡权者，他们一无是处。举例来说，倘若王莽建立一个王朝的努力成功的话，他在历史作品出现时就带有王朝奠基人的一切真实和想象的特征，陶醉在上天授权的光荣中。他的垮台和汉朝的恢复使这一切都成为不可能。王莽被贬低为为一位妄想伟大的、无能的阴谋家。

本书中国部分作者阵容：
　　　　
　　　　鲍大可 (A.Doak Barnett)，1921 年生于中国，其父母是来华传教士。症状国著名中国研究学者，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研究员，曾任美国国务外交研究所国外区域研究部主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治中国政治与外交政策和美国远东政策。担任过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分会主席、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亚洲学会中国委员会主席、美中科技合作委员会委员等职。并担任《中国季刊》、《外交》、《亚洲概览》等刊物编委，致力于当代中国及中美关系的研究，相关著作计 20 余部，包括：《共.产.主.义.经济战略：大.陆.中国的兴起》(1959)、《共.产.党.中国展望》(1962)、《共.产.党.掌.权.前夜的中国》(1963)、《毛以后的中国》(1970)、《美国对华新政策》等作品。与费正清、斯卡拉宾诺并称为美国“三大中国通”。
　　　　
　　　　鲍大可逝世的 20 天之后，在美国访问的中国总理朱镕基在出席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美中协会等机构联合为其举行的晚宴上，曾对鲍大可一生为促进中美关系所做的卓越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对他的逝世表示了深切的哀悼，他说：“鲍大可先生毕生致力于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和相互了解。他从不对自己从事的事业产生动摇。我们所有中国人都深深怀念着他。”（本书第 99 章）
　　　　
　　　　毕汉思 (Bielenstein, Hans H. A.)，出生于 1920 年。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史教授。美国东方学会会员、亚洲研究协会会员。治中国古汉语、中国哲学和历史。1945-1953 年斯德哥尔摩大学学习，1954 年中国学博士。最早从高本汉获得博士学位的学者。1953-1961 年澳大利亚堪培拉大学东方语言学教授和东方研究院院长，1961 年至今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史教授。瑞典皇家科学文学史和古代史通讯院士。于 1979 年随美国汉代研究考察团访问中国。专门从事东汉史的研究。在长达 26 年 (1954-1979) 的时间里撰写《东汉的复兴》，对于西汉的覆灭、王莽新政的兴衰以及东汉政权的建立作了全面的评述，精辟地论述了朝代更递过程中内在经济、文化关系所起的重要作用。此外，还撰写了多种论著研究中国历史问题，在对史书中预兆的考释、历史人口统计、以及历史循环等方面提出了独到见解。（本书第 10、11、27、28 章）
　　　　
　　　　根兹勒 (J. Mason Gentzler)，1966 年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柳宗元文学传记》，萨拉•劳伦斯学院历史教授，治中国现代史，著有《中国文明纲要》。（本书第 55、82、89 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