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考研备考中国古代史笔记(1)第一节 旧石器时代的人类与文化

历史学考研备考中国古代史笔记(1)
　
　　第一节 旧石器时代的人类与文化

　　我国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至今发现的有三、四百处，分布于全国各地。大量的人类化石的发现，对于研究人类的起源，中国古代居民人种的形成，华夏民族体质的演进、发展等问题具有重要的作用。众多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发掘，为研究我国旧石器时代居民的社会生活、文化内涵、意识形态和社会组织等，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
　　一、与人类起源有关的古猿类化石的发现
　　人类社会历史开始之前，我国大地上已经生存着作为人类远祖的几种古猿。目前我国已经发现了这些古猿的化石。这些古猿化石的发现，对于了解人类遥远的直系祖先或其旁支，研究他们演化发展的谱系，探讨人类起源等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1956-1957 年，在云南开远县小龙潭第三纪褐煤层里，与三棱齿象、利齿猪等化石伴生，两次共发现古猿牙齿化石 10 颗。前一次发现的 5 颗牙齿，是属于同一个下颌的左、右前臼齿和臼齿;后一次发现的是下颌右侧的前臼齿和臼齿。地层年代测定为中新世晚期。
　　起初，这些古猿化石全部被划归为森林古猿类，定名为“森林古猿开远种。” 20 世纪 60 年代，学术界重新综合研究了 50 多种第三纪古猿，把腊玛古猿 ( 腊玛古猿最早发现于巴基斯坦和印度交界的西瓦立克山区 ) 从森林古猿中划分出来，明确地归入人的进化系统——人科，作为人科的早期成员。我国开远小龙潭 1957 年发现的古猿化石中的 5 颗牙齿化石，被认为是属于腊玛古猿的，应归属为人科。
　　禄丰腊玛古猿化石更为重要。 1975 ～ 1980 年，在云南禄丰县石灰坝的第三纪褐煤层里发掘出不少腊玛古猿的化石：一个破裂成数十块的头骨，头骨上连有部分上颌骨和牙齿;若干块颌骨，其中一块为保存着除中门齿以外的全部牙齿的下颌骨。除此之外，还发现上百颗单个牙齿。那块完整的下颌骨具有从猿到人转变过程的一些重要特征;它的形态比开远腊玛古猿更进步，更接近人类的早期类型。含禄丰古猿化石的地层年代，为早上新世晚期或中上新世早期，距今约 800 万年。
　　关于南方古猿 ( 南猿化石是 1924 年在南非的约翰内斯堡附近发现而得名 ) 化石，也开始有了初步线索。 1970 年在湖北建始县高坪龙骨洞的早更新世晚期地层中，发现 3 颗下臼齿，研究者认为它与南方古猿纤细型较接近。此外，在湖北巴东县、广西南宁市所收集的一些下臼齿，可能也属于南方古猿。这些统称为南方古猿化石，地层年代为上新世到早更新世，距今约 500 万～ 100 万年。南方古猿的早期类型极可能是从猿到人的过渡生物，纤细型中的进步类型可能属于或接近第一阶段的人类。
　　目前研究者认为，人猿的共祖可能是一种渐新世的埃及古猿。这种古猿的一支通过森林古猿进化成为黑猩猩，大猩猩;另一支则可能通过腊玛古猿、纤细型南方古猿、猿人发展到现代人。我国发现的开远腊玛古猿化石和可能是类似南方古猿的牙齿化石，为寻求人类远祖进化的重要环节提供了线索。 [1]
　　二、中国猿人与旧石器早期的物质文化
　　1 中国猿人的化石遗存 大约在距今 300 多万年或 100 万年前后，人基本上形成了，通称为直立人，或者猿人。我国境内遍布猿人的遗迹，已发现许多猿人的化石，主要有元谋猿人、蓝田猿人、北京猿人等。
　　元谋猿人 1965 年在云南元谋县上那蚌村附近，位于元谋盆地东侧山麓的小丘上，发现猿人的左、右上内侧门齿两颗，属同一青年男性个体，定名为“元谋直立人”，俗称“元谋人。”这是我国首次发现的早期类型直立人的代表。用古地磁方法测定，元谋人的生活年代距今 170 万年左右。元谋人化石是中国境内已知最早的人类化石，属早更新世人类。
　　蓝田猿人 1963 年在陕西蓝田县陈家窝发现一个完好的猿人下颌骨化石; 1964 年蓝田县公王岭又发现一个不很完整的猿人头骨化石。前者距今至少约 65 万年，后者至少约 75 万年。蓝田猿人的眉脊骨特别粗大，前额低平，嘴部突出，牙齿较大;其脑壳较圆，脑量较小，约为 780 毫升，比爪哇人 (5 个头骨平均脑量 881 毫升 ) 和北京人 (5 个成年头骨平均脑量 1088 毫升 ) 都小;头骨枕部宽阔而圆钝，外形轮廓呈楔形。这些形态特征说明他们的体质还有较多的原始性。古地磁测定，公王岭的化石层时代距今 100 万年左右。蓝田人是迄今已知亚洲北部最古老的直立人，属早更新世晚期或者中更新世早期。
　　北京猿人 北京猿人遗址发现得比较早、而且是较重要的旧石器早期遗址。北京猿人又称“北京人。”自 1921 年至 1966 年，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经过大规模的发掘，得到大量的猿人骨骼化石，共有头盖骨 6 个，头骨碎片 ( 包括单独的面骨 )14 块、下颌骨 15 块以及一定数量股骨、肱骨、牙齿等，大约代表 40 多个个体。北京猿人与蓝田猿人相比，脑壳较薄，脑量增大，其平均脑量为 1059 毫升，最大的约 1225 毫升;但与现代人脑量 1400 毫升相比，脑量较小。北京猿人前额稍高，眉脊骨稍小，嘴部也略微向后收缩，头骨枕部窄而长，外部轮廓呈椭圆形，仍带有较明显的原始性。北京猿人相对现代人较矮，成年男性平均 1.62 米，成年女性平均 1.52 米。北京人四肢骨已比较接近现代人。经古地磁测定，北京猿人的绝对年代约在距今 70 万～ 23 万年之间，持续达 40 万年之久，属中更新世中、晚期。 1980 年，安徽和县陶家镇汪家山龙潭洞发掘出土了猿人头骨化石。其中包括一具国内现存最完整的头骨，属一男性个体;另外还有一个附连 2 个臼齿的左下颌骨、 4 枚单个臼齿，共代表至少 3 个个体。其年代不晚于中更新世，或可能相当于北京猿人遗址的中部堆积。 [2] 我国南北各地都发现中国猿人的遗迹。 1975 年湖北郧县梅铺发现 4 颗均属左侧的猿人牙齿化石; 1976 年郧西县神雾岭白龙洞发现两颗猿人牙齿化石：右上第二前臼齿、左下第一前臼齿，可能属于同一个中年个体; 1978 年河南南召县云阳镇附近发现一颗猿人右下第二臼齿化石。另外，在贵州桐梓、湖北大冶龙头洞穴、辽宁营口金牛山、陕西潼关、河南三门峡、山西垣曲等都发现旧石器遗址或人骨，说明这些地方数十万年以前，就有人类活动。 2 旧石器早期的物质文化 旧石器早期，中国的猿人活动在祖国大地上，并开始创造物质文化。 1961 ～ 1962 年，在山西省南部黄河左岸高出河面 170 米的古台地上，发现西侯度文化遗址。遗址中发现 32 件石制器，有石核、石片、刮削器、砍斫器和三棱大尖状器等。这些石器采用锤击、砸击和碰砧三种方法制成。此外，还发现有一些烧骨和带切刮痕迹的鹿角。根据动物群性质，遗址属于早更新世;古地磁测定距今 180 万年，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旧石器文化。
　　元谋人化石所在的粘土层中有用石英岩打制的 4 件刮削器，地表又采集到十多件三角形的尖状器;在蓝田猿人化石的同层位中，采集到大型砍斫器、小型砍斫器、小型刮削器、石棱和有使用痕迹的石片等;北京猿人的洞穴中，发现的石器多达 10 万件。
　　北京猿人所使用的石器从早期到晚期，变化比较明显，打制技术逐渐提高，打制出来的石片，质量提高，趋向长薄。石器工具的类型逐渐多样，有刮削器、砍砸器、尖状器、雕刻石器和石锥，偶见石球。雕刻器和石锥的出现表明北京猿人文化的晚期阶段，已达到旧石器早期文化的较高层次。遗址中有一些人工打碎的兽骨和砍截的鹿角等，有加工、使用的痕迹，可能是原始的骨角器：骨砧、角锤等;遗址中还有鹿头盖骨数百件，这些鹿头盖骨都被砍去了面骨、犄角，有学者认为，这应是当做“火瓢”使用的。 [3] 但也有学者认为，这些骨器不可能是骨角工具。 [4]在这些遗址中大多有用火的遗迹。在北京猿人的洞穴中，有厚达 6 米的灰烬积层，有被火烧过的兽骨和石块，还有许多烧过的朴树籽。贵州桐梓猿人遗址中也发现有被烧过的兽骨。这些现象说明，中国猿人已普遍地使用火。他们用火烧烤食物，照明取暖，防御野兽，同大自然进行艰苦的斗争。这个时期，人们使用的火可能引自天然火。火的使用，能使人们熟食，增强人们的体质，促进人的大脑的发达，使人们有可能突破自然界的限制，扩大活动的范围。火的使用对人类的进步有决定性意义。
　　远古时期，无论是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与现代都大不相同，南北各地气候较现代稍高，植被未遭破坏，水土保持较好。良好的生态环境为猿人的生存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这样的环境中，除了人类以外，根据山顶洞及其他遗址中发现的兽骨可以推知，与中国猿人共存的还有剑齿象、肿骨大角鹿、野猪、鼠、剑齿虎、羚羊、鬣狗、豹、熊、犀牛、狼、狮等动物。当时人们的食物，除一些植物及树籽外，野兽也是重要的食物来源。因此这些兽类既对人们有极大的威胁，又是人们追捕的猎物。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人们以采集和狩猎为生，因此也必须集体的、成群的生活，才得以生存下去。
　　猿人是至今被发现的我国最早的、介于猿和人之间的人类先祖。猿人的身体和直立行走的姿势已与现代人基本相同，只保留少许的原始特征。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劳动，而劳动又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至少在至今 100 万年前，中国猿人就已学会制造工具，并且用最原始的工具同大自然作艰苦的斗争。
　　三、早期智人 ( 古人 ) 与旧石器中期的物质文化
　　1 早期智人 ( 古人 ) 的化石遗存 到了距今二、三十万年前后，人类大体上进入了第二个发展阶段，即早期智人阶段，也称为“古人”阶段。旧石器中期文化遗存较早期丰富，所发掘的化石表明，古人与猿人相比，在体质上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其创造的物质文化也更加进步。
　　大荔人 1978 年春，陕西大荔县发现基本完好的人类头骨化石，唯缺牙齿和下颌骨，为一年龄不足 30 岁的青年男性个体。头骨的顶部低平，眉脊粗壮，骨壁较厚，这些均与北京人的性状接近。与北京人相比，其顶骨相对较大，枕骨隆凸下移，顶枕部较高，嘴部不很突出。脑量比北京人平均值稍大，约 1120 毫升;脑膜中动脉分支的印痕较丰富。从这些特点来看，大荔人比北京人进步。用铀系法测定，遗址年代在距今 23 万～ 18 万年间。
　　大荔人的形态介于直立人与早期智人之间，属于早期智人的古老类型。大荔人的发现填补了我国古人类学研究上的一大空白。像大荔人头骨保存得这样完整，属于中更新世早期智人的标本，在目前世界上也是少见的。
　　丁村人 1954 年山西襄汾县丁村发掘到同属一个十二、三岁儿童的 3 颗牙齿化石，为右上内侧门齿、右上外侧门齿和右下第二臼齿。门齿齿冠舌面仍有明显的舌面隆突和指状突，但已不如北京猿人复杂。齿冠舌面则都是中部低陷呈铲形，表明与现代黄种人较接近。齿面咬合面纹理结构性质也在猿人和现代人之间。 1976 年在第 100 号地点，又发掘到一个大约两岁小孩的右顶骨化石，比北京猿人的顶骨薄，显示了人类体质的进步性质。铀系法测定遗址年代距今 21 万～ 16 万年，但氨基酸外消旋反法测定其距今只有 7 万年。
　　许家窑人 山西省阳高县的许家窑遗址是目前我国旧石器中期古人类化石、动物化石和文化遗物最为丰富、规模最大的遗址。 1974 年、 1976 年、 1977 年曾几次发掘，发现许多块人骨化石。计有顶骨 11 块 ( 其中 3 块完整 ) 、枕骨 2 块、左上颌骨 1 块 ( 附连 4 颗牙齿 ) 、单个牙齿 2 颗，代表 10 个男女老幼不同的个体。其体质特征是：头骨骨壁厚，顶骨内面脑膜中动脉分枝不像北京猿人那样粗大和分叉简单，枕骨圆枕不及北京猿人宽突，嘴部不太突出，下颌较低而宽，牙齿粗大，齿冠嚼面比较复杂。许家窑人本身具有不少北京猿人的原始性状，又有接近现代人的特征。铀系法测定含化石的地层形成于距今 12.5 万～ 10 万年间。
　　我国境内还发现另一些古人化石或遗存。
　　1958 年，在广东曲江县马坝的一个洞穴中，发现一个人类的残头骨和一些动物的化石，其头骨特征介于猿人与现代人之间，与古人相似。 1972 年，在贵州桐梓县云峰的石灰岩洞中，发掘到古人两颗牙齿化石，可能分属两个男性个性。 1957 年，在湖北长阳下钟家湾岩洞发现长阳人化石，有附连着 2 颗臼齿的残破左上颌骨和单独的 1 颗臼齿。 1980 年长阳果酒岩又发现古人化石，计有头骨、下颌骨和肢骨。 1973 年，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的新洞里发现一颗男性左上前臼齿，新洞人是北京猿人和山顶洞人的中间环节。辽宁喀左鸽子洞遗址也曾发现有一小孩的臼齿化石。
　　2 旧石器中期的物质文化 古人的体质特征较猿人进步，旧石器中期的物质文化，特别是石器的制造技术也比较进步。
　　在发现丁村人化石的出土地点，也发现了许多旧石器中期物质文化的遗存。丁村旧石器遗址群共有 20 多处，绝大多数属旧石器中期，这种石器文化亦称为丁村文化。在对丁村遗址的发掘中，共获得石制品 2000 多件。这些石制品类型多样，有单边砍砸器、多边砍砸器、石球、多边形器、三棱大尖状器、鹤嘴形厚尖状器、小形尖状器和刮削器等。有的形制相当规整定型，说明了石器功用的固定化。其中三棱形尖状器，系用三棱厚大石片打击而成，手握部分宽厚，尖端锐利对称，故称三棱形。尖状器可能是用来砍斫、挖掘植物的。
　　许家窑遗址中与古人化石共存的石器遗物非常丰富，共出土石器 3 万多件，还出土许多骨器。石器有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小石钻和小型砍砸器。石球极多，共有 1000 多件，重量 80 ～ 2000 克不等，球面匀称滚圆，是重要的狩猎工具。刮削器形制远比以前的复杂精巧。短头圆形刮削器，刃部经过精细加工，已带有细石器技术的部分风格，与后来发达的细石器有文化传统上的密切关系，表明了我国细石器文化渊源久长，也表明这个时期经济生活领域的较大发展。
　　北京周口店龙骨山的新洞里还发现两件磨制的骨片，这是我国最早的磨制骨制品，代表着一种崭新的磨制工艺的开端。
　　旧石器中期，狩猎技术进一步提高。许家窑遗址中共存的哺乳类动物化石有中华鼢鼠、似步氏田鼠、诺氏古象、野马、披毛犀、赤鹿、河套大角鹿、普氏羚羊、扭角羚羊、原始牛等约 20 多种。发掘出的动物骨骼数以吨计，但未见一具完整的个体，基本上是人们食肉后的抛弃物。这个时期，狩猎业非常发达，许家窑遗址中的马牙，就代表了 360 多个个体，说明狩猎出现专业化的倾向。
　　四、旧石器时代的社会组织形态
　　原始群 旧石器早期，社会生产力低下，人的智力处在原始蒙昧阶段。中国猿人必须依靠集体的力量，才得以生存，于是产生了人类最初的社会组织——原始群。一些人类学家认为，每个原始群都过着群婚的生活，实行杂乱的婚姻形式。一个原始群就是一个血缘大家族，彼此之间都有血缘关系。摩尔根在《古代社会》里曾经说过，这些原始的人们过着“群团的生活，实行杂乱的性交，没有任何家族，在这里，只有母权能够起某些作用。”
　　这种情况，我国古代文献亦有记载。《吕氏春秋·恃君览》云：“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淮南子·本经训》：“男女群居杂处而无别。” 在群居杂处、男女无别的原始群体中，子女决不可能辨认父亲，而母子之间的关系则是很明确的。英国女学者珍妮·古多尔曾在非洲森林中考察黑猩猩的群体生活。她发现在黑猩猩的群体中，实行杂乱的性交，但母子之间的关系很明确，长大了的雄黑猩猩绝不会与其母发生交配关系。但是子女是不能确认父亲的。 [5] 对黑猩猩的研究考察，有助于了解远古人类的生活情景与婚姻关系的情况。
　　血缘家族公社 人类不断发展，由原始群时期进入原始公社时期，也有人称之为血缘家族公社时期。这一时期，人类体质发生突变，从南方古猿发展到直立人;另外，就是人造工具的出现，人类开始创造文化。随之，人类的第一个社会组织——血缘家族公社出现了。
　　血缘家族内，只有同辈的男女才允许发生婚姻关系。如恩格斯说：“婚姻集团是按照辈分来划分的”，“这种家庭的典型形式，应该是一对配偶的子孙中每一代都互为兄弟姊妹，正因为如此，也互为夫妻。” [6] 原始公社的第一个婚姻禁约在于排除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婚姻关系，实行通常所说的班辈婚。
　　我国许多民族中都有兄弟姊妹互相通婚的传说。《后汉书·南蛮传》载有远古高辛氏的女儿和盘瓠结合，生育六男六女，自相婚配夫妻的故事。台湾高山族、云南地区的许多少数民族都有类似的传说。这些传说，反映了人类社会曾经过一个“班辈婚”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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