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远哲在南洋理工的演讲
……（省略校长及主持人废话无数）
……（省略他前面一段英文，主要讨论用英文说还是用中文说。他的英语我也不能完全听懂，所以就略去了）
我想，我还是用中文来讲。（热烈掌声）
我今天在这里讲，一位化学家，或者是一位科学家成长的过程。虽然，我是在70年前诞生的，1936年，是70年前，跟在座的很多位至少有半个世纪的时代的落差。但是，有时候，今天一个人，他走过的路，经历过的事，还是值得参考。
我1936年出生在一个幼稚园，我妈妈是幼稚园的院长。我在幼稚园度过了5年的时光，念最久的一位了。（笑）等到我开始念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第二次大战已经到了尾声，日军节节败退，美国的飞机就开始轰炸台湾。所以我还记得有一天，听到飞机的声音不一样，飞进来的是轰炸机，第一个炸弹就丢在我家门口50公尺的地方，把门炸开了，轰的一声，我们就往山上跑。从那个时候开始，有2年的时光，我没有上学校，在山上。在山上生活是非常的辛苦，我父亲说，远哲，你是家里最大的男人，因为你哥哥要留在城里面打火，救火。我那时候只是7岁的小孩子，父亲说，你要照顾一家人。我是7岁的小孩，但是父亲交代我的事，我确实是非常认真地来看待。虽然是7岁，每天从山底下，挑水到山上给家人用，日子确实过得是很辛苦。但是在农村，跟老农夫学了很多种菜、种田、捕鱼的工作。除了很多农事之外，也学做竹篮子。我记得有一次我看到一个老人家砍竹子之后把它剖开，然后把竹皮，剖开之后就编一个篮子。我在那里一直看一直看，看了4天之后觉得，哎我也会做，就拿一把刀，去砍竹子，就学做篮子，做得还蛮不错的，在防空洞里面做，做了差不多2个礼拜做了一个竹篮子，我妈妈吓了一跳。不过在山上，我们的生活还是非常的精彩。在四季的变化过程中，我们从大自然学了很多东西。很多事情，确实是现在的年轻人不容易想像的。因为，我到现在为止，总觉得我接受的教育的过程里面，没有上学的这两年，是我学到最多东西的时刻。（热烈掌声）不但学会了刻苦、耐劳、动手的习惯，也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做生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我们见证了整个世界的变迁，像台湾从日本的统治回归给中华民国。那时候看到以色列建国之后，巴勒斯坦难民被赶出去之后的很多凄惨的状况。中国大陆社会主义的革命，我小时候常常看到报纸，翻开，就是开封陷落，然后上海那时候还没有陷落，有个书店叫开明书店，我还记的很清楚的。我想中国大陆在社会主义革命进行的过程中，国民政府退居台湾等这些世界上很大的变动，虽然在我小小的心灵里面，不是能够完全体会。但是，就是因为生活在这变动的社会里面，我变得很早熟，希望一直了解，到底我们的周遭在发生些什么。那时候听到自由、平等，就是三民主义、自由、平等这些话语的时候，是非常的兴奋。二次大战之后，我们小时候也拿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子，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到火车站迎接国军。但它后来很多很多的变化，并不是想像得那么的理想。不过，在我年轻的岁月里面，有一件事情，曾经是我生命的转折点。
我在高中一年级的时候，曾经病过了一阵子。医生叫我在家里静养一个月，不能到学校上课。一直精力非常充满而好动的我，在家里修养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但是，却给我一个机会，深深地探讨我过去走过的这一段路。我到初中三年，从生活上，从书本上学到的一些事情。我从小一直觉得生命是无限的，喜欢做的事，会想尽办法，努力学好。所以刚才介绍的时候也讲过，我乒乓球、棒球、网球都是学校的校队，也都参加全省的比赛，台湾省的比赛。后来参加管乐队、合唱团，当学艺股长，参加壁报比赛，这些事情，我都积极地参加。我记得，高中一年级的时候，每天除了上学之外，我们的上学是只到下午三点钟，三点钟放学之后，下课之后，我总是参加各种体育或者文艺活动。直到日落西山，已经看不见球了，才背着书包慢慢从山上走下来，走回家去。回家之后，除了做学校的习题外，便是阅读一些到处借来的各种各样的书，这些包括文学名著、伟人的传记、或者是与社会有关的书籍。我那时候，抗战时期的巴金、鲁迅、郭沫若、沈从文的这些小说都看，俄国的**（听不清楚）主义的，像屠格涅夫，这些书我都也看过。常常我看书或者做事做到三更半夜。有时候生物课的老师，他说他需要一个挂图，但是呢，他买不到挂图，就给我一个小小的图，耳朵的解剖图，鱼的解剖图。我常常为老师画这个挂图画到三更半夜。高一的时候，我还因为参加全省的露营比赛跟网球比赛到外面一段时间。也就是这样，体力无限制的透支之后，过度的劳累，这是被迫休养的原因。不过，这场疾病，使我深深地体会到，人的生命毕竟是有限的，若要过一个有意义的生活，就必须好好规划，人生也应该有目的。一直觉得，自己要赶紧学会做自己的主人，不能让学校教育与社会环境或者是家庭环境限制你的成长，摆布你的生活。经过这番觉醒之后，我决定这两件事情，一件是我更努力成为一位优秀的科学家或工程师，为人类社会做出贡献；另一件事情是，希望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人，改造我们不理想的社会。我喜欢科学，更喜欢对事物追根究底，也具备动手的能力，所以我觉得我该试试当科学家。小时候，看过《苏联5年计划的故事》这本书，描写工程师的伟大，他们怎么把苏联从落后的农业国家改变成非常进步的工业国家，给我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好像工程师能够对国家的建设做出更多的贡献。我那时候满怀理想，我并不想成为很有名或很伟大的人，只希望自己能够过一个理想的生活，成为一个好的科学家，服务人群，报效社会。
也许是因为我跟母亲都是教育家，在学校里面当老师，我很小就有一个，也许是不好的习惯??好为人师。（笑）我在中学的时候，常常在寒暑假里，看到邻居的堂兄、堂妹、堂弟或者是邻居的小孩，我们就把他们集在一起，就替他们上课，有时候教他们理化，有时候教他们三角，有时候教他们几何。不过我在初中三年级的时候，曾经当过班上学艺股长。那个时候，我们的班导是音乐老师，苏森墉先生，有一天告诉我说，你们班上的同学，大家处得那么好，如果全班都能够考上高中的话，你们全班都可以在一起。哎，我觉得有道理。（笑）他就说，你们为什么不组织升学共勉会。那么，苏老师说，远哲你的数学不错，理化不错，你该帮班上的同学把理化、数学学好。我就马上答应了，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事情。所以我就接受苏老师的建议，就想从物理开始，开始收集了很多物理有关的书，包括这个科学史、量子力学发展的过程，还有很多很多书籍，是从力学到很艰深的学问。我一位堂兄，在台湾大学念物理系，我也请他从台湾大学的图书馆借了一大堆书。就那一阵子啊，我就不再打球了，回到家里，每天都拿一堆书，就在看物理，然后就写讲义。写钢板，那时候没有翻印机，所以要用蜡纸写钢板，然后油印给大家看，我是非常努力地学，非常努力地在做这个事情。我那时候，学得很愉快，好像物理这门课是这么有趣，而且学问可以是这么的精深。等到有一天，我堂兄回到家里，来看我。他看到我说，远哲你还在做这个事啊。我说是。他看了看我的讲义，好像吓了一跳，说远哲，高中三年级学生好像也没有学这么深啊。（笑）我那时候说，是的吗，我觉得这是很简单的。（大笑，掌声）不过，对我简单，他说高三的学生也不会。我那时候，我的姐姐，正要考大学，她是学理科，后来是到师大念理化系。有一天她对堂兄说，有一个题目我不会解，很复杂很难。我堂兄看了这个题目之后，说，哦这个远哲会解，（笑）然后他就丢给我。我看了之后是很简单，（笑）所以马上就解给我姐姐。我就教给我姐姐，那个时候开始啊，我姐姐就对我非常不好，（大笑）好像我丢她的脸。不过，很有趣的是，我成长的过程里面，当学校老师的妈妈，倒是常常给我很多挑战。我妈妈有时候看报纸，有些事情不懂，社会上的事，或者是大自然的事，她不懂，她只要问我。因为我在兄弟里面，有一位哥哥叫李远川，（姐姐）李惠美，我的名字是李远哲，有这个“哲”字，我母亲总认为我是个很聪明的人。（笑）特别是她有什么事情都要问我，当然，我也不懂，但是我母亲既然问我的话，我就想办法找到答案，所以我倒是非常认真的解决我母亲给我的问题。有时候熨斗不行了，我就要替妈妈修理，所以妈妈对我的要求，对我的挑战，是很强。有一天，我妈妈用很旧的针车（后面一句听不清楚），在做衣服，声音太大，很嘈杂，我就跟妈妈说，你这么吵，我还在念书，怎么能够念得下。我妈妈就说，远哲，不要埋怨，这部针车已经很旧了，你如果有办法的话，把它弄安静一点。（笑）好，第二天开始啊，我就把这个针车，解体。全部把它拆开来之后啊，就想办法，上油的上油，旋紧的旋紧，经过一个多礼拜，每天拆、装、拆、装之后，针车真的是非常的安静。我以为，我妈妈看到这个事情之后一定会很高兴的。但是我妈妈说，哎，针车声音是不响了，但是呢，我的这个针车啊，上面的线跟下面的线张力不一样，所以这个不是很好，上面的线是直的，下面的是U形的。她说你没办法修理吗？我就把前面的很多针车的零件都把它拆开来之后，调节它微小的部位。哪一位开过针车的，有一个弹簧压压力，把它拿开来调了之后，哎，真的是很不错。那么就是因为每天我装、拆、装、拆，拆了之后就试车，每天都在试车，后来，我这个缝衣服的技术啊，也有进步（笑）。有一次，我一位表姐，拿了一些布料，要我妈妈替她做内裤，（笑）我妈妈很忙，她说远哲，你替她做吧。（大笑，掌声）就坐在旁边，她在那里等着我，我就依照她的样式把裤子剪了做好，把内裤给我表姐，她非常的不好意思。到了初中的时候，不是初中，初中毕业那一年，我因为成绩还不错，所以被保送到新竹中学的高中。我的成绩不错是因为，像物理啊，我练得很精深，比高三的学生练得更多，所以后来就被保送到新竹中学的高中。那个暑假，我天天早上，替我的伯母，她是在幼稚园教书的，做围巾。我那个暑假做了150条围巾。在那里做围巾，下午打球，晚上看书。整个暑假就是这样，做围巾、打球、看书。我姐姐，也跟我一样做围巾，但是妈妈每次看到我姐姐做的围巾，她总觉得为什么车得不直，做得不好，每次拿着我做的跟我姐姐做的给我姐姐看，说远哲是个男孩子，做得比你快，做得比你好。那个，我姐姐就更不喜欢我了。（大笑）不过，我后来学到了一件事，做父母亲的，不要老是拿兄弟姐妹做比较，这是很不好的事（笑），每个人都应该受到鼓励才对。
不过，我刚才讲的这个事情，就是后来到了高一之后，因为得了一场病之后，真正地是大彻大悟，觉得人生应该过得有意义，自己要赶快做自己的主人。那么，在我看过的许多伟人的传记里面，我看了很多伟人的传记，我很想知道他们怎么走过的。而居里夫人的女儿，为她写的传记，给我最深刻的印象。从她的一生，我看到，科学家的生活，充满了挑战，除了能享受发现的乐趣，为人类做出贡献外，也可以富于理想。居里夫人对研究工作的执着，（几个词听不清楚）展现的才华与毅力，是科学家们的典范。不过，更令人佩服的是，她（又听不清楚）的理想。她不是脱离现实社会的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经开过救护车，救助战争中不幸产生的伤兵。当有人问她，为什么你没有把你的发现申请专利，如果你这样做，会像爱迪生一样富有。她就回答道，科学家们经过努力，所发现或发明的东西，应该让全世界的人所分享，不应该占为己有。她伟大的情操让我折服，也影响了我后来从事化学研究的决心。
我在高中念书的时候，上化学课，有一位很好的老师，他是一个基督教徒。他除了真正教我们化学之外，他最大的希望就是我们同学都成为教徒，周末到教堂做礼拜。我们同学就是不依，我们喜欢打球，喜欢登山，或者是看书，我们总是说，除非老师证明上帝的存在，我们是不会去教堂的。他的许多尝试都没有成功，他一直说，我们这个地球是很奇妙的，许多事情不了解，他一直很想说服我们，但都没有成功。有一天，他下课之后，有设法来说服我们。他说，世界的奇妙，不是我们的理性能了解的。他说，你看看，有一个化合物叫做四氧化三铁，这个化合物里有四个氧，三个铁。他说，我教过你们，氧能接受两个电子，四个氧接受8个电子，8个电子是从3个铁来的，所以，每个铁啊，都提供8/3个电子，但是我以前讲过，电子是不能分的，你说这奇妙不奇妙，不是上帝的存在，还会是什么。（笑，掌声）他也说，化学键的形成是电子的配对，或者是电子的转移，但是呢，为什么一个铁能够提供8/3个电子。哎，我们也觉得奇怪，但是我们到图书馆去翻了很多很多的书，化学的书。后来才发现，四氧化三铁，其实是三氧化二铁（Fe2O3）跟氧化铁（FeO）一比一组成的。所以啊，一个铁提供两个电子，另外两个铁各提供3个电子，总共提供8个电子。我们跟老师说，电子是不能分的，但是四氧化三铁是氧化铁（FeO）跟三氧化二铁（Fe2O3）一比一组成的，这并不神妙。所以，到现在为止啊，他还是没有（听不清楚）我们证明上帝的存在，也没有到教堂。他到最后啊，还是耿耿于怀的就是，他教我们很多化学的知识，但是没能说服我们去教堂。不过，我说，他给我的挑战，就是世界是神秘的，很多事情不了解，学生一直说，是吗，是那么神秘吗，难道没有理由吗。这种挑战，我想，这个是很好的东西。不过这位老师啊，虽然到头来，还是没有能说服我们上帝的存在，但是却说服了我们，化学是很有趣的。他也教我们生产训练的课，在这课上里面，我们学习合成些有趣的东西，从汽水开始，做肥皂，另外做香料，面酸。比起化学课的实验，确实是有趣多了。
在高中的这段路里面，对一个怀抱着理想，但是在庸俗的社会里面，不愿同流合污，想走自己的路的人，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我虽有十足的信心，能够走出自己的路，不受社会教育的限制，不受社会的制约，能够跑出来，但是偶尔也会觉得寂寞和苦闷。那时候，能跟我谈得来的一位最好的朋友，他在高三的时候，上物理课的时候，有一天，校长拿了点名录，说某某某，被点出来之后，就被抓，被关了。后来，说是因为思想有问题，他的思想有问题是跟我常常跟他讨论一些社会上不合理的事跟改造我们的社会，是多少有关系的。所以被抓了之后，我母亲好几天都不能睡觉，以为下一个是我，我一离开，我就不会回来了。那阵子，虽然觉得寂寞跟苦闷，有时候，觉得很多事情，父母亲不能够了解你，同学们大半不了解，学长也不了解。但是呢，我找到了一个能慰藉我心灵的伙伴，那就是在我的家乡新竹，有一条水量不多，但河面宽广的河，叫做头前溪。我喜欢在傍晚的时候，一个人骑自行车，穿过田间的小道，经过很多稻田，就骑车到头前溪，（听不清楚）。再沿着点缀着的开阔的天空，与河里的丝绦与溪水交错的画面。我在那里静静地常常坐下来，总觉得时间跟空间无限地在扩展。经过平静地思索，总能让我重整旗鼓，勇往迈进。所以呢，头前溪确实是变成我最好的朋友，最了解我的朋友，看到晚霞很美妙。如果我那个时候没有找到头前溪，我的生活将会是更苦的。
后来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成绩还算不错。其实我在考试方面准备得（并不充分），大概是因为我看了很多书，学了很多东西，所以成绩还算不错，台湾大学也是保送进去的。我这一辈子啊，念书的这一段日子里面，只有在进小学一年级的时候考过试，入学考试之后啊，就从来也没有考过试，就到我到台湾大学。我刚才讲过，我中学时候的很多愿望。首先入台湾大学的时候，心里面只有两个目标，第一个就是希望能够成为优秀的科学家，为人群社稷做出贡献；第二个，是希望能够集结志同道合的人，改造社会。我一进大学，看到宿舍里面，伙食是同学们大伙食，办得不好。有些贪污，有些奇奇怪怪的事，都有。有些宿舍的人，他自己外面买菜之后，到餐馆里面偷饭吃。工友有时候给他炒饭，是每天早上应该有25客，他只炒出15客，10客就到他自己口袋里面。（这段听得很糊涂，不保证对）就奇奇怪怪的事情都有。所以那时候，我们同寝室同学说，这要改造，说我们办伙食办得很不错。到后来，我们在第8宿舍办伙食，第7宿舍的学生都来第8宿舍办伙食。我回台湾之后，一个侨选的立委，在立法院（听不清楚）的时候，他就说，李院长，我在大学的时候，住在第7宿舍，还享受你们的努力的果实，还在立法院里面称赞我一阵子。不过那个时候，很有趣的是，因为我高中的时候，相当的叛逆，看到进入高中之后，学校或者是教育部为了容易控制学生，礼拜六下午，要上课。就很多坐火车上学的通学生，就失去了在城里面看电影的机会。有时候很好的文艺片子，我们在讨论，通学生就说，你们谈的是什么，这片子真的这么好吗。我们有好几次啊，跟礼拜六下午教课的老师说，我们有很重要的事，希望你这堂课不要上。那很多老师还蛮通理的，我就带全班同学排队走出校门去看电影。走到门口，看到校长，就说“敬礼”，全班同学就敬礼。校长觉得奇怪了，但是也不以为意。后来是训导主任知道了。训导主任知道之后啊，在学期末的这个操行会里面，他说，李远哲是丙等，是坏蛋。（笑）我的班导师彭老师说，李远哲做事，从来没有为自己想过，都是为同班同学的福利在着想的，应该是甲等。这个操行会议，开到晚上8点钟，夕阳西下，我正带着一些从图书馆借来的书想离开的时候，一位年轻的老师看到我说，哎呀就是你这个坏蛋，操行会议就为了你应该是甲等还是丙等，讨论了两个半小时。（大笑，掌声）不过啊，这个彭商育彭老师啊，他仗义直为，就是他不让，他说我是甲等。所以我是得到甲等。现在彭老师还在，我非常感念他的就是，那个时候，我真正是为同学们着想的，彭老师了解我，他还坚持。但是我到台大办伙食之后啊，训导处马上给我嘉奖一次，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在中学的时候，都是被训导主任说，你这个麻烦的同学，每天都在骂我。大学里面，确实受到了嘉奖。
我开始我的大学生活之后，便认识了高两届的一位同学叫张同学。他跟我有相同的愿望，他也是希望，是想成为一个好的科学家。也希望跟志同道合的人，改造我们不理想的社会，相当腐败的社会。那个时候，因为他高我两届，我就问他一个问题，哎，张同学，如果我在化学系，好好地学习，把化学系开的课，都好好地去学，将来我是不是能成为一个出色的化学家呢。因为我想成为一个好的科学家，好的化学家。所以这个问题，是我进入台湾大学，问得第一个问题，好好地努力，是不是成为好的化学家。那个张同学很有趣，他说我想想看。他想了一阵子后说，远哲，这个希望可能不大。（笑）我是很失望的，说，到台湾最好的大学，好好地努力用功，也不会成为好的化学家，我就说为什么。他说啊，哎，你知道这个世界，我们对微小的粒子，像电子、原子核的运动，有很好的掌握，这个学问叫做量子力学，有很好的（听不清楚）。化合物就是电子跟原子核组成的。如果你没有掌握基本粒子的运动规律的话，对化学的结构，化学的变化的掌握，可能是不能彻底的。但是他说，这门课化学系不教。他也说，你了解这些微观的，微小粒子的运动之后，你还需要学一门功课，是把微观的现象跟宏观的现象连接在一起的，他说，你要学热力学，热力学化学系也不教。后来他也说，热力学，其实如果你从量子力学开始，听说要学统计力学，统计力学化学系也不教。他越讲啊，我觉得很奇怪，后来他说，如果你要对物质为对象做研究的话，你要学会electricity and magnetism，电磁学，你要学的，他说，但是化学系也不教。他说，你要做实验科学家的话，你要学电子，electronics要好好学，光学要好好学，电子实验是不能或缺的，这个化学系也不教。最后他又加了一句，哎，远哲，我知道你会讲日文，会讲闽南话，会讲国语，后来也学英文跟德文，理学院的学生都学德文，他说这可能还不够哦，你还要学更多的语言。所以后来我到外文系去，刚好人造卫星Sputnik才刚上去的1958年（Sputnik是在1957年发射的，此句听不太清楚），我就到外文系念了俄文，念了两年。那个时候，刚好是反共抗俄最激烈的时候，在学校里面念俄文是非常的不要命的。我们四个人上课，后面有个秘密警察在监督着我们，（笑）我们就这样念了两年俄文。那个大一的时候，我问张同学，他说化学系里好好学不能成为好的化学家之后，我就跟他说，哎，这个暑假，你不要回去，我也不要回去，从热力学开始，好好念好吗。他说好，我们就坐在第8宿舍里面，就轮讲，他讲一章，我讲一章，有时候我们没搞懂，就找老师。老师说，哎，远哲，你还太年轻了，这些事情，你还不必懂的。（笑）我再一直问一直问之后啊，才知道其实老师不懂。（大笑，热烈掌声）后来我到大二，就到物理系，有系统地选像电磁学、电子、电子实验。那时，晚上，与一些物理系的助教、同学一起开始轮讲，轮讲近代物理观的量子力学这些课，反正课堂没有教的，他说是重要的，我就与这一批人轮讲。到了大四的时候，我倒是很有信心的就说，张**（应该是那个张同学的名字）说，在这化学系里面好好用功，也许不能成为好的化学家，但是他说因为必须要念这些东西，我到大四时候都念了。不但念了，到大四之后，化学研究的时候，还是做得相当不错。
我从台湾大学毕业之后，后来到（台湾）清华大学的原子科学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那个时候，进一步涉猎了不少有关物理的学科，对一位主修化学的学生而讲，能够有深厚的物理基础，并学会许多近代物理实验技巧的人，在那个时候是少见的。也许我们以现在的眼光，半个世纪后的眼光看的话，好像我走的路叫做化学物理学程，所以很多学化学的人看到我就说，远哲你是学物理的，根本不像是学化学的人，才有这么一个说法。我在新竹清华大学念研究所的时候，因为师资很少，老师都是从国外，从美国来的，或者放射化学，是一位日本来的教授，教育大学来的教授。那时候我在分析北投石，台北的北投，它温泉很热的水喷出来之后，沿着河流慢慢冷却，在冷却的过程里面，很多成分就析出来变成结晶，这个北投石是世界上唯一有的这种矿石，这里面有放射性同位素。北投石不溶于酸，不溶于碱，所以你要分析的话，第一个要经过一个高温，在白金坩埚里面把它融化，变成碳酸物的过程，因为北投石是硫酸物，硫酸铅、硫酸钡，要先把它变成碳酸物。那个日本来的教授啊，就在实验室里面，告诉我白金坩埚加热，把硫酸物变成碳酸物是怎么做的。他在做的时候，我就想到，我在大二的时候，念定量化学（两个英文人名，书的作者，听不清楚）这本书的时候，我记得，这里面有一个描述，说白金坩埚做（一个英文，听着不像carbonatation），就是要把它变成碳酸物的时候，如果有含铅的化合物的话，应该要用浓的盐酸，先把它析出来，才做这个步骤。所以我就跟老师说，哎，老师，好像我在（前面提到的英文人名）的书里面，看到有这么样一个描述，说是含铅的化合物，应该用盐酸先把它析出来，不然的话，铅跟白金变成合金之后，它会把白金坩埚弄坏掉。后来台湾做琉璃工房的几位啊，每次花好多的钱买一个好大的白金坩埚，做铅玻璃的熔化的过程里面，不晓得烧毁了多少白金坩埚，就是因为他不懂化学。那个时候，那日本的老师非常的生气，他说，我从日本来，来这里教书，第一堂课就让你们学生说是我不对，（笑）非常不能接受。但是，过了一个多月之后，他还是说了，说你们学生非常不错，好像学得非常的扎实。
我在清华大学做完了硕士论文之后，我就到美国。我到美国是Berkeley的加州大学。Berkeley的加州大学，那个地方，我去的是9月份，非常清爽的气候，跟美好的校园，跟自由的学风，跟浓厚的学术气息，非常强烈地在（听不清楚）。那时候，Berkeley的学生们正在严重自由的学生运动转变为反越南战争，学生们之间，或师生之间，常对那时的社会有非常深刻的讨论。午休的时候，学生领袖，他们在广场里面，给很多富有理想的演说。他们一直说，我们要检讨我们的社会，这样走，是不对的，再夹杂着这期间有（一个英文人名）他来做民歌的演唱，来支持学生运动。这些事情，我到现在仍然历历在目。在危权统治下成长的我，对美国社会在自由、平等、民主的号召下，所展现的理性与容忍，与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这个事实，是非常受到感动。Berkeley的加州大学的化学系，在物理化学的领域里面，有不少领先全世界的教授，常常可以看到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成果。在丰富的研究经费下，教授们挑战的都是基础与最困难的题目。在就读博士课程的期间，我决定跟Mahan教授从事有关光化学的研究。他后来写的一个大学化学的教科书，曾经广为世人所采用。我刚开始的时候，我还记得，我们选定了光化学的题目，就是一个碱金属的原子，受到激发之后，还没有到电离这么高的能位，但是经过碰撞之后，竟会电离，这个事情，是他要我们研究的。我开始啊，就奇怪，去敲门。第一个是敲门说，professor Mahan，他看着我就说，叫Bruce，他的名字叫做Bruce Mahan，他不喜欢人家叫他professor Mahan。在美国，师生之间都是平辈交往，他就说，call me Bruce。我第二个礼拜敲门，还是professor Mahan，（笑）他还是说call me Bruce。我第二个月敲门，还是professor Mahan，他还是说call me Bruce。经过六个月之后啊，我才鼓起勇气，受过儒家思想，（笑）长幼有序这个思想，很不容易改变。我到六个月才说Bruce，我第一次叫他Bruce的时候，他的笑容是非常的灿烂，哎，我有希望了。（笑，掌声）不过很有趣的是，我敲门去请教Mahan教授，这个题目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着手去解决这个问题，Mahan教授总笑着说，远哲，我怎么知道，我知道的话，我早就解决了，还要你来做什么。我想他讲的，也是有道理的。（笑）每次我去问，他都讲同样的事情，我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所以过了一阵子之后，我觉得很纳闷，我中学的时候，老师什么事情都懂，黑板上，上课就讲怎么样，氨的合成，（听不清楚）老师一直讲，好像全世界的事情，什么都懂。到了大学的时候，有时候问他的时候，他说，远哲你还年轻，你不必懂这些东西。（笑）我知道大学的老师啊，还是很多不懂。到了研究所的时候，老师竟然对要指导我做的研究工作，什么都不懂。我常常跟我太太说，奇怪，我父母亲省吃俭用，买了一张飞机票，单程的，拿了一个皮箱到美国来，结果对那位教授，每次问他，他什么都不懂，我来干什么呢。那么Mahan教授也很有趣，他每次到实验室就问我，What’s new?我就说，我昨天做了些什么，看了些文献说，有些现象很有趣的，我就一直讲，what’s new。第二句话就是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next?你要做什么。我就说，我打算怎么样怎么样做，哎，他总是带着笑容，就走出去了。（笑）一个月一个月这样过，他每次说What’s new?然后我就告诉他我做的事跟我想的事。但是越来越不对的是，过了一年多之后啊，他每次问我What’s new，我解释给他听的时候，他说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呢，那么，我就告诉他，我曾经看到俄国的文献，有一个phenomena，是叫做（听不清楚）transfer的一些步骤跟一个离子的移动的速度的关系。我就常常讲给他听，后来我就发现，他问我的题目What’s new之后啊，随后问我的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哎，到了第二年，好像我是他的老师。（笑）他每次来问我的时候啊，What’s new，然后我就讲一大堆，然后他说，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next的时候，我就也讲一大堆，可是，他是越来好像越满意。第二年过了之后，有一天他就说，哎，远哲，你可以写论文，可以得博士学位。那时候我是非常不高兴，我就说，Mahan教授，我到美国来留学，你从来没有教过我什么，每天都是What’s new? （笑）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next?我就这样摸索着前进，你居然说我可以得学位可以离开，我说我还是要多学一些。他说，其实，这两年多来，你真的是学了很多，你不但自己找出一条路，解决很困难的一个问题，而且你真的是很成熟，真的很不错。我是半信半疑。但是他说，你如果要的话，我给你学位之后，5月份过了，你可以留在我的实验室里面当博士后的研究员，你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好了，因为我反正暑假过了之后，要到英国去度假、休假。不过，你好好照顾我的学生，他这么说，给我一个account number，说有很多钱，他就走了。不过，你知道，我到现在，非常感念他的就是，其实，我们做研究，一个人把你带到已知世界的最边缘，然后走出去，走入未知的世界，掌握一些新的东西，就是要自己去摸索，自己去解决的。如果你碰到一个老师，他知道下一步怎么走，说你做这个，下个礼拜你做这个，做完之后再做这个，那么下个月啊，你也许可以试试这个，下一年度可以做这个。我想这个老师一定是不好的，一定是不好的。（热烈掌声）我希望我没有冒犯南洋大学的教授。（大笑，热烈掌声）
后来我就决定留下来。我说好，Mahan教授，我就留下来，我就说，我要做个实验，用一个锂离子，因为说电离的工作，对离子的反应越来越感兴趣，我说，用离子，经过分子的碰撞之后，我从它的轨迹里面，想了解分子的反应是怎么进行的。他说好，你就做你想做的事。我就着手设计仪器。那个时候，在加州大学，Lawrence国家实验室，做加速器的实验室里面，有很多很多很好的工程师，很多科学家。所以，我虽然以前没有设计过仪器，但是学得很快，刚开始的时候啊，我们做很复杂的仪器，做了一个构想之后，有一个机械工程师来帮你忙，就把你的构想转化为图纸之后，经过讨论，最后才送到机械工厂。不过我在这个过程里面发现，这样太慢了，我一些构想，然后他就画图，画图之后再讨论再转化为机械图，这个过程太慢了。我就告诉他说，这样子，下个礼拜，你教我，怎么样做机械图，我自己设计，然后就做机械图。他就给我一本书，说这个打一个洞，精确度要多少的话，怎么样specify，焊接，怎么样怎么样做。我就一个礼拜啊，学了很多怎么样做机械图的事。他教完之后，我就告诉他，明天开始啊，我自己做，你不要来啦。（笑）他非常地失望，他说，真的吗，我是想来帮忙的。在我的（听不清楚），机械工程师很有经验得帮我做。但是我说，不行，这样子来不及，我在一年之内一定要把这个仪器做好，再做半年的实验，我也许我就要离开了。所以那时候，我学了很多很多做实验的技巧，这段时间里面，做新的仪器，当然，我要做的实验是，虽然离子、带电的分子跟其他分子的碰撞我们肉眼看不见，但是如果你看它的轨迹，知道它的轨迹，这个碰撞前碰撞后产物的速度、角度分布好好测量的话，就可以掌握到底反应是怎么发生的。比如说，我们看打棒球也是一样，红不让（全垒打日文音译）你就知道是打到接近球的中心稍微低一点的地方，才能打出全垒打。打到球的上面是滚地球，打到球的下面就是会打出高飞球。但球跟棒是很简单的，分子是相当复杂，所以我们不但要知道产生了些什么，还要知道它角度和速度的分布。但是你如果在实验室里面这样量，有时候打一垒，一垒安打，二垒安打，左外野，右外野，全垒打。其实我们分子的碰撞跟打棒球一样，只是比棒球更有趣就是。我们就做了这么个仪器，做得相当成功，分子碰撞之后，它旋转一周，大概有一个picosecond，微微秒。就从角度分布里面，就可以知道，到底分子碰撞之后，重合了多久才分解，这些事情都可以了解到。所以我学会做动态磁谱仪，做带电粒子（听不清楚）的检验，复杂仪器的设备都做得不错。所以，我没有辜负Mahan教授，他从英国回来的时候，我不但把仪器做好了，而且做了一些很好的实验。后来有人问起说，你的诺贝尔奖的研究工作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也许会说，是博士后，离子束研究是我开始这方面研究的第一步。我这第一步使我有更多的信心，觉得我还是有能力，解决一些人类过去没能解决的问题，真正成为一位出色的科学家。
其实，想从这个分子碰撞的轨迹，了解化学的反应，并不是我的离子实验才开始的，1962年，在Berkeley加州大学从事教职的Herschbach教授的实验室，就用碱金属曾经做过这样的实验。离子我们倒是领先的，但是呢，Herschbach教授是从用碱金属跟碘化钾网曾经做这样的实验。那个时候，他第一次看到碘化钾网，如果钾原子跟碘化钾网碰撞的时候，如果不碰到碘的这一端，不会反应的，这些分子的取向跟反应，并不是那么的奇妙。但是产生的能量，多余的能量，都是用平动能往后弹射出来，这件事情倒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那个时候，到95年，96年这阵子，全世界很多科学家，都想从分子运动的轨迹，了解反应。所以不管到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国家实验室，或者是加州理工学院，都有人在做这方面的实验，吸引了很多非常优秀的科学家，想从事化学动态学的研究，但是总是没能够超越说碱金属的研究范畴。问题是这样的，普通你做碱金属像potassium钾，如果我有一个钨丝加热到3000度，钾原子碰到钨丝之后，烧红的钨丝，它会被电离，100%地电离，产生带电的东西。所以含碱金属的化合物的检测很容易，就是你只要有一个通红的钨丝，它就可以检测碱金属跟碱金属的化合物。那我们用质谱把它分开，就可以看得到。但是呢，你如果想了解燃烧的反应，氧分子、氧原子、碳氢化合物的反应的话，检测就不容易，因为氧也好，碳氢化合物也好，碰到加热的钨丝，它是不会电离的。所以我们通常用电子枪把它电离，电子枪的效果不高，一个很高速的分子穿过之后，电离的可能性大概只有万分之一。一万个分子走进去之后，才产生一个离子。所以很多人在做研究啊，就想把电离的效果提高，一直想把电离的效果提高。那么我在做这个实验的时候，从以前这几年的经验，知道实验能不能成功，不是信号的强度，而是在信噪比，信号跟噪音的比例到底有多少。比如说，我如果拿氧原子跟碳氢化合物碰撞的话，它产生的东西，即便密度小到一立方公分才有100个分子，我可以用电子枪打的话，至少可以产生100个离子。当然，经过的是100乘10的4次方这么多的产物在穿过。所以我知道，检测这些东西并不是问题，问题是我们讲这是海底摸针。因为一大堆噪音，是我们不能够看到的信息。所以我就用第一道第二道第三道的分段抽空，把噪音减少，把噪音减少之后啊，还想办法，想从后面跑进来，直达车，没有经过碰撞就想跑进来的，我就又想尽办法把它阻止掉，这个阻止掉的方式，我不在这里讲太多这详细的一些技术上的问题。但是我那一阵子，很有趣的是，我早上跟一位研究生做研究，到了中午才开始设计仪器，设计仪器我希望一年内能做实验。那一阵子，我在做仪器的时候，有很多很有名的科学家，常常经过哈佛大学，每次看到我在设计图，他知道我要做一个交叉分子束的实验装置，他们都不相信，不相信能成功。加州理工学院的一位教授，很有名的教授，他看到我，他笑我说，远哲你说你当博士后一年半，要把这个事情做好，他说，我已经做了6年，现在才慢慢觉得应该怎么做，我现在一大堆人马，在加州理工学院，5年之内，我可以做出来。但是，我心里面知道，你做的都错的，（笑）你一大堆学生做的，方向根本不对，你这样5年做下来也不会成功。但是我知道问题的关键在哪里，我是有信心的。那一阵子，Herschbach教授没有研究经费，他向化学系借钱。我们用了1万块，2万美金，3万美金，4万美金，一直用，一直做，做到最后，仪器的设计是非常复杂，还要转动，还要8个部分的（听不清楚），里里外外的，里面还有质谱仪，还要一个一个的再计测。有一天，哈佛大学的总务主任就跑过来说，你知道吗，你已经快用了10万美金了。那是1967年的事，10万美金是很大的一笔数目，他说，如果这部仪器不成功的话，怎么办。我说，不会不成功，应该会成功才对啊。（笑）他就说，这样子好了，如果这个仪器不成功的话，以后的5年，你就要留在哈佛大学，冬天清扫积雪，要我答应这以后5年在哈佛大学做清雪的工作。不过Herschbach教授这个人也很有趣，我每次把设计图给他看，跟他说我在做的是什么什么什么，他那时候也很忙，不过他对我很有信心。他有差不多30多位研究生跟博士后的学生一起做，但是他说是信赖我。他我每次跟他讨论，他说，Yuan, it’s going to work, don’t worry about it.他说一定会成功，一定会成功。其实啊他，这些图纸啊，并没有详细地看过。我有很多version，就是这样做，或者是这样做，或者这样做，他总是说，it’s going to work，你决定。有一天，他看到我这仪器差不多设计好了，他看着说，哎，远哲，我老实告诉你，如果没有像你这样，有5000年历史文化传承的人，大概不会设计这样复杂的仪器。（大笑，热烈掌声）对机械工厂的一些师傅们，我给他们印象比较深的是，那么复杂的仪器，三度空间，我在一张纸上，在二度空间，我从相反的方向，从perspective我可以画图给他看。每次他看我在画图的时候，哎，就不看图了，一直看我，一直看我。他说，我在哈佛大学工作了30年，但是从来没有看到一个人啊，把三度空间的东西，写在二度空间写得这么清楚，而且是从相反的方向。我就告诉他，哎你知道吗，我父亲是艺术家，他每天就把三度空间的东西，写在二度空间里，山水啊，有时候把湖里面夏天的水蒸气，他一直研究，想把水蒸气，都用水彩画要写出来。而且我说，他把三度空间写到二度空间的时候，我常常从左边看，有时候从右边看，从后面看，这个是我在成长的过程中，这样学习过来的。不过，我后来也问过，Herschbach教授，那时候有30位同学跟你做，你为什么挑我说，我是最能够把仪器做好，那么信赖我，后来10万美金你还不担心。他说我就是会看人，他就说他会看人，他觉得我是应该可以做到的。后来，我离开之前，我说，我已经做了1年半了，出些成绩了，我想到外面，也许找个教职来做。他一直说，远哲，你应该从副教授开始，不要去当助教授。那我说，我没有这个信心，是从副教授开始。不过他讲了一个非常鼓励我的话，他说，我在这里静静地看你做研究，他说，你不但自己很努力，你很会照顾学生，跟我工作的人，你经常帮他们忙，所以其实每个学校，都希望有像你这样的教授。不过这部仪器的建造，当然充分考验了我的想像力跟创造力。设计一部非常复杂的仪器，所需要的各种组织能力，这一切如果没有很多人的协力合作，是做不出来的，尤其是机械工厂的很多师傅们的充分合作，跟他们打成一片，每时都在讨论，他们也曾经帮忙。
后来，我就离开了哈佛大学，在1968年到芝加哥大学任教。那里，学校是很不错的，学校给我的资源也很多，但是，冬天太冷了，后来我74年就回到了Berkeley加州大学。94年就回到台湾。回到台湾的时候，在Berkeley的很多教授，就打赌说，李远哲回到台湾之后，6个月一定会回到Berkeley，因为他的心都在研究工作，他怎么能够在台湾度过6个月而不反悔。我就告诉他们说，不，我要证实一点就是，在亚洲啊，也可以做世界一流的研究工作。而且台湾是很富有挑战的地方，我愿意接受挑战，所以我一定在台湾做一个实验室，比现在Berkeley加州大学我有的实验室要做得更好。我就跑回到台湾了。现在在化学动态学，我们确实是有世界最好的设备，现在很多美国的学生，常常飞到我们的实验室，用我们的仪器，做他们不能做的研究工作。
那个，我的演讲好像讲太久了。（笑）不过我还再做一个总结。去年，我一个朋友，在Stanford大学教书的，他写了一篇Chemical engineering news的一个auditoria（不清楚是不是这个词）。他这个auditoria上面，他的一个标题就说Test takers or scientists?他说我们是要会考试的人呢，或者是科学家。他的文章里面是批评说自从布什总统执政之后的这五六年来，因为他们在美国一直推动No one left behind的教育政策，没有人掉队，不能让任何人掉队的教育政策。这六年来，便培养了很多会考试的人，但是Stanford今年收进来的学生，很会考试，不动手，没有创造力。他说，因为No one left behind，学校考试就常常考，看看哪一个学生left behind了，看哪一个班上老师没有教好，常常考试验证的结果啊，慢慢慢慢学生就变成考试的能手，而创造力慢慢地消失掉了。所以他对布什总统是非常不谅解的。他对布什总统的不谅解，大概不只是No one left behind，大概还有别的原因，大概也能想像得到。不过，我还记得布什总统在竞选的时候，提出No one left behind口号的时候，我太太刚好在美国看到电视，她就打电话给我说，远哲你1996年给行政院院长的一个教育改革智育报告书里面，好像讲相似的话，你是不是把这本书也寄给布什总统了。（笑）我说不，我们讲的是要带好所有的学生。那时候也相信，社会上，如果能够把所有的人，不管他的（听不清楚），能够培养上来，也就是孔子讲的，因材施教，那么这个国家就会变得非常的进步。我说，带好所有的学生，跟No one left behind是不一样，现在的义务教育在台湾、日本、韩国，都以为，6岁的学童，进到义务教育的体系之后，大家都一样。在农业社会，在农村长大的，大家不懂的都是不懂，但是现在不一样。带好每一位学生，跟No one left behind是非常不一样的。那个，Mahan教授，他也说，可能台湾的教育不像美国这么糟糕吧，我就告诉他，其实，美国的教育在学台湾，或者是东南亚其他的国家。其实，（听不清楚）的教育政策，是不同的人，跌倒了能爬起来，找不同的路走的教育，还是比较好的。我们的教育改革，是希望多元化，使每个人能找出不同的路，不同的速度，走出去，而不是一条线，要大家这样子推动着走。一个人的成长，是需要空间跟时间，自己深深地思索，慢慢地探讨，才能走出去。如果学校要把大家弄得太忙，那是不对的。（笑，热烈掌声）如果我高一的时候，没有在家里静养一个月，没有彻底地思索、觉醒，努力挣扎走出自己的路的话，我会在不知不觉间让生命虚度。如果我能够在这里给你们一些建议的话，我会劝各位，赶快学会成为自己的主人，为自己走出一条属于你自己理想的人生，不要接受以世俗的眼光看世界，或不与社会大众同流合污的一条寂寞的路。只要找到一群与你志同道合的人，你将会永远充满信心，永远快乐。如果高一的时候我没有病过一场的话，今天也不会在这里跟你们见面，我不是说大家都要生病，但是大家都要好好地思索，做自己的主人，找出自己一条路。好，谢谢各位。（热烈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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