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课程教案 （来源：河北师范大学）——网上转贴

之，把他放在历史的 天平上权衡，他有功也有过，而过不掩功。应该说，他不愧为一个伟大的爱国者，是一个民族英雄。因此，历史不会抹杀他，人民不会忘记他。

第四节 战后的中国社会

一、第一批不平等条约的订立
⒈关于不平等条约议订成因问题。《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平约。对于它的订立，我们过去只是说它在英国的强迫下签订的。原则说来，这没问题，中国作为战败国，条约是在别人的强迫下非签不可的。但是近年有人写文章对议和的过程进行具体考察，得出结论：条约的议定，不仅仅是对方强迫的结果，也是因为清政府不懂近代外交，而受骗导致的。如果不是这样，本可有回旋的余地。旨在强调，由于长期闭关政策造成的中国缺乏近代外交意识的恶果。应该充分考虑这个问题。
⒉中英《南京条约》和《虎门条约》
鸦片战争结束的标志即《南京条约》的订立，它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签订时间为1842年8月29日。地点是在南京江面英舰汉华丽号上。签订者清政府方面的代表是耆英、伊里布，英方代表璞鼎查。该约共13款。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下几项：
①割香港给英国；
②中国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
③中国赔偿英国2100万元（鸦片费600万元，商欠300万元，军费1200万元）
④协定关税。英国对华进口货物纳税，由中英双方议定；
⑤取消公行制度。英商可与中国商人自由贸易。
《南京条约》之后，英国政府又强迫清政府于1843年10月8日签订中英《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亦称《虎门条约》。在此前的7月22日，曾在香港公布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在虎门订约时系把《五口通商章程》作为《虎门条约》的一部分而签订的，《虎门条约》中已包括《五口通商章程》在内。至于《虎门条约》与《南京条约》的关系，应把《虎门条约》视为《南京条约》的补充性条约，这是两个条约，但其间又有着一体性联系。《虎门条约》又使英国收得了如下几项重要特权：
①领事裁判权。所谓“领事裁判权”，指帝国主义国家侨民不受居留国管辖的非法特权，按照正当的准则和惯例，居留国有权按照本国的法律管理外侨。《虎门条约》破坏了中国的这项正当的权益，规定英人。中华人的交涉词讼，“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领事办理。
②片面最惠国待遇。什么是“片面最惠国待遇”？这要先抛开“片面”两字解释一下 “最惠国待遇”。国际条约中，缔约国甲方给予乙方享受甲方给予任何第三国现行或将来的条约权利的同等待遇，叫“最惠国待遇”。如果缔约国双方处于对等地位，相互均沾对方给予第三国的一切权益，这属双方互享的最惠国待遇。如果是仅缔约国一方得以均沾对方给予第三国的一切条约权益，但并不给予对方对等利益，那么这就是片面的最惠国待遇。英国通过《虎门条约》所攫取的就是这样一种片面最惠国待遇的特权，规定中国将来给予其他国 家任何权利时，英国可以一体均沾。但是中国却无权反过来享受英国的同等待遇。
③英国人可以在通商口岸租赁土地房屋。
④《海关税则》收海关税率大大降低（出口的61种货物和进口的48种货物税率比鸦片战前降低50%-90%，其他货物皆定为百值抽五的税率）。
《南京条约》和《虎门条约》对中国的危害：
从条约本身的内容上说--
①破坏了中国的领土完整（割香港）；
②从多方面严重侵害中国主权，如协定关税和税则的具体拟定，破坏中国的关税自主权；领事裁判权，破坏了中国的司法主权；开五口自由通商，废除公行制度，破坏了中国的贸易自主权，这些通商口岸实际上成为商国主义在中国身上的吸血口；片面最惠国待遇，破坏了中国的外交主权等等。
③中国被勒索巨额赔款，进一步加重了清政府的财政经济危机，更进一步加重了劳动人民的负担。
其危害还不仅仅限于条约本身，我们知道，《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它开启了用不平等条约形式使资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合法化”的先例，随之而来的，便是列强的群起效尤，纷至沓来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并且根据片面最惠国待遇的规定相互援引，使中国面临着列强共同侵略的恶潮。
⒉中美《望厦条约》，1844年7月签订。
⒊中法《黄埔条约》，1844年10月签订。
⒋中俄《伊宁条约》（《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1851年8月签订。
以上三个条约课下自己看一下教材上的有关内容，要记住签订时间，签约人，条约的主要内容及其危害。为什么这三个国家先后效法英国挤到侵略中国的行列，这从第一节讲的世界形势的有关内容中可以得到解释。还需要特别说明一点，《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中都有可以在通商口岸设立教堂的规定（《南京条约中尚无此规定》），外国在华的教务特权，实际上肇端于此。签约后不久，法国就出面胁迫清政府撤消对天主教的禁令。利用传教侵华，这是列强的侵华主要方式和手段之一，不是有鸦片--炮舰--传教士“三位一体”之说嘛！
二、鸦片战争标志着中国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沉沦。也就是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鸦片战争作为中国 近代史的开端？
毛泽东同志说：“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社会”，鸦片战争是中国社会性质发生这样的变化的一个界标，我们就通过鸦片战争前后的对比说明这个问题：
第一，战前，中国是一个政治上独立自主的国家，清政府可以行使自己的主权而不受外国干涉；战后，中国的领土完整被破坏，主权从多方面被侵害，已经丧失完全独立自主的地位。
第二，战前，中国是一个经济上自主的国家，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占着统治地位；战后，外国商品源源不断的涌入中国，原有的封建经济基础开始受到破坏，中国日益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庸，失去经济上自立的地位。
第三，战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战后，中国的社会矛盾变得复杂化了，又增加了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间的一对矛盾，并且这种矛盾地位越来越突出。毛泽东同志说：“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人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正是由于这种矛盾的内容和格局，决定了中国人民从鸦片战争就开始肩负起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双重任务，也决定了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
△学术界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性质问题的争论简介
关于近代社会的性质问题近年来学术界有不同的意见，有人对我们上面讲到的多年间被公认的观点提出异议。这种不同意见萌发于80年代初开始的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的争论。有人提出这样的观点；因为中国近代社会存在着两个而不是一个根本矛盾，也就存着两种趋向，一是“从独立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半独立）并向殖民地演化的趋向”，一是从“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并向资本主义演化的趋向”，前者是个向下沉沦的趋向，后者是个向上发展的趋向。相应，从近代中国社会中就可以找到两条线索，一条是半殖民地化的线索，一条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线索，而主要线索应该是后者而非前者。（李时岳：“中国近代史主要线索及其标志之我见”，《历史研究》1984年2期）这就意味着半殖民地半封建是趋向相反，不能吻合的，但是，对中国近代社会的两对主要或根本矛盾说还是承认并作为理论根据的。
后来，有人直接就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社会定性问题进行辨析，发表了比较系统的意见。有一篇文章的主要观点是这样的。毛泽东的中国社会两种主要矛盾说违背了他自己在《矛盾论》中所强调的“在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的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矛盾”的观点，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不能是两个，而只能是一个”。是哪一个呢？这个矛盾“不能在中外关系上，只能在中国社会内部关系上”，只有封建主义同人民大众的矛盾才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或第一位矛盾。这样，根据社会主要矛盾确定社会性质，就得出中国近代社会是“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社会”的结论。说“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概念不够确切，不很科学，”“只能说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不能说近代中国是半殖导半封建社会”。（钟兴瑜：《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社会定性辨析》，《河北学利》88.6）
对这个问题如何认识，大家可以考虑，我认为，无论如何认识中国近代社会历史，把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结合起来是个关键，否则就无从把握中国近社会客观存在的复杂而又矛盾的整体性的、实质性东西。
三、战后中国社会经济的变化（与上述第二小节中的第二个问题关联，相当于对所提及的原则的展开分析）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特别英国把中国作为一个新打开的无比广阔的市场，立即掀起了一个向中国倾销商品的狂潮，。与此同时，也加强了对中国原料和土特产品的掠夺。最典型的是茶、丝。 这样前所未有的一进一出，就必然使中国原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受到冲击。所谓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以个体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在一起为其基本特征的，用通俗的，形象而具体的说法就是“男耕女织”，生活的必需不依赖外界自行可以解决。战后，这种经济格局就开始逐步被打破，为什么？

从资本主义国家向中国输入商品方面看它是以棉纺织品为最主要的。而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当中，与农业结合的手工业的最重要和典型的部门是纺织业（一耕一织嘛）。外国以机器生产的大量的棉纺织品的输入，不可避免地冲击中国的纺织手工业。以上海附近的松江、太仓一带为例。本来这个地区手工纺织业素称发达，但随着上海的开埠，迅速处于解体过程。据当时人所记：“松太利在棉花棉布，较稻田倍蓰……近日洋布大行，价才当棉布三分之一。吾村专以纺织为业，近闻已无纱可纺。松太布市，减削大半。去年（指1845年）棉花客大都折本，则木棉亦不可收。”（包世臣：《答族子孟开书》，《安吴四种》第26卷）。1847年，一个英国人在报告中说：“中国人所织的白而结实的布比我们的货物贵得多。我在上海发现，由于我们的布代替了他们的布的结果，他们的织布业已迅速下降了。”（转引自《新编》上P 136）出现这种情况的道理很明显：资本主义国使用的是机器生产，生产效率低，当然无法和机器生产者竞争，在就种情况下，有许多原来从事棉纺手工业的就不得不改行。与外国资本主义大量掠夺中国的原料相联系，为了适应市场的的需要，许多人改而种桑养蚕，种菜，农民和商品市场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也就是说，从中国输出原料和土特产品这方面看，也冲破原来基本供自用的状况。这样，传统的自然经济就出现解体现象。
不过，我们应该注意到，并不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封建的自然经济很快就解体殆尽，而是有一个逐步过程的。从地域上看，开始，仅限于五口和东南沿海地区，以后才逐渐扩展至内地。从程度上看，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也有着顽强的抵抗力，这是外国资产阶级所始料不及的。用炮舰打开中国大门之后，对中国这样一个市场，外国资产阶级欣喜若狂，璞鼎查签订《南京条约》回国后，这样告诉英国资本家，说他“已为他们的生意打开一个新的世界，这个世界是这样的广阔，倾兰开厦全部工厂的出产也不够供给她一省衣料的”。有的人竟这样算账，只消中国每人每年需用一顶棉织睡帽，不必更多，那英格兰现有的工厂，就已经供给不上了（香港《中国邮报》1847.12.2社论）。可是在当时，实际上有几个中国妇女戴棉织睡帽？即使价钱比较便宜的比较对路的棉纺织品，由于劳动人民贫穷，购买力弱，能自己加工解决的就是费点事也尽量不买，至于中国根本不用或绝少使用的刀叉餐具以及钢琴等商品，也大批运来，更是势必滞销就自不待言了。从1846年起英国对华商品输出开始急剧下降，到1854年英国输华货物总值只有100万镑，比鸦片战争前的某些年份还要低。当然，这种抵抗不会是持久的，中国的封建自然经济终究无法阻挡外国大工业产品的力量。从1855年起，英国输华商品总值开始回升，到1859年就增加到400多万镑。
总之，对战后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问题，既要把握总的趋向，又要注意其曲折的，逐步的过程，不要片面和绝对化。
除上述情况之外，还需要注意：
一是贸易中心地变化--由广州转移到上海。从50年代中期起，上海的出口贸易占全国出口的一半以上，取代广州成为全国对外贸易中心。原因是上海地处长江出海口，交通便利，距丝茶主要产区又近。而比这更早的事情是自40年代中叶起（1845年），英国方面强迫清地方当局订立土地章程。划定一个区域作为英人的居留地，这是外国侵略者在华设立租界的开端。
二是所谓“苦力贸易”的猖獗进行。从1845年在中国出现第一批契约华工起，十年之中，出口华工达15万人以上。自1850年以后的二十年间，猛增到228万人（运苦力船有“浮动地狱”之称）。
三是买办阶层的出现。典型人物如上海美商旗昌洋行的买办吴健彰，捐得候补道职衔，1851年署理上海道。另如广州同孚洋行出身的买办潘仕成，帮同广东省宪大员办理“夷务”。

四、思想界的惊醒（说明：此目作为阅读讨论课内容，这里只列要点）：
继承和发扬“经世致用”传统，注重研究现实问题
开眼看世界，主张向西方学习
倡言改革，以强国御侮
⒈开眼看世界思潮代表人物及其代表作：
①魏源与《海国图志》
②姚莹与《康輶纪行》
③徐继畲与《瀛环志略》
④梁廷楠与《海国四说》
⒉对边疆问题的关注和研究的代表作：
①张穆的《蒙古游牧记》
②何秋涛的《北徼汇编》（即《朔方备乘》）
⒊对鸦片战争经验教训的认识
①魏源的《道光洋艘征服记》
②梁廷楠《夷氖闻记》
③夏燮的《中西纪事》（不仅仅是关于鸦片战争的，后有续增内容广泛，关于教案的内容也颇多）
⒋文学方面（教材P 43）
⒌科技方面（教材P 44）
①吴其浚的《植物各实图考长编 》和《植物各实图考》
②郭伯奇的《格术补》
③郑复光的《镜镜詅痴》

















第二章 太平天国农民革命
第一节 革命的酝酿和金田起义的爆发

一、社会历史背景（教材第45-46页）课下自己看一下，这里不细讲，要注意把握这么两点：
第一，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是中国已经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反动腐朽的清朝统治者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激化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加深了社会危机，这是促成太平天国革命爆发的基本原因。其中最主要和直接的还是表现在阶级矛盾的激化，所以太平天国农民革命主要还是作为一场反对清朝封建统治的革命，基本上还属于旧式农民战争。不过也因为和对外国的侵略有了不可分割的联系，所以使这次革命又不同于以往的单纯农民革命。
第二，为什么革命在两广地区酝酿爆发
广东、广西、湖南一带社会动荡特别剧烈。因为受到鸦片战争的直接冲击，战后大批解散的壮勇流落于广东各处，有些循西江进入广西。同时广东、广西一带连续发生天灾，饥民流离失所，四出逃荒，出现了一幅十分凄惨的流民图。以广西为最烈。广西一带又是多民族聚居地区。不同民族间的矛盾也比较突出。另外，土客杂居，之间发生械斗,也更增加了社会的动荡不安。这是太平天国革命发生又一背景条件。
二、洪秀全的早期思想和活动
⒈第一阶段：担任塾师，热衷科举
①洪秀全于1814年生，广东省广州府花县（离广州九十华里）人，出身于一个农民家庭。据说洪秀全自幼比较聪明伶俐，深受家长喜爱，虽家境并不宽裕，家里还是供他读书。他七岁入塾学习，五、六年间便熟读四书五经。十六岁时因家计困穷而被迫辍学为农。②18岁时被聘为本村塾师，洪秀全是受儒家典籍和封建传统思想熏陶成长起来的。开始，他也和当时的士子们一样，力求走通学而优则仕的道路，把自己的前途寄托于科举功名，期望通过科举跻身于统治阶级的行列，他大约从1828年即16岁时便开始参加科举考试。按当时的考试制度，考秀才需经县府院三级考试。他第一次应试，县考虽然名列前茅，但府试或院试却失败了。但他不甘心，以后又数次赴试。1837年他第三次落第归家，身心受到极大刺激，得了一场大病，历时40多天，时常神志昏迷，口说呓语。在这次病愈的六年以后，即1843年他31岁时，再次到广州参加考试，结果依然失败了，考试的接连失败。激起了他对科举制度的怀疑和对清朝封建统治的不满，他朦胧地意识到，由于自己出身寒微，和缺少权贵援引，很难取胜科场，他开始把个人坎坷遭遇同当时社会的弊政联系起来。
第二阶段：仕途断绝，改拜上帝
科场的失败，仕途的断绝，以及由此而促使的他对时局的思考，激起的对清朝统治的不满，使他的人生道路开始了一个阶段性转折，他决心放弃仕途，寻求另外的生活道路，寻求新的精神寄托。客观的必然条件，与偶然的事件相结合，使他开始了创立“拜上帝”教的活动。
早在他1836年第二次到广州考试时，曾偶然在街上碰到两个基督教徒向路人宣道赠书，他也得到了一套小书，名为《劝世良言》。书作者是中国籍的教徒梁发。此人是广东高明县人，原是雕板印刷工，从22岁起，接受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的洗礼，加入基督教，1823年初被封为宣教师，成为第一个华人牧师。由于他本人对基督教义的理解及文字水平所限。这是一本很拙劣的布道书，当时的洪秀全尚迷恋于仕途，所以并未重视，仅随便翻阅了一下便扔进书箱了。不过对其中的内容当也粗有支离破碎的印象。次年他病中的梦幻即由此引起。待到1843年他最后一次考试失败，决心与仕途决裂另走他途的时候，他翻出这本拙劣的布道书来重读，这次读罢却觉得耳目一新，完全沉迷其中，为什么能这样的呢？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此书中断然指斥儒家所崇敬的文昌和魁星不能保佑士子联捷高中,这正和在仕途上连连失败的洪秀全的思想产生谐振和共鸣，引诱他不由自主地步入新的宗教迷宫.正如一个屡受挫折磨难,走投无路的人问卜一样,算命先生的开言几句说准了他的难情，于是他便被迷惑信从于占卜一样。他接受了《劝世良言》中所阐述的“半生半熟”的基督教义，最引起他注意的大致是：只有“上帝”是真神，其他为人们所崇拜的对象都是妖魔，世间一切人都是上帝的子女，上帝差遣他的儿子耶酥下凡，替世人赎罪，人人要遵守十诫等等。他以此为基本素材，加以自己的理解发挥，在中国创造出一个新教种“拜上帝教”。从教义来说上，它于西方基督教有一定联系，但这决不意味着等同于西方基督教。他自行洗礼，进行祈祷，许愿不拜邪神，不行恶事，恪守天条。他还赋诗说：
吾侪罪恶实滔天，幸赖耶酥代赎全。
勿信邪魔遵圣道，惟从上帝力心田。
天堂荣显人宜慕，地狱幽沉我亦怜。
及早回头归正果，免将方寸俗情牵。
洪秀全拜上帝后，便将塾馆中所立孔子牌位，家中所供灶君等一概除去。当时洪秀全的行动，在乡里引起各种不同反应，有少数几个人从信，但大多数冷谈，有的则大力反对。指斥洪秀全等人是“大逆不道”，甚至连洪仁玕\的哥哥也坚决反对，操起棍子把洪仁玕\打了一顿。洪秀全、冯云山等人受到迫害，失去了塾师的职业。1844年洪秀全、冯云山便根据《圣经》中关于“先知在故乡本家没有得人敬重”的启示，“决定遨游天下，宣传真道”，夏间，他们辗转到广西贵县赐谷村布道，因成效不大，冯云山首先离去，转入桂平紫荆山区，随后洪秀全返回花县。其后的1845年到1846年间，洪秀全重新在家乡执教，并写出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百正歌》等著作。这些作品的基本内容是怎样的呢？洪秀全以儒家经典作为拜上帝的民族的和历史的根据，把儒家的思想和基督教教义揉为一体，通过穿着中国龙袍的上帝之口，道出了农民群众的某些心声，但主要还是宣传拜上帝教的道理。
《原道醒世训》揭露当时的世界正处于“暗极“乱极”的时代，在这个世界里，到外充满仇恨、欺诈和侵凌，并且认为，产生这种弊病的根源在于一个“私”字。不但揭露这种社会现实，也就是“破”，而且还提出改变的理念，要“立”：利用儒家典籍中的“天”“帝”“上帝”等字眼，比附基督教的上帝，从而塑造了一个中国式的“神天上帝”并赋于他主宰世界一切的权能，说是天下凡间皆有“皇上帝主宰理化”和“生养善保俗”，因而“分言之则有万国，统言之则是一家”，既然如此，所以就不应相互间陵夺斗杀。他把儒家典籍《礼记• 礼运》篇所描绘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借签过来，宣布为人类社会的最高理想。为所力求改造社会的蓝本。以“乱则治，暗极生光，天之道也”的观念，来为之张本。
《原道救世歌》和《百正歌》则专门阐述了改邪归正的道理。《原道救世歌》开宗明义第一句话是西汉今文经学家董仲舒的名言“道之大原出于天”。他用拜上帝教的神学观点来解释儒家的天道观。说“道”来源于神天上帝，传播天道的目的在于唤醒群众，去改邪归正。而所谓“正”“邪”区分的主要是看能否拜上帝而不敬邪神。认为拜上帝是世人的共同的义务和权利。“天父上帝人人共，天下一家自古传”。他进一步解释为说“盘古以下至三代，军民一体敬皇天”，只是到了秦赢政统一中国之后历代皇帝才独占了天子的称号和祭天的特权。这无疑是违背上帝旨意的。“天人一气理无二，何得君王私自专？上帝当拜，人人所同”。《原道救世歌》除了劝人人拜上帝而不拜邪神以外，还着重反对“六不正”，即淫乱，忤父母，行杀害，为盗贼，为巫觋，eww。
在1847年正当广州人民反对英国侵略入城斗争高涨的时候，洪秀全偕同洪仁玕\特地到广州投奔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在这里，他研究圣经，听受功课，并请求受洗礼，但罗孝全对洪秀全的思想感到十分奇妙，并不接受为之洗礼，罗孝全的几个助手甚至企图陷害洪秀全，洪秀人不得已，愤然离去，随即第二次进入广西。
从洪秀全开始拜上帝，到第二次进入广西之前，是我们所讲洪秀全的思想和活动的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由一个失败科场的农民知识分子，转而创立和主张拜上帝教。较之过去，这本身已是一种叛逆行经，已埋下并且越来越发展壮大的反对清朝统治的革命思想和行动的基因。但是，此时他还没有确立反清革命思想，没有走上反清的革命道路。思想和行动，主要还是囿于宗教范围之内。为什么这样呢？
从他的行动上看，此时他没有进行反清的举动。到1847年还虔诚地要求美国传教士罗孝全给他洗礼，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从反映他思想的著作上也可以得到说明，从他刚皈依拜上帝教时这写的那首诗中，找不出任何反清思想的痕迹，它无非是教人敬拜上帝，不事邪神，好上天堂，免下地狱，诗的第一句，是赤裸裸地袭用基督教的原罪说。从1846年-1847年间写的著作中比这进了一步，对社会现实表现出不满和一定程度的揭露。并且宣示了通过改造而达到的理想境界。但是这种“破”“立”基点仍在于宗教，其宗旨是宣传教谕“改邪归正”论，这是一种道德拯救的忏悔说教，他主要是以儒家的和宗教的道德规范劝人改恶从善，进行自我道德修养，并不包含用革命手段变革现实秩序的内容。这种改邪归正，决不能改变农民群众被压迫、受剥削的地位，也决不能触动清王朝的统治。当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这时洪秀全的思想已经进到了一个过度性的门坎上，再向前跨一步便是它反清革命思想和行动的明确开端了。

第三阶段，确立反清革命思想
洪秀全反清皇帝思想的确立，是在他第二次入桂以后，标志是大概是在1848年写成的两篇著名文献：《原道光世训》和《太平天日》。在阐述这个部题之前有必要插叙一下冯云山的革命活动。
①冯云山与拜上帝会
上面我们所讲到的在1844年洪秀全和冯云山离家到外省传道，因成果不大，洪秀全返乡，而冯云山没有返乡而是转到广西的紫荆山区，到洪秀全二次入桂到该区时，他已活动了数年，颇有成效。
紫荆山区在广西桂平县，在县城以北，全境近三百平方公里。形势险要，紫荆山区有壮、瑶、汉各族人民居住。他们或种田务农，或种山烧炭，遭受封建地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他们不断进行反抗斗争，阶段斗争的形势有利。冯云山来到此地，被介绍教书，他以塾师的职业作掩护，宣传新教，拯救世人，许多农民群众怀着摆脱苦难的强烈愿望，纷纷皈依新教，到1847年上半年，紫荆山区的信徒，已经发展到2000多人，正式建立了“拜上帝会”组织。关于拜上帝会问题的不同意见：①最初一般认为拜上帝会是1843年洪秀全在家乡建立的，此说无什么根据。据山文根据洪仁玕\口述写成的《太平天国起义记》：“由是云山留在紫荆山一带，逾数年，热心传教，成绩极大，至多人信教，甚至有全家全族来领受洗 礼者，此等新教徒即自立一会结集礼拜，未几远近驰名，而成为拜上帝会。”该组织当在1847年上半年由冯云山建立于紫荆山区。”②有的论者认为该组织不存在。许多人不同意这种意见。尽管冯云山没有留下多少著述供我们深入探析他当时的思想。但从他组织拜上帝会的活动来看，这时很可能已不只是着眼创立一个单纯的宗教组织，而有着更高的志向，大概是在1846年时他曾在书房门前贴了这样一付对联：“暂借荆山栖彩风，聊将紫水活跤龙”。由此已可见一斑。也就是说，就反清革命思想的萌发来说，很可能冯云山先于洪秀全，冯云山为太平天国革命的奠基作用是很大的。他对于洪秀全反清革命思想的树立也有着重要影响。现在我们回到洪秀全思想和活动的题目上。
②二次入桂和《原道觉世训》、《太平天日》
洪秀全第二次进入广西，来到紫荆山区，这时和他第一次入桂时情况大有不同了。因为冯云山卓有成效的工作，紫刑山区的革命根据地已具有规模，洪秀全眼界大开，深受鼓舞，他积极投身到斗争实践中去，很快成为深受群众拥戴的领导者。此时，他的思想产生了一个质的飞跃。反清革命思想确立起来，标志是大概于1848年写成的两篇著名文献：《原道光世训》和《大平天日》。
《原道觉世训》宗教语言的外壳中，已包容进了如下的革命内容：它把社会划分为两个根本对立的营垒，一面是以皇帝及其子女为一方的“正”“善”。一面是以阎罗妖和妖徒鬼卒”为一方的“邪”“恶”。认为皇上帝是“天下凡间大共之父”，“天下凡间人民”的死生祸福由他主宰，服食器用皆其造成。“皇上帝的功德无量”，人人应当朝夕敬拜。凡是敬拜皇上帝的，就是皇上帝的子女，生前皇上帝看顾，死后灵魂升天堂，永远在天上享福。而“阎罗妖” 呢，则是“老蛇妖鬼也，最作怪多变，迷惑缠捉凡间人灵魂”。天下凡间我们史弟姊妹所当共击灭之惟恐不速也”。世人“所立一切偶象”，都是一些“蠢物”。 “阎罗妖”及 “妖徒鬼卒”是万万信不得的，“溺信各邪神则变成妖徒鬼卒，生前惹鬼缠，死后被鬼捉，永远在地狱受苦”。
洪秀全则自称是帝上帝次子，受令下凡诛妖救世。诛那家妖呢？解释说当今皇帝继承秦赢政以来历代皇帝的衣钵，既溺信邪神，又僭用皇上帝名号。他声讨说，皇上帝乃是帝也，虽世间之主称王足矣，岂容一毫僭越其间哉？“他是何人，敢配称帝者乎？只见其妄自尊大，自干永远地狱之灾也。”可见他所划分的皇上帝及其子女与阎罗妖及其妖徒鬼卒之间的对立，实际上已落实到农民群众与以道光帝为总头子的反动统治集团的对立。号召凡间兄弟姐妹独拜真神皇上帝，击灭阎罗妖及其妖徒鬼卒，实际上就是号召农民奋起革命推翻以道光帝为首的清朝统治者。
《太平天日》出版于1862年，在刊本的封面上标明：“此书诏明于戊申年冬”。戊申年是1848年，这说明该书是于这年冬天写成并宣布的。这本书的内容主要分两部分：一是记述丁酉年（1837年）升天的神话，一是记载洪秀全冯云山到1847年底以前的活动，以第一部分为更主要和重要。
关于“丁酉升天”，我们前边已经讲到，在1837年时洪秀全科举的再次失败而身心受到很大刺激，大病一场，严重时神志昏迷，口说呓语。当时他有过光怪陆离。奇异荒诞的梦境。这是令人相信的。并且，因为他已粗读过《劝世良言》，梦境中产生过与此有关的景象这也是令人置信的。但是决不可能像《太平天日》中记载的那样系统和完整，因为在1848年的时候洪秀全的思想正值确立反清革命思想的质的飞跃之际，他是以此书来为他的反清思想和活动制造理论根据，为之张本的。所以这个神话是在病中幻境的基础上，借题发挥，蓄意构造的。故事大概是这样的：说洪秀全当时被天父皇上帝派天使接纳上天，天母在河边为他洗净身秽，圣贤替他剖腹出旧换新，天父带着他鸟瞰“凡间妖魔迷害人情状”，天兄耶稣帮助他战逐混入高天的妖魔，天父命令他下凡做太平天王，诛妖救世，并特意赐给他一把宝刀和一颗金玺。这天父头戴高边帽，身穿黑龙袍，满口金须拖在腹上，像貌最魁梧，身体最高大，坐装最严肃，衣袍最端正。在这里，洪秀全出于宣传上的需要创立了一个人格化的上帝，这与基督教中的上帝是截然不同的。基督教中的上帝是无形无像，无始无终的，而洪秀全则把所遇到的上帝描绘成一威严的世间王者之像。并且有妻有子。而洪秀全将他自己神格化，赋于神性，将他自己说成的上帝的第二子耶稣的弟弟。之所以这样，就是为了证明，他具有“奉天诛妖”的不可违抗的权威性。在丁酉升天的内容里，还安插了天庭惩孔的情节和场面。说是“推勘妖魔作怪由，总追究孔丘教人之书多错”，于是皇上帝严厉地指斥孔子，孔子“始则强辩，终则默想无辞”，但仍顽固不化，竟“私逃天下”，皇上帝大怒，派人将孔子抓回来，捆绑殴打，孔子受不了，跪下再三求饶，皇上帝念他“功可补过，准他在天享福，永不让他下凡”。
这里也可以看出，洪秀全对孔子的态度的矛盾的。儒家说教和他皇上帝独尊的理论，和他图谋的行动，是大有相抵之处的，所以，他向孔子宣战，但是又不可能创造自己独立的思想体系，他的思想和行动不又可避免地和孔孟之道有着千丝万绫的联系。最后又不得不承认孔子尚“功可补过，”终究还得以宽恕。
从以上两部著作的主旨可以看出，这时洪秀全的思想已突破了进去的“改邪归正”窠臼,而提高到“斩邪留正”和“奉天诛妖”的高度。所谓邪、妖和正的对立双方，已包含了阶级内容，指代当时社会上对立的阶级阵线。这说明它的宗教外壳中，已包含容进了反清革命的内容，标志着洪秀全于此时确立了反清革命思想。从此他和冯云山以紫荆山区为革命根据地，以宗教为掩护。积极进行反清革命的组织发动工作，进行了比较完善的准备。终于在相宜的时机，公开举起义旗，发起了震惊中外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战争。
三、金田起义的爆发
⒈阶级斗争形势的激化
洪冯会合后，为了把拜上帝会变成一个战斗组织，共同制定了各种仪式和“十款天条”
“十款天条”模仿《圣经》中的“摩西十诫”（《旧约》中说耶和华在雷电之火中降临西奈山，通过摩西与世人立下的诫约。为基督教中的最高戒律）它的内容是：崇拜皇上帝，不拜邪神，不好妄题皇上帝之名，七日礼拜颂皇上帝思德，孝顺父母，不好杀人害人，不好奸邪淫乱，不好偷窃抢劫，不好讲谎话，不好起贪心。当素材相同的十诫，在外国教士与洪秀全这里用是不一样的，“十款天条”平时是会众共同遵守的生活准则，战时则作为军事纪律。洪秀全和冯云山也积极地领导群众开展实际斗争，最初是以破坏偶像，捣毁神庙为主要形式的，最初的一次是捣毁象州甘王庙。相传甘王是杀母、贪暴、淫乱的凶神，洪秀全说：“此正是妖魔也，朕救此一方民”，于是率领群众赶往。洪秀全亲自持杖痛打甘妖，口中历数其十大罪状，然后大家七手八脚，将“妖眼挖去，须割去，帽踩烂，袍扯碎，身放倒，手割断”。并张贴告示，永不准复立此庙。
这一行动以其极大的声威震动了整个紫荆山区，鼓舞广大群众的胆量和斗争热情。同时他们的一系列活动也遭到当地地主豪绅的仇恨和对抗。紫荆山石人材的恶霸地主王作新纠集团练逮捕了冯云山，因为认定冯云山洪秀全等人是阳为拜会，阴图谋叛（这正证明洪秀全当时活动的性质），送往桂平县狱。洪秀全和广大会众四处奔走，积极营极，几经曲折，最后在1848年的十月结案，官方判意冯云山是无业游民，解送原籍管制，在返粤途中，冯云山说服两个押差，同他一道转回紫荆山，加入了拜上帝会。这一事件是拜上帝会一方和地主官绅一方的冲突明朗化，斗争公开化的反映。据李秀成后来叙述（当时李秀成尚参加拜上帝会），当时紫荆山区形成了 “拜上帝人和拜上帝人一伙，团练与团练一伙，各自争气，各自逞强的”对抗局面 ，阵垒分明。
再加以1849-1850年间，广西灾荒严重，饥民被迫铤而走险，许多地方发生起义。大多是天地会组织的，更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当局惶惶不可终日，有的地主惊呼：“粤西近日情势，如人满身疮毒，脓血所至，随即溃烂”（龙启瑞：《上某公书》，《经德堂文集》卷6页4）”这表明，下层群众无法照常生活下去了，而统治阶级也不能原封不动地维持其统治，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⒉组织规模的不断扩大和领导核心集团的初步形成。
在洪秀全等人的积极组织下，在实际斗争的促进下，拜上帝会组织的力量迅速发展起来。以紫荆山为中心，扩及到周围东自平南藤县。西至贵县，北起武宣、象州，南迄陆州、博白，以及广东的信宜、高州、清远等地。拜上帝会以紫荆山为大本营，为总会，各地都有分会，自上而下成为一个系统的组织，有统一的纪律，统一的领导，在组织上日益完备。它的成员以汉、壮、瑶等族的农民为基本群众（其中有不少是种山烧炭的贫苦农民）。另外 ，还有矿工（主要是采石工）、手工业者、挑夫、小商贩以及无业游民等。更令人瞩目的是，形成了领导核心集团。
我们已知道，开辟创立紫荆山革命根据的首功人员是冯云山，以后洪秀全到来，洪秀全就成为首要领导人，除了他们两人之外，杨秀清、肖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等人也先后加入到了领导层中间，形成了一个领袖集团。
杨秀清和肖朝贵早在洪秀全到来之前就加入了拜上帝会。
杨秀清是广西桂平人（祖籍广东嘉应州，早世迁居桂平紫荆山），以种山烧炭为业，他自幼失去父母，颠沛流离，他烧过炭，打过铁、也曾一度浪迹江湖，因为阅历较多，富于谋略，有记载说他“性机警喜用权智”。肖朝贵和杨秀清既是表亲，也是邻居，关系十分密切，有杨秀清介绍，在杨秀清参加拜上帝会的同年加入组织，成为骨干分子，苦难的生活磨练出他勇敢刚强的性格。杨肖二人能进入拜上帝会领导核心，除了他们才能方面的条件外，他们与冯云山一起参加了紫荆山根据地的开辟、拜上帝会的创建工作也是重要原因。同时，他们又是本地人，其群众基础的根基要比远离家乡的冯云山、洪秀全更有利。他们在冯云山被捕后的时机，分别取得了代天父、天兄传言的权力，大大提高了在领导成员中的地位，事情是这样的：冯云山在1848年初被捕入狱后，洪秀全赶回广东策划营救，拜上帝会一时无人主持，陷于群龙无首的涣散状况。会众中有的不坚定的人，开始悲观动摇，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当地的一种降僮巫术，假托神灵附体，出言反对耶稣教训，且引离道，因而拜上帝会面临一种混乱和离散的危险征象。就在这个时候，杨秀清和肖朝贵先后代天父、天兄传言，当年（1848年）4月6日，杨秀清首先假托天父，也就是上帝，附体传言。他每次代天父传言时，“严厉肃穆责人之罪恶”，“还劝人为善，及预言未来，或号令人就如何做法”。半年后，10月15日，肖朝贵效法杨秀清，假抚天兄耶稣附体传言，他们这种做法的效果怎样呢？从当时来看，确实起到团结会众，安定人心的作用，使拜上帝会组织得以巩固下来，避免了涣散之虞，但从更长远看，也埋下了助长领袖集团分裂的隐患。我们知道，在过去洪秀全是把天父天兄奉为崇拜的虚幻权威的，而他把自己神化为天父的第二个儿子耶稣的弟弟的资格。既然杨秀清代天父传言，肖朝贵代耶稣传言，那么天父、天兄就已经不是纯虚幻的象征了，而是落实了到具体人，也就是说杨、肖在一定的时候，一定程度上具有天父、天兄的化身。洪秀全回紫荆山区以后，面对既成事实，只好采取承认的态度，他的权威受到了挑战和冲击，而冯云山出狱后，领导地位更是一落千丈，屈居于杨、肖之后，这对以后发生了重大影响。
领袖集团的另一个人是韦昌辉。他原名韦正，是广西桂平县金田村人，出身地主兼典当商家庭。韦家原住王谟村，因受到刘姓地主欺负，迁居金田。到此后，因为韦姓缺乏功名有钱无势，仍然受气于别家地主，韦昌辉的父亲为了争这口气，就培养韦昌辉读书，期望他获取功名，结果，此路不通，韦昌辉也曾应试，但名落孙山，他大发牢骚，大叹倒霉。自己考不上，就花钱给他父亲捐了个“国子监生”，并在门前高挂“成均进士”的匾额，以炫耀乡里，界垌秀才蓝如鉴勾结县里差役，在黑夜里将“成均”二字铲去，用红油涂好，次日清晨便以冒充进士的罪名把韦昌辉的父亲押往新圩团局，硬逼交出几百两银子的罚款，才把他释放回家。别的地主看到蓝某一伙敲得韦家竹杠，生了红眼病，也乘敲诈，气得韦昌辉的父亲痛不欲生。韦昌辉也“日悻悻欲寻仇”，他从自家的遭遇中痛感社会黑暗，弱肉强食，因此也走上梁山，于1848年加入拜上帝会，成为其骨干分子和领导者。

当时领导集团的另一个人是石达开。他是广西贵县人，出身于富农或小地主家庭，先辈是从广东省惠州府和平县迁来广西的。石达开，自幼读书未成，耕种为业，同时也作点小贩生意，家庭也时常受到别的富家的欺负。前边我们曾提到过，当时广西的土客争斗是加重社会动乱的因素之一。石达开所居贵县地方土客争斗很严重，石达开是“客家人”，在土客争斗中受欺压，担风险，石达开本人又年青气盛，因而毅然加入到革命行列中来。
这样，就形成了由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肖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等人组成的领导核心。其中韦昌辉、石达开是剥削阶级出身。在过去，特别十年浩劫期间以此作为鞭鞑韦、石二人的罪状，把他们说成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这是不公正的。韦、石的生涯中有错误，甚至是很严重的错误，即使是有犯罪的行为罢，说他当初混进革命队伍也是很难说得通的。当然，促使他们参加革命的背景条件是和受苦人出身者不尽相同的。并且，他们的阶级出身也不可能不对其思想和行动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无论如何，他们当初参加到革命行列的事情本身还是应该肯定的。
⒊金田团营与起义
面对成熟的革命形势，洪秀全决计公开举起义旗推翻黑暗的清朝统治。他赋诗抒怀说：
近世烟氛大不同，知天有意启英雄。
神州被陷从难陷，上帝当崇毕竟崇。
明主敲诗曾咏菊，汉皇置酒尚歌风。
古来事业由人做，黑雾收残一鉴中。
诗中的“明主”指朱元璋，“汉皇”指刘邦，这两个人都是通过领导农民起义而推翻前朝，开启新国的，洪秀全对他们的崇拜之情溢于言表，决心效法他们，干一番改朝换代的大事业。大约在1850年夏，他发布金田团营的命令，即召集分散在各地的拜上帝会群众，向广西桂平金田村集合。显然，这主要已不是出于宗教上的需要，而是为大规模武装起义所作的直接组织准备。
金田村座落在紫荆山南麓的新圩平原上，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这里又是韦昌辉所居之村，韦家为富家，房屋资财都能为起义提供便利条件。各地的会众，接到团营命令，就纷纷动身，陆续到达金田村。洪秀全他们用军事制度把团营会众组织起来，第一，是实行男女别营。为了使会众免除家庭的托累，保持旺盛的斗志，将团营群众分别编入男营女营，虽夫妇不能相见，也就是说，团营后不允许过家庭生活。这项制度是太平军的一个创举。这是保证军事组织的纪律，适应战争需要所必须的，至于以后把这项制度推行社会生活中，那就另当别论了。第二，实行圣库制度这是太平军的又一创举。参加团营的群众，将自己的田产房屋等变买，变为现金，而收一切所有缴纳于公库，全体人员的衣食俱有公款开支，一律平均。可见这项制度，有两个要素，一是财产公有，二是平均分配。这一制度在军队实行也是必要的，产生了积极效果。至于以后也推广到社会上，其作用也就不同了。这样通过金田团营，就集结起了一支农民武装，太平军正式诞生了。
在金田团营的过程中，就引起了清方的注意，一方面是地方地主武装的阻拦，团营者针锋相对与之抗击；一方面清政府也急忙调兵遣将，先后撤换了镇压不力的广西提督和广西巡抚。在1850年9月，调湖南提督向荣为广西提督，10月，起用告病在籍的前云贵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镇压。但林则徐在赴命途中病死于广东潮州。接着，清政府任命前两江总督李星沅为钦差大臣，组织镇压。太平军在1850年底，在平南县思旺击溃清军，在1851年元旦，又在金田村附近的蔡江村大败清军，这两次战斗稳定了金田形势，为起义的举行提供了保障。在1851年1月11日，也就是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这一天是洪秀全38岁生日，拜上帝会众在金田举行庆祝，同时宣布起义，气势磅礴震撼神州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正式开始了。
关于金田起义的时间问题，也是有争议的，我们这里是采取的一般的说法。另外，有的持议金田起义的时间在1850年11月4日即道光三十年十月初一。有的则认为起义没有一个具体日期，团营的过程就是起义的过程。这些都有待商榷，我们还是采取1851年1月11日说。

第二节 太平天国前期军事

太平天国前期（1856年天京事变以前）的军事有三条大线。从金田起义到建都天京，此其一。建都天京后分别进行的北伐和西征，各其一。本节拟对此“三线”的过程作以概述，并分析一下战略问题。
一、从金田起义到建都天京（1851.1-1853.3）
⒈先概述过程（对照教材第52页图）
①基地盘桓（时约半年）
A颁布五大军纪
宣布起义，洪秀全颁布五条简明的军事纪律：遵条命；别男行女行；秋毫莫犯；公心和傩（即和睦）各遵头目约束；同心合力，不得临陈退缩。太平军全体将士蓄发易服，头包红巾，表示与清朝统治者誓不两立。金田起义后的第三天，太平军即挥师东进。在大湟江口击败敌军，然后西折。
B武宣东乡洪秀全称天王，建军师和五军主将制度
3月间，太平军西折进至武宣县东乡驻扎。洪秀全在这里登基称天王，并建立了军师和五军主将制度。封杨秀清为左辅正军师，领中军主将；肖朝贵为右弼又正军师，领前军主将；冯云山为前导副军师，领后军主将；韦昌辉为护又副军师，领右军主将；石达开为左军主将。从位次上，冯云山已法定地排在杨、肖之后。这里顺便说一下，冯云山其人的襟怀是很坦荡的，他为了革命领导核心内部的团结，不计较个人位次的前后高低。按资历和对革命的贡献说，他当然应排在杨、肖之前，可他甘居其次，这种顾全大局的精神是值得称道的。
6月，太平军北进至象州一带与清军作战，7月初折回桂平金田地区。
这半年期间，太平军在起义基地方圆百余里的地带盘桓，可以说是小试锋茫，进军方向似还未明确。其间清方的钦差大臣李星沅忧惧而死，由赛尚阿接任钦差。
②永安滞留（为时半年多）
太平军经过一段时间的整顿，复又出击。9月中旬，在平南县的官村一带击败清军向荣所部（时向荣为广西提督），然后，直趋永安（在金田的东北方向，今蒙山县）。当时永安为州治，东、西、北三面环山，北通桂林，南达浔州、梧州，战略地位十分重要。9月25日，太平军攻克永安州城，这是太平军占领的第一座州城。清军虽然跟踪而来，但屡败的教训使其不敢轻举妄动，只是高垒自固，封锁包围。太平军亦未忙于突围，而在这里整顿队伍，补充粮饷弹药，进行了一系列军政建设，这就是所谓“永安建制”。
“永安建制”的主要内容：A 1851年12月17日，洪秀全发布封王诏令，封杨秀清为东王，肖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西王以下各王“俱受东王节制”。B 颁行“天历”，否定清朝纪年（“天历”由冯云山创制，基本上采用阳历，以366天为一年，单月31天，双月30天，立春、清明、芒种、立秋、寒露、大雪，这几个节气为16天，其余各节气均为15天。因为地球绕太阳一周的实际时间是365 1／4日，而天历一年为366天，误差很大。以后洪仁玕\提出过修订意见，即40年一“斡旋”，该年每月28日，即每40年减30日，但误差还是不小，可见其科学性差，但其政治意义大于科学意义）。C整顿军纪，刊刻颁行太平天国官方文书，进行思想教育。永安建制使太平天国政权初具规模。
太平天国革命政权在永安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破获了周锡能反叛案件。周锡能，广西博白人，较早地参加了拜上帝会。金田起义后受封为军帅，不久动摇，他请求返回家乡，“阳为团接兄弟，阴为投入妖营，串同谋反”。清军头目许以六品顶带，要他潜回革命队伍作内应。1851年12月他来到永安，窥探城防虚实，策动监军朱锡琨和巡查黄文安等叛变，阴谋杀害洪秀全、杨秀清等人，配合清军攻夺州城。杨秀清得知情报后，于12月21日假托天父下凡，审讯周锡能，次日，将他及其同伙斩首示众，粉碎了反革命阴谋，纯洁了革命队伍，巩固了新生的革命政权。
直到1852年4月，清军加紧围攻永安，太平军“粮草殆尽，红粉亦无”，孤城难守，于是才突围北上。算起来，太平军在永安滞留了半年多的时间。其原因，并非因为清军的封锁，突围不可能，相反，它正是利用清军暂时无能为力的局面主动停留在永安的。那是为什么呢？这时，太平军刚起义不久，永安是他出击作战夺下的第一座州城，停下来在这里作必要的休整是需要一些时间的。特别是封王建制的一些工作也需要花费时间。这些都是需考虑到的原因，但更主要的似乎是因为：太平军此时的战略目标尚不明确，进军方向尚无决定，造成滞留不动。不过有这样一点是比较明晰可见的，就是在占领永安以前，太平军在农村流动作战，而占据永安后，便以夺取城镇为重点了。
③围攻桂林（为时月余）
永安突围后，太平军便直逼广西省城桂林，起初，桂林防备空虚，清方急调援加防。不久桂林清军集结达数万人。太平军围住桂林，用大炮日夜向城内轰击，并在城外猛攻西门、南门和文昌门，但是攻了一个多月都没攻下来，杨秀清便命令“暂时解围，别作良图，以谋进取”（《天情道理书》），于1852年5月19日主动撤围北上。
④全州之役
自桂林撤围北上，6月初太平军攻克全州（在广西境内的东北角，与湖南境临近），在此役中，冯云山中炮负伤，不日在蓑衣渡牺牲。
⑤道州休整（已进入湘境）
在蓑衣渡太平军因受到江忠源所带“楚勇”的伏击战斗失利，便改由陆路攻入湖南境内。6月12日攻克道州，以此为大本营，分兵四出，攻占附近的江华、永明等县，又克湖南重镇郴州，太平军在道州一带驻军两个月，进行休整，主要事件有：
A发出“三谕”：即以杨秀清，肖朝贵的名义发布的《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奉天讨胡救世安民谕》、《救一切上帝子女中国人民谕》。三谕中揭露了社会黑暗，号召人民同心戮力，弗清胡氛，以同享太平之乐。
B整军护军：在道州一带，当地人民热烈欢迎和响应起义军，有五、六万人参加到革命队伍中，太平军得以大大扩充。
C战略论争：在此期间，太平天国内部在战略问题上又发生了一次战略论争。因为太平军的基本群众是广西籍人士，他们有安土重迁的思想观念，主张不再北进，而返回广西老家；籍广东的天王洪秀全则似有入粤之意。而杨秀清都不同意，他说；“已骑虎背，岂容复有顾意？今日之策，莫如舍粤不顾，直前冲击，循江而东，略城堡，舍要害，专意金陵，据为根本。然后遣收四出，分扰南北，即不成事，黄河以南我可有矣。”（张德坚《贼情汇纂》卷11，《太平天国》册3 ，第290-291页）最后杨秀清这种主张得以采纳，太平军决定继续北上。
⑥围攻长沙
是由肖朝贵率精兵二千，攻取长沙，而大队人马，开始却仍屯驻郴州。当时长沙防兵确较为薄弱，如果太平军全力以赴，拿下长沙大有可能。但在轻敌思想的支配下，仅派肖朝贵率两千兵马去攻，结果不能取胜，肖朝贵中炮牺牲。当太平军大队得知消息，赶到长沙城下时，清方已经调援兵防守得较紧，结果太平军只得撤围长沙。

⑦转攻岳州
11月30日夜，太平军自长沙撤围，向西北走宁乡、益阳，围攻岳州。太平军在益阳、岳州一带得到大批船只，获得舟楫之利，建立水营。十二月，便水陆两路继续向北进军。此间清钦差大臣赛尚阿以“日久无功”被革职，改以徐广缙为钦差大臣。
⑧进军武汉
在此以前，太平军主要是陆路进军，总的看来，进军是较为迂缓的，这除了战略上举棋不定的主要原因外，陆路的限制也是原因之一，而一旦取得了舟楫之利，这种状况就改观了，进军要迅速得多。12月17日，太平军水陆两路，“从岳州起程，千舡健将，两岸雄兵，鞭敲金镫响，沿路凯歌声，水流风顺”（李汝昭：《镜山野史》）直通湖北省城和重镇武汉。仅用了几天时间，23日攻克汉阳，29日夺取汉口，便搭起大浮桥进攻对岸的武昌，于1853年1月12日攻下。这是太平军出师以来第一次攻克省城。这是太平军在军事上的重大胜利。武汉具有特别重要的战略地位，我们知道，在当时的军事和地理条件下，长江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它是一条军事命脉，自古以来争霸整个中国者,必争长江。而武汉三镇,是长江上的一个重要控制点,上游为入川的门户荆襄,而武汉为荆襄之咽喉,下游出九江、安庆直通金陵（南京），有言：“楚旗东指，三吴震骇，”因为居有高屋建瓴之势，它又是湖北省城所在，拿下它，便是搅动清朝当局脏腑的事情。清廷将钦差大臣、湖广总督徐广缙革职拿问。命署湖北提督向荣为钦差大臣，并破例增设两名钦差大臣：一是署河南巡抚琦善，令其驻防河南，一是两江总督陆建瀛，令其防守安徽、江苏。而太平天国方面在攻下武汉后，在战略目标问题上又一次发生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北进河南还是东下金陵。有的记载说，女将卞三娘建议“由襄樊一路直取河南，进据中原心腹”（汪堃《盾鼻随闻录》卷2，《太平天国》册4 ，第367页）。本来，以河南为家是太平天国领导人在长沙撤围前夕曾酝酿的计划，此时在武汉，有的将领出面提出来坚持，这实际上是反映了洪秀全的意见。洪秀全是倾向于进取河南，建都开封的。而杨秀清则把眼光放在江浙财富之区上，坚意夺取金陵。夺取金陵，这也是在以往屡次提到过的。最后，杨秀清采取“王父下凡”的方式，强行裁定，确立了直下江宁“踞为根本，徐图进取”的方针，而否定了北攻河南的意见。进军的战略目标，直到这个时候，才最后确定下来，而在此前，或异见并存、争持不下，或趋于一致，但屡有变化。其实，这也是不足为怪的。根据实际情况，根据军事实践，相机而行，机动灵活这是应该的，而呆板拘泥，胶柱鼓瑟，却是要不得的（就拿现代史上中国工农红军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来说吧，过去似乎形成一种定论性的说法，就是一开始就把目标明确定向陕北，事实上不是这样。进行战略转移是确定了的，但究竟到哪里落住脚，相当长时间并无具体目标，直到快接近陕北的时候，领导同志偶然在敌报上看到陕北刘志丹活动的消息，才最后决定向陕北进军，据此为根据地。）有的论著说太平军一开始定都南京的战略目标就很明确，并把它作为胜利进军的主要原因之一，似不符合事实。
⑨建都天京
1853年2月9日，太平军自武汉分水陆两路顺江东下，“帆幔蔽江，衔尾数十里” （张德坚《贼情汇纂》），“行则帆如云雪，住则樯若丛芦，炮声遥震，沿江州邑，无兵无船，莫不望风披靡”。太平军克九江，下安庆，取芜湖，占和州，一路滔滔，势如破竹，以平均日行40多里的速度进军。3月19日，一举攻克南京，不日，将此定为国都，改称天京，正式建立了与清王朝对峙的政权。
从金田起义，到建都天京，历时26个月多一点的时间，这是一路胜利的进军、伟大的进军，在此期间，太平军得以迅猛的发展壮大，也经受了激烈战斗的洗礼，得到了成熟。太平军的领导者、各级指挥员和战士，绝大多数是从来没打过仗的，他们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清朝政府调动重兵实行围追堵载，他们的统帅者都是些不可一世的钦差大臣、总督、巡抚大员和高级官员，但在这些不久前除本村以外没有人知道姓名的贫贱农民手下，却一一败下阵来，以致清政府不得不多次更换前线统帅（清方曾四易其帅：李星沅（死）――赛尚阿（革职）――徐广缙（革职）――向荣（增琦善、陆建瀛），但始终无法阻档太平军的前进。太平军在战火中不断发展壮大。起义之初，太平军不过二万人，至永安时，扩充至四五万人，有战斗力的至多二万（因家人随军），经蓑衣渡一战的损失后进入湖南时，所剩不到一万，在道州大量扩充，接着沿途随处扩充，待到从武汉东下时，已号称拥有50万之众了（有说包括随营家属20万人，讲义上即从此说）太平军能胜利进军的原因何在呢？①首先是太平天国革命战争的正义性，符合广大受苦群众的利益，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有力支持。②其次，太平天国的军队有比较严格的组织纪律性。③战略战术上也发挥了主动性和灵活性。这些方面的具体情况讲义上列举了，这里不再多讲，请大家自己看教材第57-58页。
2.下面分析建都天京的战略提失：
这是考察太平天国整个前期军事战略问题的基点。建都南京为既然定事实，这主要是体现了杨秀清的意见，其战略得失如何？对此，史学界的意见颇不一致。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观点的对立，一种观点认为基本正确。另一种观点认为基本是错误的，认为这是战略上保守主义的表现，太平天国不应该建都南京，而应该乘势北上中原，甚至直捣清王朝的老巢北京，一举埋葬爱新觉罗王朝。他们认为，这个条件当时是具备的。清王朝腐朽透顶，不堪一击，那么这种观点是否得当呢？我们说如果真的是这样，也就是说当时太平天国确能一举埋葬大清王朝而由于建都天京，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没能这样做，那建都天京自然就是错误。但问题在于，当时的条件并不像持上述观点的人分析的那样。这可以从下列四点得到说明：
①敌我双方对比，清朝力量并非那么不堪一击（有几十万常备军以及湘军的出现）
②全国革命形势发展不平衡，北方不如南方，且北方是反革命统治的老巢，它要拼死抗争。
③太平天国是流动作战，攻城掠地，随克随弃（金田起义到南京即此），这样北上，战线越长越不利，需建立根据地，而以南京为中心是比较合适的：A有长江水利，B东南财富之区
④直捣北京太不现实，建都开封亦利不胜弊，除去其他方面的原因之外，仅就地理条件说（黄河与长江比）对于主要是南方籍习水战的太平军利弊就很鲜明。
全力直接攻夺北京，可能会导致较快地失败，即使建都开封，亦是弊大利小，能有革命政权与清朝对峙十几年之久，建都天京是重要保障。
二、北伐（1853.5-1855.5）
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后，除了在天京设防外，1853年5月又分军北伐和西征。这是前期军事第二阶段中的两个事件，先看北伐。
⒈过程概述（对照教材第52页图）
①扬州出师（1853.5）：北伐1853年5月上旬开始，统率是林凤祥、李开芳、吉文元。他们督带的兵力二万多人，自扬州出师。
②经皖入豫：出师后经浦口进入安徽，破临淮关，克凤阳、怀远（今蚌埠）、崇城、亳州，6月进入河南境。
③归德大捷（1853.6）：6月13日占归德府（今商丘），打了个大胜仗。
④黄河觅渡：当时黄河尚未改道(即由兰考铜瓦厢向东南经徐州、淮阴，再向东北，经苏北进入黄海口。1855年夏,黄河自铜瓦厢决口，由此折转东北，经济南以北，由大清河入渤海，即现在的黄河河道)，太平军欲从归德以南40里的刘家口渡河，取道山东北上，因为无船，遂离归德，向西北进军。6月19日到开封城下，亦因地形不利，无船可渡，继续西上，到达汜水、巩县一带。巩县挖煤工人闻知太平军到，发动起义响应，加入太平军。据说当时此地正在演戏，以致有着戏装入伍的。7月，北伐军在巩县、汜水之间乘运煤船渡过黄河。
⑤怀庆胶着（1853.7-9）：渡河后，太平军进围怀庆府（今沁阳），清政府急忙派直隶总督讷尔经额为钦差大臣，调集北方兵力约六万人防堵。北伐军围攻怀庆两个月之久，仍不能攻下，9月撤围。
⑥晋境回旋：接着自济源（河南境内）入山西，连克垣曲、绛县、曲沃、平阳（临汾）、洪桐、屯留、潞城，再经河南北部，进入直隶。
⑦直隶长驱：太平军自武安（即直隶境内）入直后，如入无人之境，清军无能为力，清政府将山西巡抚哈芬革职拿问，又以胜保代讷尔经额为钦差大臣，胜保一路尾追，但屡为北伐军所败，北伐军在沿途树立木牌上写“胜妖免送”，以示讽刺，所以时人称“胜保”为“败保”。9月底北伐军破军事重镇临洺关（永年），乘胜继续北上，连克任县、柏乡、赵州、栾城、藁城等县城。但前锋一度逼进保定说，实误（既没到过定州，更未到离保定60里的张登镇）。清朝统治者惊慌万状，北京一片混乱，“都中大员家眷及官绅无不如鸟兽散，正阳门那里市若荒郊，无人迹”，咸丰帝急忙召集王公大臣商讨对策，但这帮平时作威作福的王公大臣此时却束手无策，“皆涕泣丧胆，眼眶肿着樱桃”（邓文滨：《哭不足以济事》，《醒睡录别集》卷 3）。咸丰帝急忙宣布京师戒严，加强京师巡防处，并派惠亲王绵愉、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统率大军，会同胜保拼死抵抗。顺便说明一点，就是过去主要依据马克思当时一篇文章中说到的认定咸丰帝准备逃亡热河，过去多年来似成定论，无人怀疑过。近些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朱金甫等同志，全面清查了有关谕旨，没有发现咸丰帝关于准备逃亡热河的谕旨，相反许多谕旨表明，当时咸丰帝是准备同北伐军在北京城下决一死战的，他们认为，关于咸丰帝当时准备逃亡热河的说法是靠不住的。但是太平军没有继续北上，而是转向东乘虚进军，准备进攻天津，从藁城过滹沱河便折向东，克晋县、深州。又连克献县、交河、沧州等地。10月底，攻占静海和独流镇。前锋抵达天津附近的杨柳青。
⑧静海扎驻（1853年冬）：因清军决堤放水，北伐军受阻，从11月起屯居静海、独流，准备过冬，北伐军将土绝大部分是南方人，不习惯北国严寒，又缺少棉衣、粮食，加之清军四面围攻，兵力大受消耗，处境趋于困难，北伐军此前都是流动作战，而一旦停驻待援，放弃继续流动作战，就使自己由进攻态势转入防御态势，由主动转入被动，故不能长久在天津附近与清军对峙。故--
⑨被迫南撤（1854年春）：北伐军于1854年2月放弃静海、独流南撤。
⑩阜城之战：3月北伐军退守阜城（在衡水和东光的中间），与清军作战，吉文元在此牺牲。5月初，北伐军退至东光县连镇坚守待援。
⑾〔插叙〕援军始末：洪秀全、杨秀清得知北伐军在津南受挫的消息后，派曾立昌，许宗扬和陈仕保（另黄生才是否北伐援军将领存疑）率援军7000人由安庆出发赴援（1854年2月），4月到达山东临清一带，在清军的堵击下几乎全军覆没（曾立昌等人投河死难，许宗扬逃回天京被关进东牢），之后，天京方面召兵又派秦日纲率军再次赴援。但秦军出师不远即败回。再说当北伐军听到北伐援军北上的消息后，由李开芳率骑军两千余人南下接应（此时援军已败，北伐军尚不知），被清军困在山东高唐州，而林凤祥率主力仍驻连镇。从此，北伐军更被分割两地，军势更加孤危。
⑿连镇困守（1854.5-1855.3）：林凤祥在连镇，在极其艰苦常人所不堪忍受的情况下，同多于自己十倍之敌相持将近一年之久。僧格林沁绕连镇筑墙40里，外掘深濠，加紧围困，并此引运河水淹灌连镇，城中弹尽粮绝，大水汪洋，甚至连睡觉处都没有，太平军将士们饥疲已极。1855年3月，林凤祥率众突围，部众“半死刀提之下，半死运河水中”，林与30余名将士躲进地道，后因叛徒出卖被执送北京，身受寸磔的酷刑，但他大义凛然，视死如归，行刑时“刀所及处，眼光犹视之，终未尝出一声”。
⒀高唐覆败（1855.3-5）：李开芳固守高唐，与胜保对峙。胜保因师久无功，被逮京治罪，僧格林沁转军高唐（德州以南、济南西北）。1855年3月，李开芳部突围南下，退守茌平县冯官屯，僧格林沁重施故伎，筑围墙，掘长壕，引运河水灌冯官屯，使北伐军“皆在泥淖中……水秽臭多蛆,人马粪溺，皆酿其中，风日薰薰，饮者辄死”（《道咸宦海见闻录》）。在极其艰难的境况下，李开芳派心腹百余人“泅水出降，意欲藉归内应”。但老奸巨滑的僧格林沁没有上当，杀了伪降的人，并督军加紧进攻。在这种情况下，李开芳“复呈降表”，到清营叩见僧格林沁，僧格林沁虚伪地答应受降，把他执送北京，于6月11日凌迟处死。（李开芳评价问题：李开芳在敌人面前是不如林凤祥表现得坚决，写了供词，有言：“江南瓜镇各营，我可招致，若专持兵力转难得乎”。对此后人评价不一，或说其伪降，或说其叛徒。比较公正地评价应该是，他招供确实表现了他的动摇失节，是个污点，但还不能说已坠落为叛徒，其供词中并未供出多少实质性的重要事端，未给太平天国造成多大实际损失，并且最后被敌人凌迟处死。）自此，长驱六省（江苏、安徽、河南、山西、直隶、山东），转战五千里，历时两年多的太平军北伐，英勇悲壮地失败了。
这是北伐的大概过程。
⒉关于北伐的战略问题
关于北伐的研究，过去一些年是比较薄弱的，文章很少，这和北伐事件在太平天国史中所占的地位很不相称。近些年情况有所改变。特别在1983年太平军北伐130周年之际，由河北史学会、北京史学会、天津史学会在石家庄市联合召开了纪念性的专题学术讨论会，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余名专家、教授和史学工作者参加会议，大会收到了数十篇论文，经过筛选，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论文集，这是北伐史研究方面的可喜成果。关于北伐史可研究的课题是多方面的。这里我们仅就战略问题简作讲述。

①首先，北伐的战略目标是何处？A有一种意见认为这支北伐军的目标不是直接攻北京，而是首先到天津扎驻与援军再一起进攻北京，主要根据是《李开芳供词》：“洪逆……到南京急欲不劫，打发我们过黄河，到天津扎驻，再告诉他，发兵再来”。B后有人认为直接就是北京，主要根据《清史稿·洪秀全传》所载洪秀全给林、李的诰谕：“师行间道，直趋燕都，毋贪攻城縻时日”。再就是杨秀清给北伐将领的诰谕中，提到要封赏为北伐军传递文信的彭福兴、张大里说：“到北京之日，即与监军袍帽，光宠其身”（《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175页）。C有的则认为二者之间不矛盾，是出于同一个战略方案，即这支北伐军打到天津后，如有可能即挥兵直去北京，或则暂扎驻天津待缓，再攻北京。D有的则认为驻扎天津是在北伐过程中在北伐过程中根据情况临时决定的，原无此意，最初既定目标是北京。总之最终目标是北京，这是一致的，既然如此，那么北伐统帅没有能机动灵活、全力以赴地实现此目标，是错误的。
②战略得失：关于北伐的战略得失，应该和建都天京及西征联系起来，进行总体考察。既然建都南京是正确的，那么当时偏师北伐，虽然对清军起到了一定的牵制作用，但总的说来分散了兵力，犯了两个拳头打人的战略错误。
三、西征（1853.6-1856.9）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在派兵北伐的同时，又进行西征，西征的统帅开始是胡以晃、赖汉英（洪秀全的妻舅，广东花县人，精医术、通文史。太平天国失败逃亡香港，后隐居故乡）、曾天养。西征的战略目标主要是夺取安庆、九江、武汉三大据点，控制长江中上游各省，以确保首都天京。
⒈过程概述：
①天京出师，西征开始（1853年6月）。
②占领安庆，直逼南昌：西征军出师当月（即1853年6月）占领安庆（安徽省城）后，直逼江西省城南昌。7月杨秀清又派国宗石祥祯（石达开兄）、韦志俊（韦昌辉弟）等率军增援江西。
③南昌撤围，北克九江：因为清军据城顽抗，久攻不克，9月，西征军撤南昌围，北上克九江，赖汉英因久围南昌不下，被革职调回天京。
④兵分两路，分取皖鄂：这时西征军兵分两路，一路由胡以晃、曾天养率领，自安庆经略皖北，一路由石祥祯、韦志俊率领，沿江西上，直取武昌。由胡、曾率领的北路军自安庆出发后，连克集贤关、桐城、舒城等地，1854年1月，攻占皖北重镇庐州（今合肥），新上任不久的安徽巡抚、湘军元老之一的江忠源投水自尽。这年内，西征军在安徽共克20余州县，使安徽成为当时太平天国军事、政治最巩固的地区。由石祥祯、韦志俊率领的西路军，自九江沿江而上，1853年秋攻克汉江、汉阳。这时，因扬州战事吃紧，需要分兵回援，暂撤汉口、汉阳，退还黄州。1854年2月，西征军大败清军于黄州，湖广总督吴文鎔投塘水死，西征军复占汉口，汉阳（注意但未占领武昌）。
⑤挺进湖南，遭遇湘军：继而乘胜向湖南进军，连克岳州、湘阳、靖港、宁乡等地，逼近省会长沙。遭遇到曾国藩率领的反革命武装--湘军的拼死抵抗（关于湘军以后我们还要以专题细讲），经数次战斗，西征军主动撤回湖北。在1854年4月，太平军得到汉阳方面的增援，再次攻占岳州，并乘胜攻克湘潭，又大败湘军水师于靖港，曾国藩走投无路，投水寻死，被随从捞起。太平军准备两路夹击，围攻长沙，这是曾国藩集中全部兵力反扑，于是太平军与湘军在湘潭展开激战，太平军失利。5月初，湘潭沦陷，太平军突围走靖港，放弃进攻长沙的计划。曾国藩乘机休整，用了将近三个月的时间重造战船，准备大肆反扑。
⑥再克武昌，施复失守：1854年6月，太平军第二次攻克武昌（首次为建都天京前）。10月，湘军会同湖北清军疯狂反扑武昌，武昌、汉阳相继失守，湘军顺流东下，于1855年1月反扑九江，形势对太平军方面十分不利。
⑦翼王坐镇，扭转战局（1855.1）：太平天国领导人洪秀全、杨秀清为了扭转这种不利战局，决定首先集中力量打击湘军，于是派石达开亲自率军西援，石达开这时年方24岁，虽受任于败军之际但充满了力扭局势、克敌致胜的信心和军事本领。偕同石达开西援的还有著名将领秦日纲。胡以晃也奉命自安庆移军湖口，陈玉成则自江北增援九江。
⑧湖口大捷，度卷江西：九江、湖口一带便成为双方决战的战场。对战的结果，太平军方面获得胜利，这就是著名的湖口大捷，时在1855年2月。太平军只是坚壁高垒，不与攻战，只派小船夜袭敌船，使敌军彻夜戒严，疲惫不堪，急于求战。然后，太平军佯撤湖口守军，引诱湘军100多艘舢板快船冲入鄱阳湖内，其笨重大船仍留在长江水面。太平军乘机重新封锁湖口，把湘军水师截成内湖和外江两处，互不能救。2月11日深夜，太平军集中优势兵力围歼留在江面的船只，湘军水师溃不成军。罗大纲率师直取曾国藩座船，杀该船管驾等官员，曾国藩惊骇至极，再次投水寻死，又被部下救起，狼狈逃回南昌。此役挫败了湘军攻势，扭转了战局。1855年底，石达开率军大举挺进江西，在三个月中，席卷了赣中、赣北，到1856年3月，江西十三府中的8府五十余州县，尽入太平军手中。湘军大将塔齐布、罗泽南先后在九江和武昌毙命。曾国藩困围南昌，成为瓮中之鳖，一筹莫展，日夜惊惶失措。形势对太平军极为有利。成为太平军在军事上的全盛时期。
⑨天京事夺，战局逆转（1856.9）：然而，不幸的事发生了。1856年9月，天京领导集团发生内讧。石达开闻变，急自湖北前线驰回天京，前线将士也因混乱，军心动摇，湘军乘机反抗。12月武昌失陷，湘军沿江下逼。太平天国方面从战略进攻进入战略防御时期，前期军事到此告结。
⒉战略得失：
太平军历时三年多的西征战事，就其本身来说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控制了长江中游，占据了安徽、江西和湖北东部的大部分地区。就保卫天京来说取得了以下的战略优势，对于保证天京的安全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对于保障天京的物质供应也有重要意义，并且直接扩展了在南中国的控制区，加强了革命势力。它和北伐的结局不同，西征的格局应该说是胜利的。
但是，这还不等于战略上的同等程度的正确和胜利。因为战略问题，要求从整体的、全局的高度进行考察。仅局限于某一军事行动本身，是不能全面地说明问题的，以往不少的研究者，正是在此方面注意不够，我们应该把太平天国的前期军事作为一个整体，从建都天京、北伐、西征、东征诸事件的联系上来考察，这才是说明前期战略问题并判定每一事件正误得失的根本途径。
建都天京对错与否，成为前期战略问题的基点。如果说建都天京错误的，那么，运用主力进行北伐，并把北伐的目标确定在北京，以直取清王朝的老巢为目的，就是正确的。而因为既然实际建都天京，就必然花大本钱大力气来保守它，所以北伐只用偏师，结果全军覆灭。这样北伐事件的战略评价自然是这样的,北伐的打击方向是对的，但偏师是错误的。而西征，则是基于建都南京这一错误战略上的布署。目的在于保卫天京，那么尽管孤立看来它是成功的，但从总体上看来，就不免是保守的错误的。例如，胡绳同志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中，对西征的评价就是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他说：西征“虽然取得了很大胜利，但是就其总的战略意图来说，是为了确保天京，所以它基本上只是在长江沿岸活动。它一次又一次打败了敌人，占领了一个个城地，却因此分散了自己的兵力，始终处于内线作战的地位。敌人仍然能依靠它所控制的全国的力量逐步地重新组织力量来进行反攻。
如果说，建都天京是正确的，那么，在建都以后着力保卫和经营之，把战略重点放在南昌就自然是应该的，在这种前提下，分兵北伐就不能说是合适的。因为它分散了兵力，犯了两个拳头打人的错误，这样说来，偏师损失尚小，越投入大兵力错误和损失也就越大（戴逸就如此认为），相应西征在战略上就是基本正确的，因为它服从于保卫天京，在南中国巩固和扩展革命势力的根本战略要求。没有西征的战果，天京就不能保全，特别是在领导集团内讧，革命力量大为削弱的情况下，天京没有被清王朝乘机一举攻破。革命之所以还能坚持良久，实与西征军事领域的胜利有重大关系。西征也有不足之处，那就是由于同时北伐，必然受到牵涉。如能进一步集中兵力，专注于西征，对太平天国当更为有利的。同时，一则是为断清方的重要财路，二则也是从破除清军威胁的东征也是基本正确的。我认为建都天京是基本正确的，所以，我是持这种观点的，大家怎么认为，可以独立思考，有自己的不同见解。

第三节 太平天国政权的制度和政策

一、军队和政权的建制及构成
（一）军队
“军队国家机器的主要成分。谁想夺取国家的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毛泽东选集》合订第512页）在长期的对敌斗争中，太平天国逐步形成了一支强大的农民武装--太平军，成为革命的坚强核心。
⒈太平军的建制
太平军的军种有陆营、水营、土营（类工兵），最初仅陆营，在向南京进军途中，及至湖南时，得道州、柳州煤矿工人数千人，始建土营。大概到了攻占岳州时始建水营。太平军中有单独组建的女军。另外还有“童子兵”，大都是16岁以下的少年儿童，一般不单独成军，而是分属各军各馆之中。军队中还设有“诸匠营”和“百工衙”（注意，也在社会上仿效推广过，不要混淆），负责太平军军需品和生活用品的生产和供应。
太平军的编制是这样的，以军为基本单位，每军设一军帅，下辖依次为“师”、“旅”、“卒”、“两”、“伍”，长官分别为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伍长。除了每伍是四个伍卒（不包括伍长），每卒辖四个两之外，其余逐级皆五进制。
了解太平军的这种编制很重要，因为这种太平军曾试图以之为模式推广到全社会组织管理方面去，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这个下面还要讲到。
⒉兵员成分
太平军主要是由农民，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组成的。其中以农民为主体。另外还有游民无产者和知识分子。游民无产者是社会生活中最不安定的力量，生活条件造就出他们勇敢无畏，易于铤而走险，有破坏性的特点。这部分人参加到革命队伍中，敢于冲锋陷阵，力挡艰危，但也成为流寇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重要来源。至于知识分子，有农民出身的知识分子，也有地方知识分子。

①首先，北伐的战略目标是何处？A有一种意见认为这支北伐军的目标不是直接攻北京，而是首先到天津扎驻与援军再一起进攻北京，主要根据是《李开芳供词》：“洪逆……到南京急欲不劫，打发我们过黄河，到天津扎驻，再告诉他，发兵再来”。B后有人认为直接就是北京，主要根据《清史稿·洪秀全传》所载洪秀全给林、李的诰谕：“师行间道，直趋燕都，毋贪攻城縻时日”。再就是杨秀清给北伐将领的诰谕中，提到要封赏为北伐军传递文信的彭福兴、张大里说：“到北京之日，即与监军袍帽，光宠其身”（《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175页）。C有的则认为二者之间不矛盾，是出于同一个战略方案，即这支北伐军打到天津后，如有可能即挥兵直去北京，或则暂扎驻天津待缓，再攻北京。D有的则认为驻扎天津是在北伐过程中在北伐过程中根据情况临时决定的，原无此意，最初既定目标是北京。总之最终目标是北京，这是一致的，既然如此，那么北伐统帅没有能机动灵活、全力以赴地实现此目标，是错误的。
②战略得失：关于北伐的战略得失，应该和建都天京及西征联系起来，进行总体考察。既然建都南京是正确的，那么当时偏师北伐，虽然对清军起到了一定的牵制作用，但总的说来分散了兵力，犯了两个拳头打人的战略错误。
三、西征（1853.6-1856.9）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在派兵北伐的同时，又进行西征，西征的统帅开始是胡以晃、赖汉英（洪秀全的妻舅，广东花县人，精医术、通文史。太平天国失败逃亡香港，后隐居故乡）、曾天养。西征的战略目标主要是夺取安庆、九江、武汉三大据点，控制长江中上游各省，以确保首都天京。
⒈过程概述：
①天京出师，西征开始（1853年6月）。
②占领安庆，直逼南昌：西征军出师当月（即1853年6月）占领安庆（安徽省城）后，直逼江西省城南昌。7月杨秀清又派国宗石祥祯（石达开兄）、韦志俊（韦昌辉弟）等率军增援江西。
③南昌撤围，北克九江：因为清军据城顽抗，久攻不克，9月，西征军撤南昌围，北上克九江，赖汉英因久围南昌不下，被革职调回天京。
④兵分两路，分取皖鄂：这时西征军兵分两路，一路由胡以晃、曾天养率领，自安庆经略皖北，一路由石祥祯、韦志俊率领，沿江西上，直取武昌。由胡、曾率领的北路军自安庆出发后，连克集贤关、桐城、舒城等地，1854年1月，攻占皖北重镇庐州（今合肥），新上任不久的安徽巡抚、湘军元老之一的江忠源投水自尽。这年内，西征军在安徽共克20余州县，使安徽成为当时太平天国军事、政治最巩固的地区。由石祥祯、韦志俊率领的西路军，自九江沿江而上，1853年秋攻克汉江、汉阳。这时，因扬州战事吃紧，需要分兵回援，暂撤汉口、汉阳，退还黄州。1854年2月，西征军大败清军于黄州，湖广总督吴文鎔投塘水死，西征军复占汉口，汉阳（注意但未占领武昌）。
⑤挺进湖南，遭遇湘军：继而乘胜向湖南进军，连克岳州、湘阳、靖港、宁乡等地，逼近省会长沙。遭遇到曾国藩率领的反革命武装--湘军的拼死抵抗（关于湘军以后我们还要以专题细讲），经数次战斗，西征军主动撤回湖北。在1854年4月，太平军得到汉阳方面的增援，再次攻占岳州，并乘胜攻克湘潭，又大败湘军水师于靖港，曾国藩走投无路，投水寻死，被随从捞起。太平军准备两路夹击，围攻长沙，这是曾国藩集中全部兵力反扑，于是太平军与湘军在湘潭展开激战，太平军失利。5月初，湘潭沦陷，太平军突围走靖港，放弃进攻长沙的计划。曾国藩乘机休整，用了将近三个月的时间重造战船，准备大肆反扑。
⑥再克武昌，施复失守：1854年6月，太平军第二次攻克武昌（首次为建都天京前）。10月，湘军会同湖北清军疯狂反扑武昌，武昌、汉阳相继失守，湘军顺流东下，于1855年1月反扑九江，形势对太平军方面十分不利。
⑦翼王坐镇，扭转战局（1855.1）：太平天国领导人洪秀全、杨秀清为了扭转这种不利战局，决定首先集中力量打击湘军，于是派石达开亲自率军西援，石达开这时年方24岁，虽受任于败军之际但充满了力扭局势、克敌致胜的信心和军事本领。偕同石达开西援的还有著名将领秦日纲。胡以晃也奉命自安庆移军湖口，陈玉成则自江北增援九江。
⑧湖口大捷，度卷江西：九江、湖口一带便成为双方决战的战场。对战的结果，太平军方面获得胜利，这就是著名的湖口大捷，时在1855年2月。太平军只是坚壁高垒，不与攻战，只派小船夜袭敌船，使敌军彻夜戒严，疲惫不堪，急于求战。然后，太平军佯撤湖口守军，引诱湘军100多艘舢板快船冲入鄱阳湖内，其笨重大船仍留在长江水面。太平军乘机重新封锁湖口，把湘军水师截成内湖和外江两处，互不能救。2月11日深夜，太平军集中优势兵力围歼留在江面的船只，湘军水师溃不成军。罗大纲率师直取曾国藩座船，杀该船管驾等官员，曾国藩惊骇至极，再次投水寻死，又被部下救起，狼狈逃回南昌。此役挫败了湘军攻势，扭转了战局。1855年底，石达开率军大举挺进江西，在三个月中，席卷了赣中、赣北，到1856年3月，江西十三府中的8府五十余州县，尽入太平军手中。湘军大将塔齐布、罗泽南先后在九江和武昌毙命。曾国藩困围南昌，成为瓮中之鳖，一筹莫展，日夜惊惶失措。形势对太平军极为有利。成为太平军在军事上的全盛时期。
⑨天京事夺，战局逆转（1856.9）：然而，不幸的事发生了。1856年9月，天京领导集团发生内讧。石达开闻变，急自湖北前线驰回天京，前线将士也因混乱，军心动摇，湘军乘机反抗。12月武昌失陷，湘军沿江下逼。太平天国方面从战略进攻进入战略防御时期，前期军事到此告结。
⒉战略得失：
太平军历时三年多的西征战事，就其本身来说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控制了长江中游，占据了安徽、江西和湖北东部的大部分地区。就保卫天京来说取得了以下的战略优势，对于保证天京的安全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对于保障天京的物质供应也有重要意义，并且直接扩展了在南中国的控制区，加强了革命势力。它和北伐的结局不同，西征的格局应该说是胜利的。
但是，这还不等于战略上的同等程度的正确和胜利。因为战略问题，要求从整体的、全局的高度进行考察。仅局限于某一军事行动本身，是不能全面地说明问题的，以往不少的研究者，正是在此方面注意不够，我们应该把太平天国的前期军事作为一个整体，从建都天京、北伐、西征、东征诸事件的联系上来考察，这才是说明前期战略问题并判定每一事件正误得失的根本途径。
建都天京对错与否，成为前期战略问题的基点。如果说建都天京错误的，那么，运用主力进行北伐，并把北伐的目标确定在北京，以直取清王朝的老巢为目的，就是正确的。而因为既然实际建都天京，就必然花大本钱大力气来保守它，所以北伐只用偏师，结果全军覆灭。这样北伐事件的战略评价自然是这样的,北伐的打击方向是对的，但偏师是错误的。而西征，则是基于建都南京这一错误战略上的布署。目的在于保卫天京，那么尽管孤立看来它是成功的，但从总体上看来，就不免是保守的错误的。例如，胡绳同志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中，对西征的评价就是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他说：西征“虽然取得了很大胜利，但是就其总的战略意图来说，是为了确保天京，所以它基本上只是在长江沿岸活动。它一次又一次打败了敌人，占领了一个个城地，却因此分散了自己的兵力，始终处于内线作战的地位。敌人仍然能依靠它所控制的全国的力量逐步地重新组织力量来进行反攻。
如果说，建都天京是正确的，那么，在建都以后着力保卫和经营之，把战略重点放在南昌就自然是应该的，在这种前提下，分兵北伐就不能说是合适的。因为它分散了兵力，犯了两个拳头打人的错误，这样说来，偏师损失尚小，越投入大兵力错误和损失也就越大（戴逸就如此认为），相应西征在战略上就是基本正确的，因为它服从于保卫天京，在南中国巩固和扩展革命势力的根本战略要求。没有西征的战果，天京就不能保全，特别是在领导集团内讧，革命力量大为削弱的情况下，天京没有被清王朝乘机一举攻破。革命之所以还能坚持良久，实与西征军事领域的胜利有重大关系。西征也有不足之处，那就是由于同时北伐，必然受到牵涉。如能进一步集中兵力，专注于西征，对太平天国当更为有利的。同时，一则是为断清方的重要财路，二则也是从破除清军威胁的东征也是基本正确的。我认为建都天京是基本正确的，所以，我是持这种观点的，大家怎么认为，可以独立思考，有自己的不同见解。

第三节 太平天国政权的制度和政策

一、军队和政权的建制及构成
（一）军队
“军队国家机器的主要成分。谁想夺取国家的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毛泽东选集》合订第512页）在长期的对敌斗争中，太平天国逐步形成了一支强大的农民武装--太平军，成为革命的坚强核心。
⒈太平军的建制
太平军的军种有陆营、水营、土营（类工兵），最初仅陆营，在向南京进军途中，及至湖南时，得道州、柳州煤矿工人数千人，始建土营。大概到了攻占岳州时始建水营。太平军中有单独组建的女军。另外还有“童子兵”，大都是16岁以下的少年儿童，一般不单独成军，而是分属各军各馆之中。军队中还设有“诸匠营”和“百工衙”（注意，也在社会上仿效推广过，不要混淆），负责太平军军需品和生活用品的生产和供应。
太平军的编制是这样的，以军为基本单位，每军设一军帅，下辖依次为“师”、“旅”、“卒”、“两”、“伍”，长官分别为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伍长。除了每伍是四个伍卒（不包括伍长），每卒辖四个两之外，其余逐级皆五进制。
了解太平军的这种编制很重要，因为这种太平军曾试图以之为模式推广到全社会组织管理方面去，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这个下面还要讲到。
⒉兵员成分
太平军主要是由农民，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组成的。其中以农民为主体。另外还有游民无产者和知识分子。游民无产者是社会生活中最不安定的力量，生活条件造就出他们勇敢无畏，易于铤而走险，有破坏性的特点。这部分人参加到革命队伍中，敢于冲锋陷阵，力挡艰危，但也成为流寇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重要来源。至于知识分子，有农民出身的知识分子，也有地方知识分子。

（二）政权建制
中央政权：太平天国的最高领袖为天王，天王之下设王、侯两级爵位（后来在诸王之下陆续设义、安、福、燕、豫、侯六等），职官上，下设军师、丞相、检点、指挥、将军等。体制上有两大特点：第一，军政合一，官制不分文武，各王既管军又管政；丞相、检点、指挥、将军等官，居内则办政务，出外则统军民，这是由当时紧张的军事斗争形势，由当时的施政条件决定的。第二，没有名义上永久性的总理国务的机关 ，而杨秀清的东王府成为实际上的总理国务的机关 。开国各王（天王、东王、北王、翼王，因为南王和西王在建都前牺牲）都分别开府设殿。天王府很庞大，但主要是负责礼仪、警卫和服侍生活起居的人员。东、北、翼王之府殿里，不仅有礼仪、警卫和服侍人员，而且各有吏、部、礼、兵、刑、工六部，俨然成为天朝之内的若干小朝廷。东王杨秀清掌握着实际上的军政大权，所以东王府规模最大。
地方政权：太平天国的地方政权分省、郡、县三级。前期其政区分界大体沿用清制旧界。省级政权的行政长官，由中央统属“朝内官”的丞相、检点、指挥等官员担任。郡设总制，县设监军，称为“守土官”。郡县长官产生的途径，大致有两种，一由太平天国中央直接委派“朝内官”充任；二是，当地统军将领随时委派然后呈报中央批准。县以下的基层单位则仿照太平军组织体系把农户编组起来，建立地方基层政权，设立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伍长等官，由本乡人充任故称为“乡官”。各级产官的产生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公举，二是委派。
这样，太平天国从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建立起了严密的政权系统。
二、太平天国的革命纲领和各项政策
（一）太平天国的革命纲领--“天朝田亩制度”
⒈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
《制度》初颁于1853年，它的基本精神是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无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它的主要内容是，以土地和财产分配制度为核心，扩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社会生活诸多方面。
它提出了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实行土地与产品平均分配的原则和方法。宣称“盖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作为封建经济下主要生产资料的土地当然更应如此。主张“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它具体规定了平分土地的方法，是把田地按省产量分为九等。规定土地亩产1200斤者为最高等级的田，即“上上田”，其下亩产每低一百斤则递减一等，分别为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等级，这样最次的“下下田”为当产400斤者。分田时按照人口，不论男女，按其家人口多寡分田,凡年满16岁以上的人分整份,以下者减速半,分田好坏搭配。与土地相联系的产品分配,规定实行国库即“圣库”制度:以两为单位设立国库。农村“凡当收成时,两司马督伍长,除足其25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归则归库凡麦、豆、苎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各家所有婚婴月喜事俱用国库，但有限式，不得多用一钱。”“而鳏寡孤独废疾免役，皆颁国库以养。”以上所说的土地和产品分配制度，是天朝田亩制度的核心内容，特别是土地分配制度，那更是核中之核。
这个文件尽管名为“田亩制度”，但并非仅为土地方面的规定，如上所说它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其他诸多方面。例如，在经济方面，除了土地和产品分配的规定外，还对生产活动的具体内容和方式作了规定。以农户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农民既要“力农”，又要从事家庭副业和手工业劳动，“凡天下树墙下以桑，凡妇蚕绩缝衣裳”，“凡天下每家五只母鸡，二母彘（猪），无失其时”，“凡二十五家（“两”）中陶冶木石等匠……农隙治事，并且要劳武结合。每家设一人为伍卒，有警则首领统之为兵，杀敌捕贼，无事则首领督之为农”。在政治方面，规定了官员的保举，考核和升贬奖罚制度，规定“凡天下每岁一举，以补诸官之缺”，“凡天下诸官，三岁一升贬，”“至内外诸官若有大功、大勋及大奸不法等事”，则可随时保升奏贬。而对从事保举和奏贬的人，也根据其真伪对错予以相应的奖惩。对于予夺生杀大事，由下而上，由上而下逐级上传下达。在社会组织管理方面，规定了仿之于太平军组织系统（军、师、旅、卒、两、伍）的“乡官制”，以“两”为基本单位。在礼仪风习方面，对宗教等活动作了具体规定，对婚姻也有规定，如有“凡天下婚姻不论财”的条文。
⒉性质透视和总体评价
《天朝天田制度》作为太平天国的纲领性文件，内容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透视其性质，着眼点应该主要在其基本精神和核心内容上。其基本精神体现了农民平均的社会理想，其核心内容（即土地和产品分配制度，特别是土地制度）则设计了达到这种平均的社会理想的途径和方案。它大胆否定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反映了广大农民反对地主残酷剥削的强烈要求和获得土地的热切愿望。并且把农民的这种要求和愿望用政权发布的文件系统地规定和肯定下来，这是一项伟大成就。《天朝田亩制度》所体现的平均思想达到了封建社会长期以来，中国农民平均思想发展的最高峰，具有鲜明的反封建的进步性和革命性。但是，《天朝田亩制度》所规定的分配土地和“通天下皆一式”的社会经济生活方案反映了一种绝对平均主义思想，这种方案不可能使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相反，会使社会生产力停滞在小农经济的水平上，使其固定化。此外，这个文件中的有关规定，还体现并肯定了尊卑贵贱的封建等级关系。这些又表现出它的封建落后性，表现出农民阶级的严重局限性。这一文件中关于土地问题的方案没有也不可能实行，有的内容（如乡官制度）或有实行。
（二）太平天国的经济政策及其实践
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后，有了全面施政的条件，它所颁行的《天朝田亩制度》，基本没有落实，有的内容，是试行过的，但在实践中碰壁最后不得不改变，甚至有的还未曾试行。太平天国的实际施政状况是怎样的呢？我们首先就其与《天朝田亩制度》关联最密切的经济政策，择其要项来看一下。
⒈“照旧交粮纳税”政策的实行。
《天朝田亩制度》关于平均分土地的方案没有实际推行，太平天国实行的是：照旧交粮纳税政策。这一政策是由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在联名上天王洪秀全书中提出来的。原文是这样的：“奏为征办米粮以裕国课事：缘蒙天父天兄大开天恩，差我主二兄建都天京，兵士日众，宜广积米粮，以充军储而裕国课。弟等细思安徽、江西米粮广有，宜令镇守佐将在彼晓谕良民，照旧交粮纳税。如蒙恩准，弟等即颁行诰谕，令该等遵办，解回天京圣仓堆积。”洪秀全批曰：“胞等所议是也，即遣佐将施行。”（《贼情汇纂》卷9）所谓“照旧”，是指仿照清朝旧制，这就意味着维持地主收租的权利，承认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封建租佃关系的合法性。太平天国前期，在江西、安徽、湖北等省，先后实行这项政策。田赋是以土地数量为核计标准的土地税。地主占有大部分土地，当然，地主就成为田赋的主要征收对象。但是，地主自己并不参加劳动，只是出租土地的，所以最终的受剥削的对象还是农民，“赋由租出”是不易之法则。
太平天国为什么要实行照旧交粮纳税的政策？这是因为《天朝田亩制度》行不通，他们无力改变当时的土地占有状况，而要维持新生的政权，支持国家机器的运转，离开赋税是寸步难行的，因为赋税是国家正常财政收入的主要途径。当时，要供养人数众多的太平军，要维持各级的行政开支，要满足各项必要的财政支出，没有比较稳定的赋税的渠道，只靠没收豪家资产等办法是不行的。正是开始没有正常的赋税收入的保障这一重要原因，天京粮食已经到了非常困难的境地，全城军民甚至曾被迫吃粥度日，现实自然而然地把太平天国逼到实行照旧交粮纳税这轨道上。也就是说,条件和形势逼得它不得不退到当时条件所允许的有限范围以内来。
那么，这是否就等于说，太平天国在这方面和清朝就完全一样的呢？不是的，区别在于，太平天国在实行这一政策的同时，仍然坚持在经济上打击地主，在可能的条件下保护农民的利益。这主要表现在：
A、“打先锋”。用暴力没收地主财产的一种形式。据张德坚的《贼情汇纂》记载，太平军每到一地，便通过当地的所谓“无赖之民”，串连富户的所谓“奸佃劣仆”，访问富家的窑藏所在，以所谓“奸人”引路。进行搜获，可见这是一种采取暴力剥夺富家财产的方式，主要是随时解决军需供应。
B、薄赋税。太平天国虽然仿照清朝旧制来征收田赋，但不象清政府那样勒折、浮收，税率一般也较低，《贼情汇纂》的作者张德坚就曾惊呼，在太平天国统治区里，“蚩蚩之民，竟为赋买”。
C、承认和保护一些农民获得的土地，并免于或减少向地主交租。在太平军占领区，有些地主官绅或被杀死、或逃亡他乡，因而出现了不少无主土地，原来佃耕这些土地的佃民，成了土地的实际主人。有些地主纵然绕幸存留下来,但也失去昔日威风。在太平天国统治区，农民负于或减少向地主交租的事情屡见不鲜。例如，有资料证明天京附近一些村庄的农民只交长毛钱粮，不复交田主粮矣”（汪士铎《已丙日记》）。安庆一个姓程的地主在1856年因佃户积租三年不交，被迫“免其租，焚其券”（民国：《怀宁县志》，卷20）。曾任江南河道总督的潘锡恩说，他在芜湖的2000多亩地，自1853年以后，“籽粒无收”。等等，有许多事例足以证明。
D太平天国政权直接没收了一些地主和庙宇寺观的田产。由此，可见太平天国政权在被迫实行“照旧交粮纳税政策”的同时，又在可能的条件下维护农民的利益，打击地主劣绅。这是与地主政权迥然不同的地方。
⒉圣库制度推向社会及其失败
在《天朝田亩制度》中，关于财产分配，是规定通过圣库制度来实现平均分配原则的。对此，太平天国是着力推行了的，但在实践中碰壁而失败了。我们讲到过，圣库制度是在太平军中创行的，并且起到了积极有效的作用。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一度把这一制度在天京城内推广，设立了“天朝圣库”，总管天朝的公有财产，统筹天京城内军民的生活。我们知道，所谓圣库制度，主要是包含着互相依存的两个方面的内容，即一切财产归公和实行平均分配。太平天国规定，天京城内的居民，一律禁止私藏金银和财产，要一律交付圣库。（据时人记载，私藏金不许超过一两，银不得过五两，超过限额而不交圣库者，金银没收，人即治罪）既然财产交圣库，那么天京军民的生活所需就全由圣库供应。供给标准，官兵、官民实际有差别。据《贼情汇纂》记载：天王日给肉十斤，以次递减，至总制半斤，以下就不供肉了。礼拜钱及粮米油盐，一律皆有定制，官每人每七日给钱百文，散卒半之，每二十五人每七日给米二百斤（平均每人每日差点一斤二两），油七斤，盐七斤。这种圣库制度，在军队实行是积极有效的，但推广到社会就不同了，因为当时中国社会还是一个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根本不具备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的物质条件，仅凭藉政治权力，用行政命令的方式人为地消灭私有财产，实行平均分配，是违背社会规律的，势必导致社会生活的紊乱，也必然侵害到自耕农、工商业者、手工业者的利益，挫伤他们的积极性，引起他们的不满和抵触。杨秀清也承认，当时天京居民对处是“嗟怨之声”（《杨秀清诰谕天京人民》，《太平天国史料》，页132）。同时，在私有制不可强行废除的条件下，私有意识在人们头脑中是根深蒂固的，从官至士卒居民，都有不同程度的积蓄私财的企图，特别官员，凭借地位和权力，积蓄私财，追求生活享受越来越严重。据地主文人记载：“诸贼莫不私藏秘积，足以自奉”《贼情汇纂》卷10）。甚至有记载说，六合有的守将“积钱至万贯”（周长森《六合纪事》卷4，《太平天国》册5 ，页168）”。圣库制度，被“不正之风”也渐渐消蚀了，这种制度，没有也不可能在社会上推广开来，坚持实行，它只在天京城试行了一段时间，就名存实亡，自行消灭了，并没有来得及进一步向全社会推广，至于军队中还基本实行圣库供给制，这也是自然的和必需的。
⒊商业政策和和清方的“抽厘济饷”
在《天朝田亩制度》中展现的是由小农画出来的理想国家，没有城市，没有商业，没有独立的手工业，他们无法把这些东西安插进去，这些东西在一个小农的自给自足的社会中没有存在的必要。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后，首先在天京城里取消了商业，在没收天京城里所有官僚大地主的住宅及其一切财产的同时，也在实际上没收了各种商店中的一切物资。他们宣布“凡物皆天父赐来，不须钱买”，商业也就自然地被废除了，这样的做法，是符合《天朝田亩制度》的精神的。
但这种做法违反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破坏了当时南中国已经相当发达的商品经济，致使天京城内市场萧条，经济停滞，给市民生活造成了极大的不方便。同时，也给太平天国政府压下沉重的供需包袱，事实无情地证明，这种办法是行不通的。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太平天国就不得不改变，首先，大约于1854年左右在城内北门桥一带开设商店，出城购买货物，转买之各馆，当时有人为愿为此业者，可申请领照，但不准私卖。其次，在天京开辟特定的商业区--卖买街，作为贸易场所。渐渐地，城市商业恢复了。在天京城以外的地方，太平天国对民间商业始终采取的是保护和奖励政策。有记载说，当时“农工商贾各安其业，俨然有王者风”（李汝昭《镜山野史》）。太平军每到一处，常出告示，让百姓各安其业，照常贸易。在这些地方太平天国采取低税率的政策，例如，有个店主说：“安徽太平军抽收税饷，其税率低于清廷所抽者。”（1865年8月16日《华北先驱周报》319号）税率较清政府低多少呢？据外国传教士丁韪良从江西的一个书商口中得知:“太平军减税至半额”（同上报，1856年10月4日，第323号）。但太平天国对那些严重勒索人民的大奸商则严厉打击，并且坚决禁绝鸦片贸易，《天条书》规定，抽鸦片和奸淫一样，都罪犯天条，斩杀不留，不过对民间商业是较宽松的。而清朝当时的商税是很重的，平时就比较高，并且，为了筹集镇压太平天国的军饷，又增加了一种额外征商之税--厘金，厘金的征收，是中国税制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也是对近代中国财政和经济领域影响颇大的一个问题，在这里顺便讲一下。
厘金创行于1853年，由帮办江北军务雷以諴首先倡议实行，开始他派人在扬州附近等处，“劝谕米行捐厘助饷”，推及到其他货物，抽行商的货物通过税，叫作行厘（或活厘），抽坐贾的税叫坐厘（或板厘）。原意税率值百抽一，所以称为厘金。实际上税率高于此数，且不统一。厘金由江北大营创行后，逐步推广普及到清朝统治下的各省区，不仅各国日益繁多，且各地税率也极不一改，成为反动政府残酷剥削人民的主要手段之一，对商品经济的发展有极大的阻碍作用。太平天国革命被镇压下去以后，厘金仍然存在，直到1931年才在名义上废除，但名亡实存，几至旧中国告结。
⒋手工业政策

这也要分别不同地点不同时间进行具体分析。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后，在天京城内设立了“诸匠营”与“百工衙”，取消私营手工业。“诸匠营”与“百工衙”是早在金田起义时期就在太平军中创行的机构。主要是负责军需品和生活用品的生产与供给。建都天京后就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推及天京城内。把这种机构变成不只对军队，而且对民间生活用品的生产、管理和分配统一控制的机构。诸匠营有七种，即木营、土营、织营、金匠营、金靴营、镌刻营、绣锦营。百工衙种类很多，如制造武器的有典炮衙、典硝衙、典铁衙、弓箭衙、战旗衙；生产食品的有豆腐衙、浆人衙；制造服装的有缝衣衙、国帽衙、典妆衙，其他还有铸钱衙等。诸匠营和百工衙是公营的手工业的组织。与一般的手工工场不同，产品不是为了供应市场。而是为了以直接分配的形式满足军民生活需要，这种制度，在军队中实行是必要和有效的。另外，对于有些行业来说，如铸钱，由国家统一控制也是应该的，但是将所有民间手工业统统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把这种制度推广到社会上，效果和作用就不同了。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民间的生活用品，正常的供需途径主要靠分散经营的家庭手工业来满足（最典型的例如织布缝衣），将诸匠营与百工衙这种形式推广到社会上，是违背当时的客观经济规律的。势必打击广大手工业者的积极性，受到他们的抵制。有资料证明。当时天京城内的工匠逃亡很多，仅是织营在成立这年“自夏到冬”的半年时间里，“所存只四分之一”（涤浮道人《金陵杂记》，《太平天国》册4，页618），由此可见弊端的严重性。这项政策在社会上长久实行下去是不现实的，在天京城外的地方，太平军没有也不可能全面实行这种政策。以男耕女织为典型写照的农业与家庭手工业密切结合的生产模式，不是太平天国政权单纯的行政命令所能改变的，况且该政权从根本上也不想改变它，相反，要加固它。这从《天朝田亩制度》的规定中可以得到说明：例如规定农民要植桑养蚕，妇女要纺织，各类工匠们要利用农隙从事劳作等。可见，太平天国也无意将“诸匠营”与“百工衙”的制度推向全社会，统统取消私营手工业。
上面，择要讲了太平天国实行的经济政策，大家应该注意从以下几点来把握它：
第一，与《天朝田亩制度》中有关规定相对照，因为《天朝田亩制度》虽然是一个不只是经济方式，而且包括军事、政治、文化等多方面内容的纲领文件，但它的中心点是经济方面。《天朝田亩制度》中的规定反映了太平天国革命的追求和向往，但这并不等于现实，在实际施政中，和《天朝田亩制度》中有关规定并不尽相符，有的着力试行过，但因碰壁而改变，有的压根儿连试行都没有。这证明，政策的最终能推行与否，成败与否，是受当时的客观经济条件制约的，不能超越当时条件所允许的范围。
第二、注意地域上的差别。太平天国建都后，一些政策主要是在天京城内实行的（如将圣库制度和诸匠营、百工衙推行社会），或是由于在实践中失败没有能再向别处推广，或者由于是在天京特定条件下，采取的特定措施，并没有要在全社会实行。这样，天京和他处在一些方面，大有不同，不能一概而论，而天京城内所实行的政策是以军事共产主义为基本线索的。
第三、注意时间上的差别。政策的实施必然是根据条件的变化而有所变化的，不能用静止的眼光来看。例如，既使在天京城内这样一个小范围，在太平天国前期这样一断限之内，就经历了一个从取消商业到恢复商业，从取消私营手工业到放松这种限制的过程。至于太平天国的全面政策，后期与前期有较大变化。我们上面讲的主要是前期的政策。
三、太平天国其它方面的政策
⒈社会组织管理政策。
在《天朝田亩制度》中，规定仿照太平军的组织形式进行社会的组织管理。在建都天京后，对天京城内的组织管理更是走到了极端，把太平军的军事共产主义制度推及整个天京城内。第一，废除家庭制度，男女设馆分居，每馆大约25人，16至50岁的男子称牌面，居牌面馆，其余老少男子称牌尾，妇女则设女馆；第二，除诸王以外，暂停婚娶，虽夫妇不得聚首；第三，既然没有了家庭，财产公有，人们按新型组织为单位，参加所分配的劳动。这种政策显然是违背人们意愿的。甚至可以说是践踏起码的人道主义原则的，违背了现实生活需要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绝不能长久执行，到了1855年初，终因群众抵制，废除之,恢复家庭。
⒉妇女政策
妇女群众是太平天国的一支重要战斗力量。不少文献反映太平天国在一定程度上反对男尊女卑的封建教条，从“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的原则出发，初步实行了妇女解放的政策。
《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太平天国妇女可以从事参军打仗。科举考试，参与政权管理工作。太平天国境内的妇女地位大大提高了，他们和男子一样参加各项工作。太平天国有很多女军，由女军帅40多人率领，英勇善战。太平天国还有为数不少的女官。妇女地位的提高也反映在婚姻制度上，太平天国废除了买卖婚姻，《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凡婚姻不论财”，结婚发给结婚证书--“合挥”。此外，还禁止缠足，禁止买卖奴婢，废除娼妓制度等等，美国人呤唎在《太平天国亲历记》中写到：“妇女摆脱了缠足的恶俗，男子摆脱了剃发蓄辩的奴隶标记。这是太平天国最显著，最富有特色的两大改革。使他们的外貌大为改善，和在清朝统治下的中国人的外貌显出了巨大的区别。并表现了巨大的改进。”太平天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是空前的，它有力地冲击了封建家法制度，在中国妇女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恩格斯曾转述傅立叶的思想说：“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太平天国妇女解放的尺度，也就充分说明这次农民革命战争的空前巨大的历史意义。当然，由于小农经济地位的制约和封建思想的影响。太平天国不可能完全冲破封建思想的樊篱，使妇女获得彻底解放。《幼学诗》就公然宣扬什么：“妻道在三从，无违尔夫主，牡鸡若司晨，自求家道苦。”太平天国虽然在社会上实行一夫一妻制，太平天国领导者却因袭了封建的多妻制，洪秀全就有几十个妻妾，他甚至对后妃子女建立起一套严格的纯封建家长式的统治制度。
⒊文化教育政策
①文化政策：太平天国的文教政策是以反孔学而到头来又离不开孔学基础为特征的。一方面，太平天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对封建专制统治的精神支柱--孔孟儒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所到之处毁“学宫”，拆孔庙，砸偶象，查禁孔孟“妖书”。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曾明令规定，“凡一切妖书如有敢念诵教习者，一概皆斩。”在太平军管辖地区，出现了“敢将孔孟横称妖，经史文章尽日烧”（《山曲寄人题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册6，页386）的场面，更有诗歌形象生动地描绘当时的情况说：“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马寿龄：《金陵癸甲新乐府》，《太平天国》册3，页735）可见，太平天国对儒家典籍是严厉的，这是农民革命运动深入的表现。但是，我们应同时注意到以下方面的问题。
太平天国虽然猛烈地冲击了以孔学为中心的封建文化，但是并没有也不可能真正批判和彻底清除这种封建意识形态。农民阶级所处的阶级地位，使它不可能运用一种科学的理论武器，去破除封建文化，建立自己独立的意识形态体系。因而，这种反孔斗争不能彻底。他们刚把反封建文化的斗争推向高潮。就立即来了个急煞车，连出三示，宣布孔孟非“妖书”（佚名《金陵纪事》，《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册2，页47），只是需要进行删改。他们设立“删书衙”，删改儒家经典，要将其中的“一切鬼话、怪话、妖话、邪话，一概删除净尽”（张德坚《赋情汇纂》卷7），并酌情进行一些改动，但删改终究只是枝枝节节，（如将论语中的“夫子”改为孔某，将某些书中的“上帝”加皇字，称历代皇帝为侯，王改相，等等。）三纲五常的基干和封建伦理的原则却原封不动地保存了下来，太平天国自己出版的书籍文献中有些孔孟之道充斥，如《幼学诗》就很典型。他们不但删书，还改字、造字，如改國作“囯”（和我们现在的简体字不同，口里也是王而非玉，取“王在中间”意）等等。
并且，太平天国不懂得批判地继承古代文化遗产。儒家经典，并非全是毒害，它也包含了中华民族，特别是汉族多年来的优秀文化的内容，太平天国对儒家典籍，甚至对所有古书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和简单焚除的办法。地主文人们痛心疾首道，此乃“文字之劫也”！这是地主阶级对太平天国革命行动的充满阶级仇恨的语言，但也毋庸讳言，太平天国的焚书行动也确对传统文化有所破坏。
②在教育方面，也和旧制度有别，如太平天国对封建科举制度没有照样因袭，而是仿其形式，在内容上则进行了一些改革，目的是选拔“德才兼备”之才，为农民政权服务，应试者不限门弟出身。考试仍沿用八股试贴体，但试题皆本太平天国文献，而不本四书五经，对违反的官吏曾于给予严厉的惩罚。
⒋对外政策
伟大的太天国革命，除了担负起反对封建的任务之外，还担负着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新的历史使命。因此，对外关系问题，是这场农民革命遇到的一个新课题。
早在革命准备时期，洪秀全就对洪仁玕\说过这样的话：“如果上帝助吾恢复祖国，我当教各国各自保管其自有之财产，而不侵害别人所有。我们将要彼此有交谊，互通真理及知识，而各以礼相接。”（《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册6，页854）总的看来，太平天国对外关系上，很大程度上坚持了反对侵略而又保持与各国之间正常往来的立场。这从太平天国与外国所谓“使者”的接触当中能够反映出来。
1853年4月，在“中立”的幌子下，英使文瀚访问天京，实际至是刺探太平天国的虚实，并进行讹诈。当他的座船擅入太平天国水域时，太平军镇江、瓜州炮台立刻开炮示警，英舰被迫停止前进，说明意图后，始得通过。文瀚到天京后，曾通过翻译密迪乐向太平天国虚伪地声明：“绝对保守中立不助满人”。太平天国官员措辞得当，表示：“尔等如助满人真是大错，但即令助之，亦是无用的。”（《英国政府蓝皮书中之太平天国史料》，《太平天国》册6，页903）文翰又派人送《南京条约》和一封信给太平天国，企图使太平天国承认不平等条约，太平天国不予理睬，拒绝了他的讹诈。1853年12月，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又访问天京。1854年5月，美国公使麦莲访问天京。这些不速之客，抱有搜集情报，研究对策的目的而来，一经和太平天国接触，都感到难以把不平等条约加在太平天国头上，而匆匆离去。1854年6月，英国新任驻华公使约翰•鲍令，派翻译麦华佗等人，再去天京，提出各种问题，要求答复。东王杨秀清以诰谕形式批复其引条，申明“通商者务要凛遵天令”，“害人之物（指鸦片）为禁”，“此后欲贩运煤炭等，请免来也”（《太平天国文书汇编》）。这些都反映出太平天国坚持独立平等的外交政策，和清政策妥协媚外的外交政策形成了鲜明对比，应该说，坚持原则，维护国家的主权和民族尊严是太平天国外交政策的主导方面。当然，太平天国的对外政策也是有缺陷的，这也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因为宗教上的某些方面共通之处的原因，模糊了太平天国的政治视线，对外国侵略者的真面目缺少本质的认识，而将其一律当成“洋兄弟”。例如曾向文翰的翻译密迪乐表示说：“吾等今后不特彼此相安无事，而且还可以成为亲密的朋友。”在答复文翰的照会中，竟准许英国人“自由出入，随意进退”（《英国政府蓝皮书中之太平天国史料》，《太平天国》册6页403、909），在很大程度上把内河航行权给了列强各国。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妄自尊大的心理，说是“爷排天国在中华”（《天王诏旨》，《太平天国》册2，页678）天王受命为“万国之真主”，要求各国臣服天朝。
三、太平天国的政权性质问题
一个政权由政体和国体两方面构成。决定政权性质的是国体。但政体与国体也是密切联系的。所以考察政权性质的时候也应该注意到政体方面。
关于太平天国的政体问题（即政权构成形式问题）是有争议的，有的认为是君主制，有的则提出所谓“军师负责制”（罗尔纲稍前则称“虚君制”），认为天王临朝而不理政、军师掌实权。但考察起来，应该说太平天国实行的基本是君主制，洪秀全是太平天国的最高统治者，他沿袭历代帝王的做法，搞“君权神授”“朕即国家”那一套，把自己作为上帝的代表，凡间万民之主。他把天朝的秩序规定为“一人垂拱于上”，“万民咸归于下”（《太平天国》册1，页261），“生杀由天子，诸官莫得违”（《幼学诗》，《天平天国》册1，页232）。他沿用封建帝国的世袭制度，封自己的长子洪天贵为幼主，作为自己的法定继承人。还颁布了一套“贵贱宜分上工，制度必判尊卑”（《贼情汇纂》卷7，《太平天国》册3，页223）的体制，等级森严，不准逾越。天王与军师的关系，也是君臣关系，这一点杨秀清也承认。也就是说从太平天国的法定的制

度上，是规定实行君主制的。但是这就有一个问题需要解释：前期在实际施政当中，东王杨秀清掌握军政实权。天王是国家元首，东王则成为“朝纲之首领”，权威很大，甚至凌驾与洪秀全之上，“一切号令，皆自伊出”（《贼情汇纂》卷1），这不是与君主制相悖的吗？这可以从两方面解释：第一，由于太平天国革命领袖之间的关系和封建王朝皇帝与大臣之间关系不是相同的。他们之间尽管尊卑高下有别，但也寓有某些平等因素。他们彼此以兄弟相称，诸王在起义之初。“寝食必俱，情同骨肉，且有事聚商于一室。”（《贼情汇纂》卷6）及至建都天京以后，在礼礼方面日趋尊卑分明，但遇有大事，还常常经大家讨论决定。杨秀清曾经向洪秀全建议：“为君者有不明之处，君则召臣参议议定，诏准施行；臣有不明之处，臣则启奏请训于君，君则降旨施行”（《天父下凡诏书》，《太平天国》册卷46），洪秀全表示赞同。这说明他们的君主制，不似封建王朝那样严格。
第二，因天王与其他各王的关系是法定的君臣关系，故天王以外的他王，是要“辅位朝纲”（《奏日纲等颂赞》，《太平天国史料》页136），东王封专擅权力的现象，并非尽合于太平天国的朝规礼制，所以，洪秀全是不能听之任之的。洪杨间和诸王之间的复杂矛盾关系终于酿成了天京事变，东王被杀。对于君主制度，这也是对其破坏性因素的排除，是维护和修补。之后，洪秀全便明确宣布，“主是朕做，军师亦是朕做。”（《福音敬录》，《太平天国》册2，页514）
洪仁玕\到天京后，虽把“军师”衔先后加给洪仁玕\、李秀成等人，但实权却操在洪氏家族集团手中。天国的民政、军事、外交等都由天王手下诏旨实行，专制主义的君主集权有了更高程度的演化。洪仁玕\尽管受资本主义熏陶较为浓烈，但在他提出的著名文件《资政新编》中，民主政治的内容却几乎闻不到丝缕气味，没有提出多少改革君主专制政治的设想。当然，实际上，君主专制更不可能改变了。所以从发展过程中看，太平天国的君主专制政体不是在日趋削弱，而是在日趋加强，在日趋典型化。
下面我们主要通过具有决定意义的国体方面来分析太平天国的政权性质。
这是一个重要而复杂，争论颇多但意见尚难统一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理论性颇强，在实践方面需要考虑的内容和角度也很纷杂，覆盖面很大。（国体：表明国家根本性质的国家体制，是由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决定的）。
在理论上，主要需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太平天国革命作为一次基本上的旧式农民革命，没有也不可能根本变革封建的经济基础。那么，在这种条件下，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能否有建立起农民政权的可能性呢？有人持否定的观点，认为，按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既然太平天国无力根本变革封建经济基础，那么所建设于其上的上层建筑，也不可能改变其封建性质，也必定是封建政权。对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释呢？我们的解释是：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经济基础最终决定着上层建筑，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又有着相对的独立性，也有着反作用。具体到农民起义建立政权的问题上，就表现为，农民起义可以建立起暂时的农民政权，但不能建立起永久的农民政权，农民政权建立起来后面临的途径不外两条，一是被敌人颠覆消灭，二是自行向封建政权蜕化。太平天国政权，也是这样，它建立起一段时间后，就开始向封建方向蜕化。适应在这种蜕化的过程中，被清王朝颠覆消灭了。
在解决了前提性的理论问题之后，我们考察太平天国政权的性质就主要着眼于哪些方面呢？
一是要看太平天国官员的成分结构，二是要看太平天国政权的暴力的镇压对象及其纲领政策的阶级性质。在这两方面中，第二方面是更为重要的方面。在进行这两方的考察中，都要把握以下的原则：第一，要注意从中抓取主导方面，抓最能反映本质的东西，第二，要把握事物的动态，也就是用发展的眼光而不是用静止的眼光去观察问题。
我们先看太平天国官员的成分。
中央政权的官员是有相当数量的，但决策和起领导作用的是核心领导集团。前期，主要由洪秀全，杨秀清，肖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组成。其中只有韦昌辉和石达开出身剥削阶级家庭，而其余四人皆出身比较贫寒的劳动人民家庭。象杨秀清和肖朝贵，家庭都很贫寒，个人受的苦难很深。而韦昌辉和石达开，尽管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但因都是客家庶族地主，无大权势，也受当地豪强地主的侵凌，使之产生了对当时社会现实的不满，投身到农民革命的洪流中来，都为革命做出了一定贡献。特别是石达开，更表现出革命献身精神。所以我们既要看他们的出身，又要着重看其本人的政治表现，不能说他们是阶级异已分子。所以，太平天国前期的核心领导是一个由农民革命领袖组成的集团。到天京事变以后，上述六人当中唯余洪秀全和石达开两人，而石达开又出走，太平天国重新组织了核心领导层，洪仁玕\、陈玉成、李秀成进入高级领导层。
太平天国地方官员的成分怎样呢？先说：“守土官”，即郡所设的总制，县所设的监军。它的阶级成分按地主文人的记载，一般都以“老贼”称之，所谓“老贼”，就是太平军内部所说的“老兄弟”，而“老兄弟”主要是劳苦大众和起义骨干。此外，郡县长官也有一些是经过考试及第的知识分子和清朝官员任的，但这类型的是个别的。县以下为“乡官”，一般由本地人担任，其成分比较复杂，其中有劳动人民和其他下层群众。比如，太平军占领扬州以后，地主阶级人士记载。“良民不肯为旅帅，为司马……，市井无赖及蛮横仆妇喜充之，蓄发包黄绸，扬扬意得。”据《金陵杂记》说，太平天国在安徽，江西、湖北的官“皆以本乡土人为之”，其中以“土匪”充数者固多（涤浮道人《金陵杂记》，《太平天国》册4页642）。乡官队伍里也有许多地主土绅，例如，清廷曾给袁甲三上谕：“各城占据系本地绅民为军帅、旅帅，著袁甲三查明从逆姓名，速行具奏”（《袁端敏公奏议》卷5）骆 秉章说太平军进入江西后，“遍置伪官，迫其士民，劫以助逆。”（《骆文忠公奏议》，《湘中稿》卷6，页48）对这些人出任乡官的情况亦应作具体分析，有的投诚太平天国后，至死不悔，如江西龙泉举人张谦，曾任太平天国乡官，后被清方俘获，临刑时慷慨声言：大事不成，遗恨千秋，决不回首。（见《新编》页320）也有的是由于面对革命风暴，为保全身家而出任的，也就是被迫应承，也有的是伪装归附革命，混入乡官队伍，伺机从内部进行破坏活动。总之乡官情况是复杂的，有些是地主土绅，即是阶级异已分子，对于全局亦不起决定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