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辛酉政变是慈禧联合奕訢一道合谋成的。奕訢对慈禧的上台可以说是出了大力的，同时通过辛酉政变奕訢自身的权势得以加强，他被封为“议政王”掌管机处和总理衙门，位高权重。慈禧是个权力欲极强的人。奕訢从性格上说也比较骄纵。据说道光帝病重要死的时候特遗命封他为恭亲王，这个“恭”字就是针对他骄纵，给以警诫的。在辛酉政变前后两人关系似乎比较融洽，实际上在互相利用。经过政变，慈禧揽到了最高权利，经过一段时间，经验已熟，人望渐孚之后，就将权高位重的奕訢视危险人物，找机会要抑制他。他借有些亲附于她的臣工屡屡弹劾奕訢发难。1865年一个叫蔡寿祺的大臣（编修）上疏弹劾恭亲王揽权、纳贿、徇私、骄盈，恰巧当天恭亲王进见慈禧，慈禧就将此折出示，正告奕訢说：“有人弹劾你！”奕訢也不看折，一点也不惊惧，只是追问慈禧是谁上的奏折，慈禧说是蔡寿祺，奕訢一听大声说：“他蔡寿祺不是好人！”并且要擅自将其逮捕问罪。慈禧见状大怒，立即召见一些大臣计议，大臣们知道这事非同小可，都不敢明确表示态度，只是说“此惟两宫乾断，非臣等所敢知！”慈禧说：“若然，何用汝曹为？”就是说“要是这样的话，用你们这帮人干什么”。大臣们应付说：“此事须有实据，容臣等退后详察以闻。并请与大学士倭仁共治之。”慈禧始命退。诸臣均流汗沾衣。隔了一天，倭仁出面与一班大臣会于内阁，并召见蔡寿祺一块对质。对纳贿这一条，蔡没有提出多确凿的证据，说根据传闻。但大臣们也得迎合一下慈禧，说这事虽然不能指出实据，恐未事出无因，况且这事儿本属暖味，非外人所能得见。至于骄盈揽权，这个在召对办事时必露端倪，难逃圣明洞查（你看着办吧），拟奏“黜陟大权，操之于上，应如何将恭亲王裁减事权以示保全懿亲之处，恭候宸断！”仍是耍了个滑头。第二天覆奏，想不到慈禧早已拟好一纸诏书等待了，诏书严词指斥恭亲王“妄自尊大，诸多狂傲，倚爵高权重，目无君上”，宣布革去他一切职务，不准干预公事。这纸诏书言词激烈，杀机毕露，但文书上错别字连篇，语句也多有不通，这就是所谓慈禧的“别字连篇的手诏”，她个人也毫不掩饰，告诉大臣们说：“诏书中多有别字及词句不通者，汝等为润饰之”。有关大臣为之着实润饰了一番。这是奕訢被罢，时在1865年的4月3日（同治四年三月八日）。
但是，没有几天，事局就又发生改变，慈禧又诏奕訢复入军机，为什么会这样呢？第一，奕訢在朝中也有相当的亲近势力。他的权位也不是这时的慈禧所能一言为定的，奕訢及其同党当然不会服服帖帖，慈禧罢黜奕訢的诏令一下，有些王公大臣上疏劝止，请求复用奕訢，给慈禧施加压力。第二，尽管奕訢和慈禧在个人权位问题上倾压争夺，很有矛盾。但是从朝政大局这方面说, 奕訢确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不失为一根台柱子,慈禧要维护统治权，总得要借一班这类人物，不然的话纵然他有三头六臂也不行。其他臣工也不能不从朝政大局考虑，这是维护他们共同利益的需要。所以即使慈禧的亲近派也有不少人劝告慈禧，让她收回成命，不能这么干。醇亲王奕譞，这是慈禧的妹夫，他当时有事在东陵，听了以后赶回北京，劝慈禧说，奕訢“纵然有失检点，乃小节之事，似非敢有心骄傲。若以此遽而黜，不免骇人听闻，于行政用人，殊有关系。”慈禧对此等告诫当然不能置若罔闻。据记载说诏罢奕訢之后。枢廷突失重臣，一切政务均现脱节。她权衡得失轻重，于是又改变成命。当然，她是很巧妙地给自己树了下台阶的梯子的了，譬如召集廷议，并且她在背后，根据情况对不同的臣工作不同的表志，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真不愧是一代权奸，这个细节我们就不能说了。总之，最后在5月8日（四月十四）慈禧颁布谕旨。说是：恭亲王深自引咎，召见时伏地痛哭，无以自容。日前之所以严厉责备处分他，是“特因位高速谤，稍不自检，即蹈愆尤，所期望于该王者甚厚。斯责备该王者不得不严。今恭亲王既能领悟此意。改过自新，朝廷于内外臣工用舍进退，本皆廓然大公，毫无成见”，所以，让恭亲王复入军机，但是不再授议政王衔位。所以奕訢虽然复入军机，但名位上较前还是有所降低。据说，经此挫之后。奕訢表面上气焰有所收敛，对慈禧较前恭敬些了，说是以盈满为惧，但这只不过是装模作样而已，内里，他与慈禧间的勾心斗角不可能消弭，日后又有几度激化，影响朝政出现较大变局。
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着重讲一下慈禧奕訢间的斗争呢？因为这两个人是清廷的核心人物，攸关朝政大局自不待言。奕訢不独在朝中影响很大，并且他作洋务派在中央的代表人物，与我们下面要讲到的洋务运动关系很密切。后来他与慈禧间的角逐，又牵联到军机处总理衙门换班易人，对政局影响很大，跟我们这一章所要讲的内容关系很密切。
当然朝廷内部斗争不只局限于慈禧与奕訢之间了，甚至在慈禧的家庭内部，别说是慈禧与慈安太后之间，就是在慈禧与她的亲生儿子同治帝之间，都扯下了家人间温情脉脉的伦理面纱。表现出阴险残忍的权力之争。
我们知道慈禧太后当初本远不如慈安太后的地位，但她很会演戏，装出对慈安太后很恭敬的样子，千方百计迎得她的好感，当然最终是赢得皇帝的好感。垂帘听政后慈禧专权，慈安的地位就远不能及。，慈安这个人没有慈禧那般权术本领，没有那般心计，但两人之间明争暗斗，也不消停。譬如，1869年（同治八年）发生的太监安得海被诛杀事件，这中间就体现了两宫间的争斗。安得海是慈禧的心腹之人，他仗势飞扬跋扈，为所欲为。按照皇室规定，太监不得出都门，擅出者诛杀无赦。1869年中，安得海奉慈禧太后命往南方采办宫中用物，出都南游，一路祸害无穷，对安得海恨之入骨的山东巡抚丁宝桢截之于辖区境内，安得海有恃无恐，丁宝桢本欲先斩后奏，下属力劝不可，他才奏请廷旨，慈安太后乘机下诏，令丁宝桢不用审讯即行就地正法，借机除掉了慈禧的一个爪牙（也有材料说恭亲王奕訢密嘱丁宝桢乘机嘱之）。当然，除掉安得海的关键人物是丁宝桢。但从这一事件当中也反应出两宫之间的角逐，后来也被喧染的很有戏剧性，传说要收安得海正法前，安得海开始还很强硬，以为丁宝桢不能奈何他。当听说正接到东宫慈安太后谕旨时,安得海一时吓软了，正在苦苦哀求的当儿，忽然听到西太后旨到，安得海一听知道有救了，又硬了起来，丁宝桢知道这道圣旨是要救安得海的，于是在命令行刑之后再接旨。果然，西太后的谕旨令把安得海押回北京（当然，押回北京就一定杀不成了），但这时安得海的脑袋已经落地了，再也接不上了。慈安太后1881年病死宫中，时人或疑其死于慈禧进药。
慈禧与同治帝的关系也颇微妙。
同治帝是慈禧太后的儿子，但是母子关系很不协调。他即位时年仅五六岁，1873年这年他已经虚岁十八，名义上亲政，但实际上慈禧并不归政，权柄连亲生儿子也不愿交给，不但不交权柄，而且变着法的让同治帝不痛快。据说同治帝皇后阿鲁特氏端庄贞静，同治也跟他合得来，但慈禧不但不感高兴，却限制他们的婚姻生活，强迫同治帝转爱慧妃，慧妃轻佻，同治帝不喜欢，因此就与小太监们嬉戏游宴，养成放荡之习，最后死得很不干净，成为千古丑闻。并且他对学习也不感兴趣，譬如，据翁同龢同治十年（1871年，亲政前两年）的日记就有这样的的纪录；说某日（正月二十五）看折时精神极散漫，虽竭力鼓舞，终倦于思索，讲习仍嬉笑。某日（二月二十日）晨读极涩，总振作不起来，不过对付时刻而已，多嘻笑，直是无可如何。某日（七月二十日）精神不聚，读不顺，兰孙（李鸿藻，时为同治帝的师傅）颇有声色（很生气）。如此这般，这位同治帝也真有点不争气。同治帝的荒唐我们固然不能完全归咎于慈禧对他的不尽情理的限制，但是也与此不无关系，权欲确实导致了她们家庭关系方面的变态，对于他们来说，权大于“礼”。即使换个角度，同治作为一个长大成人的皇帝，他那个状态跟所谓“中兴”也的确大不匹配。我们在上面的小标题不是列有朝廷的荒淫腐朽嘛，可以同治的例子为证。时间关系不能再多讲。如果说多少真正给当时的清王朝带来一点生气的话，那主要还是曾、左、李这帮人，他们多数是洋务派官僚，这在下次我们要讲的洋务运动的内容中可以得到印证。
第二节 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史事之一,也是近年来学术争议热烈的问题之一,也是我们讲的这第三章中的重点内容之一,我们专列一节来讲。
先就“洋务运动”这个概念简单说两句,如果抛开“运动”，单就“洋务”二字而言，似由“夷务”二字转化而来,而把“洋务”和“运动”连在一块,合成一个概念，现在一般说来是约定俗成的这么用了。如果追根寻源的话，大概是由1938年出版的何千之的《启蒙运动史》先使用,以后逐步为人们广泛沿用。但是时至近年也有的学者仍然不取用这个概念，例如我们在布置参考书目中介绍过的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中国近代史稿》，就是“洋务活动”而不用“洋务运动”，似乎觉得说不上一场运动。“活动”也好，“运动”也罢，所指的内容，基本是对应于所谓的“同光新政”、“自强新政”。我们使用某一概念固然要赋于和明确中它的特定涵义，在交流或争议的时候，要遵循形式逻辑中的同一律，这是必要的，但没有必要胶着某一字眼作无谓的穿凿。通常所谓“洋务运动”，就是指19世纪60至90年代，洋务派官僚所进行的与资本帝国主义有密切联系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外交等方面的一系列活动，而其中以“自强”为标傍的“练兵制器”活动和以“求富”为标榜的经济活动为中心。我们首先要明确概念的基本涵义，在此基础上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着眼对洋务运动进行考察。
一、洋务派与顽固派
洋务运动是由洋务派搞起来的，也就是说洋务派是洋务运动的主体（注意：这里的“主体”不是惯常我们指事物的重要部分意义上的那个“主体”，而是哲学范畴的与“客体”相对应的那个“主体”，就是指有认识和实践能力的人。而客体是主体认识和实践的对象）。洋务派是当时统治阶级中一个具有特定群体特征的政治派别，而其群体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所谓“顽固派”相比较而显示出来的。顽固派也是当时统治阶级中具有特定群体特征的政治派别，而其群体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又是赖以与洋务派的比较而显示出来的。所以，我们把洋务派与顽固派对比来讲。
1、洋务派的构成及其思想特征
洋务派是对清朝统治阶级中，具有洋务思想和洋务实践活动的一派人物的群体性称谓。这一群体并不具有自身的组织规范性，举例说，它并不象后来的兴中会，同盟会那样，本来就建立起了那么个组织，你加入了这种组织就是这个群体当中的一员，没有加入就不是。洋务派并不是这样，这是后人赋于的规定性称谓，它没有自身固有的确定性，例如在有些人物来说，算不算洋务派人物，就似是而非，带有很大的模糊性，甚至有的人提出就不应人为地划分出一个洋务派，当然这是极个别的看法。我们认为根据共有的群体性特征，划分出一个洋务派，并且，就总体而言，就其有代表性的典型人物来说，其派别归属也是明确和醒目的。根据上边我们对洋务派的定义认定这个群体，并且可以进而将其划分成两个类别的人物，一个类别就是奕訢等人为代表的满族中央权贵派，另一个类别就是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为代表的汉族地方实力派。这两个类别的人物尽管在许多方面包括洋务的思想和实践方面，不无矛盾和分歧，但总的说来，在洋务方面是志同道合，上下串通，内外配合的，共同构成洋务派群体。如果就它们在洋务运动中的地位和实力判定强弱主次的话，那么是以汉族地方实力派实力较强和更居主要，因为从人员阵容上说，汉族地方实力派人多势众，从洋务运动的中心内容所属的主要事业上看，绝大多数是由汉族地方实力派人物搞起来的（待后而是所讲）。而在洋务派的汉族地方实力派中，又以李鸿章最为主要，故堪称是洋务运动的首脑和旗帜，这可以从以上几个方面得到说明：
第一、李鸿章位高权重，并与洋务运动相始终；
第二，李鸿章提出了一套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洋务主张；
第三，李鸿章举办的洋务事业最多，掌握的军事经济实力最大；
所以讲洋务运动，特别要注意李鸿章这个人物。
上面，我们简单讲了洋务派的构成问题，下面看一下它的基本思想特征，因为这是显示它与顽固派区别的最重要的方面。
洋务派用以指导其洋务活动的思想固然也是很复杂的，但最基本的、最核心的东西可以归结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简为“中体西用”），这也可以说是整个洋务运动的思想纲领。
“中体西用”这一命题，如果从文化史的角度考察，它的覆盖面和涵容量很大，不是我们这里能讲了的，这方面也有不少文章，大家有兴趣课下可以探讨。这里我们只就它体现的洋务思想本身来讲。
大家可以看出，这一命题里包括两对概念：一是“中学”与“西学”；一是“体”与“用”。就其特定涵义来说，所谓“中学”，即不是指狭义的中国学术，也不是泛指中国一切事物，而主要是特指所谓的“中国的文武制度”，也就是封建制度；“西学”也既不是指狭义的西方“学术”，也不是泛指西方一切事物，而主要是特指西方的船坚炮利和其他先进科学技术，充其量，再加上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某些具体办法，但主要的是所谓“长技”。所谓“体”、“用”，我们也不从哲学的范畴和角度去探讨，只指明其实际应用的意义。所谓“体”，就是“根本”，所谓“用”，我琢磨来琢磨去觉得用我们通常说的“服务”二字来解释就很合适，将它们串通起来，“中体西用”便可得到这么一个简要的解释：以中国封建制度作为根本，利用西方“长技”，为维护和巩固这一制度服务，用时人的一句话来话，就是“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冯桂芬：《校邠庐抗议》）。
在洋务派人物看来，中国的封建制度是尽善尽美的，西方国家的制度比之不及，不能改变这个根本。例如，李鸿章就说：“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 “中国文物制度迥异外洋獉狉之俗，所以郅治保国邦、固丕基于勿坏者，固自有在”。要学习利用的是什么呢？是西方的“火器”，是西方先进的军事装备和机器生产。还是那个李鸿章，就曾明确说，中国之于西方，“独火器万不能及”，把所谓“求强”的希望寄托在仿造外洋船炮、创办军事工业上。后来，又从“求富”着眼扩大到仿行西方举办铁路、电报、制造、开矿、纺织等事业上。但搞这些，其本意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改造成资本主义的中国，而是企图借用西学资本主义的甲胄以保护清朝封建主义的躯体。
洋务派的这种思想，是由其阶级属性和在社会实际中的特殊体察所决定的。洋务派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组成部分，它们阶级属性决定了，它不可能对封建制度进行否定，但是，他们一般接触西方的人物、事情比较多，在接触过程中认识到西方国家强大、厉害，中国抵不过，为什么？他们不可能从封建制度和统治集团腐朽，而西方资本主义先进一个时代这实际上的根本方面去找原因，而只能看到和承认一些皮毛的东西。譬如，李鸿章在上海，以淮军与外国军队联合镇压太平天国，就极为艳羡外国军队和火器。他亲眼看到洋兵使用西式武器 剿杀太平军的威力，在给曾国藩的信中绘声绘色地这样描述：“洋兵数千，枪炮并发，所当辄靡，其落地开花炸弹，真神技也！”惊慕之情，溢 |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