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课程教案 （来源：河北师范大学）——网上转贴

镇南关大捷可以说使中国方面稳操胜券，法国军队镇南关失败的消息传到巴黎，引起了法国统治者的巨大震动和恐慌，3月30日，法国人也成千上万地拥上街头，游行示威，包围议会，当晚茹费理内阁就告倒台。但是中国方面军事上的胜利，都成了清政府用来向法国乞和的资本，李鸿章等人叫嚷“乘胜即收”，慈禧采纳了这种意见，决意乘胜求和，于4月4日，授权早在巴黎与法国为中法战争事件代表中国方面谈判的英国人金登干（中国海关总税务局驻伦敦办事处官员）和法国签订了《巴黎停战协议》，命令前线各路清军停战并撤兵，前线将士闻讯“皆扼腕愤痛”。老将冯子材致电两广总督张之洞说：“去岁上谕议和者诛，请上折诛议和人，士气可奋，法可除，越可复，后患可免”（《中法战争》第4册，页489）。张之洞、左宗棠等人上疏反对议和，不被采纳，1885年6月9日，李鸿章与法国公使巴德诺在天津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主要内容：①中国承认越南是法国的保护国；②中国边界指定两处通商；③法国货物进出云南、广西边界，应减税率；④日后中国修筑铁路，自由法国商办；⑤法军退出台湾。这一条约的签订，使法国势力从此侵入我国云南广西，进一步加深了我国西南边疆的危机。以签订该约为标志，中法战争正式结束。
四、中法战争结局的历史教训
中法战争的结局可以一句话概括，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为什么这样呢？这个事实很明显，战争第一阶段战事不太典型，就说第二阶段吧，几个战役除去马尾之战等外，其他战役基本是中国胜利的，特别是具有决定意义的镇南关战役……
它的主要历史教训和影响何在呢？
第一，更典型的充分地暴露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清政府根本不能取得抗击外国侵略的胜利。在此之前，历经的与外国侵略者较量的两次鸦片战争都失败了，其根本原因固然在于清朝的腐败，但作为战争的直接结局是清朝方面失败了，军事上的失败导致被迫就范，还似乎有点扯赖，而中法战争呢，从军事上说都是中国得到了胜利的结局。这胜利，是广大爱国军民基于通过两次鸦片法战争失败的惨痛教训，对外国侵略者认识深化和仇恨增强，奋勇战斗，抵抗外国侵略的结果。但是，广大爱国军民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胜利，却被清政府用来化为乞和的本钱，在它的罪恶之手下，完全给葬送掉了。不管军事上是败是胜，在清政府的主持下，战争的最后结局总是清朝方面失败告终。这促使了广大人民群众反对清朝统治的斗争开展。
第二，在清政府腐败面目更充分显露的同时，由外国侵略造成的亡国灭种的威胁也进一步摆在中华民族面前，更广泛深入地开展反侵略斗争，就成为维护中华民生存的迫切任务。事实上中法战争以后，群众性的反洋教斗争进一步开展，成为当时反侵略的一个重要内容。以早期维新派为代表的先进阶级力量，更深入地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

第三节 中日甲午战争

在中法战争十年之后，发生了中日战争，这次战争的时限是1894年7月至1895年3月，历时大约8个月。因为战争爆发的1894年，即光诸二十年，是甲午年，故史称“甲午战争”。
一、战争爆发的宏观历史背景
甲午战争作为日本在19世纪90年代发动的一场侵略中国的战争，其宏观背景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眼看：
1．从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及其在东方角逐的国际条件看：从19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世界资本主义开始向帝国主义过渡（讲边疆危机时我们提过），到甲午战争之前，已经接近于过渡的最后完成（世界资本主义过渡到帝国主义的标志是1898年的美西战争，1899-1902年的英布战争和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见列宁《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 第2卷页884）。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历史阶段，它具有五大经济特征，其中之一，是与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其中之二，是最大的资本主义列强已把世界领土分割完毕。到甲午战前，垄断组织已在各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基本取得了统治地位。为了输出“过剩资本”，它们对殖民地的要求更为迫切。此外列强已把非洲、澳洲和亚洲一半以上的土地宰割完毕，只剩下中国、波斯、土耳其等国当处在未被某一国帝国主义独占的半殖民地位。一些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日本也在内，还有美国强烈要求重新瓜分世界领土，对中国这块肥肉虎视眈眈，对中国和它外围的邻国角逐激烈。列强各国在侵略中国问题上，他们是互相争夺，互相勾结。沙皇俄国为了把中国东北和朝鲜控制在自己手里，正在准备大肆进行侵略扩张，它对日本是警惕的，但为了使日本能在它同英国争夺远东的斗争中站到自己方面来，又拉拢日本， 默认日本向中国进攻。英国在长江流域，华南各省扩张势力范围，为此不愿日本发动战争，但又要利用日本牵制沙俄南下，基于此又希望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法国则想利用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把其他各国的注意力引向中国北方，以利于他自己在中国西南各省肆意扩张。德国希望利用日本发起的战争，自己坐收渔人之利。美国正在太平洋上开拓殖民地，它早就与日本联合起来对中国进行侵略，这次又想借日本对华战争进行共同分赃。总之，日本当时发动对华战争，适应了资本主义世界接近完成向帝国主义过渡的历史阶段，列强对外侵略扩张的需要。
2、从日本发展的特点看：日本从1868年的明治维新以后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到它发动甲午战争的时候已历二十多年的时间，它通过一系列发展资本主义的措施，大力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这期间工业资本增加了13倍。商业资本增加3.5倍。银行业发展也很迅速，在1875年时只有4家，到1880年短短五六年中，就增加到150多家，增长了40倍，其资本额从245万日增加到4亿3千多日元，增长了18倍。由于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垄断组织开始出现。但是，明治维新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改良主义道路出现的，大量封建因素保留了下来。特别突出的是明治维新时的许多封建领主和武士，后来转化为资本家，其中一些人还身兼国家高级官吏，他们本身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同时日本在明治维新时，国家是以经营军事工业为主导带动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这种资本主义，随着天皇制军国主义对外发动侵略战争而发展起来，具有疯狂的掠夺性。具体到对华关系上，明确维新以后，它就制定了所谓“大陆政策”，即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等国，第三期灭亡满蒙，征服支那（中国）全土，进而征服亚洲和世界（这个改革是1927年7月25日，日本内阁总理兼外务大臣田中义一给裕仁天皇的枢密奏折中透露出来）。1885年日本提出了一个以十年为期的扩军计划。1887年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更是制订了《征讨清国策》具体规划了侵华步骤。此外，日本资本主义危机的发生对它动侵略战争更起到了推助作用。日本也同样不能逃脱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惩罚，1890年，日本开始出现经济危机，主要生产指标下降，对外贸易也很不景气，财政赤字大大增加。经济危机的爆发，促进了政治危机的到来，当年日本就爆发了全国农民起义，此后，人民的斗争风起云涌，接连不断。为了摆脱困境，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日本更是在发动对华战争上寻找出路。而这时，它已具备了比较雄厚的军事实力。到甲午战争前，日本已建立起一支拥有六万多名常备兵和23万预备兵的陆军，并拥有排水量七万二千多吨的海军舰只，总吨位大大超过了北洋海军舰只。
3、从中国的情况看。中国当时为列强所争相吞噬，都不是被某个资本主义国家独占的完全殖民地，而是半殖民地。中国与日本仅一海之隔。从地理上便于日本侵略。中国地大物博，是块肥肉，故成为日本猎取的主要目标（系与日本相邻的朝鲜，是满足不了日本胃口的）。
二、甲午战争时期的清朝统治集团
甲午战前，清朝统治集团状况，一个突出现象是帝党和后党的明显分化。所谓帝党，是指拥戴光绪皇帝的一派政治力量。所谓后党，是指为慈禧太后所操纵利用的一派政治势力。光绪帝于1875年即位时年仅4岁，由慈禧太后垂帘听政。1887年光绪帝十六岁时名义上亲政而由慈禧太后“训政”，到1889年，慈禧太后表面上“撤帘归政”，但实际上仍掌握实权。光绪帝亟想摆脱太后控制，自己有所作为。渐渐地，在他的周围形成拥戴他的一帮大臣，以光绪帝的老师翁同龢为首领，其他重要党羽如孙家鼐、志锐、文廷式等。慈禧太后当然不能坐视实权旁落。他经营多年，根基强固 ，手下也有一批得心应手的大臣，后党的主要党羽有李鸿章、荣绿、孙毓汶等人，他们控制着军政实权，而帝党掌握着发布上谕的权力。帝常和后党的对峙，标志着清朝统治阶级内部的严重分裂。他们之间的争逐，核心问题是争夺最高统治权。但也反映出对民族危机和国家前途的不同态度，具有新旧之争的性质。这在甲午战争时的和战问题上突出表现出来。一般说来，帝党是倾向于主战的，而后党倾向主和。到了1894年的6、7月间，形势已非常紧张，可谓已经战云密布，（具体情况下面讲），帝党既为国家的前途忧虎，同时也希望借机加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主战的调门颇高。而慈禧为首的后党，却一心力保和局。慈禧害怕日本的武力威胁，同时又正大肆铺张为自己筹办六十寿辰庆典，而李鸿章呢，也有自己的小算盘。他经营北洋海军若干年，这是保持他实力的老本，尽管经营海军不无御外的动机，但李鸿章手里的这张王牌是不愿轻易打出去的，他觉得自己的北洋海军从实力上不如日本海军，所以主张“避战自保”。于是他在慈禧的支持下，对帝党以上之等形式发出的“预筹战备”指令不予理睬，而热衷奔走于俄英公使之间，幻想依靠列强的出面调停而制止战争，特别是幻想“联俄制日”。他根本不努力进行战备，甚至在乞求列强出面调停失败的局势已定的情况下，仍不积极采取补救措施。李鸿章依靠外国调停之所以不可能成功，主要是因为如同我们在战争爆发原因中国际形势的内容里也讲到的，尽管列强与日本在侵华问题上有争夺。但又各怀利己之心，不反对日本发动对华战争，都想借助之扩大自己的侵华权益。战争是不可避免了。
三、战争的爆发及其经过、结局
1、战争的爆发

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是以朝鲜问题为前导的。
日本为了侵华的需要，把魔爪伸向朝鲜，在朝鲜扶植亲日派，排挤清政府在朝鲜的势力。1885年，日本强迫清政府签定《朝鲜撤兵条约》（即《中日天津条约》），其中规定中日都从朝鲜撤兵，以后朝鲜遇有重大事件，两国或一国要派兵的话要互相知照（在“边疆危机”一节中已讲到），实际上就是要改变清政府原与朝鲜的关系，而由日本一手控制朝鲜。1894年春，朝鲜南部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因为领导这次起义的组织叫“东学党”，所以这次起义叫“东学党起义”。起义很快控制了朝鲜南部的大片地方。朝鲜政府无力镇压起义，请求清政府派兵帮助。日本就此设置了陷阱。表面上它不但没有反对，反而极力怂恿，诱惑清政府出兵朝鲜。日本驻朝鲜公使明确表示，希望清政府能出兵镇压起义，并此地无银三百两地说：“我政府必无他意”，而它的实际阴谋是，中国一经出兵，就可以以此为口实，也派兵进入朝鲜，进而发动对中国的战争，愚昧昏庸的清政府对日本阴谋毫无查知。6月上旬，清政府决定派直隶提督叶志超率陆军一千五百人去朝鲜，进驻朝鲜京都汉城以南的牙山。清政府按照条约规定，把中日对朝出兵之事知照日本政府。日本则更大规模的向朝鲜派兵，以保护侨民为名，陆续派出一万多众进驻朝鲜，控制军事要地，并占领了朝鲜的首都汉城，这就是我们说到的“6、7月间形势严重、已战云密布”的具体情况，而李鸿章后党势力所乞求列强调停，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干的。在乞求调停失败，战争一触即发的情况下，李鸿章仍不作战斗准备，而训令驻守朝鲜的军队“静守勿动”，说什么我不先与开仗，谅彼亦不动手，“万国公例，谁先开战，谁即理诎”。敌人是蓄意制造战争的，怎么会信守所谓“万国公法 ”，计较什么理诎不诎。主战派则对形势有较为正确的估计，备战的呼声颇为离涨，这使李鸿章之流不能不受到一定的压力。在战争近在眉睫之际，李鸿章不得不派卫汝贵、马玉昆、左宝贵等将领进军平壤，同时又雇用英舰“高升号”运兵渡海，增援牙山，日本侦知清政府的行动后，即在丰岛海面袭击“高升号” 和护航舰，正式挑起中日甲午战争。
2、战争经过：
① 丰岛海度 日本点燃战火
时间：1894.7.25，地点：丰岛附近海面（见教材P200图），清政府雇佣英舰高升号运兵增援朝鲜牙山，并派济远、广乙、操江三舰护送，航期被日本间谍侦知，日本即派舰队在半岛海面集结，在25日晨济远等舰驶抵丰岛海面时，即发动突然袭击，广乙号遭重创后撞海滩焚毁，操江被掳，济远管带方伯谦临阵命舰队逃脱，水手怒发炮还击。高升号被击沉，船上近千名清兵罹难。即所谓高升号之事件。至此，日本不宣而战，以偷袭方式，正式挑起战争。半岛之战是中日甲午战争的第一仗，也是第一次海战。
②牙山之役，清朝被迫宣战
丰岛海战发生后，李鸿章仍执迷不悟，仍把制止战争的希望寄托在外国身上，一则认为高升号为英国自己，英国自然不甘罢休，会惩罚日本，再则认为日本挑起战端，破坏“万国公例”，幻想依靠列强共同谴责日本，制造事态的进一步扩大。第一点希望，因为日本向英国赔款事情了结，第二点希望，更是异想天开，列强都宣告所谓中立，不干涉日本。而日本蓄意进行战争，在丰岛海战的同日，又派四千多名陆军进犯牙山的中国驻军。丰岛海战以后，海道梗阻，牙山的清军已成孤立无援之势。聂士成率千人驻守牙山东北的成现，主将叶志超率500人驻牙山东南的公州，以成犄角之势。在7月29日，战斗打响，聂士成部奋勇杀敌，因为没有后援，众寡悬殊，随后突围退往公州，这时主将叶志超，早已率部撤退，聂士成部赶上它，撤至平壤。叶志超临阵畏惧，未战先逃，本来罪不容诛。可是他到平壤后，却以“自接仗以来，毙敌不下5000余人”的大胜利电告李鸿章，李鸿章居以入奏 ，论功行赏，将叶志起升任“诸军统帅”。牙山之战是中日甲午战争中的第一次陆战，此战之后清军看到求战求和已不可能，被迫于8月1日对日宣战，日本也同日对中国宣战。
③平壤之战，清军败退国内
经牙山之战，驻朝清军都退至平壤。这里也就成为日军选择的决战场所。日本以陆军大将山县有朋为司令，率侵略军万余人分四路进逼平壤。当时清军共35营约二万人，由叶志超起总领，从9月15日开始，日军发起总攻，在这次战斗中主帅叶志超一如既往，表现不好，而其他的将领，表现还是比较好的，临阵都进行顽强的抗击，特别是左宝贵，表现很突出，他帅部据全城形胜牡丹台。左宝贵率军“力疾血战”，全力以赴，最后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他决心以身殉国，乃服黄马褂顶翎，“带着亲兵骑着白马”、“奋不顾身”，登城指挥，虽身受重伤，仍在炮台督战，最后壮烈牺牲疆场。而叶志超，则在城上遍插白旗，向敌乞降。这次战斗清军损失较大。平壤之战，是中日战争在朝鲜境内的一次最大最关键、同时也是最后的一次战役。平壤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平壤一失就使日军长驱直入朝鲜北部进而入侵中国开了通途。经平壤之战，原在朝鲜的清军还剩万余人，由叶志超带看一路狂奔，渡过鸭绿江，退至国内。从此，战火就由朝鲜境内蔓入中国境内。
④黄海海战，清方失制海权
平壤之战的战火未息，在9月17日，即平壤失守的第二天，日本海军又向清朝北洋海军进行袭击，发生著名的黄海海战（亦称“大东沟之役”）。在平壤军情紧急的时候，北洋海军护送增援部队至大东沟（渡兵登岸时平壤已失手）。17日上午11时当口，正当北洋舰队准备返航旅顺之时，忽见西南方面，黑烟滚滚，一列军舰隐约可见。开始悬挂美国国旗，临近才全部改悬日本军旗。知是日舰队前来进袭，于是丁汝昌下令起锚，准备迎战。所遭遇的日本般队有舰十二艘，由海军中将伊东裕享率领，兵力约三千五百余人，北洋舰队有舰十艘，另有平远，广丙两艘在港口内未来得及赶出。另有四艘鱼雷艇 ，兵力大约二千三百余人。就军舰的总吨位看，北洋舰队三万一千吨，日本舰队三万八千吨。从总的情况看，双方力量大致相当，而日方稍占优势。两军对阵，在12点50分双方相距大约五千七、八百米左右的时候，北洋旗舰“定远”号首先发炮轰击，各舰随之，战斗打响，直到傍晚五点半左右，战斗结束，历时5个来小时，战斗刚开始不久，因北洋舰飞桥多年失修，开炮时震裂，在上面指挥的丁汝昌摔下来身受重伤，定远管带刘步蟾代为指挥。开始阶段，双方主动，被动的态势不甚明显，中间，日本舰队夺取了优势和主动，北洋舰队的爱国官兵表现得很英勇 ，像丁汝昌受伤后虽有刘步蟾代为指挥，但他本人仍在甲板上督战 ，经远号在管带村永升的指挥下，奋战敌舰，林永升陈亡，舰只中鱼雷沉没，军舰官员战斗到最后一息。特别是致远号，弹尽受伤后在管带邓世昌的命令下撞击日舰吉野号， 意欲与敌舰同归于尽，中途不幸被鱼雷击中，全舰官兵英勇牺牲，邓世昌落水后，他平时所养一只爱犬衔其臂使浮水面，他抱定与舰共存亡的决心，决意殉国，挥犬而不去，犬反而衔邓发辫救之，邓不得已将犬亦按于水下，同尽。
当然也有表现不好者，济远号管带方伯谦，刚和日舰接触就挂起“本舰重伤”的信号转舵逃跑。广甲号在管带吴敬荣的命令下也逃跑，途中将受伤的扬威号也撞毁了。最后双方各自整队，日方先撤离战场，北洋舰队损毁五艘舰只（致远、经远、超勇被击沉，杨威、广甲自毁），死伤官员千余人，日本方面没有沉没的舰，但也有数艘受到重创，伤600余人，比较起来，北洋舰队方面损失大些，但此一战，李鸿章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下令北洋舰队固守威海卫军港（北洋海军的两大基地之一，另一为旅顺），北洋海军从此失去了制海权。
⑤辽东遭劫，人民浴血抗敌
日军在取得平壤之战和黄海海战的胜利之后，基本上实现了占领朝鲜和控制制海权的第一期作战计划。之后，用一个来月的时间，休整队伍，于10月下旬，就大规模地进军中国东北，它兵分两路，一路由山县有朋为司令官，它的进攻路线是从朝鲜的义州渡江后，占九连城。安东（今丹东）、凤凰城，然后又由凤凰城分南北两路进犯（见教材P201地图），直逼辽阳一带，并打算直取奉天（省城），在辽阳一带遭到人民顽强阻击，（下讲）。第二路以大山岩为头目，从辽东半岛的花园口登陆，占金州，大连旅顺。在日军侵犯辽东的过程中，清朝守军有的做过一些抵抗，如总兵徐邦道在旅顺一带做过英勇的抗击。但总的看来，这时的清军守将，大多如同惊弓之鸟，不战而逃者居多。所以敌兵进军能很迅速，其南路军到11月即攻下旅顺，日军占领旅顺后，兽性大发，血洗全城。据一个英国人叫胡兰德的纪载，日军“一连四天野蛮地屠杀非战斗人员和妇女、幼童 ”，在这次屠杀中，幸免于难的，全市仅三十六人。这三十六人是为供驱使以掩埋其同胞的尸体而被留下的（胡兰德：《中日战争之国际公约》见《蹇录》第53页，转据徐、赵书P339），这血的惨案，永远铭记着日本侵略者屠杀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
和腐败的清军形成鲜明对比，辽东的广大人民 没有屈服于敌人的血腥暴行，纷纷起来，抗击侵略。所以山县有朋明为首的一路日军在辽阳一带就受到当地人民的顽强阻击，附近各县人民，组织了七八万人，支持防军，辽阳知州徐庆璋，利用人民的力量，绅民固守，终于粉碎了侵略者“取奉天度岁”的狂妄计划。再如，在敌人血洗旅顺之时，一个姓苑的铁匠，手持大锤藏在门后，搜查的日寇刚一探头窥视，就被击碎脑壳，这样一连打死五六个敌人。有一个少年，化装成乞丐，潜入日本军营，将毒药放在水缸中，毒死很多敌人，这个少年被捕后愤慨陈词：“余为国杀敌，早拼一死，所恨者，药屑犹余，未尽杀汝等耳！”语毕壮烈牺牲（阿英：《近代外祸史》P344）（据徐、赵书P340）。

⑥威海卫之战，北洋海军覆没
北洋海军原有两大基地，即旅顺和威海卫（今威海），它们各在拱卫着渤海门户的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前沿，隔海相对。日军攻下旅顺后，便又把威海作为攻占的目标，威海卫可谓形胜之地，时北洋海军当有战舰9艘，炮艇6艘，鱼雷艇十几艘，威海卫并设有新式炮台。如果水陆密切配合，积极组织战斗的话，那击退敌人进占阴谋不是没有可能的，但此时李鸿章一味采取“保船避战”的方针。1895.1.20，日本开始在荣城湾（威海卫东北）登陆，它采取的战术是“打后锁前”，即从这里登陆包抄威海卫后路，而以海军配合在海面封锁北洋海军。在1月底和2 月初，相继攻陷威海威海卫的南北帮炮台，随即封锁东西港口，日军海陆两军一齐发炮猛攻北洋舰队，爱国官兵进行反击。但北洋水师完全处于被围困的被动境地，日方逼迫丁汝昌投降，丁汝昌决心以死尽职。而舰队中的一些外国顾问和教官开始勾结一些无耻将领，逼迫丁汝昌投降，丁至死不降，先是下令余舰冒死突围，继又命令炸沉舰船以免资敌，但一些将领拒命。定远管带刘步蟾将搁浅的定远号炸沉，并于当夜愤然自杀。2月11日，丁汝昌也在绝望中自杀。英国顾问浩威假丁汝昌名义作降书，向日军投降，余舰十一艘及一些军资器械为日军所获。17日开进威海港。至此，威海卫战役以清失败告终，同时李鸿章经营多年的北洋海军也至此覆灭。
⑦湘军“东征”，一触全线崩溃
上面一些战役吉主要动用的是淮军，因其屡败，从1895年1月起，起用湘军“东征”，出动六万人，驻扎山海关内外以两江总督、湘系要员刘坤一为钦差大臣，督办东征军务。其人是主战的，而今真正奉命抗敌，亦是大不顶事，同样是一触即溃。3月里，几天之内接连失去关外诸军据点，全线瓦解。这次开战以来最大的一次出兵几乎是无声无息地迅速失败了。
⑧马关谈判，丧权辱国签约
清政府以慈禧、李鸿章为首主张议和，并不是到最后军事上走投无路之时才开始，而是贯穿于战争的全过程，他们苟且求和的态度，是造成甲午战争中国方面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旅顺失守以后，清政府就派户部侍郎张荫桓 ，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赴日议和。但这时日本无心议和，决心给清朝以更大的打击，以逼它彻底就范，以清政府所派代表职位太低，“全权不足”为借口，拒绝接谈，张、邵二人终于被迫回国。日本方面指名道姓要李鸿章任全权代表，并且明确提出，日本将不仅要求赔款，而且还要割地，这是先决条件，如果不同意，就不必派员谈判。割地这是最棘手的问题。清政府当然也不甘心情愿把自己的领地割给日本，李鸿章怕割地卖国的罪名，他开始还幻想依靠外国公使劝说日本放弃割地的要求，一是公使们根本不干，再是日本也决不可能放弃其要求。李鸿章这时也左右为难，他深知议和使者他是推不了的，而议和又须以割地为前提，割地则负卖国之罪。所以他就耍滑头，一方面声称他不愿割地，但 既然议和舍此又无办法，于是就让最高统治公开表态授权，以推御自己的责任。这时慈禧也耍滑头，躲在深宫里装病，让李鸿章一切向光绪请示，光绪在战争过程中态度还是比较积极的，他当然不愿割地 ，但到后来军事上一败涂地，形势所迫，终于让恭亲王奕訢传他的“面谕”，授权李鸿章有“商让土地之权”。这样李鸿章才出使日本谈判，代表成员还有他儿子李经方，3月20日，李鸿章开始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外务相陆奥宗光，在日本马关的青帆楼开始谈判，一直到4月17日马关条约签订，谈判才告结束，其间将近一个月。谈判过程也比较曲折，因为谈判开始时，战争仍在进行，所以李鸿章主张先停战再谈议和条件，而日本坚持先谈议和条件，再决定是否停战。相互争持，在第三次会谈后李鸿章回住处的途中被一个日本浪人枪击，未死但受了伤，舆论大哗，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同意签订停战条款，然后提出议和条约底稿。李鸿章也进行了一些讨价还价，但日方态度强硬，大肆进行威胁。如伊藤博文当面对李经方说（此时李鸿章养伤，李经方代为全权大臣）：“若不幸此次谈判破裂，则我命令一下，七十艘船搭载大军，直往战地。如此，则北京之安危，有不忍言者。再深切言之，谈判破裂，中国全权大臣一去此地，能否再安然出入北京城门，亦属不能保证。”（王其芝：《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2卷）在日本方面的逼迫威胁下，李鸿章父子节节退让。终为了推御责任，有关条约内容频频致电请示清廷，最后于4月17日在马关条约上签字。至此，标志着中日甲午战争正式结束。
四、《中日马关条约》的主要内容及其危害
《中国马关条约》的主要内容是：①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②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③赔偿日本军费二万万两白银；④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个通商口岸，日船可以沿内河驶入以上各口；⑤允许日本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工厂。
[次年，又据有关规定，订立通商行船条约，日本取得了领事裁判权和最惠国待遇。从当时看，这对于列强来说已不典型和重要，因为列强绝多国家军已获得此权，不过后起效法而已，故可在马关条约中不论]
危害：
第一，割占中国大片土地，进一步严重破坏了中国的领土完整。这是继沙俄侵占中国大片领土后，对中国领土的又一次大掠夺。清方整省整省地割让土地，前所未有（台湾）。而辽东半岛则是皇家的故园，向为清王朝视为根本重地，不得不同意割给日本， 虽然后来经三国干涉赎回，但不免成为列强角逐之地。中国台湾从此落入了日本殖民主义者的魔掌达半个世纪之久。
第二， 勒索了中国的巨额赔款（原是二亿两白银，再加上后来的赔辽费三千万两，共两亿三千万两）。这是对中国的一次残酷的经济掠夺，使清政府财政进一步破产，同时也为侵略者进一步控制中国创造了条件。因为这么多的款额，靠清政府的财政无法支付，只有向列强大举借债，而这种借款，显为政治性借款，要靠清政府给予列强诸多政治、经济权益换取。
第三，适应了资本主义过渡到帝国主义而对华实行资本输出的需要。规定日本可以在中国投资设厂，并增开通商口岸给予日货运销的诸多特权。列强根据片面最惠国待遇的特权。得以任意在中国投资设厂，大肆进行资本输出，使之合法化，这是对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巨大阻碍和沉重打击，使民族工商业在原料、劳力、市场等方面临更严峻的局面。
另外，规定日本控制朝鲜，这为日本侵略中国本土提供了一个便利的据点。
总之，《中日马关条约》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基本完成向帝国主义过渡的历史形势下，适应列强侵略中国的需要而产生的一个严重不平等条约，它大大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和民族危机。当然，民族危机的加深刺激了国人的进一步觉醒，掀起了救亡图存的斗争热潮。甲午战争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影响是巨大的，甲午战争后中国的政治、经济等方面都显现出了明显的阶段性变化。
五、中国人民反对割让台湾的斗争
《中日马条约》规定中日割让台湾给日本，引起举国共愤。
首先在主战派官员中引起强烈反对，帝党分子，侍读学士文廷式带头呼吁严惩卖国贼李鸿章以及战败失职的逃将，接着一些御史和疆臣（如两江总督张之洞、闽浙总督谭钟麟、山东巡抚李秉衙等诸多人）、一些中小官吏也上书条陈，抨击卖国行径，以康有为首的著名的“公车上书”即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割台噩耗传至台湾，台湾人民更是义愤填膺，“捶胸泣血，台北人民鸣锣罢市，发布檄文，决心誓死抵抗。台湾土绅丘逢甲为保卫台湾不沦为日本殖民地，倡导成立“台湾民主国”，并操办武装御守。台湾绅民表示：“桑梓之地，义与存亡！”
而清政府一意孤行，派李经方于6月2日与日本签订交接台湾的字据，而日军在此前三天就在基隆以东的地方登陆。清政府已下令让台湾巡抚唐景崧和在台的大小文武官员撤离，唐景崧也不愿割让台湾，所以没有立即走，日军登陆以后他便逃到厦门，这时台湾的清朝最高官员是刘永福，他是甲午战争爆发后被清政府任命为帮办台湾军务的，率黑旗军渡台驻防台南，这时成为台湾抗战的领导者。除刘永福部黑旗军外。各地的群众抗日武装也纷纷起来，最著名的有徐骧、吴汤兴、姜绍祖等部。他们开始在台湾北部阻击日军（在新竹一带的战斗中姜绍祖牺牲），打击了敌人（此期1895.6-8），接着在8、9月间，战事移至台湾中部，此期最著名的战斗是彰化保卫战，由徐骧等部义军和来台中与义军协同作战的吴彭年率领的黑旗军，以及刘永福新派来作增援的他的亲军七星队联合参战，此战非常激烈，七星队将是全部壮烈牺牲，敌人也付出了不小代价，最后占领彰化。此役是台湾抗日军兴以来最大的一战，时间在1895年8月下旬。到10月间，抗日军队就被压迫得只在台南做最后抵抗，徐骧阵亡，刘永福在形势万分危急之时动摇，弃军内渡，10月下旬台湾整个陷落。日本这次所谓“接收台湾，动用了兵员约五万人，夫役二万余人，历时五个月，伤之及疲病遣返者达三万余人，主力军近卫师团伤亡过半，反割台斗争在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的史册留下了光辉的一页。（有的著作中，如社科院近代史所的《中国近代史稿》），把这五个月的台湾抗日斗争作为中日甲午战争中的后一阶段，是否这样划分无关宏旨。



























第五章 戊戌变法

一、甲午战争后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思想等领域内发生的变化：
1、 领土、主权的丧失，半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2、 外资在华设厂权的要求及其取得，清政府经济政策的变化；江浙一带开辟通商口岸，清政府设商务局，各地商务局的成立及其成效。

《中俄密约》签订后，李鸿章得意地对黄遵宪说：“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这就是说，他幻想通过签订密约，能给中国带来二十年的和平。但是根据俄国财政大臣维特的说法，“从政治及战略方面来看，这条铁路将有这种意义，它使俄国能在任何时间内在最短的路上把自己的军事力量运到海参威及集中于满洲、黄海海岸及离中国首都的近距离处。”就是说，这条铁路与其说是对付日本的，还不如说是对付中国的。李鸿章所期待的二十年的和平也没有得到。1904年的日俄战争，正是把中国的东北变成了战场。
《中俄密约》签订后，俄国把中国的东北变成了自己的势力范围，随之而来的，是帝国主义掀起在中国瓜分租借地和势力范围的狂潮。
列强在中国瓜分的租借地和势力范围主要有：
德国租借胶州湾，德国可以在山东修建铁路，并开发铁路两旁三十里内的矿产。俄国强租旅大港，并实际占领了东北。为了达成租借的目的，俄国不惜重金贿赂李鸿章等人。英国租借威海卫。法国租借广州湾，把中国的云南、广东和广西三省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日本则把福建划作自己的势力范围。
美国则提出门户开放政策。我们准备比较详细地讲一讲。
欧洲列强及日本在中国强占海口，争夺势力范围的活动，给美国在华利益构成直接的威胁。一旦中国遭到瓜分，成为列强的殖民地，美国对华贸易必然受到排斥，更谈不上进一步的发展。当时，美国在中国的贸易发展很快，1899年的出口额比1895年增长了将近两倍。美国实业界把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看作是一个潜在的市场。例如，代表美国纺织业利益的《商报》认为，中国为美国商业提供的可能性“简直是不可估量的”，它是潜在的“最大的世界市场”。因此，美国驻华公使田贝认为，列强“对中国的瓜分将进而消灭我们的市场”。美国垄断资产阶级要求政府采取果断措施保护他们在中国的当前的和未来的利益。1898年，华美合兴公司及其他从事对华贸易的大商行成立美国在华利益委员会，促使美国政府重视中国事态的发展。在它的推动下，纽约商会向国务院请愿，要求政府迅速有力地保护美国公民在中国的利益。费城、旧金山、波士顿等地的商会也闻风而动，要求政府维护美国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促进美国在中国商业利益的发展。不久，美国在华利益委员会扩大为美国亚洲协会，进一步对美国政府施加压力。协会的立场得到美国总统及内阁成员的赞同。美国总统麦金莱在1898年的国情咨文中表示，他决心采取一切手段，维护美国在中国的巨大利益。
1898年，美国和西班牙发生美西战争。即时在战争期间，美国对列强瓜分中国的情况仍然非常关注。美西战争爆发前，美国企图夺取威海卫。打败西班牙，占领菲律宾后，美国国内有一部分人就竭力主张美国应夺取亚洲和太平洋的霸权。美国驻华外交人员也不断要求对中国采取行动。例如，美国驻烟台领事建议美国占领烟台，美国驻华公使建议，美国应在渤海湾建立一处军事基地。但不久爆发了美西战争，美国没有精力参与在中国瓜分势力范围的争夺。而当美西战争结束时，美国又难以在中国插足了。另外，当时美国还是一个后起的国家，军事力量很薄弱，海军力量在世界占第六位或第七位，陆军人数也只有六万人左右。它虽然能战胜西班牙，但还不是其他大国的对手，因此不能凭借武力和其他列强进行竞争。此外，美国国内当时的反战运动规模比较大，并成立了全国性的机构。这使美国政府采取武力政策达到对外目标是一个约束。这样，美国既不能采取武力政策，又要保护美国在中国的利益，于是门户开放政策就应运而生。
1898年9月，美国总统麦金莱任命海约翰为国务卿。1899年，海约翰训令美国驻英、俄、法、德、意、日等六国大使，向各驻在国政府递交一项照会，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第一次关于中国的门户开放通谍。通谍要求列强承认以下原则：
一、对于在中国的所为利益范围或租借地内的任何条约口岸或任何既得利益，一概不加干涉。
二、中国现行条约税则适用于所有势力范围内一切口岸所装卸的货物，不论其属何国籍。此种税款由中国政府征收。
三、在各自势力范围内任何口岸，对他国入港船舶所征收的入港费，不得高于对本国船舶所征收的入港费；在各自势力范围内修建、管理或经营的铁路，对他国臣民运输的货物，应与对本国臣民运输同样货物、经过同等距离所征收的铁路运费相等。
从上述内容来看，门户政策是以承认列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和既得利益为前提的。它所要求的，仅仅是在势力范围和租借地内实行同等的关税、入港费和铁路运费，也就是保持各国在中国的租借地和势力范围对美国开放。门户开放政策并没有提出帝国主义应停止对中国的要求，它仅仅表示了没有也要分享这样一个要求。美国政府不征得清政府的同意，就擅自与其他国家交还照会，要求在列强控制的势力范围内享受同等的贸易机会，这是对中国主权的粗暴践踏。当清政府得知门户开放政策的照会时，向美国国务院提出质询，海约翰不作任何解释。同时门户开放政策也不表示美国无意参加对中国的瓜分。
门户开放政策的照会虽然是以海约翰的名义发出的，但起草人却是美国国务院中国问题专家柔克义（W.Rockill）柔克义曾在美国驻华使馆任职多年。他起草这个照会时，得到中国海关中的英国人贺壁理（A. Hippisley）的帮助。因此，有人怀疑，贺壁理建议美国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可能是受了英国的指使。
此后，美国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和本国实力的增强，不断对门户开放政策增添新的内容，作出新的解释，为美国势力不断侵入中国开辟道路。正因为门户开放政策能够适应美国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向中国扩张的需要，因此它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基石。
列强对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只有意大利表示无条件接受，其余各国都作了不同程度的保留，而俄国基本上没有接受。
意大利在中国没有租借地和势力范围，美国提出的要求对它有利无害，因此意大利政府表示“欣然赞成”美国的建议。
英国在对华贸易中占有很大优势，因此，它力图把全中国都作为它的商品市场。但是，英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是长江领域，这里不仅面积大，而且是中国人口最稠密、物产最富饶的地区，具有广阔的投资前途。正因为如此，英国希望将投资和贸易加以区别。英国认为，从贸易来说，应该机会均等，门户开放；但同时要求将租借地排除在外。当时英国的租借地是九龙和威海卫。经过和美国谈判，英国才勉强只把九龙排除在门户开放的范围之外。
法国仅仅表示在租借地内实行平等待遇的原则，但对势力范围却闭口不谈。1896年，法国取得在广西、云南通商减税十分之四的特权。它显然无意放弃这项特权。
日本和德国表示接受门户开放原则，但声明必须以有关国家都接受为条件。日本这时和俄国在东北和朝鲜发生尖锐冲突，迫切需要英国和美国的支持，这是它接受门户开放原则的重要原因。德国和美国一样，也是一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对英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非常嫉妒。门户开放政策有利于德国的势力进入英国的势力范围长江领域。
对美国的照会感到最困难的是俄国。俄国在中国东北的铁路中拥有减税和自定运价的特权，它不愿意放弃这项权益。对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俄国最初采取观望态度。当英国和法国等国家接受门户开放时，俄国勉强表示可以接受门户开放政策中关于条约口岸和关税的条款，但对门户开放政策中关于铁路运费的内容只字不提，从而将门户开放政策中最重要的内容抛弃。
1900年，美国又提出第二次门户开放政策，声明保持中国领土和行政完整。
门户开放政策的提出，标志着美国侵略中国进入新阶段。从此，美国有了自己独立的对华政策，而不是追随和附和其它国家，充当次要角色。它在列强侵华活动中的地位也有了显著的提高。

 第二节 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

甲午战争后，清政府采取了一些政策，有利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首先是成立商务局。
1896年，清政府令各省督抚分别在省会设立商务局，由绅商充当董事。不久，各地商务局成立，比较有成效的，是苏州和南通两处。苏州商务局兴建苏纶纱厂，南通商务局兴建大生纱厂。其他各地的商务局或者因为主持人不得力，没有办成；或者因为没有巨额资金，办不了大厂，只能办一些小规模的工厂，略作点缀。
其次是允许民间设立工厂。
根据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的规定，“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进口，只交所定进口税”。这样，甲午战争后，日本获得在中国建立加工工厂的权力。通过利益均沾得规定，其它列强也获得此项权利。
但是，在甲午战争前，外国资本实际上就在中国非法地开设了不少工厂。从1840年到1894年，中国的外资工业数量达142家。外资工业的建立地点，主要是上海。上海的外资工业资本，约占全国外资的一半。这个时期，外资在中国设立的工厂，以从事船舶修造最多，第二为缫丝业，第三为印刷业，第四为包装业，第五为制茶业。在这些行业中，除丝、茶两项对中国本土工业有较大影响外，其它工业多是为外国人设立的，对中国本土工业影响不大。同时，由于这时外资在中国设立的工厂规模不大，因此对中国工业并不构成大的威胁。对于外国在中国建立加工工厂，在19世纪80年代前，清政府并不加以限制。
外资工业和中国民族工业发生冲突，是在19世纪80年代洋务派兴办民用
　　鸦片战争后，外国商品进入中国的数量日多。在众多进口商品中，棉纱的数量日大。1882年，在和外国商品进行竞争的思想支配下，李鸿章等人在上海创设上海机器织布局，但是，外国商人也趁机想在中国投资设厂。
　　甲午战争前，外商屡次想在中国投资设厂。中国棉纱需要量很大。如果西方能在中国投资设厂，那么便可以减少成本，获得较大利润。在上海周围，棉纱需要量尤大。早在60年代，便有英国商人想在上海投资建立纺织厂。1875年，在印度经营纱厂的英国商人来上海寻找投资机会，寻找地址，筹划开设织布公司。1879年，一些西方商人公开招集股份，组织机器织造公司，准备在上海建厂。
　　1882年，上海机器织布局成立。它规定的“专利”中，有十年内禁止外商在附近建立类似工厂的规定。但很快便有美国商人准备在上海建立纺纱厂，进行竞争。美国丰泰洋行经理魏特摩等成立上海纺纱公司，并委托华商王克明、俞少山招集股份。事情还牵涉上海机器织布局官方总办龚寿图。左宗棠（时任两江总督）闻讯后，立即寻找借口让江海关道查办王克明。美国驻上海领事屡次与清地方官员进行交涉，美国驻华公使杨约翰也分别于1882年9月3日、10月14日及1883年1月28日照会总理衙门，声明“上海关毋得禁阻美商与他国商人设立公司”、“美商欲于上海设立纺纱线公司并不违约”，并想和总理衙门“详商欲于上海设立纺线公司一案”。
　　美国公使以中国和西方签定的条约中有“并准工作，平安无碍”之语，认为美商在中国开设纺纱厂不违反条约。总理衙门认为，“工作”是指华洋人员彼此合作，没有西方可以在中国开设工厂的意思，坚持认为“外国人无权在中国从事制造经营”，“如果他们要做的话，那么所制造的商品必须统统出口，不能在中国销售”。左宗棠认为，“约章原只说‘工作’，不能将‘工作’两字即指为改造之据。”他担心洋商“若用机器纺织绸缎、纱线，尽夺华民谋生之路，华民失业，何能心甘？”美国公使反复交涉无结果，王克明又被查办，美国商人终于认识到，外商在上海“提倡的企业所以非法，因为它和一个取得制造棉布垄断权利的中国公司有冲突。”只得作罢。上海机器织布局官方总办龚寿图因受牵连，事后被免职。
拒绝外商开办加工企业的成功，暂时阻止了列强在中国开设工厂的企图。直到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前，清政府仍然坚持阻止外商在中国开办纺织工厂的立场工业，特别是棉纺织业时。
但在甲午战争前，清政府抵制的外资工业，主要是使用机器大规模经营的工业，对于小厂以及用土法经营的工厂，则不加限制。 在棉纺织业之外的其它行业，类似的抵制不多。
甲午战争后，西方通过《马关条约》，取得在中国开设工厂的权力。因此，清政府也就不能不允许民间设立工厂。这样，甲午战争后，中国的新式工业逐渐摆脱官办和官督商办的束缚，一些纯粹的商办工厂也得到发展。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获得相应发展。
在甲午战争前，官办、官督商办企业的资本额远远超过商办企业，占有压倒优势。甲午战争后，这种情况有所改变，官办、官督商办企业的资本额由77.6%下降到30%，而商办企业的资本额则由22.4%上升到70%，增长了近三倍。在纺织等轻工业部门，商办企业更是遥遥领先。
 甲午战争后，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虽然获得一定发展，但也遇到一系列的阻力。
首先，当时国货的税率远比洋货高。洋货输入中国时，交纳进口税百分之五，从通商口岸运到内地销售，只要再交纳百分之二点五的子口税后，就不必再交纳其他内地税。而国货必须“逢卡纳税，过卡抽厘”。因此，在通商口岸制造的国货运到内地销售，应交纳的税要比洋货多。
其次，西方列强在中国投资设厂，中国的民族资本工业受到帝国主义的排挤，有些企业被外资企业吞并挤垮。
再次，帝国主义除在中国投资设厂外，还修建铁路、开发矿产。发展工业不可缺少的煤炭和铁资源，大部分为帝国主义所掠夺。交通运输也为帝国主义控制，这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很大障碍。

第三节 康有为的变法理论

戊戌变法的主要发起者是康有为。他的变法理论，主要受今文经学的影响。

“今文”的名称，最早出现于西汉时期。秦始皇焚属坑儒以后，儒家的典籍散失很多。西汉时期，从孔子故居的墙壁中发现了一些儒家经典。这些本子的文字，不同于西汉的隶书，所以叫古文经。而用西汉时期通行的隶书写成的儒家经典，叫今文文经。古文经和今文经的内容有所不同。汉武帝时期改造儒家学说，当时所用的经典，就是今文经。到西汉末年，王莽托古改制，用的是古文经。从此，古文经就压倒了今文经。直到清朝乾隆和嘉庆年间，今文经学才复兴起来。
清代今文经学的开创者是庄存与。他研究经学，讲求微言大义，不作繁琐的考据。到刘逢禄和宋翔风，又把今文经学推进了一步。上述三个人，被成为常州学派。
康有为的今文经学，主要是发挥了“三统说”和“三世说”。
所谓三统说的含义是，每一个朝代都有一个统，统是受之于天的。旧王朝违背天命，便由一个新王朝根据天命来代替。新王朝就要“改正朔，易服色”。他们把朝代的更替，归结为“黑统”、“白统”和“赤统”三个统的轮换。每一个统都有自己特定的制度。以夏、商、周三代而言，夏代是黑统，商代是白统，周代是赤统，也就是说，夏、商、周三代的制度，是各有一定变化，不是一成不变的。
很明显，三统说是一种历史循环论。康有为发挥三统说，是利用其中含有变法改革思想，为资产阶级的维新变法提供理论根据。
三世说来源于《春秋公羊传》。到西汉，董仲舒把春秋时代的历史，分为“所见”、“所闻”和“所传闻”三种。这三种划分，无非是说明孔子根据时代的远近，在历史的写作方法上，也就有所不同。到东汉时期，何休又将三世说作了发挥，认为传闻世为“衰乱”，所闻世为“升平”，所见世为“太平”。这样，便有衰乱、升平、太平三种说法。假若以古代为衰乱，近代为升平，现代为太平的话，那么，社会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乱世之后是升平，升平之后是太平，越改越先进。所以，三世说的实质，是一种庸俗的历史进化论。康有为把三世说和三统说相结合，作为他的变法理论，就是说要救国，要太平，就必须改革；只有改革，才能进步，才能达到太平的愿望。
康有为的主要宣传变法的著作，是《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
《新学伪经考》初刊于1891年。其主要内容是认为东汉以来的经学，多是刘歆的伪造，所以叫作伪经。刘歆篡改经学，为王莽夺取西汉政权服务，所以叫作新学。后来人所说的汉学，是新学，是伪经，不是孔子的典籍。
康有为称当时的儒家典籍为伪经，其目标主要是反对当时流行的汉学宋学。汉学也叫扑学，或乾嘉学派，盛行于清朝乾隆和嘉庆年间。这个学派主要采取考据的方法研究儒家经典，为学术而学术，不关心现实。宋学也叫程朱理学，这个学派空谈义理。康有为宣传当时流行的儒家经典为伪经，就使当时流行的汉学和宋学失去存在的依据，为变法维新扫清了障碍。
《新学伪经考》还打击了恪守祖训的顽固派，促使知识分子对维护封建统治的儒家经典进行怀疑，起到了思想解放的作用。
从纯学术的角度看，《新学伪经考》中有不少错误。有人专门写书，分析《新学伪经考》中的错误。
王莽推崇古文经，推崇《周礼》，进行托古改制，他也提倡《古文尚书》、《左传》等古文经典，从而相对地压抑了今文经学。但他并不是绝对地排斥今文经学，对于今文经学中有用的东西，他也予以吸收。
古文经典也不都是刘歆的伪造。例如《周礼》，虽然具体的写作年代有分歧，但一般认为它是战国时期的作品，因为司马迁等人都曾引用过，无论无何也不能说是刘歆的伪造。再如，《左传》也不是刘歆伪造的。它的成书年代虽然没有明确的记载，但其史料来源却是春秋时期的各国史书，从其文字风格来看，决不是汉代的作品。
《新学伪经考》的错误，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也不否认。他认为，康有为认为司马迁的《史记》和屈原的《楚辞》经刘歆加入几十条内容，甚至说出土的一些青铜器，都是刘歆自己制造，然后再埋藏在地下，以欺骗后人的，这无论如何也说不通。和康有为同属今文经学的皮锡瑞也认为，康有为太武断，说《周礼》等书是刘歆的伪造，恐怕刘歆没有这么大的本领。
当然，客观地看，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主要是为变法提供理论根据的，不是学术作品，不能因为书中的某些判断失误而低估其在当时政治上的影响。
康有为的另一部重要作品是《孔子改制考》。
《孔子改制考》开始写于1891年，正式刊行于1898年。它的主要内容是，孔子以前的历史，是孔子为了改制目的而假托的宣传作品，都是不可考证的。中国历史，从秦汉以来才有可靠记载。由于书籍缺乏，因此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纷纷起来建立自己的学说，企图按自己的理想建立最好的社会制度，并把这种制度说成是古代曾经实施，借以取得人们的信仰。孔子也不例外。他创立儒家学派，提出一套他自己创造的政治制度，编撰儒家经典，作为托古改制的依据。
康有为认为孔子编撰儒家经典是托古改制，就冲击了以前人们认为孔子只是“述而不作”，只是一个古代文化保存者的印象。中国所说的夏、商、周三代理想的社会制度，也不过是孔子托古改制的资料。康有为认为，事情是向前发展的，远的、旧的必将败亡，近的、新的终将兴起。因此，就要变法维新。这样，康有为的孔子改制理论就冲击了遵守旧法、恪守祖训的封建顽固派，为维新变法作了理论准备。
康有为还提出大同思想。
康有为较早提出大同思想的著作，是《人类公理》，在后来完成的《大同书》中得到系统的阐述。
根据大同学说，康有为设想，太平世即大同时代的社会组织形式是全世界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最高的中央统治机构是“公政府”，要实现这个理想，可通过召开消除战争的会议来解决。同时，又将大同学说和三世学说混合在一起，认为当时中国的封建社会已经是小康，即升平世，实行君主立宪的资本主义制度，才能进入大同社会。

 第三节 维新运动的发生和发展

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国失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中国面临瓜分的危机。1895年，康有为趁到北京应试的机会，联合各省应试的举人联名上书请愿，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
关于公车上书的人数，记载不一致，甚至康有为自己也有不同说法。大体说来，各省的举人最初聚集时，有一千三百多人，当听到《马关条约》已经签订时，散了不少，具体签名的，只有六百零三人。
公车上书中，坚决反对《马关条约》，要求拒和、迁都、练兵、变法。康有为提出了他的全部变法维新主张。但是都察院以《马关条约》已经签订为理由，拒绝为康有为转交奏折。但这不能妨碍公车上书的历史意义。它标明，资产阶级改良派已经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康有为除上书，争取自上而下的变法外，还组织学会和创办报刊。他们最早组织的学会是强学会，影响最大的报刊是《时务报》。此后，各地学会林立，报刊盛行，推动了维新运动的高涨，促使变法实现。
强学会的成立，主要是为了开风气，利用学会扩大维新宣传的影响，争取官僚士大夫之间的团结。强学会成立之初，创办《万国公报》。当时上海有西方传教士创办的报刊，也叫《万国公报》。康有为等人沿用其名称，扩大影响。《万国公报》的主要撰稿人，是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和麦孟华。不久，《万国公报》改为《中外纪闻》，主要撰稿人为粱启超和汪大燮。
 强学会的成员非常复杂，其中有资产阶级改良派，如康有为、梁启超和麦孟华，有清政府的中央官僚，如文廷式、沈曾植。支持强学会的，有地方督抚，如刘坤一、张之洞；也有当时的帝党首领翁同龢；也有一些西方传教士，如李佳白、李提摩太；甚至还有西方外交人员。大体说来，强学会是资产阶级改换派和清政府中的亲光绪的帝党官僚相结合的政治团体。本来，在清政府内部，有所谓帝党和后党的划分。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和一些洋务派官僚结成后党，以翁同龢为首的拥护光绪皇帝的官僚结成帝党。甲午战争时，帝党主战，后党主和。甲午战争后，帝党官僚倾向改革，改良派反对议和，主张变法的要求，也符合帝党官僚的政治需要。因此，改良派和帝党官僚在反对后党，主张变法中逐步联合起来。但是这些帝党官僚大多没有什么实际权力，在政治上的地位也不高，在经济上也不能给强学会什么支持。至于帝党首领翁同龢，他既想在光绪帝的领导下进行一些改革，但是又害怕西太后，同时对康有为的民权平等学说也不赞同。由于改良派想从后党手中夺取权力，便把一些和后党有矛盾、攻击过李鸿章的甚至投机的官僚都拉拢过来，这就造成强学会内部成员的复杂性。例如，在当时的清政府中，军机大臣李鸿藻拥有权力，于是改良派便把他的一个学生拉进强学会，并让他具体负责。又通过这个学生，把军人袁世凯和徐世昌拉了进来。在地方督抚中，张之洞、刘坤一和王文韶都分别给强学会捐了五千两银子。由于张之洞是地方实力派，改良派对他的捐款特别重视，又把张之洞的儿子拉进了强学会。不仅如此，强学会的活动，也仅仅局限于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僚之间，成为一个脱离群众的组织，很容易被官僚当做派系斗争的工具。
康有为在北京成立的强学会有一定规模后，又想游说张之洞，在上海成立强学会。上海是南北交汇之地，非常繁荣，在上海成立强学会，可以扩大维新派的声势。张之洞是地方实力派，他拨给康有为经费，表示支持，但他不相信康有为的孔子改制学说。张之洞派自己的亲信汪康年主持上海强学会。在上海强学会的人员中，张之洞一派的人占绝对优势。
在上海强学会的基础上，又有《时务报》创刊。《时务报》发源于资产阶级改良派，主要负责人是张之洞的旧部下汪康年，而以黄遵宪、汪康年、粱启超为核心。《时务报》的主要撰稿人是粱启超。粱启超的观点非常新颖，文字很通俗，他的文章在海内外风行一时。粱启超因此名声大震。数月之间，《时务报》的发行量也达到一万多份，是中国有报刊以来没有过的现象。
各地也成立不少学会性质的组织。
直隶：强学会，知耻学会，关西学会，立天学会等。上海有上海强学会，上海农学会，新学会，不缠足会，等。湖北有中国公会，质学会等。广东有农学会，不缠足会，等。广西有圣学会。其他的福建、浙江、陕西、贵州四川也有学会组织。
当时南方出版的宣传变法的报纸，以《知新报》比较有名。这份报刊创办于澳门，主要撰稿人大都是康有为的弟子，
在北方影响最大的报纸是《国闻报》，是严复等人在天津创办的。
严复是维新变法时期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是福建船政学堂的毕业生，曾到英国学习过海军，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制度，有相当的了解。甲午战争后，他在天津的《直报》上，连续发表重要文章，如《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及《救亡决论》等文章，都是震聋发愦的著名文章。严复变法的主要思想是，认为中国社会的动荡变化，已经到了非常紧急的时刻。要顺应时代发展，就要变，变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变的方向，就是要维新，学习西方，对当时流行的汉学和宋学进行批判。因此就要鼓动民力，禁止鸦片和缠足；开民智，废除八股，提倡西学；新民德，设立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制度。严复还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尤为重要的是，他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翻译成中文，把西方进化论学说介绍到中国，在思想界引起强烈反响。
《天演论》的主要观点，是宣传生物是进化的，不是一成不变的，进化的原因，是由于物竞和天择。所为物竞，就是生存竞争；所谓天择，就是自然淘汰。严复不仅把《天演论》翻译成中文，而且还在每篇的后边，加上按语，阐述自己的观点。
甲午战争后，中国面临列强瓜分的危机，能否生存，都成了问题。因此严复宣传物竞天择思想，给人们敲响了警钟，有力地推进了维新运动。当然，就今天观点看，《天演论》宣传的，是生物学上的进化，若将其用在社会学中，便成为社会达尔文主义。后来法西斯组织运用这套理论，宣传人种的优劣，鼓吹优等民族统治劣等民族，从而使社会达尔文主义成为一种庸俗的学说。当然，严复翻译这本书时，主要对当时中国民族危机下，要救亡图存有现实意义。
湖南的维新运动比较活跃。

当时的湖南巡抚是陈宝箴，按察使为黄遵宪，督学是江标。这几个人比较开明，有一定的改良倾向。在湖南的维新派谭嗣同和唐才常的活动下，湖南的维新运动发展较快。后来梁启超由上海到达湖南，主持时务学堂，湖南新政的规模更加扩大。
谭嗣同的代表作品是《仁学》。它的写作，酝酿于1896年，写成于1897年春天。这部书写成后，虽然当时没有正式出版，但梁启超、唐才常等人曾经看过这部书稿。它的出版，则是在维新变法失败以后。首先刊登《仁学》的是粱启超在日本横滨发行的《清议报》，从1899年开始刊登，到1901年刊登完毕。在《清议报》开始刊登《仁学》之后不久，上海的《东亚时报》也连续刊登《仁学》。1901年，在日本东京出版了《仁学》的单行本。
《仁学》是“冲决网罗”即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著名作品，也是一部很有特色的哲学著作。《仁学》的思想来源，包括三个部分，一是佛教哲学，二是西学，三是中国哲学。谭嗣同主要用佛教思想解释孔子和孟子的学说，从西学中吸收了一些科技知识，从中国哲学中吸收和发挥了王夫之的思想，也受到今文经学的一定影响。
在书中，谭嗣同把“仁”作为万物的起源，“仁”又以“通”为基础。“通”的工具是“以太”。“通”包括“中外通”“上下通”“男女上下通”和“人我通”。中外通的主要内容，是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政治制度和宗教，实行君主立宪，上下通的内容，是兴民权，即使暂时不能实行，也应当给绅士以议事的权力，建立议院，实行君主立宪。男女上下通，就是追求男女平等。人我通，是佛教用语，实际是要求资产阶级的个性自由。
在《仁学》中，谭嗣同抨击封建专制的礼教，号召“冲决网罗”，宣传变法维新。在书中，他重新解释了君民关系，认为，在人类之初，并无所谓君臣，都是民。君是民共同推举出来的。君是末，民是本。既然君是民推举出来的，因此民也可以共同废掉君。他还尖锐地批判泐三纲五常等级秩序。他把君主比作“独夫民贼”，号召“冲决君主之网罗”，“冲决伦常之网罗”，这些思想，对中国思想界产生深刻影响。
由于谭嗣同思想来源非常复杂，因此学术界对他的思想，究竟属于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存在分歧。这属于哲学范畴，这里不进行分析。
湖南新政的一项主要成就之一，就是建立了时务学堂。早在1897年，湖南就有成立学校的建议。湖南巡抚陈宝箴任命熊希龄为提调，主持一切行政事务，决定聘请粱启超、李维格分别担任中学和西学总教习。时务学堂的课程分普通学和专门学两种。普通学包括经学、诸子学以及中外史志等基础性知识。专门学包括国际公法以及一下科技知识。学生学习时将《春秋公羊传》和《孟子》反复钻研，明白其中的微言大义、民权思想，然后取中外法律政治著作相比较，明白维新变法的旨意。
梁启超在时务学堂讲学时，宣传康有为的孔子改制学说，介绍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知识，介绍民权学说和议会制度。粱启超等人利用批改学生作业的方式，介绍一些西方资本主义的知识。例如谈到民权，梁启超批语：“《春秋》大同之学，无不言民权者，盍取六经中所言民权者编集成，书亦可观也。”他还说，“公法欲取人之国，亦必其民心大顺，然后其国可为我有也，故能兴民权者，断无可亡之理。” 梁启超还说，“臣也者，与君同办民事者也。”这些批语，影响广泛，因此遭到顽固势力反而诽谤。湖南著名的保守派王先谦、叶德辉等人上书陈宝箴，攻击粱启超等人，认为这样下去，时务学堂培养的学生，将“不复知忠孝节义为何事”，要求陈宝箴将粱启超等人辞退。粱启超等人不得不离开时务学堂。但是时务学堂仍然培养了一部分新学知识分子，促使他们解放思想。后来有一些学生成为自立均起义的骨干，也有的人参加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组织兴中会。时务学堂的建立，带动湖南各地纷纷成立学校，促进了书院制度的改革。
谭嗣同等人还在湖南成立南学会，宣传救亡爱国思想。南学会还联合湖南的官僚士绅，探讨地方自治思想。在南学会的带动下，湖南各地成立了不少学会。
除办学堂、开学会、办报纸外，在政治、经济等方面，湖南也有一些新政。
经济方面，主要是开发地方资源，鼓励创办企业。为此设立湖南矿务总局，创办了不少小企业。政治方面，主要是整顿吏治，设立保卫局。保卫局主要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警察制度，以维持地方治安。

第四节 百日维新及其失败

1897年，德国占领胶州湾。消息传出后，康有为赶到北京，于1898年1月，第五次上书光绪皇帝。上书中陈述了国际形势和中国目前处境的危险，提出了三点具体计划。一是效法俄国和日本，二是集中人才，三是听任各地督抚实行变法。康有为还提出了把国家大事交国会讨论，颁布宪法的建议。有官员将康有为推荐上去，并请光绪帝召见康有为。但恭亲王奕訢认为，按照清朝的规定，如果不是四品以上的官员，不能召见。康有为是低级官吏，如果有事要询问，只要让大臣传话就可以了。于是康有为被请到总理衙门，由李鸿章、翁同龢、荣禄、廖寿恒、张荫桓等人问话。荣禄首先说，“祖宗之法不能变。”康有为答，“祖宗之法是用来治理祖宗的土地的，如今祖宗的土地都不能守卫了，还谈什么祖宗之法？就象总理衙门，也不是祖宗之法所有的。根据当前的形势，制订适宜的法律，也是不得一的。”廖寿恒问，“变法从何处着手？”康有为答，应从改变法律制度入手。李鸿章质问，“难道六部都可以裁撤，规章制度都可以不要吗？”康有为答，“今天莎列强并列的时代，不再是过去的一统天下。现在的法律官制，都是过去的旧法，造成中国危亡的，就是这些旧法。”还有人问，“巨款从哪里筹措？”康有为说，可以效法日本的明治维新。自己著有《日本变政考》和《俄大彼得政变记》，可以参考。这次在总理衙门的谈话，翁同龢在日记中写道，“传康有为到署，高谈时局，以变法为主。立制度局、新政局、练兵局、开铁路、广借洋债数条，狂甚。灯后归，愤甚惫甚。”“狂甚”以下，被学者怀疑是翁同龢事后增加的。
第二天，翁同龢把召见康有为的情况告诉光绪帝，并加以推荐。光绪又要召见康有为，奕訢再次阻拦。光绪让康有为把所有的建议都写成奏折，并要他把《日本变政记》和《俄大彼得变政记》等书交上去。为此，康有为写了《应诏统筹全局折》，呼吁实行变法。他引用当时土耳其、波兰、埃及、缅甸等国，由于守旧不变，遭到瓜分或亡国的事实，认为当前世界各国的形势，是“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全，小变仍亡。”中国出现的危机局面，就是守旧，不思改革引起的。因此，康有为建议，光绪帝应该召见群臣，宣布变法；准许人民上书；设立制度局，制订各种规章，下面设立法律、学校等十二个局。光绪看了这个奏折后，非常满意，变法的态度更加坚决。
康有为在上书光绪的同时，一些改良派在各地纷纷成立学会，推动各地的维新变法。康有为和御史李盛铎在北京发起成立保国会，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在北京、上海设立总会，各地设立分会。保国会的规模比强学会大，宗旨也比较明显，大致具有政党的规模。
变法运动进行之时，张之洞写出《劝学篇》，以“会通中西，权衡新旧。”《劝学篇》分为两个部分，即内篇和外篇。按照张之洞的说法，“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所谓本，就是一些封建伦理；所谓通，就是指有关工商业、学校、报纸等可以变通办理。《劝学篇》的矛头是对准两个方向的。一是抵制改良思想的传播和发展，宣传要正人心，这是张之洞的主要目的；二是反对封建顽固派，宣传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只在物质层次上学习西方。
《劝学篇》的思想核心，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谓中学为体，就是说，封建的纲常制度不能动摇，中国的儒家传统是根本的，是不可变的。所谓西学为用，就是说，西方资本主义的工业技术物质文明，只能弥补中国的缺陷，不是根本的东西。《劝学篇》是对六十年代开始的洋务理论的系统阐述。
《劝学篇》在当时的影响很大。光绪皇帝看了后，认为其观点比较公正，对学术人心，都有好处。以顽固著称的《翼教丛编》，也对《劝学篇》大为赞赏。这本书还被翻译成英文，题目为《中国唯一之希望》（“China\\\'s only Hope: An Appeal by the Greatest Victroy Chang Chintung”）。一个传教士在序言中，称赞张之洞是“今日中国一个最伟大的人，中国没有比这两湖总督更为杰出的真正爱国者与有才能的政治家了”。传教士丁韪良和林乐知也对这本书赞不绝口。
《劝学篇》受到改良派的批判。梁启超认为，这本书“不十年将化为灰烬。”何启、胡礼垣写了《劝学篇书后》，对张之洞的观点加以批驳。

尽管保守派反对变法，但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决定实行变法。在变法过程中，改良派与帝党官僚相结合，得到光绪皇帝的支持，通过光绪皇帝发布一系列的上谕，使自上而下的维新变法得以推行。
光绪皇帝即位时，年仅四岁，清政府权力控制在西太后手中。1889年，西太后名义上归政，实际上仍然操纵用人和行政权。《马关条约》签订后，光绪也知道，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不想做亡国之君。因此，他决心变法，外来危及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甲午战争后，各地人民的反抗日益激烈，清政府的危机日益加深，使光绪感到，非变法不足以图存，也不利于团结人心。这样，为了维护其统治，光绪皇帝不得不实行改良。因此，光绪皇帝所保的国，是封建的清政府。他借助改良派实行保持帝位，改良派也借助他实行改革。但是他们之间的主张却不完全一致。
 1898年6月，康有为代替杨深秀拟定了奏折，要求光绪皇帝明降谕旨，宣布维新。又代徐致靖拟定奏折，实行变法，维持大局。光绪根据上述奏章，召开军机大臣会议，下诏定国事，实行变法。16日，光绪召见康有为。康有为首先陈述中国在外国的分割和逼迫下，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非变法不能自强。光绪皇帝表示同意，认为今天确实非变法不可。康有为接着提出，要变法，就要把法律制度进行改订。为此应该统筹全局，“先开制度局而变法律”。康有为又建议光绪帝，提拔有才能的人，给他们官职，允许他们上奏折。对于守旧的大臣，可以保持他们的俸襦，使他们不致反对变法。康有为还陈述了八股考试的危害性。召见后，光绪任命康有为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可以专折奏事。
此后康有为上了很多奏折，陈述他的变法建议。他提出的建议，包括除旧和布新两个方面，在布新方面的建议多于除旧。他的建议，在政治方面，希望中国有一个不要根本改变封建制度而可以发展资本主义的宪法；在经济方面要求保护工商业，给民族资本主义以适当的发展机会；在军事方面要求重新训练陆海军，挽救中国被帝国主义瓜分的危机；在文化教育方面，要求废除科举，办学校，翻译西方书籍，培养新的人才。这说明变法的主要目的是挽救瓜分危机，要求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
对于上述变法建议，地方官员中只有湖南巡抚陈宝箴认真办理，其余的地方督抚不是借故推托，就是简单应付，或者彼此观望。例如关于裁撤军队的建议，各地督抚认为不能再裁了，进行抵制。象购买新式武器，福建的官员认为太贵，有意购买一些旧式武器，以便趁机贪污。刘坤一和谭钟麟干脆不做答复，等到光绪催问的时候，刘坤一借口变法的文件没有收到，谭钟麟竟置若罔闻。地方官员虽然不实行新政，但光绪皇帝却一个也不能惩罚，因为用人权掌握在西太后手中，光绪帝没有权力，所以督抚都藐视光绪帝。
在变法过程中，新旧两派进行了一些斗争。比较显著的有四次。
一是六月十五日，翁同龢被革职，驱除出北京。保守派荣禄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帝党的实力受到严重削弱，保守派掌握了军政实权。
二是六月二十日，帝党官僚宋伯鲁、杨深秀弹劾后党官僚总理衙门大臣许应kui，说他阻挠新政。这是帝党对后党进行的一次反攻。
三是后党御史弹劾康有为遭到斥退。
四是将阻挠变法的几个礼部尚书革职。
保守派的反击日益加强，光绪皇帝的处境日益艰难。康有为派谭嗣同联合袁世凯，企图让袁世凯保卫光绪帝。结果袁世凯反而告密，结果戊戌六君子被杀。
 关于维新变法，学术界有几个争论的问题。
第一，是关于维新变法的性质。争论的焦点是这场变法究竟是否属于改良主义运动。大致可分为三种观点。
一是认为维新变法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
这种观点首先从维新派的阶级构成来论述变法只能是改良主义运动。指出，维新派是刚刚由地主官僚转化来的资产阶级代表者。它的主要成员是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知识分子、国内新式企业的创办者和不满现状的中小官吏和地方绅士。这些人和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能选择改良主义道路。
其次，从维新派在变法中采取的措施看，也只能属于改良主义的范畴。认为康有为只主张用缓和的手段，在旧的基础上进行改革，而不是把旧的一套全部取消，建立新兴的资产阶级政权，远远脱离了人民群众。各项变法措施，根本不想推翻封建统治，也不想改变封建统治基础，只能是软弱的改良主义。
二是认为维新变法是一次失败了的、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夺权的尝试。
这种观点的根据是，维新变法既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也要求改变封建的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维新派的目标是用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度代替封建专制制度。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主要运用和平手段，但也不排除使用暴力，效法日本的明治维新。


























第六章 义和团运动

1、 天津教案后至义和团运动前的反教会斗争
2、 大规模爆发的原因：社会经济条件的恶劣；教会活动的猖獗；山东西部和直隶西南部民间习武传统；清廷保守分子的支持
3、 义和团口号的评价问题及它反映的社会矛盾的变化
4、 东南互保；
5、 辛丑条约
6、 义和团运动的历史影响：是否打破了列强瓜分中国的阴谋；和清末新政的关系；义和团运动后中国反抗外国侵略方式的变化。

第一节 义和团运动兴起的原因

第一节 义和团运动兴起的原因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首先从山东兴起，很快蔓延到直隶，席卷华北。这场反帝爱国运动，之所以爆发在十九世纪末期的北部中国，不是偶然的。从根本上讲，它是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侵略加深，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产物，是各地人民反对宗教侵略的斗争的继续和发展，也是北方人民利用了当地封建统治势力比较薄弱和西太后的别有用心的支持，奋起挽救民族危亡的必然结果。
甲午战争后，列强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向中国输出资本，严重阻碍了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破坏了工农业生产，其中又以北部中国，特别是华北地区受害最大。这个时期，列强对中国进行政治性贷款，清政府为了偿还贷款，增加了税收。由于中国北方经济比南方落后，因此北方人民的生活水平降低。列强还在中国修建铁路。在1900年前，已经兴建、部分通车或已经通车的铁路，全部集中在北部中国。铁路运输的发展，使一千多年的大运河和内河运输顿时萧条，沿岸城镇急剧衰落，大批旧式运输工人纷纷失业。到1900年，仅华北地区的失业人数就达到几百万人。
列强在向中国进行资本输出的同时，也增加了对中国的商品输出。这时，北部中国因铁路畅通，进口商品的增长幅度超过南方，在全国进口贸易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外贸上的这种变化，说明洋货在华北地区日益控制市场，从而进一步破坏了华北地区的自然经济，加速了农村手工业和城市手工业的破产。在原料掠夺方面，由于世界市场的需要，中国的蚕桑、棉花、烟草、大豆、花生等经济作物的出口量迅速增加，而这些经济作物又盛产于北部中国，这使北方的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迅速扩大，破坏了原来农业生产的平衡，加强了这些地区农业生产对世界市场的依赖，表现了鲜明的半殖民地性质。
这个时期，北部中国的自然灾害也频繁发生。黄河连年泛滥，旱灾、虫灾不断。1899年，黄河流域发生大旱灾，流民迅速增多。
上述经济的破坏造成的失业大军和遍地饥民，是义和团运动兴起的社会经济原因。
随着列强的侵略，宗教侵略也日益猖獗。到十九世纪末，在中国的外籍传教士共有3200多人，教会60多个，有80多万中国人入教。这些西方传教士在列强争夺中国势力范围的斗争中，出谋划策，鼓动列强对中国侵略。传教士还挟持清政府，干涉中国内政。有不少传教士在中国经营企业，从事各种各样的职业。传教士干涉清政府对案件的审理，甚至私设法庭。清政府地方官员在处理民教事件中，往往是偏袒传教士，压制老百姓，造成民怨沸腾。传教士的这些活动，是义和团运动大规模爆发的重要原因。
义和团运动的发生和扩大，和清政府的内部矛盾也有一定关系。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光绪皇帝被囚禁。西太后处心积虑地想废掉光绪。但是英国支持光绪，希望西太后死后，由光绪组成一个亲英国的政权。因此当西太后想废掉光绪时，列强进行干涉。英国驻华公使以半官方的身份向总理衙门提出警告。英国公使甚至把一名西洋医生强行送进皇宫，为光绪看病。结果这个医生宣布光绪没有病。这无疑是警告西太后不得谋害光绪。一些地方督抚也反对废掉光绪。两江总督刘坤一以及李鸿章等人都反对。1900年，西太后策划立大阿哥，也就是太子，以便在适当时机取代光绪。但是西方公使拒绝承认。因此，西太后便迁怒于英、美、日等列强。西太后与列强的矛盾，是她后来对外宣战，招抚义和团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成为光绪反对宣战并主张镇压义和团的一个重要因素。
义和团运动能够在北方兴起，与清政府中后党别有用心的支持有密切关系。后党大多属于顽固派官僚，他们在废掉光绪的问题上和列强发生矛盾，促使他们的排外思想更加膨胀。他们想利用义和团的声势和力量，抵制列强的干涉。当时北方的督抚，大多是满人，他们一方面本身具有顽固排外思想，另一方面又和朝廷中的后党有密切联系。当后党表现出要利用义和团的意思时，他们都赞成。当时的山东巡抚李秉衡、直隶总督裕禄等人，多对义和团反对洋教表现了某种程度的同情和支持。这些给义和团在北方的兴起提供了一定的有利条件。
和北方的督抚相反，南方的督抚多是靠办洋务起家的汉人。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他们是清政府的主要依靠力量。此后，湘军和淮军系统的人员在长江领域担任督抚和其它官员的为数甚多。到义和团运动时期，这种情况基本未变。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都和湘淮集团有密切关系。义和团运动爆发后，这些人对后党支持和利用义和团不满，主张严厉镇压义和团，维持和列强的友好关系。因此，南方没有形成大规模的义和团运动。

第二节 义和团的兴起和发展

义和团原来叫义和拳或义和门，是旧式农民起义中的许多秘密结社的一种，是白莲教的一个派别。义和拳改为义和团，开始于1898年。到1900年，山东、直隶等地的义和拳普遍地改称义和团。名称改变以后，义和团的社会基础、斗争目标和规模都有了新的发展。在义和拳时期，它的成员主要是劳动群众，人数较少，活动范围也比较狭窄，活动方式比较隐蔽，斗争矛头针对清政府。改为义和团以后，秘密宗教、民间结社、人民群众甚至统治阶级的一些人，都自发地加入义和团，义和团的人数迅速扩大，活动方式也由秘密或半秘密状态发展为公开活动。
义和团一般按八卦划分为八大系统。各个系统一般分上下两级，上一级是团，下一级是坛。坛，也叫坛口、坛厂、拳厂，是义和团的基层组织。
义和团的组织有两个特点，一是分散性。义和团组织按照村、镇、县的自然区划而分布，没有统一的组织领导。其活动范围、人数、编制、名称都是不固定的。二是宗教色彩非常浓厚。
 义和团的基本组织是义和拳和白莲教相结合的组织，白莲教派别林立，各派之间没有什么关系。而义和团是自发的群众运动，任何团体都可以打着义和团的旗号，甚至几个人也可以成立一个义和团。而且各团的地方色彩很浓厚，各个团体之间独立行事，没有直属关系。义和团除在山东、直隶的农村发展较早外，其它地区从成立到解体只有三、四个月的时间在很短的时期内，要把十分分散的队伍组成一个整体，也不可能。
义和团运动首先是从山东的冠县爆发的。随后相临的一些地区也相继爆发。清政府最初采取镇压措施。但是由于西太后和列强的矛盾，1899年前后，清政府的政策有所改变，不再单纯强调镇压。当时的山东巡抚张汝梅和毓贤也越来越感到，外国的侵略已成为清政府的主要威胁，从而在思想上逐渐仇恨教民和列强，对义和团寄予同情，逐渐由镇压转向安抚。毓贤还于1899年承认义和团为民间团练。此后，山东义和团取得合法地位。当清政府的军队在森罗殿镇压义和团失败后，毓贤坚定了招抚义和团的态度。清政府也基本上采纳了毓贤的态度，倾向于招抚义和团。当然，清政府改变政策，与张汝梅、毓贤等地方官还不完全一样。当时，西太后想立载漪的儿子为大阿哥，企图取代光绪皇帝。但各国公使拒绝入宫祝贺，表示反对。西太后计划受挫。一些顽固派非常怨恨，西太后也十分不满，产生了利用义和团的想法。这是山东义和团迅速发展的原因之一。
义和团在山东的发展，引起帝国主义的恐慌。美国和法国驻华公使不断向总理衙门提出照会，要求清政府镇压义和团，保护教堂和基督教徒的生命财产。并要求将毓贤撤职，让袁世凯来接替。袁世凯采取镇压政策，山东的多数义和团先后牺牲，山东的义和团运动转入低潮。但是，随后直隶的义和团却发展起来。
直隶本来就是白莲教系统的秘密组织进行活动的重要地区，又是义和拳、梅花拳等民间习拳练武组织普遍流传的地方。嘉庆年间，当白莲教的一个派别八卦教起义失败以后，余部大多分布在山东和直隶的交界地区。此后，尽管清政府把八卦教视作邪教，千方百计组织其传播，但八卦教仍然在民间发展很快，直隶还存在着白莲教系统的秘密组织。在直隶南部的南宫、清河、曲周、威县和东明等地的农村中，梅花拳一直盛行，甚至一家几代都练习梅花拳。经过一段时间后，白莲教、梅花拳、八卦教等彼此渗透，成为独立的系统。这为义和团运动在直隶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1899年以前，直隶境内的义和团以南部、西南部靠近山东的地区最为活跃，形成了以大名府、冀、深两州以及河间府三个早期斗争的主要地区。

第一个地区以大名府为中心，包括开州、东明及长垣。第二个地区包括冀、深两州所属各县，包括枣强、衡水、南宫、武邑、武强、安平、饶阳等地。第三个地区，包括河间府所属各县，以景州为中心，包括献县、故城、阜城、吴桥、东光等地。1900年春天，义和团运动逐渐向直隶的西南部和中部地区发展，形成一个以京、津、保三角地带为中心的地区。接着，数万义和团进入诼州城，并大规模地破坏芦保、京津铁路。
1900年5月和6月，直隶中部的义和团开始大批地进入北京和天津。
义和团的迅速发展，引起帝国主义的恐慌。英国、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四国驻华公使联名写信给总理衙门，要求对义和团进行镇压。同时，美国、德国、英国、意大利等国家的军舰，在大沽口海面联合进行武装示威，向清政府施加压力。传教士也一再向清地方政府和总理衙门发出紧急函件，要求迅速镇压义和团，保护传教士。
在西方列强要求镇压的同时，清政府内部对义和团的政策也发生分歧。大体上分为主张镇压和主张招抚两大派。
主张镇压的，在中央有总理衙门大臣许景澄、袁昶、联元，兵部尚书徐用仪，以及军机大臣荣禄、奕劻、王文韶等人。在地方上有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人。
主张招抚的，主要是后党集团的一批王公大臣，象端郡王载漪、军机大臣刚毅、赵舒翘，大学士徐桐，礼部尚书启秀，户部尚书崇绮等人。他们主张招抚义和团的原因，是想利用义和团的力量反对列强保护光绪，让西太后继续执政，以便早日废掉光绪，让载漪的儿子当皇帝，以保证他们飞黄腾达。这一派的中心人物是载漪。这一派的主张，在统治集团内部得到比较广泛的支持。这一派在清政府中逐渐占据上风。西太后最初摇摆不定，时而主张镇压，时而主张招抚。6月初，她派刚毅到涿州观看义和团的动向，主张招抚的倾向日益明显。9日，西太后召开亲信会议，主张招抚的一派基本上控制了会场。第二天，西太后命载漪管理总理衙门，主张招抚的一派完全占据优势。当刚毅从涿州察看义和团回来后，认为义和团已经不能解散，“宜抚不宜剿”。刚毅的观点，对西太后影响很大。再加上载漪等人极力主张招抚，终于使西太后下了招抚义和团的决心。至此，西太后暂时承认了义和团的合法地位，默许他们进入北京。于是从10日开始，各地的义和团不分昼夜，纷纷赶到北京。北京城中顿时布满了义和团。外地进入北京的义和团，一是农民，一是水陆运输工人和小商贩，也有一些城市游民、乞丐、散兵游勇以及帮会成员，也有不少太监和清军官兵，也有一些王公贵族和流氓头子组成义和团。总之，北京义和团的成分非常复杂。
受清政府中后党的影响，直隶总督裕禄在天津也逐渐采取招抚政策。使天津义和团的声势也非常大。
义和团的口号主要是“扶清灭洋”。有些地方还有助清灭洋、兴清灭洋、顺清灭洋等口号，大体意思一致。
这个口号的提出，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早期白莲教的口号是反清复明，甲午战争以后，义和团把反清复明转变为扶清灭洋，这是政治态度的重大转变。促成这种转变的重要原因，首先是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当时，帝国主义列强把中国推向亡国灭种的边缘，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压倒了原先国内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义和团激于民族大义，愿意帮助和扶持一直压迫他们的封建官府，共同为挽救民族危机而斗争。这表达了义和团以民族利益为重的爱国热情。
“扶清灭洋”的口号，具有很大的号召力。不少劳苦大众正是在这个口号的鼓舞下加入义和团。部分有爱国心但又对义和团持怀疑态度的清朝官兵、中小官吏和地方绅士，也因为这一口号减少了对义和团的镇压，使义和团减少了来自清朝统治阶级的压力，从而迅速地扩大了队伍。所以当时清政府中有人指出，义和团的这一口号，使它和其它宗教不同。
这个口号的局限性也是非常明显的。
一是笼统的排外主义。
关于义和团的排外主义，过去一般认为“灭洋”的实质就是反帝爱国运动。现在学术界有人认为，义和团的“灭洋”斗争是排外主义，它正表现了农民运动的保守性和落后性，认为“在十九世纪末叶中国政治舞台上，排外与反排外之争实质上就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争。这种排外主义的反动性，是非常明显的。”或者说义和团的笼统排外“是一种历史的惰性力量，是封建蒙昧主义在义和团运动中的突出表现。”也有人认为，义和团的灭洋虽是一个笼统排外主义的口号，但不应采取简单回避或全部否定的态度，义和团的灭洋表现为反帝爱国的内容实质与排外主义形式的统一。义和团的排外主义是当时中国人民所能采取的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唯一形式。两种观点直接对立。
义和团反对帝国主义，是一场反帝爱国运动，但在反对帝国主义的过程中，笼统排外主义也非常明显。义和团看不到帝国主义的内在矛盾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也看不到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区别，看不到西方传来的科学技术成果和帝国主义列强掠夺中国的政策的区别，他们对帝国主义的憎恨压倒了一切。因此，义和团的“灭洋”斗争经常表现为笼统的排外，或盲目的排外。他们不加区别地反对所有外国人，打击一切中国教徒以及与洋人、洋货有关系的中国人，仇恨和破坏一切外来商品和外来科学技术。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破坏铁路、车站、电线和桥梁。从5月27日到29日短短的三天之内，义和团拆毁了芦保铁路线上涿州以南到高碑店、以北到硫璃河的一百多里铁路，烧毁了高碑店、涿州、硫璃河、长辛店、芦沟桥和丰台车站。6月初，义和团开始对京津铁路进行破坏。3日，义和团将黄村车站以及铁路沿线的几十根电线杆一起烧毁，使京津铁路陷入瘫痪状态。同年六月，天津的义和团砸毁了天津海关道衙门和电报局。由于天津海关道主要处理洋务事件，所以衙门内的东西全被砸烂，没有一件完整的东西。二是破坏洋货。义和团把天津和塘沽码头上轮船招商局的大米和物资全部没收。对于洋货和经营洋货的商人，也多烧毁或打击。只有曹福田稍微好一点。他对团民说：“洋货入中国久，商民何罪，”以后不必再焚烧洋货。曹福田又张贴传单，让商人公平交易。这在小范围内安定了民心，以至出现商人给义和团粮食，并请求保护的现象。但是，由于义和团互相不统一，曹福田的意见只对自己的部下有效。三是攻打外国使馆。参加围攻外国使馆，从而粗暴地违反国际外交惯例，是义和团盲目排外主义的典型表现。从1900年6月到8月，义和团连续对外国驻华使馆发动进攻。虽然付出成千上万人死亡的代价，但却不能攻下使馆。按照国际公法，列强在中国的使馆应受中国的保护，义和团进攻使馆，在国际上是罕见的。它将引起列强残酷的报复。
二、被清政府利用和控制。
这个口号说明，义和团对帝国主义的认识还处于感性认识阶段，对清政府勾结、投靠帝国主义共同压迫中国人民的实质认识不清。他们既看不出清政府已经逐渐变成帝国主义的走狗，更不懂得中国人民要想反帝必须同时反封的道理。在国难当头的关键时刻，他们凭着对帝国主义的一腔仇恨，尽管对清政府对外投降不满，也对地方官吏偏袒教民，压制百姓不满，但又把这一切归因于洋人洋教的猖獗和清政府自身力量的软弱，从而天真地幻想用自己的力量来帮助清政府抗击侵略，有的地方甚至提出了“替清灭洋”的口号。
 三、落后的宗教信仰和组织形式。
 义和团源自白莲教和秘密结社相结合。白莲教是与封建正统宗教相对立的一种神学异端。它有着反抗黑暗，追求光明的一面，因而在运动初期，对于聚集力量，鼓动群众，严明纪律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它又是一个落后的宗教迷信组织，宣传许多落后的东西，如在敌人的枪炮面前，刀枪不入，神仙附体，等等。结果一到真正遇到枪炮，只能白白地增加伤亡。同时，白莲教作为一个宗教组织，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非常落后的。各自为政，互不统属，就象散沙一盘。它虽然造成了强大声势，却没有统一的行动；虽然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却没有统一的领导核心。这种组织上的落后性，为清政府的分化瓦解和镇压创造了条件。尽管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利用宗教迷信的不乏先例，但象义和团运动这样大规模的起义，指导思想和斗争形式是如此落后，组织形式又是如此涣散的，则是罕见的。历史证明，宗教迷信只能带来失败的结局。

第三节 八国联军侵华

义和团的迅速发展，引起帝国主义的恐慌。他们除继续威胁清政府镇压义和团外，开始准备武装干涉。
1900年5月20日，列强召开公使团会议，讨论对中国进行武装干涉问题。
会议的前一天，担任列强首席驻华公使的西班牙公使葛络干，把法国主教樊国梁写给法国公使毕盛的一封信在公使中传阅。在这封信中，樊国粱报告说，北京周围已受包围，义和团日渐逼近京城。他们的目的是要消灭欧洲人，这种目的已经清楚地写在他们的旗帜上。最大的不幸即将来临。我们已处于和1870年天津教案前夕同样的险境，请派一支由四、五十人组成的海军陆战队前来支援，保护我们的生命财产。樊国梁在北京传教三十多年，同中国各阶层的人经常接触，拥有广泛的情报来源。因此，他的求救信在公使中引起强烈的不安。特别是俄国公使格尔思，看完信后马上给俄国政府发去密电，强调北京的形势已经非常严重，要求俄国派军舰到秦皇岛，必要时派陆战队前来支援。
5月20日下午，在法国公使毕盛的请求下，葛络干召集各国驻京公使团会议讨论形势和对策，美国、英国、德国等十一国驻华使节全部出席。会上，毕盛首先请求各国公使高度重视樊国梁对形势的估价和判断，强调义和团现在正威胁着住在北京的所有外国反对人，对前途的危险无论怎样估计也不过分。他建议直接调兵前来保护使馆和教堂，并联合照会清政府，要求对义和团采取有利的镇压政策。

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不完全同意毕盛的意见。他认为樊国梁对形势的判断过分悲观。他不主张马上调动军队。他赞成提出联合照会。
窦纳乐的发言得到多数公使的支持。德国公使克林德还补充说，如果总理衙门对照会不作令人满意的答复，或者不能根据各国使节的要求采取措施，列强就应当采取一些共同行动来对清政府施加压力。他还认为，对清政府采取压力的最有效的方法，不是调来少量军队保护使馆和教堂，而是在山海关附近集中军舰，必要时可派兵登陆，保护外国人进军北京。经过一番讨论，会议通过了联合照会的条件，并决定，如果在五天之内得不到满意的答复，便请各自政府批准调动军队登陆或组织海军示威。
第二天清晨，葛络干代表列强将照会交给总理衙门，要求下令将继续活动的义和团及其首领全部正法，凡给义和团提供住所和集会场所的人一起关进监狱，纵容、帮助和指点义和团的人全部杀掉，玩忽职守镇压义和团不利的官员一律惩处，并将镇压义和团的这些措施布告北京、直隶和其它北方各省。
总理衙门接到列强的照会后十分恐慌，在限期的最后一天答复说，他们正在奏请朝廷发布更严厉的镇压命令，在这一点上清政府与各国没有分歧，而过去已经采取的各项措施也证明与各国使节的要求完全一致。
各国使节对这个答复很不满意。5月26日晚上，葛络干再次召开公使团会议讨论局势。列强最后约定，先照会总理衙门，要求具体讲明清政府准备采取哪些有效措施镇压义和团；然后委托格尔思和窦纳乐把整个公使团的意见对庆亲王奕劻进一步说明，要求得到满意的答复。如果那时仍然叫他们失望，他们便立即调兵进京。
 庆亲王于27日接见了格尔思和窦纳乐，分别向他们表示，义和团不仅反对友邦，也反对政府，是国家的敌人。政府正在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保护使馆和教堂，而他作为驻北京清军的指挥官，也愿意承担对所有外国人的保护。庆亲王的一番话，在一定程度上安定了公使们的情绪，带给他们一线希望。他们决定再等待一天观察清政府的态度，然后再对调兵进京问题作出最后决定。
28日晚，形势突变。义和团烧毁丰台车站的消息和京津铁路被拆毁的谣言，同时传到了各国使节的耳中。公使们深感形势已经极大地恶化，便立即举行会议，一致同意不失时机地调来卫队保护各国使馆。会后，他们向总理衙门提出照会。同时，各国公使又分别电请各国政府立即派兵进京。实际上，法国公使在召开会议之前就已经独自发出请兵电报，英国、俄国、美国和日本公使也在会前把军舰调来大沽口，并通知他们作好登陆准备。29日，大沽口外的各国舰队先后接到奉命进京的电报，并迅速派出陆战队，由海河乘船到达天津，准备向北京进犯。
总理衙门看到事态严重，不敢贸然答应，并在30日答复列强的照会中再次申述了对列强的保护措施和决心，明确拒绝各国军队前来北京。直隶总督裕禄也根据清政府的命令，不准外国军队乘火车进京。
各国公使气急败坏，立即推举英、法、俄、美四国公使前往总理衙门，威胁清政府说，如果继续拒绝他们调兵，他们就共同使用武力调来特遣部队。四国公使还宣称，列强调兵进京的决心已定，如果中国政府能够让步，提供一切便利条件，那么联军进京的人数将会很少，并且仅留驻到不再有危险的时候为止；否则，他们一定增派大兵强行北上。到那时，后果很难预料，不但东三省北五省将非中国所有，南方也将非中国所有。最后，他们竟勒令总理衙门必须于当天晚上把答应他们调兵的决定通知直隶总督裕禄。
同一天，法国驻天津领事代表列强驻天津的所有领事，前往直隶总督衙门进行威胁。
在列强的威逼下，西太后屈膝退让，命令总理衙门写信给英、俄、法、美四国公使撤回反对意见，但指出各国军队不得超过三十名，而且一旦恢复平静后就应立即撤退，并命令总理衙门电告直隶总督，准许列强乘坐火车前来，并把同情义和团的清军从北京车站附近撤走，以防冲突。
但是，各国公使根本没有理会清政府对他们在调兵人数上的限制，由各国组成的军队三百多人立即由天津开进北京。到6月初，集中在渤海湾和大沽口外的外国军舰也达到二十多艘。
同时，义和团为了阻止列强继续向北京进兵，拆毁了部分京津铁路，烧毁了黄村车站，切断了京津电线。各国驻华公使害怕被围困在北京，纷纷要求各国政府派兵前来营救。到6月8日前后，各国驻华公使都被授权可以根据形势的发展调动军队。大沽口外的各国舰队司令也先后接到各自国家的命令，准备在必要时采取一致行动。
可见，从5月下旬开始，列强便积极开始策划武装镇压义和团；到5月28日，决定采取武装干涉政策；6月8日前后，各国政府又授权各自驻华公使便宜行事，并命令本国舰队司令听其调遣，与各国协同动作。至此，由公使们提出的联合侵华政策得到了帝国主义各国政府的正式批准和鼓励。
6月8日这一天，义和团拆毁了京津铁路部分铁道。列强听到这个消息后，又看到保护铁路的清军撤回他们的营地，列强认为，这意味着清军已经不能保证北京的安全。9日，英国公使窦纳乐听说，西太后及保守派为了发泄他们的仇恨，有可能不惜一切代价，命令驱逐洋人。于是各国公使在当天下午和晚上接连开会，经过一番犹豫和争论，终于决定立即调遣军队进京。其中英国人西摩带领的联军首先由天津向北京进发。于是，从5月下旬列强策划调兵进京到西摩联军进犯北京,列强的策略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之前，他们把镇压义和团的希望寄托在清政府身上，从此以后，他们便联合起来镇压义和团了。促使列强加快侵略步伐的，有以下几个因素：
首先，列强看到排外势力已经在清政府中占据上风，依靠清政府镇压义和团的希望完全破灭。其次，列强看到越来越多的清军士兵开始同情义和团，害怕中国军民联合抗敌，使局势对他们更加不利。最后，列强看到义和团发展迅速，想通过武装干涉来恢复秩序，加强在中国的既得利益。
由于帝国主义各国之间情况不同，因此对联合侵华的态度和希望达成的具体目标也不完全一样。
法国在中国的教会势力最大，受义和团的冲击最严重，所以在列强酝酿武装镇压义和团的过程中，特别是在早期，它的态度最积极。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恢复秩序，要求赔偿，并扩大在中国的传教士特权。它还想通过镇压义和团，扩大它在云南和两广的势力。
英国在中国的经济利益最大，因此出兵的态度也非常积极。英国公使窦纳乐在列强侵华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鼓动和组织作用。英国出兵中国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要恢复列强在华北的统治秩序，防止义和团扩展到长江流域。长江流域是英国在中国的传统市场和主要投资场所，仅在上海，英国的货物和投资就有数百万磅。如果长江流域受到冲击，上海受到破坏，就会给英国的利益造成严重的损失。此外，甲午战争后，英国对以西太后为首的中央政权接近俄国非常不满，曾极力培植亲英国的势力，拉拢长江流域的督抚刘坤一、张之洞等人，并取得一定效果。刘坤一、张之洞等人在义和团运动爆发前已经开始要求清政府联合英国，抗击俄国。再从国际看，英国知道俄国、美国、法国等国家对长江流域已经觊觎很久，非常担心义和团发展到长江流域后，列强会以种种借口向长江流域扩展势力，因此英国决心出兵，把义和团消灭在直隶。
俄国在东北的势力最大。它害怕义和团运动扩展到东北，因此决心出兵把义和团消灭在直隶境内。同时和列强采取一致行动，也可在日后分赃。俄国还想继续扶持以西太后为首的亲俄政权。因此它虽然对出兵中国很积极，但又不想在侵华军事行动中带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