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燕行使者所见十八世纪之盛清社会——以李德懋的《入燕记》为例

作者：王振忠 阅读次数：908 发布时间：2006-1-23    [大 中 小]  　
   
朝鲜燕行使者所见十八世纪之盛清社会
——以李德懋的《入燕记》为例

中国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  王振忠



       （原载尹忠男（Choong Nam，Yoon）编《哈佛燕京图书馆朝鲜资料研究》（Studies on the Korean Materials in the Harvard-Yenching Library），韩国，景仁文化社，2004年11月版）



摘要

　　由于朝贡关系，自明代以来，朝鲜入华使者纷纷将自己的沿途见闻诉诸笔端，留下了许多《朝天录》或《燕行录》。其中所提供的大量生动、有趣的珍稀史料，未见于同时代的中国史籍。本文利用燕行使者李德懋的《入燕记》上、下两篇，结合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的其他朝鲜汉籍，对朝鲜燕行使者所见十八世纪之盛清社会，作一初步的探讨。李德懋于朝鲜正祖二年（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入燕，本文具体探讨了李德懋在中国的交游人脉，盛清时代的政治状况，燕行沿途景观，书籍流通与中韩文化交流等。从中可见，域外汉籍可以为中国史研究提供诸多佐证，有助于从一些独特的角度加深对中国社会的理解。因此，朝鲜汉籍不仅是研究中韩文化交流的重要史料，而且对于中国史的研究亦颇有助益。研究清代中国的社会文化史，应置于整个东亚的文化背景中加以考察。

关键词：燕行使者　李德懋　　《入燕记》　　《燕行录全集》　　盛清社会





Abstract

The society of the high Qing during the 18th century as observed by a Korean envoy to Beijing, in Yi Tongmu’s Ru Yan Ji

Wang Zhenzhong,  Institute of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  Fudan University, P.R.C



As a result of Sino-Korean tributary relations, from the Ming dynasty Korean envoys wrote many memoirs (e.g. Chochon nok（朝天录） and Yonhaengnok（燕行录）) about their journeys back and forth from China, and these memoirs provide a great deal of vivid and interesting materials which cannot be found i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of the same period. Yi Tongmu（李德懋） was sent to China in the second year of King Chongjo’s reign(1778) and wrote an excellent memoir about his journey.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society of the high Qing during the 18th century, including Chinese personalities Yi met in literary circles,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of the high Qing period, the landscape of his journey, the circulation of Chinese books, and cultur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Korean. The primary materials include the Ru Yan Ji（入燕记）, written by Yi Tongmu, as well as other rare books held in the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In conclusion,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Chinese books held abroad contain invaluable materials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history, and help us understand Chinese society from a special angle. Korean books in Chinese are important materials for the study not only of traditional Sino-Korean cultural relations, but also of the history of late imperial China.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Qing dynasty should be studied against the whole background of East Asia.



       域外汉籍可以为中国史研究提供诸多佐证，在明清时代，东亚各国（尤其是日本和朝鲜）都留下了不少汉籍文献，对于这批史料的整理和利用，有助于从一些独特的角度加深对中国社会的理解。具体到朝鲜，因朝贡关系，自明代以来入华使者纷纷将自己的沿途见闻诉诸笔端，从而留下了许多《朝天录》或《燕行录》。1962年，韩国的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出版有上、下二卷本的《燕行录选集》；2001年，韩国的东国大学校出版社又出版了一百卷本的《燕行录全集》。[1]其中所提供的大量生动、有趣的珍稀史料，未见于同时代的中国史籍。此前，明清史学界颇有关于《朝天录》和《燕行录》的研究论著问世[2]，不过，鉴于《朝天录》和《燕行录》内容之丰富，其本身数量及相关史料之繁多，对它的研究实际上远未全面展开。[3]譬如，利用这批史料探讨盛清时代的社会文化，似乎便是一个颇可着力的侧面。

       有鉴于此，本文利用李德懋的《入燕记》上、下两篇[4]，结合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的其他朝鲜汉籍[5]，对朝鲜燕行使者所见十八世纪之盛清社会，作一初步的探讨。

《入燕记》的作者李德懋号炯庵（亦作青庄馆、雅亭或婴处），定宗子茂林君善生后。他生于李朝英祖十七年（清乾隆六年，1741年），曾任奎章阁检书官，官至积城县监，卒年五十三岁。[6]据各类碑传记载：李德懋生平博涉经史，每得一书总是边看边抄，据说，他读过的书大概超过数万卷，抄写的书也多达几百卷[7]，长年的勤奋学习，造就了其人的博闻强记、贯通古今。李德懋所撰文章提倡创新，曲尽人情物态，绝不蹈袭前人的陈词滥调。著有《青庄馆集》[8]，《入燕记》的上、下两篇，即收于该书的卷66和卷67。李德懋于正祖二年（乾隆四十三年，戊戌，1778年）以书状官随员的身份入燕。在朝鲜燕行使团中，书状官的职责之一是记录使行日记及闻见事件，回国后启呈国王，然后下承文院誊录。[9]据《入燕记》记载，李德懋于当年的四月十二日渡鸭绿江，五月十五日抵达北京。在北京逗留了一个月之后，于六月十六日离开北京，闰六月十四日渡江回国，七月初一日返回朝鲜京城。在燕京期间，李德懋“日与闽、浙间骚人墨客之来游宦者饮酒赋诗以为乐，……历览山川、道理、宫室、楼台以及于草木、虫鱼、鸟兽之名，而多所记识。及归，而名声日振”。[10]显然，燕京之行可谓“壮其心胸，广其耳目”，为李德懋赢得了极大的声名。



一、李德懋在中国的交游人脉

通常，朝鲜燕行使者前往中国，均殚思竭虑地扩大交游范围，以期尽其所能地了解中国的社会、政治及文化等诸多方面。他们主要是通过以下两种途径扩大交游：

一是通过先前燕行使者的交游人脉。李德懋在入燕之前，预先读过此前燕行使者所写的诸多《燕行录》。根据朝鲜人的看法，历来的《燕行录》中，最著名者有三家，即“稼斋金氏、湛轩洪氏、燕岩朴氏也。以史例，则稼近于编年而平实条畅，洪沿乎纪事而典雅缜密，朴类夫立传而赡丽闳博，皆自成一家，而各擅其长”。[11]稼斋金氏即金昌业，湛轩洪氏也就是洪大容，而燕岩朴氏则指朴趾源，他们分别著有《老稼斋燕行录》（通称《稼记》）、《湛轩燕记》和《热河日记》。朴趾源入燕及其《热河日记》之作在李德懋之后，在此姑置勿论。李德懋在《入燕记》中，曾多次触景生情，提及“金稼斋”或“老稼斋”[12]，显然，他是熟读过金昌业的《老稼斋燕行录》。另据李氏后人回忆，李德懋在未出道之前，即与洪大容颇有“雅契”[13]。所谓雅契，应当是指他与洪大容有着很好的关系[14]。洪大容游燕京时，曾遇山西人邓汶轩，与之过从并有书信往返[15]。后邓子寄其友郭执桓（封圭）诗《绘声园稿》一册给洪大容，而后者即托李德懋加以评点。[16]据李德懋之子李光葵《先考积城县监府君年谱（上）》记载：朝鲜英祖四十九年（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六月二十六日，李德懋评《绘声园诗稿》，一共写了序文及一百六十余段文字。[17]李德懋还将洪大容燕行时与杭州名士严诚、陆飞和潘庭筠等人的笔谈以及前后的来往书牍（这些都见于洪大容的文集[18]），抄删而为《天涯知己书》，并加以评论。[19]另外，李德懋在此次燕行途中路过三河县时，更为洪大容圆满了一个心愿（详后文）。由此看来，李德懋对于洪大容的使行阅历以及其人所著的《湛轩燕记》，应当是暸若指掌。

透过先行者的帮助，李德懋很快便与中国士人接了上头。五月二十三日，李德懋和朴齐家一起前去拜访李鼎元和潘庭筠，地点是在吏部附近潘庭筠的寓舍。潘庭筠字香祖，一字兰公，号秋串（亦曰兰（土它）），浙江钱塘（今杭州）人。生于乾隆壬戌（1742年），李德懋入燕当年登第，官庶吉士。在这之前，“丙戌年洪湛轩大容遇香祖于逆旅，悲恻不忍别，以其诗文书画，翩翩名士也”。丙戌年即乾隆三十年（1765年），当时，洪大容与潘氏成了莫逆知交。[20]除了结识潘庭筠外，洪大容入燕时，还与孙有义等人过从甚密。这些人，后来也成为李德懋入燕后的重要人脉。《入燕记》记载：

孙有义，字心裁，号蓉洲，居三河，洪湛轩之所亲也。昨夜余逢蓉洲于通州，蓉洲以为：洪公前托余得湖州士人严铁桥（诚）遗集及小照，我已得之，寄置于三河盐店吴姓人。君过三河，可以索之，归传洪公。及到三河，馆之比邻孙嘉衍，即蓉洲之从弟也。盐店吴姓人已闻朝鲜人将回，置蓉洲所托铁桥遗集、小照于嘉衍之家，余乃索来，此亦奇也！诚字力闇，乙酉岁湛轩逢陆飞、潘庭筠及诚于燕市，诚有志于为己之学，湛轩尤所眷眷者也。不数岁，诚病疟而死，遗书湛轩，言甚悲恻，绝笔也。湛轩求其遗集及小照凡十年，今始得之，若有数存焉。蓉洲亦醇谨有长者风。

“铁桥遗集”，即《铁桥集》，亦作《（严）铁桥全集》，该书第四册和第五册为《日下题襟集》，收录有严诚与朝鲜使者交往的书信诗文。[21]

除了三河孙有义外，丰润谷家也多次接待朝鲜使者。丰润位于入燕必经之道，早在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燕行使者洪受畴即有《赠谷韬臣》和《丰润》诗[22]。其后，康熙四十年（1701年）姜钅见《看羊录》中，亦有《次丰润谷一枝韵》二首。[23]李宜显《庚子燕行杂识》：“到丰润谷（石奇）家，是应泰之侄孙，应泰撰《明史（纪事）本末》，以文著名，而此人则不文无识。炕室极其精丽，内贴‘耐轩’二字，满壁书画多可观。先君子赴燕时，副价洪参判受畴宿此家，闻其除去炕制，作房（土突），一如我国房样，今来见之不然，怪而问之，答云其房日久坏了。仍进果饼九器，且进酒茶。”[24]庚子即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此外，李宜显另作《壬子燕行诗》，其中亦有《还到丰润谷家，修屋许处，预酿酒以待，又饷茶果，其义可尚，遂赠以诗》，曰：“谷氏好兄弟，重逢识旧颜，萍蓬欣偶合，鬓发叹多斑，世业青编在，幽扉皓鹤闲，相思他夜梦，明月满关山。”诗注：“主人即谷应泰之从孙，应泰著《明史（纪事）本末》，故第五云。”[25]壬子为雍正十年（1732年），“第五云”则指诗中第五句的“世业青编在”。谷应泰（1620—1690）字赓虞，别号霖苍，顺治四年（1647年）进士，曾作户部主事、员外郎。顺治十三年（1656年）提督浙江学政佥事。《明史纪事本末》为其出任学政期间所编，全书共八十卷，分列八十个专题，记述有明一代各类事件的源流始末，各卷后附“谷应泰曰”的史论，其内容始于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朱元璋起兵，终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朱由检自杀。《明史纪事本末》成于顺治十五年（1658年），两年后，谷应泰即遭御史黄文骥的弹劾，后者指斥书中颇有违碍之处。据王树枬《胜水巵言》曰：“此书定州王文泉灏重刻于《畿辅丛书》中，曾（至？）其家搜原版，谓得之井中，已亡大半矣。盖当时霖苍以此书几获重谴，家人闻信，即将写版投井之中。后朝廷查阅，书中尚无违碍言语，并录入四库书中，竹（土宅）所谓私撰受累，即此事也。”[26]由于明代史事在清代前期的东亚极为敏感，故而谷应泰编纂《明史纪事本末》及其前后遭际，自然便为朝鲜人所瞩目。赵荣福《燕行录》载：“今皇帝为设明史撰修之局，以大臣领之，诸学士甚多，而数十年未就。路逢业儒者，问其何间当可纂完，则答以为李自成之变，起居注所录并见焚烧，只有阁老冯升家藏日记几卷，而太半不足，故所失累朝事迹，无人知之者，且其失辽、失沈之事，难于为言，迄今未就。而丰润人谷应泰为浙江提学时，合通记、本末、编年、世法等书，补以闻见，撰《通鉴纪事》一部五十余卷，而始自至正，止于顺治十年前。应泰死，而其子因刊行之”。[27]这里的“《通鉴纪事》一部五十余卷”，虽然书名及卷帙有所出入，但其所指当为《明史纪事本末》无疑。在这种背景下，燕行使者一过丰润，自然就会想起谷应泰，就会想到丰润谷家。乾隆三十年（1765年）洪大容入燕，他在《燕记》中记载说：“丰润素多士族，使行入城，持书画器玩求卖者亦多少年秀才也。有谷姓，自称谷应泰之曾孙，闻其家有郑渔仲《通志》一部三百卷，前朝印本，每卷价银一两云。”[28]这位谷应泰曾孙，后来也成为李德懋一行来往途中的铺家。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五月初十日和六月二十一日，李德懋等朝鲜使团成员曾两次途经丰润，寓居谷应泰曾孙之家。从朝鲜使臣方面来看，他们除了沿途打尖歇脚的实际需要外，也为了更好地打探或了解中国的民情风俗，故而非常乐于结交中国士人；而中国士人或是为了接交东国异人，或是为了与朝鲜人做生意，或是为了得到朝鲜的腊药（如清心丸、安神丸、苏合丸等）、纸张[29]等，也很愿意与燕行使者交往。

除了通过先行者的介绍外，在北京琉璃厂等处搭识中国人，也是燕行使者扩大中土交游的另一途径。洪大容之所以认识潘庭筠等人，最早便是通过此种途径。这在后来，几乎成了朝鲜燕行使者的惯例。对此，稍晚于李德懋入燕的朴趾源指出：“天下举人，海内知名之士多寓是中。”[30]道光十二年（1832年）入燕的金景善更总结说：“盖北京诸肆，在在皆然，而此厂（引者按：指琉璃厂）所储，多书籍、碑版、鼎彝、古铜与器玩之稍雅者，故名最著。且其坐贾者，间有南州秀才应第求官者，故游于市，往往有知名之士云。”[31]有鉴于此，朝鲜使臣游厂肆，除了购买古玩书籍外，物色中国文人并与之交往也是主要的目的之一。关于这一点，李德懋自不例外，《入燕记》下记载：“日前出游琉璃厂时，逢郓州举人黄道  、李宪乔，通姓名，今日朝两人来访，乃四库全书誊录官也。宪乔即地作七绝赠余而去”。除了邂逅相遇外，有时也通过琉璃厂书商，与中国的文人学者结识交往。[32]如朴齐家与黄丕烈等人的认识，即通过著名的琉璃厂书商五柳居陶氏。[33]

在北京，李德懋多次与潘庭筠笔谈。五月二十三日，潘“设盛馔待之，笔谈如飞，可补晋人清谈”，席间的盛馔大多来自南方，如“盐鸭蛋紫黑如玳瑁，荸荠如栗，……荸荠水中之草，无花；鸭蛋盐腌者，皆南物也”。在座的还有一些风流儒雅的著名文人，如李鼎元（字焕其，号墨庄），也是当年登科，官庶吉士。在李德懋眼中，其人“人品坦白，无矜骄气”。从兄李调元（雨村，字羹堂）[34]，以吏部员外郎出为广东学政，“著书工诗，诗有名于世”，其诗卷“赡博宏达”。五月二十七日，李德懋再次拜访潘庭筠，“笔话移时，裁书送马头请酒于书状，送烧酒及山蔬海鱼以馈潘，潘甚珍异之”。六月初六日，李德懋前往潘庭筠处讲论文章，颇为莫逆。潘庭筠认为：“诗文贵雅驯，当从唐以前文字；虽用唐以后事，择而用之可也。”又手书李德懋的堂额“青庄馆”，“笔势端正”。并撰李氏诗集序以赠之，“遣辞清妙，但有脂粉气”。《青庄馆全书》中，收录有《题香祖评批诗卷》：“柳弹素入燕，抄《巾衍集》赠潘香祖，香祖喜而评骘，故寄此诗。”[35]《巾衍集》亦作《韩客巾衍集》[36]，计四卷，为柳琴弹素所编，收录李德懋、朴齐家、柳得恭和李书九四家诗，由李调元和潘庭筠评论。

李德懋还通过潘、李诸人，结识了其他不少的文人墨客。李鼎元的弟弟李骥元（号凫塘），“年方廿四，文笔夙成，人品休休，问无不答，亦奇才也”。当时寓居于琉璃厂畔四川新会馆中的唐乐宇（字尧春，号鸳港，绵州人），是李调元童稚时代的朋友，时任户部员外郎，通晓易理、律历之类， “娴于名物度数”。住在魏染胡同的祝德麟，浙江海盐人，年三十七，曾为山阴蕺山书院山长，当时官编修，“学右朱子，诗宗香山，文许毛西河，音学广韵，盖与程普[晋]芳、李调元，郁然有艺林之重望”。祝德麟与李鼎元过从甚密，因在后者处见到李德懋和朴齐家的诗，大加称赏，品评李诗曰“赡而肆”，朴诗曰“苍而润”，故而得以与李德懋、朴齐家二人相知相识。此外，海宁诸生沈心醇，“明六书，藏古器，诗甚古雅，亦佳士也”。这些人，后来都成了李德懋在京期间时相过从的中国文人。

在李德懋归国前夕，潘庭筠、李鼎元和唐乐宇诸人均设馔以饯叙别，宾主酬酢，尽一时之欢。通过与中土文人的交往，朝鲜使者对于中国的社会文化有了更多的理解。六月初三日，李德懋在与苏州府秀才、塾师沈瀛笔谈中，就问及苏、杭之优劣。后者回答说：“江山胜概，杭胜于苏；闾阎繁丽，苏胜于杭。”苏、杭优劣之论，见于同时代李斗的《扬州画舫录》，从中国人的应答中，朝鲜使者得以了解江南的湖山名胜、商况市景。在此次笔谈中，李德懋还问及中国的婚丧礼仪，沈瀛回答说：“婚礼、丧礼如今俱亡了，可胜浩叹！”六月十一日，李德懋与朴齐家赴潘庭筠之约，“墨庄及沈匏尊（心醇）俱会，设馔叙别，又论文章”。潘庭筠曰：“侯方域之文有气力而不读书，魏叔子之文精，汪尧峰之文雄。”李德懋问：“归祚明与顾炎武俱有奇怪之目，此公论欤？”潘曰：“汪尧峰讥归祚明，李安溪传顾炎武，皆非平正之论。”这是对近世人物的评论。五月二十七日，在与潘庭筠的笔谈中，李德懋厘清了困扰朝鲜人已久的一些问题：“从前朝鲜人鲁莽，不识清姓，今行沿路问皇帝姓，皆云《百家姓》上头字。《百家姓》乃儿童所习，如《千字文》者，首书赵、钱、孙、李四姓，始知为赵姓也。然《盛京通志》载康熙御题先世碑有姓爱新觉罗氏，心甚疑之，至是问之。秋串曰：本朝姓爱新觉罗氏，见于《康熙御题文集》及《满州[洲]氏族谱》。《百家姓》乃宋初杭州人所作，宋姓为赵，故先言之。愚氓遵古读之，讹传以为当今之国姓。其次钱姓，吴越之姓，其次曰孙，曰李，乃吴越钱氏妃嫔之姓，明知其为杭州人所著也。”六月初九日，祝德麟和沈心醇又分别指出了李德懋诗中押韵通韵的错讹。这些，都反映了中韩两国学者之间的相互交流。



二、燕行使者笔下盛清时代的政治状况

朝鲜使臣虽然年年燕行朝贡，但对清廷却始终心存芥蒂。对于前明兴亡，则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早在洪大容入燕时，他与严诚、潘庭筠等人的笔谈中即曾说过：“我国于前朝有再造之恩，……万历年倭贼大入东国，神宗皇帝动天下之兵，费天下之财，七年然后定，到今二百年，生民之乐利，皆神宗之赐也。”对此，李德懋深有感慨：“今世哀慕者几人矣？余尝与人书，书‘明’字于极行，有一浮薄辈大笑，以为：明既亡矣，何必尊之？”[37]不过，在当时的燕行使者中，褒明贬清应是普遍的一种倾向。李德懋的《青庄馆全书》卷63中有“丙丁表”，对于明末崇祯九年至十年间（1636—1637年）历时六十日“虏乱”的惨痛经历，有着逐日的详细记录。[38]及至乾隆四十三年李德懋入燕时，“天地已是大清，日月早为乾隆”，尽管如此，李德懋还是特意前往煤山凭吊，但见“平地筑土成山，山上殿阁缥缈，此烈皇（按：即明崇祯皇帝）殉社之地，举手指点，不胜凄黯”。在不少朝鲜燕行使者眼里，明清鼎革，神州陆沉，山川早已变作腥羶之乡。在游览燕京辽蓟各地途中，李德懋时时流露出怀念前明的情绪，行文措辞亦颇具感情色彩。四月十七日，过草河口，夜召主人冯姓，询问明朝政令与清朝的差异。主人对曰：“明朝为政等级严截，故劳者虽劳，逸者亦逸；今朝政缓于等威，故无人不劳，或不如明朝。”通过与民间百姓的直接交流，李德懋得以了解清朝社会的基本状况。抵达北京后，他登览诸多名胜，彷徨踌躇，发思古之幽情，概叹中朝礼乐文章之不可复见：

往东安门谒太学，太学在北城内，有皇帝敕修文庙碑。乾隆初年，出内帑金二十余万两，一新前朝旧制，……门旁辄书满州[洲]字，殿中诸位版亦然。蕃人之书胡为乎？圣贤之神版如有明神，必不妥灵。版皆红漆金书，卓上列鼎彝尊罍，皆周制，亦皇帝内出也，尊凡二，插涂金木芝，甚不典。揭金书长联于柱，亦同神祠佛宇，圣人之所不取也。跻有子朱子于十哲之列，亦系文具，不足取法。殿宇宏敞，金碧照烂，俱非雅正。殿中恰铺棕毛席，赤黑如马鬣。笔帖式一人前导，而守门者到处索扇、药。殿门既开，光头赤身者及童男女拦入无节。使臣乌帽团领，行四拜于大门之稍东边，观者皆指点而笑曰：“场戏一样！场戏一样！”场戏者，演戏之人，皆着古衣冠故也。

    这里详细状摹了太学宫殿的布置，对于各处书写满洲字等，均斥为不伦不类，以此隐涵着清朝的诸多举措，与先王的典章制度完全不符，换言之，在朝鲜人眼中，大清政权显然缺乏君临天下的正当性。在上述的叙事中，李德懋还特别提到一个细节，说朝鲜使臣入门时，守门者还到处索取贿赂。而殿门打开后，光头赤身者及童男童女的随便进出，更让人感到太学圣殿之形同儿戏。在当时，不少朝鲜士大夫都认为，自从明朝灭亡，天崩地坼，胡虏犬羊入主中原，即使是圣贤后裔亦剃头辫发，只有僻处海东的朝鲜仍然惓惓于朱明，独守先王之制君臣大义，严辨华夏夷狄之分，故而在实际上，明室犹存于鸭水以东，朝鲜成了地地道道的一个小中国——此即所谓的“朝鲜中华主义”。[39]因此，他们对于自身的衣冠打扮颇有孤芳自赏之态，认为只有朝鲜人才保留了前明的制度。《燕京杂识》即曾指出：“彼人（引者按：指中国人）有指我人衣服而嗟叹曰：‘此圆领衣也，好制度！好制度！’我人亦戏指其衣曰：‘此亦好制度。’答曰：‘不好！不好！此是犭达子打扮。’……盖是汉人，而可见其有思汉之心也。”[40]在清代的中国，明式衣冠在现实生活中早已荡然无存，只有在戏剧中才偶一可见。四月二十四日，李德懋一行看到边城周姓人办丧事，以芦簟设棚屋，作乐演戏。“棚上设绣帐，一人纱帽蟒绣袍绿（革呈），颐悬白假髯，踞椅主壁；二人纱帽红袍，左右踞椅，中设卓子；执事者二人，绣袍金帻，献杯。三人仍又唱词，音节多呀呀，而清婉可听，有时打话。此盖净丑外末各样打扮，而所演为郭令公宴对淮、蔡两帅也。髯者知为令公，三人俱下椅盘旋，锦衣男子各执金银瓜，围绕而入，进退周旋，容止可观”。对此，李德懋颇为感慨：“礼失而求诸野，汉官威仪，尽在戏子。若有王者起，必取法于此，可悲也已！”六月二十三日，李德懋一行人过野鸡屯时，见该处设簟屋演戏，“一人金(巾菐)头蟒龙衣，将兵之官；一人赤战笠红衣阔袖而侍立，褊裨也；亦有红巾绣袄者，执月刀，或持高招旗；红战笠、黑战笠者，各执赤棒竹箠，进退护卫，绰有可观”。观此，李德懋感叹道：“此可见明朝将兵官之军容也！”[41]由于中原衣冠已异曩昔，所以朝鲜使臣在进入太学大门时，旁边的中国人（不知是满人抑或汉人）竟会指指点点，讥笑他们的打扮像是做戏一样。这让朝鲜人深深体会到，不仅是宫殿景观今非昔比，而且，中国人连前朝衣冠都已不认识了。衣冠发式久为华夷种族之徽帜，但在当时，中华文物已荡然无存，先王衣冠法服皆尽为戏子辈玩笑之物，此情此景，岂不让人感慨万分？当天，李德懋“出太学外门之西，稍向北，有彝伦堂，中列坐凳、食卓不可数，左右翼廊皆诸生所居，而今则无一人，庭草芜秽。博士厅前有许鲁斋手植槐，昂藏可爱，筑坛护之。助教一人前导，使臣使译官金在协传语，曰：‘东国圣庙尊严肃敬，今此庙殿杂人纷拏，何也？’助教初若怃然，后又怫然：‘未可知也！’在东亚诸国，儒学是文明的核心，文庙显然具有标志性的意义。而文庙之破败，再加上衣冠的蜕变，凸显了华夏文明的沦替和衰落。

与儒学的衰落相对照，盛清时代的佛教则极为昌盛。李德懋描述说：太学之西有雍和宫，是雍正皇帝的愿堂，“雍正之崩也，移殡于此。僧蒙古人，号喇嘛僧，殆近千人，皆衣黄衣，能汉语。殿阁楼廊，丹雘金碧，神雕鬼镂，至巧极侈。佛殿凡四，有丈六金身，较诸蓟州观音阁立佛，尤为瑰奇。凡瓶罍炉鼎及诸器什，多珐琅西洋之造。殿中尽铺五色花绒，一殿即诸僧诵经之所也。朱红金画凳桌之类，不知其数，中设御榻，铺黄锦茵，四角设羚角灯三檐，楼有三梯三曲三十余级，登最上层，眺览西北群山，秀妍如眉，即所谓西山也”。与李德懋过从甚密的南公辙有《送柳参判（义养）赴燕序》[42]，通篇七百余言，谈的都是佛教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及现状。其中，涉及明代的宗教及民族政策，他评论说：明代对西番“宠锡以金玉，僭侈之服器，欲啗之以利而愚其智也，特西番入其术尔，此岂事佛者哉？”这一设问，实际上是一种针对清朝现实的有感而发，其中心思想则是“自古事佛者，未尝不乱天下国家。……观其崇佛之虚实，则可以占天下之存亡也”。从这一点上看，在《入燕记》中，李德懋实际上也是以佛教的兴盛，来凸显中华文明之衰微。在清代，朝鲜李氏王朝推行尊儒排佛的政策，朝鲜使臣往往将清朝的奉佛看成是“中州弊俗”，所谓：

中州崇奉太多门，风俗靡然莫识源。

佛宇多于尼圣庙，关公并与梵王尊。

人神杂糅肇何代，金碧交辉不辨村。

近世又闻天主教，观星测海竞波奔。[43]

除了佛教外，天主教在北京也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在清代，燕行的朝鲜使者大多前往天主堂参观，并多留下翔实的记录。六月十四日，李德懋一行于午后前往天主堂，“仰见屋宇如覆釜，周遭尽人物，有一儿眼睛直上，作惊痫之状，一妇人抚摩忧愁，一老翁恐惧攒手，若或祈其不死。四方云气围绕，小儿出头云中者不知其数。屋大抵三楹，而第一楹北壁刻木障如佛幢，又尽画妇人救护病儿之状，上有一白鸟张翼，口吐白气，直射妇人之顶。左右两壁又各设三木障，或画妇人传双翼持戟刺人者，亦有十字架累累悬小儿欲坠，老人以掌向天，若将承之，怳惚幽怪，令人不乐。盖病儿所谓天主耶苏[稣]也。其忧愁夫人耶苏[稣]之母也，西洋人性甚洁，堂中甓上排列红木器贮糠，以承人唾。……”上述的这段文字，对北京的天主堂作了生动的描摹。根据黄时鉴教授的研究，文中提及的画像，第一幅是《天主耶稣降记》，第二幅是《圣母领上主降孕之报》，而第三、四幅则难以辨明。[44]李德懋等人参观并记录天主堂，除了好奇外，也同样是用以凸显中原异教炽蔓的变局。[45]南公辙自称“其读经颇有法，读四子专主程朱训，诂经则以程朱义理，参以汉儒注疏”，[46]他认为：“中国实则夷狄，无自而入，邪学之横流，亦由于正学之不明，正学莫先于尊朱子”。[47]正是因为中国为夷狄所据，正学不讲，所以才会让异教盛行：“利玛窦倡所谓耶苏之教，为吾道之蟊贼，而独我国（引者按：指朝鲜）以礼义之邦，士大夫尊信孔孟，而不为异端所惑。”[48]正学也就是性理学的价值体系，虽然朝鲜当时处于西学探求时期，但李德懋等人对于西学中的“器”（科学技术）更感兴趣，而对于“理”（宗教伦理）等则颇为拒斥。

       朝鲜使者入燕，虽然目的不同，身份也各异，但都非常重视收集有关清朝政治状况的情报，对于统治阶层的一举一动皆相当关心，故此，各类《燕行录》中有许多这方面的记载。[49]如五月二十七日，“朝日，上副使还馆，以为平朝皇帝乘黄屋轿，威仪简率，执仪仗者皆羽笠，诸亲王亦乘轿而从之。二象架大轿前后，若我国双轿而从焉。皇帝见上副使俯伏路旁，轿过，而犹回头熟视焉。面白晰，甚肥泽，无皱纹，须冉[髯]亦不甚白，发光闪烁云”。这是对乾隆皇帝的直接描摹，与中国方面其他的文献记载完全吻合。[50]又如，六月十二日，“皇帝近日避暑圆明园，偶看《明史》，命掘宦者王振墓，墓在西山，只有玉带蟒袍、镀金器、真珠灯，而无尸体，盖用曹操疑冢之计也”。[51]清朝于顺治二年（1645年）设立明史馆，康熙十八年（1679年）开始修史，雍正十三年（1735年）《明史》定稿，乾隆四年（1739年）刊行。此处，显然是对新刊行的《明史》有感而为。再如，同日条下记载：“又木厂卖木之市也，自官家出银给木厂，取其利为宫殿之材，公私甚便。近者木税减缩，皇帝内入木厂私簿御览，则有一外地税官某贷二万金于木厂，非久偿之，载在帐簿，皇帝命详考税官之库，则果无二万金，皇帝大怒，以为脏，籍没家产，并没入其兄弟之财。馆之东邻林姓，如我国之捕校也，籍其家而来，传其言于译官如此”。上述的有闻必录，尽管有的可能是道听途说，但也颇可聊备一说，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从中，亦可反映朝鲜使臣收集中国朝野情报的努力。

在《入燕记》中，最能反映当时政治状况的重要事件是对《国朝诗别裁集》一案的记录。李德懋抄录了弘历的《国朝诗别裁集御制序》，并加小段评论：

沈德潜选国朝人诗，而求序以光其集。德潜老矣，且以诗文受特达之知，所请宜无不允，因进其书而粗观之，列前茅者，则钱谦益诸人也。不求朕序，朕可以不问，既求朕序，则千秋之公论系焉，是不可以不辨。夫居本朝而妄思前明者，乱民也，有国法存，至身为明朝达官，而甘心复事本朝者，虽一时权宜，草昧缔构所不废，要知其人，则非人类也。其诗自在，听之可也，选以冠本朝诸人则不可，在德潜则尤不可。且诗者何？忠孝而已耳。离忠孝而言诗，吾不知其为诗也。谦益诸人为忠乎？为孝乎？德潜宜深知此义，今之所选，非其宿昔言诗之道也，岂其老而耄荒，子又不克，家门下士依草附木者流，无达大义具巨眼人捉刀所为，德潜不及细检乎？此书出，则德潜一生读书之名坏，朕方为德潜惜之，何能阿所好而为之序！又钱名世者，皇考所谓名教罪人，是更不宜入选；而慎郡王则朕之叔父也，虽诸王自奏及朝廷章疏署名，此乃国家典制，然尚不忍名之。德潜本朝臣子，岂宜直书其名？至于世次前后倒置者，益不可枚举。因命内廷翰林为之精校去留，俾重锓以行于世，所以栽培成就德潜也，所以终从德潜之请而为之序也。乾隆二十有六年岁在辛巳仲冬月御笔。

德潜字确士，一字归愚，长洲人，官礼部尚书，卒年百三。初著《别裁集》，多载明末遗民，坐载两钱及于他人，今本不足观，序文太苛，德潜之心，其能安乎？不及幸矣。

沈德潜（1673—1769），字确士，号归愚，江南长洲（今江苏苏州）人，被视为继王士祯之后领袖诗坛的人物。其人早年困于场屋，屡试不第，至六十七岁始登进士，由编修历官至礼部侍郎，以诗得乾隆皇帝赏识。有《归愚诗文钞》，乾隆序其诗集。七十七岁南归时，乾隆将自己的诗集十四册请他修改润色，以为“朕与德潜以诗始，亦以诗终”，可见沈氏实为一名御用的文学侍臣。沈德潜提出的诗教原则，从儒家传统的诗论出发，重视诗歌的教化作用，以诗歌的思想内容、社会功用为第一位，肯定诗歌与政治的关系，因此，其诗歌理论最适合康乾之世统治者的口味，最能体现官方的文艺思想。[52]乾隆时人阮葵生曾指出：“近日称诗者，推沈宗伯、梦司空两家。沈以江南老诸生，白首遇主，七十成名，十年之中致身卿贰，归田后存问锡赉，寿且百龄，而精神尚清健不衰，近代文人之福，鲜有及者。……”[53]此处的沈宗伯，亦即沈德潜。但就是这样一个御用词臣，仍然受到乾隆皇帝的严词指斥。

沈德潜的《国朝诗别裁集》有教忠堂刻本，今见《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58册。[54]该书题作：“长洲沈德潜（归愚）纂评，男种松校字，江阴翁照（霁堂）、长洲周准（钦莱）同辑”。卷首有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沈德潜的《国朝诗别裁集序》，序中三次提及钱牧斋及其《列朝诗选》。卷1首列钱谦益，对于钱氏颇为推崇：

钱谦益，字受之，江南常熟人，万历庚戌赐进士第三人，国朝官至礼部尚书，著《初学》、《有学》二集。

尚书天资过人，学殖鸿博，论诗称扬乐天、东坡、放翁诸公，而明代如李、何、王、李，概挥斥之，余如二袁、钟、谭，在不足比数之列，一时帖耳推服，百年以后，流风余韵，犹足詟人也。生平著述大约轻经籍而重内典，弃正史而取稗官，金银铜铁不妨合为一炉，至六十以后颓然自放矣。向尊之者，几谓上掩古人；而近日薄之者，又谓澌灭唐风，贬之太甚，均非公论。兹录其推激气节、感慨兴亡，多有关风教者，余靡曼噍杀之音略焉。见《初学》、《有学》二集中，有焯然可传者也。至前为党魁，后逃禅，悦读其诗者，应共悲之。

牧斋诗如“吾道非欤何至此，臣今老矣不如人”、“屋如韩愈诗中句，身似王维画里人”，工致有余，易开浅薄，非正声也。五言平直少蕴，故不录。

       上述诗前的小传，对于钱谦益的为人及其诗歌成就，作了简单的概述，从中可见沈德潜对钱氏的推崇，他甚至为时人的“贬之太甚”而鸣其不平。在《国朝诗别裁集》一书的“凡例”中，沈德潜指出：“是选以诗存人，不以人存诗。”以钱谦益的诗歌成就，自然符合这一标准。但此一标准，却与乾隆皇帝极不合拍。清高宗非常强调忠君思想，以纲常名教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重要准绳，为此，他甚至公然批驳孟子、朱熹等人的言论，严厉抨击唐宗、宋祖即位之前的行迹。他为前明殉节死义的大臣议谥，特敕大学士、九卿等稽考史书，编辑《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并在国史中首创“贰臣传”之例，将“在明已登仕版，又复身仕本朝”的人物，归入“贰臣传”中。在这种背景下，被人们视作“有才无行”、“大节有亏”的钱谦益，自然也被打入“贰臣”之列。在乾隆看来，诗歌的核心是忠孝，在这里，意识形态成了诗歌创作的唯一标准。因此，当他看到钱谦益竟被置于《国朝诗别裁集》卷首，遂勃然大怒，下令抽毁审查，重版刊行。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有重版后的《钦定国朝诗别裁集》三十二卷（善本书），通过与教忠堂刻本的《国朝诗别裁集》的比勘，便可发现两者有着多方面的不同：其一，重版后的书名由《国朝诗别裁集》改为《钦定国朝诗别裁集》（以下简称“钦定本”），钦定本前冠以乾隆二十六年“御制沈德潜选《国朝诗别裁集》序”，而抽毁了沈德潜自己的原序。其二，钦定本署名有所改变，改署“礼部尚书臣沈德潜纂评”，而不是先前的“长洲沈德潜”及其儿子、朋好。其三，钦定本“凡例”中删去了教忠堂刻本中的一段：“前代臣工，为我朝从龙之佐，如钱虞山、王孟津诸公，其诗一并采入，准明代刘青田、危太仆例也。前代遗老，而为石隐之流，如林茂之、杜荣村诸公，其诗概不采入，准明代倪云林、席帽山人例也。亦有前明词人，而易代以来，食毛践土既久者，诗仍采入，编诗之中，微存史意。”教忠堂刻本基本上是以年代排列，如卷1所收的钱谦益、王铎、方拱乾、张文光和龚鼎孳，卷2收录的曹溶、周亮工、赵进美、彭而述、孙廷铨、李雯、高珩、宋之绳、梁清标和王崇简，都是由明入清的官僚。但到了钦定本，则首列慎郡王，先前那些由明入清的诗人全都消失[55]，可见，虽然“凡例”仍然标榜“以诗存人”，但原先的宗旨却已消失殆尽。

从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一案的裁定中，我们得以窥知盛清时代的文坛风气。当时，在文狱繁兴的罗网之下，文人士大夫纷纷箝口不言。李德懋曾评价潘庭筠之为人，说他“遣辞清妙，但有脂粉气，与东方人相交，情甚敦挚，有恋恋不能相舍之意，亦畏约瑟缩，盖谨慎之极也”。潘庭筠的缩手缩脚，在许多与他交接的朝鲜学者笔下均有描述。另外，李德懋曾与林姓富商家的塾师沈瀛笔谈，临了，后者“因裂其所书纸，有畏忌之色”。五月初十日，入燕途过丰润，召谷应泰五代孙笔谈，问《明史纪事本末》。后者“嚬蹙良久，乃曰：先祖坐此书被祸，故毁板不行于世。盖真书清事，为家僮所告。康熙二十九年，年七十，坐死。登顺治科，官至浙江提学。书状屡请详言其事，其人竟秘讳不言，掷笔而起”。[56]这些，均可作为文人“避席畏闻文字狱”的绝佳注脚。

在《入燕记》中，李德懋还记录下他在来回途中的所见所闻，其中有不少反映当时政治状况的内容。朝鲜使者在燕行途中，经常看到皇室官府的扰民。如“总督周元理看审夷齐庙行宫而来，沿路整台揭黄旗，书‘伏路防兵’四字，设剑戟于架，俱以青布裹之，军人列坐，皆短黑对襟，衣缘以红，骑马荷食物衣服者，络绎二三十里”。四月二十三日，在沈阳，见“永安桥方毁掇更造，以皇帝七月幸行沈阳故也”。五月初一日，过大凌河，得知“七月，皇帝将幸盛京，沿路发军民修治，斩岸填堑，路直如绳，不避田畴，路必堆土略为界，凡五条：中条甚广，皇帝所行；左右两条稍狭，妃嫔、王子所行；又侧畔两条，狭如之，此百官军马之所行也。人若有故不赴役，则一人一日出钱五百，一百为十六钱，五百为八十钱也”。五月初九日，过滦水，“河西有石壁陡起，方创建行宫，有楼有台，亦有廊阁，而窗栊玲珑，以楠木紫檀花梨刻牧[牡]丹、卍字，栋宇涂二青泥金朱红，极其奢丽，而雕刻之皆江南巧工也”。李德懋还专门记下了工程的概况及其详细开支——工程于正月二十六日开始营建，据说到六月三十日完工。瓦匠、石匠、木匠和刻匠总共有一百七十八人，刻匠日食银三钱，他匠二钱五分；役夫四百余人，日银二钱；上匠三人，日银一两五钱。诸匠又每日给米一升。“出内帑银五万两，通州税粮七万两，永平府督造材木之价，不与于十二万两之数”。在回国的路上，他看到沿途道路的状况，不禁大为感叹：“来时修治御路如砥如矢，数月之间鞠为茂草，车辙马蹄错综不已，又发民除治，延至七月，则旋治旋芜，民无暇为农矣！”由于七月皇帝将幸沈阳，所以用大木造桥七、八十座，“修直路，割民田甚多，为害不少”。他在返回的路上，还记下了两份沿路告示和一份皇帝诏谕，颇具史料价值。其中的沿路告示称：“皇上七月幸沈阳，路傍田民不可种靛，靛善聚蚊蝇，故禁之也。”又有一榜“以为皇上幸行时，沿路市肆及庙堂毁坏者多，俱各及期完治，以作观瞻之地云”。对此，李德懋评论说：“此二者非王者之政也。今中原衣尚青黑色，种靛为民生之大利。假使众民或恐蚊蝇之集御辇，沿路千余里相戒不种靛，在上者敦谕，使之种之以安其业，如今勒令不种，是稗政也。市肆之残弊，系于民贫，庙堂淫祠也，自然毁落，不足为轻重于王政，如今使之修饰，取媚于皇帝，此州县官之罪也。”清高宗在位期间，曾于乾隆八年（1743年）、十九年（1754年）、四十三年（1778年）和四十八年（1783年）先后四次前往盛京拜谒祖陵，而李德懋之燕行，正是乾隆第三次东巡祭祖前夕。以往人们对于此次东巡祭祖，或完全利用正典、实录[57]，或利用宫廷档案[58]加以探讨，虽然亦多有创获，但东巡对民间社会影响的实际情况究竟如何，仍然十分模糊。有学者虽也承认谒陵的巨大耗费，但仍认为：“所幸的是谒陵人员行进路线大部分在人烟稀少之地，或时间在农闲季节，农业受害略轻。”而事实上《入燕记》之记载，恰恰可以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揭示东巡祭祖的另一侧面。



三、燕行沿途景观及京师游历

四月十九日，使团一行入旧辽东城，但见“左右市肆栉比鳞次，恍惚玲珑，无物不有，老少森立，拱手而观，人皆秀俊，直亘五里”，李德懋“回想汉阳云从街市，目瞠口噤，茫然自失”。使团中的舌官（翻译）说：“若见盛京、山海关、通州、皇城诸处繁华壮丽，愈往愈胜，见此一边县而倾倒乃尔耶？”的确，随着使团的逐渐西行，北中国城镇景观展现出愈益繁盛的图景。及至通州，李德懋更是大开眼界，他发现：“通州路虽狭，市肆逶迤十里，江南杂货委积于此，四方商贾繦至而辐辏”。通州是北京的门户，燕行使者留下过诸多描述。如申政即作有《通州盛时歌（五首）》：

通州自古盛繁华，扑地闾阎十万家，日出市门堆锦绣，满城光艳绚朝霞。

通衢遥接蓟门长，表里山河护帝乡，日夜江南常转粟，百年红腐海陵仓。

楼台参差飏锦（巾票），绿杨低拂赤栏桥，东南贾客纷相集，白日车尘涨碧霄。

青山如黛水如天，粉堞周遭带晚烟，日暮帆樯齐泊岸，胡姬争迓浙江船。

旗亭百队夹途傍，处处游人典鷫鹴，日暮歌钟喧四里，夜深灯火烂星光。[59]

在清代，燕行使者往往将通州“舟楫之盛”，与“皇都之神丽”、“辽野之旷阔”，并称为三大“壮观”景象。[60]李宜显的《庚子燕行杂识》亦曰：“（通州）岸上闾阎，皆临水而居，望之如画，往往以白灰涂其屋上，河水冰合，百余艘舸舰泊在上下，亦有江南商舶之留着者，若比我国三江之船泊则不啻倍之。而曾闻通州船樯，有如万木之森立，为天下壮观云。今来见之，不尽如此。由东城而入，街路之上，往来行人及商胡之驱车乘马者，填街溢巷，肩磨[摩]毂击，市肆丰侈，杂货云委，处处旗（片旁），左右森列，如（羊戎）裘皮靺、红帽子、画磁器、米谷、羊、猪、姜、葫葱、白菜、胡萝葍之属，或聚置廛上，或积在路边，车运担负，不可尽数。至如壕堑之深广，城壁之坚致，楼榭台观之壮丽，署宇仓厂之宏大，非如沈阳之比，真畿辅之襟喉，水陆之要会也。”[61]不仅如此，通州的夜市还非常有名，“夜必张灯为市，五色琉璃灯随灯色燃烛，纱灯之方者、圆者，不一其形，画山水、楼台、人物、草虫于纱面，对对成双，列挂厂铺，（火晃）朗洞澈，如同白昼”。[62]

过了通州，北京作为朝鲜使者燕行的目的地，其繁盛富庶更是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

（五月十五日）疾驰入朝阳门，盖自通州大道，铺白方石迄于此，凡四十里。车轮马蹄，日如轰雷，燕京大道皆黑壤，闾阎之繁盛，市肆之华侈，真天府而陆海，舌既不能说其大略，笔亦不能记其一隅。

（五月十七日）城门外有瓮城，城左右俱有门，而路铺石板，太平车驾马骡，士女坐其中，纵横络绎，来来去去，绵绮夺眸，香泽涨鼻，车声砰钅訇，象天之雷。

（六月初七日）入东安门，门即紫皇城之东门也，城周十八里，不设睥睨，只黄瓦红壁，城内人家，市廛弥满，中有紫禁城，即大内也。

从整座北京城来看，商业气氛相当浓厚，连紫禁城外都是“市廛弥满”，所以有的朝鲜使者解释说：“燕俗以商贾为贵，盖清人之初得天下也，汉人不服，郁郁有思乱之心，康熙乃使汉人主买卖，与宰相平揖，富于赀者无所僭制，故汉人皆趋于买卖云”，所谓“康熙皇帝真长策，华族驱归买卖中，裘马楼台无僭制，英雄化作富家翁”。[63]《燕京杂识》亦称：“彼人皆以商贩为业，无论都邑与村庄，所经路傍大家小舍皆是买卖之家，到处开铺列肆，物货充积，南京及河南、山西等地累千里以外之人，单身来留于北京及沿路各处兴贩为生，或有数十年不见其父母妻子之面者，盖其风俗如此。”[64]李德懋在沿途了解到，盛京灵京塔每年进贡给皇帝人参一万斤，这些人参都被发卖往江南等地，以牟取利润。盛京有专设的参丁，每丁纳参五钱，灵古塔纳一两。而灵古塔及瑟海地方，还有珠丁和貂丁。人参贸易为清朝内务府的重要商业活动之一，在当时，皇室垄断了人参采集，人参贸易为之带来可观的收入。

在当时的北京，市肆有诸多类型。最常见的就是地摊集市，如五月十五日下午，李德懋入东岳庙，但见庙中开市，“物货云秀，人众波荡”。六月初十日，他又前往隆福寺（一名永明寺）。据了解，该处逢九日、十日和十一日，每月总共有九日开市，而十日那一天的市集尤为繁盛。“过东安门迤北，而东寺中杂物无物不有，珊瑚、琥珀、鞨靺、瑟瑟之属，为璎珞数珠顶子佩用者，眩人眼目，不可纪极。而至于蟋蟀、金蝎、松鼠、画眉、蜡嘴之类，皆驯习狎昵，细琐亦有可观”。[65]在此类地摊集市中，除了古玩之外，还有不少露天的游艺杂耍。其中，尤以幻术最为朝鲜人所瞩目，几乎所有的燕行学者对此都有描摹[66]，李德懋亦不例外：

（五月二十六日）观骗子戏。骗子者，即幻术人也。以长竿承大磁楪，回转之，疾如飚风，又掷而承之，旋旋不已，口中衔小月刀，刀上又置小月刀，以刃相接，无所坠仆，上刀之柄端竖楪，竿口弄刀柄，仰视旋楪，其精神凑会，如鸡伏卵，如猫捕鼠，目无一瞬，又口衔木龙扁  之类四五种，其竖竿楪同焉。卓上置朱漆木桶，……一人鸣锣，一人持桶，回示众人，以证其中空无物，因置桶于卓，覆以襥，手探一鸠，鸣跃而出，旋又置鸠于桶，覆以襥，揭襥视之，不知去处。又持白纸，裂如蝶翘[翅？]，张口吞之，仍以手探口，纸皆完连，斜卷如抽蕉。又持筩回示如前，置卓覆襥，手探楪碗之属二十余器，皆盛菜果，罗列于卓。又覆红毡于庭，揭起，中有彩丝花盘，垂红紬一幅，两行书“层层见喜”、“早早高升”。奉盘回示，仍又覆毡，揭视无有。又覆毡，探出瓜仁碟，覆毡无有，向马头裾中擎出来。又以驿卒毛笠覆茶碗如前法，忽向译官金在协怀中探出，人莫不哄然惊异。又以牙筯纳于鼻左孔，向右孔技出，盖旋楪工夫到底处，其他忽有忽无，闪闪悠悠，虽明目而察之，不可知也。

参加地摊集市的，除了一般民众外，还有不少达官贵人、文人墨客。李德懋就曾在隆福寺集市中，碰到内阁学士、满洲人嵩贵，只见他当时头戴珊瑚顶子，“白晰肥大，眼光哗然，徘徊阶下，指点宝玩，论其价直，见马头辈举手相语”。[67]据李德懋观察，不仅嵩贵亲自来到市肆，而且，其他宰相、郎署官员以及举人之辈，也都衣锦衣、乘轻车而来，其数则不胜枚举。稍早于李德懋入燕的中国文人李文藻亦曾指出，当时的隆福市有“赶庙”的书摊，“散帙满地，往往不全而价低”，[68]这应当是吸引文人墨客纷至沓来的原因所在。

除了地摊集市外，当然还有许多固定的市肆，其中，以琉璃厂最为有名，这也是朝鲜燕行使者时常光顾的地方，他们常在这里买到朝鲜国内需要的书籍。燕行诗有：“青史年年载使车，琉璃厂里觉空虚”，[69]正是对此一现象的真实写照。

李德懋刚到燕京不久，即于五月十七日历观琉璃厂市，根据他的描述：“书籍、画帧、鼎彝、古玉、锦缎之属，应接不暇，颈为之披，四通五达，人肩触磨[摩]。”后来，他又多次前往琉璃厂，琉璃厂给他的感觉是——“左右书肆如水中捞月，不可把捉”。五月十九日，李德懋与朴齐家及干粮官往琉璃厂，抄录当时朝鲜国内稀有及绝无者。他所抄录的这份书目，详列琉璃厂书肆及相关书籍，未见于其他史籍的记载，对于研究清代书籍的流通及中外文化交流，具有重要的价值，今列表如下：

编号
书肆
书籍

1
嵩秀堂
《通鉴本末》，《文献续纂》，《协纪辨方精华录》，《赋汇》，《钦定三神》，《中原文宪》，《讲学录》，《皇华纪闻》，《自得园文钞》，《史贯》，《傅平叔集》，《陆树声集》，《太岳集》，《陶石篑集》，《升庵外集》，《徐节孝集》，《困勉录》，《池北偶谈》，《博古图》，《重订别裁古文奇赏》，《西堂合集》，《带经堂集》，《居易录》，《知新录》，《铁網珊瑚》，《玉茗堂集》，《传道录》，《高士奇集》，《温公集》，《唐宋文醇》，《经义考》，《古事苑》，《笠翁一家言》，《狯园》，《子史英华》[70]

2
文粹堂
《程篁墩集》，《史料苑》，《忠宣公集》，《栾城后集》，《图绘宝鉴》，《方舆纪要》，《仪礼节略》，《册府元龟》，《独制诗文体明辨》，《名媛诗钞》，《钤山堂集》，《义门读书记》，《王氏农书》，《山左诗钞》，《墨池编》

3
圣经堂
《弇州别集》，《感旧集》，《路史》，《潜确类书》，《施愚山集》，《纪纂渊海》，《书影》，《青箱堂集》，《昭代典则》，《格致录》，《顾端公杂记》，《沈确士集》，《通考纪要》，《由拳集》，《本草经疏》，《闲暑日钞》，《倪元璐集》，《史怀》，《本草汇》，《曹月川集》

4
名盛堂
《寄园寄所寄》，《范石湖集》，《名臣奏议》，《月令辑要》，《遵生八笺》，《渔洋三十六种》，《知不足斋丛书》，《隶辨》，《益智录》，《幸鲁盛典》，《内阁上谕》，《帝鉴图说》，《臣鉴录》，《左传经世钞》，《理学备考》

5
文盛堂
《王梅溪集》，《黄氏日钞》，《食物本草》，《八旗通志》，《盛明百家诗》，《皇清百家诗》，《兵法全书》，《虞道园集》，《渔洋诗话》，《荆川武编》，《吕氏家塾读诗记》，《本草类方》

6
经腴堂
《音学五书》，《大说铃》，《今诗箧衍集》

7
聚星堂
《安雅堂集》，《韩魏公集》，《吴草庐集》，《宛雅》，《诗持全集》，《榕村语录》

8
带草堂
《尧峰文钞精华笺注、精华训纂》，《渔隐丛话》，《观象玩占》，《篆书正》，《明文授读》，《香树斋全集》，《七修类稿》

9
郁文堂
《赖古堂集》，《李二曲集》

10
文茂堂
《埤雅》，《许鲁斋集》，《范文正公集》，《邵子湘集》，《阙里文献考》，《班马异同》

11
英华堂
《帝京景物略》，《群书集事渊海》，《三鱼堂集》，《广群芳谱》，《林子三教》，《杨龟山集》

12
文焕斋
《榕村集》，《名媛诗归》，《觚賸》，《穆堂集》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开四库馆，收集天下藏书编纂《四库全书》，这是琉璃厂书业最为繁盛的时代。因此，李德懋入燕，正是躬逢其盛。关于乾隆时代琉璃厂书业的情形，目前所知较为详细的史料仅见稍早的李文藻之《琉璃厂书肆记》。而上述的文盛堂、郁文堂、和文焕斋等均未见于《琉璃厂书肆记》，因此，上述的记载便显得格外珍贵。

除了前述的十二家书店外，李德懋最早以为：“此外又有二三书肆，猥杂不足观也。”不过，过了几天，他发现还有更重要的书店。二十五日，李德懋再一次前往琉璃厂，搜找前次未见之书肆三四家，这次他发现“陶氏所藏，尤为大家”。陶氏也就是著名的“五柳居”书商陶庭学，其人原籍浙江乌程县（今属湖州），自其祖父移居姑苏，遂占籍于苏州。因姓陶，遂以五柳先生陶潜后裔自况，在苏州开“五柳书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开四库馆，因陶氏擅长版本鉴定，朱筠推荐他到京师为四库馆鉴别并蒐访异书秘本。陶庭学与儿子陶蕴辉遂一起进京，在琉璃厂开张“五柳居”书肆。[71]据《入燕记》记载，陶氏自称有书船从江南来，泊于通州张家湾，过两天运抵北京的书籍多达四千余卷。乾隆三十四年（1729年），李文藻作有《琉璃厂书肆记》，也提及琉璃厂的诸多书肆，与前述所列颇可映证。他对五柳居陶氏亦多有记录，说五柳居“近来始开，而旧书甚多，与文粹堂皆每年购书于苏州，载船而来。五柳多璜川吴氏藏书，嘉定钱先生云：即吴企晋舍人家物也，其诸弟析产所得书，遂不能守”。[72]所谓璜川吴氏，是苏州木渎镇的著名藏书家。他还认为，琉璃厂“书肆中之晓事者，惟五柳之陶、文粹之谢及（鉴古堂）韦也”。[73]嘉庆年间翁方纲也说：“是时江浙书贾奔辏辇下，书坊以五柳居、文粹堂为最。”[74]这些都说明，五柳居陶氏是书业中颇有见识的人物。

在陶氏的五柳居，李德懋借得该店的书目，阅毕大为惊叹——“不惟吾之一生所求者尽在此，凡天下奇异之籍甚多，始知江浙为书籍之渊薮！”李德懋到北京后，先得到浙江书目[75]，已令他叹为观止，而“陶氏书船之目，亦有浙江书目所未有者，故誊其目”。于是，二十八日，他又与朴齐家再次前往琉璃厂五柳居查阅“南船奇书”。使团中书状嘱他买数十种，其中有朱彝尊《经解》、马驌《绎史》，都是“稀有之书，而皆善本也”。六月初二日，李德懋再次前往五柳居陶生书坊，检阅《经解》六十套。《经解》是朱彝尊和徐乾学根据他们自己的收藏，又借秀水曹秋岳、无锡秦对岩、常熟钱遵王、毛斧季、温陵黄俞邰的收藏，共得一百四十种，“自子夏《易传》外，唐人之书仅二三种，其余皆宋元诸儒所撰述，而明人所著，间存一二，真儒家之府藏，经学之渊薮也”。对此，李德懋颇为感慨：“此书刊行已百年，而东方人漠然不知，每年使臣冠盖络绎，而其所车输东来者，只演义小说及《八大家文抄》、《唐诗品汇》等书，此二种虽曰实用，然家家有之，亦有本国刊行，则不必更购中国，则此二书亦广布，不必珍贵，价亦甚低。但朝鲜使来时，必别为储置，以高价卖之，东人之孤陋类如是”。在当时，一些中国小说受到朝鲜人的喜爱，如“闾巷最爱《剪灯新话》，以其助于吏文也”。[76]所谓吏文，也就是今天所称的应用文（汉文公牍）。[77]《剪灯新话》作于明初洪武年间，因有助于吏文而受到民间的喜爱。但类似的小说却遭致一些士大夫的极端鄙视，李德懋曾严厉责备阅读《西游记》和《三国演义》的儿子，说：“此等杂书乱正史，坏人心，吾为汝严父兼良师，岂可使吾子弟骎骎然外驰哉？”为此，他儿子谨承教训，再也不读那些“演史稗记”。[78]南公辙也认为：“小说蛊人心术，与异端无异，而一时轻薄才子利其捷径而得之，多有慕效，而文风卑弱委靡，与齐梁间绮语无异。”[79]这些，都颇可反映朝鲜人的阅读趣味。

此后，李德懋多次与五柳居打交道。六月初四日，他“与干粮官先出，因访五柳居检阅书状所购书籍，封裹以置”。六月十六日，朝鲜使团离开北京回国，“五柳居陶生使其戚人袁姓载书状所购书于车，追及通州”，此举令李德懋颇为感慨，认为五柳居陶生言而有信。这些，都说明朝鲜人从五柳居等书店购买了不少中国书籍。[80]其中，有一些应是当时的禁书：

（六月二十一日）书状谓余曰：左右尝盛言顾亭林炎武之耿介，为明末之第一人物，购其集于五柳居陶生，陶生以为当今之禁书三百余种，《亭林集》居其一，申申托其秘藏。归来，余于轿中尽读之，果然明末遗民之第一流人也，不惟节义卓然，足以横绝古今，其诗文典则雅正，不作无心语。

余曰：亭林迹虽布衣，不忘本朝，不赴康熙己未博学宏词科，此真大臣也，其所著《日知录》，可以羽经翼史，可见其淹博也。

书状曰：以亭林之轮囷热血，其言之雅典如此，不作横走语，此老脑中有学问故也。

余曰：此一言足以知亭林也。[81]

入清之后，作为心存正闰的明朝遗民，顾炎武志在天下，图谋匡复，著述经世，始终不愿为清廷所用，拒绝达官修史之邀，又拒博学鸿儒特科之荐，其气节令人景仰。对此，李德懋《读顾亭林遗书》有很好的概括：“亭林天下士，明亡独洁身，今世尊周者，不识有斯人。烈皇殉社稷，捐生多布衣，天下无不有，毛（生生）忍能讥。”[82]

四、余论

据调查，存世的《燕行录》大约有五百余种，而煌煌一百巨册的《燕行录全集》，为学界提供了绝大部分朝鲜燕行使者的著作（计三百八十余种）[83]，这不仅是中韩关系史研究方面的重要史料，而且，对于清代社会文化史的研究亦颇有助益。域外使者对于中华文明的仰慕和好奇，使得各类《燕行录》意外地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其中不乏一些珍稀史料，而这些在当时因过于平常而为中方史籍所未载。譬如，从朝鲜燕行使者的描述中，人们得以窥见十八世纪盛清时代中国社会的日常生活画面。我们看到，在北京，政治上的高压和经济上的繁盛同生共荣。从燕行使者的经历来看，清代禁书活动可能并不像以往史家想象得那么严密。根据记载，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八月起，开始大规模的查缴、销毁“禁书”，直到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方告结束，这一运动虽然在以往中国史籍中多表现得轰轰烈烈，但从《入燕记》来看，即使是在查缴禁书的高峰时期，在皇城根底下，仍然有一些书商在偷偷贩卖“违碍”、“悖逆”的禁书[84]。而且，书商们对于当时的社会政治现实也往往敢于放言高论，[85]这似乎有点出乎人们的意料。

各种《燕行录》对于琉璃厂，多有生动描述（如李德懋《入燕记》中对琉璃厂书肆及所售书籍的记载即相当珍贵），有一些便为中国古籍所未见，这对于清代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极有助益。与李德懋差相同时的南公辙在《赠元孺良（在明）序》中指出：“故丞相元公身都卿相，而于物泊然无所好，独从事于书，其书冠京师。……既卒，而遗其嗣子在明孺良，今其书尚万卷。夫（新）罗、（高）丽之俗不好古，又其地距中国绝远。余尝见数十年前士之称博雅者，犹不得见全史、《佩文韵府》诸书者有之，今士大夫家无不藏之。……后生小子闻公之风者，竞相以藏书为能事，彬彬有可观，公与有力焉。”[86]当时的朝鲜人，非常渴望得到中国的书籍。李德懋即指出：“我国不以水路通货，故文献尤贸贸，书籍之不备，与不识三王事者，全由此也。日本人通江南，故明末古器及书画、书籍、药材辐凑于长崎，日本蒹葭堂主人木世肃藏秘书三万卷，且多交中国名士，文雅方盛，非我国之可比也。且高丽时宋商之舶年年来泊，丽王厚礼供馈，文物甚备也。”[87]其中提及的蒹葭堂主人木世肃，即木弘恭，“日本大坂贾人也，家住浪华江上，卖酒致富，日招宾客，赋诗酌酒，购书三万卷，一岁宾客之费数千金，自筑县至江户数千余里，士无贤不肖皆称世肃。又附商舶得中国士子诗篇以揭其壁，筑蒹葭堂于浪华江”。[88]显然，李德懋对于高丽时代的中韩文化交流，以及由贸易引发的日本与江南的书籍等物品流通，颇为羡慕。在清代，朝鲜使者之燕行及其相关的宗藩贸易，成了中韩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换言之，琉璃厂书业对于中韩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从《入燕记》等书的记载可以看出，北京的琉璃厂书市与南方各地的出版印刷业有着密切的关系。种种迹象显示，书籍出版在当时的东亚是一种具有厚利可图的产业。清同治《湖州府志》卷33曾提及当地的书船：

书船出乌程、织里及郑港、谈港诸村落。吾湖藏书之富，起于宋南渡后直斋陈氏著《（直斋）书录解题》。……明中叶，如花林茅氏，晟舍凌氏、闵氏，汇沮潘氏，雉城臧氏，皆广储签帙。旧家子弟好事者，往往以秘册镂刻流传。于是织里诸村民以此网利，购书于船，南至钱塘，东抵松江，北达京口，走士大夫之门，出书目袖中，低昂其价，所至每以礼接之，客之末座，号为书客。二十年来，间有奇僻之书，收藏家往往资其搜访。……[89]

这虽然描述的是十九世纪湖州书船的情形，但可以肯定的是——早在李德懋入燕的前后，此种情形已经存在。乾隆中叶，两江总督高晋即曾指出：“……遗籍珍藏，固随地俱有，而江浙人文渊薮，其流传较别省更多。……闻从前藏书最富之家，如昆山徐氏之传是楼，常熟钱氏之述古堂，嘉兴项氏之天籁阁、朱氏之曝书亭，杭州赵氏之小山堂，宁波万[范]氏之天一阁，皆其著名者，余亦指不胜屈。并有原藏书目至今尚为人传录者，即其子孙不能保守，而辗转流播，仍为他姓所有。……又闻苏州有一种贾客，惟事收卖旧书，如山塘开铺之金姓者，乃专门旧业，于古书存佚原委颇能谙悉。又湖州向多贾客书船，平时在各处州县兑卖书籍，与藏书家往来最熟，其于某氏旧有某书，曾购某本，问之无不深知”。[90]可见，早在乾隆中叶，湖州“贾客书船”即相当有名，与当时的苏州“山塘书贾”齐名，合称为“书船坊贾”。江南的一些藏书家如鲍廷博，即与这批书商过从甚密。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朱文藻曾指出：“三十年来，近自嘉禾、吴兴，远而大江南北，客有以异书来售武林者，必先过君之门。或远不可致，则邮书求之。”[91]朱文藻是鲍廷博的朋友，馆于徽商汪氏振绮堂十余年。他也是杭州士人严诚的挚友，为后者整理《严铁桥全集》并作叙，其间，与朝鲜使者洪大容多有书信来往。另外，嘉庆六年（1801年）朝鲜燕行使者柳得恭曾问能否得到《白田杂著》一书，纪昀回答说已托人向镇江府刷印，[92]这些都说明，乾隆时代在北京琉璃厂与江南各地，存在着图书流通的网络。倘若我们将中朝各类文献综合考察，便可清晰地把握中国汉籍流播的一个重要走向：



江南藏书家       湖州书贾船只      镇江（经运河）     通州张家湾



     北京琉璃厂      朝鲜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李德懋对琉璃厂的描述，我们得知，《知不足斋丛书》当时赫然列于琉璃厂之名盛堂（书肆）。《知不足斋丛书》是乾隆至嘉庆年间徽商鲍廷博父子所刊，全书共分三十集，以八册为一函，以一函为一集，陆续发刊。其中前二十七集为鲍廷博所刻，后三集由他的儿子鲍士恭续刻。丛书共收书二百零八种（含附录十二种）。据今人研究，《知不足斋丛书》的筹措，始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之前，但正式编定、付梓的第一批前五集，当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因此，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李德懋在琉璃厂名盛堂看到的《知不足斋丛书》，应是该从书的前面几集。嘉庆元年（1796年），海宁周广业曾指出：“鲍氏书纸贵一时，且各集先后踵出，非积年不能全。余既不能买，又艰于借，偶窥一斑而已。癸卯秋荐后，谒邱芷房师，谋所以报知己者。绿饮慨然见赠一部，凡十集，师得之甚喜，余实未尝寓目也。丙午春，馆北平查氏，乃从邱师借阅一过。去秋携懋儿应试武林，闻绿饮寓西湖沈庄，监梓《四库书目录提要》。走访之，将购全部，遗方伯周眉亭师，以方伯甚爱此书，久欲觅买也。十月印就，托吴君兔床交来，故卷末有兔床经眼图书。……”[93]结合《入燕记》的记载，则《知不足斋丛书》不仅在北京琉璃厂书店公开发售，鲍廷博也印刷直销。这样的图书流通史料，有助于我们更好了理解明清时代的社会文化现象及中外文化交流，显然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94]

除了书籍外，古玩也是受东亚各国青睐的重要收藏品。琉璃厂的古玩书画，与当时中国国内的鉴藏风气及东亚的文化交流均有密切的关系。乾隆时代，中国国内穷烹饪、狎优伶和谈玩古董等新“吴俗三好”的形成[95]，对于东亚各国均有重要的影响。如在朝鲜，南公辙的《赠元孺良（在明）序》称：“今夫古玉、古铜、鼎彝、笔山、砚石，世皆蓄为玩好。”[96]而在日本，从浅野长祚《漱芳阁书画铭心录》[97]和《漱芳阁书画记》[98]等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日本人对于中国书画古玩的热衷。[99]在这种背景下，古董有着相当广阔的消费市场。“扬州八怪”之一的罗聘等人都在京师为达官贵人鉴赏。[100]从《入燕记》的记载来看，在当时的北京，古董有着相当好的市场。“阁老傅桓子福隆安，家资钜万，今为额附。恒既死，隆安能惜福，出卖宝玩，价值银八十万两。朝鲜馆西邻林姓人，富商也，其第宅器什，拟于王公，以银八百两买隆之琉璃屏风卖于人，得银一千二百两。屏风并八叠，长可一丈，镂降真香，极其工巧，以为匡郭。又买假花四盆，菊、二月桂二盆，则洋磁围以琉璃，冬日见之，鲜鲜如活，花叶茎枝，俱以象牙雕就，染以红绿，花瓣俱作螺丝钉，散合如意，真尤物也。一盆值银二百两，译官赵明会曾见之”。福隆安是傅桓次子，尚乾隆皇帝第四女和嘉公主，授和硕额附，为乾隆皇帝之乘龙快婿。前述的这位林姓富商，“兕角象牙，貂鼠之皮，朝鲜之纸，充牣栋宇，又多玩好，居室奢丽，拟如王公，邀苏州府秀才沈瀛为塾师”。由此可见古玩蓄藏之风在乾隆时代之风行。综合前述其它的朝鲜及日本史料，古玩鉴藏的盛行，除了中国国内的时尚所趋外，显然还应考虑海外巨大消费市场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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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03—2004年，笔者在哈佛燕京学社从事学术访问，在哈佛燕京图书馆翻阅朝鲜汉籍过程中，曾向该馆韩国部负责人尹忠男先生提及《燕行录全集》的重要价值，鉴此，尹先生即行决定购买此书（计一百册），并于极短的时间内从韩国购得，让我得以先行通读浏览。在此，谨对尹先生及哈佛燕京图书馆提供的诸多便利深致谢意！

[2]譬如，藤塚邻著：《日鲜清の文化交流》，中文馆书店，昭和二十二年（1947年）；藤塚邻著、藤塚明直编：《清朝文化の东传——嘉庆、道光学坛と李朝の金阮堂》，国书刊行会，昭和五十年（1975年）；任桂淳：《试论十八世纪清文化对朝鲜的影响——以李朝出使清朝的使节问题为中心》，《清史研究》，1995年第四期；王政尧：《略论〈燕行录〉与清代戏剧文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7年第三期；王政尧：《〈燕行录〉初探》，《清史研究》1997年第三期；王政尧：《18世纪朝鲜“利用厚生”学说与清代中国——〈热河日记〉研究之一》，《清史研究》1999年第三期；梁泰镇：《〈朝鲜王朝实录〉所见明清时代图书传入论考》，Contemporary Korea,1998年第一期；于澎：《洪翼汉〈朝天航海录〉初步研究》，载陈尚胜主编《第三届韩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年，页466—478；吕英亭：《徐浩修〈燕行记〉述论》，仝上，页560—574；吴士英：《中朝友谊的记录——朝使李承五〈燕槎日记〉之我见》，仝上，页614—627；孙卫国：《〈朝天录〉与〈燕行录〉——朝鲜使臣的中国使行纪录》，《中国典籍与文化》，2002年第一期；松浦章编著：《明清时代中国与朝鲜的交流——朝鲜使节与漂着船》，台北，乐学书局，2002年。谢正光：《乾隆末年学风与朝政：读徐浩修〈燕行纪〉》一文，载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郑培凯主编《九州学林》创刊号，2003年秋季，复旦大学出版社，页125—146。

[3]早在1967年，台湾学界研究中韩关系史的学者张存武先生，即撰文介绍过《燕行录选集》（见氏撰《介绍一部中韩关系新史料——〈燕行录选集〉》，载《思与言》第四卷第五期）。他将历代韩人的旅华纪行，不论其为“朝天”或“燕行”等名目，均统称为“华行录”。他指出：这些文献是韩国的宝藏，代表韩人的智慧勤恳，应作为一项“学”来从事研究。参见张存武《推展韩国的华行录研究》，载《水邨朴永锡教授华甲纪念——韩国史学论丛》（上），韩国，探求堂，1992年。数年前《燕行录全集》的出版，更为“华行录”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前引的诸多学术成果，均尚未利用到《燕行录全集》。

[4] 《燕行录全集》卷57，页189—343。以下凡引《入燕记》原文，恕不另行出注。

[5] 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有大批朝鲜珍稀汉籍史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有待于学界的深入挖掘和整理。参见：Martina Deuchler.，“The Korean rare books: A sampling”,载《燕京的宝藏》（The seventy-fifth anniversary exhibit catalogue of the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Treasure of the Yenching. 2003）。概乎言之，不仅有大批著作未见于《燕行录选集》及《燕行录全集》（关于这一点，笔者已收集到不少相关资料，将陆续撰文研究），而且，有的著作虽已收入上述二书，但哈佛的藏本仍有其特别的价值。以柳得恭的《并世集》为例，该书虽已收入《燕行录选集》上册和《燕行录全集》卷60（两种版本相同，以下简称《燕行录》本），但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的日本学者藤塚邻抄本《并世集》（以下简称哈佛本），与上述二种出自不同的祖本，故可以相互校勘。兹举一例为证，《并世集》卷2有“纪昀”条：

《燕行录》本
哈佛本
两种抄本之异同

纪昀，号晓岚，直隶献县人，礼部尚书。（邃于考据之学，乾隆纂辑，多所总裁。……后数日，命驾到馆，问两检书在否，值余辈出。辛酉入燕，又访之。尚书年七十余，游留馆剌[刺]而去，馆中为之动色。囗囗不囗（目爱）（目逮）作蝇囗字，可异也。
纪昀，号晓岚，直隶献县人，礼部尚书。（邃于考据之学，乾隆编辑，多所总裁。……后数日，命驾到馆，问两检书在否，值余辈出游，留馆剌[刺]而去，馆中为之动色。辛酉入燕，又访之。尚书年七十余，不挂（目爱）（目逮），作蝇头字，可异也。
  

一作纂辑，一作编辑



此处《燕行录》本既有缺字，又有错简，令人无法卒读。










《燕行录》本除了缺字外，错简严重，以致文字支离破碎。从上述的互勘中可以看出，在对纪昀的记载文字中，哈佛本的《并世集》更胜一筹。

[6] 《雅亭集序》，参见吴世昌：《槿域书画征》卷5“鲜代编·英祖”，亚细亚文化社，1981年，页510—511。

[7] 朴趾源：《炯庵行状》，见《燕岩集》卷3《行状》，“韩国历代文集丛书”2457册，韩国景仁文化出版社，1997年，页262。

[8] 亦作《青庄馆全书》，今见有影印本上、中、下三卷，汉城大学古典刊行会，1966年。

[9] 参见张存武：《清韩宗藩贸易（1637—1894）》，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39），1978年，页19。

[10] 《金陵集》卷17《积城县监兼奎章阁检书官李君墓表》，见《金陵集》第三卷《墓志》，页140。南公辙所著《金陵集》，全书包括《金陵集》、《颖翁续稿》和《颖翁再续稿》，韩国，国学资料院，1990年。

[11] 金景善：《燕辕直指》卷1《序》，载《燕行录全集》第70册，页246。

[12] 《入燕记》上，四月十四日、四月二十九日条，页216、243；《入燕记》下，五月二十九日条，页299。

[13] 《雅亭遗稿》附录《先考府君遗事》，见《青庄馆全书》上卷，页529。

[14] 《贞蕤诗集》卷1有《同湛轩、燕岩、炯庵登僧伽寺，炯庵先归，约以归路，而历北汉，游曹溪再合观轩，炯庵纪行之什》诗，页25。湛轩即洪大容，炯庵即李德懋，可见两人颇有过从。另，《搢绅赤牍》（即《燕杭诗牍》下册，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望汉庐钞校本，1926年）中有洪大容《与李懋官（德懋）》二信。

[15] 来往书信可见《燕杭诗牍》上册，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望汉庐钞校本。

[16] 关于此一缟紵盛事，在朝鲜汉籍中所见颇多。《搢绅赤牍》中，收有洪大容《绘声园诗跋》：“邓汶轩寄其友郭澹园（执桓）诗稿，使余批之，余素不学诗，不敢妄言，属雅友炯庵李懋官为之评阅。”（亦见《湛轩书》内集卷3，但文字略有不同。）朴齐家的《贞蕤文集》卷4《与郭淡园（执桓）》：“窃念生平慕中国如慕古人，而山河万里，日月千古，则每与炯庵（李德懋）诸人论此事，未尝不浩叹盈襟，弥日而不释也。初欲构呈《绘声园集序》，兼寄拙诗数册，聊充缟紵，缘儿忧浃月，笔研无暇，顷于湛轩（洪大容）席上，只将淡园八绝草草书过。昨闻炯庵诸人序草皆就，封裹已讫，便价将发，势不得罄竭愚诚，歉恨良多！”（页347—348）《贞蕤文集》同卷并附郭执桓《答书》（页348—349）。朴趾源也有《绘声园集跋》，见《燕岩集》卷3《跋》，页269—270。

[17] 《青庄馆全书》卷70附录上《先考积城县监府君年谱（上）》“癸巳”条， 页610。端坐轩逸人（李德懋）：《清脾录》卷4《郭执桓》：“余尝评批，盖清虚洒脱，学李供奉者也。”《清脾录》，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有抄本。

[18] 载《湛轩书》外集卷1、卷2和卷3的《杭传尺牍》，见《湛轩先生文集》第二册， “韩国历代文集丛书”第2603号，韩国，景仁文化社，1999年。

[19] 见《青庄馆全书》卷63，页496—511。

[20]后来洪氏家中藏有不少潘庭筠的作品。《金陵集》卷1《题洪湛轩（大容）家藏潘香祖书画卷》，《金陵集》第一卷，页37。《金陵集》卷23《书画跋尾》之《潘、严二名士诗牍纸本》，见《金陵集》第三卷，页536。朴齐家《贞蕤诗集》卷1，亦有《题洪湛轩（大容）所藏潘舍人（庭筠）墨迹》，页45。

[21] 对洪大容之燕行，日本近畿大学教授李元植作有《洪大容入燕与清国学人——以〈蓟南尺牍〉为中心》，载《水邨朴永锡教授华甲纪念——韩国史学论丛》（上），页1057—1080；管见所及，国内学者主要有中央民族学院祁庆富教授等作有数文探讨：祁庆富、[韩]权纯姬：《〈日下题襟合集〉概说——关于燕行学者洪大容研究史料的新发现（之一）》，载陈尚胜主编《第三届韩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年；祁庆富、权纯姬：《〈海东诗选〉初探——关于燕行学者洪大容研究史料的新发现（之二）》，仝上；祁庆富：《中韩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关于新发现的〈铁桥全集〉》，《浙江大学学报》2001年第一期；祁庆富、权纯姬：《朝鲜“北学”先驱洪大容与中日友人的学谊》，载朱诚如主编《清史论集——庆贺王钟翰教授九十华诞》，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关于《（严）铁桥全集》，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有一善本，为日本学者藤塚邻钢笔抄本。

[22] 洪受畴：《壶隐集》卷2《燕行录》，见《燕行录全集》第28册，页287—288、296—298。洪受畴于乙亥（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以冬至副价赴燕。

[23]《燕行录全集》第30册，页39。

[24] 《燕行录全集》第35册，页362。

[25] 《燕行录全集》卷35，页337。李宜显《壬子燕行杂识》：“到丰润谷（石阑）家宿，（石阑）也能践前约，精修客室以待，进一床，列梨、栗、柿、榛、沙果、葡萄、石榴、菘菜、猪肉等物，合十二器，又进茶酒，厚意可掬。余赠二诗，起谢曰：当不得，如从天上降，当永以为宝。余请步韵以赠，俾作他日颜面，答曰：全不能为此，末如之何，如欲看我颜面，此有一册子，中有叔父序，敢以奉赠，愿以此替面。其册为二卷，名为《卄一史弹词》，即就历代以下，以至宋元，提出国家关重事迹，以词填曲者也。”见《燕行录全集》卷35，页510—511。

[26] 《明史纪事本末》第四册末附，中华书局，1977年，页1618。

[27]《燕行录全集》卷36，页441。壬辰为（康熙五十一年，即1712年，朝鲜肃宗三十八年）。

[28] 《湛轩书》外集卷8《燕记》，页224。

[29] 明清时期的高丽茧纸非常有名，明文震亨《长物志》卷7：“高丽别有一种以绵茧造成，色白如绫，坚韧如帛，用以书写，发墨可爱，此中国所无，亦奇品也。”

[30] 《燕岩集》卷15《热河日记·琉璃厂》，“韩国历代文集丛书”第2459册，页229。

[31] 《燕行录全集》卷71，页253，金景善《燕辕直指》卷3《留馆录上·琉璃厂记》。南公辙《燕京笔谈序》：“上之七年，余以正使赴燕京，时济北南良师俱从，时余以奉命，不得恣游览，遣良师出而求天下贤豪士。一日，良师往琉璃厂，挟二客至，一雪山褚裕仁，即唐遂良之后；一是平庵吴思权。二人者，皆为应举留京者也。相与笔谈，平庵取扇作松菊画，雪山题七绝一首，诗与画警绝拔俗，有倪云林、沈石田笔意。”载《颖翁再续稿》卷2，见《金陵集》第四卷，页456—457。可见，琉璃厂是当时朝鲜使者访求“天下贤豪士”的重要场所。

[32] 参见《湛轩书》外集卷7《燕记》“吴彭问答”、“蒋周问答”条，页90—106。

[33] 《缟紵集》卷3“辛酉”，该书由朴齐家之子朴长（香奄）（香叔）所编，抄本，为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善本。《燕台再游录》中，柳得恭笔下的许多中国学者，都是他在琉璃厂书肆结识的。

[34] 李德懋《清脾录》卷4《李雨村》条：“丁酉春，柳琴弹素随谢恩使入燕，弹素奇士也，欲一交天下文章博洽之士，尝于端门外见羹堂，仪容甚闲雅，直持其襟请交，遂画砖书其姓名及字，羹堂一见投契，称其名字之甚奇。……”

[35] 《青庄馆全书》卷11《雅亭遗稿三·诗》，页187。

[36] 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有《韩客巾衍集》抄本两种。

[37] 《青庄馆全书》卷63《天涯知己书一》，页509。

[38] 《青庄馆全书》下卷，页516—525。

[39] 参见：[韩]文凤宣《扬州八怪画风对朝鲜末期画坛的影响》，载《美术史研究》，2003年第三期。

[40] 俞彦述：《燕京杂识》，载《燕行录全集》卷39，页294—295。洪大容在《与秀野（金钟厚）书》》中指出：“至若衣冠之变，则愚夫皆能言之，往往见我辈服着，称以明朝旧制，而颇有愧恨之色。惟语及明朝，则皆潸然伤恸。……”（《搢绅赤牍》）

[41] 朝鲜人时常慨叹：“中州衣冠扫地而尽，乃因倡戏而见，岂不痛哉！”（成祐曾《茗山燕诗录》风俗类卷4，《燕行录全集》卷69，页230—231）

[42] 《金陵集》卷11《序》，见《金陵集》第二卷，页190—194。

[43] 洪良浩（1724—1802）：《燕云纪行》，见《燕行录全集》卷41，页331—332。

[44] 黄时鉴：《朝鲜燕行录所记的北京天主堂》，见氏著《东西交流史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45] 李宜显：《往观天主堂六叠》：“闻有天主堂，乃在邻近衕。清昼命驾出，微尘拂长（革空）。寒风帖余威，朔气敛新冻。入门恣眄瞩，架构纷以众。云昔康熙主，创设为瓌弄。盖出西洋道，诞谩如幻梦。碧眼高鼻人，开轩勤迓送。要我看正室，丹雘烂彩凤。飞栱上磨空，飘若云中（羽工）。回视俗间居，殆同伏小瓮。异教方炽蔓，俯仰增慨痛。吾儒所宜闢，哦诗寓晓讽。”（《壬子燕行杂识》，见《燕行录全集》卷35，页299—300）

[46] 《颖翁续稿》卷5《神道碑铭》，《思颖居士自志》，载《金陵集》第四卷，页290。

[47] 《金陵集》卷20《日得录》，见《金陵集》第三卷，页259。

[48] 《金陵集》卷20《日得录》，见《金陵集》第三卷，页262。

[49] 李基宪：《燕行日记》即载：“副译金在和往见礼部尚书纪均[昀]，语次，尚书曰：‘前月礼部转奏时，参闻筵说，则皇帝曰：西洋之学流入红毛国，今方大行，以至国不国，人不人。而中国则严斥之，故不得售其术矣。今闻又入朝鲜，而该国王冲年莅事，严加办理，可想其明白也云云。金译问曰：筵说若然，则与上谕大相迳庭，是何故也？尚书笑曰：四海一家，莫非王臣，皇上虽知其如此，岂可偏斥之乎，所以混囵说去，不露畦畛者此也。大抵洋学之害甚于佛学，佛学则犹知有君父，而洋学则并与君父而不知，此岂不可畏者乎？你国之严斥剿绝，诚善矣。……金译归传是语，故记之，以此观之，可知此处之人，于洋学亦畏而斥之也。”（《燕行录全集》卷65，页237—238）一些《燕行录》中，还有燕行使者所写的《见闻别单》或《闻见事件》，如李基宪《燕行日记启本》末，即附《闻见事件》十三条，备述乾隆朝政治、经济及社会状况。而申佐模《燕槎纪行》（见《燕行录全集》卷75，页492—501）末，亦有《闻见事件》数条，条叙太平天国时期的中朝大事。

[50] 戴逸在其所著的《乾隆帝及其时代》中，就指出乾隆“皮肤白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页5）

[51] 关于王振墓，在朴趾源的《热河日记》中亦有记载：“……得王振墓于西山，剖其棺，数其罪而磔之，并掘其党与二十余家，皆斩之。”（卷14《口外异闻·王振墓》，第2459册，页139—140）

[52] 参见邬国平、王镇远：《清代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53] 《茶余客话》卷9《沈德潜与梦麟》，中华书局，1959年，页240。

[54] 原书藏北京图书馆，北京出版社，1997年。

[55] 不仅如此，书中涉及上述人物的诗歌，也都被抽走。如教忠堂刻本卷3“曹尔堪”下，原收有《金鱼池歌仿杜乐游园体》、《宿州》、《送宋荔裳少参之任泰州》、《钱牧斋先生挽词》、《季天中给谏病没于辽左赋诗吊之》。而钦定本则只剩有前三首。

[56] 谷应泰的传记资料，见阮元《国史文苑传》卷1、李桓《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206、徐世昌《大清畿辅先哲传》卷19和清国史馆原编《清史列传》卷70等。上述诸书均未提及康熙二十九年其人“坐死”一事。故此，应为李德懋等人的闻见讹误所致。

[57] 如日本学者园田一龟的《清朝皇帝东巡の研究》，大和书院，昭和十九年（1944年）版。新近出版的《清代通史·乾隆朝分卷（上）》（周远廉主编，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即专列有“东巡谒陵”章。（见页299—321）

[58] 如姜相顺《乾隆东巡路线及途中饮食》，载清代宫史研究会编《清代宫史求实》，紫禁城出版社，1992年，页446—461。

[59] 《燕行录全集》卷22，页541—542。

[60] 姜长焕：《北辕录·潞河漕船记》，见《燕行录全集》卷77，页206。

[61] 《燕行录全集》卷35，页372—373。

[62] 姜长焕：《北辕录·通州夜市记》，见《燕行录全集》卷77，页207。

[63] 成祐曾：《茗山燕诗录》风俗类卷4，载《燕行录全集》卷69，页208—209。

[64] 俞彦述：《燕京杂识》，载《燕行录全集》卷39，页276。

[65] 李基宪：《燕行日记》：“（隆福寺场）是日开市，百货堆积，朝士之戴珊瑚蓝玉顶者，皆乘锦障宝车，或从以数十骑下车，市中怀出银包，占择宝品，评骘物价，大抵此处风俗，只知一利字，外此廉隅名检，不识为何样物，转相慕效，恬不为怪。出于仕宦，则入于市廛，故市人与宰相相抗礼云，噫！其异矣。”（《燕行录全集》卷65，页188—189）

[66]成祐曾：《茗山燕诗录》风俗类卷4，载《燕行录全集》卷69，页229。

[67] 朴趾源《热河日记》“隆福寺”条指出：“前年李懋官游此寺，值市日，逢内阁学士嵩贵自选一狐裘，挈领披拂，口向风吹毫，较身长短，手揣银交易，大骇之。嵩贵者，满洲人，往岁奉敕东出者也，官礼部侍郎，蒙古副都统。”（《燕岩集》卷15，第2459册，页254）

[68] 《琉璃厂书肆记》，中国书店印行，1925年，页3上。

[69]成祐曾：《茗山燕诗录》风俗类卷4，载《燕行录全集》卷69，页258。

[70] 六月初十日，李德懋“往琉璃厂嵩秀堂书坊，检阅《三礼义疏》、《通鉴纪事本末》”。

[71] 关于五柳居陶氏的详细情况，参见瞿冕良《试论陶庭学父子及其与黄丕烈的关系》，载《苏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一期。

[72] 《琉璃厂书肆记》，页2下。

[73] 《琉璃厂书肆记》，页3上。

[74] 《复初斋诗集》，转引自王冶秋《琉璃厂史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页19。

[75] “浙江书目”即王亶望所编之《浙江采进遗书总目》十卷，闰集一卷，乾隆十九年（1754年）刊行。该书在朝鲜颇为有名，南公辙《赠元孺良（在明）序》也提及该书：“（藏书）莫盛于今，余尝读浙江书目，见内府敕印及经史子集之盛行于世者，皆不在所录，而得十万余卷，何其富哉！”（《金陵集》卷11《序》，见《金陵集》第二卷，页195。

[76] 柳得恭：《京都杂志》卷1《诗文》，见韩国学研究院编《东国岁时记、京都杂志、洌阳岁时记、农家月令歌》，大提阁，1987年，页235。

[77] 韩国汉籍中有保存明代公牍的《吏文誊录》残卷，关于该书，参见台湾学者张存武的《韩人保留下来的明代公牍——〈吏文誊录〉残卷》，载联合报文化基金会国学文献馆编的《第五届中国域外汉籍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1年，页111—120。

[78] 《雅亭遗稿》卷8附录《先考府君遗事》，见《青庄馆全书》上卷，页531。

[79] 《金陵集》卷20《日得录》，见《金陵集》第三卷，页261。  

[80] 柳得恭在《燕台再游录》中指出：“自前李懋官游燕时，……多购书于五柳居。”“丛书集成续编”第46册，史部杂史类、琐记之属，上海书店，1994年，页492。

[81] 李德懋在另一处写道：“《日知录》苦心求之，经营三年，今始紬人之秘藏读之。六艺之文，百王之典，当世之务，订据明析。嗟乎！顾宁人真振古之宏儒也。”见《青庄馆全书》补遗《雅亭遗稿》卷6，页505。

[82] 《青庄馆全书》卷11《雅亭遗稿三·诗三》，页194。

[83] 《燕行录全集》卷100，页322。

[84] 日本学者藤塚邻指出，李德懋抄录的琉璃厂书目中，有好几本列入“禁书总目”、“违碍书目”、“全毁书目”或“抽毁书目”。《清朝文化の东传——嘉庆、道光学坛と李朝の金阮堂》，页29。

[85] 朝鲜燕行使者柳得恭所著《燕台再游录》，就记载了琉璃厂书肆主人对川楚起义的看法。

[86] 《金陵集》卷11《序》，见《金陵集》第二卷，页196。

[87] 《青庄馆全书》卷63《天涯知己书一》，页505。

[88] 端坐轩逸人：《清脾录》卷1《蒹葭堂》。

[89] 同治《湖州府志》卷33《舆地略·物产下》，“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上海书店，1993年，页628。

[90] 乾隆三十八年闰三月二十日，《两江总督高晋等奏续得各家书籍并进呈书目折》，见《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页83。

[91] 《知不足斋丛书序》，见清鲍廷博辑《知不足斋丛书》第一册，中华书局，1999年，页7—8。

[92] 《燕都再游录》，页6。

[93] [清]周广业：《四部寓眼录补遗（知不足斋丛书提要）》自序，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虫覃）隐庐印行。该书为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

[94]笔者在先前的研究中曾指出：明清时代徽州商人的“近雅”或附庸风雅的背后，实际上有着深层的商业动机。从中外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清代扬州等地的徽州商人招养食客，资助文人，校雠书籍，从而在淮、扬、苏、杭一带形成浓郁的文化气氛，应当与这层商业动机息息相关。太平天国以后，江南一带“提倡风雅绝无人”，这与海外贸易及鉴赏风气的嬗变息息相关。因此，研究江南社会文化，应当置诸整个东亚的背景中去考察。参见拙著《徽州社会文化史探微——新发现的16—20世纪民间档案文书研究》第四章之四《佚存日本的苏州徽商资料及相关问题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

[95] [清]阮葵生：《茶余客话》卷8《吴俗三好》，页210。参见拙著《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第三辑，中国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页30。

[96] 《金陵集》卷11《序》，见《金陵集》第二卷，页194。

[97] [日]浅野长祚《漱芳阁书画铭心录》，“大东急纪念文库善本丛刊·近世篇”16“美术书集”，日本，汲古书院，1979年。

[98]日本抄本，罗振玉题识，见《罗氏雪堂藏书遗珍》（八），“中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珍本汇刊·丛部”，页155—185，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1年。

[99] 参见拙著《徽州社会文化史探微——新发现的16—20世纪民间档案文书研究》第四章之四《佚存日本的苏州徽商资料及相关问题研究》。

[100] 柳得恭：《滦阳录》卷2，页52。罗聘自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与翁方纲初识起，即长期奔走于翁方纲门下。参见沈津编《翁方纲年谱》，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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