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社会地理研究刍议

　历史社会地理研究刍议
王振忠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上海200433）

[摘要] 本文对历史社会地理的研究内涵作了初步的勾勒，认为：历史社会地理是研究历史时期各地人群的形成、分布及其变迁，研究地理因素对社会文化现象的影响，具体研究内容应包括历史时期社区及社会现象的地理研究，后者包括人群研究、风俗地理和社会变迁等。
[关键词] 历史社会地理　人群　社区　风俗　社会变迁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历史地理学”
[作者简介]王振忠（1964－），男，福建福州人，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从事历史人文地理和明清社会文化史研究。

(一)社会地理学的视角
　　明代地理学家王士性在其所著的《广志绎》卷4《江南诸省》中，有一段文字专论浙江风俗，他将全省十一府分为三个区域：“杭、嘉、湖平原水乡，是为泽国之民；金、衢、严、处丘陵险阻，是为山谷之民；宁、绍、台、温连山大海，是为海滨之民。三民各自为俗：泽国之民，舟楫为居，百货所聚，闾阎易于富贵，俗尚奢侈……；山谷之民，石气所钟，猛烈鸷愎，轻犯刑法，喜习俭素……；海滨之民，餐风宿水，百死一生，以有海利为生，不甚穷，以不通商贩，不甚富……。”接着，他又分析了缙绅与众庶之间的阶级关系，杭、嘉、湖“缙绅气势大而众庶小”；金、衢、严、处“豪民颇负气，聚党与而傲缙绅”；宁、绍、台、温则“闾阎与缙绅相安”。在征引了前揭这段记载后，谭其骧先生认为：“这就是近世西方所谓社会地理学。”[1]
　　社会地理学（Social Geography）是人文地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人文地理学诸分支学科中，社会地理学的起步较晚。二十世纪初，法国近代地理学创始人维达尔·白兰士（Vidal de la Blache，1845—1918）曾提出或然论和人对环境的适应与选择观点，认为：“自然为人类的居住规定了界限，并提供了可能性，但是人类对这些条件的反应或适应，则按照他自己的传统的生活方式而不同。”[2]这一观点奠定了社会地理学的理论基础。[3]国外的社会地理学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才开始发展起来，逐渐成为人文地理学中的一门新兴学科。中国大陆的社会地理学起步较晚，及至九十年代，才随着人文地理学的逐渐恢复而受到关注。沈道齐、张小林指出：“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社会转型加快，社会问题愈加突出地显示出来，人文地理学者在加强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中意识到需要开拓新的领域。于是发展出社会地理学，建立中国社会地理学的理论框架与内容体系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并出现了较快的发展势头。”[4]
       关于社会地理学，以往曾有论著做过一些界定。譬如，英国R.J.约翰斯顿主编的《人文地理学词典》就指出：社会地理学是对“有关空间中的社会关系以及支撑这些关系的空间结构的研究”。[5]台湾学者认为：“依地理观点来研究社会现象的学问称为社会地理学。人类的社会生活，各地各有其特质，研究其特质之所以造成的理由，乃至于因区域不同而产生的差异性，是社会地理学主要课题。社会生活与人口、聚落、经济、交通乃至于政治、文化等问题相关，故社会地理学内容自与人文地理学内容难分。因此有人认为社会地理学为人文地理学之新名词，但社会地理学之与人文地理学，在研究立场上有别，将人类生活当做社会现象加以研究的倾向而言，前者较后者更强。”[6]《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中列有 “社会地理学”条，大陆学者李旭旦认为：“社会地理是人文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研究各种不同社会集团的区域分布，分析比较社会类型及其形成过程。社会集团具有不同类型，起源于特定的物质与文化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代表了对不同自然环境的一种反应。”[7]李旭旦还指出：早期的社会地理学研究主要包括人口地理、聚落地理与城市地理等方面，除此之外，还研究各种社会集团如游牧社会、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等的地理分布及其与环境的关系，社会地理学后来的发展侧重于联系解决社会实际问题。[8]李润田主编的《现代人文地理学》一书列有“社会文化地理学”一章，其中有关社会地理研究方面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社区的地理研究；社会现象的地理研究（包括社会关系的区位研究和社会问题的地理研究等）。其中所涉及的社区与环境、社区的中心与边界和社区空间结构及其影响等，实际上的内容即聚落地理和城市地理——这已不是当代社会地理学研究的内容了。不过，以不同的标准划分出各类社区，以及通过对社区的对比分析，凸显不同社区的独特性，对于历史社会地理的研究，仍有一定的借鉴作用。目前，人口地理、聚落地理和城市地理等均已发展成为独立的学科[9]，社会地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集团方面。对此，吴传钧认为，中国社会地理学要“研究社会集团的空间活动，地域性的行为地理，生活水平的研究与犯罪地理学”等。李剑如认为，当代社会地理学是一门“研究社会集团的空间类型、空间结构、空间过程以及各种社会问题及其地域集中性的科学”。沈道齐、张小林认为：社会地理学是一门研究人类活动空间地域特征及其规律的学科，它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探讨中国社会地理学的性质、对象与任务；社区地理研究；社会问题地域集中性的研究。[10]
综上所述，迄今为止，社会地理学的理论框架与内容体系尚未完全定型。社会地理学有时也被称为社会文化地理学，一般认为，用地理观点来研究社会文化现象的学科，即称为社会文化地理[11]，这说明社会地理学与文化地理学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12]社会地理学的出现，为人文地理学增添了活力，扩展了研究领域，提供了新的视角，从而逐渐成为人文地理学的一个新兴分支。

（二）学界以往对社会地理现象的关注
       历史社会地理在历史地理学中至今尚未占有一席之地[13]，但这并不等于说以往就没有学者注意到这方面的内容。人类生活广泛受环境影响，古往今来，有关这方面的观察和记录相当不少。晚清民国时期，不少西方地理学著作被翻译、引进中国，这对于中国地理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张其昀译有法国白吕纳（Jean Brunhes）的《人生地理学发达史》，自民国十八年（1929年）九月起，连载于《地理杂志》第二卷第五期、第六期和第三卷第一期[14]，“人生地理学”亦即人文地理学。白吕纳是社会地理学奠基人维达尔·白兰士的弟子，根据白吕纳的看法，人文地理学是“研究各种人类生活，如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等，与自然地理学之各现象之相互的关系”。[15]人地关系自古以来就已存在，人地关系论自然成了学界关注的焦点。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之相互关系，成为人文地理学的重要理论和研究的中心课题。自然对于人类是主宰？还是影响？抑或是相关？这是人文地理学家分歧的焦点。主宰说者，认为自然环境对于人类社会具有绝对的势力，“人者地之产物耳”；影响说者，认为社会活动的演进原因多多，地理因素只是众多原因之一而已。而主张相互关系论者，则认为人类受地理环境的支配，而地理环境亦受人类的影响。[16]白吕纳虔奉其师维达尔·白兰士的地理哲学，他的主要学术思想除了揭示人力足以改变环境的具体观念外，还认为人类之适应环境，其能动性实与其他生物迥然有别。一般生物对于环境的反应完全是机械被动的，而人类对于环境的反应则相当灵活和主动，“人类具有心灵的智慧，其心理因素，亦为决定人地关系的主要条件之一”。[17]
       在西方人文地理学说的影响下[18]，当时出版的地理学著作，对于人地关系均相当重视。1928年出版的白眉初之《中国人文地理》[19]共分三卷，分别为“民族篇”、“民权篇”和“民生篇”。该书关注中国各地的物产盛衰、人类繁耗、民生衣食以及国家强弱等，尤其重视礼俗与民生（如实业、商业等），对于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类人群均加留意。作者指出：“风俗由于人为，然亦必因其气候、地势之不同，生活程度之不齐，民族性质之开闭，与夫文物之盛衰，而差等生焉。子贡曰：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古来设轩輶之采，以觇列国之风，则礼俗足以代表其民族之文野也，久矣。”除了关注民俗外，该书亦简要概述了汉族的派别（各类人群），对客家、福老、福州乡民（即俗传的三把刀）、堕民、九姓渔户和畲民等，均有涉及。当时，“社会地理学”的概念已在中国得到介绍，如1933年布鲁诺（白吕纳）原著、谌亚达译述的《人文地理学》中，即有两处较为详细地论述了“社会地理学”的丰富内涵。
　　张其昀除了译介白吕纳的著作外，自己也有不少相关的著述。如《江浙二省人文地理之比较》一文[20]，对于浙江宁波商人和江苏洞庭商帮等皆有论述。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张其昀出版《中国人地关系概论》一书，全书分四章，分别为“平原地带”、“丘陵地带”、“高原地带”和“高山地带”。该书“以中国之地势为经，气候、水利、人口、资源、实业、交通、都市、民族、国防等项为纬，就本国地理之基本智[知]识作系统之说明”。[21]其中，对于各地人群与地理环境之关系多所关注，如曰：“徽州茶叶品质最优，徽州六邑，地狭人稠，即在丰年，米粮仅敷三月之食，幸赖茶叶所得，以为挹注。徽州茶商散布全国，有‘无徽不成镇’之语。”[22]又如，“海滨之民习于波涛，帆影足迹交于南北两洋，宁波商人其代表也”。[23]张其昀对于人地关系的描述方法，与王士性对浙江的分析可谓一脉相承（只是在更大的范围上广而言之）。至于更细致的研究，早在民国十七年（1928年）和二十五年（1936年），张其昀就分别出版《本国地理》两种计五册，后于1957年稍加删节，总名之曰《中国区域志》甲、乙二编。其中，有不少内容与社会地理相关。张其昀认为：“区域地理（Regional geography）乃治地理学之正轨也。《礼·王制》篇云：‘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此虽陈言，而卓然为一天然区域（National region）之定义。”[24]“天然区域”是《中国区域志》的核心概念，根据他的定义：“大凡地理环境相同之处，其生活状况亦必大同小异，若此之地，谓之天然区域。” [25]在接受西方地理学理论的同时，张其昀也努力发掘人文地理学的本土资源，进一步详细阐述了“天然区域”的内涵：
地形与气候，为环境之二大要素。先知一地之地形气候，则于其地之风土人情，思过半矣。盖水道之缓急，视乎地形而定；水量之大小，视乎气候而定；而农田之肥瘠，又视乎水利而定。草木之生长，与气候有关；矿产之采掘，与地质有关；而职业之分布，又与物产之分布有关。贸易之盛衰，系乎水陆之交通；人烟之疏密，系乎富源之厚薄；而水陆转输，货物集散之点，又必有都会之兴起焉。凡大都会皆有其经济之基础，交通之孔道，街市之面目，风俗之流衍；而其所以致此者，皆有自然之趋势，可以往复推寻者也。由此观之，地理事实非偶然者也，非孤立者也，有相互之作用焉，有合理之解释与明晰之系统焉。不特须知其然，而且须求其所以然，且惟能见其所以然，故于当然之事实，亦觉豁然贯通，见之愈为明切。是以欲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地理，必须认明天然区域，而不当囿于省界。[26]
       《中国区域志》一书，不囿于省界，而根据地形、气候、物产、人口、语言、交通、风俗和历史等种种要素，“参伍稽考，分析综合”，将中国分为黄河三角洲、大湖区域、大江三角洲、东南沿海区、珠江三角洲、岭南山地、海南岛、云贵高原、西南三大峡谷区、四川盆地、秦岭汉水区、陕甘盆地、黄河上流区、山西高原、海河流域、东北二大半岛、关东草原、白山黑水区、塞北草原、外蒙高原、准噶尔盆地、塔里木盆地和西藏高原二十三个“天然区域”。在“导言”中，张其昀就以安徽省为例，说明“天然区域”及其内部的诸多要素。他认为安徽省的天然区域，明显可分为三区：北部属于淮水流域，中部属于大江流域，东南一小部分，属于浙江上流的徽港流域。地形、水利、气候各不相同，生计亦迥然有异，如“安徽之东南部，山多田少，生计艰难，故壮者多行役四方，徽州商人，到处有之”。他并且认为，“徽州之徽港，与浙江之婺港、衢港，同为浙水之上源，分隶二省，非通论也。吾人研究地理，要当注意天然形势，应分则分，应合则合，观其会通，而明其大纲，庶不至有重复割裂之烦，与源委不清之弊也！”[27]揆诸实际，皖南的徽州与浙江的淳安等地，不仅同属新安江流域，而且人群、方言和建筑等均大同小异，可见张其昀的说法的确颇有见地。
　　《中国区域志》一书，非常注意各“天然区域”内的“富源”和“民生”及其“风俗”。所谓富源，主要是指各地的物产，譬如“徽州六县，山多田少，即在丰年，米粮亦仅敷三月之食，幸赖茶叶之所得以为挹注。徽茶为徽州出产之王，徽州各县几至无家无茶园茶场，一至立夏（五月六日），家家筹备摘茶，总计茶户、茶工、茶商、茶贩，徽州人民之生计，有十分之九与茶业有关。我国绿茶品质以徽州婺源县为最优，红茶以徽州祁门县为最优。婺源北乡鄣山茶，香味沁人心脾，尤为名贵。上海出口绿茶，箱上大字多标名‘鄣山某茶’，藉其名贵以召外人重视。徽州虽属安徽，但徽州绿茶非由芜湖出口，而由杭州运至上海出口，祁门红茶由江西九江出口，水运有关于商业，于此可见。徽州茶占全国产额四分之一，徽州六邑每年产茶四十万担，每年以最低山价之三十元计算，即有一千二百万元。上海绿茶外销市况，几视徽州产额之丰歉为转移。江浙两省，民间日用之茶，尤以徽茶为最盛行，即北平、天津、汉口、广州各大埠，茶叶店肆，类为徽州茶商所设……”[28]因此，徽州的风俗及民生，“因山多田少，生计艰难，壮者佣于四方，善识低昂，故亦有以货殖为恒产者”[29]，“徽州人素以善于经商见称，挟其土产茶叶，远游全国，各省商业，殆无不有徽帮者”。[30]尽管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来看，茶业经营只是徽州民生所赖的一个方面，“无徽不成镇”局面的形成，亦不仅与徽商的茶业贸易有关，但《中国区域志》重视地理环境、物产与生活方式之间的关系，却极富启发意义，在以往的地理学著作中，也是别开生面的。
　　除了徽州外，张其昀对各地其他人群的分析，亦颇耐人寻味。如对山西风俗，他指出：“俭，美德也，亦山西人最显著之风俗也。盖晋省山岳重叠，天寒地瘠，可耕之田甚少，物料须仰给于燕豫秦中，又苦于舟楫不通，是以坚忍俭啬，忧深思远，此乃环境之影响，不得不然。农夫夏秋在野，冬春在矿，商贾勤贸易，妇女勤纺织，可谓地无遗利，人无遗力也。民间终岁劳苦，不敢少休，吝啬迫隘，而好储蓄。即家钜万，亦务多积聚，淡泊自安，毫无奢华。……山西人善治生，其节财之法，往往为他处所罕见。……山西人最善经商，亦受地理环境之影响。盖土瘠民劳，每遇凶荒则负担赴外境，谓之赴熟，无安土重迁之习惯，一也。晋人善治生，多藏蓄，计较分毫，长于理财，二也。河东有盐铁之饶，贸易遍于各省，其商人‘任重而道远’，皆能忍耐，处事有恒，三也。”[31]自明代以来，山西商人闻名遐迩，成为执中国商界之牛耳的两大巨擘之一。以往虽然也有不少著作论及山西的自然环境与从商习俗形成的关系，但此处张氏较为全面的分析仍有其独到之处。又如，对于江南风俗，张其昀认为亦深受风土之影响：
　　（一）郊无旷土，阡陌如绣，有古井田遗意。一村之中，同姓者至数十家或数百家，往往以姓名其村巷。地方自治，素称修明。至江浙二省人口之密，不但冠于中国，即在世界各国亦无其比。
　　（二）东南财赋之区，男女皆能自立，地饶多利，俗尚纷华。崇栋宇，丰庖厨，嫁娶丧葬，浮侈过度。
　　（三）“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颖异之材，挺生是邦，喜文艺而厌凡鄙，出自天性。布衣之士，率能摛章染翰，其格甚美。
　　（四）水土柔和，语音清切，春秋佳日，游侣如云。吴人善诙谐滑稽，谈言微中；又多闲情韵事，此皆交际频繁之故也。[32]
上述的分析，与王士性、张瀚和谢肇淛等人的记载颇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或许我们并不满足于类似的描述，甚至有的学者可以“科学”地认为这样的描述失之“笼统”[33]，但由此亦不难想见学界对于社会地理的关注可谓不绝如缕，未曾间断。只是中国大陆自建国以后近三十年，因人文地理长期遭受冷落[34]，故而对社会地理之关注亦遂乏人问津。

（三）历史社会地理学的研究内涵
　　历史社会地理是研究历史时期各地人群的形成、分布及其变迁，研究地理因素对社会文化现象的影响，以及社会风尚的区域特征，等等。参照当代社会地理学的框架，我以为，历史社会地理的研究内容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历史时期社区的地理研究
　　社区是包括人口、地域及社会关系的社会实体。换言之，社区既是一群居民，又是一个地理区位，同时它还代表着一种生活方式。社区的数量众多，其分布可以说是无所不在。[35]此前有关社区的研究，绝大部分来自社会文化人类学方面，他们主要关注的是当代社区的现状。[36]实际上，历史时期的社区研究[37]，亦可借鉴当代社会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早在1948年，费孝通就已指出，社区研究与历史是相通的，他认为：“社区分析的初步工作是在一定时空坐落中去描画出一地方人民所赖以生活的社会结构。在这一层上可以说是和历史学的工作相通的。社区分析在目前虽则常以当前的社区作研究对象，但这只是为了方便的原因，如果历史材料充分的话，任何时代的社区都同样可作分析对象。”[38]也就是说，社区研究的对象是现代社区还是历史时期的社区，主要看资料的情况来决定。而从资料的角度来看，在历史时期，有的地区保留下来的民间档案文书相当丰富。比如说宋元明清一直到民国的徽州文书，数量就相当之多，其中就包含了相当丰富的乡村社区研究资料（我将这些资料称为村落文书）[39]，它的详细程度，在某种程度上讲甚至不亚于当代社会文化人类学者实地调查获得的资料。因此，运用这样的资料来研究历史时期的社区，显然是可行的。当然，与社会文化人类学的社区研究相比，历史社会地理更注重对历史资料的运用和解读，特别重视对基层乡土文化的研究，研究不同自然地理背景下，经过历史承继积淀而形成的乡土文化及其在异地的扩散和传播。

2、 历史时期社会现象的地理研究
　　在历史社会地理中，如果说社区研究侧重于对人类生活空间[40]的探讨，那么社会现象则侧重于对社会生活方式[41]的研究。“生活方式是技艺的综合，是人群主动地求适应于地理环境的表现。生活方式的特殊、稳定和持久与否，大都要看地理环境之是否特殊与稳定”。[42]社会地理学将人类的生活方式导入地理学研究，“它指的是一个人类集团的成员学习到的传统品质――即人类学者所用的术语‘文化’，生活方式意味着一种民族的制度、风俗、态度、目的以及技能的复合体。维达尔指出，同样的环境对于不同的生活方式的人民具有不同的意义：生活方式是决定某一特定的人类集团将选择由自然提供的那种可能性的基本因素”。[43]生活方式的范围很广，如衣食住行、婚丧礼俗、休闲娱乐以及各类社会现象等。关于历史时期社会现象的地理研究，主要应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1）人群研究：社会地理以人和社会为中心，特别关注社会群体类型。在历史时期，社会群体在一定社会范围内形成，并由具有共同价值取向及行为准则的人们构成相对稳定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方式。由于他们对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适应，故而在空间上表现为不同的分布类型。[44]因此，对于社会现象的研究，最重要的便是人群研究。社会地理的人群研究，主要是研究历史时期各地人群的形成、分布及其影响。
　　1994年业师邹逸麟先生主编的“区域人群文化丛书”[45]，在丛书前序中，我们首次提出了“区域人群”的概念。所谓区域人群，是指历史上特定时期具有明显区域特征、对中国社会产生不同程度影响的人群，他们不仅有着纵向遗传和横向衍播的民俗传承，而且，其名称又是历史时期约定俗成的。如徽州朝奉、绍兴师爷、凤阳乞丐和山西票商等。有关区域人群，我们主要研究了地理环境与区域人群的生存、生活方式、区域社会心态、风俗习惯及其社会影响等。[46]
　　近年来，对汉族人群的研究，学界出现了不少富有学术价值的成果。譬如，乔健、刘贯文、李天生所著的《乐户：田野调查与历史追踪》（台北，唐山出版社，2001年9月版），通过为时两年的田野调查，在收集大量第一手文献的基础上，对山西乐户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认为：“乐户被排除于宗族组织之外，因而在亲属关系、祖先观念及祖先崇拜上与农民迥异。同时在道德与价值观念上、人际关系上、生活习惯上、婚姻与家庭以及宗教信仰诸方面都有独特的理念与行为。”[47]这是人类学者与历史学者结合，研究区域人群的一个成果。这部专著相当扎实，对于我们研究历史社会地理颇有启发。[48]又如，陈支平所著的《福建六大民系》（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版）认为：民系至少应当具备地域条件、人口因素、相对完整的社会活动体系，以及相对共同的文化和心理特征这四个要素。他将福建的汉人分成福州人、兴化人、闽南人[49]、闽北人、客家人和龙岩人六个民系，并对各个民系的分布、各个民系之间的相互交融、汉人民系与少数民族的血缘文化融合、福建汉人各民系的人文性格及福建汉民整体上的人文特征等，均做了深入的探讨。特别是其中从社会经济史角度着眼，对福建汉人各民系人文性格方面的探索，有颇为独到之处，是目前所见历史学界对人群研究方面的一部力著。[50]美国学者韩起澜（Emily Honig）所著的《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Creating Chinese Ethnicity: Subei People in Shanghai, 1850-1980）[51]，“涉及中国的原籍族群的社会建构和社会含义”，也是有关区域人群研究方面的重要著作。

　　关于区域人群的研究，与社会经济史、人类学关系密切。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来看，区域人群的产生、变迁及其社会影响，与各地的社会经济结构密切相关。[52]而从社会文化人类学的观点看来，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民族，应当加强对汉民族人群的研究。[53]当然，历史社会地理在研究各地人群的人际、群际关系时，始终应当加强对其地理背景的分析。我以为，今后应当重点发掘族谱、民间文书以及民间三集成（歌谣、谚语、民间故事）、竹枝词、文集、笔记等资料，研究各种人群的渊源流布（包括人群由来、分布、地理环境背景）、特征（群体性格、心理差别）、经济（谋生方式）、文化（社会规则、家族家庭、衣食住行、婚丧礼俗、文化教育、宗教信仰、迷信禁忌）和语言（方言、俗谚、民间歌谣），对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展开多层面、多角度的研究。

　　（2）风俗地理：主要研究民间生活的空间形式，[54]也就是用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民俗的形成、发展、演变、分布规律和区域特征。具体而言，诸如民俗事象的地理分布，民事惯例的地域差异，城市文化与时尚变迁等等，都是风俗地理研究的对象。其中，民事惯例的地域差异，在现代民俗地理著作中被称作是“乡间民规民俗地理”，主要是研究乡土社会中形成的诸多习俗惯例。对于这样的课题，历史民俗地理的研究，可以利用现存的大批日用类书加以探讨。譬如，徽州、绍兴、海门、湖南及上海等地都遗存下了不少日用类书，他们分别反映了不同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是不同的自然地理及人文环境下的产物。利用这样的资料，可以研究历史时期民事惯例的地域差异。关于风俗地理，以往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中亦多有涉及[55]，而各种断代的风俗史、民俗史、社会生活史，也与风俗地理有相当大的关系。但历史社会地理并不刻意于人为的分区，更注重从人群研究的角度加以探讨。

　　（3）社会变迁：社会变迁是指因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引发的各类社会变动现象，举凡社会形态、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社会关系、社会组织、生活方式、风俗时尚等一切社会现象所发生的变动，都可以归入社会变迁的范畴。这方面的研究与社会史、社会学关系密切，只是历史社会地理的研究更偏重于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加以分析。   
　　由于此前历史社会地理尚未在历史地理学中占据应有的位置，而社会地理研究的范围又相当广阔，作为一门尚待建立的分支，上述刍议很大程度上只代表我个人对于历史社会地理研究的粗浅认识。该一分支的最终确立，需要更多扎实的实证研究，需要更多学者的参与和共同思考。

（原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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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谭其骧：《与徐霞客差相同时的杰出的地理学家——王士性》，原载《纪念徐霞客论文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后收入《长水集续编》，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版，页195。
[2] [美]普雷斯顿·詹姆斯（Preston E.James）著：《地理学思想史》第九章《法国和英国的新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82年7月版，页232。参见： [英]罗伯特·迪金森(Robert E.Dickinson)著《近代地理学创建人》，葛以德、林尔蔚、陈江、包森铭译，葛以德校，商务印书馆，1980年11月版，页237－241；杨吾扬著《地理学思想简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6月版，页58－64。
[3] 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9月版，页132，“法国地理学史”条；页432—433,“维达尔·白兰士，P”条。
[4] 沈道齐、张小林：《中国社会地理学综述》，载马戎、周星主编《田野工作与文化自觉》上册，群言出版社，1998年5月版，页359。
[5] 紫彦威等译，柴彦威、唐晓峰校，商务印书馆，2004年1月版，页653。
[6] 石再添：《社会地理学》，载沙学浚主编《地理学》，见《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第十一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74年6月版，页118。
[7]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9月版，页215。
[8] 1987年金其铭、董新编著的《人文地理学导论》也列有“社会地理学”，基本上承袭了上文的观点。
[9] 日本广岛女子大学助教授堤正信所著《集落の社会地理》（溪水社，1985年3月版），虽以“社会地理”为名，但实际上研究的就是聚落地理。
[10] 参见沈道齐、张小林：《中国社会地理学综述》，载马戎、周星主编《田野工作与文化自觉》上册，页362。
[11] 张其昀译：《人生地理学发达史（续）》（《地理杂志》第三卷第四期），将“文化地理”称为“高深的社会地理”。
[12] [英]R.J.约翰斯顿主编《人文地理学词典》曰：“经历了80年代整个人文科学的‘文化转向’，社会地理学和文化地理学开始混合为很少有知识连贯性的学科。”（页653“社会地理学”条）
[13] 有关历史社会地理总体上的理论探讨，主要有：王振忠《社会史研究与历史社会地理》，《复旦学报》，1991年第一期；吴宏岐、王洪瑞：《历史社会地理学的若干理论问题》，《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第33卷第三期，2004年5月。
[14] 民国十九年（1930年）十一月商务印书馆出版有白菱汉著、张其昀译的《人生地理学史》，收入何炳松、刘秉麟主编“社会科学小丛书”。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十月世界书局出版有布鲁诺原著、谌亚达译述的《人文地理学》。此处的“白菱汉”、“布鲁诺”均是“白吕纳”的异译。
[15] 张其昀译：《人生地理学发达史》，载《地理杂志》第二卷第五期，页46。
[16] 胡焕庸：《西洋人文地理学晚近之发展》，载《地理杂志》第二卷第三期，民国十八年（1929年）五月版。
[17] 陈正祥：《现代地理学之观念与方法》七《法国地理学派及其特色》，台湾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页81。
[18]　晚清时期有三部较有影响的人文地理学译著，即日人牧口常三郎著《人生地理学》（1906年）、世界语言文学研究会编辑部译《最新人生地理学》（1907年）和凌廷辉的《人生地理学》（1909年）。参见：邹振环著《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以1815年至1911年西方地理学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4月版，页210－211。另参见：郭双林著《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版。
[19] 北平，建设图书馆，民国十七年（1928年）十二月版。
[20] 《地理杂志》第二卷第五期。
[21] 张其昀著：《中国人地关系概论》，“史地丛刊”，该书为当时的教育部委托国立浙江大学史地教育研究室编辑，大东书局，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二月版。
[22] 《中国人地关系概论》第一章《丘陵地带》，页23—24。
[23] 《中国人地关系概论》第一章《丘陵地带》，页25。
[24] 《中国区域志》甲编《导言》，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出版，“现代国民基本知识丛书”第五辑，1958年1月版，页62。
[25] 《中国区域志》甲编《导言》，页62。
[26] 《中国区域志》甲编《导言》，页62。
[27] 《中国区域志》甲编《导言》，页63。
[28] 《中国区域志》乙编第七章《东南沿海区》，页106—107。
[29] 《中国区域志》甲编第四章《东南沿海区》，页171—172。
[30] 《中国区域志》乙编第七章《东南沿海区》，页111。
[31] 《中国区域志》甲编第十四章《山西高原》，页349—351。
[32] 《中国区域志》甲编第三章《大江三角洲》，页142—143。
[33] 在一定程度上我也认同这样的观点，但基于社会地理现象本身的纷繁复杂，许多情况下并无绝对明确的界限，数量统计固然“科学”，但“笼统”有时较之绝对的“科学”，或许更能大致概括和揭示社会现象的总体特征。
[34] 参见谭其骧《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发凡与举例》，载《历史地理》第十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版。
[35] 参见：蔡宏进著《社区原理》，台湾三民书局，1985年6月版，页1－26。在中国大陆，刘君德、靳润成、张俊芳编著有《中国社区地理》，“中国人文地理丛书”，科学出版社，2004年9月版。
[36]关于这一点，参见王铭铭所著《社区的历程――溪村汉人家族的个案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社会学人类学论丛”第三卷，1997年4月版；《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6月版。
[37]历史学界对“社区”的研究，也出现了一些论著，如乔志强认为：“简言之，社区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区性社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社会，社区可分为农村社区和城市社区两大类型。另外，少数民族也属于一个特定的社区。”（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2月版，页125）。张研曾发表《试论清代的社区》（《清史研究》1997年第二期）一文，她认为：“社区兼有社会和地理的空间概念。清代的社区可以说就是清代的区域社会。这种区域社会是清人以家庭、家族、宗族、乡族及保甲、里甲、坊厢等形式聚居其中、进行各种社会活动、产生各种互动关系而共生共存的社会地理空间。清代的社区与其他时代的社区一样，存在或重叠、或交错、或平行的多种形态，如法定社区、自然社区、专能社区、政治社区、经济社区、精神社区、民族社区等。多种形态的诸多社区构成了清代社会。……”关于这方面的讨论，详见张研著《清代社会的慢变量》（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版）。另外，卞利也有《社会史研究的典型区域——明清徽州社区解剖》，载《天津社会科学》2001年第一期。显然，他们有的是将“社区”当作“区域社会”的代名词，有的将之当成“地区”的代名词。不过，也有一些学者是将“社区”视作其内居民具有高度认同感和凝聚力、范围适中的区域，以此为视角，研究社区内的人群、空间、文化、组织和认同等问题。如郑振满《神庙祭典与社区发展模式――莆阳江口平原的例证》（载《史林》1995年第一期）、陈春声《乡村神庙系统与社区历史的演变――以樟林为例》（载周积明、宋德金主编《中国社会史论》下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页725－761）等文，虽未对“社区”下直接的定义，但其内涵大致如此。王振忠《明清扬州盐商社区文化及其影响》（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二期。参见王振忠著《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4月版，页120－157）、《明清以来汉口的徽商与徽州人社区》（“中国的城市生活：十四至二十世纪”学术研讨会，台湾暨南大学，2001年12月）二文，则直接而具体地将“社区”视作居民、地理区位和生活方式的结合。
[38] 《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5月版，页92。
[39]参见：拙文《清代前期徽州民间的日常生活——以婺源民间日用类书〈目录十六条〉为例》， “中国日常生活的论述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iscourses and Practices of Everyday Life in Imperial China”，2002年10月）论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纽约，2002年10月，待刊；《徽州村落文书的形成——以抄本〈新安上溪源程氏乡局记〉二种为中心》，日本国文学研究资料馆、史料馆主持国际合作项目“历史档案的多国比较研究”第一次国际学术会议（“近世东亚的组织与文书”）论文，汉城，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2004年11月，待刊。
[40] 日本京都大学教授水津一朗所著《新订社会地理学の基本问题――地域科学への试论》（大明堂，1980年6月版），即以“生活空间”为其主要研究内容。
[41] 日本社会地理协会（Japanese Association of Geography for Social Life）所编的《社会地理》杂志，英文直译即作“社会生活的地理”(Geography for Social Life)，该杂志于1947年创刊。
[42] [法]梭尔：《论生活方式》，载梭尔著、孙宕越编译《人文地理学原理》，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出版，“现代国民基本知识丛书”第四辑，1957年4月版，页95。
[43] 《地理学思想史》第九章《法国和英国的新地理学》，页232。
[44] 参见左大康主编《现代地理学辞典》，商务印书馆，1990年7月版，页726。
[45] 该丛书由王振忠策划并任副主编，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先后出版有《绍兴师爷》（王振忠著）、《徽州朝奉》（王磊著）、《山西票商》（安介生著）、《八旗子弟》（刘小萌著）、《钻天洞庭》（马学强著）、《苏州状元》（胡敏著）、《苏州梨园》（李家球著）、《香山匠人》（李家球著）、《宁波商人》（林树建著）、《两淮盐商》（韦明铧著）、《扬州瘦马》（韦明铧著）、《维扬优伶》（韦明铧著）、《秦淮粉黛》（剑奴著）和《九姓渔户》（剑奴著）等。
[46] “区域人群”的基本概念此后似乎为学界所认可及沿用，除了笔者执笔的《历史人文地理》（邹逸麟教授主编，科学出版社，2001年4月版）社会文化部分之外，胡兆量、阿尔斯朗·琼达等编著的《中国文化地理概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八章《中国历史区域文化人群》，吴宏岐、王洪瑞合撰的《历史社会地理学的若干理论问题》一文，也基本上采用了这一概念。
[47] 《乐户：田野调查与历史追踪》，页8。
[48] 与乔健等人的研究差相同时，音乐史学者项阳也著有《山西乐户研究》（文物出版社，2001年10月版）。该书“从对历史上乐籍最为集中区域之一山西省所存乐户后人的实地考察入手，以乐籍制度、乐人为主脉对中国音乐文化传统进行梳理”，据说，作者对山西乐户的关注也是从1994年开始，他对山西十多个县市的几十位老乐人及其后代进行了调查采访，掌握第一手的宝贵资料。但两部书的作者似乎都没有提及对方的研究，很可能是在不同的领域中分别进行的研究。
[49] 关于闽南人，林再复著有《闽南人》一书，台北，三民书局，1985年修订再版本。
[50]除此之外，还有不少著作也与人群研究有关。譬如，徐杰舜主编《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8月版），这部书将汉民族的人文地理划分成华南、华东、华中、华北、东北、西北、西南七个人文地理区，概述了各区的族群及其文化。黄淑娉主编的《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6月版），研究广东汉族的不同民系和群体的文化以及少数民族文化，对广东汉族三民系（即广府、潮汕、客家）的体质特征、文化特点、族群心理、广东语言和宗族制度等，都作了详细的研究。黄淑娉、龚佩华另著有《广东世仆制度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12月版），对广东的世仆作了系统的探讨。人类学的研究，特别是国内近年来对汉族的研究，对于历史社会地理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反映各地人群社会文化风貌的通俗著作也层出叠现。如：《剖析“上海人”》，“闲话中国人系列”，中国社会出版社，1995年2月版；《品评“广东人》，1995年10月版；《“说道”山东人》，1995年10月版；《“放谈“东北人》，1995年10月版；蔡栋编《南人与北人》，大世界出版有限公司，1995年10月版；《北人与南人》，中国人事出版社，1997年12月版；余秋雨等著《东西南北人——中国人的性格与文化》，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12月版；方方、叶兆言等著《闲说中国人》，三联书店（香港）2002年11月版。此外，还有《人文中国》、《城市季风》、“都市人丛书”和《粤人众生相》等。虽然是通俗作品，但它与历史地理学界以及社会文化人类学界开展的对汉族人群的研究之学术倾向，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其中的文字多出自作家之手，虽然间或不乏一定的学术水准，但也有不少是以极端的个案来揭示人群的特征和性格。
[51] 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8月版。
[52] 在前苏联，社会地理学被列入社会科学系统，将它作为社会经济地理学的一部分，主要以人为主体研究人们生活和社会生产的空间过程与组织形式，包括人们的劳动、生活、休息、个性的发展与生命再生产的条件。参见左大康主编《现代地理学辞典》，页725。日本学者奥田义雄所著《社会经济地理学论考――现代にぉける世界像の把握》（大明堂，1969年版），第一编即包括对社会地理学本质和体系的考察。（页1－41）
[53]对于汉族人群的研究愈来愈受到多方面的关注。譬如，在民族学界，20世纪80年代开始，费孝通等人多次强调要加强对汉民族的研究，此后，汉民族研究有了较大的发展。（参见宋蜀华、满都尔图：《中国民族学五十年》，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版）华南的社会经济史学者通过与人类学者的对话和交流，逐渐发展出一种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这一点，对于历史社会地理的人群研究，有着重要的启发。
[54] 高曾伟主编：《中国民俗地理》，苏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12月版，页1。在日本，田村荣太郎所著《江户·东京风俗地理》（雄山阁，1965年1月版）四卷，以丰富的史料及珍贵照片、地图，对东京的地理、历史风俗、城市发展和城市景观变迁等，均作了揭示。
[55] 较早的如曾昭璇先生的研究，其成果最初是以讲义的形式出现，参见其后来正式出版的一些论著，如：《岭南史地与民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版；《人类地理学概论》，科学出版社，1999年9月版。此后的历史文化地理论著亦多涉及，兹不赘列。

谢谢楼主了

谢谢楼主。。。。要好好珍藏，说不定将来等复试的时候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