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认识的梁启超与王国维

我所认识的梁启超与王国维   
蒋善国
一、        水木清华

    清华学校在北平西郊，清华园车站之北。车站即因该校得名。该校向称清华园。其中游泳池、图书馆及科学馆礼堂为近代著名建筑。至于园内旧有建筑，则有工字厅及古月堂。工字厅前花树满院，三春佳日旖旎芬芳。后临荷池，石山起伏，松柏环绕，颜曰:“水木清华”，字迹婉秀可爱。“七七”事变，清华南迁，日人占为后方医院，摧毁殆尽，几步圆明园之后
尘焉。
    余于民国—卜四年夏丁外艰，是秋被聘为清华大学助教。时该校大学部及国学研究院同时开办，适刘寿民先生在大学部授西洋文化史，梁任公(启超)先生在国学研究院授中国文化史，余遂助两先生教于大学及研究院两部。按寿民先生原系余南开大学业师，任公先生亦曾在南大授历史研究法，其七弟述任(启雄)系余之南开同学，余在南中选诗时，曾以述任介绍，请益于任公先生，故助教清华时，与两位先生皆有师弟之谊也。次年，余完全助任公先生授国学研究院课程，并总纂该院之《国学论丛》，其第一第二两期，皆余所编辑也。
    该院以吴雨僧(宓)氏为主任，共设五研究室：第一研究室讲师为李济之(济)先生，每周只授人文学二小时；第二研究室教授为赵元任先生，授普通语言学；第三研究室教授为陈寅恪先生，授东方语言学；第四研究室教授为王静安(国维)先生，授古史、《说文》、《尚书》、《仪礼》；第五研究室教授为梁任公先生，授历史研究法、儒家哲学及中国文化史。任公先生性好动，而且富于领导力，故其在研究院时实领导一切，不仅在教授一方面已也。其实该院之成立，完全由于任公一人之提倡。
    五研究室中，在成立之初，唯静安及任公二先生有助教。静安先生之助教，为赵斐云(万里)氏；任公先生之助教，则其犹子存吾(廷灿)氏及余。次年陈寅恪及赵元任二先生，亦有
浦江清及杨时逢二氏分别助教。
该院研究生系论文制，期限一年。第一期之研究生二十余人，内中如吴其昌、陆侃如、周传儒、王力、高亨、余永梁、刘节、罗根泽等，均当时高才生，其后造诣甚深，著述宏富。

二、高歌一曲
民国十五年春王晴漪(名浣溪)①女士研究散曲，选元、明、清三代南北散曲成册。余于民国十年以来，因选诗关系，颇好散曲。至此课余与晴漪重新搜集，共同研讨。散曲最初经胡适之先生在《星期评论》中提倡，只就《太平新乐府》一稿，加以评鉴。惟此类散曲专集极僻不易得，故研究乏人，直至民国十五年时散曲研究尚在萌芽。当时不但选本缺乏，即专集亦不多见。此后任二北(讷)及卢冀野(前)二氏始辑成《散曲丛刊》及《散曲集丛》、《饮虹簇所刻曲》，先后出版。元、明、清各代散曲作家专集遂重见于世，渐为士林所重。民国二十六年陈乃乾氏辑《元人小令集》出版，而元人小令之，豫集始继别集行‘世，故晴漪之选散曲盖最早。每选一曲，均手缮工楷，字画婉秀，当时并由朱佩弦(自清)氏作序。顾以各人专集，不克尽读，以选其佳作，是以迟至“七七”事变，尚未付梓，回首往事，已二十年矣!
    晴漪选曲时，每遇佳曲，辄与余共歌之。最喜歌者如《桃花扇》“余韵”中之[哀江南]套数，原曲虽系传奇，而此套独系北曲，且其词之佳几为散曲之冠。梁任公先生独爱此套，并善歌之，其声雄浑悲壮，凡第一班研究生均聆一二；余与晴漪亦常歌此曲。犹忆民国十五年春假，晴漪来研究室，值窗前丁香盛开，浓香满院，高歌一曲，至足乐也。厥后余尚常歌此曲以自娱，友人以吊古之词，尝劝勿歌之，免增忧伤。“七七”事变后，南京炸毁，甚于明末，金粉新都，复成焦土。余亦不忍歌之矣!
    晴漪除选散曲外，并于民国十六年春著《中国文学精要书目》一书，盖自梁任公、胡适之二先生所拟书目之后，此为最初研究中国文学之书目也，其书于民国十八年冬出版。钱玄同先生为题封面。   

三、二师沉没
    余在清华时，值王静安先生之自沉及梁任公先生之染病。静安先生素沉默寡言，清末提倡新学，民初以还，变为研考古史，顶垂发辫，：虽在研究院时期，犹未剪去。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六月放暑假前一曰，研究院全体师生聚餐，共两圆桌，而余适与静安先生并肩坐一席。席间静安先生以余生于黑龙江省，乃询以东珠及鄂伦春民族事，余就所知答之。是日下午余即人城，次日下午返校，甫人清华园西门，见有二夫役负一木板归；问负板何用，则答以赴颐和园用此板抬王静安先生尸回校，余闻之惊悼不止，盖前一日聚餐，实未见其有丝毫厌世之意，而于此亦可见静安先生置死生于度外之概。其自沉系六月二日，正值废历端午之前一日。当时葬静安先生于清华园北墙外农场前，余过其地，辄徘徊不忍去。
    在静安先生自沉时，任公先生患溺血症，初人德国医院治疗，继又人协和医院，施用手术。迄未愈而卒。时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①一月十九日也。当时清华毕业各研究生全体素服，虔哀祭悼。于逝世前一日，余曾赴协和医院视疾，医生嘱勿见人，遂留名刺书数语而归，乃次日即闻讣音，伤哉!盖任公先生性好动，所谓自强不息者，其在研究室草《中国文化史》讲义，每日约三千言，并指导研究生一切功课。此外每日为松坡图书馆鬻书捐助基金，挥毫不辍，而每晚又必与家人弄麻雀牌，以资消遣，其病纯由于劳累过度。当时名医萧龙友为之诊治，曾谓余曰：“梁先生不能静养，病中犹执卷不辍；如能百日内不看书，余定保其痊愈也。”次年安葬，余亲为执绋，送葬于西山茔地，其墓近卧佛寺，即民国十四年任公先生为其夫人营葬处也，至此与夫人合葬焉。
静安先生之学深邃湛远；任公先生之学伟大宏博，尤富于组织力，不仅其文汪洋浩瀚，娓娓动人已也．静安先生年五十一岁自沉及任公先生五十六岁病殁，先后相距只一年之久，研究院竟丧二大师．如天假之年，则二先生对于国学，当更有发扬也．

一九四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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