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心理学视角下的李天一（转自百度贴吧）

星尘海的博客
一、引言
　　李天一，现用名李冠丰，男，1996年4月生于北京，在2011年9月打人一案后，最近因轮奸案再次进入公众视野，由于其光环闪耀的家庭背景以及童年成长经历，其父母的教育理念与教育模式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在本文中，笔者将尝试以发展心理学的视角，剖析李天一的成长经历、人格特点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
　　本文所有素材均来源于互联网，主要分析素材是李天一及其父母有视频的言论和表现，其次为可信度较高的文字材料，对于一些不可查证的材料、可能因为特定目的而编纂的文字或是他人表述，仅作参考，不作为主要分析素材。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仅从学术层面进行讨论，不对当事人的任何行为进行道德评价，也不掺杂个人情感。特别是对年事已高的李双江老师，虽然在后文会有许多非常直接的人格分析，但并无任何不敬之意。
二、李天一成长经历简述
　　李天一幼年笼罩着诸多光环，用媒体的话说，可以用幸福二字来评价——当然，这是因为相关节目的制作人的吹捧以及并不知道何为幸福的童年——父亲李双江、母亲梦鸽均为国内著名歌唱家，家境优越，自幼师从名师拿下钢琴大奖、书法大奖，并当选申奥大使，在幼时的访谈节目中，因不认识周杰伦而知道江姐被主持人盛赞根正苗红、“这样的孩子现在可不多”。先后就读于北京最好的小学、最好的中学，参加国际冰球比赛，之后留学美国冰球学校，2011年还举办了歌友会——一切似乎都顺风顺水，一个优秀的儿童教育榜样闪闪发光。
　　直到2011年李天一小区蛮横打人事件，李天一从根正苗红的好孩子沦为劳教所管教对象，舆论也爆出李天一劣迹斑斑，邻里同学已忍受多年，一时间，李天一成为了恶劣纨绔的代名词，与当时“我爸是李刚”的李启铭（李一帆）并称二李。
　　在2012年9月底李天一被解除劳教后，2013年2月再度因轮奸案被拘留，之后李天一的母亲梦鸽为儿子多处奔走，舆论一时沸沸扬扬：为什么一个我们昔日眼中的教育典范楷模，走上了这样一条道路，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实际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李天一走到这一步包含着某种程度的必然。
三、精神分析视角下李天一人格及成因分析
　　由于李天一的成长发展非常符合现代精神分析的理论模型，因此，本文将先以现代精神分析视角——主要使用客体关系理论和自体心理学理论——对李天一的人格及人格成因进行分析，后文将从其它视角对这一分析进行补充。
　　
　　在讨论李天一之前，笔者认为非常有必要先简单回顾他父母的成长经历及人格特点，这将非常有助于后续对李天一的人格形成原因进行讨论。
　　
　　李天一的父亲李双江老师（下称李老师），从可证实的资料看（关于李老师个人作风问题严重的报导虽然从理论上更“容易”解释李天一的行为模式，但因该报导真伪难以查证，因此本文不予讨论），有两点值得高度注意，第一是李老师曾在视频访谈中提到，自己小时候被父亲打，因此决定坚决不打李天一，第二是李老师曾有一篇长篇的报导，讲述他对母亲的孝顺，母亲含辛茹苦的不易，以及母子情深。
　　在后一篇报导中，李老师提到自己母亲当年抚养自己极其不易，提到自己演出时对母亲的思念之情，提到自己成名后每有新作，都要先让母亲审核，母亲不喜欢就不再唱了，还提到自己已近花甲之年，仍与母亲同住，林林总总，母子情深溢于言表。一方面，李老师的孝顺与感恩值得学习，但是另一方面，按照马勒的理论，笔者有一个推测是，李老师的成长过程中，分离个体化严重不足，母子界限严重不清，某种意义上说，李老师的成长中包含着一种浓重的母性阉割的气息（如果用霍妮的理论看，亦可以解读为一种过强的子宫钦羡，笔者认为这个方向用来解释李老师与梦鸽的互动更为恰当），这一影响与前文所述李老师被父亲殴打后的反向形成掺杂在一起，其对李天一的成长最为直接而重要的后果就是，李老师没有能力在李天一的俄狄浦斯期给予其足够的父性挫败（当然，这和李老师的年龄也有一定关系），这点我们在李天一的成长分析中将着重讨论。
　　
　　相比于李老师，梦鸽的成长经历能够查到的比较少，但是仍然可以幸运地从几段访谈资料中略知一二，对梦鸽的心理与人格略加分析。
　　首先，梦鸽有着非常强烈的分离焦虑，在谈到和李老师的婚姻时，梦鸽说李老师的求婚“击中了我心底最柔软的地方”，让她感到“不会去流浪了”，这背后是对一个人、孤单、分离这种主题的恐惧与焦虑，这种状况在梦鸽第一个孩子流产后进一步加强，纵观梦鸽和李天一的互动，其不择手段的爱中包含的分离焦虑极为明显，而这种分离焦虑带来的是一种吞噬性的母爱，后文将着重分析这种吞噬性母爱对李天一的影响。非常遗憾的是笔者没有查到梦鸽的早年经历，但对于一个还比较高调的公众人物而言，查不到经历本身也是有意义的，将“流浪”感、为自己改名、不曝光任何幼年成长经历资料结合来看，梦鸽与其原生家庭间很可能缺乏一条爱的纽带，这甚至让梦鸽的分离焦虑中带有一点边缘色彩，笔者谨慎怀疑梦鸽的早年经历是有情感忽略、分离甚至抛弃主题的——而梦鸽选择李老师这样一位年龄较大的男性，是否暗示着什么？毕竟本文是针对李天一而不是梦鸽的，此处就不展开了。
　　其次，梦鸽的共情能力很差，也没有这个意愿，武志红老师曾撰文分析她在访谈时表演性太强，背后是缺乏共情理解的能力，笔者认同这一分析。在一段访谈中，梦鸽提到“他们（孩子）都有自己的个性，有自己的想法。即便他是很尊重你，很服从你，但是他也有自己的个性。所以我们相互的就是一种尊重，对孩子的需求也是一种尊重，但是我们会管制他，也会教育他。”这里梦鸽的表现看似一个很好的母亲，但是却有一个隐含的内容是，她的思维里，父母和孩子之间，可以有尊重与服从的关系，可以有管制和教育的联结，而唯独没有尝试理解情感这个最重要的因素（并且，梦鸽在若干次访谈中从未提到这一点）——李天一后续表现出的某些自恋型人格障碍特征，与梦鸽缺乏共情能力，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正如科胡特所描绘的一样，（病态）自恋是母亲共情失败的产物。
　　第三，强势、“急脾气”（李老师语，还提到了梦鸽为孩子对他发火）而年轻的梦鸽，对其丈夫再次构成了一种来自女性的阉割，某种程度上说，一方面梦鸽取代了李老师母亲的位置，成了新家族中绝对的母亲（既是照顾者又是情绪宣泄者，既是孩子的母亲又是丈夫的母亲），另一方面从年龄上看，梦鸽却再一次完成了她的俄期反抗，对抗了母亲占领了父亲（同龄的丈夫）的床，这一方面更为彻底地完成了对李老师的阉割，让他内心里甚至已经没有任何给予李天一父性挫败的企图——反而很享受儿子挫败自己——另一方面也使得这个家族中充满了扭曲而带有乱伦快感的俄期三角关系，李天一将用其后续的人生表现彻底而准确地呈现这种扭曲。
另外，非常有趣的一点是，“梦鸽”这个名字本身的意思，结合李天一的始终长不大（孩子与名字都是梦鸽的潜意识投射，而孩子会完成母亲的投射认同，这一过程也非常合情合理），让人很难不联想到马斯洛定义的“约拿情节”——而“约拿”在希伯来文中的意思，恰好就是“鸽子”——从这个角度看，荣格的海底大陆架在这里真切地存在着。
　　
　　一个分离焦虑严重、缺乏共情能力的母亲，一个被母亲与妻子共同阉割的父亲，同时物质条件足够丰富，父母顶着耀眼的世俗光环，李天一就出生在这样一个扭曲的家庭中。
　　李天一出生之后就成了父母的心肝宝贝，在访谈节目中，李老师回忆说李天一出生后被送到恒温箱里，李老师几天几页没合眼守着，生怕护士踢了电线（梦鸽当场对李老师只管儿子不管她的做法表示了一定的愤怒），之后，李天一被格外宠溺的生活拉开序幕。
　　梦鸽对李天一的爱虽然具有一定的吞噬性，但对于一个口欲期婴儿来说，其实问题不太大，甚至某种程度上说，梦鸽在这一时期的做法——给予足够的抱持与关注——是接近温尼科特“足够好的母亲”的标准的。李天一成年后虽然劣迹斑斑，但这些劣迹大多并非主要来源于底层安全感问题，也得益于此。
　　但是当李天一成长至肛欲期时，这种吞噬性且无共情能力的母爱带来的问题就开始凸显了，梦鸽从一个近似“足够好的母亲”变为了一个怀抱过紧的母亲。很明显，通过李天一成年后的表现，我们可以断定李天一的道德超我发展极为不良，或者说，肛欲期发展受损——而他完全不顾及他人感受以及无止境的欲求同样可以作为其人格发展水平固着在口欲期、未完成肛欲期发展的旁证。在一段访谈录像中，李老师以花甲之身，用四肢着地让儿子来骑的方式从梦鸽过紧的怀抱中争来儿子的关注，笔者看到这段访谈记录时，心中所感并无媒体人所讴歌的伟大父爱，而是一种深深的恐惧：这个孩子的未来在那时就已经大半确定了。
　　以科胡特的理论来看，超我来源于被理想化的双亲的转换性内化，而成熟自我来源于对夸大自体的整合。而对李天一而言，由于没有必要的非创伤性挫折，也没有源于母亲的投情与镜映，所以他始终并未建立一个健康、成熟的自我结构，被阉割的、讨好自己的父亲和无所不能的母亲，一方面膨胀了他的夸大自体，一方面让他的自我与自体、自体与外部之间的联系纽带没有得到充分的发育，这使得成年后的李天一呈现了病理性自恋的特征，按照科胡特的分类，由于其不止将施虐停留在幻想层面，而且通过攻击他人、与许多女人滥交、施虐等方式见诸行动，这些“通过反社会行为，来掩盖紊乱的、未被反映的自体”的做法，标志着其存在一定程度的自恋性行为障碍（而不只是自恋性人格障碍）。
　　以费尔贝恩的理论来看，婴儿需要先分离好的母亲与坏的母亲（类似克莱因的好乳房与坏乳房），然后将创伤因素投射给坏的母亲再内化回来，之后通过对攻击性的抑制来压抑客体的两面性，之后自我结构被分裂为中心自我、力比多自我和内部攻击者三个部分，其中内部攻击者（反力比多和攻击自我）扮演类似超我的角色攻击力比多自我。但是在李天一身上，其投射向外的攻击性一再被描绘成好的，而没有坏的、惩罚性的以及拒绝性的客体进行内射，这一过程的后果是，一方面其扮演类似超我角色的内部攻击者的能量不足，另一方面，自己的不良体验向外投射后被描绘成好的，从其早期体验而言，这是混乱而不可思议的：（我）自体永远是好的，外部客体也是好的，那么我的（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创伤体验与焦虑是哪里来的呢？梦鸽在李天一轮奸案后给出了她的答案：错的不是孩子而是环境。这一理念贯穿于早期的教养过程是毁灭性的：幼年的李天一在面对完美的自体和完美的客体（父母的回应）的情况下，只能继续不断向“环境”投射自己的攻击性，之后再一次由于父母混乱的教养信息与受挫不足而使力比多自我膨胀、内部攻击者能量不足，形成恶性循环，在其成年之后，向“环境”投射的攻击性转变为一种反社会的行为，最终让他走入了监牢。
　　无论运用哪种流派的理论分析，李天一没有在肛欲期健康地完成其超我发育，进而影响了其成年后的人格与行为，是不争的事实。
　　如果肛欲期的失败抚养在俄狄浦斯期得以纠正，或许李天一会长成一个不太规矩但也颇有魄力、敢作敢为、不走寻常路的鬼才，但遗憾的是，从俄狄浦斯期开始至李天一两次犯案，李天一的抚养教育问题进一步凸显。
　　对比正常俄期“子女与同性父母争夺异性父母，被同性父母挫败，并以之为榜样建立自己有性别的人格”这一过程，李天一在与李老师争夺梦鸽的过程中，在母亲的共谋下，轻松战胜了自己年迈而已经被二次阉割的父亲——李老师全家参加鲁豫有约的访谈节目，放出的照片中无一例外梦鸽牵着或挽着李天一，这一行为本身后面含义丰富——其全能与自恋进一步膨胀的同时，并没有找到一个父性榜样供他学习如何做一名负责、有担当的男人。同时，俄狄浦斯期阉割焦虑（或者说超我焦虑）的缺失，更让少年的李天一丧失了最后一个可以较好强化其稚嫩超我的发展期。
　　
　　
　　

对比正常俄期“子女与同性父母争夺异性父母，被同性父母挫败，并以之为榜样建立自己有性别的人格”这一过程，李天一在与李老师争夺梦鸽的过程中，在母亲的共谋下，轻松战胜了自己年迈而已经被二次阉割的父亲——李老师全家参加鲁豫有约的访谈节目，放出的照片中无一例外梦鸽牵着或挽着李天一，这一行为本身后面含义丰富——其全能与自恋进一步膨胀的同时，并没有找到一个父性榜样供他学习如何做一名负责、有担当的男人。同时，俄狄浦斯期阉割焦虑（或者说超我焦虑）的缺失，更让少年的李天一丧失了最后一个可以较好强化其稚嫩超我的发展期。
　　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与社会接触的变多，李天一被梦鸽包装的外表构成其自尊来源的问题也进一步凸显。所有人提到他时都是异口同声的赞许，无论是访谈节目，还是成长经历、对外履历，梦鸽与李老师成功地包装了一个最优秀、最根正苗红的儿子，给儿子铺设了最好的路，但同时也让儿子的自尊构成变成了“他人认可”——这让笔者联想到李天一早年会用“爸爸辛苦了”（在他还很难理解“什么是辛苦”“爸爸为什么辛苦”的年纪）这种过度的、表面的理解讨好李老师，除了不可排除的父子之情外，一方面笔者认为这种表演以获得称赞或好处的模式是梦鸽某些行为或客体关系对的内化（克莱因），另一方面这背后可能是一种对夸耀与自尊需要的投机。而李天一成年后对物质（豪车等）、性等的无度追求（罗洛梅：性的泛滥与爱的缺乏互为因果），其实同样是自幼过度膨胀的自尊无法继续维持下的一种防御：夸大性自体的膨胀造成了其野心的膨胀，自身力量的局限性终于在其成年后戳破了其“婴儿期全知全能的自恋感”（克莱因），其带来的痛苦与焦虑是其脆弱而未充分发育整合的自我所不能承受的，而偏偏被理想化双亲并没有形成一个完美的典范给他，这使他进一步丧失了将野心归纳到一个健康方向上、完成自我实现的机会，弥散的空虚与焦虑使他不得不用物质、性以及表面上无所不能的攻击性释放（打人事件中的表现）来维持自己濒临破碎的自体与如被针戳过的气球般残破的自尊。
　　由于母亲缺乏共情能力，李天一的内心其实是贫瘠的，他的歌友会上的演唱毫无真情实感，在访谈节目上的露脸更是缺少真情的流露，小小年纪时就矫揉造作，甚至带有一种紧张的卑微感。在这样的成长环境下，李天一对父母也是有着极大的愤怒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他也在替父亲表达对母亲的愤怒、替母亲表达对父亲的愤怒）。但这种愤怒转变为对父母的挑衅时，父母“尊重”了他，既没有挫败其挑衅，也没有尝试共情理解，于是，一个“好孩子”开始用无度挥霍、扮演坏孩子的角色来继续抗议着父母，但父母仍然给予其无限的物质满足和少到可怜的情感满足，最终，李天一对父母的愤怒促进了其对“环境”的攻击性投射，其情感部分的发育不良使其忽略他人的感受（因为父母也没有让他体会到自己的“感受”被足够在意），以自己为中心的问题愈加恶劣——在打人事件中，他将“自恋的人幻想对他人有着一种控制，类似于一位成年人在控制他自己的身体一般”（科胡特）表现的淋漓尽致。虽然在没有与李天一实际接触考察的情况下，笔者无法给李天一贴上任何诊断意义上的标签，但是其表现已经让人有理由相信，其心理底层明显具有着某种自恋型人格障碍（DSM-IV）的特性。
　　李天一在被拘后对梦鸽说，“等我回家的时候我一定重新开始，重新整合我身边的每一个人”，这里“整合”一词格外扎眼。或许，他自身也意识到了，自己那种类似婴儿偏执分裂态（再一次与其人格发展固着于口欲期的观点呼应）的非黑即白的投射（奥拓科恩伯格认为自恋型人格障碍具有与边缘型人格障碍类似的底层，非黑即白、无论客体或是自体或者全坏或者全好是其特点之一）与人际，那种无所不能的全能感，该开始收敛整合了。

综上所述，一个无法共情的吞噬性母亲，一个被女性阉割的父亲，李天一在这样的家庭中出生成长，度过了较为良好的口欲期，完全没有形成健康超我的肛欲期和完全未被挫败甚至占领了母亲的床的俄狄浦斯期，终于以一种全能而不顾他人感受的姿态登上青春期和青年期的人生舞台，向环境投射了其全部的攻击性，在反社会与欲求无度（包括物质、性、被夸耀、控制感等）的行为中体现出了自恋型人格障碍的诸多特征，并最终以病态的人格走出了病态的人生（阶段）。

四、其它视角的补充
　　尽管精神分析视角下的分析已经比较详实（事实上很多主题也只是提到，也还并没有分析具体过程），但其它视角下李天一的人格成型过程亦可作为非常有意义的补充，由于笔者水平有限，因此仅简述一二。
　　
　　从行为主义的视角看，李天一幼年的攻击行为没有被制止，或是制止时仅仅是一种“管教”与“服从”，没有让幼年李天一真正接受，在成年以后更是以“尊重”的名义任由孩子胡作非为，在其整个成长过程中，这种肆意妄为的做法得到了反复的正面肯定与强化，而从未被足够的惩罚，因此愈演愈烈。
　　按照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在攻击性方面，李老师和梦鸽对李天一的强化与惩罚并不健康，而在亲社会行为的训练则严重不足，李天一的演唱会中，即便是已经成名的成年艺术工作者还要在台上吹捧李天一、当着李天一的面吹捧李老师，这本身就让李天一从小就意识到、并且不断强化“我的父母与众不同，因此我高高在上”这样一个模式。在最初李天一代表父亲领奖讲话时自己还带着一分羞涩与不安，但到了歌友会时，他已经习惯了这种高高在上，而亲社会行为的社会学习——无论是分享、帮助、合作还是利他等——都无法这种高高在上的心态下完成，最终，唯我独尊的李天一走上了反社会的一面。
　　
　　皮亚杰的儿童道德认知发展研究可以从道德发展的角度解释李天一的部分行为。
　　皮亚杰将儿童道德认知划分为前道德判断阶段、他律道德阶段和自律道德阶段，这三个阶段依次发展，后者的发展以前者为前提。但是，李老师和梦鸽的教养过程中，以尊重的名义过早的让李天一进入自律道德阶段，而忽略了儿童在前道德阶段、他律道德阶段发展不良的情况下进入自律道德阶段将产生的严重问题。
　　按照科尔伯格在皮亚杰、麦独孤理论基础上发展的新道德理论分析李天一，则会得出更为有意义的结论：由于底层道德基础脆弱，李天一的道德发展曾经经历过一次退化。科尔伯格将道德发展分为三级六个阶段，李天一最好的时期曾经发展到第二级第三阶段，也就是“好孩子”的定向，但是由于其第一级的两个阶段——服从于惩罚定向、天真的利己主义——这两个阶段并不稳固——不服从规则也不会被惩罚导致第一阶段不稳固，无需遵从习惯就会有无限奖赏导致第二阶段不稳固——因此李天一的道德水准没有健康发展到第二级第四阶段，也就是维护权威和秩序的道德观（这与精神分析视角下父性挫败不足是一致的，父亲代表权威与秩序，被阉割的父亲则代表被打倒的权威与被毁坏的秩序），而是退回到了第一级的第二阶段（甚至第一阶段）。一些舆论中认为李天一没有道德，其实是在说，李天一的道德发展水平比较低，类似几岁的儿童。

五、总结
　　李天一的人格形成既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既是他个人的悲剧，又是其家庭家族的悲剧，同时也是社会的悲剧。其心理、人格、行为、命运走势背后的因果，均可以用发展心理学中若干流派的理论进行彻底而贴切的诠释分析。
　　维果茨基认为，对（心理）发展的分析涉及四种分析水平的互相交织，本文着重于其第三种分析水平（即对个体的分析）和少量第四种分析水平（即对微观发生学的分析），但对于第一种分析水平（对种族的分析）和第二种分析水平（文化历史分析）还很少。而笔者认为，李天一的人格形成讨论固然十分重要，但更为重要的分析讨论则远不止是李天一，而是我们文化、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历史在当前这个时代凝结出的“李天一团体”直至“李天一阶层”，这个阶层的形成与膨胀有其历史的、家庭的种种因素，虽然恶劣，但却是一个必然而很难阻挡的过程。更值得注意的是，十年之内，这一阶层就将登上历史舞台，成为中国的少壮派，并且由于其父辈的积累，这一阶层将可能继承占据大量社会资源与话语权，届时我们的社会、国家与民族又将走向何方呢？
　　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尽己所能。
　　结果如何，拭目以待。

李双江曾经写了一篇论文，传授自己的育儿经验，说自己如何把儿子培养成才。这个论文好像还能在CNKI搜到。如果能搜到，我建议大家找来看一看，思考一下。

好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