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名词解释汇编（完整文字版）

围魏救赵公元前354年，魏惠王率宋、卫伐赵，并于次年攻破了赵都邯郸。赵国向齐国求救。齐威王以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孙膑认为魏国的精锐部队在赵，国内空虚，于是使用了「围魏救赵」的战术，引兵攻打魏都大梁(今河南开封)，然后在魏军回军救大梁的途中，趁其疲惫于桂陵（今河南长垣西南）进行截击，大败魏军。

马陵之战战国时齐国大败魏国的战役。魏惠王二十八年（前342），魏与赵攻韩，韩告急于齐。次年，齐威王以田忌、田婴为将，孙膑为师，其兵伐魏救韩，直走大梁（今河南开封）。魏惠王派魏太子申、庞涓率兵十万迎战。孙膑以“减灶诱敌”之计，制造齐军大量逃亡假象，迷惑魏军。魏太子申、庞涓以为齐军怯，率少数精锐轻装兼程追赶。齐军在马陵（今山东范县西南）险要处设伏。待魏军进入包围圈，万弩齐发，大败魏师，虏魏太子申，庞涓自杀。此战齐歼魏军十万，从此魏国霸业衰败。

徐州相王战国时期，齐魏马陵之战，魏国大败，为对付秦国，魏惠王与齐威王于前334年在徐州相会，互称为王，史称“徐州相王”。

胡服骑射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前325-前299）吸取了北方少数民族骑马作战的优点，进行了「胡服骑射」的军事改革，发展骑兵，开拓北地。胡服骑射虽然引起贵族的不满，却使赵国的军事力量强大起来。赵惠文王（前298-前266）继位后整顿内政，于是「民富而府库实」。当时楚、齐相继衰弱，赵国因此成为唯一能与秦国争雄的强国。

鄢之战战国时秦国、楚国之间的战役。秦昭襄王二十八年（前279），昭襄王命白起伐楚，攻鄢（今湖北宜城）。楚调主力拒秦，展开决战。白起攻城不下，遂于鄢城西筑堨，引水灌城。鄢城顿成水泽，楚军民溺死者数十万。鄢、邓等城皆失。次年，秦克郢。楚国势益衰。

远交近攻公元前266年，秦昭王驱逐了擅权的魏冉，改用范睢为相，积极推行范睢的「远交而近攻」策略，先把斗争的重点放在近旁的三晋，对地处较远的齐楚暂置不顾，认为如此才能「得寸即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这样既破坏了东方诸侯国的「合纵」，又能巩固所攻取的土地。

长平之战战国后期秦国大败赵国的战役。秦昭王四十五年（前262），秦将白起伐韩，取野王（今河南沁阳），决断上党通韩都之路。上党郡守冯亭以上党献赵，以联赵抗秦。赵孝成王受地，使廉颇率军守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以拒秦。廉颇以秦军攻势正盛，乃筑垒固守，采用坚壁清野、以逸代劳、消耗秦军的战术，与秦军相持达三年之久。四十七年（前260年），赵王中秦相范雎反间计，使赵括代廉颇为将。赵括空言兵法，无实战经验。既至军，一反廉颇监守战略，率大军盲目出击。秦将百起正面佯装败走，另出二支奇兵袭赵军后路，结果赵军被包围，粮道断绝，只得筑壁监守以待援军。秦王闻赵困，亲至河内，征发民年十五以上者悉至长平，阻绝赵救兵及粮运。赵军困守四十六日，饥饿难忍，竟至杀人为食了。赵括分兵四队，轮番急攻，终难突围，遂亲率精兵搏战，被秦军射杀。赵军大败，四十万人皆降。白起仅释幼、弱者二百四十人归赵，余皆坑杀。长平之战，赵前后所亡四十五万人，主力损失殆尽。秦军亦“死者过半”。

窃符救赵秦昭王四十八年（前259），秦军围赵都邯郸（今河北邯郸），邯郸危在旦夕。赵平原君数请魏安釐王及信陵君出兵救赵。五十年，魏王使将军晋鄙率十万大军往救，畏秦，命鄙留驻于邺（今河北临漳），持两端以观望。信陵君请魏王命晋鄙进军，不听。信陵君遂用侯嬴计，请魏王所宠如姬窃得兵符，携勇士朱亥赴军中用铁锤击杀晋鄙，夺得兵权。旋挑选精兵八万。进击秦军。大败秦军于邯郸城下。赵国遂安。

郑国渠战国时期关中平原上最早兴建的大型人工灌溉渠道。秦王政元年（前246）采纳韩国水工郑国的建议开凿，故名。主要工程从中山西瓠口（即谷口，又称焦获薮）利用西北向东南逐步倾斜的地形，引泾水东流，至今三原县北，合浊水，利用浊水及石川河水道，再引流东经今富平、蒲城之南，注入洛水。全长三百余里。整个工程又渠首、引水渠、灌溉渠三部分组成，除在中途利用部分天然河流做灌溉渠外，还截取了纵流小河做水源的补充，设计合理。建成后，“灌泽卤之地四万余顷”（相当于今280万亩），皆亩收一钟（即六石五斗）。从此，“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唐代郑、白二渠趋于混合，主要发展白渠，郑国渠逐渐湮废。

合纵连横战国时各国处理军事外交活动的一种方式。“合众弱以攻一强”称“合纵”，“事一强以攻众弱”称“连横”。战国后期，秦国日益强大，合纵即指东方六国联合抗秦；连横即秦国拉拢某些弱国进攻他国。由于六国皆欲借外力以利己。故合纵实为松散联盟，抗秦活动不能持久，最终为秦各个击破。一说南北为纵，六国地处南北，故南北联合抗秦谓之合纵；东西为横，六国在东，故东方六国事秦谓之连横。但最初以三晋为主，北连燕，南连楚，南北相连为纵；东连齐或西连秦，东西相连为横，也即合纵既可以对秦，也可以对齐；连横既可以连秦，也可以连齐。只是到秦赵长平之战后，才形成为：合纵是六国并力抵抗强秦，苏秦主之；连横是六国分别屈服于秦国，张仪主之。公孙衍、苏秦、张仪、李兑等即当时著名的纵横家。

九鼎九鼎是古代象徵国家政权的传国之宝。《史记》记载：「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象九州。」相传成汤迁九鼎于商邑；周武王灭商后，又把它迁到了洛邑；东周时，秦、楚觊觎周王权，曾先后兴师到周都询问九鼎大小。

畿服制「畿」，是指王都周围的地方。西周宗周的王畿以镐京为中心，向四周延伸各四百里；东周王畿以洛邑为中心，西与宗周王畿相接，北不过淇县，东在商丘以东，南界在江汉地区。王畿以内有封国、采邑，有畿内采邑的多为王朝的公卿大夫，他们也称诸侯。畿内封国、采邑对维护周王的统治、保障王室的财政收入极为重要。而王畿以外的诸侯，少数为王的亲戚和功臣，多数为殷商旧国或先王先臣之后。畿外诸侯国是王朝管辖区域内的行政组织，其主要职责是拱卫王室，防止外敌入侵。畿内畿外诸侯都要服事于周王，史称「畿服」。

井田制井田制是商周时期的一种土地制度，因为土地区划形同井，故名。井田制是从氏族社会土地公有制演变而来的，始见《孟子•滕王公上》「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此外《周礼·小司徒》：「九夫为井，四井为邑。」《汉书》、《谷梁传》、《公羊传》等均有记载。周朝施行井田制，既作为诸侯百官的俸禄等级单位元，又作为控制奴隶的计算单位。井田制下的土地一律不准买卖，只能由同姓依照嫡庶的宗法关系继承。耕种井田的农业奴隶也随着土地同属于奴隶主阶级所有，终生不得离开土地，更不准转业。所谓“井田”，就是具有一定规划亩积和疆界的方块田，在规整的一块方田之外附有墉垣，并有畎、沟、洫、浍等更周密的灌溉系统。诸侯和百官从周王那儿直接得到的土地及依附于土地的生产者，只能世袭，无权买卖，故井田制有两层用意，既是诸侯和百官作为俸禄的等级单位，也是课验勤惰直接耕种者的计算单位。一家百亩，长、宽各百步的方田叫一“田”，即一个劳动力耕种的土地。井田制度下的土地分为公田和私田，公田是由氏族社会公有土地演化而来的，保留公有的名义，实质上是贵族剥削农业劳动者的一种方式，公田上的收获全部交归国家。私田是村社成员的份地，这种份地不是固定不变的，公社成员必须按照制度定期交换份地，并跟着份地的变化而迁居，这说明劳动者对私田只有使用权、占有权，它和公田一样都归属于国家。而村社农业劳动者占有、使用私田是以在公田上无偿劳动为条件的。《周礼•地官•小司徒》述井田之制，只称“九夫为田”，不言公、私之分，说的是后期的井田制，与孟子所概括的早期情况不同，这一时期随着生产力提高，西周时三年换土易居的耕种法也逐渐取消，国家采取一次性授田，即所谓“爰田法”。共耕公田和定期重新授田之制的废止，意味着公社农业劳动者对土地私有倾向大大增强了，从而为战国时井田制最终消失埋下伏笔。西周后期出现了土地转让或买卖，井田制瓦解。

上计战国、秦汉时地方官府定期向中央呈报施政情况，作为官吏考课依据的制度。战国时，各地主管官吏将所辖地区赋税、户口、垦田等情况写在木券，呈送中央考核，中央据此进行奖罚，亦为考课官吏的重要制度。汉朝上计制分两级，县（道）令、长将该县户口、垦田、赋税征收、钱谷出入等编为计簿，呈报郡国；再由郡守、国相汇总将副本呈报中央丞相，或由皇帝亲自受计，皇帝据此考察地方官政绩。上计地点一般在京师，如皇帝出巡，则临时指定地点。上计时间通常在岁终之月，武帝太初元年（前104）改历以前，每年九月上计，此后每年十二月上计。东汉时，中央受计名义上由司徒总核，实际上由尚书台主持。每年年终由郡国向京师的上计称为常课，三年一考察治状称为大课。郡国上计使者，两汉也有不同。西汉县（道）上计于郡国，令、长、丞、尉自行；郡国上计于中央，由郡丞、国长史代行。东汉则改派地位较高的掾史，称为“上计吏”。令、长等不自行。

孔子（前551—前479）春秋晚期鲁国陬邑人（今山东曲阜东南）人，名丘，字仲尼，儒家创始人。先世为宋国贵族，曾祖孔防叔避祸迁鲁。父叔梁纥为武士。少“贫且贱”，及长，曾任管理仓库的委吏和管理牲畜的乘田。深好学问，相传曾问礼于老子，学琴于师襄。鲁定公九年（前501），五十一岁时任中都宰。十年，鲁、齐夹谷之会时相定公。旋任大司寇。十二年，因政治主张与执政的“三桓”不合，遂离开鲁国，自此周游卫、陈、曹、宋、郑、蔡等国，终不见用。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六十八岁时回到鲁国。四十岁前后即聚徒讲学，相传弟子三千，著名者达七十人。曾整理研究《诗》、《书》、《周易》等文献，并把鲁国史官所记《春秋》加以删修，成为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宣传“仁”的学说，“仁”包括忠、孝、宽、惠等内容，认为“仁”即“爱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毋施于人”。要求人与人之间相互妥协和亲善。贯彻“仁”时，要以“礼”为依据，故说“克己复礼为仁”。对鬼神采取既不否定也不重视，“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在政治和经济上，要求当政者实行教化和宽惠政策，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同时要求人民对上也要顺从和易使，反对犯上作乱，提出君、臣、父、子各守名分的主张。在教育上提出“有教无类”的口号。在教学态度上，有“学而不厌，诲而不倦”的精神，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态度，有“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和“不耻下问”的思想。在教学方法上，提出“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的学习途径；采用“因材施教”和启发式的方法。但鄙视“学稼”、“学圃”，强调“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认为有“生而知之”的人。自汉以后，孔子的学说被改造成为封建文化的正统，其本人也被尊为圣人，对后世影响极大。

老子春秋楚国苦县人，据《史记》载，姓李，名耳，字聃，道家创始人。秦汉以前文献多称老聃，传说是东周王室管理典籍之史官，孔子曾向其问礼。现存《老子》一书，基本反映其思想，主张“无为而治”，以为万恶皆始于“有为”，欲使社会回到“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民至死不相往来”的原始状态。反对儒家“仁义”观和墨家“尚贤”说，又否认传统的天命思想和先王、鬼神权威，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为天地万物之本原，是一种生于天地之先，处于万物之外，无形体、无匹敌、无所不在的精神，故亦称为“无”或“虚无”。认为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有无相生，难易相成”，认识到事物之间的依存和转化关系，然最终又主张消解矛盾，复归于“虚静”。对其思想之评价，学术界颇不一致，或谓其代表没落奴隶主贵族利益，或谓其反映“公社农民”之情绪；或认为其哲学体系属于唯物主义，或认为属于客观唯心主义，但均承认其对中国思想史的发展有深远影响。

百家争鸣春秋(公元前770～公元前476年)和战国(公元前475～公元前221年)时期知识分子中不同学派的涌现及各流派争芳斗艳的局面。战国时期学术思想界自由争论的风气。“百家”一语始见于《庄子•天下》：“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言“百家”者，泛指其多，非实有其数。《庄子•天下》及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均对“百家”进行分类，汉《汉书·艺文志》作者班固据刘歆《七略》把儒家经典列入〈六艺略〉中，在〈诸子略〉中，又把先秦至汉初各学派分为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家，同时，还著录各家著作，「凡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其他典籍也有兵家。各派争论政治、思想领域的各种问题，如天道观、认识观、人性论、名实关系、伦理礼法以及各种政治主张。“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又互相影响，“辟犹火水，相灭亦相生”。百家学说中的命题包含着后代许多学说的萌芽形态，成为后代思想家的思想数据和理论形式，并被加以改造和发展。“百家争鸣”反映了当时社会激烈和复杂的政治斗争，特别是新兴地主阶级和没落奴隶主之间的阶级斗争。这个时期的文化思想，奠定了整个封建时代文化的基础，对中国古代文化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

儒家儒家是战国时期重要的学派之一，它以春秋时孔子为师，以六艺为法，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主张「德治」和「仁政」，重视道德伦理教育和人的自身修养的一个学术派别。同时，儒家强调教育的功能，认为重教化、轻刑罚是国家安定、人民富裕幸福的必由之路。主张「有教无类」，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应该进行教育，使全国上下都成为道德高尚的人。在政治上，还主张以礼治国，以德服人，呼吁恢复「周礼」，并认为「周礼」是实现理想政治的理想大道。至战国时，儒家分有八派，重要的有孟子和荀子两派。

道家道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又称「道德家」。这一学派以春秋末年老子关于「道」的学说作为理论基础，以「道」说明宇宙万物的本质、本源、构成和变化。认为天道无为，万物自然化生，否认上帝鬼神主宰一切，主张道法自然，顺其自然，提倡清静无为，守雌守柔，以柔克刚。政治理想是「小国寡民」、「无为而治」。老子以后，道家内部分化为不同派别，著名的有四大派：庄子学派、杨朱学派、宋尹学派和黄老学派。

法家法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因主张以法治国，「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故称之为法家。春秋时期，管仲、子产即是法家的先驱。战国初期，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等开创了法家学派。至战国末期，韩非综合商鞅的「法」、慎到的「势」和申不害的「术」，以集法家思想学说之大成。这一学派，经济上主张废井田，重农抑商、奖励耕战；政治上主张废分封，设郡县，君主专制，仗势用术，以严刑峻法进行统治；思想和教育方面，则主张禁断诸子百家学说，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其学说为君主专制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根据和行动方略。《汉书·艺文志》著录法家著作有二百十七篇，今存近半，其中最重要的是《商君书》和《韩非子》。

诗经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本只称《诗》，后被儒家奉为经典，故名。流传至今的有305篇，分《风》、《雅》、《颂》三部分，所收作品上起周初，下至春秋中叶，大部分是今陕西、甘肃、山东、山西、河南等地民歌，小部分是贵族作品。《史记》、《汉书》等书认为曾经孔子删定。书中：风，包括《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十五国风，160篇。《诗•大序》：“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人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现代学者所认为风是地方乐歌，大部分是里巷歌谣之作。雅，包括《大雅》、《小雅》，105篇。《诗•大序》：“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主要为贵族宴会爷歌和批评朝政的歌谣。现代学者或认为雅是秦声，推断其为西周王畿一带的乐歌。颂，包括《周颂》、《鲁颂》、《商颂》，40篇。《诗•大序》：“颂者，美圣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清阮元谓乐章而兼有舞容者为颂，与风雅之仅为徒歌有别。周王、鲁侯、宋公举行祭祀或其他重大典礼时用，内容为赞美周王、鲁侯、宋公及其先祖的功德。汉代传《诗》者有鲁、齐、韩、毛四家。鲁、齐、韩三家为今文诗学，西汉时立为博士，魏晋以后逐渐衰亡。《毛诗》为古文诗学，盛行于东汉以后，流传迄今。

尚书书名，也称《书》、《书经》，中国最早的历史文献汇编。原意“上古的史书”，是商、周两带统治者的讲话记录及东周、战国时期根据远古材料加工编成的虞、夏史事记录。秦始皇焚书时，秦博士伏生将《尚书》藏在屋壁中，汉初取出时，只残存28篇，加上汉武帝时所出的一篇伪《太誓》，共29篇，立于学官，共立欧阳氏、大小夏侯氏三家。用当时隶书写定，因称为《今文尚书》，从此便由史书变成儒家五经之一。从西汉中期起，相传有几次出现用先秦文字写的本子，称为《古文尚书》。刘歆以它出于孔子壁中，所《逸书》16篇，便争立于学官，未成。从此引起学术史上长期的今古文之争。东汉流行的是杜林所传的漆书古文本29篇，有马融、郑玄、王肃等人的注解。西晋永嘉之乱，文籍丧失。东晋初，梅赜献呈有《孔安国传》的《古文尚书》，把汉代29篇析成33篇，又新增25篇，以凑成刘向、郑玄所称古文58篇之数，从此就作为《书经》流传下来。唐孔颖达撰《尚书正义》，后与《孔传》合成《尚书注疏》，明、清时刻在《十三经注疏》本中。宋代蔡沈撰《书集传》，明、清时刻在《五经大全》等本中。宋代有人怀疑《孔传》，递经明、清的梅鷟、阎若璩、惠栋等人考证，判定此书为“伪《古文尚书》”，《孔安国传》是“伪《古文尚书》”，此本子为“伪孔本”。但伪孔本中保存了原已失散的汉代今文28篇，是商、周文献的孑遗，为研究古代历史的珍贵史料。

禹贡《尚书》中的一篇，作者不详。一般认为是战国时的著作。禹贡将全国分为九州，说成是禹治水后的政区制度。九州中的名山大川也说成是禹所导治的。这是不对的。但《禹贡》是我国第一部科学价值很高的地理著作。

洪范《尚书》篇名。旧传为箕子向周武王陈述的“天地之大法”。今人或认为系战国后期儒者所作，或认为作于春秋。《汉书•五行志》曰：“禹治洪水，赐《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故亦称“洛书”。托武王与箕子对话，言禹治水有功，上帝予其“洪范九畴”（大法九种）。其中提出水、火、木、金、土“五行”及其性能作用。主张天子建立“皇极”，实行赏罚，使臣民顺服。又提出“正直”、“刚克”、“柔克”三种治民方法。认为龟筮可以决疑，政情可使天象变化，后成为汉代“天人感应”思想的理论基础。董仲舒以五行之序释孝子忠臣之行，夏侯始昌作《洪范五行传》，刘向作《洪范五行传论》皆参以谶纬、天人感应之说。王安石作《洪范传》以五行为“天所以命万物者也”。

周易书名，又称《易经》、《易》。周代的占卜书，后成为儒家经典之一。“易”的 原意是简易，因周人以蓍草占卜较以前以甲骨占卜简单容易，故名。内容包括《经》和《传》两部分。《经》亦名《易经》，主要是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卦有卦名和卦辞，爻有爻题和爻辞。旧传伏羲画卦，实际其萌芽期可能在殷周之际，西周时大体形成。《传》亦名《易传》，是对《经》的解释，共七种十篇，旧称“十翼”。成出于《经》之后，旧传《彖》、《象》两种四篇为孔子所作，不可信，实为与其余六篇同为从战国后期至汉初人所作。《周易》以八卦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等自然现象，推测自然和社会的变化，认为阴阳两种势力的相互作用形成万事万物，包含朴素辨证观点。旧有郑玄注，已佚，今通行本有《周易注疏》，三国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正义；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宋程颐《程氏易传》；朱熹《周易本义》；清孙星衍《周易经传集解》等，都是研究《周易》的有价值的专著。

国语书名，相传为春秋末年鲁国史官左丘明作，二十一卷，春秋时期的别史。分《周语》三卷，《晋语》九卷，《鲁语》、《楚语》、《越语》各二卷，《齐语》、《郑语》、《吴语》各一卷。起于西周穆王，终于公元前453年赵、韩、魏灭智伯。主要记载君臣的言论，也有一些记事。由于它和《左传》都是左氏所作，汉儒称《左传》为“内传”，称它为“外传”。三国时吴人韦昭作《国语解》，也称为“外传”。韦昭的注解被保存下来，成为极有价值的注本，清洪亮吉、董增龄为之作疏。康有为认为汉刘向本有《国语》54篇，被刘歆割裂，将其中30篇（卷）成为《左传》，剩下的21篇（卷）即是今本《国语》，此说不足信。《国语》内容与《左传》大同小异，详略和重点各不同，虽两书语言风格较接近，实是两本不同的著作。

孙子兵法亦称《十三骗》、《孙子》、《孙武兵法》、《吴孙子兵法》。又与《吴起兵法》合称《孙吴兵法》或《孙吴之书》。春秋时军事家孙武撰，是现存最早的中国古代著名兵书。《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载有《孙武兵书》十三篇，《汉书•艺文志》载《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今通行本为十三篇：《计》、《作战》、《谋攻》、《形》、《势》、《九地》、《火攻》、《虚实》、《用间》、《九变》、《行军》、《地形》《军争》。无图。书中总结春秋时期战争的经验，阐述古代战争之理论问题和客观规律，提出“兵者，诡道也。”，“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兵无常势”，“因敌而制胜”，“知己知彼者，百战不殆”等观点。又详析战争中敌我、主客、众寡、强弱、攻守、进退、奇正、虚实、动静、勇怯、治乱、胜败等诸种矛盾及其相互转化，具有素朴唯物论和辩证法因素，被尊为“百代谈兵家之祖”，在世界军事科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宋时被列为《武经七书》之首。

二十爵制爵位制度，战国时秦国初置，秦及汉代沿用。秦国商鞅变法时，依据原有爵制，参照各国制度，制定秦国军功爵位等级，其后逐渐形成二十等爵制。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二十等爵名为：一公士，二上造，三簪袅，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长，十一右庶长，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驷车庶长，十八大庶长，十九关内侯，二十彻侯。簪袅别称谋人，大上遭别称大良造。一级至四级相当于士，五级至九级相当于大夫，十至十八级相当于卿，十九、二十相当于诸侯。有爵者依据级位不同享有各种政治、经济特权。战国时秦国五大夫以上得食邑，汉初，公大夫以上食邑，官大夫以下得免役，文帝时又改为五大夫以上才得免役。

三公官名合称。周代已有此制，为最高辅政大臣。一说指太师、太傅、太保。《书•周官》：“立太师、太傅、太保。兹为三公，论道经邦，燮理阴阳，官不必备，惟其人。”一说指司徒、司马、司空。《尚书•大传》：“天子三公，一曰司徒公，二曰司马公、三曰司空公，各兼二卿。”战国至秦习惯用称辅佐君主执掌军政之最高官员。西汉初沿用以称丞相、御史大夫等最高官员。成帝绥和元年（前8）以后罢丞相制，设三公同为宰相，共同执政。以丞相（大司徒）、大司马、御史大夫（大司空）为三公，秩禄同丞相，各自立府，辟僚署，三分相权。东汉改名太尉、司徒、司空，同为中央最高行政长官，亦称三公。爵高禄厚，参议朝政，监察百官，其实际权力因人因时而异，名义上分部九卿，实际上仅行文上下，受成而已，国家机要政务皆由尚书台处理。太尉如加“录尚书事”衔，始得实际主管尚书台政务，每遇灾变，常代人受过，权力虽轻，责罚颇重。东汉末曾罢废。三国、两晋、南朝、北魏、北齐皆置，但已非行政首脑，多为大臣的加官、赠官，有时备皇帝顾问，参理庶务。虽开府置僚署，但全国的军政要务实由尚书、中书、门下等省分掌。北周罢太尉、司徒、司空，改以太师、太傅、太保号三公，为论道顾问之官，不置府僚。隋复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初仍有僚佐，名义上参议大政，但其位多旷，祭祀时常以他官代摄。唐用做亲王、大臣的加官、荣衔，无职掌，位次三师。晚唐、五代以加藩镇，遂至冗滥。北宋初用作宰相、亲王、使相加官，其特拜者亦不预政事，除授颇严。政和二年（1112），罢太尉、司徒、司空，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为真宰相之任，执掌朝政。南宋复为加官。辽代亦有三公之号。金多做大臣加官、赠官。元朝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作为大臣的最高荣衔。明初地位极尊，与三孤（少师、少傅、少保）并号公孤，同为皇帝辅弼大臣，其职至重。建文时，一度废除，仁宗时又再度恢复。宣德三年（1428）命其各辍所领他职，专侍皇帝左右，咨访政事。后渐成虚衔，用以勋戚大臣加官、赠官的最高荣衔，无职掌、无定员。清代因之。

三公九卿秦朝中央政府的高级官员。三公，即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丞相负责辅佐皇帝处理全国事务，是皇帝的助手。太尉协助皇帝掌管全国军队。御史大夫掌图籍章奏，监察百官。三公之间互不统属，直接对皇帝负责。之下有九卿，他们的名称和职掌是：廷尉，掌管司法；治粟内史，掌管国家财政税收；奉常，掌管宗庙祭祀礼仪；典客，处理国内各少数民族事务和对外关系；郎中令，掌管皇帝的侍从警卫；少府，掌管供皇室需要的山海地泽收入和官府手工业；卫尉，掌管宫廷警卫；太仆，掌管宫廷车马；宗正，掌管皇帝宗族事务。三公九卿均由皇帝任免调动，不得世袭。

郡县制由春秋战国到秦代逐渐形成的地方行政制度。春秋时，秦、晋楚等国初在边地设县，后逐渐在内地推行。春秋末年以后，各国开始在边地设郡，面积较县为大，但地位比县低。战国时逐渐形成县统于郡的两级制。秦统一后，将地方行政机构分为两级：郡和县。郡是中央政府辖下的地方行政机构，长官为郡守，掌全郡政务；郡尉辅佐郡守；监御史掌监察工作。分全国为三十六郡，后增加到四十余郡。郡下设县，边地少数民族地区设道。县有大县小县之分，万户以上的大县设县令，不满万户的小县设县长。县令、县长下设县尉、县丞。县尉掌管全县的军事和治安，县丞为县令和县长的助手，掌全县司法。郡、县长官均由中央政府任免，成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一部分。其郡、县二级行政制一直为后世所沿用。

屠睢秦朝武将。前214年，率50万军队对岭南进行大规模征战，经过3年苦战，终于征服了这些地区，设置桂林、南海、象郡，并继续征发人民前往戍守。

焚书坑儒秦朝统一以后，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博士淳于越又提出恢复分封制的主张。丞相李斯驳斥其议，以“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霍乱黔首”为由，并认为儒生以古非今，私学诽谤朝政，提出禁止私学和焚书的建议，得到秦始皇认可。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秦始皇下令：除秦朝国史、医药、术数、农技、园艺等著作，其它一律限期交到官府，统一焚毁。逾期不交者处以黥刑或罚做苦役，凡谈论《诗》、《书》等儒家经典者弃市，借古谤今者灭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废止私学，欲学者以吏为师。次年，又发生了坑儒事件。秦始皇晚年为求长生不老，遂寄望方士可为他寻觅不死仙药。因方士侯生、卢生无法为秦始皇寻觅仙草，以秦始皇贪于权势、专用刑罚为由，斥骂秦始皇，相约逃亡。始皇大怒，于是下令御史拿问诸生。其时受株连的儒生达四百六十余人，全部被活埋于咸阳。秦始皇长子扶苏谏劝，亦被遣至上郡监军。“坑儒”激起广大儒生不满和反抗。陈胜、吴广起义时，孔子的后裔孔鲋即抱礼器投奔义军。焚书坑儒体现了秦政的暴虐，加速了秦朝的灭亡，严重摧残了思想文化的发展。

都江堰秦国的蜀郡守李冰在今成都以北灌县境内整治岷江，分岷江为内江外江两大支，以内江主灌溉，外江主分洪泄水。既消除了岷江长期存在的水患，又灌田三百余万亩。

巨鹿大战秦末农民战争中，项羽率义军在巨鹿击溃秦军主力的一次决定性战役。薛地会议后，项羽与秦军在钜鹿大战。原来秦二世二年（前208）八月，秦将章邯出击赵军，并攻占了赵都邯郸。赵军只得退守钜鹿。章邯以王离二十万人包围赵军，赵将陈余等先后率军至钜鹿外围救赵，惜畏秦威，不敢出战。钜鹿守军兵疲食少，危在旦夕。赵王遂派人向楚怀王求救，楚怀王派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军北上救赵。楚军抵达安阳后，宋义驻兵四十六日不进，企图坐观秦赵二军相斗，待两败俱伤，才进而取之。但项羽则欲渡漳河救赵，内外攻击以破秦军。惜宋义不听，还下令凡不从其命者斩之，每天只是饮酒高会，令到军粮渐少，由是项羽怒杀宋义。楚怀王故改命项羽为上将军。后项羽遣英布、蒲将军等率军二万人，先渡漳河救赵，随后下令烧毁军营，破釜沉舟，士卒各持三日粮食，以示誓死之决心。至钜鹿，围困王离军，章邯率军迎救，但被楚军击退。项羽再率楚军连续进击，九战九捷。城内赵军亦乘楚军之威，进攻秦军，俘虏秦将王离，杀副将苏角，解钜鹿之围。之后，楚军又在漳南大破秦军，章邯向项羽投降，秦军主力至此丧失殆尽。钜鹿一战，有力的支援了刘邦进军关中推翻秦朝，决定了秦灭亡的命运，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以少胜多战例之一。

约法三章公元前206年，刘邦率兵进入咸阳后，秦王子婴迎降。刘邦本欲住在秦帝宫殿里面，后经张良等人劝谏，便封存秦宫中财宝，退出咸阳，驻军灞上。又召集诸县父老豪杰，对他们说：「父老苦秦苛法久矣，秦法规定，诽谤者灭族，偶语者弃市。我来时曾与诸侯相约，先入关中者为王。如今我当为王，与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诸吏人皆官复原职。」秦人闻之大喜，争以牛羊酒食飨劳军士，唯恐刘邦不为王。

楚汉战争指秦亡后项羽、刘邦争夺政权的战争。自汉元年(前206)初至高祖五年(前202)，历时共四年余。公元前206年，秦亡后，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另又划地分封十七个王，以刘邦为汉王。刘邦封王后，以汉中为基地，安定巴蜀，收复三秦；后乘项羽征讨齐地之机，攻占关中，进而占领西楚根据地彭城。双方在彭城展开决战，汉军大败。此后楚汉双方对峙，先后爆发了成皋之战、荥阳之战。由于项羽不善用人，政事军事又连连失策；由是刘邦军用谋略，一方面调兵遣将，包围项军，另一方面又派韩信攻魏、赵、燕、齐等地，令项羽腹背受敌，进退失据。汉四年（公元前203年），项羽向刘邦提出建议，双方约定以鸿沟为界，西为汉、东属楚。次年，项羽率兵东归，刘邦却乘项羽撤兵，全力追击，并约韩信、彭越合围，背约攻楚。项羽被围于垓下，汉军四面唱起楚歌，使楚军失去作战斗志。及后项羽率少数军士突围至乌江，终不敌，自刎而死。楚汉战争结束，刘邦即帝位，建立西汉。

三老乡官名。战国时秦、齐、魏国闾里及县均设，掌乡里教化。西汉初，乡、县皆置。汉王二年（前205），诏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者，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后郡国亦置。三老可免除徭役，就地方政事向县令、丞、尉提出各种建议。东汉明帝时，以年老大臣为之，以示孝悌天下。三国、两捃、南北朝所沿其制，少数县、乡亦置，然无定制

文景之治西汉文帝、景帝统治期间，社会比较安定，经济得到显著恢复和发展，后世封建史家誉为盛世，称为“文景之治”。《汉书•景帝纪》赞：文景之时“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文帝即位后，继续推行汉初与民休息的政策，屡次减免田赋，算赋减至每人每年四十钱，徭役由丁男一岁一事减至三岁而一事。又省减刑罚，倡导节俭，紧缩国家财政开支。景帝时定田租为三十税一，又减轻笞刑。至武帝即位之初，社会呈现繁荣景象。《史记•平准书》称：“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这一记载虽不无溢美之词，却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繁荣。但文、景时期外有匈奴的严重骚扰，内有淮南王刘长及吴楚七国的叛乱，所谓“太平盛世”，实际上存在着许多不稳定的因素。

七科讁汉代的一种谪戍制度，因规定应强制服役的七种人，故名。讁同谪，即谪发，始于秦。据《汉书•武帝纪》，天汉四年（前97），发天下七科讁及勇敢士等出朔方击匈奴。颜师古注引张晏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赘婿三，贾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凡七科也。”七科讁之名仅此一见。

算缗告缗元狩四年（前119年）在御史大夫张汤的建议下和桑弘羊等的具体筹划下，武帝颁布了算缗告缗令。所谓算缗，就是向工商业者和高利贷者征收财产税。所谓告缗，就是向朝廷揭发工商业者和高利贷者隐产漏税的违法行为。这既是为解决财政困难的燃眉之急，也有打击豪商的用意。算缗、告缗令的具体实施是凡是从事工商业的人必须申报个人的财产,以一千钱为一缗，每二千缗纳税一百二十钱，作为一算。另外，凡百姓家有小形马车，或有五丈以上船只的，都要征算。凡隐匿财产不报，或申报不实的，罚戍守边塞一年，钱财没收。凡告发别人隐匿财产的人，赏给被告发者财产的一半。

代田法汉代农田耕作方法，由汉武帝时搜粟都尉赵过总结并推广于北方旱作地区。因同一地块上作物种植位置隔年代换，故名。据《汉书•食货志》，其法是将耕地分成甽和垅，一亩三甽，甽垅相间，甽宽一尺，深一尺，垅亦宽一尺。种植时，先将种子播在甽中，待苗成长，每次中耕锄草时将垅上的土同草一起逐次锄入甽中，培壅苗根，甽垅逐渐相齐，使作物根深叶茂，利于生长。第二年种植时甽垅位置互换，以恢复地力。此法先行三辅地区，后推广到河东、弘农、西北边郡乃至居延等地，均取得良好效果。

推恩令汉代法令。据《汉书•主父偃传》，汉武帝为削弱诸侯王势力，于元朔二年（前127）采纳主父偃建议，颁行此令。规定诸侯王得推恩将其封地分封给继承王位的嫡长子以外的子孙，并上报朝廷，由皇帝制定列候封号，诸侯王无权废除或更改。所分王子候其过归郡统辖，不得过问政事，仅收纳封地内租税。此后诸侯王权势、封地俞益俞减，名存实亡。

互市指历史上中原王朝与周边各族间，及中国与外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中国与外国之贸易，亦称通商或通市。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开始了与西域各国的贸易。汉朝还在边境关口设关市，作为与少数民族的互市市场。“互市”之称，始于东汉与乌桓、鲜卑、匈奴等族的贸易。互市盛衰与政治、军事斗争密切相关。魏、晋以后，又称“交市”。时陆路贸易更加繁荣，海上贸易也开始发展。隋代在西北边境设交市监，掌互市事。唐贞观六年（632）改称互市监。沿边设互市场，以马市为主。后设市舶使，掌管南海贸易。中唐以后，东南海运大盛，海上贸易超过陆上，广州、交州、扬州、泉州成为重要商港，至五代，设博易务。时互市皆处于政府严格控制下，贸易物品多有限制。文宗大和时，除敕准互市者外，普通人“不得与诸藩客钱物交易”。五代时，私贸兴起，后周始许民与回鹘私市。宋、辽、金、元在边境设榷场互市。海外通商更加重要。宋代于广州、临安、明州、泉州等地设市舶司，还有密州板桥镇、上海镇、华亭县、青龙镇、江阴、温州等处设舶务和舶场。元代则于泉州、广州、杭州、庆元、温州、上海等地设市舶司。明代在海上仅准贡舶互市。清代与西北地区各少数民族及俄国、边外各族的贸易，由理藩院和当地将军、大臣及各旗札萨克管理稽查。内地商人领有理藩院票或当地该管衙门的执照，即可前往贸易。所伦诺尔、张家口、归化城、肃州、哈密、库仑、恰克图、乌里雅苏台、伊犁、塔尔巴哈台，以及喀什葛尔、叶尔羌、阿克苏等处。均为重要的互市点。对外贸易方面，初有海禁，康熙二十三年（1684）开放海禁后，始于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设关，置监督，管理与西洋的通商贸易。乾隆二十二年（1757）复关闭三关，仅留广州一关互市。

司马迁（前145-前87？）以“网罟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为宗旨，写出史学名著《史记》，其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创立本纪、世家、书、表、列传五种史书体例，各自独立又相互配合，互为补充，连成有机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史记》记史3000年，内容广泛，分析独到，堪称为立一家之言的百科全书式通史。司马迁矢志“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探究历史运动的底蕴。当时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春秋公羊学派已成为代表官方的统治思想，宣扬“天人感应”、“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唯心史观。司马迁则认为历史是不断变化的，历史的变化是“事势之流，相激使然”。并以“人谋”论兴亡，注意到社会经济力量的历史作用，认识到社会物质生产活动的重要性，肯定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合理性，试图从经济条件的分析中说明人们社会地位、思想意识和社会政治制度，表现出了朴素的唯物主义精神。

《史记》书名。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西汉司马迁撰，初名《太史公书》，又称《太史公记》、《太史记》、《太史公》。起于传说中之黄帝，止于汉武帝时期，共一百三十篇，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本纪”按年月编写历代帝王事迹，为全书纲领。“表”用表格形式谱列人物和史事。“世家”载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历史。“列传”人物传记。全书规模宏大，体制完备，首创以本纪、列传为主，书、表相辅的编纂方法，为后世纪传体史书所取法。因记叙详实，内容丰富，材料系统，文字生动，成为人们研究汉武帝以前中国历史的重要典籍，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有很高的地位。据《汉书•司马迁传》，东汉时本书已缺十篇，有录无书。三国魏张晏认为，所亡诸篇为《景帝纪》、《武帝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元帝、成帝之间褚少孙补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列传》、《日者列传》。张晏之说不可尽信，但近本《史记》确有残缺，并杂有后人续笔。书中标明“褚先生曰”以下文字，即为褚少孙补作。后人注释之作主要有南朝宋裴骃撰《史记集解》，唐司马贞撰《史记索隐》，张守节撰《史记正义》。清梁玉绳作《史记志疑》，侧重考订史事。日本泷川资言作《史记会注考证》，回击了各家注释和考证成果。近人尚有多种注释、考证之作。

河西四郡这是西汉与匈奴第二次战役后所设地方机构。前121年，汉武帝派霍去病出陇西，越过焉支山西进，攻到祁连山，大破匈奴军，河西的匈奴贵族损失惨重。这次战役后，汉在这里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历史上称“河西四郡”。从此打开了汉通西域的道路。

盐铁之议西汉昭帝时召开的辩论盐铁官营等国家政策的会议。汉武帝时实行盐铁官营，增加了政府收入，但其弊端也日益显著。昭帝即位后，大将军霍光辅政，继续遵行汉武帝末年与民休息的政策。始元六年（前81），令丞相车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召集郡国所举贤良文学六十余人至京师，问以百姓疾苦及施政教化的要务。贤良文学请罢盐铁酒肆均输，而桑弘羊则以盐铁官营等为国家大业，反对废止。双方展开论战，除盐铁问题外，还涉及对匈奴的关系、德教与法治之得失等问题。结果，桑弘羊作出某些让步，奏罢郡国榷酤及关内铁官。宣帝时，庐江太守丞桓宽据会议资料，结合汝南朱子伯的追述，推衍增广而成《盐铁论》一书。

西域都护官名。或称都护西域、使西域都护，西汉置，汉代西域最高军政长官。西汉时，都护为加于其他官号上的职称，多以骑都尉领其职，秩比二千石；东汉时为单任官职。西汉武帝时置使者、校尉领护西域，宣帝神爵二年（前60）以郑吉并护鄯善以西南道、车师以西北道，称都护西域骑校尉，都护治乌垒城，秩比二千石，有副校尉、丞一人，司马、候、千人各二人。诸屯田校尉、戊己校尉皆属之。与渠犁田官相近，屯田都尉属都护。监护西域三十六国（后分为五十多国），遂为常制。都护开幕府。都护职在统领大宛及其以东城郭诸国兼督察乌孙、康居等行国，颁行朝廷号令；诸国有乱，得发兵征讨。至新莽末年，西域乱，与西域断绝，都护李崇没于龟兹，遂罢都护。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一年，西域18国请复置都护，光武帝不许。明帝永平十七年（74），始以陈睦为都护。次年，焉耆、龟兹叛，共攻杀陈睦，遂罢都护。和帝永元三年，将兵长史班超平定西域，遂以班超为都护，驻龟兹境它乾城。十四年，班超还洛阳，继任者有任尚、段禧。安帝永初元年（107），西域乱，征禧还，自此不复置都护。至延光二年（123），以班勇为西域长史，复平西域，遂以长史屯柳中行都护之职。西域事务遂由戊己校尉、西域长史主之。十六国前凉亦置，领营兵，职掌不同于汉，前秦苻坚曾以张天赐任此职。

限民名田限制私人占有土地的数额的主张。汉武帝时，土地兼并非常严重，大地主和广大农民间的阶级矛盾极为尖锐，为巩固封建统治，安定社会秩序，董仲舒提出限田主张。他认为秦自商鞅变法以来，由于土地允许自由买卖，地主和官僚贵族垄断了山林川泽之利，加以财政赋税过重，贪官污吏的克扣残暴，致使“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大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而对此状况，他主张限制私人占有土地的最高数额，即“限民名田”。但董仲舒并未说明限田的亩数以及具体实行的办法，只是强调应当限制私人占田(“名田”)。所以，董仲舒此主张，并未付之实行。

口钱亦称口赋，秦代已有口赋之名。董说《七国考》引《大事记》：“渭水不洗口赋起。”或为人头税的泛称。汉代则专指儿童人口税。据《汉书•昭帝纪》颜师古注引如淳曰：“《汉仪注》民年七岁至十四出口赋钱，人二十三。二十钱以食天子，其三钱者，武帝加口钱以补车骑马。”又据《汉书•贡禹传》，武帝时“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今人或说口赋起征年龄本为七岁，武帝时始提前至三岁。一说起征年龄本为三岁，元帝采纳贡禹建议，令民产子七岁乃出口钱。东汉末，政治黑暗，口赋或自一岁起征，至“民多不举子”，口赋负担至此最重。

昭宣中兴汉武帝末年，由于长时期的兴师暴众和严刑峻法，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农民起义的烽火四处燃烧。在民怨沸腾的情况下，汉武帝不得不下轮台罪己之沼，宣布:“当今务在禁苛暴，止(废除)擅赋，力本农＂，表示与民更始，发展生产，与民休息。汉武帝死后，昭帝、宣帝相继当政，西汉历史进入昭、室时期。这一时期，统治者采取了以下三个主要政策：一)轻摇薄赋，发展生产（二）重视吏治(三)平理刑狱通过这些措施，改变了武帝末年人人自危，大臣\"安危不可知\"的恐怖局面，从而缓和了社会矛盾。昭、宣时期这些政治、经济措施的实行，使一度风雨飘摇的西汉王朝又兴盛起来。刘向评论汉宣帝时称赞他“政教明；法令行，边境安，四夷清，单于款塞，天下殷富，百姓康乐，其治过于太宗(文帝)之时”(《风俗通?正失》)。这一评论有溢美之辞，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客观事实。

汜胜之书书名。西汉汜胜之著。作者在成帝时曾在今陕西关中平原提倡种麦，获得丰收。本书是西汉黄河流域劳动人民农业生产经验和操作技术的总结，内容几乎包括农业生产的全过程。对耕作的基本原则、选择播种日期、种子处理、农作物栽培技术、收获、留种贮藏、区田法等均有记述。其中区田法、溲种法突出体现了西汉农业生产的发展水平。本书已佚，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引证较多。清人辑本以洪颐煊所辑为最优。

七略书目名。西汉刘歆编撰。刘歆继承其父刘向遗业，整理国家藏书，在刘向《别录》基础上编撰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因名《七略》。辑略为编辑凡例并总论各类图书源流。其余六略分类著录各种图书，共分三十八种。六艺略九种，著录儒家经典，汉人解经之作及其他有关书籍；诸子略十种，著录先秦诸子及汉人有关哲学、政治、经济、法律等等方面的著作；诗赋略五种，著录楚辞及汉人诗赋等文学作品；兵书略四种，著录军事学著作；数术略六种，著录天文历法及占卜星相方面的书籍；方技略四种，著录医学及有关房中、神仙的书籍。每书下注作者、卷数。《七略》保存了文化史的珍贵资料，是中国最早的综合性图书分类目录，对后世目录学发展有深远影响。

王莽新朝皇帝。公元8—23年在位。字巨君。魏郡元城人，汉元帝皇后王政君之侄。初任黄门郎，迁射声校尉。成帝永始元年（前16）风新都侯，迁骑都尉光禄大夫给事中。因劾奏外戚定陵侯淳于长，获正直名。矫情伪饰，示人俭约。绥和元年（前8）任大司马。哀帝时，因外戚丁、傅用事。罢官就第。哀帝死，王政君以太皇太后临朝称制，复任以为大司马，与议平帝，进封安汉公。为笼络人心，出钱献田赋给贫民，增加博士名额，网络儒生士人。元始五年（5）平帝死后，选立年仅两岁的孺子婴，仿效周公居摄践祚，自称“假皇帝”。初始元年（8）自立为帝，改国号曰“新”，建元“始建国”。旋托古改制，更名天下田为“王田”，奴婢为“私属”，禁止买卖；设立五均赊贷和六管；屡次改变币制，造成社会经济极大混乱。法禁烦苛，人民因铸钱犯法，伍人相坐，罚为官奴婢者以十万数。加以连年灾荒，饥谨疾疫相继，以致民不聊生。又强迫各少数民族统治者改换汉朝封授的印绶，贬王为侯，引起各族反抗，社会危机进一步加重，终于爆发赤眉绿林农民大起义。地皇四年（23）九月，绿林军攻入长安，遂被商人杜吴砍死，新朝灭亡。

五均赊贷新莽实行的经济垄断政策，为“六管”之一。《周礼》有赊贷之法，《乐语》有“五均”之官。王莽托古改制，以为管理物价、负责税收及赊贷。其法于长安东、西两市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五大城市设均输官，改原来的市令、长为五均司市师，下设交易丞五人，司平衡物价，设钱府丞一人，司税收及赊贷。所谓平衡物价实为贱买贵卖，从中渔利，收税范围遍及各业，凡工商渔采畜牧，以及医巫卜祝等无一或免。官府赊贷虽取息略轻，但过期不还，罚作罪徒。实行的结果是“奸吏猾民并侵，众庶各不安生”。社会矛盾激化，加速新朝灭亡。

谶纬以阴阳五行、天人感应为基础，以预占为特征的神学体系。谶是巫师或方士制作的一种隐语或预言，起源很早，战国时流行于秦、赵等国。秦末农民大起义曾利用这种迷信形式，如《史记•秦本纪》所载“亡秦者，胡也”的谶语，《陈涉世家》所载“篝火狐鸣”、“鱼腹帛书”的故事。西汉中期以后方士们采集、制造大量谶言，结集为书。与此同时，以《公羊传》、《尚书大传》、京房《易》学、《春秋繁露》等为代表的西汉今文经学，依据其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的理论，解释社会政治现象，预占色彩日趋浓厚。哀、平之际，谶言迷信与今文经学中的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神学合流，并吸收社会上流传已久的天文占、五行占、杂占、符命、五德终始等迷信形式，形成谶纬神学。王莽代汉，光武中兴，都利用过谶纬中的图谶符命。东汉时成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思想，极为盛行，亦称内学，经过官方学者整理删简，逐渐定型，以符瑞预占为主的称谶书，如《河图》、《洛书》、《论语谶》等；附会儒家经义以言灾祥符命的称纬书，如《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七经纬等。其内容实质并无很大区别。经过石渠阁、白虎观两次经学会议，逐步完成其与今文经学的结合。其中既充斥荒诞迷信的内容，又包含一些天文、历法、地理、农学、医学、乐律等方面的科学史资料。如《尚书考灵曜》说：“地恒动不止人不知，譬如人在大舟中，闭牖而坐，舟行不觉也。”反映了当时朴素的地动假说。对于研究西汉后期至三国的政治生活、社会状况、思想、宗教、艺术、风俗，也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因其社会政治观所采取的五德相生说，及带有影射性的神秘谶言，具有很大的煽动性，在王朝更迭时往往被用做膺受天命的依据，加剧社会的动乱。魏晋以来，历代统治者数加禁毁，大部分已散失，难窥全貌。前人有数种辑本，以赵在翰《七纬》较佳。近年有日本学者安居香山、中村璋八所辑《重修纬书集成》，最为完备。

班固（32-92）生活于东汉。修撰《汉书》，其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将《史记》创立的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合为纪、表、志、传四个部分。《汉书》开创的断代史和纪、表、志、传的历史著述体例，多为后世史家仿效。班固坚持儒家封建正统史观，宣扬天人感应的封建神学思想，但也表露了历史变化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重视了经济因素的作用。

《白虎通义》东汉班固在白虎观会上整理的著作。它是今文经学总结性的著作，把谶纬学说与今文经学结合为一体，使儒学进一步神秘化。

度田所谓度田,就是丈量土地,其中也包括核实户口.度田的目的是增加政府租税和赋役的收入.刘秀在公元39年(建武十五年)下令度田和检查户口,要各州,郡清查田地数量和户口,年岁,以便国家对土地和劳动力的控制.同时也核查豪强地主的土地人口,以限制豪强大家兼并土地和奴役人口的数量,使国家赋税收入增加.度田遭到了豪强地主的反抗,最终以失败告终.

十常侍东汉灵帝时专权的宦官集团。宦者张让、赵忠、夏恽、郭胜、孙璋、毕岚、栗嵩、段珪、高望、张恭、韩悝、宋典十二人，皆为中常侍，封侯贵宠，父兄子弟为官者布列州郡，所在贪残。时人举其大数，统称为“十常侍”。

党锢之祸东汉中叶以后，外戚与宦官的争权夺利愈演愈烈。东汉后期，清议盛行，对时政有很大影响。由于宦官专权垄断了仕途,严重侵夺了士人的上进之路,大批太学生和儒生们上进无门,就与官僚士大夫结合,在朝野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士大夫反对宦官专权的社会政治力量.他们以清流自命,视宦官人物为浊流,对宦官进行猛烈地抨击,其手段是上奏书,揭露宦官罪恶,或利用职权直接惩治贪桩枉法的宦官及其党羽.他们\"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后汉书•党锢列传》),兴起\"清议\"之风.桓帝时期，以司隶校尉李膺、太尉陈蕃、王畅为首的官僚集团，与以郭泰、贾彪为首的三万余太学生联合起来，结成朋党，猛烈抨击宦官专权的黑暗统治。宦官依靠皇权，两次向党人发动大规模和残酷迫害活动，致使官僚集团被禁止仕宦或参与政治活动史称“党锢之祸”。公元166年，宦官集团对党人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迫害活动。其导火线是张成事件。方士张成与宦官来往密切，因事先知道朝廷将要大赦，故纵恿儿子杀人。延熹九年（166），任河南尹的李膺却不顾赦令，坚持将张成的儿子处死。宦官乘机唆使张成的弟子宋脩上书，告发李膺交结太学诸生，共为部党，诽谤朝廷。在宦官的怂恿下，桓帝下令捕李膺，株连太仆杜密及陈寘、范滂等二百余人，太尉陈蕃免官。宦官更是推波助澜，大肆制造冤狱，弄得朝野上下，一片恐怖气氛。他们动用酷刑逼供牵引同党，企图一网打尽。“钩谓相牵引也”，所以，对这些党人也称“钩党”。第二年，桓帝迫于舆论压力，释放了党人，但把李膺等人遣送还乡，“禁锢终身”。这就是第一次党锢之祸。灵帝即位，外戚窦武与太傅陈蕃共同执政，起用李膺等党人，密谋诛杀宦官。事败，窦武、陈蕃被害，李膺等人复遭废锢。建宁二年（169），宦官侯览在家乡任意残害百姓，督邮张俭上书弹劾，要求惩办侯览。但是，此书被侯览扣下，并指使人诬陷党人张俭结党图危社稷。于是，灵帝下令讨捕张俭等人，宦官曹节也趁机奏捕杀害李膺、杜密、范滂等百余人。其后被宦官指为党人，或因仇怨陷害和官吏滥捕而死、徙、废、禁者又有六七百人。熹平元年（172）宦官又借机逐捕党人和太学生千余人。五年，公元176年，永昌太守曹鸾上书要求赦免党人，宦官认为这是替党人翻案。因此，先将曹鸾活活打死，然后又下令禁锢党人，株连亲属，把对党人的迫害活动推向了高潮。灵帝下诏州郡，凡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及五服的亲属都免官禁锢。是为第二次党锢事件。经过这场浩劫，天下儒生几乎被一网打尽。直至中平元年（184）黄巾大起义爆发后，灵帝才下诏赦免党人

部曲古代依附性较强的农民。部和曲本为西汉以来的军事建制，后渐变成军队的代名、士卒队伍的变称。东汉末，岁主将有人身依附关系的部曲，变为主将的私属。汉魏之际，有私家佃客充任部曲，部曲多为主人耕佃。两晋南北朝时期，部曲成为依附民的称谓。困于战乱的农民，请求武装豪强大族保护，成为依附人口，变成私部曲，亦称家兵。因战争不断扩大和延续，部曲越来越多，逐渐成为且战且耕的生产者。唐时部曲由南北朝发展而来，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及家内服役。为私家所有，无人身自由，不得主人允许，不得擅自离开土地，否则以“逃亡”论罪。婚姻亦受主人限制。部曲死后，其妻由主人处置。唐法典明文规定，奴婢、部曲地位低于良人，“部曲杀良人，绞；良人杀部曲，减一等，流三千里”。“部曲杀主，斩；主杀部曲，部曲有罪，勿论，部曲无罪，主徒刑一年”。

屯田亦称屯垦，即对土地所行之有组织垦种。西汉以来，历代为解决军粮供给、军费开支及补充国库储备，多组织兵士、利用人犯或招募农户垦种。主要采取军屯和民屯两类形式。军屯即以军事组织形式由军兵及其家属进行屯种，民屯即以民户为主体之有组织屯种，其中包括一般民户屯种及罪犯屯种。此外明代尚有商屯记录，即由山人招募农户所行之屯种。为了解决军队的粮食问题，曹操接受了枣祗、韩浩等人的建议，实行屯田。民屯由典农中郎将、典农校尉、屯田都尉负责；军屯由司农、度支校尉、度支都尉负责。民屯的农民称屯田客或典农部民，与国家按四六或对半分成。军屯的生产者称屯田兵或田卒。屯田制度促进了北方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西汉文帝十一年（前169），募民垦北方边郡。武帝元狩四年（前119），以军兵五六万于西北屯垦。后历代多沿其制，至设专门机构管理屯田事宜。唐宋时，称军屯为屯田，民屯为营田。金元屯田甚盛，元代除军屯、民屯外，并有军民混合屯，分隶枢密院各卫、大司农司、宣徽院及行省。明代掌于工部屯田司。清沿明制，而屯田规模更大，有旗屯、卫所屯田、民屯数种，乾隆间，育设新疆屯田、回屯等，后因裁撤卫所，仅于漕运各地、甘肃、安西一带，新疆及湖广、云贵等地保持一定数量屯田。光绪二十八年（1902），因改漕运为海运，裁撤屯卫弁丁，屯户将多占田地纳地价于官，报明税契，听其管业，漕运屯田废罢。历代所行屯田，组织性强，耕种面积大，便于水利建设，变大片荒地为良田，对当时减轻农民负担、恢复发展生产、开发边疆起到积极作用。

屯田客即参加屯田之农民。东汉建安元年（196）曹操开始屯田，其劳动力为招募而来的农民，称屯田客。其产品按收成多寡与政府分成。屯田客初专以农桑为业，不负担力役、兵役。三国魏文帝以后，屯田制度逐渐破坏，屯田客遂成为官僚大族依附农民。吴亦推行屯田，主要以被征服之山越人为屯田客。

监司官名或官署名统称。汉代、两晋及南北朝时期指刺史、侍御史及尚书左、右丞等有监察权的官员。《后汉书•左雄传》：“监司项背相望，与同疾疢，见非不举，闻恶不察。”宋代诸路转运使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有监察各州官吏之责，故亦有此称。明代则称提刑按察司。清代为司、道之统称。因藩司、道台有监督府县之责，故称。

尚书台官署名。秦、西汉少府有尚书署，掌收发诏命奏章。东汉称尚书台，亦号中台、内台，仍设宫禁中，职权进一步扩大，名义上隶属少府，实则只属皇帝，是参与决策命令、综理国事的政务中枢。各级官府奏章皆呈送尚书台，由其拆阅、裁定、记录、转呈、代奏，并向皇帝提供建议，参议政事。皇帝有成命，由其拟诏出令，下达三公府，有时不经三公，径下九卿。主管官员对诏令有异议，有权驳议。官吏选举、任免、课考、弹劾、诛赏、刑狱，无所不总。上自中央九卿，下至州郡，一切行政事务，由其分曹监督管理。虽置三宫，形同虚设，权归台阁。太傅、太尉、大将军等大臣如加“录尚书事”衔，始可参与国政，综理政务，成为真宰相。长官为尚书令，次官为尚书仆射，总领台事，参议朝事。左、右丞各一员，掌台内具体事务及监督诸曹。设尚书六员，分领三公、吏，二千石（后又分曹）、民、客（后分南北主客）、中都官诸曹，曹各置郎（侍郎、郎中）、令史。东汉末，仆射分置左、右。和帝以后，信用宦官，中常侍出纳王命，与尚书台分权。魏、晋以后，改称尚书省。然魏、晋、南朝宋、齐往往台、省互称。

建安七子指东汉献帝时，孔融、王粲、刘桢、陈琳、阮瑀、徐干、应玚等七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因献帝年号为“建安”，故称之“建安七子”。其中王粲《七哀诗》和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是建安七子的代表作品。

赤壁之战别称乌林之役。东汉末，曹操先后平定袁术、吕布、袁绍父子后，据有河北及中原大部。建安十三年（208）七月南征荆州，欲进而统一南方。时荆州牧刘表卒，表幼子琮举州降。寄寓于刘表的刘备，自樊率众过襄阳，退至当阳，遣关羽率水军往江陵接应。操率轻骑五千穷追，于当阳长坂大破备军，备率余众与羽及表长子江夏太守琦会于夏口。操军夺取江陵，将顺流东下，并写信给孙权招降。备遣诸葛亮请教于孙权，权犹豫未决，亮指出操军远来疲弊、不习水性、荆州民未服，孙刘合力必能破操，则鼎足之势成。张昭等则以势力悬殊，不如迎之。鲁肃劝权不可放弃已据江南之局面，周瑜力言操军可破之理由，权乃决心应战。以瑜、程普为左、右督，以肃为赞军校尉，率兵三万与备两万会于樊口，时操军约二十余万。是年东战于赤壁。时操军已有疫疾，初战不利，退至乌林，操军战船首尾相连，瑜将黄盖献计伪降，以斗舰十艘满载引火物，及接近操船舰同时发火，烧尽北船。时东南风急，遂沿及岸上营地。操军大溃，人马烧、溺死者甚众。瑜率军继进，操遂烧余船资，从华容败逃。瑜、备水陆并进，追操至南郡。是役操军兼以饥疫，死者大半，操留曹仁、徐晃守江陵，乐进守襄阳，引军北还。备旋地荆州四郡（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后又得益州，遂与孙、曹渐成三足鼎分之势。

八议古代刑法制度，即刑法中规定一些特殊人犯罪时享有免减刑罚特权的制度。始见于《周礼•秋官•小司寇》中之亲、故、贤、能、功、贵、勤、宾八辟。至三国魏时正式列八议于律文，后为历朝沿用。共有八种：一曰议亲，即皇亲国戚；二曰议故，即侍奉过皇帝的旧友故交；三曰议贤，即有德行之贤臣名士；四曰议能，即能治国治军之杰出人才；五曰议功，即功勋卓越者；六曰议贵，即贵族和大官僚；七曰议勤，即公务勤谨者；八曰议宾，即前朝之王公大臣。以上八种人犯有死罪（十恶除外）者，司法需先行奏报，奉旨方可勾问，但不得拟罪，只能将事由奏报，由皇帝裁夺，一般均予免死，流刑以下照例予以免刑，并可纳银赎罪或以官品抵消刑罪。

九品中正制又称九品官人法。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官吏选拔制度。东汉延康元年（220），曹丕用吏部尚书陈群建议，立九品官人之法。说见《三国志•魏志•陈群传》，事在曹丕代汉之前夕。然《宋书•恩幸传》言：“汉末丧乱，魏武始基，军中仓卒，权立九品”。据此则曹操时已有此法，或陈群据以立为定制。它的主要内容是，在各州郡选择「贤有识见」、有名望，善识别人才的官员任「中正」，查访评定州郡人士，将他们分成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作为吏部授官的依据。曹芳时，司马懿当国，于各州加置大中正，遂有大、小中正之别。九品官人之法初建时，乡邑清议，不拘爵位，褒贬所加，有劝励作用。然任中正者趋势则不暇举贤，畏恶则不敢疾恶，循至只问门第高下，不究贤愚善恶，实际上官员都从世家大族中选定，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晋刘毅言其弊，“下品无高门，上品无寒士”）的情况。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都以此制选官。隋废。

九品混通一作九品相通。魏、晋、南北朝时赋税办法之一。《魏书•食货志》称：“先是天下户以九品混通，户调帛二匹，絮二今，粟二十石。”此乃每户应纳之标准。而各户按资产多少分为九等，资产多者按高于标准量递增，资产少者按低于标准量递减，此法名为赀赋，即所谓“计赀定课，裒多益寡”。一说此法在西晋只限于户调。北魏实行均田制后，此法不再行。

八公晋代八个最高品秩官之合称。晋武帝即位后，中央最高统治阶层因人设官，既相沿周代之三公设太宰（即太师）、太傅、太保，又承袭汉代之三公置太尉、司徒、司空，另加大司马、大将军，合称八公。八公虽多为尊贵容衔，然职掌各异，太宰、太傅、太保同为上公，论道经邦；司徒、司空掌五教九土之差；太尉、大司马掌兵；大将军统政。

八王之乱西晋宗室间争夺皇权的变乱，与乱者主要有汝南王亮，楚王玮、赵王伦、齐王冏、长沙王乂、成都王颖、河间王顒、东海王越。晋初大封同姓王，握军政实权，武帝死后，惠帝妻贾后与辅政外戚杨骏争权。元康元年（291），贾后与玮合谋发动禁军政变，杀骏。而大权却为亮及太保卫瓘所掌握，贾后野心未能实现。复使玮杀亮、瓘，事后反诬玮矫诏擅杀大臣，将玮处死。九年，贾后废太子遹。次年杀之，伦、冏以此为名，联兵入宫杀贾后。永宁元年（301），伦废惠帝自立，冏于许昌起兵讨伐，颖、顒举兵响应。禁军将领王舆起兵杀伦，迎惠帝复位，冏以大司马执政。太安元年（302）底，顒起病讨冏，乂于洛阳为内应，入宫擒杀冏而执政。二年，顒、颖合兵讨乂，联军屡败，洛阳旧困不饥，永安元年（304），越与部分禁军合谋擒乂，送于顒部将张方，为方所杀。颖入洛阳为丞相，复返邺城，以皇太弟遥控朝政。越挟惠帝率禁军攻邺，大败于荡阴，张方趁机再占洛阳。后并州刺使司马滕与幽州刺使王浚联兵破邺，颖挟惠帝奔洛阳。旋为张方送长安。永业三年（306），越再起兵杀颖、顒。同年毒杀惠帝，另立怀帝，权入越手，八王之乱终结。

九分食一东晋时诸王食封之标准。规定各封国租调中九分之八归朝廷，九分之一归诸侯，谓之九分食一

荫客制两晋时期有关户籍的一项法令规定。西晋占田令规定官吏可以按照品级的高低荫庇亲属，多者可以至九族，少者可以荫三世。宗室、国宾、先贤后人及士人的子孙待遇相同；除荫亲属外，还可以荫衣食客及佃客：六品以上可以荫衣食客二人，七、八品二人，九品及御前护卫可荫一人；佃客则一、二品可荫五十户，三品十户，四品七户，五品五户，六品三户，七品二户，八、九品一户。荫客制使官僚荫客受到法律保护，西晋在荫客制普遍推行的同时又规定了荫客的数量，即国家在承认荫客的同时又试图在一定程度上加以限制，但是这种限制并没有完全起到作用。西晋时期，大官僚奴客众多，大大超过了法令允许的数量。至东晋，南北大族荫客现象也十分严重，达到毫无限制的程度，以致政府和大族在争夺劳动力方面形成激烈矛盾，出现了南北两方检括户籍的行动。

世兵制魏晋南北朝时期通行的兵役制度。世兵制创立于三国，盛于西晋，东晋南朝逐渐衰落。所谓世兵制，就是将士兵全家从普通百姓中抽离出来，使其脱离民籍，集中居住，变为军籍，除了士兵本人终身为兵外，其家口世代亦需为兵，士死，其寡妻遗女也要配士家。由是世兵制使服兵役成为一部分人的特定义务，这部分人称作士，其家成为士家或军户。北朝后期，世兵制逐渐为府兵制所取代。

占田制西晋颁布的土地、赋税制度。是战国、秦汉以来「名田」制度和限田政策的产物。晋初社会经济有所发展，土地兼并渐趋严重，为加强对自耕农民的控制，及限制土地兼并，以保证国家赋税徭役的徵发，太康元年(280年)灭吴统一全国后，西晋政府遂颁布占田、课田令。占田、课田令规定：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减半，次丁女不课(男女年十六以上至六十为丁，十五以下至十三、六十一以上至六十五为次丁)。官吏以官品高卑贵贱占田，从第一品占五十顷，至第九品占十顷，每品之间递减五顷。此外又规定可依官品高低荫庇亲属，最多可至九族。

户调制西晋时，废除九品混通制，实行定额租税制，即一夫一妇的家庭，纳户调帛一匹、粟二石。民年十五岁以上未娶妻的，四人出一夫一妇之调。能从事耕织的壮年奴婢，八口出一夫一妇之调。耕牛二十头，出一夫一妇之调。产麻之乡，以布代帛，数同。户调制度的实行，改变了过去赋税徵收的混乱现象，对于自耕农来说，户调有所减轻；对于大地主来说，由于户调徵收到奴婢和耕牛，比率较低，负担还是增加了。而西晋灭亡后，东晋南北朝仍有实行，至太和九年(485年)均田制实施后，户调制才废止。

复客制国家允许官僚大族所占有的佃客免除赋役。他们的佃客多由国家赐予，如东吴政府曾赐吕蒙“寻阳屯田六百人”。他们的佃客也有自行招募的，但也不向国家服役纳税。世袭领兵制东吴政权允许大族将领率领的兵可以世袭。东吴的兵需为将领种地，服各种杂役，实际上是将领的农奴。

门阀门即门第，指家世族望；阀即阀阅，指功绩资历。门阀初指累世显贵之家，其后形成为以门第阀阅为依据的等级制度和观念。自秦至西汉，封建官僚的仕进尚不受门第阀阅所限制，不少公卿出自于寒素之家。东汉时，由于世家大族垄断察举征辟，操纵乡闾清议，门阀观念逐渐形成。在东汉末已习以为俗。但门阀成为一种政治制度，则是在魏晋以后。

士族士族亦称世族、势族、甲族、高门、冠族、旧门、著姓、右姓等，与庶族相对。南北朝、隋唐时身份性地主。东汉时逐渐形成。三国魏时，实行“九品官人法”，促成“公门有公，卿门有卿”，士族在政治上有特权，垄断仕途，并合法荫客，分割国家纳税户。其有侨姓、吴姓、郡姓、虏姓、膏梁、甲族、冠族、着姓、右族、华腴、旧族、高门之名。在学术上，以经学礼法传家，并实行“身份内婚制”，不和庶族通婚。两晋为士族鼎盛时期，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东晋时，三品以上官职几乎全由士族担任，后经农民战争冲击，江南生产力发展，庶族地主经济上升，士族地主势力逐渐衰落。至南朝，士族已丧失部分权势。北朝少数民族掌权，士族势力始终不及南朝时强大。隋末农民起义，“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杀之”，士族势力受沉重打击，“名虽著于乡里，身未免于贫贱”。唐时，士族仍有相当政治地位，不少宰相出身士族，但已丧失垄断仕进与合法荫客之权。有些士族为考取进士，轻经学而重诗赋。“身份内婚制”开始打破，与庶族通婚。五代以后，士族地主势力逐渐衰落。

清谈魏晋名士以清谈为主要方式，针对本和末、有和无、动和静、一和多、体和用、言和意、自然和名教的诸多具有哲学意义的命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清谈的进行有一套约定俗成的程式，清谈一般都有交谈的对手，藉以引起争辩。争辩或为驳难、或为讨论。在通常情况下，辩论的双方分为主客，人数不限，有时两人，有时三人，甚至更多。谈话的席位称为「谈坐」，谈论的术语称为「谈端」，言论时引经据典称作「谈证」，谈论的语言称为「谈锋」。在清谈的过程中，一方提出自己对主题内容的见解，以树立自己的论点，另一方则通过对话，进行「问难」，推翻对方的结论，同时树立自己的理论。在相互论难的过程中，其他人也可以就着讨论主题发表赞成或反对的意见，称为「谈助」。到讨论结束时，或主客双方协调一致，握手言和，或者各执一辞，互不相让，于是有人出来调停，暂时结束谈论，称为「一番」，以后还可能会有「两番」、「三番」，直至得出结论，取胜一方为胜论，失败的一方为败论。

魏晋玄学魏、晋、南北朝流行的一种崇尚老庄社会思潮，是研究幽深玄远问题的学说。语始见《晋书•陆云传》。魏晋名士以谈“玄”，释“玄”，崇尚虚无，空谈名理为风气，并建立起不同的流派，故名。“玄”这一概念，最早见于《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以《老子》、《庄子》、和《周易》为经典，称为「三玄」，讨论有无、本末、动静、言意象，以及自然与名教等的相互关系，以综合儒、道、名、法诸家学说的新的思想形式，代替趋于衰微的汉代经学。魏晋玄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阮籍、嵇康、王弼、向秀、郭象等。其发展经历了不同的阶段。综观魏晋玄学，其基本特点有：以「三玄」为主要研究对象，并以《老子》、《庄子》注解《易经》；以辩证「有无」问题为中心；以探究世界本体为其基本内容，有提出「以无为本」及认为「有」是独自存在的，不需要「无」作自己的本的思想；以解决自然与名教的关系为其哲学目的；针对汉儒支离繁琐的解释方法，强调在论证问题时把握义理，反对执着言、象，提出「得意忘言」、「寄言出意」的方法；以「辨名析理」为其的思维形式。由是形成两晋南北朝玄学的独有特色。魏正始年间，以何晏、王弼为代表，崇尚《老子》，辅以《易》学，提倡“贵无”，主张以寂然不动的“无”为世界的精神性本体，但也注重儒家的丧祭服制和历代的典仪，服膺孔子，以自然为本，名教为末，统一儒、道。宣传“以寡治众”，“君主无为”。史称“正始之音”。而阮籍、嵇康则视自然与名教为对立，主张毁弃礼法，“越名教而任自然”。认为达于“自然”，必能“通于治化”，幻想无君、无臣的自然社会。魏晋之际，裴頠批评“以无为本”，肯定万有存在的真实性，并反对寄生思想和纵欲主义，反对“贵无”和“崇有”，认为万物皆“块然自生”，用神秘的“自生”代替“无”为世界的本原，否定万有的真实性。主张“名教即自然”，君臣、上下之分乃是“天理自然”的体现。东晋以后，玄学与佛学趋于合流，其特点是以玄学解佛学，主要代表人物为僧肇，提出无不绝虚，有非真有，以一种非有非无，有无合一的学说，企图凌驾于玄学各派之上。至此，玄学岁余波未泯，但佛学已逐渐取代其地位。魏晋玄学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文化背景：它是由汉代道家思想、黄老之学演变发展而来的；又鉴于汉末儒学衰落，为弥补其不足而产生出来的；它亦是汉末魏初清谈直接演化而来的产物。

浮客魏晋南北朝时期脱离本乡户籍，逃亡外地之人。当中多为豪强大族佃客，不入家籍，无赋役租调。

侨州郡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后，北方人口大量南迁，为应付大量南下移民，东晋南朝政权利用侨寄的方法，设立了众多的侨州、侨郡和侨县，以安置北方南迁来的移民。政府在流民聚居之地，按流民原籍之州、郡、县的名称设立临时性地方行政机构，进行登记和管理，并以流民中的大族担任刺史、太守和县令。侨州郡县原意本是寄寓，并无实土，侨州郡县的户籍亦只属于临时性质，著籍者可享受免除徭役的优待。侨州郡多在丹阳、晋陵、广陵等郡境内，侨州多以司、豫、兖、徐、青、并六州为名，侨郡、侨县更是不可胜数，由于侨州郡、县数目繁多，故此在行政管理上造成诸多不便，统属亦十分混乱。由于十六国时期北方曾发生过多次战乱，令致大量移民南迁，于是侨州郡越来越多，领土却越来越小，有时甚至会出现两郡同置一县和两州同治一郡的双头郡县，行政区划十分混乱。为解决问题，东晋南朝曾多次实行土断，以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由是裁撤或合并一些流寓性的地方机构，许多侨州郡县被省并。但在省并的过程中，朝廷又往往把一些江南的县邑，转移给侨州郡管辖，使得侨州郡有了实际辖地，这样不仅没有彻底消除侨州郡，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搞乱了长江中下游固有的地方行政系统。

侨人东晋南朝时期特指寓居南方之北来人口。西晋末中原大乱，自东晋元帝寓居江左，百姓纷自北南奔，谓之侨人。皆取旧壤之名，侨置郡县，往往散居，无有土著，准其暂挟注本郡，免除赋役。日久侨人安家定居，数经土断，多以其居地为籍，纳税服役同于郡县土著编户.土断东晋南朝撤消侨州郡县，将侨人编入所在郡县户籍，谓之土断。两晋、南朝时重要措施之一，即以土著为断。指以现居地为准，将人户著之于籍。其旨意、方法因时而有差异。西晋武帝太康五年（284），汝南王司马亮、司空卫瓘上疏，咸用土断，使举善进才，各由乡论，以纠九品中正制之流弊，是为土断之始。晋廷东迁后，北方侨人日回月徙，南方流民去来纷杂。侨州郡县无定界，侨人皆免调役。侨姓士族广占田园，隐匿人口，朝廷赋役日削。政府为明考课、定税收，先后于成帝咸和中、咸康七年（341）、哀帝兴宁二年（364）和安帝义熙九年（413）多次实行土断。咸康七年(341年)诏核实编户，令王公以下至庶人皆正土断白籍。哀帝兴宁二年(364年)三月初一庚戌日，桓温厉行土断，检括户口，称「庚戌土断」。安帝义熙九年(413年) 太傅刘裕再申前令，取消白籍，裁并侨州郡县，史称 “义熙土断”，一时“财阜国丰”，“豪强肃然”。南朝宋孝武帝大明元年（457）、宋后废帝元徽元年（473）、齐高帝建元三年（481）、梁武帝天监元年（502）和陈文帝天嘉元年（560），亦曾多次土断，但执行中巧伪甚多，或窃注黄籍，或却而复注，故成效甚微。

宗主督护制北魏初期政治制度。宗主也叫做坞主或壁帅，是在「五胡十六国」末期南逃的豪强大族。他们拥有众多的宗族、部曲，修有坞壁，建有甲兵，是一些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豪强的武装首领。依附其下的农民往往有数百家、上千家，乃至万家，均为他们的私家人口。这些豪强被称做宗主，依附于他们的各类农民则是宗主的包荫户。宗主与包荫户之间是一种主人与佃客的关系。而佃客形同于农奴。北魏统一之初，只是消灭了一些敌对政权，对这些遍地存在的宗主无法根除。为了稳定统治，便于征徭征税，于是就采取妥协政策，承认宗主对于包荫户的控制和奴役，并且以宗主对于包荫户的统治作为地方基层政权，以世家大族为宗主，督护百姓，于是形成「宗主督护制」。宗主在政治上都是一些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宗主控制下的包荫户多数没有户籍，他们只为宗主的私家人口，任凭宗主剥削和奴役，国家不得征调亦不能干预。太和十年（486）改行三长制后，此制遂废，但三长仍多为宗主充任。

三长制三长制是北魏中期为控制户籍，及取代宗主督护制而实行的基层政权组织。孝文帝太和十年(486年)，纳内秘书令（给事中）李冲建议实行三长制。内容包括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称为三长。三长必须由乡里中能办事而又谨守法令的人担任，职掌为每四年造一次户籍，检查户口，掌握乡里人家的田地、户口数量，监督耕作，征收租调，征发徭役、兵役及照顾孤贫老弱，维持治安等。邻长可免除一夫征戍，里长二，党长三。推行三长制使课有常准，赋有恒分，苞荫之户可出，岁贯彻均田令、发展生产和加强中央集权均有利。废除宗主督护制和实行三长制，沉重打击了世家大族的利益，因而遭到不少守旧派的反对。但在北魏文明太后、孝文帝和李冲等执政大臣的坚持下，三长制得以继续实施。三长制之行，加强了中央集权，使所征租调有所根据及确立准则，加上大量的隐匿户得以清查，因此数年间，国家财政收入增加了几倍，社会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一时天下称为便利。北魏后来的均田制，就是在三长制的基础上推行的。

均田制北魏到唐前期的计口分田之制。从北魏太和九年始，历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到唐建中元年（780）废弛，前后约300年。北魏初年，在宗主督护制下，官府对辖区内的户籍、田数都无从掌握，徭役、赋税也无从征调。北魏太和九年（485），李世安上书“均田疏”，提出应该把经济政策重点放在重新分配土地，政府有稳定的地租收入上。均田制是由代北实行的计口授田演变而来的，具体规定:凡男年满十五以上授露田四十亩，桑田二十亩；妇人受露田二十亩，奴婢依良。牛一头授田三十亩，以四牛为限。露田需休耕，授田时加倍或加二倍。露田禁买卖，身死或年满七十岁，须还露田于官；奴婢与牛所授之田亦同。男子每人另给桑田二十亩，亦不得买卖，但不须还官，为世业田，可传子孙。初授田时，先将父、祖遗留之私田计入桑田数，多者得卖其余，少者则买所少，不得多卖多买。按照规定，桑田内要种植一定数量的桑、榆、枣树等，不宜种桑地田，改为麻田，男十亩，女五亩，奴婢依良。奴婢受田数量和办法与农民相同。他们可得壮牛一头，田三十亩，但不再给桑田。新附民，另给宅地，三口给地一亩，奴婢五口给地一亩，又给菜田。地方官按职位高低授公田，刺史十五顷，太守十顷，治中、别驾各八顷，县令、郡丞六顷。新旧任相交接，不许出卖。其赋法为：一夫一妇帛一匹，粟二石。种麻地区以布代帛，数同。丁男未娶，四人出一夫一妇之调，奴婢以八口计，耕牛以二十头计。北魏的均田制是在政府掌握大量荒地前提下实行的，旨在使人尽其力，四尽其利，发展生产，并非绝对意义上的平均分配，依旧是中央政府与豪强争夺民众的继续。均田制实施初意为按口授田，平均地权，但由于地主拥有大量私属奴婢，加上他们又多隐瞒土地，以致所分的田土超过了法令所限，令到农民所得的土地达不到应受的额。但均田制在当时还是有积极意义的，如规定每户占有土地的数量，规定不准买卖，这些规定在一定的时间内和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豪强大族兼并土地。国家公开授田，可以招徕流民和豪强大族控制下的依附农民，有助于开垦荒地，发展生产。自耕农增多，户口滋殖，有利于国家征收赋税和调发徭役。北齐、北周均沿此制而略做变更，北齐男年十八始授田，年六十四退田。北周男年十七授田，年六十五退田。一夫一妇改授田一百四十亩，丁男未娶为百亩。宅田，一家十口以上为五亩，九口以下四亩，五口以下三亩。实际授田亩数往往不足法定应授之数。其赋法为：一夫一妇出绢一匹，绵八两，粟五斛；丁男未娶者减半。种麻地区，一夫一妇出布一匹，麻十斤，丁男未娶减半。丰年全赋，中年减半，下年只纳三分之一。力役，十八岁至五十九岁皆得服役，丰年三十天，中年二十天，下年十天。隋继续推行。丁男受露田八十亩，妇人四十亩，奴婢按丁受田，每牛授田六十亩，限受四牛。丁男并受永业田二十亩，种桑麻。贵族官僚受永业田，多者百顷，少者四十亩。官僚依照品级授田，充分体现政治地位与经济利益一致性。隋炀帝时，免除妇女及奴婢之课，同时取消对这部分人的授田，缩小授田范围，有利于缓解土地紧张的矛盾，取消奴婢授田有助于社会进步，使得贵族官僚经济利益得到保障。隋的均田制仍只能在有限的程度上发挥保障赋税征收，限制土地兼并和鼓励垦荒的作用。唐武德二年（619）定租庸调法，七年四月颁布均田令，规定丁男、中男给田一顷，寡妻妾三十亩。道士三十亩，女冠二十亩，僧尼亦如之。杂户及太常音声人，受田进丁老免与百姓同。官户受田四十亩。工商者五十亩，狭乡不给。所受之田二为永业，八为口分。永业田终身不还，可传子孙。受田者年老或死时，口分田交还政府。土地买卖限制放宽，凡庶人徙乡及贫无葬者，得卖永业田；自狭乡而徙宽乡者，许卖口分田。卖充住宅邸店者，虽非乐迁亦听和卖。每丁每年租二石、绢二匹、绵三两，役二十日，不役者每日折绢三尺。从唐文献及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看，均田制确实被推行，但实施程度很不彻底，狭乡一丁受田只三十亩，更少者仅五亩、十亩。由于土地兼并，人口增多，官田甚少。唐均田制最突出的变化，是土地买卖的限制进一步放松，由此看出唐实行均田制的本意是力图维持土地占有的控制。在唐初，均田制的实施适应了社会上存在大量自耕农的现实情况，因事制宜，起到了固定产权、发展生产、确保赋役来源的作用，为帝国强盛创造条件。此制用意是将人民安定于土地之上，进行生产，因此必须有完整的户籍调查记录，才能实行，为了保障均田制实行，原则上政府禁止土地买卖，但由于土地兼并，人口增加，至天宝时，土地还授已不能实行，实际上徒成具文。建中元年（780）实行两税法后，完全废弛，但从未颁布废除的法令。均田制是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它具有两重性，既包括国家土地所有制，又包括土地私有制。今田制的实施，肯定了土地的所有权和占有权，减少土地纠纷，有助于无主荒地的开垦，因而对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均田制有利于依附农摆脱豪强大族的控制，转变为国家编户，使政府控制自耕农数量大增，保证了赋役来源，从而增强专制主义集权制。

麻田麻田为北魏均田令中所受土地的名称。诸麻布之乡，男丁及课，受麻田十亩，妇人五亩，奴婢依良，皆从还受之法。麻田不得种树。北齐均田令亦存此名，每丁给麻田二十亩，不须还受，为永业之田。

桑田桑田为北魏均田令中所受土地的名称。男夫一人给桑田二十亩，可种桑五十株、枣五株、榆三株，但限三年种毕。桑田为世业田，身终不用归还官府，恒从见口。奴婢亦依良受桑田。桑田逾限可卖其余，不足可买其缺。至北齐更其名为永业田。

露田露田亦称「正田」，北魏均田令中所受土地之名称。不栽树者，谓之露田。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奴婢依良受田三十亩，丁牛一头，限四牛。至于老、小、残、废为户主者可受田二十亩，寡妇守志亦然。为别于供休耕所给之倍田，故又称正田。诸地狭之外，有进丁受田而不乐迁者，则以其家桑田为正田分。诸民年及课则受田，老免及身殁则还田，不得买卖。北齐更其名为口分田。

府兵制中国古代兵制之一，西魏、北周至隋唐兵制。由西魏权臣宇文泰建于大统年间(535～551)，历北周、隋至唐初期而日趋完备，唐玄宗天宝年间(742～755)停废，历时约二百年。 府兵本泛指军府之兵。北魏在六镇起义后分为东西魏。为了与东魏相抗衡,西魏宇文泰于大统八年(542)把流入关中地区的六镇军人和原在关中的鲜卑诸部人编为六军。次年与东魏作战，败于洛阳邙山，损失很大。为了补充和扩大队伍，以后几年不断收编关陇豪右的乡兵部曲，选任当州豪望为乡帅。西魏大统三年(537年)，宇文泰为柱国大将军。八年(542年)，初置六军，并相继以李虎、元欣、李弼、独孤信、赵贵、于谨、侯莫、陈崇为柱国大将军，宇文泰则为全军统帅，督中外军。元欣为魏帝至亲，从容禁闱。其余六人，分别统率六军，各督二大将军，分掌禁旅，当爪牙御侮之寄。此外又在每大将军下设二开府。凡为二十四员，分团统领，是为二十四军。每一团，仪同二人，自相督率，不编户贯，单立户籍，与一般民户分治。每兵唯办弓刀一具，月检阅之。甲戟戈弩，并资官给。赐诸将鲜卑复姓，且令所部士卒皆用其将姓氏。大统十六年前，已建立起八柱国（大将军）、十二大将军、二十四开府（又称二十四军）的府兵组织系统。八柱国的设置乃模仿鲜卑拓跋部的八部制度，其中宇文泰实为全军统帅，魏宗室元欣仅挂虚名，实际分统府兵的只有六柱国，也与周国六军之制相符。西魏恭帝元年（554）,按照北魏早期所属大小部落的姓氏赐诸将姓，作为早已“灭绝”了的这些部落的继承人，所统兵士也改从各自主将之姓，这就给府兵制涂上了一层鲜卑部落兵制的色彩。 府兵具有中央禁卫军性质，番上宿卫的府兵“十五日上，则门栏陛戟，警昼巡夜；十五日下，则教旗习战。无他赋役”。随着中央集权制的加强，北周武帝建德二、三年间(573～574)改府兵军士为“侍官”，意思是侍卫皇帝，表明府兵是皇帝的亲军，不隶柱国。同时，又广募汉民入伍，免其课役。一人充当府兵，全家即编入军籍，不属州县。军人及其家属居城者置军坊，居乡者为乡团，置坊主、团主以领之。这种军民异籍的制度直到隋代才改变。隋文帝杨坚开皇十年（590）下诏:“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这是个划时代的改变，标志着兵农合一的完成，但府兵本身归军府统领的组织系统不变。 由于记载不详和分歧，有关隋以前军府组织的某些环节不清楚。据记载，开府“二十四员分团统领，是二十四军；每一团,仪同二人”。但开府和仪同是共领,还是分领一军；仪同是否独立置府领兵；当时军府是否指二十四开府,或应包括仪同府；史籍记载上“初置府,不满百”或“合为百府”之说是否可信，史学界对这些问题存在着不同意见。开府、仪同以下置大都督、帅都督、都督等分级督率，则是清楚的。隋代军府有内府、外府（也就是内军、外军）之分，以骠骑将军、车骑将军为长、贰，有时也设置与骠骑府并行的车骑府。炀帝大业三年（607）改称鹰扬府,长官为鹰扬郎将，副为鹰扬副郎将（后改鹰击郎将）。  [唐西州营名籍  新疆吐鲁番出土] 唐初一度恢复骠骑、车骑府旧称贞观十年(636)外府更号折冲府，内府更号中郎将府。折冲府置折冲都尉、左右果毅都尉、别将（后置），作为府一级的将领。府兵由军府州的均田农民充任，征发原则是先富后贫，先强后弱，先多丁后少丁，三年一拣点补充缺额，服役期限为21至59岁。折冲府分布于全国，其中主要在北方，关中占1/3以上，府兵被拣点后不得随意迁移，只能在当地务农，本人不承担赋役，但宿卫出征时的衣粮甲胄轻武器均自备。折冲府分属于中央十六卫统领，作战时由朝廷派遣将帅，战毕兵散于府，将归于朝。唐高宗后，由于土地兼并严重，农民失去土地，十府兵征点制失去赖以实施的条件，加之战争频繁，兵役繁重，导致人民避役，士兵逃亡，武后垂拱时府分三等。至玄宗时，番上士卫缺员，征防更难调发。天宝八年（749），鉴于军府无兵可交，遂正式废止，此后，折冲府只存空名。早自北周武帝时，府兵番上宿卫，分隶于中央的司卫、司武、武候三府。隋初，左右卫、左右武卫、左右武候六个府各领军坊、乡团，统率府兵，继承周制。炀帝统治时，原先不领府兵的卫或府也都加领，这样领府兵的就有翊卫（左右卫所改）、骁卫(备身府所改)、武卫、屯卫（领军府所改）、御卫（加置）、候卫（武候府所改），各分左右，共十二卫。唐代因袭隋制，只是改屯卫为威卫，候卫为金吾卫，别置领军卫,废御卫,也是十二卫分领府兵宿卫(见十六卫)。此外，自北周、隋以来，领府兵的还有侍卫东宫的率府，唐代为左右卫率、左右司御率和左右清道率，称为东宫六率，但领府很少。内府置中郎将，副为左右郎将，以下团、旅、队的设置略同外府。内府有亲、勋、翊的区分，兵士分别号为亲卫、勋卫、翊卫，合称三卫。统领内府三卫兵的是：左右卫，统亲府一、勋府二、翊府二，共五府；左右卫率，统亲、勋、翊府各一；其余卫、率，各统翊府一。 内府卫士取二品至五品官的子孙充当，外府卫士取六品以下官的子孙及白丁无职役者。在此范围内，征发原则是先富后贫，先强后弱，先多丁后少丁。府兵虽然包括官僚子弟和一般地主，但仍以均田农民为主体。府兵制创立以后，规定三年一拣点以补充缺额（玄宗时改为六年），其服役期限为二十一岁至五十九岁（玄宗时曾有缩减）。服役期间,府兵本身免除课役,但军资、衣装、轻武器（弓箭、横刀）和上番赴役途中的粮食，均须自备。每一火（一火十人）还得共备供运输的马六匹（或用驴），即所谓“六驮马”。自备资装对于农民是沉重的负担。[唐折冲府上番的牒文  新疆吐鲁番出土] 军府所在有地团，兵士不能随便迁徙出界；平时务农，农闲练武，有事出征，其主要任务是番上宿卫和征防。番上宿卫，即轮流到京师宿卫，按照距离长安的远近分别给番。法令规定：百里外五番（即各府内兵士以五人为一组，此五人轮流上长安宿卫，以下类推，但七番、九番分组不尽，当有剩员），五百里外七番，一千里外八番,每番一个月；二千里外九番,每番两个月。内府卫士（三卫）除两京及其附近诸州必须番上宿卫以外，余州都纳资代役。府兵到长安宿卫，由十二卫将军分领。出兵征防则由朝廷命将统率，调遣时必须持兵部所下鱼符，经州刺史和折冲府将领勘合后，才得发兵。战争结束则兵散于府，将归于朝。这样，将帅就不能拥兵自重。 由于废置不常，唐代军府总数也有增减，较多时有六百三十三府(一作六百三十四府)。军府遍布全国，关内道多达二百六十一府，占三分之一以上，依次为河东、河南、河北、陇右,其他诸道多不过十,少止二三府（江南、岭南）。这种布局体现了居重驭轻，“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的政治、军事意图。 府兵并非唐代唯一的兵种，承担宿卫的还有保卫宫廷,屯驻北门的禁军(见六军),与十二卫所领府兵对称南、北衙军。出征和防戍则有名为“募”而实也是“征”的兵募，以后还有防戍本州的团结兵、士镇兵等。在出征和防戍中，兵募的数量往往超过府兵，但府兵在唐初具有较强的战斗力，他们是军队的骨干。 唐代府兵制在太宗和高宗统治前期曾经有效地实行，但自高宗后期以至武后时就逐渐被破坏，到玄宗统治时终于被废除。破坏的原因:①战事频繁、防御线延长兵役繁重。原来防戍有一定的番休期限，后来常被强留以至久戍不归,导致人民避役,兵士逃亡（兵募也是这样）。②府兵地位的低落。唐初承前代遗风，对于卫士比较尊重，但到武后时，番上卫士往往被贵族官僚借为私家役使,导致社会上以充当府兵为耻辱。③高宗以后,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府兵征发对象主要是均田农民，随着均田制的破坏，府兵征点制失去了赖以实行的经济条件。这样，玄宗统治初期，府兵逃散的情况日渐增多，以致番上卫士缺员，征防更难调发。开元十年（722）,宰相张说以宿卫之数不给,建议召募强壮。次年,募取京兆、蒲、同、歧、华等州府兵及白丁为长从宿卫。十三年，改名“骑\'\" class=link>骑”，分隶十二卫，基本上代行了府兵宿卫的任务。征防兵士中，府兵本来就少于兵募，武后时出现了防卫本州的团结兵；玄宗初，军镇又出现了来自召募的健儿。那时，军府空虚，府兵番上宿卫已经不能足额，征防必然更难从府兵中征发,实际上除了被强留下来的以外,诸军府兵员的缺额大概很少得到补充开元二十五年(737)，玄宗下诏命令诸镇节度使按照防务需要制定定额，在诸色征行人和客户中召募自愿长住镇戍的健儿，“便令常住”。二十六年，又下诏说诸军召募的长征健儿业已足额，以后不再从内地调发，原有兵士（包括兵募、键儿等）非长征者一律放还。这就在法令上停止了调发府兵征防。天宝八载（749）鉴于军府无兵可交,遂停折冲府上下鱼书，府兵制终于废止。此后，折冲府只有兵额和官员，既没有兵，也没有驮马、武器等各项军资。但终唐之世，军府空名仍然存在。

北府兵东晋南朝时期，京口(今江苏扬州)是南方政权在江东的军事重镇，时称北府。这里是北方南下流民集中留居的地方，也是南方政权的主要兵源所在。东晋大臣郗鉴、桓温均以此为基地组建军队，并募北方流民和江淮间富有战斗经验的农民，在京口组成一支精锐部队，号称「北府兵」。桓温死后，谢安当政，遣其子谢玄去京口重新组建北府兵，其时北府兵的士卒和下层将领皆由招募而来，他们多为北方南下流寓淮南的流民及流民武装的首领，有丰富的作战经验，骁勇善战。北府兵对东晋后期的局势产生了重大影响。太元八年(383年)，在淝水之战中，东晋北府兵以少胜多，击败了前秦的数十万大军。这支军队还曾镇压了孙恩、卢循率领的反晋起事。

淝水之战东晋以少胜多，击败前秦的重大战役。因战役主要发生在淮水支流肥水一带，故名。前秦苻坚统一中原后，不顾群臣谏阻，于太元八年（383）八月，强征各族丁壮，率戎卒六十余万、骑二十七万大举南下，自恃“有众百万，资仗如山”，“投鞭于江，足断其流”，企图一举统一南北。晋相谢安以谢石为征讨大都督，率北府兵八万拒之。十月，苻融率前锋三十万渡淮水，占寿阳，遣梁成率兵五万屯洛涧。苻坚留大军于项城，引轻骑至寿阳，遣所俘晋将朱序至晋营说降，序劝石乘秦军未集，速战败其前锋。石从之，十一月遣刘牢率北府精兵五千趣洛涧，一战击溃秦军前哨，阵斩梁成。坚登寿阳城，望晋军阵容严整，以为八公山上草木皆兵，始有惧色。晋军进至淝水，约秦军后移，以便渡河决战。坚欲半渡击之，乃挥军稍退。兵士厌战，一退不可止；鲜卑慕容垂、羌族姚苌等心怀异志，希望秦军失败以便割据；加以朱序于阵后大呼秦军已败，晋进趁机渡江猛攻，秦军大乱，自相践踏，死者蔽野。走者闻风声鹤唳，皆以为追兵且至，昼夜不敢息，乃草行露宿，饥冻者甚众。坚中流矢，单骑逃至淮北，退回长安。是役后，晋乘胜收复河南地区，秦则土崩瓦解，北方再度大分裂。肥水之战进一步确定了早已存在的南北对峙的局面，东晋的胜利使南方避免了一场大的混乱和破坏，经济得以继续发展。

敦煌石窟甘肃敦煌一带石窟的总称，当中包括敦煌莫高窟、东千佛洞、榆林窟、西千佛洞及肃北蒙古族自治县五个庙石窟等。有时也专指莫高窟。莫高窟在今甘肃省敦煌市中心东南的鸣沙山东麓的断崖上，创建于前秦建元二年(366年)，历经北朝、隋、唐、五代、宋、元等朝代。现存洞窟492个，历代彩塑2400多尊，壁画4.5万余平方米，唐宋木构窟檐5座。洞窟最大者高40余米、30米见方，最小者则高不过几十厘米。而窟外原有殿宇，有木构走廊与栈道相连。壁画则多以佛像和佛经故事、佛教史迹、神话等为题材，构图精美，栩栩如生。造像为泥制彩塑，分单身像和群像。其中最大者高33米，最小者仅0.1米。壁画除佛教题材外还绘有出资建造石窟的供养人像和耕作、狩猎、捕鱼等社会生活状况。1900年发现了藏经洞，出土了大批古代写本和其他文物。西千佛洞位于今敦煌市西南湖店附近党河北岸的断崖上。始建年代晚于莫高窟，现存洞窟20个，窟形、壁画同于莫高窟，塑像多为后世重修。榆林窟位于安西县城西南的踏实河两岸，现存洞窟41个。东千佛洞位于今安西县城东南桥子乡的山谷中，约始建于西夏之前，今存有洞窟23个，塑像有说法像、思维像、高僧像等，壁画题材内容、艺术风格与榆林窟同时代壁画相同。五个庙石窟位于今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城南党河上游的峡谷中，始建于北朝晚期，今存洞窟4个，并无塑像遗存，壁画多经变和密宗佛像。敦煌石窟始自十六国，至清代千余年间不断修建，其塑像、壁画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历代佛教艺术的发展，形成具有独特民族风格的敦煌石窟艺术体系。其中莫高窟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鲜卑两晋南北朝时北方少数民族名，东胡别种，东汉游牧于希喇木伦河与洮河之间。先附于匈奴，北匈奴西迁后，居匈奴故地，并其余部，势力渐强。东汉桓帝时，首领檀石槐建立军事行政联合体，分东、中、西三部，各置首领，名曰大人。檀石槐死后，联合体瓦解，有步度根、柯比能等大人，各拥所部，归附东汉及曹魏。晋、南北朝时期，有慕容、乞伏、秃发、宇文、拓跋等部，先后在今河北及西北地区建立地方政权。拓跋氏所建的北魏，统一长江以北地区，建都洛阳，学习汉人文化和生产技术，发展农业，改革俗习，并定拓跋姓氏为元。

北魏孝文帝（467—499）即元宏，或作拓拔宏，北魏皇帝，公元471—499在位，鲜卑族，献文帝长子。皇兴五年（471）即位，改元延兴。时年幼，由祖母冯太后临朝。太和九年（485），实行均田制，次年立三长制。十四年，太后死，乃亲政。十七年，由平城迁都洛阳，此后几年中，大力推行汉化：禁止鲜卑语，凡朝廷官员年三十以下者均需讲汉语；禁鲜卑服，令着汉人服装；改胡姓为汉姓，以拓拔氏为元姓等；变南徙鲜卑人籍贯为洛阳人，死后葬于洛阳；鼓励与汉人通婚，自己与皇弟均娶汉世家大族女为妃；行门阀之制，以鲜卑八姓和汉五姓为最高门第，凡厮养之户不得与士民为婚；参照汉、晋、南朝典章旧制，审定新律令、管制及朝仪。由督劝田畴，分遣侍臣巡访民间，赐贫穷孤老以粟帛。亲祠孔庙，至太学问博士经义。为推行改制，曾处死太子恂，又平定鲜卑贵族元隆、元业及官僚穆泰、陆睿等人之叛乱。虽戎马倥偬，仍喜好读书，举凡五经、史传、百家之言，无不该涉。坐讲儒学，善谈《老》、《庄》，尤精释义。诗赋铭颂，任兴而作。听览政事，从善如流。又多力善射，屡兴兵南攻齐，欲成一统之业。二十三年，复亲征齐，病死于谷塘原行宫。谥号文帝。庙号高祖。

水经注书名。北魏郦道元著。四十卷，起文二十倍于《水经》，内容丰富，体例严谨，所记河流，除《水经》记载的干流一百三十七条外，又引及支流一千二百五十二条。详细记载了河流所经地区的山陵、原隰、城邑、关津的地理情况、建置沿革和有关历史事件、人物，甚至神话传说。是六世纪前中国最全面而有系统的综合性地理名著。文笔绚丽生动，在文学上也具有较高价值。引用书籍多达四百余种，今多不传；还记录了不少汉、魏间的碑刻。本四十卷。宋代已佚五卷，今本仍作四十卷，乃经后人分割以足原数。治本书者颇多，著名版本有明《永乐大典》本，清全祖望《七校水经注》、赵一清《水经注释》、戴震《水经注武英殿聚珍本》、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和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等。

六镇北魏统治时期，经常受到北方强大游牧民族柔然的威胁。当北魏大军南下作战时，柔然骑兵就经常侵入北魏境内。为了拱卫首都平城，防御柔然的侵扰，北魏前期，就曾在平城以北边境设置了六个军镇，自西而东分别为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及怀荒。六镇扼守交通要道，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北魏前期和中期，对六镇十分重视，边镇置都大将及僚属，镇下置戍，镇兵巡行防戍。六镇将领全部由鲜卑贵族担任，戍防军人则主要是鲜卑人或来自中原的「强宗子弟」。仅沃野一镇，就有镇将、僚吏八百余人。北方另一游牧民族高车，亦先后有数十万人归附北魏，并也被安置在六镇地区。 北魏后期，特别是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北魏王朝着重经营中原，六镇的战略地位相对减弱，六镇将士的社会地位也日渐低下。鲜卑贵族子弟受到歧视，仕途艰难。这一时期被派往防戍六镇的人，多为流犯或死囚，称为「府户」、「兵户」，与六镇将士统称为「镇户」。北魏后期，社会矛盾逐步激化，最终引发了六镇起事。起事失败后，六镇兵民二十万被遣散到河北的定、冀、瀛三州，六镇从此废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