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史讲义（华中师范大学）

lishi · 发表于 06-8-17 08:18:37

有权指挥，军委不表态就是没有不同意见。可见，前总在组织纪律问题上是没有错误的。
⒊百团大战的后果问题
长期以来，有一种较为普遍的看法，即百团大战是“引火烧身”，过早的暴露了我军的实力，引起了敌人的重视，从而导致了日军对敌后战场的疯狂进攻和残酷“扫荡”，造成了1941—1942年抗日根据地急剧缩小和空前困难。
这种看法有一定的根据，但引出的结论则有失偏颇。
1941、1942年根据地严重困难局面的出现，是有多方面原因的。从根本上来说，是日本侵略者把战略重心转向华北敌后，巩固占领区这一方针的延续。这也是它坚持贯彻“满洲独立”、分割华北的既定国策和实施南进战略的需要。
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百团大战“刺激”了敌人，引起了敌人的重视，是华北战场进入更艰苦阶段的直接原因。但正如上述，这不是根本原因。而且，彭德怀已经估计到战争的胜利可能会使华北的斗争更趋于严重。9月25日，在北方局高干会上，他说:“这虽然将增加我们的困难，但可减轻敌人对我大后方的压力，减少投降的危机。今天的小牺牲，可以免掉将来大的困难。”这一番话，表现出一个高级指挥员的民族正气感、全局观念和高度的预见性。
另外，更主要的是百团大战百团大战的辉煌战绩，产生了巨大影响。百团大战是抗战以来中共发动的一次最大规模的战役，取得了辉煌的战绩。八路军和决死队共作战1824次，毙、伤日军206000余人，伪军5100余人，日伪军被俘1800人，投诚与反正1900人；破坏铁路474公里，攻夺据点293处；缴获各种火炮53门，轻重机枪224挺，长短枪5759支；击毁敌机6架，坦克和装甲车18辆，火车头34辆，车厢449节；破坏公路1500余公里和大小桥梁、隧道、车站、仓库、煤矿等300处；解放县城40余座（最后?6座）。我军也付出了重大牺牲。据统计，阵亡5495人，负伤约11000人，失踪746人，还有几千人次在战场中毒。由于敌人在报复“扫荡”中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使解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也遭受了严重损失。
百团大战的巨大胜利，在海内外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八路军的辉煌战绩和军民一致的感人事迹，曾被大后方和海外的报刊电台广为报道，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军队的政治影响和威望。百团大战的胜利，振奋了人心，极大的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信心。9月4日，蒋介石向朱德、彭德怀发出了嘉奖电。卫立煌致电朱德，对八路军的英勇作战，“至深佩慰”，“贵部发动百团大战，不惟予敌寇以致命之打击，且予友军以精神上之鼓舞。”并，积极行动，命令所部配合八路军对日作战。连日寇也惊叹:所到之处，坚壁清野，不见居民踪影，但他们却在积极帮助八路军；日军的作战动向，都统统报告给八路军，而日军对八路军的情况，却两眼漆黑。
百团大战沉重的打击了敌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战绩。同时，战争也使华北解放区军民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锻炼，大大提高了八路军的战斗力。八路军在战争中，迅速发展，1940年百团大战时有近40万人。随着部队中新成分的大量增加，部队素质、战斗力也随着下降，与抗日形势的发展不相适应。经过百团大战，各级指战员增长了经验，提高了组织指挥能力。部队在持续的战斗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政治、军事素质都得到了提高，部队的武器装备也得到了改善。百团大战后，人民战争的作战形式又有了新的发展，如地道战、地雷战，集军事、政治、群众、敌工等各项任务的敌后武工队也迅速发展起来。虽然经过百团大战后，部队数量上有所减少，但质量是明显提高了。

⒋百团大战是否违背我军的战略方针
林彪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指责彭德怀，“百团大战是大战观念”。意思很清楚，说彭德怀是反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略方针。那么，“大仗”就一次也不能打吗？从中共党和人民军队在抗日战争中肩负的伟大历史责任来看，发动这次战役是完全必要的。抗日战争爆发后，八路军经过几年的游击战争，力量迅猛发展。然而，由于国民党当局一贯的歪曲和贬低中共党领导的游击战争，由于在战争观念问题上传统观念的影响，大后方人民和海内外各界人士对于人民游击战争的特殊地位并不了解，甚至存在某些偏见。在这样的情况下，八路军抓住时机，发动百团大战，就不仅仅是一个军事问题了，它的政治意义、历史意义以至对人民的教育意义，都是不可估量的。
首先，八路军以实际行动打破了国民党当局散布的共产党“游而不击”的欺骗宣传，使全国各界对共产党八路军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任何人都不得不承认，百团大战是一次给予敌人重创的重大战役，对抗战作出了较打的贡献和牺牲。
第二，八路军的积极抗日，“击敌和友”的实际行动，有利于争取广大的中间势力和国民党军队中的爱国官兵，有利于制约对抗日的动摇倾向。
第三，从总体上讲，发动百团大战并不违背中央制定的“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毛选卷2，P500，人民，1991）的战略方针。人民军队也不能长期停留在游击战争的水平上，而应当在实战中加强自身建设，提高军事、政治素质，积蓄力量，提高部队的运动战和攻坚战的能力，以适应未来对敌进行战略反攻的要求。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著作中，讲得很清楚:由于抗日战争是长期而残酷的，游击战只有向运动战发展才能适应这样的战争，也才能解决战争的命运。
其实，说百团大战是搞战略进攻，是不客观的。从其性质上看，它只是一次规模比较大的游击战争性质的战役进攻。它投入兵力虽多，但不是集中在一个战场，而是跨了几个省区，分布在众多的点线上遍地开花。其中，有相对集中兵力的运动战，但更多仍然是隐蔽突袭、破路攻堡、伏击歼敌等游击战术。毛泽东是敌后游击战战略方针的主要倡导者，是中共中央军委的主要负责人，他在百团大战期间和战役结束后，从来没有批评过这次战役。相反，他给彭德怀发电时还说:“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再组织一两次？”1940年9月10日，中共中央还向前方各战区发出指示:“应仿照华北百团大战先例，在山东及华中组织一次至几次有计划的大规模的对敌进攻行动，在华北则应扩大百团战役行动到那些尚未遭受打击的敌人方面去。”这说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当时对百团大战是持完全肯定态度的。
第四，在抗战进入第四年的情况下，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已经不应该成为一种忌讳。难道就不应该打一场大战吗？（舒舜元:《对“百团大战”的评价何以大起大落》，《炎黄春秋》，1997年第11期；《新华文摘》1998年第2期转载）
1941—1943年，日军将主要力量用于巩固占领区的治安作战，在华北实行“治安强化运动”，在华中进行“清乡”。中共党在占领区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抗日根据地，由于日伪军不断的“扫荡”、“蚕食”、“清乡”，以及严重的自然灾害，国民政府停发八路军薪饷、弹药、被服等物资，并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包围和封锁，敌后战场出现严重的困难局面。到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人减为40万人，一些抗日民主政权被摧毁，根据地密集缩小，总人口由1亿减到5000万以下，生产遭到严重破坏，财政经济极端困难。
日军在军事“清剿”的同时，实行毁灭性的“三光”政策，群众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损失。1941年4月，冀鲁豫边区反“扫荡”作战，边区中心沙区（三县之间的沙地）人民被惨杀4000人，失踪263人，伤186人，杀绝53家。沙区群众经济支柱之一的枣树，被砍5万余株。
1943年，华北敌后军民度过困难，进入恢复和再发展的新阶段，而这一年华中敌后军民仍处于十分困难之中。1944年春，敌后战场开始局部反攻作战。

三、抗战胜利阶段
中国抗日战争有无战略反攻阶段，史学界有两种观点。
（1）有反攻阶段，这是传统的观点。持此说者多以毛泽东《论持久战》中的三阶段说为依据。认为研究中国抗日战争的反攻，应该把它放在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整个发展过程来考察。中国抗日战争配合盟国军队的战略反攻，是从1944年春，以中共敌后战场的反攻为标志，进而发展到1945年春包括国民党正面战场在内的全面反攻。8月初，美国向日本本土投放原子弹，苏联出兵东北时，中共及时举行了大反攻。（谢忠厚，《河北学刊》，1987.6）
（2）不存在反攻阶段。A.毛泽东的三阶段说，仅仅是对战争发展的一种预计，它难以，也不可能与历史发展的进程完全一致；B.1944年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了局部反攻，但敌强我弱的形势尚未根本改变，敌225万，我91万，未形成全国战场的战略反攻；C中国军队的战略大反攻是在苏、美等国军事力量的援助下，急速取得胜利的。中共敌后战场在苏联出兵后，及时举行了全面发表感，国民党军只是在1945年8月日

lishi · 发表于 06-8-17 08:18:47

军撤退时，在桂林、柳州局部地区进行了尾追作战。（刘庭华:《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和阶段划分问题》，《党史资料与研究》（福州），1987.3；程乃胜:《抗日战争不存在战略反攻阶段》，《安徽史学》，19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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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讲抗战时期的中国政治
一、国民政府战时建制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在原有的以党治国和五院制政府的训政体制上，形成了以蒋介石为领袖，以国防最高委员会为决策和执行机关的党政军一体化战时体制。同时还设立了各级民意机关。这一战时政治体制，具有集权与民主二重性。但其主流和发展趋向是不断强化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蒋介石的个人独裁。由此，

lishi · 发表于 06-8-17 08:18:56

也使国民党政权走向腐败的深渊。
⒈战时政治体制的变异
a国防最高委员会
国防最高委员会是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党政军最高决策和权力机构。它的产生有一段过程。国防委员会、国防会议、国防委员会、国防最高会议。
1939.1.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改组国防最高会议为国防最高委员会，统
一党政军的指挥，并代行中央政治委员会的职权。凡国民党中央所属的各部会，国民政府五院、军事委员会所属的各部会，均兼受这个委员会的指挥。同时决定在军事委员会下设立战地党政委员会，由蒋介石任主任委员。在各战区司令长官部设立分会，在战区内的省政府设立办事处，以此加强蒋介石对各战区的控制。
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由国民党总裁蒋介石担任。委员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政府五院正副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以及另由委员长提出的人担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对于党政军一切事物，得不依平时程序，以命令为便宜之措施。”这就使蒋介石进一步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
b.“行政三联制”的推行
为了既强调力量的集中，意志的集中，又提高行政工作效率，国民政府于1940年开始推行设计、执行、考察三者互相联系的“行政三联制”。为此设立了中央设计局，负责审议全国政治经济建设计划和预算、党政机构重要法规的调整以及重要政策的建议等。同时还设立了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这两个机构都直属于国防最高委员会，蒋介石以委员长身份兼任设计局总裁和考核委员会委员长。
c.推行新县制，加强保甲机构
从1939年开始推行新县制，根据“管教养卫”的原则把地方上的政治、财经、教育、地方武装、民众组织和训练全部控制起来。新县制的主要内容是:“县为地方自治单位”，县下设乡(镇)、乡下设保、保下设甲，乡保长必须“经训练及格者”才能充当，县长必须是国民党员。利用中国传统遗留下来的保甲制度和宗法制度，加强对农村的统治。
D.三青团问题
1938.7.在武汉正式成立，1947.9.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党团合并，历时9年）（贾维，《近代史研究》1996，1、4期；马烈:《三青团与蒋经国》1996.12.）
2.个人专权制与法西斯主义的强化
a国民党总裁制
抗战期间国民党组织制度的一个显著变化，就是恢复了国民党总裁制。1938.3.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于31日通过的《改进党务并调整党政关系案》中提出:“中央党部应在制度上明确规定全党之领袖，俾此革命集团有一稳固之重心”，决定在国民党内恢复领袖制度，由蒋介石担任总裁。经这次大会修改后的国民党党章，增加了《总裁》一章，总裁代行党章规定的总理职权。此后，总裁一职一直由蒋介石担任，副总裁一职因汪精卫叛国而长期空缺。1945.5.国民党六大再次修改党章时，把总裁“代行”总理职权改为“行使”总理职权，并撤消副总裁一职。
设立总裁，恢复领袖制度，是蒋介石强化个人独裁的重大步骤。根据国民党党章规定，总裁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有最后决定权，在党内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b.无所不统的国防最高委员会
国防最高委员会无疑加强了蒋介石的个人专权。
c.特务统治的加强
1938年扩大原来的特务机构，建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统)、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这两大特务系统，建立对解放区进行特务活动的军令部第二厅。
d.鼓吹法西斯主义

3.国内政治舞台的有限开放
a.国民参政会
国民参政会的前身或雏形是1937.9.9国防最高会议聘请各抗日党派的领袖人物成立的国防参议会。1938.4.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规定参政会是“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为集思广益，团结全国力量”的一个“特设机关”。1938.7.6.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大会在汉口举行，宣告国民参政会正式成立。1947.5.国民参政会在南京召开第四届第三次大会后宣布撤消，前后9年共举行过四届13次大会。
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不是由人民普选产生，而是由国民党规定的机关团体推荐，最后由国民党中央遴选产生。据统计，第一届参政员200名，其中国民党党员88人，共产党员7人，其他党派20人。
国民参政会可以听取政府施政报告，向政府提出询问和提出建议案，拥有听取权、询问权、建议权、调查权和审议权等权力，其决议案最后必须经过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方能生效。
（监督政府和官吏、对政府的询问权，是可以使政府头育的一项职权。第一届参政会上，质问粮食部长徐堪，卖给老百姓的平价米成了八宝饭，请问徐部长，你是否吃这种八宝饭？你有没有能力改善？如没有办法改善，是否准备让贤？当场使徐堪面红耳赤。傅斯年炮轰孔祥熙。参政会套用了议会的制度，但并无议会的弹劾权，腐败的国民党官员抱定了“痛嫡骂由尼痛骂，好官我自为之”的哲学，参政会也奈何不得，如一首民谣所唱的:“参政员，好威风，半年只有十天凶。”参政会每半年集会一次，每次会期十天，十天一过，一切如故。）
国民参政会不是真正的民意机关，也不具备参政的能力，而只是国民政府的咨询性质的机构。但是它在抗战期间，为中国共产党和各党派、各界人士提供了一个公开发表政见的讲坛，提供了一个容纳各党派共商国事的形式，对争取中国政治的民主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37.8.4.张忠绂致胡适:参政会之一切详情，先生想已于报中及友人函件内详悉，勿庸再赘。此会本非议会可比，其之用处在对内对外表丞匝结，《胡适来往书信选》，P378)
地方民意机构:从1938年9月到1941年8月还先后颁布了省、市临时参议会组织条例、县参议会组织条例及乡(镇)组织暂行条例，并根据这些条例分别建立了省、市临时参议会、县参议会和乡(镇)民代表会、保民大会、户长会议等地方民意机关。各级民意机关，特别是县以下民意机关所承担的职权，已具备了“自治”机关的雏型。这是由“训政”向“宪政”过渡所必须的。
国民政府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权机构也有所开放，一些非国民党籍人士与国民党内非蒋系人士及地方实力派的代表人物，加入到国民政府各级政权组织中。如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出任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郭沫若出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第三厅的各级负责人及工作人员主要由文化界的知名人士来担任。此外，有一些企业界的名人也加入到国民政府的政权中，例如，著名实业界巨头、中国航运业开创者之一的卢作孚被任命为行政院交通部次长，他曾为工厂内迁的运输工作作出过贡献。还有少数民主人士被任命为地方政府官员，如获释的章乃器出任安徽省粮食厅厅长等。

b.中间集团的活动
抗战前期的中间党派主要有救国会、第三党、乡村建设派、中华职业教育社、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提出了全民抗日、开放政治、要求民主的积极主张。
在抗日的领导权问题上，基本上都表示了“拥蒋抗日”的态度。“对国民政府一致拥护”(张君劢)，或表示“仅有与国民党共患难一念，此外都非所计”(左舜生)，拥护国民党对抗日和在全国的领导地位。陈铭枢:“如有别为自己团体打算逞其私图者，即是要负破坏统一、分裂抗日战线和危害国家的责任。”章乃器刚一出狱，就提出“少号召，多建议”的口号，“在国策已经确定的今日，我们都应该少作政治的口号，多作积极的建议”，要“多信托一些政府”。他指责共产党是“标新立异以鸣高”，谩骂“标新立异”的人没有心肝。(《申报》1937.9.1.)
抗战中期以后，各中间党派对国民党逐渐失望，1941.3.各民主党派联合组成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为中国政坛上代表第三种政治势力的政党。推定黄炎培为临时主席(后为张澜)，黄炎培、张君劢、梁漱溟、章伯钧、左舜生5人为常委，左舜生为秘书长，章伯钧为组织部长，罗隆基为宣传部长。1944.9.19.正式决定

lishi · 发表于 06-8-17 08:19:10

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1941.10.10.民盟宣布公开时，曾发表了《成立宣言》和《对时局主张纲领3，要求团结抗日、自由民主，主张“国权统一”、“军队属于国家”，实际上就是反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和革命武装。

c.两次宪政运动
1938.10.国民政府宣布军政时期结束，训政时期开始。九•一八事变后，各界人民强烈要求还政于民，结束“训政”。国民党内，也有人提出提前实行“宪政”的意见。1936.5.5.公布宪法草案(即《五五宪草》)，5.14.公布《国民大会组织法》、《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法扎据此产生了国民大会代表，原定在1936.11.12召开国民大会，后来又决定延期一年。抗战全面爆发以后，就一直没有召开国民大会。
1939.9.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第一届第四次大会时，纷纷提出实行宪政的提案，要求国民党结束党治，实行宪政。11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上，再次许诺1940.11.12.召开国民大会。宪政问题成为国统区人民注目的中心，兴起了又一场民主宪政运动。1940.9.国民党借故交通不便，宣布将国民大会延期，日期另定。为时一年的民主宪政运动转为低落。
抗战后期，国民党在军事上的溃败和政治上的腐败，造成严重的政治危机。各阶层民众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结束一党专政，实施民主宪政。1943.9.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决议，宣布在战争结束后一年内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实行宪政。民主宪政在国统区再次兴起。

二、国共关系
共产党坚持的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独立自主原则以及又团结、又斗争等一整套方针政策。
⒈抗日战争时期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
有的学者强调共产觉领导是指政治领导，有的提出国共两党共同领导说，有的提出分别领导、共同进行说，有的提出具体分析说，有的提出领导权转移说，有的提出不应笼统地说是谁领导的，应认为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的杭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两党为基础，工农商学兵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人士和爱国华侨广泛参加的全民族杭战。
郭德宏:首先要弄清领导权的含意。按照一般理解，所谓领导权，就是率领和引导的权利。所以抗日战争的领导权，就是谁有权率领和引导全国人民进行抗战，也就是谁领导了抗日战争。但是，中国共产党提出抗日战争的领导权这个问题，并不是指谁领导抗日战争，而是从无产阶级怎样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角度来谈的。关于无产阶级必须掌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领导权的思想，最早是列宁1905年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等著作中提出来的，从列宁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的本意，以及毛泽东等人的谈话，可以看出下列几点:一、所谓无产阶级领导权是指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责任，以使革命能够按照自己的主张进行，克服资产阶级的动摇和妥协，而不是指对于革命运动的直接领导，只有在解放区、游击区以及其他地方有组织的群众中才能实施直接领导；二、无产阶级领导权要与资产阶级进行争夺，而要达到这一目的，自己就要有力量，并且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三、与资产阶级争夺的对象主要是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自由资产阶级，争夺的手段、方法和途径，主要是靠自己的正确主张和模范作用进行影响和引导，因此主要是进行政治领导。
关于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问题与抗日战争的领导者问题不是同一个概念，前者是从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应该取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权的策略思想提出的，主要是指对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以及自由资产阶级的政治领导，后者是指谁领导了抗日战争，是指组织领导、行政领导，二者的含意是不同的。
从抗日战争的组织领导、行政领导来说，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了解放区、游击区及其他有组织的群众的抗战，但从全国来说，从形式上名义上来说，还是国民政府及国民党领导了抗战。（郭:《抗日战争领导权新论》，《安徽史学》1995年第1期）

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
中共提出统一战线中必须自始至终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冲破国民党的种种限制，严格保持自己思想、政治、组织上的独立性。
1937.2—1937.11.1937年7月红军改编时，强调红军与苏区必须全权由中共包办，领导机关不许国民党插入一个人；8月，陕北洛川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党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强调对国民党保持高度的阶级警觉性，中共领导下的军队只能由党自己指挥，不听蒋介石的。
1937.11—1938.10.王明1937年11月从共产国际回到陕北，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批评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在全党确立了独立自主原则。（曹丕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的形成及其历史作用》，《中学历史教学参考》，1982.5）
传统观点认为独立自主原则就是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实际上，二者不能等同。独立自主原则，主要是反对国民党对我党的限制和束缚，是处理党派关系的一个准则，是壮大无产阶级力量的一个手段，仅仅是实现领导权的一个措施。独立自主原则，是建立在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一致性的理论之上的。

⒊皖南事变
1941.1.4，叶挺、项英率领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9000余人，由安徽泾县云岭出发，渡江抗日。1月6日，绕道行至茂林地区时，遭到7万国民党军的包围，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除2000人突围外，新四军大部分遇难。叶挺下山谈判时被捕，项英率少数人转移、隐蔽，3月14日被叛徒刘厚总杀害。
1月15日，在皖南事变刚刚结束，项英生死未明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发出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对皖南事变的经验教训进行了仓促的总结。全面否定了项英创建新四军3年多来的业绩，将皖南事变中新四军遭受损失的责任全部归咎于项英，并对项英个人品德和工作作风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同时还将项英与叛徒张国焘相提并论。决定“在全党全军的高级干部内宣布中央决定，开展反项、袁的斗争，但暂时不得向下级传达，尤不得向党外宣布”；二是“将项、袁错误提交党的七次代表大会讨论议处。”但七大并未讨论项、袁错误问题，以后也就不了了之。因此，项英问题也就成为一桩历史悬案。
《决定》发表以后，通过各种渠道流传开来，在书刊中出现。这样，从那以后，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除了1948年7月29日中共中央给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的“祝词”中将项英列为工人阶级的英雄人物之一，以及1955年6月18日，项英与袁国平、周子昆3烈士遗骸被静静的安葬在雨花台以外，其余的有关项英的叙述都以《决定》为基调，对项英全盘否定，甚至无端的将一些与项英无关的事情强加到项英身上，使项英的英雄业绩被彻底抹杀。文革中，项英被扣上“大叛徒”的帽子，其亲属横遭株连和迫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学术界和许多新四军老同志、尤其是皖南事变的亲历者，要求重新评价项英功过的呼声日益增多。
1990年，经中共中央批准，湖北省武昌县为项英烈士竖立铜像。时任国家主席的杨商昆同志题词:“项英烈士浩气长存”。陈丕显、李一氓主持碑阴铭文《项英同志生平》，对其一生进行了高度概括和客观评价。
李良志:皖南事变前，党中央对形势的分析，确有不准确和失误之处。这主要表现在从1940年秋到1940年冬，中央在分析蒋介石对日政策和对中共政策时，开始是对其黑暗面、危急性估计过头;旋即又来一个大转变，对形势过于乐观，对蒋介石暗中搞反共磨擦的决心估计过低，造成方针政策上的失误。
王辅一（《关于项英与皖南事变的几个问题——答金冶同志》，《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2期）:毛没有把握住形势的全貌，过高估计中苏关系对解决国共危机的作用，接受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消极影响，对形势估计过于乐观，对时局的危险性估计不足。
皖南事变前，毛对国民党反共策略的认识也很大的变化过程。1940.10.19.何应钦、白崇禧发出《皓电》，国共关系紧张时，毛倾向于在军事上采取进攻的策略来对付日蒋联合“剿共”的危险。11.3.致彭德怀电:“我军不待日蒋联合夹击到来，即从五十万人中抽调至少十万至十五万精兵，分数路突入彼后方”，以此来“避免最严重的日蒋夹击”。（《毛泽东军事文集》二，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P570）事关重大，毛向共产国际请示，称“反共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我们拟举行自卫的反攻”，此举“有可能闹到蒋介石与我们最后大破裂，故在政治上是不利的”，“最后决心还没有下”，“请求你们给以指示”。共产国际对毛的计划持反对态度，认为蒋介石并无全面“剿共”和降日的决心，亲日派正设法挑起国共战争，逼蒋投降，中共切不可中此诡计，在政治上、军事上只应做防御的自卫战的准备。斯大林明确认为，中共“在国内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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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还不巩固”，只能使自己“处于走投无路的境地”，不论对中国抗战、中国革命，还是苏联的安全，都是一种严重的“危险”。（杨奎松:《皖南事变前后毛泽东的形势估计和统战策略的变动》，抗日战争研究，1993.3.）
毛重新考虑并改变了自己的形势估计和军事对策。11.6.致李农、项英、董必武并告周恩来电中，要求各方“奔走呼号，痛切陈词”，表示“我们共产党爱护蒋，爱护抗日与团结”的态度，来从政治上谋求缓和（皖南事变资料选辑，P80）。11.21.致周恩来、李克农、项英等电:“只要蒋介石未与日本妥协，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他的一切做法都是吓我让步，发表《皓电》是吓，何之纪念周演说是吓，汤、李东调也是吓，胡宗南集中四个师打关中也是吓，命令李克农撤消办事处也是吓，他还有可能再做其他吓人之事。除吓之外，还有一法宝即封锁，此外再无其他可靠办法（当然进攻张云逸、彭雪枫是可能的）。”（P101）11.30.毛等电告叶挺、项英:“日蒋决裂，日汪拉拢，大局从此有转机，蒋对我更加无办法，你们北移又让他一步，以大局判断，蒋、顾是不会为难你们的。”（P105）
蒋介石12月9日发出限新四军于31日前全部开过长江以北的手令后，毛对时局的危险性仍估计不足。12.16.毛泽东等关于目前时局致胡服陈毅并告叶挺项英电，仍估计蒋“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12.25.毛泽东关于各派态度及我之布置情况的通报中，认为:“只要蒋不投降，大举进军是不可能的；始终不过是大吹小打而已。”（P117）
蒋限令新四军于1940年12月底北移完，毛泽东的想以此为谈判筹码。11.9.中共中央在以朱彭叶项名义复皓电中（即佳电），答应“通令北移”，同时提出“宽以限期”（P84）。此时，由于国民党方面调集汤恩伯、李品仙大军东进，苏北、皖北受到严重威胁，于是发生了以撤出皖南的让步作为同国民党当局谈判的交换条件。11.15.毛致周刘彭项电:“蒋介石怕我皖南不动，扰其后方。故我对皖南部队既要认真作北移准备，以为彼方缓和进攻时我们所给之交换条件，又要要求彼方保证华中各军停止行动，以为我方撤退皖南部队时彼方给我之交换条件。”（P100）这就需要皖南新四军在作北移准备时，维持着“拖”的局面。11.21.中共中央致叶项电:“你们可以拖一个月至两个月（要开拔费，要停止江北进攻）。”（P103）12.14.电“移动时间蒋限12月底移完，我们正交涉展限一个月。”（P109）12.18.中共中央以朱彭叶项名义复国民党谈判代表刘为章电，要求“展缓移动时间至明春2月半，在2月15日前保证全部离开皖南。”（P111）12.25.毛“以拖为宜，拖到1月底再说。”（P116）
12.26.周恩来向毛报告，周25日会见蒋，向他提出经毛24日同意的皖南部队北移的条件（即给新四军发补充，停止华中部队的前进，停止全国的政治压力，取消张国焘国民参政员资格），蒋根本不让步。周认为“蒋介石的话靠不住”（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人民、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P480）。这表明以皖南新四军北移作为谈判砝码的价值已不复存在，拖的办法已经行不通了，毛泽东这才下快走的决心。叶、项恰在25日请示行动方针，毛在26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复电项英、周子昆、袁国平，严厉批评他们“犹豫动摇”，要他们“最近决定全部北移”。（P120）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他的有些认识最初也并非正确无误。他也有情绪激动、看法不同、思想反复的时候。
毛主席一度对形势作出较为乐观的估计，认为蒋介石大举‘剿共’不可能，一切做法是吓我让步，大吹小打。为了加强政治斗争筹码，曾提出在皖南偏要再拖一两个月，而不是立即北移的主张。
在皖南事变发生后，出于对蒋介石血腥屠杀新四军的无比愤慨，一度对政治形势的分析又只强调了坏转的一面，认为国共的全面破裂已经开始，中共与蒋之合作已经完结，目前不是打退反共高潮的问题，而是如何推翻蒋介石的问题，提出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同时全面大反攻的方针。由于刘少奇的建议，中央最后“放弃了一度产生的偏激认识”。
杨奎松:《皖南事变的发生、善后及结果》（《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3期）
蒋介石国民党并未有过一个明确的旨在处心积虑消灭皖南新四军军部的蓄谋。皖南事变的发生存在着某种必然性，这是因为，它与国民党坚持限制中共军队发展，要求其限期离开长江两岸北移冀察的强硬态度有关，且与中共中央必欲独立自主，坚持大力发展经营华中地区的政策有关。但它同时也具有相当的偶然性，因为它也与中共方面出于对国民党的高度戒备心理，拖延北移时间且必欲选择一条出乎国民党人意料的北移路线，和国民党恰好在皖南新四军逾期南下之日，完成了围堵部署，封住了新四军南进东去之路的巧合有关。同样，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也不曾有过要在更大范围内对中共动武的计划。换言之，并不存在着美苏及国际舆论的反对和日本人的突然进攻，打乱了国民党人发动更大规模的剿共战争的阴谋的情况。而就中共中央来说，受到莫斯科态度的影响，它在这段时间里对国民党的政策估计和对事变的应对态度，也曾有过一个颇为复杂的变化过程。
皖南事变虽以相互妥协而告收场，但由此而导致的两党感情之对立和实际之分立，已无可避免地决定了两党关系的最终走向。皖南事变之发生和平息，原因甚多，而以往的研究似乎过多地强调了事变前蒋介石国民党的“阴谋”，和事变后美国的压力及国际舆论的作用；或侧重于在断定蒋介石国民党蓄谋消灭皖南新四军的前提下，从中共党史的角度，来讨论当时条件下新四军政委项英与中共中央有着怎样不同的态度和策略，以及它们各自对新四军在事变中的损失应当承担怎样的历史责任。
“国民党失地，日本与共产党分地”。
蒋介石12月25日专门召见了中共代表周恩来，“极感情的神情”向周透露了他的强烈担心。他告诉周说:“你们一定要照那个办法，开到河北，不然我无法命令部下。苏北事情闹大了，现在谁听说了都反对你们。他们很愤慨，我的话他们都不听了。”他特别暗示周，再不听令怕难免一战，说:我也不愿意内战，不愿意自相残杀，问题是新四军“如果非留在江北免调不可，大家都是革命的，冲突决难避免，我敢断言，你们必失败”。蒋这时左右为难的心态由此不难了解。
新四军距离蒋所规定的北渡时间己经十分紧迫了，当新四军军长叶挺和政委项英强调实际困难，甚至要求展期时，顾祝同等不仅没有藉机要挟或逼成破裂之局，而且还认真向重庆转达，力请蒋予以通融。
不意，11月底至12月上旬，由于错估了蒋介石的态度，毛泽东批准了江北新四军发起曹甸战役，试图根本消灭苏北韩德勤部。1战役刚一打响，何应钦就于12月3日提议，皖南新四军不能再走苏南北渡，“只准由江南原地北渡，或另予规定路线，以免该部直接参加对韩德勤部之攻击”2。蒋随即也于10日批准了何的提议，并转令顾祝同要叶挺遵命原地北渡或由顾另择路线。因顾并无其他路线可供选择，故只能要求皖南新四军就地于铜陵、繁昌间渡江，经皖北北上。既然要新四军军部改走北线，即经铜繁间直接北渡，纯粹是曹甸战役的刺激所促成，说其中含有重大阴谋，自然难以成立。3不过，皖北这时在桂系李品仙部的控制下，李与新四军的关系较为紧张，且沿江又有日军封锁，原地北渡确有相当危险。不允许新四军走东线，而要其走北线，这自然极大地增加了新四军北移的难度。
很明显，蒋介石对皖南事变的发生并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其对军方的剿共方案一拖再拖，一压再压，就是力图避免过早地引发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其后虽批准军方的作战计划，也仍旧是以新四军不遵从北移命令为前提的，并非要蓄谋消灭皖南新四军。因此，蒋事变后更不赞成进一步扩大事态，甚至对白崇禧的办法也一直态度犹疑。其最终虽不得不追认事变的结果，表现强硬，内心里却极力想要缩小事变的影响范围。
对于共党，在军事方面须严，政治方面不妨从宽。正是根据蒋的意见，国民党中宣部23日受命秘密指示各宣传单位，对皖南事变之说明要严守范围，即此仅为军事问题，不是政治问题；是内政问题，不是外交问题；是局部问题，不是全国性问题。27日，蒋介
石更进一步发表谈话，公开强调此次对新四军“纯然是为了整伤军
纪，除此之外并无其他丝毫政治或任何党派的性质夹在其中’，。1

三、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的性质与特点
中共在全国建立了大小19块敌后抗日根据地，总面积达95万平方公里，拥有人口近1亿，逐步建立起地方性的联合政府，统称为抗日民主政权。
关于这些政权的性质问题，在其建立之初，不仅党内外许多群众不了解，而且一些党的领导干部也不甚明确。以至于有人提出，这种政权“在政策上是统一战线的，而在其阶级性质上应该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政权”；也有人认为，这种政权就是“共产党的一党专政”。鉴于以上种种在抗日民主政权性质问题上的糊涂认识，中共中央于1940.2.1发出《关于抗日民主政权的阶级实质问题的指示》，向全党指出，我们领导的政权，是抗日民主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的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革命的专政。抗日民主政权在阶级成分上，工农小资产阶级是主要的，但应当吸收进步的中产阶级分子及进步士绅参加。毛泽

lishi · 发表于 06-8-17 08:39:38

东在其一系列著作中，对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的性质作了明确规定和阐述，“必须确定这种政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是赞成抗日民主的“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专政”；“它是和地主资产阶级专政相区别的，也和严格的工农民主专政有一些区别”。
特点:⒈以一切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人们作为社会基础；⒉抗日民主政权施行体现抗日与民主两大精神的施政方针；⒊抗日民主政权实行参议会制的政治体制和三三制的政权机关人员分配原则。各根据地一般设立边区、县、乡三级政权机构，在政权组织形式政体上实行参议会制。参议员由直接选举产生，组成三级参议会，是边区各级最高权力机关。参议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基本活动原则是议行合一制。1940年春三三制提出，并得到贯彻。⒋抗日民主政权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力量。在各抗日根据地，实行了共产党领导的一元化，即在同级党政军学各组织相互关系上，党的委员会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领导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各级政权必须接受共产党的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必须在抗日民主政权中“占领导地位”，这是疑问的。
四、伪政权的建立
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原因: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写:《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一、他们的民族失败主义恶性发展，他们完全为日本侵略者的暂时胜利吓破了胆；二、汪与蒋争夺权利的矛盾以及在“和”“战”问题上的政策分歧日趋尖锐，汪急于另谋出路；三、日本的诱降目标日趋集中于汪精卫集团，汪等也从半推半就发展到积极卖身。这一结论基本代表了大陆学者的多数意见。
余乐庆:《汪精卫叛国投敌原因综述》，《昭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4期）
⒈双簧说:冯玉祥:……那时重庆交通完全由军统局戴笠管制，人民出境买飞机票都要先登记，经过审查、核准，高级官吏要先经蒋介石个人批准，汪精卫带着曾仲鸣、林伯生以及许多人乘飞机飞昆明，事先既然没有政府与党交给他甚么任务，戴笠岂有不先报告蒋介石的道理？说汪精卫是潜逃出重庆，断不可能。汪精卫到了昆明，龙云还有电报来报告，如蒋介石要阻止他，是绝对做得到的。所以汪精卫到南京组织汉奸政权，说蒋介石事先连想也想不到，那是谁也不相信的话。因此从汪精卫走后，到日本投降为止，人们总说蒋介石和汪精卫及其走狗们是在唱双簧，否则为什么在战时动辄有“重庆南京合流”的谣传?（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9—121页）（李敖:《汪精卫主和，蒋介石主战吗？》，《蒋介石研究》第3集；刘华明:《汪精卫叛国出逃探微》，《民国档案》1993年第2期；朱子家(金雄白):《汪政权的开场和收场》第5册，香港春秋杂志社1963年版，第32页）
⒉蒋打击政敌、玩弄权术:蒋介石让周佛海、高宗武等亲信牵着汪精卫的鼻子走，推汪精卫出马，诱使汪精卫叛离重庆至河内。当汪精卫发表响应“近卫声明”的“艳电”，预计响应他的云南、四川等地将领毫无声息。日本方面对他的叛离也非常冷淡，举国上下又一致斥其叛逃行为，汪处于进退两难之际，蒋介石发表了《驳斥近卫声明的宣言》，蒋之宣言与汪之“艳电”形成了强烈反差，蒋的“民族英雄”形象已形成了，但汪的“民族罪人”的形象并不明显。关键时刻，蒋介石派出暗杀队直奔河内去“制裁”汪精卫，结果故意错杀了汪精卫的秘书曾仲鸣，起打草惊蛇之功效，逼得汪氏终于逃离河内抵达上海，投入日寇的怀抱。“英雄”入胯后，高宗武、陶希圣再脱离汪精卫集团，并揭穿其内幕。这样，汪精卫就成了国人皆曰可杀的汉奸。蒋介石不仅清除了一个最大的、能与之抗衡的对手，又成为与汪精卫鲜明对比的“民族英雄”，而“一只臭马桶”终于套到了汪精卫的头上。所以，“汪精卫叛国投敌事件从一开始起，就是蒋介石精心策划、幕后操纵的一个让汪精卫“跳火坑”骗局。（苏宗辙:《汪精卫叛国投敌原因再探》，《民国档案》1993年第3期）
⒊汪蒋在策略上严重分歧的结果；汪叛逃，也反映了他与蒋介石之间的权力之争，认为自己的主张不被接受，是由于没有实权，只有投靠日本帝国主义，才能贯彻实现其主张。这也是其叛国投敌的重要原因。
⒋汪叛国投敌的内因是抗战亡国论的民族失败主义和民族投降主义，外因是日本以华制华的诱降政策。
⒌汪叛国投敌反映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中亲日派的要求。
⒍汪叛国投敌主要是患了“恐赤病”。（见蔡德金、李惠贤:《关于汪伪政权问题学术讨论会综述》，《中国现代史》(人大复印)1987年第2期）
⒎亚洲民族特有的心理因素的影响和对共产主义的恐惧。与日本人“合作”，有其“高尚和爱国”的一面。（亨特•博伊美）
余:考察分析汪精卫叛国投敌主要原因时,首先应该弄清汪精卫叛逃要达到的目的。诱使汪精卫叛离重庆的关键是“重光堂会谈”日汪双方代表达成的《日华协议记录》，协议规定是:与汪精卫发表响应近卫声明的通电相呼应，“云南军首先反蒋独立，其次四川军与之呼应。”然后，“在非日本军占领地区之云南省与四川省建立独立政府，编成新军队。”进而，“日本军实行部分撤退，以广东和广西两省为新政府的地盘。”（《今井武夫回忆录》，第304—305页）汪精卫等人最初的打算并非要到日占区去，而是要在非沦陷区的云南、四川及两广建立一个由他控制的“新政府”，以此来取代蒋介石的重庆政府，与日本实现“和平”。

参考资料: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江苏古籍，1998（本分册分为九个部分:国民政府的战时体制；战时重要方针政策法令；国民党历次重要会议概况；国民参政会与地方参议会和国民大会；民众运动；党派与社团等。）
《国民参政会纪实》上中下，重庆出版社，
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皖南事变资料选》，上海人民，1983
“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皖南事变》，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新四军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
南京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汪精卫问题研究组选编:《江精卫集团卖国投敌批判资料选编》，《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1981（内部）
黄美真、张云编:“汪伪政权资料选编”《汪精卫集团投敌》、《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上海人民，1984；《汪精卫国民政府“清乡”运动》，1985
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今井武夫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中央档案馆编:伪满洲国的统治与内幕——伪满官员供述，中华书局，2000（伪满皇帝、大臣、少将以上官员40人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期间的交代材料）
李琪:《“行政三联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上下，重庆出版社，1992
杨奎松:《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判实录》，广西师范大学，1992（迄今为止系统说明和介绍自1936年至1946年从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酝酿到最终破裂，这11年间两党高层谈判的第一部学术著作。）
李良志:《度尽劫波兄弟在——战时国共关系》，广西师范大学
黄修荣:《国共关系七十年》，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
李良明:《项英评传》，经济日报出版社1993年
卢权等编著:《叶挺》，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
李良志:《烽火江南话奇冤——新四军与皖南事变》，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年
王辅一:《项英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
房列曙:《皖南一九四一》，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
施昌旺:《最近十年皖南事变研究回顾》，《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6期
蔡德金:《历史的怪胎——汪精卫国民政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美）亨特•博伊美:《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1937—1945），商务印书馆，1978

第十讲抗战时期的中国经济

lishi · 发表于 06-8-17 08:39:48

一、国统区经济
（一）战时经济体制
⒈战时经济领导体制
截止1937年底，国民党中央经济行政机构系统如下:
第一层为国民政府及直属的行政院、监察院、立法院，抗战初，又增加了军委会。第二层为第一层所辖的各经济主管部门。国民政府直辖:1、主计处；2、全国经济委员会；3、建设委员会。行政院下设:1、财政部；2、实业部；3、交通部；4、铁道部。监察院下设审计部。立法院下设:1、财政委员会；2、经济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下设:1、资源委员会；2、第三部；3、第四部；4、农业调整委员会；5、工矿调整委员会；6、贸易调整委员会；7、对外贸易委员会。农业、工矿、贸易三个委员会又联合组织了运输联合办事处。这种多头领导使整个国家经济陷入一种事实上的无计划状态，“我国经济行政机构，向极繁复，权责错综，滞碍殊多”。机构设置重叠冗肿，分工不清，与战时需要有高效的经济行政机构相比相差甚远，需要进行大规模的机构调整。
1938年开始调整，1月，国民党政府发布了《调整中央行政机构令》，规定了调整原则。实业部改为经济部；建设委员会、全国经济委员会的水利部门，军委会的第三部和第四部，都并入经济部；军委会的资源委员会改为隶属经济部；军委会的农业调整委员会改为隶属经济部农本局，改称为农业调整处；工矿调整委员会改为隶属经济部，改称工矿调整处。贸易调整委员会改为隶属财政部，改称贸易委员会，并将军委会的对外贸易委员会和经济部的国际贸易局归并于贸易委员会；财政部粮食运销局，归并经济部农本局；铁道部和全部经济委员会的公路部分并入交通部，运输联合办事处改为隶属交通部，改名为水陆运输联合办事处。通过调整，大体上改变了以前的混乱状况，将经济行政机构集中归行政院管辖，机构总数减少，公务人员总数也由1936年底的3684名减为1938年的1561名，减少了58%。经过这种调整，经济行政机构“乃得合理化之统一”，“不但有横的合理化组织，更有纵的合理化联系”，从而形成了经济建设上的统一领导。经济行政机关调整的完成，标志着国民政府战时经济领导体制的形成。
⒉战时经济政策
建立战时经济领导体制的目的在于减少政出多门，提高工作效率，以利于加快生产的建设速度，更好的实施战时经济政策。因此，在建立战时经济领导体制的同时，国民政府又制订了推动战时经济建设的一系列政策。总起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重视和加强内地（大后方）生产能力，谋求工农业产品自给。由于日军占据沿江沿海各省加强封锁，沿江沿海地区及国外工农业产品不易输入，中国抗战所必需的后勤给养和广大民众赖以生存的日用必需品“端赖内地生产”。
第二，对工矿企业采取扶持政策，“奖励经济事业之发展”。国民政府认为，“国营经济事业，固应积极经营”，而“民营经济事业，尤宜尽量奖励”。其奖励办法多种多样，有资本协助、技术指导等等，以期做到“各尽其最大之能力，以供献于抗战建国之需求”。
在对战时大后方民营、国营企业放款政策上，过去学术界不少人认为国民政府金融机构采取了重点扶持国营企业、轻视民营企业的政策。有的学者指出，实际情况恰恰相反:1943年，民营企业所得工贷占四行放贷总额的75.3%，1944年为65.5%，1945年上半年为60.75%。抗战期间，后方许多民营企业，尤其是大中型企业，如民生公司、重庆电力公司、华西实业公司等，都得到了四行发放的大量的工贷，从而使企业摆脱了困境，维持了生产。当然，因战时财政资金极为有限，一些小型民营企业得不到，或得到的少也是必然的了。
第三，严格汇兑管理，加强金融统制。抗战前，国民政府就逐步垄断了金融；抗战爆发后，进一步规定，设立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行联合办事处，抗战时期所有有关金融活动事宜，悉由办事处管理；有关金融方面的一切政策与措施，概由四行联合办事处制定。总之，要使国统区所有金融机构高度控制在以四行联合办事处为中心的金融统制网中。
第四，加强税收管理，巩固固有收入，维持战时财政支出。
国民政府以“抗战建国同时并重”相号召，大力推进后方的开发与建设，同时要装备和维持作战部队，导致财政支出猛增猛涨。抗战开始后的财政赤字己上升到70%多，乃至80%。收支的剧烈失衡，引发了严重的财政危机。战争开始后，在关、盐、统三税逐年短收的情况下，国民政府逐渐发展了3种新税:食盐战时附加税、货物税和直接税，税收渐见增加。
食盐专卖，加征战时附加税。货物税由过去的统税和烟酒税合并而成，矿产税和战时消费税亦属货物税性质，都是间接税。竭力开征直接税，包括印花税、所得税、非常过分得利税、营业税和遗产税5种。
第五，加强交通建设。《抗战建国纲领》中规定战时交通政策为:“整理交通系统，举办水陆空联运，增筑铁路、公路，加辟航线。”1939.1.29，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强调:“水道运输需费较廉，西南各省水道，多可利用，亦应积极疏导，多备船只，为有组织之管理，以补公路铁路运输之不足。”水路运输在战前一直不大为国民政府重视，抗战爆发后，政府加强水运工作，这是交通建设政策的一大特色。
第六，实行战时经济，规定各项经济建设要以军事工业为中心，民用产品的生产要服从军用产品的生产。根据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所确立的“抗战与建国同时并举”的方针，国民政府认为有必要实行战时计划经济。同时强调战时生产事业，“应以供给前方作战物资为第一要务”，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人尽其力，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建立起有利于持久抗战的战时经济体系，并且成为战后建国大业的“长久之基础”。
此外，国民政府为了适应战时经济建设，在农业、商业、贸易等领域内也采取了相应的统制政策，不一一赘述。
⒊经济统制政策及评价
所谓统制经济，就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前提下，国家财政为服从战争需要，依靠行政的法律手段，直接干预或管制生产、流通、分配等社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和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它是一种高度专断集权的资本主义战时经济模式。统制经济的全面实行，就是战时经济体制确立的表现。
如1937年6月《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增进生产及调整贸易办法大纲》、《战时粮食管理条例》、《战时农矿工商管理条例》、《各省市合作贷款要点》、《战时合作农贷调整办法》、《四行联合贴放办法》等。1938年又颁布了《购买外汇清核办法》、《特种物品清耗统制办法》、《非常时期农矿工商管理条例》、《内移各厂矿限期复工办法》、《实施收兑金类办法》、《非常时期工矿业奖励奖助暂行条例》、《商人运货出口及售结外汇办法》、《出口货应结外汇三种类及其办法》、《改善地方金融机构办法纲要》、《领用一元券及辅币条例》、《国营矿区管理条例》。1939年1月五届五中全会，将经济建设视为“抗战胜负所系”的头等大事，正式确定了要“依于战时人民生活之需要，分别轻重，斟酌缓急，实行统制经济”的基本方针。此后，国民政府又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陆续颁布大量统制法令。1939年有《战区粮食管理办法大纲》、《矿产品运输业出口管理规则》、《非常时期采金暂行办法》、《非常时期禁止进口物品办法》、《录业管理规划》、《川康铜业管理规则》、《管理锡业规则》、《管理水志规则》、《管理煤炭办法大纲》、《全国猪鬃统购统销办法及施行细则》、《非常时期平定物价及取缔投机操纵办法》、《取缔囤积日用必需品办法》、《日用必需品平价购销办法》、《取缔收售金类办法》、《收购生金办法》。1940年又颁布了《钢铁管理规则》、《管理土铁实施办法》、《全国桐油统销办法》、《非常时期省营贸易管理规则》、《取缔进口物品商销办法》、《非常时期管理办法》、《采金暂行办法及民营金矿业暂行办法》、《管理各省银行或地方银行发行一元券及辅币券办法》等。1 941年有《战时管理进出口物品条例》、《战时重要经济设施原则》、《非常时期工商业及团体管理制办法》等。通过上述法令的颁行，国民政府己可以对生产、流通、消费各个环节，对工矿、农商、粮食、金融、外汇、物价、物资各个部门进行统制。
国民政府战时经济统制政策的共同特点为:一切从抗战出发，所有政策的制定都围绕着抗战这个大目标进行。通过这些政策所要达到的目的，一要使经济建设满足前方需要；二要做到战时人民日常必需品“无需仰赖外人，然生活得以自给”。因此，我们在评价战时统制经济政策时，必须置于这样一个前提下，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对该政策的利与弊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
利:战时经济统制政策是保证抗战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经济统制政策不少国家实行过，因历史条件、适用范围的不同，其导致的后果也不尽相同。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政策的核心就是“统制”，从工业建设到财政金融，从物资管理到外贸出口，正是利用和依靠这些统制政策，才成功的打败了日本侵略者。

lishi · 发表于 06-8-17 08:39:57

（1）利用工业统制建成了后方工业基地，粉碎了日本侵略者摧毁沿海工业基地以迫使国民政府屈服、放弃抗战的企图。抗战初期，日军在军事进攻的同时，十分注意在经济上对国民政府进行打击，日本曾经狂妄的宣称要在几个月内灭亡中国，其依据就是它不仅能击溃国民政府的军事抵抗，而且能够在很短时间内摧毁中国沿海地区的工业基地，占领华北、华东、华中和华南广大经济富庶地区，以扼住国民政府的经济命脉，逼其就范。无可否认，日本的侵略曾让国民政府陷于极其不利的被动地位，但大后方工业基地的建立，不仅生产出了大批的武器装备，而且生产出了军、民用必需品，最终粉碎了日军的经济封锁和困死国民政府的梦想。对此，日本学者也不否认，他们指出:“如果谈到经济建设，那么它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形成以国家资本主义为中心的抗日力量和物质基础。当时的中国，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化已经形成了主要危险，因而经济建设对于民族独立来说显然是有进步意义的。”
（2）利用粮食统制政策，维系了抗战军民的温饱。粮食统制政策是在通过田赋征实、征购、征借，掌握大量粮食基础上进行的，该项政策的实施，一方面表现为采取各种措施努力发展粮食生产，增加粮食总产量；另一方面表现为对粮食实行配给制。粮食统制政策维持了抗战军民生存的基本需要，稳定了军心民心，使国民政府的各级机关照常运转。正如国民政府要员张公权所说:“当时，如果粮食的供应不是相当充沛的话，那么中国的经济生活就会被日本扼杀，而士气也将维持不了多久。”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颁布的粮食法规与政策，大致可以划分为自由流通、分级管理与全国统制三个阶段。1937年7月一1940年8月间，国民政府采取的是粮食自由流通政策，对粮食事务基本上“放任不管”。大后方在抗战初期出现了一种奇怪的战时现象——粮价持续跌落。四川1938年的粮价比战前低6%,战区粮价跌得更加厉害。这种反常现象的出现，原因有三:一是抗战初期人们心理不稳，资金外逃；二是1938年大后方粮食丰收；三是领土沦陷造成粮食相对集中以及大量抛售。
随着正面战场战线的逐步稳定，粮食相对集中这个因素所起的作用逐渐消失。粮食危机的发生具有必然性，这是由中国粮食历来短缺、战争环境与自由流通政策等三个因素决定的。战争给中国粮食供求关系造成灾难性的破坏:战争造成中国粮食减产；战争迫使中国人口大量西移，打破了以往中国人口按粮食产量而形成的自然分布状态。截至1940年，由战区迁移至后方的人口达到5000万，使后方人口由战前的1.8亿增加到2.3亿，大后方粮食需求激增。战争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的交通运输，给大后方各地间粮食的运输与调剂造成了极大的困难。日本推行“以战养战”的经济侵略方针。
1940年8月一1941年7月，分级管理阶段。1940年上半年大后方抢米风潮迭起，政府采取了分级管理政策。这一时期粮政上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田赋仍然没有收归中央，尽管成立了全国粮食管理局，并制订了一系列粮食管理措施，但呈现出各省“各自为政”的局面。1940年8月1日，全国粮食管理局成立，卢作孚出任局长。随后，全国粮食管理局颁布了省粮食管理局组织规程与县粮食管理委员会组织通则。各级粮管机构相继成立。
1941年7月一1945年8月，全国统制阶段。把粮政纳入了战时轨道，实施两大要政:中央控制粮食政策、在全国范围内管制粮价政策。
第一，调整粮食管理机构。撤销全国粮食管理局，1941年7月1日成立粮食部。第二，对粮食采取控制政策。⒈田赋收归中央。⒉在整个大后方实行田赋征实。⒊实行粮食征购。征购是依靠行政手段强制购买粮户的粮食，价格低于市价，并且只有三成付现金，七成发给粮食库券。⒋进行粮食征借、累进征借与捐献。1943年度川、滇、康、陕、甘、闽、桂、粤、浙等9省均把征购改为征借，安徽省则改为捐献。1944年大后方征购全部改为征借，并向粮食大户实行累进征借。所有征借的粮食，既不付现款，也不给粮食库券，且不计利息，只在“粮票”内载明自征借后第5年起分5年平均摊还，抵完当年新赋。此外，蒋介石还在1944年发起了“献粮献金运动”。⒌随赋带征县级公粮与摊派积谷、学谷、优待抗属谷。⒍采取抢购、采购、委购粮食等措施。第三，管理全国粮价。国民政府只控制了大后方一半左右的余粮，而另一半余粮仍在市场上流通。
（3）战时财政金融统制政策集中了财力，保证了军费支出和工农业生产建设的需要。通过四行联合办事处控制了全国金融，通过发行权的统一集中了货币，通过公库制度使国民政府的财力免于分散……这些统制金融措施，使国家财力得以集中调拨使用，为满足军费开支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如果没有这种前提条件，每年财政总支出60--70%的军费便无从开支，前方各方面的供应就得不到保障。因此，我们不能因为某些腐化措施而否定其在战时所起的积极作用。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统制政策在扶助工农业生产方面的作用也不容忽视。
此外，外贸统制政策在也起了重要调节作用。外贸统制进口了必不可缺乏的工业原料、燃料及设备，解决了后方工业基地建设的需要；同时也进口了粮食，换回了不少外汇，缓解了财政紧张状况。总之，此政策对成功打败日本侵略者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弊:毋庸讳言，经济统制政策也带来了消极的一面。那就是，此项政策是建立在牺牲人民利益、对全民的普遍掠夺的基础上的。例如，工业统制和限价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私人资本企业的发展；田赋征实、征购、征借的“三征”政策，严重的损害了农民的利益；物价管制、物资管制政策与专卖制度加强了对人民的剥削。专卖制度充分体现了国家资本的垄断地位。通过推行专卖，政府全面掌握了盐、糖、酒类和火柴的生产、收购、储运和销售，但获得这种特权的却是四大家族“官式”和“商式”商业网。它们在执行政策时，强迫压价收购、肆意抬价售销，同时操纵市场，翻云覆雨，从而牟取了大量暴利。
上述这些都是一种看得见的、赤裸裸的掠夺。当时，对经济发展危害最大、对人民掠夺最为残酷的一种掠夺方式就是与实行财政金融统制相关联的通货膨胀政策。
潘国琪:《抗战初期国民政府财政政策考辨》（《抗日战争研究》2003年第1期）传统观点认为，国民政府为克服抗战爆发后所面临的严重的财政困难，从一开始就确定了以通货膨胀为中心的财政政策。
事实上，国民政府在抗战初期采取的是增税、募债、发钞等多管齐下，而以募债为重点的财政政策。1937年7月至1938年底为第一阶段。尽管法币发行在增加，但速度较为和缓。从发行指数来看，1938年12月的指数与七七事变前的1937年6月比较，只增加了64%。这一阶段的通货膨胀尚不明显，主要原因在于人民群众在抗日战争初期，对国民政府所发行的纸币给以信任，并且通过认购公债等方式给以支持。
1939年起到1941年底为第二阶段。法币发行开始达到一个新速度。促使法币发行加速的主要因素，是国家银行对经济建设的信贷扩张和弥补财政赤字的财政垫款的增加。
1942年至1945年为第三阶段。法币发行象一匹脱疆之马，再也无法控制了。主要原因在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我国国际交通全部断绝(与外联系的唯一通道仅剩驼峰航线)，外援物资无法接济，国民政府只能依靠国统区后方自己生产的物资维持抗战局面。由于工业生产中不可克服的种种困难(主要是缺乏原料)，使工厂不能全部开工，日用必需品紧缺，致使物价飞涨更进一步加速。
促使国民政府采取通货膨胀政策的主要因素，是国家银行对经济建设的信贷扩张和弥补财政赤字的财政垫款，使银行界的流动资金减少，导致国家银行货币的空库与流通周转不灵。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便通过了“使用多量法币，则筹码之流通，自无不足之虑”的决议，把通货膨胀作为一种政策确定下来。从表面看来，通货膨胀只是一个物价上涨和货币贬值的问题，实质上是在商业关系掩盖下的一种富有隐蔽性的掠夺方式。此种掠夺以全民为对象，比之实行经济统制的掠夺，在范围上更为广泛，更为普遍，在程度上更为深刻，更为残酷。通过8年抗战，法币购买力的变化，不难看出通货膨胀的本质。以法币1元的购买力为例，1938年底约等于战前币值的6角，1939年底仅值战前2角8分，1940年底则降至8分左右，1943年底只值半分。到日本投降前夕的1945年8月，只合战前法币5毫，也就是说，此时2000元才抵得上战前1元法币的价值。这一比值说明，国民政府通过通货膨胀政策，从人民手中每2000元中就掠夺走了1999元。此种政策的结果只能是人民遭受浩劫，而国民政府则借此壮大了国家资本，政府官僚们借机大发横财，因而引起了人民的强烈不满。如果说战前人民希望通过自己利益的牺牲来换取抗战的胜利而未加以反对，暂时忍而未发，那么，战后，此种政策不加以改变，后果将不堪设想。
（1940年夏，马寅初应国民党陆军大学的邀请对将官班作关于抗战时期财政问题的演讲。“现在我们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在此危难之际，全国必须一致抗日。全国上下应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同心同德，共赴国难。但是，十分令人遗憾，目前的情况并不如此。” “现在是‘下等人’出力，农民和劳动人民在前线浴血抗敌；‘中等人’出钱，后方广大人民受到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之害，减少了实际收入，为抗日负担了财力；‘上等人’既不出钱，又不出力，还要囤积居奇，高抬物价，从中牟利，发国难财。” “更有甚者，还有一种所谓的‘上上等人’，他们依靠权势，利用国家机密，从事外汇投机，翻手成云，覆手为雨，

lishi · 发表于 06-8-17 08:40:06

顷刻之间就获巨利，存到外国，大发超级国难财。我可以告诉诸位，这些猪狗不如的所谓‘上上等人’就是孔祥熙和宋子文等人。” “必须反对滥发纸币，反对搞通货膨胀。一定要真正做到有钱出钱，合理负担，一定要向有钱人要钱，搞一次战时资本捐或临时财产税。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必须把孔祥熙、宋子文撤职，把他们的不义之财拿来充作抗日经费！”
1940年11月10日，马应黄炎培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邀请，在重庆演讲。“如今国难当头，人民大众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浴血奋战；但是那些豪门权贵，却趁机大发国难财。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前方流血抗战，后方和平满贯。真是天良丧尽，丧尽天良！他们利用困难，把自己养肥。要抗战，就必须让这帮人拿出钱来！” “有人说蒋委员长领导抗战，可以说是我国的民族英雄，但我马寅初认为他根本不够资格；要说英雄，蒋介石也是一个英雄，不过他只是一个‘家族英雄’，因为他包庇他的亲戚家族，危害国家民族！” “我倒希望蒋先生能够做一个真正的民族英雄，他若要做民族英雄，必须做到四个字:‘大——义——灭——亲！’惩办孔祥熙、宋子文。不除孔宋，就不能解救国家经济的窘迫。”）
（二）建立大后方工业基地
日军占据沿江沿海地区后，加强封锁，沿江沿海与国外工农业产品不易输入，整个抗战所必需的后勤给养、广大人民群众赖以生存的“日用必需之品”“端赖内地生产”。为此，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加强大后方生产能力。如:在农业方面，提倡改良生产技术，健全金融机构，改善生产组织，移置难民开垦荒地，整治河川，奖励合作等。在商业方面，“促进输出，管制输入”，调整产销，供给战时需要。在工业方面，以沿海内迁工厂为基点，建立战时后方工业基地。此方面是国民政府取得成效最为显著、影响最大的方面，有必要详细介绍。
其主要措施有:
⒈内迁工厂，移建西部工业重心。抗战前，中国近代工矿业偏于东南沿海一带，内地工业十分薄弱。据国民政府经济部统计，1937年底，全国共有工厂3925家（不包括东北），资本总额37700余万元。其中上海有235家，约占总数的30%以上；其他沿海各省共2063家，占总数的51%，内地各省所有工厂只占19%左右。为使战时大后方建立长期抗战的工业基础，避免沿海民族工业遭到灭顶之灾，及沿海民族工业资敌，加强日本侵华的经济实力，国民政府决定将沿海工业内迁。
“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开始酝酿工厂内迁计划。1937年9月，拟订内迁原则。该原则规定内迁工厂分为两种，“一为指定军需工厂，二为普遍工厂”，显然内迁重点是前者。但政府并没有放弃后者，规定如愿意内迁，可由政府在“免税、免验、减免运输费用”等方面给予优惠或援助。后来看，内迁工作实际上有两个阶段，即迁到武汉为第一阶段，尔后再迁至西南。这样重复内迁，不仅浪费了人力财力，而且对内迁工厂本身也是一大损失，反映出国民政府在工厂内迁上缺乏周密的统筹安排。
卢作孚民生公司的贡献:“民生公司应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战争”。抢运川军4师2旅出川抗战。1938年初任交通部次长。长江上游90%以上的运输由公司完成。宜昌抢运人员、物资40天，“中国实业上的敦克尔克大撤退“。抗战前3年，公司运送人员150余万，物资100万吨，损失船16只，牺牲员工100余人。
工厂内迁前后历时3年多，到1940年基本结束。据统计，到1940年底，经政府协助内迁的厂矿共约450家，机件共约重12万吨，随厂矿内迁技术工人总数为12080人。内迁工厂分布大都在中国的西南（四川254家、云南、贵州23家、湖南12家、广西28家、陕西27家），作为陪都的四川，不仅成了战时政治与文化的中心，而且也成了中国抗战的经济中心。
关于工厂内迁中国民政府的作用问题: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只是因对侵华战争无应变准备，失地过快，行动迟缓，没有一个全盘计划。
⒉大力发展大后方交通运输业。交通运输是经济建设的基础，没有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要建成后方工业基地是不可能的。首先，国民政府力图整理和完善西南铁路网。1939年初，建设西南铁路网的工作全面展开，当时计划修筑五大干线:湘桂、滇缅、叙昆、黔桂、湘黔线。这些计划虽然未能全部完成，但对维持后方运输起了巨大作用。其次，加紧大后方公路网建设。公路网建设是交通建设的重点，经过几年时间的改善，西南西北地区公路并结联网，加强了国民政府所在地与西北的政治经济联系，在大后方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再次，开辟了众多的内河航运线路。1943年底共开辟航道5227公里，加上疏通旧航道12968公里，比1940年增加61.8%。最后，注意空运与通讯建设，加强国际间交往。上述各项建设，既是夺取抗战胜利的保证，也是大后方经济建设的前提，为开发大后方带来了活力。
⒊设立工业中心区，优先发展重工业。一般来说，考虑后方工业基地建设时，既要注意分散隐蔽，又要考虑合理集中；既要考虑全面发展，又要注意突出重点。在这方面，国民政府采取的是小分散，大集中和重点发展的战略。基地建设只能“选定若干中心，充实其动力与运输设备，使各种工业依其性质，得有适当萃聚之所。”中心共有8个，四川4个，湖南2个，云南1个，广西1个。同时强调不管哪个工业区，一切建设都要以军事工业为中心，以满足战争需要为急务，政府资金投向和人力物力始终集中在重工业上。
⒋加强国家资本统制垄断政策。国家资本不断向工矿企业渗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私人资本在能源与基本工业方面的活动，而国家机关的各个部门利用对金融机关的掌握和政治上的特权，使国家资本在工矿业中形成垄断，比重由1936年时的15%一跃而上升到抗战后期的70%，并主要分布在冶炼、能源机械、电器等重工业部门。
⒌强调战时重工业建设的同时，并未忽视轻工业经济建设。国民政府照顾轻工业建设是从“奖励轻工业”和“扶持轻工业”政策两方面来进行的，颁布了一系列奖励法规，提供贷款，帮助采购材料设备，招募技术员工，等等。这些政策的实施，推动了后方轻工业的发展，构成了大后方工业基地建设中的主要内容。
通过工厂内迁与大后方交通事业的兴建、国家资本对重工业、私人资本对轻工业的共同努力，战时后方工业基地基本上建成了。这个基地的主要作用与特点是:
第一，工业门类比较齐全，基本上满足了抗战的需要。由于战争期间日军的封锁，迫使国民政府在工业门类上求全发展，因而形成了后方工业以满足自给需要为目的的封闭式工业体系。在这个体系内，从矿业、冶金、机械、造船、电器、化工、建材、纺织、食品加工、日常用品等民用工业，到生产飞机、大炮和枪支弹药的兵器工业，“举凡国防民生之物，无不具备”。
第二，布局较为均匀，既推动了西南、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又促进了中国工业布局趋向合理。国民政府注意吸取战前工业过于集中某些地区的教训，全面规划了后方8个中心工业区，从而形成了后方工业基地较为均匀的合理布局。经过抗战工业基地的建设，西南、西北地区已经打下了后来工业发展的基础，为促进这些省份的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诚然，大后方工业布局仍有不尽合理的地方（四川过于集中）。
第三，生产技术与工业化程度有所提高。国民政府对工矿企业采取奖励发明创造、给予专利和推广工业标准化等一系列措施，对后方工矿业生产技术和工业化程度有所提高具有重要促进作用。如抗战期间，由经济部审定公布的工业化标准方案有79件。
第四，国家资本形成主干，创出了战时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新路。就和平时期而言，工业发展的道路一般应该是先轻工业后重工业，但处于战时，就不可能按照此种“自然顺序”进行，而应该优先考虑重工业发展。为此，国民政府实行“工矿并举”的重工业发展方针，优先发展钢铁、能源等重工业，也为轻工业创造了发展的条件，从而推动了整个后方工业基地的建设。这种发展路子，在中国工矿业发展史上具有很重要的借鉴作用。
总之，战时后方工业基地的开发对大后方经济的发展、改变其工业布局、保障后方军需民用的供给，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大大促进了后方经济近代化的进程，对抗战的胜利也是意义非凡的。这一点，学术界意见是一致的。
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战时大后方国统区工业，尤其是民营工业在1942年后急剧衰落下去，并且“大有日落西山之势”。后方民营工业在抗战中前期因政府政策、市场、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有利条件出现短期繁荣；到抗战后期走向衰落。
但就国民政府公布的设厂指数而言，却不能得出这个结论:如以1938年为100，至1939年则为206.42，1940年为263.76，1941年为395.41，1942年虽下降为261，02，而1943年又升为351.38。就某个省区而言，1937年贵州省有55家工厂，资本额为2123800元，至1943年，则激增为工厂154家，资本额140478700元，比1939年增长4倍；这一年民营工业也有较大发展，故“1943年为全省工业发展的鼎盛时期”。
大后方民族工业盛衰的原因:其发展主要在于人口急剧增加、战争物资需求量的不断增长，国民政府的组

lishi · 发表于 06-8-17 08:40:14

织领导、计划和扶持作用；
衰:国际水陆交通路线逐步被敌人切断，必需的进口机件、原料得不到补充；通货膨胀政策直接造成工业生产成本提高，资金周转困难，生产无利可图；商业投机盛行；国民政府所实行的重税政策、经济统制政策；能源短缺；技术人员和技工缺乏，等等。

二、敌后抗日革命根据地经济
  七七事变以后，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迅速扩大，敌后军民开辟了广大的抗日根据地。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总方针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为发展根据地经济，为坚持抗战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中共中央采取了多种措施:
  第一，奖励生产的发展，开展大生产运动。发展生产是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基础，抗战爆发后，根据地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为战胜困难，以求在物质基础上立于不败之地，各抗日民主政权都竭力扶持和奖励生产的发展。如1939年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人民生产奖励条例》，给予物质和精神上的奖励。严重困难时期，陕甘宁边区的部队、学校、机关和民众团体首先行动起来，掀起了大生产的高潮。1940--1942年，全边区共开垦荒地180万亩，增产粮食47万担。1943年，边区生产粮食184万担，除消费外，尚有节余；工业也有较大发展。其他根据地在紧张的战斗环境中，都因地制宜的开展了大生产运动，以减轻人民的负担。大生产运动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提供了物质上的保证。
  第二，实行减租减息、交租交息政策。抗日战争时期，为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决定把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没收地主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政策，改变为减租减息政策。即一方面扶助农民，减租减息，以削弱封建剥削，改善群众生活，提高农民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实行交租交息，使地主仍保持一定的经济地位。各抗日根据地建立以后，曾领导农民进行减租减息，但进行得不彻底。1942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决定在根据地普遍深入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并规定了减租减息的具体政策。减租，即按照战前租额减低25%，要求多减的，实行倒四六分，或三七分；大致以抗战前后为界限，只减今后的，不减过去的；多年欠租，应予免交。减息，则是减过去的，不是减今后的，以1.5分为计息标准；如付息超过借者，停利还本；超过原本2倍者，本利停付；抗战后的息额，听任民间自由处理，不作规定。地主必须实行减租减息，农民则必须交租交息。按照这些政策，1942年以后，各抗日根据地普遍深入的发动群众，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效。减租减息运动削弱和限制了农村中的封建剥削，调动了广大农民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第三，正确处理各种经济关系。当时抗日根据地的经济成份主要有5种:政府、部队、机关、学校的公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个体劳动者的个体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地主经济。实行“公私兼顾”（或叫“军民兼顾”）的方针。除了对地主经济实行减租减息、限制它的剥削以外，其他4种经济成份都鼓励大力发展。如果不发展私营经济，人民生活不能改善，抗战的需要也不能满足，结果是军民都处于困难的境地。但是仅仅注意发展私营经济也不能解决战争的需要。只有私营经济和公营经济都得到发展，才能改善人民生活，支持长期战争。
  第四，发展商业贸易。各根据地都建立了商业贸易机构，边区、行署、专署、县都有贸易局、公营商店、运输、消费等类型的合作社，开辟了一定的经商路线，建立了一批市场，形成了有组织系统的商业网。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一些根据地采取了“对内自由，对外管理”的贸易政策。所谓“对内自由”，即在根据地内，只要符合民主政府的政策法令，不危害抗日的各类商业，均自由经营；所谓“对外管理”，就是对根据地大宗剩余产品实行有计划的输出，换取根据地军民必需品，同时禁止一切奢侈品输入。由于军民的共同努力，各根据地的商业得以正常进行。1944年边区贸易机关为边区节省了近300亿元，使边区收支接近平衡。
  对于敌后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其重要的历史作用和深远影响，学术界基本上达成了共识。主要有:
  ⒈使根据地克服了经济困难，保障了抗战中的物质供给，为抗战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⒉它坚定了全国人民坚持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
  ⒊表明了中共抗战建国的毅力和才能，提高了中共党在全国的政治地位和影响；
  ⒋经济建设运动，使中共进一步认识到了经济工作的重要性，并积累了一定的领导经济工作的经验，找到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自力更生的发展经济的正确道路，对今后中共领导的解放战争可谓意义非凡。
  尽管如此，学术界关于减租减息运动的性质、大生产运动的原因等问题，还是有着较明显的分歧。
⒈关于减租减息运动的性质。A.革命与改良相结合的政策。郭德宏:其革命性表现为全民族的利益，能够把广大农民群众发动起来，争取地主阶级的大多数站在抗日民主政权方面，有利于孤立日本帝国主义，有利于解放区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夺取抗战的胜利。其改良性表现为:只是削弱封建势力，限制封建剥削，而不是彻底消灭和推翻封建土地制度。（《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近代史研究》，1981.4）
B.一种过渡性的政策。傅茂贞:原来地主对农民残酷的封建剥削，通过减租减息政策，适当的加以削弱，也就可以为以后过渡到彻底的消灭封建剥削奠定基础。（《论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土地政策》，《党史研究》，1984.5）
C.变革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一种方式。温锐:此项政策使农村发生了一场土地变革运动，这种方式与没收地主土地平分给农民的政策相比，似乎显得有些平和，但最终结果并无两样。（《变革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另一种方式》，《抗日战争研究》，1992.4）
⒉大生产运动的原因:过去的探讨侧重于从外部寻找原因，如日本的进攻、国民党的包围封锁所造成的根据地经济和财政的困难。近年来，许多学者注重于从根据地内部寻找原因，认为:生产是解放区的中心任务之一；发展生产是抗战的需要；生产运动是由于根据地所处环境（经济基础薄弱）决定的；同时强调外因只不过是通过这些内因起作用，促使中共下决心开展大生产运动，解决抗战中的经济和财政困难，保障抗战的物质的供给。（陈舜卿:《关于大生产运动的几个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3）
三、沦陷区经济
（1）为了配合其武装侵略中国和灭亡中国的目的，实现“以战养战”、“以华制华”，日本军国主义大肆掠夺沦陷区经济，制订了殖民主义经济掠夺方针政策，造成沦陷区经济的畸形发展和财政经济趋向崩溃的境地，充分显示出了沦陷区殖民地性质的特征。但学术界对沦陷区经济的研究迄今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一般均分东北、关内沦陷区两大部分，后者的研究更是薄弱，还处于初步阶段，几乎是空白，亟待加强。故下边只对近几年来学术界对东北沦陷区经济研究较为集中的几个问题略作介绍。
⒈关于东北殖民地经济的作用问题，即日本对东北经济掠夺导致了东北重工业基础的建立，对东北经济的近代化和社会进步是否起了积极作用。魏永理认为，一般帝国主义在殖民地不轻易经营重工业，而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确实经营了一些重工业，因其目的在于保证侵略战争的需要，完全是殖民地的性质，其后果是民族工业的危机不断加强，中国人民遭受残酷掠夺，严重影响东北生产力的发展。（目的论）姜铎不否认它的客观作用，但认为它不是历史的进步。日本在东北建立的重工业后来被中国人民接收，成为东北近代工业经济的基础，存在一定的历史积极作用；同时强调日本的野蛮掠夺，对东北原有经济摧残和破坏的一面，占主导地位，仅东北原有的资本主义工商业，便被日本摧残殆尽。因此，总的来说，只能是历史的倒退。
⒉关于东北殖民地经济的性质。有的人从东北经济的垄断形式来看，特别是重工业几乎由“满业”独占，可称之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殖民地经济；有的人则认为，东北沦陷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沦陷后则为殖民地，封建地主依然存在，故可称之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姜铎认为上述观点不够确切和全面，“伪满”不能算作国家，谓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显然不妥。东北沦陷后，封建地主势力虽然存在，但一样在殖民统治下过着亡国奴生活，故谓之殖民地半封建经济也不够确切。他认为应算作日本军事垄断资本主义的殖民地经济。
⒊关于日本在中国投资是否属于中国资本主义组成部分的问题。许涤新、吴承明认为，其资本是在中国国土上聚集和成长起来的，故应为中国资本主义的一种资本形态和组成部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杜恂诚认为，日本在旧中国的投资具有强烈的侵略性，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处于不可调和的尖锐对立之中，对立面是主要的，把它们列入中国资本主义的范畴，显然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日本在旧中国的投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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