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史讲义（华中师范大学）

（2）日本对沦陷区经济的掠夺方式
⒈控制金融。在东北，1932.7.1，伪满中央银行成立，成为日本在东北的金融主管机关，但只发行纸币，不发行硬币，1937年纸币发行量为3.07487亿元，1944年上升为58.76亿元，1945年苏联出兵前为80亿元，是1937年的26倍。1941.1.6，伪中央储备银行在南京成立，并相继在上海、苏州、杭州等地设立分行、支行、办事处，至1944年达40个。该行是作为所谓“国家银行”成立的，既具有发行货币，经理“国库”，承募内外债等特殊业务的权力，又有管理“国营”事业款项之收付等一系列普通业务的权力。两行的成立，完全控制了两地的金融。由于日本的大肆掠夺，大量发行纸币，致使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民族工业衰败。
⒉统制物资。为了满足军需，日本加强了对物资统制权的控制。物资统制权都掌握在当地日军总司令之手，所有物资的收购、运输与销售，都必需经过它的批准方可进行。为此，在上海，日伪合作了“全国商业统制委员会”，下设“棉”、“粉”、“米”、“油”等各专业委员会。除“总会”外，各地还成立了分会。在日伪对物资的严密统制之下，民族工业破产，城市人口的基本生活必需品奇缺，物价飞涨，生活苦不堪言。
⒊掠夺工矿业。凡是与军事有关的工业、矿业都是其掠夺和控制的目标。如在东北，1931--1944年，日本开采煤22800万吨，生铁1200万吨；1935--1944年，日本掠夺钢材1308万吨。据研究统计，到1941年，日本在东北拥有各种工矿业306个，资本额为10.7亿元；到1945年工矿业达到6878家，资本总额高达71.7亿元。在华北，1938.11.10，日本成立了华北开发公司，将铁矿、矾土、煤矿、盐业全部置于其统制经营之下。仅以1938--1944年统计，日本从华北掠夺煤13262.4万吨，生铁58.6万吨，至于其掠夺的物资，根本无法统计和估量。
⒋垄断交通运输。为了加强其侵略，早在“七七”事变以前，日本军国主义就垄断了东北地区的交通。在华北，1938.11.10，成立的华北开发公司也将驳船运输、铁路、公路、电讯电话等交通网络置于其统制经营之下。
⒌独占贸易市场。为将东北和关内两个沦陷区变为其过剩商品的倾销市场和原料、燃料产地，日本帝国主义通过政治、经济等手段排挤了该地区英美等国的贸易。据不完全统计，东北向关内出口和进口中的比重都超过370%（1941年）。
⒍为了更好的实现其“以战养战”的目的，日本军国主义还加强了对占领区的农业掠夺，主要方式为:大量移民和掠夺土地，日本强占东北土地从1938年到投降止共达3900万垧；掠夺劳动力，将其派向战场充当炮灰或做苦力；掠夺农产品，剥夺农民的种植自由，强迫种植他们所需要的种植物，如水稻、棉花、大豆等。
以上只是就几种主要方式略作概述，但由此已可见日本军国主义对沦陷区的疯狂掠夺给沦陷区经济和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四、“孤岛繁荣”
1937年10月日军占领上海后，英美法等西方国家表示中立，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得以保存，面积33平方公里，占上海总面积的6.26%，人口却超过300万，占60%以上。租界地区处在日军的四面包围之中，被称为“孤岛”，唯一的通道是黄浦江一条水道，通过外国轮船尚可和国外取得联系。“孤岛”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租界后才消失。“孤岛”存在期间，上海租界的工业、商业、金融业以及交通运输业曾一度出现繁荣景象，谓之“孤岛繁荣”。
  关于“孤岛繁荣”，近期有一些专题论述，如姜铎:《上海沦陷前期的“孤岛繁荣”》（《中国近代经济史论丛》，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魏达志:《上海“孤岛经济繁荣”始末》（〈复旦学报〉，1985.4）、王子侠:《“孤岛时期的民族棉纺工业》（《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10），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0年）等。上述文章主要论述了“孤岛繁荣”的原因及其性质，但问题的探讨尚需深入，尤其是需要加强整体研究，因为它并不是真正与世隔绝的大海中的孤岛，它与国统区、沦陷区以及海外经济都有紧密的联系。其间经济关系如何？它对中国社会经济究竟起了怎样的历史作用？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进一步去探讨。

参考书目: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江苏古籍，1997
国民政府财政部财政年鉴编纂处:《财政年鉴》
谭熙鸿主编:《十年来之中国经济》，中华书局，1948（经济部成立十周年纪念丛刊，内收论述经济部成立十周年（1939年至1948年）间中国经济政策，农、工、商业，国际贸易，物资管制，地质调查等各项经济建设事业发展情况的论文20余篇）
中国通商银行编:《五十年来之中国经济》，中国通商银行创立五十周年纪念册，1947年。收入《五十年来之中国通商银行》（杜月笙），《中国通商银行创立五十年纪念感言》（章士钊）等文章15篇，内容涉及1896-1946年中国的金融、银行、财政、币制、公债、交通、工矿、外贸、保险、信托等各业的发展情况。附录:五十年之中国财政经济大事记（附中国通商银行大事记）。
时事问题研究会编:抗战的中国丛刊之二《抗战中的中国经济》，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翻印，1957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档案出版社1992年
强重华编:《抗日战争时期重要资料统计集》，北京出版社1997年
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市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合编:《四联总处史料》，档案出版社1993年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千家驹:《旧中国公债史料》，中华书局出版1984年
政协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工商企业》，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
郑友揆等:《旧中国的资源委员会1932~1949:史实与评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
《马寅初全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共九编，分总论、农业、工业交通、商业贸易、金融、财政、互助合作、生产自给、人民生活），陕西人民，1981
魏宏运主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总论、农业、工商合作、财政金融四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
《华中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鄂豫边区、新四军五师部分》，湖北人民，1989
沈雷春、陈禾章编:《中国战时经济志》，台湾文海出版社，1987年影印
四川联合大学经济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物价史料汇编》，四川大学，1998
崔国华主编:《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财政金融政策》，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5
杨荫溥:《民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
杨培新:《旧中国的通货膨胀》，人民出版社1985年
张公权著、杨志信摘译:《中国通货膨胀史》，文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
史全生主编:《中华民国经济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经济发展史》，近代中国出版社1983年。
朱英、石柏林:《近代中国经济政策演变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
黄逸峰:《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
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人民出版社1985年。
四川省经济史学会编:《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经济》，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
李平生:《烽火映方舟——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黄立人:《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史研究:1937~1945》，中国档案出版社，1998
李茂盛:《孔祥熙传》，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
戴建兵:《金钱与战争——抗战时期的货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
林美莉:《抗战时期的货币战争》，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96年
王磊:《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内债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4期
龚学遂:《中国战时交通史》，商务印书馆1947年（分3篇。上、中篇详述抗战时期公路、铁路、水运、驿运、空运方面的机构及运务等；下篇为美顾问团与专业人员的建议。卷中有“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及汉

广、湘规桂沦陷时铁路图。）
孙果达:《民营工业大迁徙:抗日战争时期民营工厂的内迁》，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
孙果达:《抗战时期重庆的兵工业》，1995
凌耀伦:《民生公司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90
唐凌:《开发与掠夺——抗战时期的中国矿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本书内容有:抗战前中国矿业发展概况，大后方矿业生产布局的形成，国民政府的矿业政策，日本侵略者掠夺中国矿产资源的政策和措施等。）
周春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物价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许继霖:《中国现代化史》，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
杜恂诚:《日本在旧中国的投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
（日）浅田乔二等著、袁愈佺译:《1937--1945日本在中国沦陷区的经济掠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
齐春风:《中日经济战中的走私活动(1937一1945)》，人民出版社，2002



  第十一讲  抗战时期的中国外交

一、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
  日本早已有称霸世界的野心。为了确立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霸权，早就制定了“南进”和“北进”两套方案。“北进”即北上进攻苏联，战领苏联的远东地区；“南进”即进攻英美及其同盟国，夺取南洋地区。然而，从战略上讲，无论“南进”或“北进”，都必须以征服中国为先决条件。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逐步认识到，中日战争不可避免，随着日本侵略的步步进逼，国民政府一直在寻求美英各国的支持。美国为了维护其在华利益，多次对日本发出呼吁、警告，并帮助国民政府改革金融，统一币制，增强实力。但是，美国国内孤立主义盛行，力图避免卷入一切国际纠纷，加上对日贸易在美国对外贸易中占很大比重。因此，美国拒绝采取援华制日行动，在“中立”的旗帜下，仍然与日本大做生意。
苏联认为，未来战争的重点在欧洲，主要敌人是德国，因而避免两线作战，是其外交的重点。面对眼下日本的挑衅，采取了两手政策。苏联谴责日本对中国的入侵，在道义上支持中国抗日，并努力推动国共合作；但对中日冲突基本采取中立、不干涉政策。
一方面，认为中国东北只不过是日本“进攻苏联的跳板”，日本在东北的侵略行经，不仅是对远东和平和苏联滨海地区的威胁，而且有可能成为国际帝国主义反苏战争的前奏，因而态度鲜明的反对日本侵略，“在道义上、精神上，完全同情中国”，竭力恢复和改善与中国的关系。
南京国民政府内一些高级官员如宋子文、孔祥熙、罗文干、顾维钧等也认为恢复中苏邦交对抑制日本的侵略，扩大日苏间冲突的可能性，牵制日苏在东北的妥协性活动，有其不可忽视的作用。国民党元老邹鲁则认为:倘若日本不愿意与中国和平解决争端，中国就理应“联俄以抗日”。蒋介石考虑，日本的真正目的敌是美、俄，中国并非日本的真正敌手，如果中国与苏联恢复关系，必然导致日苏交恶，日本会尽力对付苏联，中国就能立于不败之地。拉苏还可以使美英改变对中国的冷漠态度，支持中国。1932.12.12，两国间恢复了大使级外交关系。在国际会议上，中苏互相支持。苏联多次谴责日本侵华，要求制裁日本；中国则支持苏联加入国联并成为常任理事国，中苏关系有所发展。
另一方面，苏联为了自身安全，对中日冲突尽量避免直接介入，1931.10.29，致函日本，明确表示对中日冲突采取“不干涉主义”，设法与日本“保持和平关系”，总是让日本一步，以免激化矛盾。
而且，苏联的一系列做法还严重侵犯了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为避免因中东路于日本发生冲突，1935年3月，苏联以低价将中东铁路卖给伪“满洲国”，违背了国际法，事实上承认了伪满为一个主权实体。
在新疆问题上，苏联图谋控制新疆，新疆与苏联和外蒙有着长达数千公里的边界线。1933年4月，原东北军军官盛世才攫取了新疆政权，整个新疆地区日益开始脱离中共中央政府的控制，成为深受苏联影响的一个地区。盛世才在新疆属于外来势力，缺乏民族地方力量的支持，上台之初，就受到甘肃军阀马仲英和金树仁旧部的两面夹攻。面对这种情况，盛世才不得不请求苏联援助，并很快采取亲苏政策。1934年1 月，苏联红军“红八团”开入新疆，支持盛世才，打败了马仲英，粉碎了英国扶助的“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迷梦，平定南疆，该部队从此长驻新疆。苏联政府向他提供了上千万金卢布的援助，用以帮助盛世才加强军事力量和进行新疆基础设施建设。盛世才因而标榜“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加强与苏联的联系。南京政府对这种事态的发展非常关切，对苏联在新疆的企图抱有疑忌。苏联表示苏联在新疆只有商务经济关系并无任何政治野心，并说苏联顾问屡次劝说盛世才服从中央。但如盛本人愿处于半独立状态，苏联无能为力。
1934年以后，新疆与内地各方面的联系均告停顿。除了盛世才新疆督办的名义而外，相对于中国中央政府，新疆已成为域外之地。甚至新疆与内地经济上的联系也中断了，这是因为苏联帮助盛世才建成了土西铁路和若干公路，新疆与苏联铁路、公路交通的实现，使它根本不需要与既无铁路也无公路的中国内地发生贸易关系，它只需要与苏联保持经济交往就足以生存和发展了。
在外蒙问题上，1936年苏蒙双方签定了互助协议书，声称共同抵御来自第三国的侵略。尽管这在客观上对维护我国西北地区的安全起了重要作用，但苏联此举避开了中国中央政府，事实上承认了外蒙古的独立。所谓抵御第三国的入侵，第三国可以是日本，也可以是中国，表明了苏联决心以武力保卫外蒙古独立的立场。
这一时期，中苏关系得到恢复，但因为苏联不断侵害中国主权，两国关系发展缓慢。对于中国的抗战，苏联可以说是道义上支持，行动上谨慎。其目的是，推动中国抗战，使日本主力军陷入中国，无力北上，进犯苏联。当然，苏联也考虑到，中国要想得到实际援助，“须先有坚定之决心，并以事实上表现之”，“否则被侵略者若无决心，第三者轻率赴援，结果将成侵略者与赴援者之战事，此第三者不得不审慎熟虑。”
华北事变以后，日本对华侵略日益加深，改善中苏关系已提到了议事日程。中国认为以苏联牵制日本，促使美英援华尚不失为应急之策。蒋介石在中日会谈破裂之际，争取苏联援助也更加急迫。1936.11.25，德国与日本签定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国际间普遍认为，这个协定是针对苏联的，拉拢中国牵制日本以避免两线作战成为苏联的当然政策。这些说明当时双方都存在着加强关系的愿望。
此时，苏联的重点放到了蒋介石身上，确认他为中国抗战的领袖，要求中共单方面作出让步。苏联在西安事变中的异常表现，更使蒋介石对苏联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苏联谴责张杨破坏国家的团结统一，促进了国家的分裂。声明苏联与张杨无任何关系，与中国红军无任何联络，声称不支持张杨，不干涉他国内政。苏联的所作所为，是对蒋介石的支持，同时也表明其不与“反蒋势力”来往的心迹。蒋介石获得了一个信息:苏联将尽力支持他而不是支持共产党来领导抗战。
当然，蒋介石对苏联并非完全放心。他认识到，“联俄本为威胁倭寇……倭俄均欲以中国为战场，以中国为牺牲品”。同时，他对外蒙问题、共产党问题，一直特别注意。

二、抗战初期（1937.7.7—1938.10）
中苏关系: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苏联十分清楚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作用，以中国为屏障，牵制住日军主力，使其无力“北进”，以保卫其自身安全，实现其“先欧后亚”的世界战略。从七七事变到武汉陷落甚至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在军事上、经济上、政治上援华最力的国家便是苏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苏联曾是向中国提供军火援助的唯一国家，也是向中国提供直接军事援助的唯一国家。当然，1938年初，孙科与斯大林会谈，斯大林说，他“深知中国不仅是为自己作战，也是为苏联作战”。
1937.8，《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定，随后又于1939年6月签定《中苏通商条约》。1937年七七事变到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前，苏联不仅在道义上有力的声援中国，而且进一步在军事上、物质上、人力上给予中国极大的援助。从物质上来说，先后给中国4.5亿美元的贷款，价值3亿多美元的武器和军用物资，并克服种种困难，开辟了从中亚到新疆、甘肃的运输线。几百名苏联顾问和上千名苏联专家为中国军队训练、

战斗、后勤提供服务。约有2000多名飞行员参加了保卫中国的空战，其中有近200人在战争中牺牲（汉口解放公园纪念碑）。送蒋经国回国，也是一种友好表现。
在这一时期，苏联加强了对新疆的控制。新疆是苏联向中国输入战略物资的交通要道，苏联利用这一机会，派出大量人员进入新疆经济、军事、情报部门，苏联与盛世才的关系自成一套体系，国民政府不得与闻，对中共也讳莫如深。
在国共两党之间，此时的中共受到苏联的冷落，因为苏联认为，中共力量弱小，蒋介石才是中国抗战的主力和领导，援助中共容易得罪蒋介石，给蒋“输出革命”的印象，还可能驱使日蒋媾和。苏联关于国共关系的指导方针是，统一战线高于一切，要求中共不要过于强调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性和谁领导谁的问题。苏联向国民政府提供了庞大的军事援助，对中共提供的援助仅仅是医疗卫生设备和药品。可见，苏联对华政策，可以说，完全是基于维护本国安全的考虑。这一些，又加强了蒋介石“溶共”的信心。当蒋介石挑起反共摩擦时，苏联主张息事宁人，提出中共不可主动破裂国共关系，不可另起炉灶。
中美关系:国民政府强烈呼吁国际社会援助中国抗战，国际组织制裁日本，通过正当渠道解决中国问题，但英美反映冷淡，国联软弱无力，布鲁塞尔九国公约会议作用消极。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美国鉴于国内经济危机的严重和反苏、镇压中国革命的需要，伙同英、法，共同执行纵容、姑息日本侵略的政策。
几年间，美国采取的是“不付诸任何行动，而且豪无刺激性的远东政策”，因为他们认为，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不会使美国蒙受多大损失”，甚至还有人认为，日本人统治中国对美国有利。1937年中国全面抗战爆发以后，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基上是上述对华政策的延续。美国不改变中立观望政策，对日谴责但无制裁行动，对华抗战表示同情但拒绝援助，赞成国共合作但不介入中国政治。而且，美国拒绝对日本实行制裁，继续向日本提供相当数量的原料和战略物资。据日本官方统计，美国对日军需品贸易占其全部对日贸易的比重，1937年33.5%，1938年34.3%，1939年34.3%。其中，1937—1939（禁运之前），美国向日本出口的废钢铁平均每年达180万吨。美国这一做法，大大助长了日本的侵略气焰，使之有恃无恐的扩大对华战争。1937.8.29《华盛顿邮报》说:“美国的废铁在远东战争中扮演重要角色，日本人用过去的废铁播下死亡。枪炮、炸弹和军舰都是越过太平洋运来的数量日增的废钢铁制造的。”
中德关系的演变:南京政府成立之后，中德关系融洽，但以军事联系为主。德国军事顾问团都是以私人身份来华，并与中国政府订有聘约，表面上与德国政府没有关系。随着中日矛盾的扩大，中德双方都对中德关系的发展有所考虑。如果中国与德国结盟，则在对付日本时未尝不增加一个与国、减少敌国的重要盟友。但是，德国是陆军强国，一旦中日发生战争，德国远隔重洋，又无强大海军，如何支持与配合中国作战，不无疑问。与中国相邻的苏联和拥有海军优势的美英，是可能支援与配合中国作战的国家，而他们与德国不和，结一盟国而增加几个敌国，对中国并不有利。德国在远东最看重的是日本而不是中国，如果中日破裂，德国必弃华亲日。当然，德国在力争与日结盟的同时，并不愿完全摈弃中德关系，愿意做中日交往的“传话站”和中间人。因此，南京政府对德国既保持一定距离，以免开罪其他国家又百般笼络，谋求援助。后来，在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的一段时间内，德国是西方各国中唯一向中国提供军火援助的国家。
陶德曼调停:日本政府为了破坏布鲁塞尔会议，决定接受德国或意大利的调停，中日直接谈判，结束战争。日本“不扩大派”认为，日本应该在未来的对苏战争中保存军事力量，不应再扩大在中国的战线，也希望通过交涉使中国战事告一段落。德国这时愿意出面调停，是因为它认为中日战争的继续，对德有一些不利。中日战争势必导致英德关系的恶化，当时德国需要英国对他的侵略扩张给以纵容；中日战争将导致中国的“赤化”，将中国推向苏联一边；消耗日本军事实力，不利日本对苏作战。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执行了这一使命。
近年来人们对蒋日“和谈”的性质有了进一步认识。抗日战争时期，蒋日“和谈”，固然反映了蒋介石集团在抗日战争中的不坚定性和妥协动摇的一面，但绝不能因此而不加分析地，把所有的“和谈”都看作是投降卖国。我们不仅要看到“和谈”的妥协动摇性，而且也应看到某些“和谈”的策略性、战略性的一面。
1937年“七•七”事变到1938年底武汉、广州沦陷为止的这一阶段，蒋日“和谈”具有“缓兵之计”的性质，特别是战争初期的“和谈”更具这种性质。
正当陶德曼来回穿梭调停时，12月13日日本占领了南京。日本国内一片“战胜”的气氛，和谈条件也立刻水涨船高，条件极为苛刻。接受这种条件无异于亡国，蒋介石表示难以接受。加上在“胜利”气氛的陶醉下，1938年1月16日旧本近卫文磨内阁发表声明，表示“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于是陶德曼调停宣告破产。
这时期蒋日和谈，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蒋介石的信条是:如果可以避免和日本人交战则尽量避免交战。蒋介石曾说:“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办法”。战争初期，将介石极力忍让，利用一切机会求和。但在日本提出的极苛刻的卖国契约面前，又不愿意署名承担卖国求荣的千古罪名。其次，蒋介石虽然希望妥协，但在极苛刻的和谈条件面前，也并不指望真正的和平。因此，他把谈判当作一种“缓兵之计”。
日本要求德国撤回其军事顾问团，断绝对中国的军火供应，正式承认伪满。德国已是日本反共盟友，希特勒接受了日本的要求。中德关系急转直下，进入冰点。1941.7.1，苏德战争爆发后，德国希望日本进攻苏联，承认了汪伪政权，中国政府宣布与德断交。
三、1938.10—1941.12（太平洋战争爆发前）
武汉会战结束，中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苏、美均相继调整了对华政策。日本“南进”路线开通，张鼓峰、诺门坎事件以后，感到苏联是一块硬骨头，啃不动，《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定，日本“北进”困难重重，力不从心。1939年9月欧战爆发后，英法对德宣战，解除了苏联西部威胁，英国却被牵制于欧战战场，不能东顾。美国于8月1日突然通过对日禁运法案，这对日本海军蓄谋已久的南进政策无异火上加油。因为日本海军石油储藏量只够一年之用，一旦禁运实行，则从美国、荷兰将无法购进一滴石油。于是，从1939年下半年起，日本进军的重点开始转向西南太平洋，决心南进，确定了“北守南进”方针。企图通过“南进”，一方面切断美英援华的国际通道（滇越、滇缅路），尽快结束“中国事变”；另一方面占领美英荷在南洋的殖民地，以南洋地区丰富的战略资源来建立自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最终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的梦想。1940年7月，近卫内阁确定南进为日本的基本国策。
中苏关系:苏联继续采取援华制日的政策。1941年4月，日本、苏联出于各自的战略利益考虑，签定了《日苏中立条约》，日本解除了南进的后顾之忧，苏联得到了在对德作战时日本中立的保证，解除了东部威胁。条约违反了1937年《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规定，更为严重的是苏联公开声明“保证尊重满洲国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以换取日本保证尊重外蒙古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这当然激起了中国政府的强烈反映。苏联做了解释说明，表示日苏条约与中国无碍，“苏联对中国的政策与态度始终一贯，毫无改变”。
蒋介石对《苏日中立条约》利害得失做了分析，条约对苏联有利，对日本则有害无利。并且已知德国不久将进攻苏联，因此决定尽力平息事态，指令各报刊不得刊载攻击苏联的文字，决定维持对苏友好关系而对苏日中立条约不予理睬。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苏联面临严峻困难，再也无暇东顾，也更加担心受到日本袭击，故而完全停止了对华援助，而且尽量避免与中国直接接触。蒋介石对苏德战争亦喜亦忧，对战争的前景十分关切，担心苏联不支，德日打通欧亚战场，于中国十分危险。所以对英勇抗战的苏联人民大加赞扬，表示好感。并且希望美英援助苏联抗战，促成中美英苏四大国的合作；美英表示愿意援助苏联对德作战，但对四国合作尚难同意。1941年12月，蒋介石要求苏联对日宣战，组织军事同盟，斯大林拒绝了。
在1941年以前，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关系总的来讲是融洽的，中共对来自共产国际的指示乃至批评一般均表示尊重和赞同。但到1941年皖南事变前后，在对国民党反共的处置态度问题上，双方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争论现象和分岐，毛泽东对共产国际的态度出现了实质性的变化。其根源在于双方存在着不同的利害关系。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策略始终是以苏联利益为主轴，苏德战争爆发使以苏联为中心的倾向更加严重，它们强调各国党的中心任务是以一切行动支援、保卫苏联，却很少考虑各国党的特殊情况。经过1940年夏到1941年春的一系列事件，中共领导人逐步认识到，有必要从根本上调整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关系。其一，在对待皖南事变后所采取的对蒋方针，毛泽东第一次直接抵制了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意见，坚持同蒋介石的尖锐对立立场。事实证明，毛泽东这种攻势策略是成功的。其二，中共中央通过延安整风，开始在理论和组织上清除、摆脱苏联和国际的干预及影响，确立和巩固独立自主的政治路线。
对1941年皖南事变的态度:事变很可能导致内战，而内战只能削弱中国的抗战力量。苏联对重庆政府有条约义务，不能公开同情共产党，只有暗示这种反共行动可能会影响苏联向国民政府提供援助。

中美关系:1938.11.3，日本第二次近卫声明，宣布要建立“日满华三国合作”的“东亚新秩序”，直接否定了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严重损害了美、英、法等西方国家的在华利益。因此，美国为了遏制日本的侵略扩张，拉住蒋介石，使他不至于因为依赖苏联的军火援助而落入“俄国共产主义手中”，决定向中国提供适当援助。1938年12月，发放2500万美元的桐油借款，表明美国已由“中立”观望政策向援华制日转化。此后，为防范日本进一步南进，对日态度日趋强硬。1939年7月宣布废除〈美日通商航运条约〉，取得了对日贸易的主动权。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南进势头，美国远东政策开始变化:1939年12月，扩大对日本的“道义禁运”；1940年7月，宣布对日实行重要原料、军需物资的出口许可证制；9月26日，宣布对日全面禁运废钢铁；12月，扩大对日本出口禁运的范围。1940年，美国对日本战略资源的供应逐步减少。美国对日态度逐步强硬的同时，对中国抗战的支持、援助明显增加了。修改了《中立法》，中国可以直接向美国购买军火。1941年通过《租借法案》，同样适用于中国。
美国远东政策的变化，与世界局势的变化和美国外交总战略的形成息息相关。1939年9月1日，德国闪击波兰，欧战爆发。在仅仅1年的时间里，德国就控制了整个西欧大陆，把战火烧到了英伦三岛；意大利在地中海和北非展开了攻势；日本侵占中国大片领土后，挥戈南下，侵占了法属印度支那；1940年9月，缔结了三国军事同盟条约，整个世界面临着法西斯主义的威胁。资本主义世界的旧有秩序濒临全面崩溃，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1941年1月，罗斯福给驻日大使格鲁的信中说:“欧洲、非洲和亚洲的战争都是世界冲突这个整体的组成部分……在欧洲和远东我们的利益都受到了威胁……我们的自卫战略必定是一种全球战略，各条战线都要考虑到。”以欧战为起点，美国的外交总战略发生了转变。对法西斯的侵略行为采取日益强硬的对抗态度，加强了对反法西斯国家的物资援助和政治合作关系，在国内采取了相应的政治、军事、经济措施，进行参战准备。到1940年底，这一转变基本上完成了。
1941年，美国对华政策沿着以支持中国抗日为主的方向继续前行，但又存在着以局部牺牲中国利益来延迟日美公开武装冲突的倾向，主要体现在1941年4—11月的日美秘密谈判中。美国在谈判中取软弱态度。这是因为欧洲战场局势恶化，英国接连遭受打击，美国为保证对英国的援助，在大西洋方面实际上已经进入了战争状态；美德关系紧张；苏日签定了中立条约，表明日本至少在近期内不会进攻苏联，不会北进，那么针对美英的南进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美国为了打败法西斯这一共同目标，与苏联结盟，反对日本北进，日美一战不可避免。
中英关系:在英国方面，其战略利益是同日本相冲突的，但因受欧战的牵制，无力采取更多的行动对抗日本，对华援助非常有限。而且，英国在租界、海关等问题上，处处迁就日本，损害中国的权益。1939年，英驻日大使克莱琪于日本外相有田八郎举行会谈，7月24日正式公布了有田——克莱琪协定，承认日本暴力所造成的局面为合法，助长了日本的侵略，出卖了中国的权益，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国民政府对此反映是，“竭力压制不满情绪”，采取克制态度，因为他们对英美调停仍抱有希望。1940年应日本要求，封闭滇缅公路3个月 ，断绝了中国这时最重要的一条国际补给线，给中国抗日战争带来严重损害和困难。
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
1940.9.27，德意日三国同盟成立，蒋介石认为认为“抗战必胜之局已定矣”。当时德意日行动方向不明，德军西攻还是东攻，日军南进还是北进，都是未知数。但无论如何，中国能否拖住日本大量兵力，减少对其他方面的压力，则为美英所共同关心的问题。在这种国际形势下，蒋介石拟定他的“国际战略”。他认为日军无论南进还是北进，都再无力西进，重庆可安然无恙，所以“中倭媾和为‘下策’，……参加英美战线为‘中策’”，因为美英苏之间还有龃龉，如果贸然从事，“遭俄国忌恨，更促其对我断绝关系”。“独以倭寇为敌而对英美、对德意皆采中立政策，以待俄国表明态度，……我乃决定取舍。……乃为目前唯一之上策也。”中日战争，“势必为世界战争之一环”，但现在美苏尚未对日参战，不必急于表态。日本一旦南进，则可自保实力，“以待美倭海战之结果”，“如果实力再损，则俄必助中共组织中共苏维埃人民政府，……只要我能维持既有实力，则俄亦不能积极为害于我。”（《蒋总统秘录》第十二册P61-2）
在蒋介石看来，苏日妥协迹象明显，继续督促苏联参战已不可能，对苏外交只可能获取有限的军事援助。而美日矛盾日趋尖锐，预示美日一战不可避免，积极争取美国的援助，促美参战，外交重点转向美国。他极力强调，中国的抗战既是为本民族而战，也是为世界各民主国家而战；中国如果得不到西方民主国家的援助， 势必将因失望而倒向共产主义的苏联。

1938年底到1941年底是中国抗战最艰苦的阶段，战争的前途并不十分明朗。这时蒋介石和日本进行了频繁的接触，也是“和谈”的阴影最重的时期。此时蒋介石和日本的和谈具有以和谈为手段，侦探、破坏日本的对汪(精卫)工作，争取英、美“外援”和苏联的援助的性质。
蒋介石利用英、美的矛盾心理，有时故意作出与日本被迫妥协的姿态，和日本进行频繁接触，以此来达到争取外援的目的。（秘密谈判中，蒋介石对伪满和日本驻兵问题一直采取回避态度）
“桐工作”:1939年底，铃木卓尔中佐驻扎香港，策划建立一条与重庆政府的联络线。宋子良担任西南运输公司董事长，长驻香港。12中旬，要求会见宋，遭拒。下旬，宋主动要求会面。谈了1年。铃木从门锁洞孔偷拍宋的照片，周佛海说像，陈公博说不像，无法确定。实为蓝衣社特务曾广。
蒋介石深信，国际形势迟早会发生变化，随着日本在中国侵略的加深，列强与它的矛盾必然激化，给日本以打击。目前并不是国际不动，而是时机不到。中国政府的这一种期待心理和坚持战略，后来被中国驻美大使胡适概括为“苦撑待变”。事实证明，他对国际形势的估计是正确的。
   
四、1941.12.8—1945.2(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到胜利前夕)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改变了整个世界大战的格局，使东方各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与西方反德意法西斯的战争联结起来，战争成了真正的世界大战。中国抗日战争汇入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洪流，一夜之间，美国、英国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原先他们是援助中国抗日，现在是同一营垒中的战友，尤其是中美关系达到了空前热切的程度，中国国际地位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中国也开始寻求自己的大国地位。
⒈    中国战区的设立
  太平洋战争爆发，是蒋介石求之不得的事情。8日，事变当天，蒋就向美、英、苏等国大使提出6点建议，希望成立中、美、英、苏、澳、荷兰、加拿大、新加坡8国军事同盟，以美国为领导，指挥共同作战的盟国军队，8国并订立不单独媾和的条约。12月23日，联合军事会议在重庆召开，出席会议的只有中、美、英3国代表。英国对蒋介石的全面反攻计划，根本不予理睬，根本不愿意将中国作为平等合作的盟友，只希望解决当务之急，即缅甸问题。
与此同时，罗斯福与丘吉尔也召开了著名的华盛顿会议，对盟国在全球的总战略作出规划，确定德国是主要敌人，欧战是战争决定性场所。在这次会议上，美国建议成立中国战区，由蒋介石出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在越南和泰国的军队也由蒋介石指挥，并在重庆设立一个联合计划参谋部。这样可以使中国在总战略中发挥作用；最后并派史迪威为中国战区参谋长。英国对此甚为不满，丘吉尔认为这等于将中国看作几乎等同于大英帝国的参战大国，美国对中国在全面战争中所能作出的贡献未免估计过高。美国则表示作出这样的安排，等于盟国不论是在战时还是在战后都是有利的。蒋介石不会因此得到很大的指挥权，因为在中国没有盟军可以指挥，在泰越地区盟军亦无作战计划，这不过是个荣耀的虚衔。
实际上，中国仍然是一个独立的战区，在军事上，中国与盟国发生关系最多的是缅甸战役。盟国之间围绕着缅甸战役上的合作与纷争，构成了大战期间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方面。
一开始，中英美之间就缅甸问题就存在着严重的分歧。首先，英国是百般阻挠中国军队入缅作战，因为以中国军队保卫缅甸，是大英帝国的耻辱；中缅之间有未定边界，它担心中国参战会刺激这一地区民族情绪高涨，鼓励脱离英国的倾向；它不想让美国军队在它先前的殖民地作战，担心美国影响将取而代之。英国对待缅甸战役的态度与它在印度、香港问题上的殖民主义立场一脉相承。英国显然对一些国家摆脱殖民主义枷锁、谋求民族独立的斗争不能理解，他们甚至不愿反省以往的殖民统治，而只想在战后恢复其殖民统治。
最根本的是，中英之间的战略目标不尽相同。中国力图确保缅甸、屏障云南、巩固西南大后方。而英国则以欧战、北非防务为重点，在远东只求能保住印度这块立脚点。直到1942年2月日军从泰国入缅，英国

为了掩护驻缅英军撤往印度，才向中国政府求援，中国远征军入缅援英作战。英国只关心保护对他们具有战略意义的殖民地，不屑于与中国合作，认为中国是长期威胁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国家。
  缅甸失守后，围绕收复缅甸作战问题，中英、中美之间矛盾重重，形成一种错综复杂的局面。蒋介石坚持“先亚后欧”或“欧亚平行”的战略。滇缅路被切断以后，所有的援华物资只能通过一条长约800公里的空中交通线即驼峰空运线运到中国。这对中国抗战自然不利，因此中国希望收复缅甸，恢复滇缅路的运输。史迪威也有此计划，他希望中国全力反攻，先收复缅甸，再收复泰国，并利用美援组建一支崭新的中国陆军部队。蒋介石并不愿意美援物资完全用于缅甸战场，要求由他统筹分配。对收复缅甸，他坚持要英美海空军的全力支援，拒绝单独使用中国陆军在缅甸作战。罗斯福同意反攻缅甸，更多的是从维护蒋介石的士气，使其不致退出战争出发，并没有放弃欧洲第一的总战略。英国虽然希望收复缅甸，但它并不急于这样做，因为先欧后亚；也不希望中国军队过多的卷入南亚局势，危及英国在战后殖民体系的重建。

⒉《联合国家宣言》
  签名顺序曾经引起注意。罗斯福认为，所以签字国都要列上去，但是大国和小国要有区别。美国当仁不让坐第一把交椅。中国排在最前列，主要也是由于美国的提议，美国认为“在自己国土上积极作战的国家”应与其他国家有所区别。1942.1.1，由美、英、苏、中四国领衔、26国签署的《联合国家宣言》正式发表，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⒊蒋介石访问印度
1942年2月，蒋介石对印度进行了历时半个多月的访问，这次出访是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期间的一次重大外交活动，也是蒋介石以中国最高领导人身份第一次出国访问。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在东南亚大举进犯，形势十分严峻。当时中国唯一的国际补给线滇缅路和唯一的出海口仰光，都受到极大威胁。印度是盟国在亚洲的一个重要基地。中国政府希望开辟中印之间的陆路交通和空中航线，加强中印的军事合作。
但是，印度国内民族矛盾与宗教矛盾交织在一起，土邦林立，各派政治势力政见不一。英国政府擅自代表印度在《联合国家宣言》上签字，宣布印度与轴心国处于战争状态，可又不肯承认印度的独立。印度国内反对英国殖民主义、要求民族独立的呼声不断高涨。国大党谴责法西斯侵略，但拒绝无条件为英国作战，要求英国答应战后印度独立，遭到英国拒绝，号召非暴力的反抗。印英当局巧妙的利用印度国内的各种矛盾，挑拨离间，拒绝给印度以自治领地位。
日本利用印度人民的反英情绪，提出“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的口号，进行蛊惑宣传，以亚洲的“领导者”、“解放者”自居，要求“驱英、美出亚洲”。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日本进攻印度，而印度人民又不积极支持反日战争，印英当局势必难以抵御日军，这可能对盟国反法西斯战争带来严重后果。
当时，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美英在日军凌厉攻势下节节败退，而中国取得了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中国领衔签署《联合国家宣言》，成立了中国战区，仿佛一下子提高了国际地位。蒋介石从政治上到军事上感觉都很好。作为“亚洲最大国的领袖”，他自以为应当而且也可能对印度局势发挥作用。他希望通过访问印度，劝说印英当局和国大党双方作出让步:印英当局改变其殖民政策，允许印度取得自治领地位，并保证其战后独立；国大党暂时缓和要求完全独立，全力支持反法西斯战争，从而实现战时合作。蒋介石相信，他可以对公平合理的处理印度问题“作出有价值的贡献”；他还准备与印英当局讨论战时合作问题。
英国根本不愿放弃其殖民统治政策，实际上从一开始就对蒋介石与国大党领导人的接触采取防范措施，千方百计阻挠蒋介石实现其目的。丘吉尔强调印度民族与宗教问题的复杂性，要求蒋介石遵守盟国之间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如同英国对中国的国共关系不加干涉一样。他斩钉截铁的表示，只要他当首相或政府成员，英国政府绝不会接受蒋介石所建议的调停。国大党领袖甘地、尼赫鲁也坚持不合作立场，对蒋介石把独立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战后和会不以为然。他们都表示同意中印合作。蒋介石的印度之行，未起任何实际效果，但对于打开中印合作、发展中印关系来说，则起到一定促进作用。
⒋  宋美龄访问美国
1942.11—1943.6，宋美龄在美国访问了7个多月 ，虽然是以私人身份出现，但实际上是蒋介石的特使，是去美国从事对政府和民间的外交工作的。其目的有三:⒈就医疗养。当时她患有多种疾病:肋骨和后背扭伤，这是1937年巡视抗日前线时翻车受的伤，失眠、鼻窦炎、牙病等。⒉协助宋子文办理中美之间的交涉；⒊广泛宣传中国抗日，争取美国朝野的同情。
宋美龄的访问受到美国政府的热烈欢迎。宋美龄曾经在罗斯福的私人官邸纽约州海德庄园住了6天，3次在白宫受到罗斯福接见，与总统的密友、顾问霍普金斯过从频繁。她访美的主要目的是争取更多的美援，尤其是为陈纳德的航空队争取更多的飞机、汽油和飞机零配件。罗斯福则强调了运输上的困难。
宋美龄还谈到了她对战后世界是主要看法。她表示，在和平会议上，中国将和美国站在一起，因为中国相信罗斯福及其政策。她主张立即采取某些步骤，使四大国讨论战后事务，而罗斯福应成为这一团体的主席。
宋美龄发现，美国大众传媒对中国战场的报道很少。她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如没有语言障碍，了解西方文化和美国人的心理，在美国有广泛的个人联系，等等，从东到西，在各种官方和民间场合发表多次演说。如2月18日在参议院、众议院，3月1日在纽约市政厅等，她在这些演讲中介绍了中国抗战的艰难历程，表达了抗战到底的决心，呼吁加强中美战时合作。这对增进美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美国增加援华都起了一定作用。比如，《排华法》的废除。
宋美龄多次在美国公众场合露面，她的雄辩，她娴熟的英语，以及个人的魅力，都在美国公众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追求轰动效应的美国记者用她的来访来渲染版面，形容她“横扫”美国，“轰动全美”，1943.3.1，《时代》周刊再次用她作为封面人物。宋美龄在演讲中，自然要宣传蒋介石，其结果，她和蒋介石的个人影响大为增长。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致命伤是把蒋介石作为中国的化身，把蒋介石的领导地位等同于中国的前途，宋美龄的访问对于促使这种政策的形成起了一定的作用。
⒌改订新约
抗战开始，中国参加盟国作战，美英理应平等对待中国，尊重中国主权。但列强强加在中国身上的不平等条约尚未废除。他们在法理上还保持着领事裁判权、租界、租借地及北平使馆区等多项不合理的权利。因此，中国人民坚决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1938年12月，美国宣布将与中国讨论取消领事裁判权和其他特权的问题。1939年1月，英国也作同样的声明。
国民政府此时的外交重点转向争取国际社会援华抗日，不平等条约问题退居次要地位；日本侵略矛头首先指向美英等西方大国利益集中的东部沿海和长江流域，继续保留美英的领事裁判权和租界，有助于增加美英与日本的矛盾；事实上，他们的特权已经被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取消了。与此同时，日本侵略者也想利用这个问题。1938.1.11，日本第一次以废除旧有的不平等条约为诱饵来诱降国民政府。他们提出大东亚建设的构想，以东亚各民族发“解放者”自居，鼓吹废除英美在东亚的殖民统治。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成为美英的盟国。各地的租界以及香港、九龙都为日军占领，所谓现在收回租界即等于转手资敌的问题已不复存在。蒋介石认为战后废约与现在的国际地位不相称，希望在战时谈判废约问题。为了拉住中国继续抗战，美国认为有必要从各个方面提高中国的地位，鼓励中国的士气。给予中国巨额贷款是主要的财政措施，在政治方面，美国又把废除不平坦条约问题提上议事日程。1942年10月，中美谈判，比较顺利。
中英谈判却困难重重，双方在九龙租借地问题上意见相左，久议不决。美英有约定，双方平行行动，新约签定只有拖延。日本也加强了外交攻势，对于在华租界、治外法权等“设法尽速予以撤消或调整”，使汪伪政权“广收人心”，双方就具体实施办法进行了讨论。1943.1.9，日本抢在美英之前与汪伪签定“交还租界撤废治外法权协定”。
1943.1.11，中美《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简称中美新约）在华盛顿签字，中英同名条约在重庆签字。5月20日，中美新约在华盛顿、中英新约在重庆交换批准。中美、中英新约的签定，美英两国正式废除了在华领事裁判权、通商口岸特别法庭权、英籍海关总税务司权、使馆区及一些铁路沿线驻兵权、沿海贸易与内河航行权、外人引水权等项特权，废除了1901年订立的，辛丑条约》，宣布将上海、厦门的公共租界和天津、广州英租界以及北平使馆区的各种权益归还中国。此后4 年间，国民政府经过一系列谈判，废除了与比利时、巴西、挪威、瑞典、荷兰、法国、瑞士、丹麦、葡萄牙等国的类

似条约。
这一切，从法理上结束了英美等国家在中国享有的领事裁判权和其他特权，一个世纪以来作为中国对外关系基础的不平等条约体系终于崩溃。这是中国人民长期反帝爱国斗争的结果，尤其是6年来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的结果，是中国国际地位提高的一个明显标志，极大的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抗日斗志。
但是，中美、中英新约都有它的局限性。尤其是英国在香港问题上的态度，充分说明英国不愿放弃其殖民统治的立场。
  中英香港问题的交涉:
2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运动不断高涨，英帝国主义为了保护其在华利益，采取了新的对华政策。1926.12.18，英国发表对华新政策的备忘录，声明“情愿将修改条约问题，及其他尚悬未决之问题，俟华人自己立有政府时，即行与之交涉。”
1927年2月，武汉国民政府先后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这直接威胁到新界、九龙在内的租界地。港督金文泰被英政府授权发表声明:“中国内战如火如荼，英皇陛下政府全力保护香港和它的大陆。英国绝对不会以任何形式放弃英国统治下邻近大陆的任何部分的权利和权力，英皇陛下政府保有它们符合它的最高利益。”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虽然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并且开始收回部分租界地，但有关香港问题尚未顾及，香港仍被英国占领。英国政府以中国国内混乱，局势不稳定，本着对香港人民负责的态度等借口拒绝交还香港。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英美结成战时盟友，美国决定取消在华治外法权。美国的提议得到英国的同意，两国决定“联合行动，单独谈判”。美英这一举动受到中国人民的欢迎。
1942年中英开始新约谈判。英国同意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交还英在天津、广州英租界，放弃其在上海、厦门公共租界享有的特权。中国借机强烈要求收回香港，英国政府认为，如果它开归还殖民地之先河，将对英帝国造成沉重打击。九龙租界地与治外法权无关，它是英国领土的扩展，与租界不属于同一范畴，因而英国拒绝放弃。中英双方互不相让，使中英新约谈判陷入僵局。
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提出一个温和的外交策略，他告诉蒋介石，中英新约是英国的一次友好表示，他明白委员长的意思，该送来的礼物应当一次送来，可是英国愿意分两次送。应该对英国送来的第一份礼物先收下为宜，“可以在收礼同时暗示我们在等待着第二份礼的到来，这样可以不致引起什么误解”，蒋介石表示同意。认为可以先签定新约，但对九龙问题暂作保留，加以声明，为日后交涉的根据。或者在战后，由日军手中收回，此为最后手段。
1943年1月11日，中美、中英新约同时在华盛顿和重庆签字。国民政府正式向英国提出照会，声明保留收回九龙的权利。中英新约的正式签字，宣告中英香港问题交涉的第一次高潮结束。此次谈判，中国没有能够收回香港，其原因在于:⒈国际国内时局动荡，中英关注的焦点在共同对日上。战时中英关系虽一波三折，但还不至于因香港问题反目，故而双方都作出让步。  ⒉英国主动提出放弃一些特权，只是想以此换得中国的好感，并非真心放弃在中国的一切特权。英国的“放弃”是有限度的，香港对英国意义重大，当然不愿轻易交还中国。  ⒊中国在抗战中的国际地位提高，已成为四强之一，但其大国地位与实力不相称，与英国相比较仍是弱国。 ⒋香港此时控制在日军手中，战后归属仍有争执机会，双方都不愿意为将来损害眼前利益，故中方保留战后重提权，英国也未加以反对。
1943年3月，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强调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港九，并把这一点写进国民党党纲。同时，他认为，英国对香港只有“拥有权”，但中国有绝对的主权。他的这些言论，引起了英国的关注和不满。11月，开罗会议，蒋介石和丘吉尔为香港问题发生直接交锋。美国总统罗斯福只是私下对中国表示同情与支持，在会议上没有公开表示支持中国收回香港，所以因为英国的坚决反对，会议对香港问题只字未提。

⒍开罗会议
1943年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反攻阶段，胜利在望，关于战后世界的安排问题开始提上盟国的议事日程。罗斯福关于战后世界的总的构想主要有两个方面:消灭老的殖民帝国，确立新的大国体制。
罗斯福预见到，随着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必然伴随着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涨，英、法、荷的老殖民帝国是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他认为英、法、荷应当像美国处理菲律宾的方式对待各自的殖民地，1934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菲律宾独立法》，此法规定，菲律宾将从946年起独立。这是一个一箭三雕的主张:它在客观上符合殖民地人民的意愿，比博得他们的好感，提高美国作为“民主国家”的声誉；能打击英法等国家的势力，缩小他们的势力范围；同时又使美国得以向更多的国家和地区扩展势力，填补政治“真空”。
对于消灭了老殖民主义以后的世界格局，罗斯福的设想是建立一个单一的国际组织，美、英、苏、中四个“警察”在其中起支配作用。他相信，战时盟国之间的合作在战后仍将继续下去，这种合作既要通过一个相应的国际组织，即联合国，又要通过大国之间恰当的划分势力范围。美国决策者毫不怀疑，在战后世界的大国体制中，美国应居于领导地位。
英国和苏联关于战后世界的考虑，与美国既有共同之处，也有分歧。英国赞成创建一个单一的世界性国际组织，大国在其中享有优先发言权，但英国不愿意放弃老殖民帝国。他表示，他要“毫不放松的保持帝国的完整”。苏联早就清楚的表示，打算沿西部边界建立一个势力范围。在当时，斯大林并不反对战后与美英合作。
开罗会议是大战期间蒋介石参加的唯一一次盟国首脑会议，中美英三国首脑进行了会谈。会议除了对日作战问题、领土问题，给中国充分的保证而外，蒋介石与罗斯福还广泛交换了意见。关于中国的国际地位，罗斯福希望有一个稳定的、合作的中国，表示了他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的一贯想法，中国应作为四强之一，参加此后的国际机构，作为美国在远东的伙伴发挥更大的作用，以遏制日本，对抗苏联。
关于中国的国共关系问题。蒋介石极力诋毁中国共产党，称中共是苏联“赤化中国”的工具，他向美国勾画了一副共产国际利用亚洲各国共产党“赤化”亚洲的“可怕”前景，建议美国从各方面阻止共产主义势力在远东的增长。他表示，中国可以向苏联作出一些让步，包括大连成为国际共管下的自由港，向苏联开放，一定程度上满足苏联攫取中国权益的胃口，但必须要求苏联支持中国中央政府，不支持中国共产党。抗战期间，罗斯福和美国政府一再表示，中国应当避免内战。认为中国各派力量应当联合抗日，国共摩擦和冲突将削弱中国的抗日努力，因而反对国民党武装进攻共产党。皖南事变后，美国即表明了这种态度，他们对中国的“内争”表示关切。2月，美国总统特使居里访华时，希望双方消泯分歧，共同抗日。他还特别说明，美国在国共纠纷没有解决之前，无法大量援华，中美间的经济、财政等问题也不可能有任何进展。它的政策是，扶蒋容共抗日。在开罗会议上，罗斯福说，国民政府很难称得上是现代的民主政府，他建议，在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国共两党就应该建立一个联合政府。蒋介石表示，同意邀请共产党参加国民政府，如果美国可以保证，苏联答应尊重中国东北的边界。
在开罗会议上，罗斯福对蒋介石优礼有加，不惜冷落丘吉尔，去同蒋介石作秘密长谈；他还不顾丘吉尔的反对，支持蒋介石、史迪威提出的缅甸战役计划，使蒋介石深切感受到罗斯福为提高他所领导的政府的地位、为支持中国的战争目标、为加强对日作战所作的努力。离开开罗之前，26日下午，蒋介石让宋美龄给罗斯福写了一封亲笔信。这封信没有外交上惯用的官场套话，充满着蒋介石夫妇的真情实感。其中说:“委员长嘱我再次告知阁下，他对阁下为中国所做及正在做的一切是何等感激。今日午后向阁下告别时，他找不到恰当的言词足以表达他内心的感情，足以对你的友谊表达他的感激之情……他希望你将把他视为一个可信赖的朋友。”
与美国的友好态度相反，英国、丘吉尔对中国的国际地位、对蒋介石本人极为蔑视。事实上，从一开始，丘吉尔就不认为中国是战时必不可少的伙伴，对战后中国的国际地位，更不会让中国跻身四强之一，让中国与它平起平坐。尤其是关于西藏、香港问题，英国毫不让步，丘吉尔曾对罗斯福说:“不通过战争就休想从英国手中夺去任何东西”。蒋介石感叹的写道:“此次在埃及所经各地最大之感想为——英国在世界之势力强固与远大，……其魔力实不可思议，不能不令人惊叹。东方民族欲求自身独立自由，言之何易也。……开罗会议之经验，英国决不肯牺牲丝毫之利益以济他人。彼对于美国之主张亦决不肯有所迁就，……其与中国存亡生死，则更不值一顾矣。”（蒋介石日记）

开罗会议，使中国人民收复失地的神圣使命得到了庄严的国际保证，这对中国领土完整具有无法估量的意义。开罗会议是大战期间中国外交的最高峰。
⒎中国与联合国的创建
1943年10月，美苏英三国外长举行了莫斯科会议，10月30日，《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正式签署。宣言宣告，四国将采取联合行动，继续对轴心国的战争，直至各轴心国无条件投降。四大国第一次一致赞成战后建立一个维护和平和安全的国际组织，奠定了未来联合国的初步基础。正是根据这个宣言，四大国代表1944.8—10举行了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就真纳后国际组织问题进行具体磋商；1945.4—6，举行了旧金山会议，制订了《联合国宪章》。对于中国，这是继《联合国家宣言》之后，第二次与美苏英一起签署有关世界事务的宣言，这无疑再次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并为日后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奠定了基础。
宣言本来是由三国外长协议的，关于宣言的内容，没有分歧，分歧的主要点在于，这应当是一个三国宣言还是一个四国宣言。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认为，既然中国没有参加外长会议，会议的宣言理所当然是三国宣言，美国国务卿赫尔却坚持中国同样作为宣言的签字国。因为“中国在战争中已经作为四大国之一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如果在宣言问题上由美、英、苏三国将其当面摈弃，那就极有可能在太平洋地区在军事和政治两个方面都引起极为不利的反映，从而可能需要我国政府作出种种调整，以保持太平洋地区政治和军事形势的恰当稳定。”
实际上，美国之所以坚持中国的大国地位，这是因为在美国关于战后世界的构想中中国占有重要地位。一个稳定的、统一的、对美国友好的中国将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最主要的盟国。中国长期以来是一个帝国主义共管的半殖民地，经过大战，别国在华势力不是被摧毁，也被削弱，而美国罗斯福则精心的通过提供财政和军事援助、竭力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等一系列努力培植同国民政府的特殊关系，蒋介石也在不同场合一再表示，不论战时还是战后，中国都愿意“接受美国之领导”。这样，美国就有把握把中国保持在它的势力范围之内，苏联在亚洲扩张势力时，中国将成为抵制这种扩张的缓冲地带。中国也将作为美国的小伙伴，对付英国和可能东山再起的日本总之，美国认为，“远东问题的关键是中国”。
⒏中苏边界摩擦（新疆问题）
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中苏关系总的来讲是比较平静，但在表面的平静之下掩盖着激烈的矛盾和复杂的斗争。蒋介石对苏联一向抱有很大的疑忌、警惕和恶感，一方面担心苏联的共产主义扩张，支持中国共产党，危及自己的统治地位；随着中共在抗战中力量越来越强大，国共摩擦与冲突越来越严重，蒋介石对苏联的疑惧也越来越强烈，中苏关系再也难以恢复到战争初期的水平。另一方面对苏联对中国的领土野心有高度的警惕。尤其是新疆问题，使两国关系不断恶化。
新疆与苏联的特殊关系持续到1941年前后，渐渐开始发生出人意外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最初原因是盛世才与新疆地方民族势力的矛盾。自清代以来，中央政府始终依靠单一汉人统治，不可避免的引起了民族隔阂与矛盾。民国以来，中央对新疆的统治日益削弱，地方军阀更是简单的依靠武力压迫政策，民族矛盾乃至民族分离倾向日益加强。盛世才上台以来，这种状况丝毫没有得到改善。新疆的少数民族与苏联一边的少数民族关系也日益紧张，分离主义倾向、反抗盛世才统治也越来越强烈。盛世才对此采取了粗暴的态度，利用谈判之机逮捕他们的首领，遭到中共和苏联的联合反对。
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自顾不暇，盛世才重新权衡利弊，1942.7.7，突然宣布转向，转而依靠国民党政府，取得了蒋介石继续承认其在新疆地位的保证。苏联正在抵御德国、防御日本，担心腹背受敌，急需美英同情与中国可能的支持，因此，它在新疆问题上态度极为调和与妥协。苏联势力有步骤、有秩序的撤出新疆。而当年应邀随苏联人大批进入新疆担任各地行政管理职务的中共人员160人，全部被扣押起来，当时中共在新疆的主要负责人陈潭秋、毛泽民等很快被杀害。陈、毛觉察到盛世才反苏反共阴谋有迅速表面化的可能，几次报告中央，而中共中央对这种危险性缺少足够的估计，撤退工作迟了一步，造成了灾难性的结果。
新疆地位的改变，是盛世才疑心苏联对其不利的结果，投靠国民党后，他的日子比以前更加难过。国民党军政、特务人员大量进入新疆，不仅不把盛世才放在眼里，而且逐步把他架空起来。苏联对德战争迅速转入反攻阶段，不再担心来自东部边界的威胁，对新疆的态度日益强硬，开始秘密支持新疆少数民族武力反抗盛世才的统治。盛世才想重施故伎，逮捕国民党官员，投靠苏联，夺回自己的权力。苏联对其毫不谅解，蒋介石也派军进入新疆，暗示盛下台。1944年8月只好提出辞呈，蒋任命吴忠信为新疆省政府主席，给盛世才农林部长的虚衔。
盛世才的下台并没有缓和中苏之间在新疆地区的矛盾。特别是新疆与苏联关系恶化以后，双方的经济联系严重减少甚至断绝，极大的影响了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物价飞涨，生活水平下降。而且，新疆的哈萨克族、吉尔吉斯族与边界另一边的居民也着密切的亲缘和血缘关系，新疆主要少数民族维吾尔族宗教信仰更接近苏联中亚地区民族，他们普遍对新疆政府不满。盛世才下台后，他们的地位和生活并没有任何改观，甚至当局在反共反苏方面表现得更加激烈，对居民当中亲苏倾向，采取逮捕和镇压政策，使他们的反抗愈演愈烈。苏联对他们则给予秘密支持，有时，苏联的这种支持简直就是公开的。苏联方面始终没有放弃过要将新疆 、外蒙古划入苏联势力范围的目的，他们也反对国民政府必欲引进西方势力进入新
五、    抗战后期 (1944—1945)
⒈中美关系（国、共、美三边关系）:
中共外交政策的变化:
中共对国际事务的看法，最初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其上级指导机关共产国际的解释。自从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日起，它就被要求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待世界上一切民族关系和国家关系。共产国际规定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在中国封建代理人的民族革命，反对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的头等重要的任务。根据这一观点来看问题，中国共产党人自然只能把英、美等资本主义列强统统看成是自己不共戴天的敌人。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共中央按照共产国际关于日本侵略是帝国主义发动反苏战争的序幕的说法，坚持“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但是，在日本侵略严重威胁中国民族生存的情况下，坚持把斗争矛头指向所有资本主义大国，毕竟与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距离太远。随着局势的发展，并且苏联也开始发展与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使中共已经注意到，必须把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大国的政策，转变成集中力量反对直接对中国进行侵略的日本的策略。
1935年《八一宣言》，不仅提出建立国内民族统一战线，而且提出了“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和国家，对一切对中国民众反日解放战争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国家建立友谊关系”的外交主张。随后，又称，中共完全可以并且应当“执行灵活的外交政策”。中国尤其有“与各工业先进国提携的必要”，实际上就是指英法美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当然，并没有改变对帝国主义本质一致性的看法，美英日本一样，都对中国抱有帝国主义目的，他们和日本的区别，其实不过是“大狗小狗饱狗饿狗”之间的区别罢了，他们同样都想侵略中国，只是侵略的轻重缓急有所不同。
中共开始对外交问题予以高度重视，首先表现在1936年夏天对美国记者斯诺的接待上。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带有明显的外交和宣传的意味，这是中共第一次试图利用西方的新闻工具把自己介绍给国际社会，打开了中共与外部世界接触的大门。
斯诺是第一个利用美英最有影响力的报刊把中共介绍给全中国和全世界的人。《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10月出版后，好评如潮，成为当时有关远东问题的最畅销的书。它把一个个有关红色中国的神奇故事注入到许多西方人的头脑中，进而影响了他们，使他们对中共充满了好奇和敬佩。一些外国记者、作家、外交官、专家开始到中共各个根据地去访问、工作，为中共塑造了一个充满神奇色彩的形象。
在国共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中共只能选择放弃独立政府的道路，下决心承认南京国民政府为正统。抗战开始后，中共中央的外交工作很大程度上都是在为国民政府的抗日外交出谋划策。他们一开始就主张“实现抗日的积极外交，拥护国际和平路线，反对法西斯侵略阵线”。与苏联极力鼓吹建立集体安全体制相呼应，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同英法美苏各国订立各种有利于抗日救国的协定”。但是，西方国家采取中立的、妥协的、甚至绥靖主义的态度，直至签订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协定。
作为共产党人，斯大林对英法美等西方列强向来并不信任，之所以再三呼吁同他们建立集体安全体系，说到底也只不过是为了自己国家的安全，而采取“利用矛盾”的外交策略。但西方国家坚持对苏联的敌视态度，使苏联与德国秘密接触，准备抛弃集体安全主张和和平政策，推动德国西进，以求自保。与此相应，当1939

年初国民党加强“防共”、“限共”措施，4月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奉命在中日之间展开“调停”的情报，使得中共再度把这一切与美英对日本的绥靖政策联系起来，他们准备在东方搞慕尼黑阴谋，国民党妥协、投降、反共的危险更加严重。
欧战爆发后，毛泽东认定，“这次战争的性质，基本上是帝国主义的战争”，过去关于民主国家与法西斯国家的划分，已经失去了意义。9 月10日，中共中央接到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指示电，称“现在的战争是帝国主义的非正义的战争，交战国的资产阶级的罪恶都是一样的，任何一个国家内的工人阶级，尤其是共产党，都不能赞助这个战争。在中共看来，中国的外交对象，或者可能提供援助的国家，其实只剩下了一个苏联。1939年以后，受国共关系摩擦、西方“慕尼黑阴谋”出笼、苏联与英法美关系僵持等因素的影响，中共领导层对西方国家的看法一度有所逆转。显然，对于中共来讲，如何判断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及其政策，如何展开外交工作，还是一件很复杂、很生疏的事情。
1940年，毛泽东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重要思想，其基本出发点在于:整个世界已被截然划分为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两大阵营，进一步与蒋介石划清了界限，一方面更明确的将自己划在了社会主义苏联一边，另一方面也更直截了当的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视同帝国主义的附庸，相信蒋介石每一步反共反苏行动，都是源于“英美法最恶毒的反苏反共指令”。
在应对复杂的国际形势的变化上，依样画葫芦，中共显然不得要领，请求共产国际指示。国际和苏联方面的看法，显然与中共不同。他们坚决反对极端的对蒋军事进攻行动，强调蒋介石目前还只是有被亲日派牵入圈套而由反共走到投降的危险，因此，中共此时应把矛头对准具体的亲日派与内战挑拨者，不要骂蒋，不要骂国民党，甚至也不要骂英美与英美派。中共根据这个指示精神，很快重新提出“应与英美作外交联络”。
1940.12.25，中共中央再次就外交原则和策略作出规定，称“虽然共产党是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的，但是既须将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和现时没有举行侵略的其他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又须将同日本结成同盟承认‘满洲国’的德意帝国主义，和同日本处于对立地位的英美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又须将过去采取远东慕尼黑政策危害中国抗日时的英美，和目前放弃这个政策改为赞助中国抗日时的英美，加以区别。我们的策略原则，仍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但是，毛泽东仍旧没有忘记提醒全党牢记那些基本的政治区别，这就是，“第一是苏联和资本主义各国的区别，第二是英美和德意的区别，第三是英美的人民和英美的帝国主义政府的区别，第四是英美政策在远东慕尼黑时期和在目前是区别。在这些区别上建立我们的政策。”（《论政策》，毛选第二卷，P764-5）
苏德战争爆发后，共产国际明确指示，各国共产党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在反法西斯各国内部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并推动各反法西斯国家政府成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1941.7.12，《中央关于凡是反对法西斯德意日者均应联合的指示》，一切以反法西斯和有利于苏联及中国为判断是非正误的标准。这种突然和全面的转变，带有革命功利主义的印记，国际统一战线中的政治区别一时变得无足轻重了。
美国:在国共之间
史迪威事件:
中国战区成立以后，蒋介石要求美国派军官赴华参加联合参谋部。其本意是要美国派一个能帮他得到援助而不过问军事的顾问，美国却派来了中国通史迪威将军。其职能是监管所有美国对华军事援助事宜；在蒋介石统辖下，指挥所有在华的美国军队，及委员长拨给指挥的中国军队；代表美国参加在华的一切国际军事会议；担任蒋介石的参谋长；改善、维持并控制中国境内的滇缅公路。
在1942年缅甸保卫战中，史迪威是中国军队的指挥官，蒋介石与他在指导思想上一开始就存在分歧。史迪威力主全力以赴，收复仰光，重新夺回这个出海口；实在反攻不成，就退守北缅。蒋介石见仰光沦陷，对缅甸保卫战信心已失大半。在作战过程当中，两人互相不满；战役失败后，两人又互相指责。史迪威批评蒋介石虽名义上让他指挥全部入缅中国军队，实际上遥控指挥，或者对他指手画脚，或者越过史迪威直接向部队发号施令，致使部队不听调遣，贻误战机。史迪威感觉“受制于人，精神负担太大”。蒋介石则责备史迪威“以十五年以前之眼光视我国家与军队，故事多格格不入”，缅甸战役失败“全在战略之失败”。
当时，蒋介石对美国还有几个不满。他对美国援华物资太少不满；对美英联合参谋长会议和军火分配委员会中没有中国代表不满，认为这是对中国的轻慢；对由史迪威监管与控制美国援华租借物资不满。美国援苏、援英租借物资都是由苏联、英国自由支配的，惟独援华物资蒋介石不能自由支配，他认为这又是对中国的歧视。美国派特使居里来华，安抚蒋介石，事件得以平息。
后来，在收复缅甸作战计划中，中、美、英三方又发生争吵。1944年6月，罗斯福给蒋介石电报要求，“我以为，现今存在的紧急形势要求将协调在华所有盟军军事资源（包括共产党军队）的权力赋予一个人”，立即将史迪威从缅甸召回中国，“在你直接领导下指挥一切中国与美国军队”。
对于蒋介石来说，这一建议意味着什么。早在1942年5月，史迪威就拟订了一个改革中国军队的建议书。他认为，中国军队过于庞大，战斗力不高。中国士兵是守纪律、肯吃苦、能打仗的，低、中级军官许多也是好的，问题在于高级指挥官。他建议严格挑选高级军官，清洗那些无能之辈。史迪威完全是从一个美国军人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完全没有顾及到中国军队中的政治因素和派系问题，遭到蒋介石的拒绝是可想而知的。
罗斯福电报中“包括共产党军队”的提法也犯了蒋介石的大忌。史迪威对中共军队的态度早已引起蒋介石的严重不满。虽然史迪威本人与中共没有接触，但戴维斯、谢伟思都是司令部的政治顾问，他们对中共的好感、对蒋介石的厌恶几乎尽人皆知。
终于，因为在缅甸战场作战方针蒋介石与史迪威相持不下，蒋以撤回远征军相威胁。史迪威将此情况电告马歇尔。美英胜利在望，在缅甸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尽早收复缅甸。9月18日，罗斯福给蒋介石发了一封措辞强硬的电报，要求蒋立即增援缅甸，发起攻势，否则“你和我们为了挽救中共所作的一切努力都将付诸东流”，并将危及“驼峰”航线；还要求“让史迪威将军毫无约束的指挥你方的全部军队”。
罗斯福的电文使蒋介石作为一个盟国、一个主权国家的首脑受到奇耻大辱。他断然拒绝史迪威，要求把他从中国战区调换，并说此事关系“中国立国之三民主义与中国之主权，以及中国国家与个人之人格”，“不能不下最后之决心”。史迪威被召回，代之以较年轻的魏德迈将军。
1942.3—1944.10，史迪威既是战时中美结盟的一个纽带，也是两国矛盾的焦点。战时的中美合作，政治上是毕竟顺利的:罗斯福从战时抗击日本和战后世界秩序考虑出发，不顾英国和苏联的异议，竭力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拔高蒋介石作为大国领袖的形象，这与国民政府的利益，与蒋介石的愿望，完全一致，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建立了美国政府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的特殊关系。而在军事问题上，作为盟国，双方有根本的共同利益，但各自又有不同的考虑，有各自的特殊利益，于是矛盾不断。史迪威是美国在中国的主要代表，该着他为蒋介石所认为的美国的一切不是受过，是战时中美军事合作中各种矛盾和冲突的牺牲品。
史迪威是一个职业军人，而不是一个政治家、外交家，他在美国接受的是政治与军事分离、军人不干政的教育，而这与中国的实际情况格格不入。他的考虑很单纯:任何最大限度的调动中国的抗战潜力，最有效的打击日军；他没有考虑到种种复杂的种种与人事因素，或者是将其置于次要地位。但要在中国任职，与蒋介石合作，光懂军事不懂种种是不行的，史迪威在中国常常碰壁在所难免。
史迪威事件，必然涉及到对待蒋介石的问题。史迪威和马歇尔从军事观点出发，认为对待蒋介石要实行一种有予有取的政策，我给你多少，就得从你那里要回多少，不然就不给。罗斯福从政治上考虑问题，反对这样做，他认为不能用对待摩洛哥苏丹那样的态度对待蒋介石。既然他早就认定蒋介石不仅是战时中国而且是战后中国的唯一领袖，而且已经为支持他的领袖地位，为发展与他的政权的特殊关系作了许多努力，付出了许多投资，当然，只有始终一贯的支持他，有时候，必须对他作出让步。
在美国驻华的职业外交官中，戴维斯、谢伟思等人，首先不满意蒋介石在对日作战问题上刻意保存实力，国民党抗日主动性不足，对蒋介石政府的消极抗日、贪污腐化早就有所不满。对中共军民艰苦奋斗、同心同德，十分赞赏。他们的意见逐渐形成一条现实主义的美国对华路线，受到驻华大使高思和史迪威的支持，并得到美国国务院一些人的赞同。这条外交路线的要点是:短期战略，美国应当和中国国内一切抗日的武装力量合作，包括中共领导的军队，供给他们军火物资。长期战略，对蒋介石不能无条件支持，要求国民政府自身改革，促进国共两党合作。对蒋介石采取更有弹性的立场，将来无论哪一方占统治地位，都能建立起正常的外交关系。
自抗战以来，中国内部问题中最尖锐、也对抗战影响最大的，就是国共关系了。随着中共力量越来越强大，

国民党对中共的压制与防范也有利于强硬，国共之间的军事对峙甚至武装冲突也越来越多，这就不可避免的削弱了中国的抗日力量，威胁到中国政局的稳定。美国既然战时、战后都需要中国的合作，不可避免的要卷入到中国的内部事务中来。
在多数美国人看来，重庆政府的对日作战是远不能令人满意的，而它在政治上所实行的专制统治，更是让人难以接受。史迪威宣称:“蒋介石掌权一日，美国就不能从中国得到真正的合作，我相信他只会继续运用他的故伎与拖延，同时攫取贷款与战后的援助，以维持他现有的地位，这地位是以一党政府、反动政策或利用特务的积极协助镇压民主思想为基础的”。（《美中关系白皮书》P68）比较国共两党，史迪威的结论是:国民党“腐败，失职，混乱”，“囤积，黑市，和敌人作买卖”，言行不一；共产党“减税，减租，减息，提高生产和生活水平，参加政府，说到做到”。把中共作为中国政治的一个参照系，肯定中共的许多做法，并以此来要求国民党，这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似乎成了美国官方的一种态度。

皖南事变，美国破天荒的进行了干预。保持中国的稳定和团结，是拖住中国抗战的必要条件，美国人绝不会支持蒋介石用武力来对付共产党。既然共产党更多的具有民主主义的特征，在崇尚民主的美国人看来，它当然要比坚持独裁统治的国民党要受欢迎。随着欧战胜利趋势愈益明显，重庆坚持奉行保守的和独裁的统治方式，拒绝一切进步的政治和经济改革。许多美国人已经看出，这只是越来越快的加速了他们自己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严重危机，进而把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推到了共产党一边。他们开始怀疑，战后的国民党是否能继续统治下去，以作为美国在国际上的可靠伙伴。
当时，中共宣布建立既不是独裁专制，也不是社会主义的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方案，自然引起他们的兴趣。共产党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们对盟国的事业大概有什么样的价值？他们需要加强对共产党的研究，直接接触是最好的途径。
毛泽东秘书胡乔木回忆说:“我们党同美国的关系的高潮在1944年”，由于苏联对中共的冷淡，中共开始希望争取美国的援助，与国民党抗衡，或取而代之。1945年3月之前，中共官私文献对美国的诟病寥寥无几。
1944年7月22日和8月7日，以包瑞德上校为团长的美军观察组（又称迪克西使团）分批抵达延安，受到中共的热烈欢迎。观察组通过实地考察，将解放区和抗日人民武装的真实情况源源不断的发往美国及世界各地。中共认为，美军观察组的到来，是美国方面“对我新民主中国有初步认识后的实际接触的开始”，因而也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策略上要“极其灵活机动，不拘一格”。当时，重庆为史迪威指挥权问题闹得满城风雨。中共得知美国准备逼迫国民政府组织联合政府、成立联合统帅部、由美国人统一指挥中国军队，十分振奋，他们更加确信自己的力量与作用。毛泽东在9月下旬甚至就此在某种程度上作了自我批评，指出:中国政治的重心已经逐渐发生了转移，而我们自己却常常估计不足，思想上赶不上，总是认为天下还是蒋的，没有能够及时想到改组政府的问题。在这方面，美国人反走到自己的前面去了。确实，有相当一批美国驻华官员，已经相信不能在无条件的支持蒋介石了，有人甚至开始断言:未来中国必定属于中共，而不属于国民党。
抗战时期美国对华政策可以概括为扶蒋容共抗日。这个政策承认，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但它应实行民主改革，克服和避免法西斯倾向；中国各派政治力量应当消除分歧，团结抗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一支抗日力量，它有理由存在并取得一定程度的发展，但这个政策的基本点是扶蒋。罗斯福认为，中国没有比蒋介石更适合的领导人，他既是战时中国、也是战后中国的唯一领袖，他把蒋介石当作中国的代表与化身。现在，国共两党的矛盾及战后中国的走向，越来越成为美国决策者考虑的主要问题，美国对华政策面临着从战时到战后的转变。这种转变的最高决策者是罗斯福，在中国的具体执行者则是赫尔利和魏德迈。9月6日，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来华，调解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的矛盾。罗斯福还指示他，运用总统个人代表的威望，帮助蒋介石解决中国政治问题，如国共关系问题。
赫尔利开始协调国共关系。11月7日，带着国民党提出出的方案，赫尔利飞抵延安，与共产党谈判。中共决定对谈判采取积极态度，基本问题是要改组政府，纪律一个包括一切抗日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联合国民政府，这是解决问题的起码点。并要求宣布和实行关于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民主政策；改组统帅部，成为联合统帅部，由各抗日军队代表参加。赫尔利并不理解这一条的真正含义和利害关系，当即表示赞成，以证人身份签了字，满心欢喜的回重庆去了。
国民党提出反建议，阉割了“五条”中的核心联合政府问题，实际上是国民党“招安”共产党的方案。这时中共有两种选择。一是不直接提联合政府，寻找一个折中方案，以作准备；一个坚持“五条”，不怕谈判陷于僵局。毛泽东请陈毅谈谈看法，陈毅说，蒋介石政权已经病入膏肓，且不愿自救，美国也救不了它，中共不能为它做“殉葬”的事。蒋介石既然不同意成立联合政府，中共也不入阁，继续在敌后争取一二年时间大发展，以“取得全局的中心地位”。实际上，国共已经互不相让，谈判无济于事，赫尔利的调停归于失败。
赫尔利、魏德迈、梅乐斯这三位在华职别最高的美国人，一致认为，只要对蒋介石的中央政府给予一定的援助，就可把那里的叛乱镇压下去，因为中共军队的作战能力很低。美国开始采取了扶蒋反共政策，即对中共施加压力，逼迫中共接受蒋介石的条件，放弃独立的武装力量，派几个人到国民党政府里去当没有实权、形同虚设的官。美国沿着这一政策继续滑行。
（战争形势的变化。日本败亡已是时间问题，美国取消了在中国大规模登陆作战的计划，认为没有必要再援助和装备中共军队。意识形态的根本对立；国民党的顽固阻挠；苏联对美国对华政策的纵容；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立场）

⒉中苏关系
  在抗战后期，苏联以东北问题和中共问题为筹码，尽可能少的承担义务，尽可能多的攫取在中国的权益。
  苏联的战略重点在欧洲，在远东处于一种防御态势。它极力把整个东欧划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在东部边界建筑一道防波堤，即沿中苏边界中国一侧，从西到东的在新疆、外蒙古和东北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
1943年年底，美英苏三国首脑会议（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表示，苏联届时定将参加对日作战，它并且需要在中国东北保持自己的权益。1945年2月，美、英、苏进一步在雅尔塔会议上，就战后远东问题的安排达成了秘密的妥协于谅解，将中国领土主权进行交易。会议作出一项协定，规定苏联将在欧洲战争结束2—3个月之后参加对日作战，以尽快结束战争，减少美军的伤亡。条件是:
维持外蒙古现状；
恢复1904—1905年日俄战争中，俄国失去的各项权利，即将库页岛归还苏联；大连商港国际化，并保证苏联在这个港口的优惠权益，旅顺为苏联海军基地；设立中苏合营公司，对中东路进行共管，并保证苏联的优惠权益，而中国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
千岛群岛交给苏联。
三国首脑约定，雅尔塔协定在斯大林尚未决定对日宣战以前，暂不对外宣布。所以，对于这一直接涉及中国领土主权战后安排的国际协定，中国政府很长时间被蒙在鼓里。斯大林保证:“苏联人民也不会以任何方式阻碍中国统一”；同时，他保证将支持蒋介石来完成这样的统一事业，因为他看不出中国其他的人，包括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内，有统一中国的能力。苏方表示准备与中国国民政府签订苏中友好同盟协定。
6.30—7.12，8.8—14，中苏之间举行多次谈判，中方代表团团长宋子文。美国认为战后中国应该保持国内和平，避免分裂，必须取得苏联的谅解。蒋介石国民党过于明显的反苏反共倾向，完全依赖美国向苏联施加压力以解决中苏关系，不利于中苏关系的改善。当时形势迅速发展，蒋介石需要在即将到来的胜利局势下，真正控制全国，顺利的收复有着大批中共军队的华北和华中沦陷区，解决中共问题。很显然，如果不能取得苏联的支持，国民党几乎没有办法阻止中共夺取东北。而要争取苏联的支持，就必须给苏联一些甜头，诱使斯大林相信，支持蒋介石的中央政府比支持中共所获得的利益要大得多。
中方在获知雅尔塔协定内容后，对苏反映强烈。尽管一开始，中国政府在谈判桌上，节节抵抗，但斯大林态度粗暴，言辞咄咄逼人。在蒋经国私下拜访他时，他说，由于中国无力驱逐日本侵略军，而必须依靠苏联，所以中国向苏联的要求让步是唯一合理的行动。在苏联重申不支持中国共产党、定将东北行政权转交国民政府的保证后，中国作出了重大让步。8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苏联同意尊重包括新疆于东北在内的中国主权于领土完整，不干涉中国内政，同意一切道义上与物质上的援助，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而中国政府则声明于日本战败后允许外蒙古通过公民投票方式实现独立，苏联在东北攫取了巨大的权益。

在国共之间，苏联一向对中共的地位和作用表示轻视，对中共无产阶级性质也表示怀疑。他们认为中共党内工人成分太少，离工人阶级太远了。毛泽东是个农民领袖，他把农村当作革命的根据地，把农民当作革命的主力，一直领导农民运动，并坚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列主义是工人阶级革命的学说，怎么能够离开城市，忽视工人，而单纯依靠农民呢？1944.6.10，斯大林、莫洛托夫在会见美驻苏大使哈里曼时说，中共并非真正的共产党，就像人造黄油与真正黄油那样。苏联如此看待中共，不仅是改善与国民党的关系、拖住国民政府继续抗战的需要，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苏联领导人对中国共产党的真实看法。

⒊中英关系（香港问题）
  战后，中英双方都力图抓住时机，入主香港，中英香港受降之争，掀起香港问题交涉的第二次高潮，也是最激烈的一次。1945.8.15，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发布著名的一号受降令，规定:“除满洲而外的‘中国范围之内’的全部日本军队，都将向中国军队投降”。命令没有对香港日军受降作明确规定，中英双方各执己见，为受降权展开激烈的交涉。
英国为战后重占香港，作了各种准备。出版《英国与日本》的小册子，渲染英国治理香港的“辉煌政绩”，暗示香港重振的希望在英国，为英国重占香港制造舆论。同时，英国殖民当局也积极行动，加快抢占香港的步伐。8月14日，英国政府决定派遣太平洋舰队开赴香港。
国民政府抗议英国的行动，就事实而言，香港是中国的领土，战后政府收回主权，是理所当然。就战后战区来讲，香港日军受第23军管辖，司令官田中久一兼任香港总督，但却常驻广州。战争期间，香港、九龙没有被盟军列为特殊战区，它是广东战区的一部分，日本方面的驻港部队也应属广东战区，香港自然应归中国接管。中国也加快军事行动，以实现其“先占领后交涉”的策略。中英在香港受降问题上激烈争执，互不相让。美国的态度至关重要。
罗斯福对中国收回香港表示同情和支持，因为美国考虑战后世界安排问题，要摧毁英法等国在世界各地建立的庞大殖民体系，确立以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基础的自由经济贸易体系。在涉及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时，有一个设想，即以中国为主要盟友，建立一个至少能维持20年有效的太平洋安全体系。所以，罗斯福坚持将香港归还中国的主张，其条件是中国主动保持香港作为国际自由港的地位。罗斯福归还香港并使之成为自由港的建议，真实目的是:美国需要中国战时和战后的合作，故采取慷他人之慨的办法，讨好中国政府和人民；罗斯福对战前英法占据庞大殖民地的做法表示不满，因为这种做法严重妨碍了美国的自由经济贸易体系，影响了美国产品的销售；罗斯福并非将香港主权全部交还中国，而是将香港由英国单独管辖变成国际共管，成为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罗斯福要求英国归还香港的建议遭到了英国的强烈反对，为了维护英美两国间的战时同盟，美国暗中对英国作出了不改变英国远东殖民地状态的许诺。所以，罗斯福总统时期，美国对香港政策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不断向中国官员或在公开场合继续表示希望英国将香港归还中国；另一方面，又在暗中对英国政府承诺，不会要求改变英国对香港的统治地位。这一期间，中国方面的档案和材料不断记载美国要求英国归还香港，英国方面的档案和材料不断记载美国许诺不改变香港现状。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以后，美苏英对战后世界安排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分歧，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问题开始变得尖锐起来。罗斯福去世以后，继任总统杜鲁门更是把美英联盟看成了战后世界稳定的基石，英国归还香港和殖民地问题变得无足轻重。在中英就香港受降发生严重争执的情况下，杜鲁门称，“英国对香港拥有主权是毫无疑问的”，美国转而支持英国。蒋介石面对英美的强硬态度，被迫在香港问题上让步，下令中国军队停止前进。8月24日，美国方面正式宣布，香港日军向英国军官投降。
蒋介石十分愤怒而尴尬，退而求其次，向英国提议，由他以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名义授予英国军官受降，英政府被迫接受蒋介石的建议。8月30日，英国海军少将夏悫率英舰队在香港登陆，次日军政府成立。9月16日，夏悫代表英国政府又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接受了日军的投降。夏悫的双重身份，一方面表明英国对自己所谓对香港拥有主权的自我否定，另一方面也是对中国拥有香港主权的一种默认，为以后中国政府收回香港主权提供了依据。
参考书目: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外交，江苏古籍，1997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
瞿同祖编译:《史迪威资料》，中华书局1978年。
（美）包瑞德著、万高潮等译:《美军观察组在延安》，解放军出版社，1984
（美）赫伯特•菲斯:《通向珍珠港之路》，商务印书馆1983年。
（美）约瑟夫•格鲁:《使日十年》，商务印书馆1983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胡适驻美大使期间来往电稿》，中华书局1978年内部刊印本
（美）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商务1984年。
（美）孔华润:《美国对中国的反应》，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
（英）F•C•琼斯等:《1942—1946年的远东》，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
（美）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商务印书馆1982年。
《中国到底有没有破译日本突袭珍珠港密电》，《民国春秋》1997.4..
（德）郭恒钰、罗梅君编:《德国外交档案:1928~1938年之中德关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德外交档案（1927~1947）》，广西师大1994年。
陶文钊、杨奎松、王建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史》，中共党史1995年。
石源华:《中华民国外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吴东之主编:《中国外交史》中华民国时期1911—1949，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
杨云若、王真:《动荡中的同盟——抗战时期的中苏关系》，广西师大出版社1993年
吴景平:《从胶澳被占到科尔访华——中德关系1861~1992》，福建人民1993年。
李宏编著:《香港大事记》，人民日报出版社，1988年。
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台北兰溪出版社1980年。

第十二讲  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化
一、文化中心的散落
⒈武汉抗战文艺
⒉重庆:大后方抗日文化运动的中心
⒊西南联大与昆明的文化繁荣
⒋桂林文化城
⒌延安:新文化的生长点
全面抗战爆发以来，许多进步文化人士先后来到延安，延安成了抗日新文化的摇篮，是中国新文化的生长点。
抗战时期，先后到延安的主要文化人士有:周扬、周立波、周而复、赵树理、柳青、丁玲、刘白羽、贺敬之、秦兆阳、齐燕铭、陈波儿、艾青、田间、郭小川、杨朔、萧三、吴伯萧、贺绿汀、萧军、艾思奇、严文井、陆定一、何其芳、荒煤、范文澜，等等，集中了全国非常优秀的作家、戏剧家、艺术家和学者。
1942.10.19，《解放日报》全文发表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解决了革命文艺运动和工作中一系列的根本问题，规定了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路线、方针、政策，在以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包括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始终是中共党文艺的指导纲领。
延安时期，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更加成熟了。毛泽东关于革命文化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友爱抗日文化的旗帜。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延座讲话》等著作中，对革命文化的理论有专门的论述。
第一、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文化的本质，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