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史讲义（华中师范大学）

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形态的文化又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一度成为“文化”的权威定义。
第二、论述了革命文化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中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一条必要和主要的战线”。
第三、提出了发展革命文化的基本方针。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新文化，必须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所谓民族的，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色，以民族的形式表现的；所谓科学的，就是反对一切封建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理论与实践一致，主张坚持真理；所谓大众的，就是应为全民族中90%以上的工农劳苦大众服务。这个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必须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毛泽东还明确提出了正确处理中国古代文化和今天文化、外国文化和中国文化之间关系的方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第四、要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作用。旧中国的知识分子当中，除极少一部分充当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附庸外，都是爱国的，他们在民主革命中起了重要作用。
延安文艺界以毛泽东关于文化的理论为武器，开始了整风学习。批评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口头上唯物，行动上唯心”的倾向，指出文艺工作者“不要特殊，不要自大”，提出了“到农村、到工厂、到部队中去，成为群众的一分子”的口号。延安广大文艺工作者以甘当小学生的态度，积极投入到文化下乡、下厂、下部队的活动中去，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形成了延安抗日文化的新特点:大众化、普遍化、民族化。
⒈反映阶级斗争、民族斗争题材的作品，占主要地位。以《中国人民文艺丛书》所收入的177篇作品为例，其中，以抗日战争和军队为主题的作品101篇，占总数的57.06%；以农村土地革命和其他各种反封建斗争为题材的作品41篇，占23.16%；描写工农业生产的16篇，占9.04%；描写陕北土地革命时期情况的7篇，占3.95%；反映其他方面的12篇，占6.78%。由此可见，反映民族解放战争、阶级斗争和劳动生产的作品成为当时文艺创作中压倒一切的主题。
⒉塑造了大批新人物形象，劳动人民在作品中成为掌握历史命运的主人公，工农兵成为文学艺术作品中栩栩如生的典型形象。（赵树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歌剧《白毛女》、《兄妹开荒》；李季《王贵与李香香》，等等）
⒊语言民族化、大众化。
⒋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和文化新内容的结合，广泛吸收民间艺术营养，如秧歌剧（《白毛女》）、陕北民歌和“信天游”格调（李季:《王贵与李香香》），创造新的、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继承民族文化优良传统，融新内容与传统民族形式于一体，一改过去文艺作品中那种“欧化”倾向。如《逼上梁山》，作者通过对《水浒传》中有关临冲被逼投奔梁山故事的改编，在林冲于高俅两人的矛盾冲突中增加了林冲主张抗战、高俅卖国投降的情节内容，提高了故事的政治意义。这是旧剧革命的开端，开辟了旧剧为现实革命斗争服务的道路。
⒌大众文化由人民大众来创造的特点。在部队、农村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文艺运动。“兵演兵、兵唱兵、兵写兵”，“群众翻身，自唱自乐”，运用民歌、小演唱和各种曲艺形式。及时反映现实，紧密配合抗日战争和劳动生产。

⒍上海“孤岛”文化
⒎香港:文化避难所
⒏北平、南京的奴化教育
二、中西哲学的融会
⒈蒋介石的“力行哲学”和陈立夫的“唯生论”
抗战期间，蒋介石和陈立夫从政治需要出发，提出的哲学理论，带有明显的糅合传统与西方哲学的特点。
蒋介石的“力行哲学”产生于30年代，其代表作是1932年发表的《自述研究革命哲学经过的阶段》和1939年发表的《行的道理》。另外，他在1939年发表的〈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1943年发表的《中国之命运》，以及在各种场合的演讲，也多有涉及。
蒋介石说，他的“力行哲学”即孙中山“知难行易”学说。“知难行易”是孙中山在《建国方略•孙文学说》中提出的对知行关系的一种看法。孙中山认为，数千年来深入中国人心的“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说实在是一种误说。他认为知行二者是“行易知难”，所谓“能知必能行”，“不知亦能行”。蒋介石实际上对孙中山先生的学说作了发挥，把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相混合，把二者“一致”起来，把“两个哲学”合为一个哲学──“行的哲学”。他说，王阳明、孙中山所讲的“知行合一”、“知难行易”，统统是反对从前“知易行难”只知静不知动的哲学。这两个哲学，就作用方面来说，可以说只是一个，因为都是注重在动的方面，而且都是注重在行的方面的哲学。其“力行哲学”包括:
“行”是宇宙人生中最普遍的存在，是宇宙的本体，它无所不包，无所不能，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古今来宇宙之间，只有一个行字才能创造一切”，“行”的含义十分广泛，“简直可以说，行就是‘人生’”；
“知”由“行”来体现，包含在“行”之中。认为“良知要能致，如何能致良知，即是行，即所谓实现良知”，“其行必笃，其知必致”；
“行”出自天性，为善。行是与生俱来的，是自发的，行“无不善”；
“行”以“诚”为动力。“我们的所作所为，皆要本乎至诚”。在鼓吹“诚”的哲学时，蒋介石十分崇拜曾国藩的一套政治哲学，经常要求部下效法曾国藩，并一再发挥曾的一套“治国”、“治军”经验。他认为，在清朝道光、咸丰年间，曾国藩以转移风气为己任，“行法主刚，而用人则重血性，尚器识。其于学术思想，则兼取宋学与汉学而归本于至诚，其立身行事，则本于‘慎独、主教、求仁、习劳’的精神；故湘军湘勇的成功，当然不是偶然的。”蒋介石专门标榜一个“诚”字，把“诚”说成是万事万物的根源和动力。“唯有‘诚实’二字，才可以医革命，才可以医国家！诚实为革命成功国家成功的不二法门！”“效忠党国”、“精诚团结”，是蒋介石要求部下的口头禅，实际上就是要求对他这个“最高领袖”必须作到绝对忠诚，绝对服从。
“行”的客体为“仁”，行的目的在于“仁”。他所谓的“仁”，即“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大学之道”（《大学》开篇: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亦即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行的精神就是“革命的精神”，行的哲学就是革命的哲学。他经常把“不成功便成仁”、“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等赐予部下作为座右铭，强调要“养成军人的廉耻心和壮烈的气节”，“军人要战死才有意义”，军队必胜的秘诀在于“不怕死，为主义而死”，等等。
  前面，戴季陶主义，提出“民生哲学”，自称这就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思想基础和原理。“民生哲学”的主要观点，是所谓“民生是历史的重心，仁爱是民生的基础”。民生是历史的重心，是说人类的历史是一部求生的历史，“生存是人类原始的目的，同时也是人类终极的目的”。仁爱是民生的基础，仁民爱物、互助互爱，是人的天性，社会的常态。戴季陶开始把孙中山的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相提并论，还列出了一个“民生哲学系统表”即“诚－知仁勇－三民主义”。但他展开说明的只是“民生”思想，也即社会历史观，而没有宇宙观和自然观、认识论方面的内容。蒋介石构制的“力行哲学”，正是在戴季陶所勾勒的思想框架上，对有关方面的填补和引申。
陈立夫的“唯生论”产生于30年代，成熟于40年代，其代表作分别是1934年发表的《唯生论》和1944年发表的《生之原理》。
唯生论的内容共分三大部分，即“宇宙论”、“人生论”、“民生论”。
“宇宙论”即“本体论”。陈立夫认为，宇宙本体既非唯物质，也非唯精神，而是孙中山所说的“生元”。“生元”具有精神和物质两种性能和作用。精神主动，物质主静，它们不断的同时发挥作用，不断的生化出各种现象；各种现象之间又相互交感、补足与创新，从而就构成了宇宙生生不息、变动不居的生命大流。“诚”是宇宙生命的起点，又是宇宙生命的原动力。
“人生论”即道德论。陈立夫认为，人是宇宙进化的顶点。人出现后，宇宙本体“生元”的好生之德和宇宙之“诚”的功用，就主要体现在人身上。人生的最高价值，就是求人类的共生共存共进化，以完成其参赞天地之化育的使命。
“民生论”是谈社会历史观的。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即孙中山所说的“民生”。因为“民生”指的是人类整

整体的生存、发展，所以又可以说:人类求共生共存共进化，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人类生存、发展的需求，既有物质，又有精神，因而人类所创造的经济、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文化的各个方面，是互相影响、决定的，没有哪一个的变动能够影响、决定其他方面的变动。
蒋介石、陈立夫这些国民党实权派在哲学思想上，都声称是继承孙中山的思想。实际上，他们所谈论的关于孙中山的思想，多是一些名词，其思想内容、精神实质，已不是孙中山先生的原意。

他们在宇宙观或自然观上，是物质与精神二元论，其实质则是精神一元论。因为他们各自的思想中，都有一个最高的精神范畴──“诚”，是一个具有浓厚的精神、意识色彩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它与孙中山的名字、中国传统文化联系在一起，为其增添了诱人的光环和深厚的底蕴。

⒉现代新儒家
文化保守主义在抗战期间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这表明民族危机、文化危机始终是文化保守主义的诞生地。主要代表就是那些被称为现代新儒家的大师们。
关于现代新儒家的界定，比较一致的认识是:现代新儒家是产生于本世纪20年代，至今仍有一定生命力的的，以接续儒家“道统”、复兴儒学为己任，以服膺宋明理学（特别是儒家心性之学）为主要特征，力图以儒家学说为主体为本位，来吸纳、融合、会通西学，以寻求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思潮。
抗战期间，出现了大量融会中西印思想文化精华的、富有民族文化特色的史学和哲学著作。如熊十力富有原创性的《新唯识论》（语体文本）、《读经示要》；冯友兰的《新理学》等“贞元六书”；金岳霖的《论道》；贺麟的《近代唯心论简释》；钱穆的《国史大纲》；马一浮的《复性书院讲录》；唐君毅的《道德自我之建立》，等等。抗战顺利后，还有梁涑溟的《中国文化要义》，贺麟的《文化与人生》等。
哲学著作表明，这一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能够以比较健全的心态认识和理解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对古今中外文化精髓有了深切了解的前提下，综合融铸，试图创造出新的文化系统。
这一时期文化保守主义的活动主要有:1939—1940年，马一浮、梁涑溟、张君劢分别在乐山、北碚和大理创办了旨在弘扬并复兴中华文化的复性书院、勉仁书院和民族文化书院。1941年，《思想与时代》杂志创刊（张荫麟、谢幼伟等），唐君毅与周辅成合办《理想与文化》，蒙文通等创办《图书集刊》（四川省立图书馆，1942年）和《中国文化》（四川壁山，1945年）。1947年，牟宗三、徐复观在南京分别创办《历史与文化》、〈学原〉，尤其是〈学原〉，成为文化保守主义和现代新儒家的重要阵地。1948年，在牟、唐支持下，熊氏门人程兆熊在江西铅山创办鹅湖书院与〈理想历史文化〉杂志。
现代新儒家的大师们，以儒家学说为中国文化的代表，自觉的归趋儒家的道德信念和理想人格，强调儒家学说对人类文化发展的普遍意义与价值。关于新儒家有不少争议，一般而言有:
熊十力（1885—1968），字子真，号十力，湖北黄冈人。辛亥革命以后，沉入书斋，潜心著述，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他的著述、学说，甚至他的名字，都鲜为人知。但这一切，都不能抹杀他在现代新儒家阵营乃至现代文化史上本应占有的重要地位。熊氏学说逐渐为海内外学人所推崇，研究者大大增多。熊十力对现代新儒学的贡献主要有两点:他引导出一批很有思想实力的门人，像唐君毅、牟宗三等人都直接受惠于他的大智大慧，使新儒家薪火相传，不失所本；更主要的是他从形而上的高度为后来的新儒家提供了精密的致思框架，从而为新儒学的发展奠定了形上基础。
1932年、《新唯识论》文言文本正式出版，后又出版《读经示要》等著作，1944年语体文本《新唯识论》出版，标志着他新儒学思想体系的最终形成。综其一生，以儒为宗，糅合佛学，又采摘西学的科学、“量智”优长，综合先秦孔子易学、宋明陆王心学、佛教大乘空宗法相唯识之学，建构“新唯识论”的理论大厦。
冯友兰（1895—1990），字芝生，出身于河南唐县一个书香之家。30年代出版《中国哲学史》上下两册，为他赢得了声誉。冯友兰抱着“自立道理”的宏愿，着手构筑自己的哲学体系，由一个哲学史家变成一个哲学家，从而有新理学体系的形成。他以程朱理学为自己的学术之源，“接着讲”而不“照着讲”。30年代末、40年代中期，冯友兰以惊人的写作速度，连续出版《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6部著作，统称为“贞元之际所著书”，或简称“贞元六书”（“贞元”者，贞下起元之谓也，意为中华民族复兴时期所著书，以志艰危，且鸣盛世）。
冯友兰由“理”是不变，推衍出道德的永恒:“道德无所谓新旧，无所谓古今，无所谓中外”，“我们是提倡现代化的，但在基本道德这一方面是无所谓现代化的……社会制度是可变的，而基本道德是不可变的”，充分体现了他恪守民族文化本位和自觉承袭、光大儒家的文化使命感。
贺麟（1902—1992），四川金堂人。40年代开始发表论著，代表作有《儒家思想的新发展》、《知行合一新论》、《当代中国哲学》等，创立了“新心学”的理论体系。1941年，他在《思想与时代》杂志创刊号上发表《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明确提出“以儒家思想或民族精神”为主体去儒化或华化西洋文化，否则中国将“陷于文化上的殖民地”；认为民族文化的复兴主要是儒家文化的复兴，假如儒家思想没有新的开展、新的前途，中华文化也就不会有新的前途、新的开展。此文被普遍视为“现代新儒学”的宣言。
现代新儒家们的普遍思想特征是:以儒学为中国文化的正统和主干，在儒家传统里又特重其心性之学；肯定道德，以道德为立国之本、文化创造之源；主张返本开新，由旧内圣开出新外王；文化危机意识强烈，对中国文化的复兴有一种使命感和宗教情怀。1949年以后，现代新儒家们失去应有的生存土壤和市场，它的中心便从大陆转移到了港台和海外。
文化保守主义并非中国的特产或土产，并非我们一国的文化现象，而是国际文化现象。伴随着世界性的现代化运动的兴起和推进，在西方和东方各国都先后出现了文化保守主义或曰文化守成主义思潮。由于现代化进程给人类和人类的文化带来了多方面的影响，其中负面的东西，例如现代都市生活的病态和非人性化的方面，等等，首先遭到了英法尤其是德国思想家的批评，既而遭到东欧、南欧思想家的批评；并随着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引起了亚、非、拉美思想家的批评。美国著名汉学家艾恺（Guy S.Alitto）在其《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贵州人民，1991年）一书中认为，多年来，“更多的人愈加强调现代化之在科学技术上和人们物质生活上所带来的积极变化，却忽略了其在思想上所引起的消极反映，而后者的研究却往往比前者更需要被人注意和作深刻探讨”。“本文所及，皆在于证明这样一个论点:现代化的过程可分成两个层次，科学技术和文化层次。在文化层次上，自最早西欧的现代化出现以来，不管在哪个时代，什么地方，现代化的过程都受到了批评个攻击，而那些五花八门的批评虽然在表现形式上是不同的，但实质上却大同小异”（前言）。“现代化是一个古典意义的悲剧，它带来的每一个利益都要求人类付出对他们仍有价值的其他东西作为代价”，“‘现代化’与‘反现代化’思潮的冲突将以二重性模式永远的持续到将来”（封底）。我们不能认为反现代思潮对现代化的批评都是错误的、不识时务的。实际上，批评本身就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与西方相反，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相异之处表现为:
⒈具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失去了独立自主的地位，始终面临着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和亡国灭种的危机，民族主义情绪支配着各种社会文化思潮及其演化过程。文化保守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始终和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往往表现为在列强的侵略下，寻求民族认同的情绪性反映，民族自尊心和维护感十分强烈。他们力图通过传统来证明，中国的文明并不比西方文明逊色，甚至还优于它们；传统文化并不一味构成现代化的阻力，而是可以借鉴以资现代化的重要资源。可以说，民主组危机及其引起的民族主义情绪是文化保守主义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肥沃土壤，每当民族危机加深的关头，也往往是文化保守主义特别活跃的时期。
⒉文化取向与政治取向的背离。
对于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来说，他没有任何理由也必然是一个政治保守主义者，是现行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在通常情况下，文化取向与政治取向是背离的，往往“以自由主义论政，以传统主义卫道”。造成这种背离的原因，就在于保守主义者既认同传统又批判传统，既批判西方又学习西方。而且，他们更为谋求富强以挽救民族危亡这一时代主旋律所决定。当形势要求他们采取较为激进的态度以挽救民族危机时，他们就有可能背离其文化立场，投身于以西方政治模式变更中国社会政治制度的斗争行列之中。

三、战时文艺
⒈抗战文艺的兴起、发展与论争
全面抗战的枪炮声，震动了整个文学艺术界。上海戏剧界率先聚集起来，成立了中国剧作者协会（后改名为中国戏剧界救亡协会）。协会的第一个行动，就是由章泯等16人，集体创作了第一部抗战题材的三幕剧本《保卫芦沟桥》。上演后，盛况空前，轰动上海滩，激励了上海人民的抗战意志。不仅，上海、南京沦陷，文艺界的主力汇集到了武汉。
1937年底，蒋介石决定撤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行营政训处和军委第六部，恢复北伐时期负有盛名的政治部，并邀请周恩来担任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曾再三推辞，但鉴于蒋介石、陈诚坚持要周出任此职，中共代表团认为，政治部属军事系统，为推动政治工作，改造部队，坚持抗战，扩大中共党的影响，可担任此职。1938.2.6，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成立，陈诚为部长，黄琪翔、周恩来为副部长，郭沫若为第三厅（主管宣传工作）厅长，阳翰生为该厅主任秘书。（七七事变后，郭沫若远在日本，离别妻儿，冒着生命危险，毅然回到了祖国。航途中作七绝一首:“此来拼得全家哭，今往还将遍地哀。四十六年余一死，鸿毛泰岱早安排。”）当时的第三厅，可谓人才济济，聚集了一大批专家、艺术家、文化名人，因而有“名流内阁”之称。
为了更好的团结广大文艺工作者参加抗战，于1938.3.27，在武汉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起旨趣》中说:“用我们的笔，来发动群众，捍卫祖国，粉碎寇敌，争取胜利。”“文协”是抗战时期文艺界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组织。在一、两年时间内，重庆、成都、昆明、桂林、上海、广州、延安、香港等地，都先后成立了“文协”分会。“文协”在发展组织的同时，提出了“文章入伍”、“文章下乡”的口号，组织作家深入前线和民间，举行各种演出，宣传抗日救亡；召开各种座谈会，激励人民的抗日意志；积累素材，描写抗战现实；还创办了会刊《抗战文艺》（1938.5.4—1945.5.4），是抗战时期出版最久的刊物之一。
随着抗战的深入，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文艺界不同文艺思想、文艺路线上的分歧，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抗战以来，文艺战线上的思想论争及斗争，最重大的问题是文艺要不要为抗战服务的问题。
1938.12.1，梁实秋主编《中央日报》副刊《平明》，《编者的话》:“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为不同。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都没有益处的。”不久，沈从文也提出“反对作家从政”的论点，他说作家参加抗战工作是“从政”，认为作家不应太注意了时代，而忘记了艺术，文学“堕落”的原因，在于把创作的目的“集中在政治上的效果”。他进而鼓吹进行远离“战争浪漫情绪”的写作。
革命文艺工作者马上进行了反驳。他们指出:抗战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主要枢纽，已经波及到中国的每一个地方，“中国是没有与抗战无关的地方的”。如果硬要找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实际上就是抹杀抗战。提倡这种论调的人，“他们要消灭的不是‘抗战八股’，而是抗战”。
梁实秋并未蓄意鼓吹“与抗战无关”论，只是他的自由主义文学观的自然延伸，但在抗战情势下，更加不合时宜。批评文章易见的断章取义，无限上纲，显示了论争另一方观点和方法的片面性。更多的史料表明，梁实秋的“有关”与“无关”，实乃“直接有关”和“间接有关”之谓也。
在批驳“与抗战无关论”的同时，进步文艺工作者也对抗战文艺中存在的不足，作了反省。张天翼在《论“无关”抗战的题材》中指出:我们也反对文艺创作中“差不多”、“八股”的倾向，但反对的目的，不是使文艺创作脱离现实，脱离政治，而是更好的为抗战服务。
梁实秋在受到众多批评的情况下，1939.4.1，在《中央日报》发表《梁实秋告辞》一文，为自己辩护，同时宣布辞去《平明》副刊编务。这次论争到此基本告一段落。
郭沫若《抗战与文化问题》（《自由中国》1938年6月20日）:“一切文化都集中在抗战这一点，集中在于抗战有益这一点。”
战时流行的文学样式:报告文学、朗诵诗、街头剧等。
⒉国民党的文艺政策
国民党为了控制思想文化界，控制图书出版，1938年10月，成立了中央党部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在各省和大城市，也设有这类机关，负责审查各地的图书出版。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于1939年3月公布了《图书杂志原稿审查纲要》，其目标是“防止庞杂言论”，“树立以三民主义为中心之文化”。要求各地书局、出版社、杂志社，均须将书籍、杂志原稿送审，经审查同意者才得以出版。以后又制定了诸如“杂志送审须知”、“图书送审须知”、“书店印刷店管理规则”、“重庆市审查上演剧本补充办法”、“修正图书杂志剧本送审须知”、“战时出版品审查办法及禁载标准”等。据不完全统计，1938—1941.6，查禁书刊960余种；1942.4—1943.8，不准上演的剧本160种，修改后始准上演的7种；1943年查禁书刊500余种。
抗战胜利后，1945.8.31，重庆8家杂志社代表聚集开会，一致认为，战争已结束，战时图书杂志审查制度已无存在的必要，决定函请国民政府明令废止，并从9月起自动不再送审。消息传出，成都即有10多家报刊、新闻、出版、文化团体，开始拒绝送审，其他省市不少新闻出版单位也随之响应。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不得不宣布:从10月1日起，废止战时新闻检查制度和图书杂志审查制度。
抗战中期，国民党以“履行思想领导责任”、“统一各地文化领导机构”为名，1941.2.7，成立了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文运会”），张道藩为主任委员。1942年，随着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重庆的传播，国民党当局十分恼火，为了“纠正共产主义的左倾”，建立“三民主义文化的体制”，1942.9.1，中宣部长、文运会主任张道藩在文运会创办的《文化先锋》创刊号上，发表了《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一文，提出了“六不”、“五要”的文艺政策。所谓“六不”，即“不专写社会的黑暗”，“不挑拨阶级的仇恨”，“不带悲观的色彩”，“不表现浪漫的情调”，“不写无意义的作品”，“不表现不正确的意识”；所谓“五要”，即“要创造我们的民族文艺”，“要为最受痛苦的平民而写作”，“要以民族立场来写”，“要从理智里产生作品”，“要用现实的形式”。其主要内容就是把三民主义规定为文艺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而“三民主义文艺”要为“三民主义政治”服务，为“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服务。这个《文艺政策》的发表，标志着国民党三民主义文艺理论第一次系统化，也是国民党战时文艺政策的正式形成。

四、战时教育
⒈国民政府战时教育政策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确定“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教育工作总方针，维持原有的教育体制。对忽视战争发展的不平衡性和长期性，主张完全废除学校教育，学校停办，青年全部从事战事的思想进行了批评。1938年4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定和颁布的《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中，对战时教育做了四条详细规定:“一、改定教育制度及教材，推行战时教程，注重于国民道德之修养，提高科学之研究与扩充其设备；二、训练各种专门技术人员，予以适当之分配，以应抗战之需要；三、训练青年，裨能服务于战区及农村；四、训练妇女，伸能服务于社会事业，以增强抗战力量。”这就具体规定了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教育政策的总纲领。
高校内迁:
抗日战争前全国有高校（包括专科以上学校）108所，大多分布在东南沿海沿江地区，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上述地区首当其冲。日军挑起战端，狂轰滥炸，“有意识的以大学等文化教育设施为破坏目标”。108所高校中有91所遭受破坏，其中25所停办。1937.7.29，日机连续轰炸天津4个小时，主要目标为南开大学，兵将军车开进学校，把尚未炸毁的楼房泼上汽油纵火焚烧。继续开办的学校，少数散居内地各省，少数迁往上海租界，托庇外人。绝大多数高等院校在遭受损失后，仓皇内迁。
沦陷区和战区70余所高等院校师生冒着生命危险，千里跋涉，奔赴自由，迁往内地。据估计，参加此次高校大搬迁的教职员（包括家属）和学生总人数达77万余人。四川、云南、贵州3省成为接纳流亡大学最多的地方，也成为战时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密度最大的地区。其中，四川43所，占76.79%；云南6所，13.95%；贵州7所，12.5%。其中，著名者复旦大学、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学校迁重庆；武汉大学迁四川乐山；金陵大学迁四川成都；中山大学、武昌华中大学迁云南；浙江大学迁贵州。最负盛名者为西南联合大学。
平津沦陷后，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3校联合在长沙成立“长沙临时大学”。以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教育部代表杨振声等组成筹备委员会，负责该校事宜。该校于6月成立，11月正式上课。1937年底，日军向长江流域步步进逼，武汉、长沙遭空袭，于是1938年1月决定再迁昆明，2月中旬开始搬迁。志愿到云南就学的学生仅875人，分两路入滇。一路

是女生和身体较弱的师生、教职员眷属，乘粤汉路火车到广州，出香港，从海路到越南海防，再改乘滇越路火车到昆明；一路组成“湘黔滇旅行团”徒步赴昆明，这一路师生共250余人。旅行团2月20日出发，经68天的长途跋涉，行程约3360华里，4月28日胜利到达昆明。1938年4月，学校正式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著名的西南联大在颠沛流离中诞生。
内迁高校在战火、搬迁中校产、图书、仪器、设备损失严重，难以估算，而且很多是出于日军的蓄意破坏。1937年中央大学内迁，农学院畜牧场所饲养的马牛羊鸡狗猪等，校方决定放弃。但畜牧场职工认为这些都是饲养多年的良种家畜，不辞艰辛，赶着这批牲畜沿皖中、豫南、鄂西，跋山涉水，历时2年，到达重庆。校长罗家伦晚年回忆，当他看到这批中大畜牧场的家畜、家禽时，“就像看到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当我和这些南京的‘故人’异地重逢时，心中一面喜悦，一面也引起了国难家仇的无限愤慨；我眼中的热泪也不禁夺眶而出了。”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说，抗战开始，中央大学和南开大学都是鸡犬不留的。南开被日机轰炸，炸得鸡犬不留；而中大全部搬迁干净，也是鸡犬不留。有的学校被迫停办，部分教师失业，学生失学。
抗战期间，70余所高校被迫内迁，对我国经过几十年缓慢发展起来、尚属薄弱的高等教育而言，不啻是一场大破坏、大浩劫，使我国高教事业蒙受巨大损失，元气大伤。但是，这一气吞山河的壮举，毕竟在艰难困苦中保留了我国高等教育的血脉，使之能够生存、持续和发展，并为战后中国文化教育的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内迁高校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毫不气馁，团结一致，弦歌不辍。在设备十分简陋、师生生活标准十分低下、办学经费十分短缺的情况下，各校师生以“刚毅坚卓”（西南联大校训）自勉，提出了“师生合作”、“自强不息”、“三苦精神”（教师苦教、职工苦干、学生苦学）等口号。由困难所激发出的团结精神、苦教精神、苦学精神，在内迁高校中已蔚成风气，结成了教学、科研的丰硕果实。不仅科研硕果累累，而且人才辈出。我国高校不仅得以在内地重建而且较战前有了较大的发展。1936年:108所，教师7560人，学生41922人；1945年:141所，教师10901人，学生80646人。
其次，从中国现代化总体进程来看，抗战期间大量机构和学校的内迁，对西南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拓展和现代科学文明的传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战前，西南地区教育事业极端落后，高校内迁实际上是一次高等教育机构的整体移植，使西南边陲之地的高教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一下跳跃了好几个台阶，同时也带动了当地初等和中等教育的发展。此外，各高校所具有的科研优势，使他们在大西南结合当地实际，开展有意义的科学研究，促进了当地经济和科学技术水平的发展，提升了当地的学术文化水准，加快了这些地区现代化的进程，促进了祖国大西南的开发和建设。
内迁高校艰苦奋斗，自强不息，弦歌再续，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从历史上看，中华民族精神中有一种内在的强大凝聚力和坚韧性，外来压力越大，这种凝聚力和韧性的反弹力就越大。这一文化的内在特质，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是轻易就可以征服的。反之，在任何艰难刻苦的条件下，炎黄子孙都能够以开朗达观的心境去承受，以不屈不挠的韧力去开拓。这是内迁高校最宝贵的历史意义之所在，是中华民族复兴和胜利的根本之所在。
余子侠:《抗战时期国立中学的创办及其意义》（《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3期）:抗战时期，为了救济青年失学并发挥教育功能以增进抗战实力，国民政府先后创办了30余所国立中学，改写了“中央向不直接办理国立中学”的历史。它的创办，既抢救了战区大批中等教育人才，使东部地区中等教育现代化不致中断，又促进了西部地区中等教育的开发和发展；既推动了战时各级各类教育的整体进步，又充实了民族有生力量，从而支持了抗战大业。

国民政府还在1939年成立了“战地失学失业青年招致训练委员会”，简称招训会。招训会先后在各地设招致站、训导所、中学进修班等87所。经常办理战区内学生的招致救济、复学和就业等事务，使战区内各级学校学生得以安全到达后方。如1945年招致站登记河南、安徽、湖南等地青年达132700多名。这些青年为了国家的需要，大量报考师范、职业和军事学校，其余学生也分别入学或者就业。
教育经费占国家预算的2—3%，设置大量的公费学额。国民政府教育公费制度由贷金办法演变而成。由于战区内移的青年学生大多经济来源匾乏，政府为使他们安心学业，于1938年起设置了贷金。教育部规定，“公立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之籍隶战区经济来源断绝者均可申请，毕业后再将服务所得缴还学校。”1940年11月初又订立“学生膳食费用补助方法”，战区及非战区学生膳食贷金依照经济状况分为全贷、半贷、全补、半补四级。1940年全国70%的学生拿贷金。1943年秋季开始，改为公费生办法。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免除了学生对贷金的归还。
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职业学校有较大发展，据统计，到1945年全国职业学校增加到517所，学生91278人，职业学校比抗战初增加一倍，学生增加了两倍。职业教育的大量兴办，为抗战需要提供了大量的中级技术人才。与此同时，在高等教育方面，还增加了大批培养技术人才的专科学校。因而高校理工医农各科发展较快，如1937年全国专科以上此类学生仅15414人，到1943年各校此类学生人数则增至31994人。
修订课程标准。国民政府教育部为适应抗战需要，修订了大学和中学课程标准。高等教育方面，国民政府教育部于1938年春公布了修订、整理课程的三原则，即规定统一标准、注重基本训练、注重精要科目。9月，通过了各学院共同必修科目表，公布施行。组织有关专家、教授编辑大学用书。中等教育方面，课程标准的修订主要是减少教学时数，实行分组进修，合并教学科目与加强本国史地教学。学校可根据地方情形，从高中第三年起设置简易职业科目，如商业薄记、会计、应用文书、打字等等。中学课程标准规定本国史地各占2/3，外国史地各占1/3。教材特别注重中华民族的融合与历代疆土的拓展，及各地资源的储藏与开垦，以培养学生复兴民族爱国卫国的思想。
学生与战时服务。为适应战争需要，不少学校开设训练班，实行军训，而且还组织民众训练。各专科以上学校及研究机关则遵教育部令，与有关工厂结合，进行战时科研与战时生产。如为解决战时能源问题，内迁高校曾研制成松香提炼油与桐油汽车、煤炭汽车。许多工程系师生参加了大后方的铁路与公路建设。1941年至1943年期间，因美军大量来华，很多外语系师生被征调充当译员。另外，如医药科系学生参加战地医疗救护服务、法律系学生被征调充任军队法官等等。1944年10月，国民政府开展“十万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各级学校大量学生争先恐后地报名，报导入伍者约9万人，具有大专以上学历者15500人。1945年初，青年军共编成9个师。青年军有两大特点。其一是兵精械足，战斗力强；其二是政治组织严密，对士兵的家庭、经历、思想严加考察，3/5以上是国民党员或三青团员。更多的师生则是以满腔热忱投身抗日宣传，他们深入农村厂矿，带动了大后方各阶层人民，掀起了热火朝天的抗日宣传活动。
加强对教育的政治思想控制，力图利用抗战之机，实现教育的国民党化与“三民主义”化。在学校的行政体制方面，确立了国民党的领导，实现“以党治校”。国民政府规定学校行政领导人(大学包含院长、处长以上干部)都必须加入国民党。并利用种种方法拉拢教授、讲师集体加入国民党。从1938年起，国民政府又在各大专院校和中学设立国民党区党部与三青团分团部，1939年起设立训导处，区党部“协助学校行政”，三青团分团部“协助学校训育”。1939年3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第三届全国教育会议，蒋介石在《训词》中指出，教育的最高基础是三民主义，全国民众和一般青年都要“真诚一致的信奉三民主义”，都要“普遍的受着三民主义的教化”，规定“礼义廉耻”为各级学校共同的校训，“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和国民党“党员守则十二条”为青年守则，还规定“以发达经济，增强武力为教育方针”。
在此政策之下，规定初等、中等、高等、师范、社会、蒙藏和华侨都要实行三民主义教育，“树立以三民主义为中心的文化”。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陆续颁布了《青年训练大纲》、《中等以上学校导师制纲要》、《训育纲要》等法令，在各学校设立训导处推行导师制，监督师生言行，灌输国民党的“一个主义”、“拥护党国”、“服从领袖”等专制思想。
抗战爆发前夕，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兼教务长潘光旦于出席庐山谈话会前曾预备提出的建议中，有一项就是“青年学生不入党”。这个建议不可能被中枢接受，相反，1937年底陈立夫出任教育部长，标志着教育进一步政治化之趋势。潘光旦对此很不以为然，他专门写了《学生参加政党问题》，从“学生本身的发育”、“学校的行政”、“国家民族的前途”三个方面论述了自己的观点。
1941年学术审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议决制定部聘教授条例，并得到了行政院的通过。
要求大学系主任以上者加入国民党。
40年代初，教育部制定的教材审定法，中心是要对各个大学的自编教材进行审核。1943年6月16日，刘建群作为教育部代表来到昆明，他带来一份《部颁中国文学系课程安排》，要把中文系教材统一于国民党控

制之下。
教授出国前必须先到重庆中央训练团受训，这对他们来说真是一种不能不接受却又是登峰造极的侮辱。
大家似乎都感到“严酷的警察管制将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自由主义教育将被扑灭，经济生活以及人们的思想将都受到严密的组织控制。”（《费正清对华回忆录》，P296一297）

⒉延安国防教育方针
  1937、7，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中提出:“根本改革过去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不急之务和不合理的办法，一概废弃”。8月，中共中央洛川会议，制定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明确提出了“抗日的教育政策”，强调要“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作《论新阶段》的报告，指出:全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之一就是“实行抗战教育政策，使教育为长期战争服务”。具体包括:“第一，改订学制，废除不急需与不必要的课程，改变管理制度，以教授战争所必需之课程及发扬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原则。第二，创设并扩大增强各种干部学校，培养大批的抗日干部。第三，广泛发展民众教育，组织各种补习学校，识字运动，戏剧运动，歌咏运动，体育运动，创办敌前敌后各种地方通俗报纸，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第四，办理义务的小学教育，以民族精神教育后代。”全会作出了《实行国防教育政策，使教育为民族自卫战争服务》的决议，规定教育为抗日战争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
根据上述精神，陕甘宁边区的教育有:干部教育、社会教育和儿童教育三个层次。干部教育重于社会教育，社会教育重于儿童教育。
干部学校教育，是培养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人才的学校和训练班，担负着向全国各抗日根据地输送各种干部的重任。高级干部学校，著名的有中央党校（中共中央主办的专门负责培训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的学校）、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培养八路军的干部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相当出色，规定“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心的一环”）、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延安自然科学院等。
干部教育的显著特点是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不仅要求原则化，而且要求通俗化、具体化、中国化；同时还强调少而精，在课程设置上选择最必需、最主要的课程，不求百货商店式样样俱全。这些做法，对于保证学员在战争条件下、在有限的时间里掌握最基本的理论知识，提高文化水平和思想素质，尽快成为领导抗战斗争的各种干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学校所教授的课程主要是政治、军事等方面，政治课程包括中国问题、哲学、社会科学概论等，军事课程包括战略战术、炮兵、救护、测绘、射击等。此外，学校还根据学员的具体情况设置了一些文化课程如地理常识、算术、自然知识等。
在普通教育方面，中国共产党在所创办的学校中注重抗日的政治教育，在课程内容上，各科均增加了抗战方面的材料，如小学国语课程增加了抗战故事、战争消息，写作课教学生写抗战标语、路条、墙报，政治常识课注重宣讲抗战形势，自然常识课教学生防空、防毒常识，历史课介绍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以及中华民族英勇斗争的史实，地理课教学生绘制战区地图，音乐课教学生唱爱国歌曲，美术课教学生画抗战漫画。中学政治课增加了毛泽东的有关著作如《论持久战》等的讲授，还增加了根据地的政策、法令的学习。培养学生的民族意识、革命精神以及抗战的基本技能。
社会教育是采取灵活机动、因地制宜、不脱产的形式进行教育，它的目的，是要造就一大批既有民族觉悟，又掌握一定的抗战知识技能，同时又是生产能手的人。他们一手拿枪，一手握锄，召之能打仗，散之能生产。办冬学是边区社会教育的基本形式。
为使民众教育得到进一步实施和推广，中国共产党各级党组织创造了各种灵活多样的组织形式，比如，在根据地巩固区的村庄巷角组织了识字组，以识字、读报为主，群众互教互学，当地小学教员巡回指导，流动教学。一些地方还组织了冬学，利用冬天空闲时间让民众接受补习教育，包括教群众识字、政治常识、算术、唱歌等。此外，还设立了夜校、半日班，使更多的群众通过接受教育，懂得了写路条、记账、生产知识和国内外大事。
小学教育:课程内容应“以抗战为中心材料”，军事化。
五、史学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⒈傅斯年的史料学思想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东聊城人。北京大学毕业后，赴英国、德国留学，受到自然科学的影响，希望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得到研究文史的基础和方法。1928年，应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之邀请，筹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年夏史语所成立，傅斯年任所长。
傅斯年担任史语所所长23年，史语所的研究方向，基本上是由他的史学思想所规定的。他深受欧洲客观主义史学的影响，认为历史学即是史料学，要用科学的方法来整理史料。“以自然科学看待历史语言之学”，要在中国建立“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可以说，史语所的成立正是中国史学科学化的一个重要实践。
正是在重视史料思想的指导下，史语所设立了历史、语言、考古3个组，聚集了一批学者。在史学方面主要进行了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如整理明清两代内阁大库的档案史料，刊行《明清史料》多种。考古方面，主要由李济主持对安阳小屯殷墟的发掘。
⒉爱国主义史学思潮
   近代以来，史学一直被用来激发民族感情，和爱国救亡联系在一起。抗战时期，史学再一次成为人们用来阐发爱国热情、唤起民族精神的重要工具。在“读史救亡”、“文化救国”思想指导下，一大批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史学家们，强调历史教育的功用，企图以祖国光荣史迹来增强民族自信心，来鼓励抗战精神。
边疆史地研究:为当局开发边疆、保卫边疆服务，激发国人爱国保土的热忱。顾颉刚等创办的“禹贡学会”及《禹贡》半月刊影响最大。
回击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帝国主义者企图从文化上、民族心理上征服中国，炮制了中国文化“外烁”论，中华民族“西来”说、“东来”说，中国社会“停滞”论、“倒退”论，等等。
  钱穆与《国史大纲》。钱穆是文化保守主义在史学方面的著名代表。
⒊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进一步发展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
⒋“战国策派”
“战国策派”是四十年代、一个在史学革命与文化重建构想中极富理论个性的学派。因《战国策》杂志而得名。1940.4—1941.7，云南大学、西南联大教授林同济、雷海宗在昆明主办《战国策》半月刊，之后又于1941.12—1942.7,在重庆《大公报》上开辟《战国》副刊。“战国策派”主要是指林同济、雷海宗、陈铨、贺麟等人。他们办刊的宗旨是战时文化重建。
文化形态史观（形态史学、历史形态）:来源于德国哲学家施宾格勒（Oswald Spenglar）《西方的没落》，把每一个文化都看作是一个有机体，作为历史研究的单位，认为每一个文化都必须经历一个生命周期，即生、长、衰亡三个阶段，这是历史的宿命。雷海宗在借用施宾格勒历史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独特的中国史观，即“中国文化独具二周论”。他发现中国文化是一个例外，以公元383年淝水之战为界，此前为第一周，是“纯粹的华夏民族创造文化的时期”，是“古典的中国”；淝水之战到现在是第二周，是外族侵入、佛教影响中国文化的时期，现在已经发展到末期，所以此次抗战，不仅仅是建国，而且是“结束第二周的传统文化，建设第三周的崭新文化”的关键。
战国时代重演论:凡是自成体系的文化，都经历了3个阶段:封建阶段、列国阶段、大一统帝国阶段。埃及、希腊、罗马文化都已经经历过这3个阶段而衰亡了；目前的西欧文化，正处于其列国阶段的最高峰——战国时代，成为世界文化的中心。中国要在这个激烈无情的战国时代生存，就面临着一个如何使固有的大一统文化适应西洋文化以取得新生的问题。“须要‘倒走’二千年，再建起‘战国七雄’时代的意识与立场，一方面来重新审定我们内在外在的各种方针，一方面来仔细评量我们二千多年来的祖传文化”。文化重建的中心问题是健全国民性格，将大一统型的文化转变为活泼健全的战国型文化，根除两千年来大一统带来的因循、自足、庸懒、懦弱等国民性弱点，重新唤起民族内在外在的活力，使民族走向强盛。其理论来源有二:
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所谓“兵的文化”，其涵义不够确指，大致是指一种能振发民族强力的文化机制。改变偏重文德的倾向，恢复战国文武并重的文化，从“兵的文化”中，寻找强力，作为重振民族精神的源泉。

尼采的意志哲学。“力”
张书学:《中国现代史学思潮研究》，三大思潮:
⒈实证主义史学思潮:王国维、胡适肇端，顾颉刚“疑古学派”，傅斯年、陈寅恪“科学史学派”为主力。强调客观，排斥主观；重视史料，忽视理论；主张求真，不问致用。
⒉相对主义史学思潮:梁启超、何炳松首发其难，朱谦之、常乃德、雷海宗、钱穆继其后，在三、四十年代盛极一时。强调史学的主观性，重视理论的探讨和历史观的建构，倡导史学的实用性。
⒊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李大钊首倡、郭沫若开端、40年代迅速发展。强调理论，即唯物史观；主张理论和史料的结合，实际重理论轻史料；主张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实际上是相对主义史学思潮之一种。（王学典、孙延杰:《实证追求与阐释取向之间的百年史学》，《文史哲》1997.6）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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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艾恺 :《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贵州人民1991年。
广西社会科学院、广西师范大学等编“抗日战争时期桂林文化运动资料丛书”，计划出版11种，从1984年到1992年已经广西人民出版社、漓江出版社出版7种，371万字，为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广西社会科学院主编，潘其旭、王斌、杨益群、顾绍柏编选:《桂林文化城纪事》，1984年漓江出版社出版（共收入资料97篇，主要是抗战时期旅居桂林的文化人1983年5月以前所写的回忆录，也有一部分是在解放前留下的回忆）
广西社会科学院、广西师范大学主编，杨益群、王斌、万一、潘其旭、顾绍柏编著:《桂林文化城概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内容有抗战时期桂林文化运动大事记，文艺报刊介绍，文学书目，文化人名单，以及出版单位、印刷厂、文艺团队、演出剧目一览表等，通过此书，读者可以了解整个桂林文化城的概况）
广西社会科学院主编，杨益群、王斌、潘其旭、顾绍柏编选:《抗战时期桂林文艺期刊目录索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编者从抗战时期桂林出版的80种期刊中，按小说、传记、散文、诗歌、剧本、歌曲、美术、译作、文艺评论等12大类编排，检索方便）
桂林文化研究中心、桂林图书馆编:《桂林文化大事记》(1937-1949)，漓江出版社1987年（这是一本210万字的大型资料工具书）
魏华龄:《桂林文化城史话》，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

第十三讲 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  战后日本对中日战争的认识

一、    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人类历史上一场规模宏大、内容丰富的反侵略战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挥了巨大作用，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⒈中国人民首先举起了反法西斯战争的旗帜。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人民开始了反日侵略战争，打响了反对法西斯主义的第一枪。在欧洲人民展开全面的抗德战争之前，中国就已经进行了两年的全民族抗日战争，使日本法西斯陷入长期战争的泥潭。
⒉中国抗日战争是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主战场，是打败日本法西斯的决定性因素。中国战场开辟于1937年，独立抗击亚洲的法西斯长达4年半之久，可谓最早；坚持了8年抗战，时间可谓最长；一直抗击着日本法西斯的陆军主力和部分空海军，抗击了日本法西斯陆军总兵力的2/3，共歼灭日军150余万，约占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伤亡人数的70%，对战胜日本法西斯、打破其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⒊抗日战争牵制了德、意、日法西斯的勾结。中国的抗战束缚了日法西斯的手脚，使其无法在世界全局范围内同德、意法西斯保持战略上的一致，它在解决中日战争之前，是不可能参与欧洲战争的。
⒋中国抗日战争粉碎了日本“北进”苏联的计划，使苏联避免了两线作战；遏制了日本“南进”太平洋的计划，推迟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并在太平洋战争开始后，有力的支援了美、英作战，最后与盟军实行了战略上的协同作战，彻底打败日本法西斯力量。
徐勇不同意“中国抗战阻止了日本的南北进战略”的传统看法，认为“在二三十年代以至于整个侵华战争时期，日本最高统帅部虽曾设计过以战争手段打击苏联，但并没有形成日本最高统帅对苏开战的国策方针，并不存在中国抗战阻止了日本的北进问题。至于“南进”问题，日本没有对华开战之前出兵南洋，也没有在侵华取胜之后对南洋作战，而恰恰是在侵华作战陷入僵局时发动太平洋战争，这一战略受制于侵华战争的需要，其目的就是，企图用“以战养战”方式，通过掠夺南方资源而扩充国力与战力，最后取得对华战争的胜利。（徐勇:《论日本侵华战争与其南进北进战略的关系》，《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3期）
⒌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反侵略战争由失败到胜利的转折点，是100年来中国反帝国主义斗争的第一次伟大胜利。
⒍抗战时期是国共两党代表的政治力量消长的关键。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绝处逢生，在战争中保存了力量，并逐步发展壮大。
⒎抗日战争空前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也空前提高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民族凝聚力。蒋介石作为中国的抗战领袖，其地位和权威也得到了空前巩固，反而阻碍了中国民主化进程。
二、战后日本人对日本侵略战争的认识
⒈不愿认罪的国家
中日战争是日本人发动的，日本是加害国，中国是受害国，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但是，日本一提起过去

的那场战争，突出的总是广岛的原子弹爆炸和美国政府对这一事件的看法，以至给人这样一种印象:似乎50年前的那场战争，不是日本对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的侵略战争，而是一场美国对日本的战争，美国是加害国，日本是受害国。日本政府对在中国的侵略和在侵略战争中的一系列暴行，总是含糊其辞，或狡辩，甚至否认之。日本人的战争加害意识好像特别淡薄，为日本侵略战争进行辩护的主要观点有:
⒈英美同罪史观。从世界近代史来看，是欧美列强首先到处侵略，抢占殖民地，日本不过是步其后尘而已。要说日本有罪，英美同样有罪。（本世纪30年代以前，英美法同德意日性质一样，都是帝国主义。但30年代以后，世纪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当法西斯危害到全世界人类和文明的安全，受到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士的共同反对，英美与中国结成反法西斯同盟，共同抵抗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日则与德意结中法西斯同盟，分属不同阵营，日本无法与美英相提并论。）
⒉自卫战争史观。日本在战争中也许干了坏事，但是是不得已的，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的日本已处在美英中荷的包围之中，不得不拿起武器进行战争。（这是一种任意割裂历史的诡辩，因为太平洋战争不过是日本自甲午战争以来，实行对外侵略扩张政策的最终结果。满州事变、中国抗日战争、太平洋战争三者之间紧密相连，无法割裂。）
⒊亚洲解放战争史观。日本进行“打东亚战争”的结果，是使亚洲各民族摆脱欧洲列强的统治获得独立。
⒋殉国史观，即英灵史观。在过去的战争中死去的日本军人，都是具有爱国精神、为国捐躯的英雄，如果承认过去的战争是侵略战争，就等于说这些战死者是侵略者，仅仅为了战死军人的名誉也不能承认过去的战争是侵略战争。（照片）（殉国史观属于信念和情感的问题，比较复杂，也很难以改变。）
原因:同质性国家意识，表现为对异质的强烈排斥和强烈的自我保护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2000多年来，生活在与亚洲大陆分离的日本列岛这个同一地域内的人，基本上属于同一人种，没有打规模的人种混合和民族迁移的经历，这种地理的、历史的、人种的条件，确实与日本的同质性国家意识的产生有一定关系）；  战争期间，日本政府对言论严格控制，一般日本人不了解战争真相。战后，为战争辩护的势力强大，不少人位居要津，左右老百姓视听；  除冲绳以外，生活在国内的日本人，在战争中只受到了空袭，没有像德国那样遭遇本土决战，直接体验战争的残酷性；  战后不久形成的冷战格局，使日本继续与中国为敌的政策得到了美国的庇护，错过自我反省战争的最好时间，同时也限制了中国对日本战争罪犯的追究，以促进日本对战争的反省。
（张萍:《关于日本人对日本侵略战争的认识》，《中国现代史》，1996.2）
⒉赔偿问题
日本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和巨大的财产损失。据军事科学院研究几:在日本侵华战争中，中国军民死伤3500万人；中国的财产损失，直接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损失5000亿美元。作为战胜国的中国，无论是出于民族情感，还是按照一般的国际惯例，都有权向战败的日本索取战争赔偿。
对被害国进行巨额赔款，是战败国真诚认罪的具体表现。德国从战后至1993年1月，已支付战争赔款904.93亿马克（约合5、6百亿美元），还承诺将继续支付。反观日本。战后赔偿如下:韩国3亿美元，菲律宾5.5亿，印尼2.23亿，泰国2670万，新加坡816万，马来西亚816万，共11.1亿多美元。这区区小数，不及德国已支付赔款的1/50，而日本支付本国死难者家属抚恤金800多亿美元。中国受害最深，但中国放弃了政府赔款要求。现在，已经明确允许民间赔偿要求。但所有民间要求赔偿的，都被日本政府拒绝。
⒊中国对日政策之检讨
战后发展中日关系，中国政府提出，要明确侵华战争的责任，要做到两个“区分”，即将日本人民同日本军国主义者区分开来，将军国主义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同一般官员区别开来。明确责任不在人民，而在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
其实，日本军国主义有着深厚的民众基础和社会基础，我们不必替“日本人民”开脱罪责。以日本人自己的话为证:
“日本人对战争具有一种信仰。”（清泽冽:《“黑暗日记”选载下》，《民国档案》，1997，  ，P57）
“当时，我们对日本民族抱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优越感，而对其他民族采取蔑视态度。还有一种残忍的武士道精神，把杀人当作英勇行为，并从崇拜天皇的极权主义出发，产生了非人道的思想，即对强者、掌握权力的人绝对服从，对弱者、不掌握权力的人使之服从。……正由于这些思想，才把侵略战争视为正义战争，若无其事的干下了惨无人道的行为。”（山冈繁:《我的体验:控告侵略战争》，转引自洞富雄:《南京大屠杀》，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P265）


   
     第十四讲  国共和谈
一、    重庆谈判
  在日本发出乞降照会的第二天，蒋介石一连下了三个命令，一个给他的嫡系部队，“加紧作战，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一个给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应就原地驻防待命”。借受降之机，防范中共“坐大”，扩展力量；一是命令日伪军“切实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不得向中共投降，并对共产党军队的进攻作“有效之防卫”。蒋介石要下山摘桃子了。毛泽东为新华社起草评论《蒋介石在挑动内战》。一方面号召各解放区军民对日伪军开展全面大反攻，猛烈的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积极的收缴日伪军的武器装备；另一方面要求提高警惕，充分做好自卫的准备，以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可能向解放区发动的进攻。
  毛泽东认为，蒋介石的内战方针早已决定，对谈判毫无诚意。8月13 日（蒋介石发出第一封邀请电的前一天），毛泽东便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了题为《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演讲，明确称:“蒋介石……总之是要发动反人民的内战，要屠杀人民。”“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8月14、20、23日，蒋介石连发三封电报，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共商和平建国大计。中共中央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唇枪舌剑43天，签定了《双十协定》。
蒋介石:⒈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一样渴望和平；⒉世界舆论也都希望战后中国实现和平，几个大国，苏联、美国；⒊尽管蒋介石的内战方针早已确定，并已开始付诸实施，但要立即发动全面内战，尚有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日本突然宣布投降，使蒋介石措手不及，他的军队都在远离日军占领区的大后方。现在，要独占抗战胜利果实，心有余而力不足；要把军队调至内战前线，需要足够的时间；要向中共发动全面进攻，尚未作好必要的准备。⒋蒋介石当时还存在某种幻想，企图借助于美、苏几个大国的支持，对中共施加压力，通过谈判迫使中共妥协，用政治方法削弱或彻底瓦解中共的力量，争取不战而胜。
国民党内对谈判有很多非议。陶希圣说:“谈判的办法是政学系想出来的，政学系想用软的一套办法把共产党吃掉，谈何容易！可是现在动大手术也不是时候，国内有厌战情绪，国际形势也不允许中国打内战，一打起来我们更被动，利用谈判拖一拖也好。共产党拒绝谈判，我们更有文章可做。”陶希圣一语道破天机，“假戏真做”。
毛泽东:几乎同样的四个条件。有我们自己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自己的困难、外国的干预。中共领导的革命力量在抗日战争中有了很大发展，但与国民党相比，仍居劣势。假如国民党立即发动大规模的内战，必定给中共造成很大的困难。经过8年抗战，解放区需要休养生息，八路军、新四军需要巩固和发展，需要时间作自卫战争的各种准备。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应该尽可能的避免或推迟全面内战的爆发，这就需要与国民党取得某种妥协。
大国，主要是苏联和美国的态度，中共也必须考虑。白宫当时对华政策，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援蒋扶蒋，一方面反对中国内战。在白宫没有公开支持反共内战之前，对美国仍要争取。雅尔塔会议和中苏谈判内幕，中共一无所知，中苏条约及其附件，8月26日才公诸于世。不过，在此以前，斯大林曾经给中共中央来过一个电报，要求毛泽东接受蒋介石的邀请。电文说:“中国应该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毛泽东应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寻求维持国内和平的协议；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来自苏联的压力，是毛泽东准备谈判的重要外因。
国民党是“假戏真做”，共产党决定“将计就计”。毛泽东冒着巨大风险，亲赴重庆谈判。“蒋介石的主观愿望是要坚持独裁和消灭共产党，但是要实现他的愿望，客观上有很多困难。这样，使他不能不讲讲现实主义。

人家讲现实主义，我们也讲现实主义。人家讲现实主义来邀请，我们讲现实主义去谈判。”（毛选第四卷，人民，1991年，P1158）
国民党在重庆谈判中的宗旨是政治军事一揽子解决。对于中共的政治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对军事问题则“严格统一，不稍迁就”。在谈判中要坚持国民党的“法统”，不得超越这一界限讨论改组政府，一切问题都要以军令政令统一为中心来解决。
共产党在谈判中，作了一些让步，但坚持必须承认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的合法地位，坚持人民的“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中共方案交给蒋介石，第一反映是“脑筋深受刺激”。
《双十会谈纪要》:规定国共两党将共同遵循团结建国、避免内战的总方针，并决定召开各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它给予渴望和平的中国人民只能是一种精神安慰。由于受降、军队和解放区政权等实质性的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协定难免成为一纸空文。
张治中:“中国在此次战后，已成为世界五强之一，我们必须朝着现代化的方面前进，决不可再蹈军阀时代的覆辙，决不可恃其武装向中央要求地盘。且就中共立场而言，是否必争地盘、争军队始可保证其地位？余以为不然，中共此时如愿放弃地盘，交出军队，则其在国家的地位与国民中之声誉，必高于今日。”
邵力子:“中共要促成国家和平统一，而又要政府承认其所造成之既成事实，实不可能。反之，如中共放弃武力与地盘，诚意奉之国家，则以蒋主席之精诚谋国，天下为公之做法，不仅不亏待中共，而将敬重不置。”“我想中共即令无一兵一卒，国民党亦不能消灭他，中共军队少一点，国民党也不敢进攻他。反之，即使中共军队再多，亦决不能打倒国民党。”
（中国没有这种民主政治的传统，中共不会走议会道路，蒋介石不会给人民以西方式的民主。武装斗争似乎是取得政权的唯一途径和根本保证）
  插曲:《沁园春•雪》在重庆发表，引起巨大轰动效应。蒋介石及其御用文人批判毛泽东有“帝王思想”，毛有野心，到重庆来根本就不是要和平建国的。毛泽东:看来还是蒋介石有帝王思想，不然，我的一首小词怎么引得他如此敏感。
二、“台上握手，台下踢脚”
蒋介石利用谈判，抓紧时机调兵遣将，抢占战略要地，取得军事上的有利地位。以“受降”为名，百万大军由陆、海、空三条渠道，涌向华北、华中各地。中共“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以谈对谈，以打对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针尖对麦芒”。国共水火不容。
8月11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指出:“苏联参战后，日本已宣布投降。国民党积极准备向我解放区‘收复失地’，夺取抗战胜利果实。这一争夺战，将是猛烈的。”“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之，猛烈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源，并放手武装基本群众，不应稍有犹豫。……将来阶段，国民党可能向我大举进攻，我党应准备调动兵力，对付内战，其数量与规模，依情况而定。”（《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P123。）
中共还采取了一系列的战略措施，准备对付内战的爆发。9月19日，中央发出了《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的党内指示，规定我党我军的主要任务是打击和阻止国民党军北进，继续大量消灭日伪军，完全控制热河、察哈尔两省，发展和控制东北。为了贯彻这个方针，在解放区之间实行了大范围的战略部署调整。在重庆谈判中，中共让出了南方的8 块解放区，即分布在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豫南等8个根据地。这些地区的部队，到10月下旬，要撤到长江以北。这样，既可以取得政治上的主动，粉碎国民党散布的“共产党只是要地盘、争枪杆子、不肯让步”的谣言，取得谈判时的筹码；又使我军在军事上更为有利，挫败了蒋介石“各个击破”的企图。
编组野战军 抗日战争期间，中共军队，长期处于分散的环境，基本上未脱离游击战争的性质。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中共中央要求各解放区把能机动的兵力集中起来，编组成野战军。8月20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目前军队编制的决定》，就编组野战军，作了具体规定。形成了以运动战大量歼敌的力量，从组织上完成了由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主，到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各战区基本上形成了野战军、地方军、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
扩大兵员 8 .20、9.21，中央就补充与扩大兵员问题作出指示，进行扩军工作。从抗日战争胜利到全面内战爆发，人民解放军发展到近130万人，民兵发展到260万人。为取得战争的胜利，创造了基本条件。
练兵运动 七分政治三分军事。政治上提高战胜顽军保卫解放区的决心与信心；军事上练三大技术、练攻城、练守城、练夜战。
9.20，国民党各战区司令长官收到蒋介石的绝密电报:“目前与奸党谈判，乃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缓和国际视线，俾国军抓紧时机，迅速收复沦陷区中心城市。待国军控制所有战略据点、交通线，将寇军完全受降后，再以有利之优越军事形势与奸党作具体谈判。如彼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即以土匪清剿之。”毛泽东重庆临行前，有人担心国民党来进攻，怎么办？毛泽东的回答是:“你们回到前方去，放手打就是了。不要担心我在重庆的安全，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谈得也越好。”不要先进攻，不要轻易打，要打就要打得好，打得漂亮。
抗战胜利后，国共激烈的军事对抗，首先在太行山区爆发，“山西土皇帝”阎锡山充当了急先锋。（“三朝元老”、“不倒翁”、“山西王”、“阎老西”）他被日军端了老巢，大部分乡村成了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只剩晋西一隅。上党战役。刘邓针对史泽波孤军深入、守备分散的弱点，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其计划是:轮流以主力一部由北而南各个击破守备分散的敌军，逐次夺取长治外围各城；同时以大部主力配置于机动位置，准备在野战中歼灭由长治出援的敌军主力，而后攻取长治城；在进攻长治时相机歼灭来自太原等地的援军。（“围城打援”）
邯郸战役。10月14日起，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高树勋、马法五沿平汉路北进，企图控制平汉线，分割晋察冀、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给华北两大解放区造成极大威胁。刘邓采取诱敌深入、以逸待劳的战术，将敌人遏止于邯郸以南的预设战场，团团包围。蒋介石急令石家庄和安阳南北增援，刘邓早有准备，阻击援军，向被围部队发起进攻，争取高树勋起义。马法五完全失去了固守的信心，突围南窜。刘邓故意网开一面，歼敌于运动之中（“围三阙一”），11月2日胜利结束。

三、东北:争夺的焦点
东北，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其幅员之辽阔，资源之丰富，工业之发达，交通之便利，在当时的中国都是首屈一指的。东北的地理位置也很独特:它北靠苏联，西接蒙古，东临朝鲜，南面的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隔海相望，西南除有沿海平原与冀东接壤外，更有燕山以居高临下之势，直趋华北大平原。谁控制了东北，谁就能充分的利用东北庞大的人力、物力、财力与独特的地理位置，极大的加强自己的实力，使自己处于主动地位。国共双方对此都看得很清楚，它是抗战胜利果实中最大的桃子。
中共如能控制东北，不但可以在人与物两个方面获得源源不断的补充，而且可以背靠苏联、蒙古、朝鲜等社会主义或民主主义的国家，与原有的冀热辽解放区和整个华北解放区连成一片，使自己有一个巩固的战略后方，发展和壮大全国的革命力量。反之，东北被国民党占据，就可隔断中共与苏、蒙、朝的联系，对华北、华中解放区进行南北夹击，使中共处于极为不利的态势。
东北丰富的资源与重要的战略地位，早就使许多外国势力垂涎三尺，从19世纪末开始，西方列强，主要是俄、日、美、英等国，便先后在东北展开角逐。1931年后，日本基本上独占了东北，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东北不仅成为中国各派政治势力力争收获的大桃子，也成为美苏两国追逐的猎物。美国为了减少自己的伤亡，尽快打败日本，请求苏联出兵东北，给苏联一个极好的机会。苏联借出兵之机，攫取了在东北的权益。美国渴望取代日本，独占包括东北在内的整个中国，但当时力不从心，只能对苏联让步，但并不意味着放弃在东北的权益，它也不允许苏联独占东北。当日本这个共同的敌人不存在了，维系美苏中三国同盟关系的纽带突然断裂，它们之间的矛盾急剧表面化。东北，成为三国四方争夺的焦点。
1945年中共七大，毛泽东用十分明确的语言，阐明了东北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当然其他根据地都没有丢，我又有了东北，中国革命的基础就更巩固了。”毛泽东从
二次大战发展的趋势和种种蛛丝马迹中看出，苏联将出兵东北，介入中国的抗日战争。他意识到，苏联的

参战将对中共争取东北提供有利的条件，要求全党积极作好准备。1945年4月间，他指示临近东北的晋察冀解放区，准备配合苏军作战，开辟东北。8月8日，苏百万大军进入东北，第二天，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号召解放区军民密切有效的配合苏军作战。8月中旬至月底，中共一部挺进东北，动作迅速。
8 月26日，中苏条约及其附件全文公布。中共中央认为，苏联因受中苏条约的限制，必然要将东三省的行政权交还给国民党政府，国民党军队亦将进入东北，“我党我军进入东三省后，红军必不肯和我们作正式接洽给我们以帮助”。然而，仔细推敲中苏条约及其附件，发现其中有这样一句话:“所有中国籍人员，不论军民均归中国管辖。”也就是说，只要是中国人，苏联方面都不过问。据此，中央明确指出:“我党我军在东三省之各种活动，只要他不直接影响苏联在外交条约上之义务，苏联将会采取放任的态度并寄予伟大之同情。同时国民党在东三省与热、辽又无基础，国民党派军队去尚有困难，现在道路还不通，红军将于三个月内全部撤退，这样我党还有很好的机会争取东三省和热、察。（《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3册，P138）
经过与苏方的接触与谈判，东北苏军当局与中共实际上达成了如下默契:苏军允许中共军队进入东北，但不能以八路军名义活动；中共可以在东北乡村开展工作，但不得在苏占区或大城市公开活动；苏军同意由中共控制冀热辽进入东北的通道。苏联方面给中共进入东北很大的便利，只是提出，一切只能悄悄的进行，以免引起它和重庆之间的外交交涉。
可见，苏联对于中苏条约，并非不遵守，但也不是完全遵守。斯大林奉行的显然是一种两面政策。
兵贵神速。中共抓住时机，从各解放区抽调十万大军和干部，海陆并进，日夜兼程，火速向东北挺进。派彭真、陈云、李富春、林彪、罗荣桓等高级干部到东北，主持工作。闯关东的大军主要是两支:罗荣桓的山东八路军、苏北的新四军。1945年底，中共在东北已有20万大军，统一称为“东北人民自卫军”，林彪为总司令。
在抢占东北上，国民党天时、地利都不如共产党；中共就在东北的大门口，近水楼台先得月，捷足先登。蒋介石又错误的估计了形势，希望“外交接收”东北，虽然有中苏条约，但苏联会不会帮助共产党，为国民党“外交接收”制造障碍，蒋介石心中也没有底。
8月31日，蒋介石在重庆正式宣布成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熊式辉为行营主任；同时将原东三省划分为九省二市（东北容易造成和中央对抗的势力，如奉系，为了便于控制，不使其成为一个独立王国，所以改为九省；国民党内要做官的人太多，开辟了做官的机会和途径）。中共秘密进入东北，起初国民党并未觉察，蒋介石满以为，苏军一定会按照中苏条约的规定，将东北完整的交给国民党政府。他打算先派外交和行政人员到东北，与苏军交涉，取得协议，一旦苏军撤退，国民党军队就可在美国的帮助下，开入和控制全东北。
10月21日，国民党东北行营到达长春，开始与苏军谈判，提出，国民党军队将乘坐美国军舰在大连、营口、葫芦岛、安东等港口登陆，希望苏军予以配合、协助。苏军一口回绝了大连登陆的要求，因为这违反了大连港商业化的规定；虽然对营口、葫芦岛登陆未加反对，但苏军不能保证国民党军队的安全，他们也不了解港口的设备情况。他们建议国民党军最好经陆路进入东北。经过第二轮谈判，苏军同意国民党军在营口、葫芦岛登陆；另一方面却悄悄的把两地的防务转交给中共军队。
在11月中旬以前，苏军不但设置了种种障碍，阻止国民党军进入东北，而且暗中给了中共以相当的帮助。如将锦州以南至山海关的地区将给中共军队接管，使中共得以控制进入东北的陆上通道；默许中共军队在东北广大乡村和中小城镇活动；将缴获的部分日军军用仓库转交给中共；将营口、葫芦岛交中共接收，等等。显然，苏联在东北采取了“两面政策”，它有利于中共，不利于国民党。
苏联对中共的有限支持，同当时美苏在远东的斗争和日本投降后苏军在东北所处的实际情况有密切关系。美国利用单独占领日本的既成事实，垄断对日本的控制权，拒绝苏联参加管制日本；国民政府积极追随美国。苏联在远东采取强硬对抗的姿态，向美国反击。苏军在东北采取不受中苏条约限制的行动，就是在远东反击美国的重要表现之一。维护苏联在东北的优越地位，是斯大林的基本出发点。一方面需要同美国妥协，避免直接对抗；另一方面苏联必须守住自己的阵地，尤其是不准美国染指东北。但是，国民政府明显的亲美倾向，使苏联十分警惕，如果国民党完全控制了东北，等于向美国敞开了大门。这对苏联是极为不利的，故需以中共的力量加以牵制。
延安与莫斯科关系在抗战时期已经相当的淡化。但莫斯科对延安的政策仍然不断的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加以干涉，要求延安的步调与莫斯科完全保持一致。从主观上讲，延安对莫斯科的做法也不甚愉快，但仍理解莫斯科的处境，而且仍把莫斯科看作是自己的盟友，希望继续得到莫斯科的支持。在公开的场合，特别是对于国际问题，中共中央仍努力与苏联步调一致。可在实际的做法上，尤其是对国内政策，毛泽东不存奢望，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来处理问题。抗战即将胜利时，在中苏美三方交涉中，斯大林明确表示，战后中国仍然是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共产党人扭转不了乾坤；支持蒋介石统一领导中国。抗战结束后，苏联需要中共作为它在远东、在中国牵制美蒋的一支力量。尽管斯大林明确表示支持蒋介石，不支持中共，但实际上却不能完全同中共决裂，也不能不给中共一定程度的支持。一开始，斯大林就在国共两党之间走钢丝。这是贯穿整个解放战争时期的苏联对华政策。
蒋介石谈判不成，只有会同美国向苏联施加外交压力。斯大林并不打算同国民党政府完全破裂，而且也顾虑引起美国干涉，因而对国民党态度有所缓和，转而向中共施加压力，让中共军队退出苏军占领的大城市。
蒋介石的对策之二，是下决心把重点放在“军事接收”上。11月15日，杜聿明向山海关进攻，企图打开东北的大门。毛泽东决定“集中主力”，“守住东北大门”，“竭尽全力，霸占全东北”。当时中共中央、东北局对形势的严重性估计不足，过于乐观，认为仅凭1万人（装备很差）就可以守住山海关，守住东北大门，打退杜聿明7万精锐部队的进攻。此时，黄克诚新四军第三师刚刚到达冀东，经过几千里的长途跋涉，极度疲劳，中央要求他火速进军，增援山海关。黄不同意。
中共主动撤出山海关后，还决定在锦州大战。林彪犹豫不决，黄克诚坚决反对。致电中央:“现在部队处境十分困难，无党（组织）、无群众（支持）、无政权、无粮食、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等。部队士气受到极大影响，锦州、山海关以西地区土匪极多，少数不能通行，战场极坏。而敌人已占领锦州，将直达沈阳、长春。我提议我军暂不作战，进行短期休整，恢复疲劳，并以一部主力去占领中小城市，建立乡村根据地，作长期斗争之准备。”这些开始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意识到与国民党争夺东北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和长期性，阻止国民党军进入东北已不可能。同时，苏联的态度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11月19日，苏军正式通知中共，退出中长铁路沿线所有的城市，交国民政府接收。中共知道苏联外交上有困难，为了避免苏联外交上的麻烦，表示服从苏方决定，并重新考虑中共在东北的策略方针。

新方针的基本思路是:“让开大路，占领两厢”。12月28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一份题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著名电报，指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建立这种根据地的地区，现在应当确定不是在国民党已占或将占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也不是在国民党占领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附近地区内”；“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地区，是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在1946年上半年，这个新的策略方针并没有完全得到贯彻。（广大干部、战士舍不得大城市）
（牛军:《战后初期美苏国共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斗争》，《近代史研究》，1987.1；汪朝光:《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东北决策研究》，《历史研究》）

四、马歇尔调处
中国局势失控，赫尔利掼了乌纱帽，美国迅速物色马歇尔代替他，出使中国。马歇尔无论是品质、作风，还是能力、声望，都胜赫尔利一筹，但美国对华政策具有不可克服的矛盾性，马歇尔同样“无法在水上步行”（史迪威语。后来他又说:“马歇尔的使命不会取得成功。一旦蒋介石嗅到形势，他只会更加倔强。”）。
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矛盾性）在于:一方面，美国继续支持和援助国民党政府；另一方面，又要求国民党作出某些让步和改革，以换取中共的妥协，政治解决国共两党的冲突，尽可能的避免内战的再起。（试图用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改造中国）杜鲁门授权马歇尔，在完成其使命的过程中，有权充分利用美国的实力地位，迫使国共双方作合理的妥协；有权决定美国在调处失败后采取的行动路线。对后者，马歇尔决定，如果不能确保蒋介石作出必要的让步，美国政府仍有通过他支持国民政府。杜鲁门当即肯定了这个结论的

正确性。
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一个基本因素是，承认国共力量对比的变化，重新估价中共的实力。赫尔利和魏德迈曾经一度使美国领导人相信，中共的力量并不可怕，美国只要多少给点援助，国民党就能战胜共产党。现在这个神话终于被事实打破。美国在进退两难的情况下，决定再次调处国共关系，企图通过促成国共停战和改组国民政府，完成它在远东的战略规划。
1945.12.20，马歇尔飞抵上海，开始了为时1年的调处。1946.1.10，停战协定；1.31，政协会议五项决议；2.25，整军协议。中国出现了昙花一现的和平。马歇尔此时还能比较公正的协调国共关系。
但是，关内大打，关外小打。在华北与东北两个地区中，蒋介石显然以华北为重点，东北暂时搁置；美国的战略重点恰好相反，是以东北为重点。美国着眼于取得对苏联的优势，试图尽快把苏联从东北排挤出去。蒋介石则着眼于国内的斗争，企图缓和中苏关系，在华北造成对中共的优势。马歇尔坚决迫使蒋介石接受美国的方案。最终，国共停战协议公布后，东北属于例外。国民党坚持一家独占的原则，拒不承认中共在东北的地位，拒不讨论国民党军在东北行动的问题。国民党的策略是，把国共东北之争扩大为国际纠纷，利用中苏条约，使其独占东北的要求合法化。外交、军事手段双管齐下。
1946年下半年，国共“边谈边打”持续了半年，毫无成效。马歇尔从中穿针引线，八上庐山，进行协调，但蒋介石拖延不决，马歇尔再也难以保持公正，实际明显的偏袒国民党一方。1947.1.8，马歇尔离开南京，调处失败。

参考书目: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外交，江苏古籍，2000（本册共选辑档案资料134题，计208件。分为:外交概况、战后对日关系、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中美关系、中苏关系、中英关系、中法关系、中国与其他各国关系八个部分。）
《停战谈判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
《重庆谈判纪实》，重庆出版社，重庆出版社，1983年。
《国共谈判文献资料选辑》（1945.8—1947.3），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
《政治协商会议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
邵毓麟:《胜利前后》，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
《马歇尔使华》，中华书局，1981年。
《美国特使在中国》，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年。
杨奎松:《失去的机会？——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实录》，广西师大出版社，1992年。
孙其明:《和谈、内战交响曲——毛泽东和蒋介石在抗战胜利初期》，上海人民，1992年。
邹谠著、王宁、周先进译:《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一1950)》，上海人民，1997
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一1950)》，重庆出版社，1987
牛军:《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福建人民，1992（本书研究了从30年代中期到新中国建立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与发展。）
牛军:《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福建人民，1992年。



第十五讲  全面内战的演进
一、    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
国民党为发动内战加强军队建设，于1946年3月开始进行整编，将大部分军的建制改为整编师；6月改组国防部，主战的白崇禧任部长，陈诚任参谋总长。国民党军总兵力约430万，正规军86个整编师248个旅约200万人，非正规军74万，特种兵、海空军及后方机关、军事学校等约165万。

程维达:《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军事实力新探》（《军事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以往各种著作中述及解放战争时，大多认为在46年夏拥有430万军队、几百架飞机、几百艘舰艇的国民党军队在军事上占有绝对的优势。但笔者根据所掌握的资料及个人的研究，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讨的。国民党当时的确是有较为强大的人力物力、有美国的支持、有日军的遗留装备，但这只是战争的潜力而不是直接的实力，国民党军事实力被远远高估。从宏观的战争观来看，真正意义上军事实力绝不是简单的数目字组合，而是一门极其广博的科学，现代战争中的军事实力概括的说包括力量的拥有、组织、使用三个方面。拥有是指适用于战争的人力物力的多少；组织是指将这些人力物力组合成适用于战争的程度；使用是指将组织起来的人力物力科学地投入战争的能力。就这三个方面而言，1946年夏季的国民党军事实力远不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强大，在从战略思想到战役战术、从后勤补给到军制训练都有很多严重的问题，甚至在历来被认为最占优势的武器装备方面也并不适应这场战争的需要。可以这样说，在1946年夏季内战全面爆发时，国民党方面没有将其大部分战争潜力转化为实际的作战实力，其在军事上的某些方面实际处于劣势，而另一些方面未能发挥其优势，国共双方战争实力的天平一开始就倾向共产党方面，战争的结局在开战时就已经定论。

1946.6.26，蒋介石以30万兵力，向我中原解放区发起围攻，全面内战首先在中原拉开。接着，便向各解放区开始了大规模的进攻。7—10月，先后以46万人向华东解放区进攻，24万多人向晋冀鲁豫解放区进攻，9万人向晋绥解放区进攻，16万人向东北进攻，15万人向陕甘宁解放区进攻，7万人向广东游击区和海南岛进攻。其兵力，共计160万人，占国民党全部正规军200万人的80%。叫嚣要在“五个月内在军事上解决整个中共”，速战速决。
中共军事、经济均处于劣势。兵力:430万、120万；地区面积:730万平方公里，76%、230万、24%；人口:3亿3千万、1亿3千万。军队数量比是3.58  1，“小米加步枪”、“飞机加大炮”。经济上，没有工业基础，还是农业和手工业。 但毛泽东相信，“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6月中下旬，延安最高统帅部就开始考虑应战的战略方针和作战计划。毛泽东最初提出一个南、北两线作战计划。在北线，夺取三路（平汉路北段、正太路、同蒲路）、四城（保定、石家庄、太原、大同），使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三大解放区连成一片。南线，以晋冀鲁豫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分别出击豫东和津蒲路徐州、蚌埠段，在转战中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以华中野战军进击津蒲路蚌埠、浦口段作为策应。尔后，如形势有利，向大别山、安庆、浦口一线推进，进行外线作战。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根据实际情况，对中央要求他一开始就西进，由内线转到外线作战，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华中主力过早的西进，转入外线作战，脱离各种条件都比较好的老根据地，弊多利少，取胜把握不大。建议华中主力先在苏中解放区打几仗，第二阶段再西进淮南。7月初，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延安获悉，国民党可能同时向各解放区进攻。经过慎重考虑，毛泽东也感到先在内线迎敌较为有利，决定采纳粟裕等人的建议，对原定作战计划做了重大调整。
中共制定了一系列方针和政策，发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军事上，要求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在战役战斗的部署中，要集中6倍、5倍、4倍，至少要3倍于敌人的绝对优势兵力，打敌一部，务求用力省而成功多，每战必胜，既能全歼，又能速决。在打运动战时，要能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不计一城一地之得失。后来，毛泽东总结为: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为主要目标。毛泽东提出并反复强调的这些作战原则和方法，成为中共军队克敌制胜的法宝。
中原突围 得中原者得天下，失中原者失天下。中原解放区，以河南桐柏地区为中心，战略地位极其重要。蒋介石调集大批人马，实行“蚕食”政策，逐步缩小包围圈，将我包围在以宣化店为中心的狭小地区内，准备一举歼灭。中原解放军面对这一险恶局势，如果继续在原来地区作战，势必陷入重兵包围之中，中央作出了中原主力战略转移的指示。
蒋介石、刘峙估计，共军突围，必定往东，与苏北、苏中的新四军主力会合，在安徽部署重兵把守，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