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史讲义（华中师范大学）

lishi · 发表于 06-8-17 08:12:37

货运动，抗日工厂内迁，以民族自强、国家兴亡之大以为先，个人企业之小利为后。
张元济反对出版系统“利在前面而后从事于学”的不良倾向，以“多出高尚书，略牺牲营业主义”为经营准则。“扶助教育为己任”的总方针，商务印书馆办成了一个“不粗制滥造，不惟利是图，讲求质量，出版对读者有益的书”的一流出版社。坚持出版获利微薄的古籍，以“保存吾国数千年之文明”；“不必赚钱，但求不亏本”，大量出版外语课本推进教育事业。
陈光甫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行训:服务社会，辅助工商实业，抵制国际经济侵略（后改为促进国际贸易）。“本行志愿在于以服务换取报酬，能尽其为人服务之责任，使顾客对我满意，而换得份内之报酬，此即所谓正当之利也。苟不正当之利益，虽一文亦不苟取。”（《二十年二月陈先生在沪与同人聚餐谈话摘录》，《陈光甫先生言论集》P46）
许多资本家既继承了中国传统的管理经验，又学来了资本主义的新式管理方法，集社会责任感与经济竞争精神为一体，从而形成了一套新旧结合的经营管理模式。
穆藕初（1876-1943）棉纱巨子。1913年，泰罗出版《科学管理原理》，与人合作翻译，取名《工厂适用的学理学的管理法》，中华书局1916出版，这是中国近代最早的一部科学管理理论译著。
“人弃我取，避实击虚”（战国商人白圭），分散资金、避开热门行业的投资原则。刘鸿生:“他不搞一般所追逐的棉纺和面粉，他认为别人所追逐的企业，容易出风险，不如新兴的企业部门，规模虽然小些，办起来比较有把握。”（李国伟:《荣家经营纺织业六十年》，《工商史料》（一），P6）
荣尔仁:《述本总公司经营纺织事业之方针》（《人钟月刊》第1卷第6期）:兵贵神速；奇正相生。
“任人唯贤”、“知人善任”的用人方针。
三、农村经济
（1）国民政府的农业政策及措施
a.复兴农村地主经济。土地所有权问题，是农村最根本的问题。1927年5月，国民政府公布了《佃农保护法》，1930年6月，又公布了《土地法》，保护地主对土地的私有权。1933年5月成立农村复兴委员会，实际上是配合国民党对革命根据地的“围剿”，帮助地主返乡复辟，声言“农村复兴委员会处理被匪分散之田地及其他不动产所引起之纠纷，一律以发还原主，确定其所有权为原则”，复辟地主经济的目的十分明确。
  b.“二五减租”。中国农民所受地租剥削严重，减租一直是解决农民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1926年，国民党在广州确定了解决农民问题的政纲之一，就是进行“二五减租”，即减少农民田租25%。《佃农保护法》规定田租不得超过收获量的40%，《土地法》规定地租不得超过收获量的37.5%（50%•75%）。
c.对农产品的统制政策。1933年提出“四年实业计划”，采取的主要方式是“统制经济政策，先以保险业、粮食、棉花、煤炭等重要产业，用政府力量通盘筹划，使其统制起来。”对粮食、棉花、蚕丝、烟叶、茶叶、糖料等的生产和销售实行统制政策。尽管在推广、改良品种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阻碍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减少了农民的经济收入。
d.改良农作物品种，推广农业生产技术。
e.兴修水利，修建导淮、治黄等工程。
（2）农业生产的徘徊状态
这一时期全国农业生产呈徘徊趋势，无论是耕地面积、主要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和总产量都停留在原有水平上。（原因:农产品统制，战争，天灾，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等）
（3）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村商品经济呈现更为活跃的趋势，表现为:
  a农民出售的农产品比例增多，
  b农村所售的农产品为直接消费者购买减少，由中间商收购后远途贩运者增多，比率达64%。
c农民购买力增加，购买一部分日用必须工业品以及农具等,所谓“五洋”。
d小城镇成为农村农副产品的集散地和城市工业品流到农民手中的主渠道，成为工业和农业、城市与农村产品交流的一条重要纽带。这表明城乡关系得到加强，国内统一市场在扩大。
（4）社会团体的农村社会改良活动
  农村社会改良运动开始于民国初年，在30年代蔓延发展，以梁漱溟、晏阳初为代表，发动乡村建设运动。

四、“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论争
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是在一个农村居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传统农业国中进行的，探讨中国现代化的具体道路，脱离不开中国的特定历史条件，即中国特定国情。“农化”还是“工化”？这是早在五四时期就已经提出的问题。20年代，已经展开过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的争论。以农立国的代表人物是章士钊，与其保守的文化观点相一致，提出“以农立国，文化治制，一切使基于农”。与保守派相对的西化派则都是中国工业化的积极鼓吹者。30年代，文化界展开了中国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之争，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之争也很活跃。
“以工立国”论:1934年11月，吴景超在《独立评论》上撰文，批评“以农立国”是“经济上的复古论”，绝不可行；将反对工业化的人划分为四派，夸大派、禁欲派、因噎废食派、畏难退缩派，一一加以批驳。“以工立国”论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拥有相当影响，认为开发工业才是符合时代前进潮流的，是对社会的根本改造。
“以农立国”论:梁涑溟创立乡村建设理论，认为中国社会以乡村为基础，只能走振兴农业从而引发工业之路，农村生产力得到了恢复与发展，农民购买力提高了，进而刺激民族工业兴起。王子建认为其理论，根本错误在于不顾国际大势，是“新的‘门罗主义’”，“工业化”这三个字“应该用来做广义的解释，不但要建设工业化的城市，同时还要建设工业化的农村──也就是农业的工业化。”
先农后工:漆琪承认工业建设是必须的，但在目前却不可能，要想救济国民经济当前的危急，只有从事以农业为重心的经济建设。他的重农论与一般的农本主义者不同。
先工后农:袁聘之与漆琪看法正好相反，目前当务之急是民族工业建设。
调和派:南京大学工学院院长的杨铨（杨杏佛）认为，“工与农实并行而不悖，相得而益彰”。书生从政的翁文灏将自己的看法归纳为:“以农立国，以工建国”。

五、革命根据地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出现
1土地革命的开展
  中共土地革命路线: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毛曾讲:“有土皆豪，凡绅必劣”）
2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产生

参考书目: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财政经济，江苏古籍，1994（分9部分:财经会议、财政概况、税制与税收、内外债、金融货币、工矿业、农业、商业、交通运输。）
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2001
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1929—1930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重印。
薛绍铭:《黔滇川旅行记》，重庆出版社，1986
《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美）小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杨格著、陈泽宪、陈霞飞译:《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沈国仪:《孔祥熙传》，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
郭德宏:《中国近现代农民土地问题研究》，青岛出版社，1993
金德群主编:《中国国民党土地政策研究（1905-1949）》，海洋出版社，1991
金德群:《民国时期农村土地问题》，红旗出版社，1994年。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上海资本主义典型企业史料”
《荣家企业史料》上下册，上海人民，1980
《刘鸿生企业史料》上中下册，上海人民，1981

lishi · 发表于 06-8-17 08:12:56

团长。国内工作则由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负责。王在莫斯科遥控中共，博古等则贯彻执行万里之外的王明传达的共产国际指示。
  王积极推行一条比李立三更“左”的教条主义路线。临委在上海难以立足，迁到苏区，教条主义也带到了苏区，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从30万到3万。

四、红军长征
（一）红军长征的原因
  （单人麟:《红军长征的主因是经济问题》，中现史1996.12.）
⒈直接原因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导致被迫的军事转移。
1933年9月中下旬，蒋介石在各方面布置完竣之后，集中了百万左右大军、200架飞机，开始对革命根据地的围剿。在军事上，蒋介石重订战略战术，放弃以前围剿惯用的“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速战速决方针，而采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持久战方针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亦称碉堡推进政策。“战略上取攻势，战术上取守势”，主要是在中央苏区外围要害部位，构筑能够相互支援的碉堡群和堑壕网，进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和交通封锁，破坏根据地的自给自足能力。国民党在根据地周围构筑大量碉堡，包围圈平均每天推进2、3里，甚至几百米。一面前进，一面筑碉堡，步步向中央苏区进逼，以便达到他们“抽干塘中水，捉住塘中鱼”，一举消灭红军的目的。
这种封锁战略方针，西方学者通常认为是蒋介石的德国军事顾问制定的，团长汉斯•冯•赛克特将军策划和指挥了第五次围剿。因为大家都觉得，国民党将领都是无能之辈，想不出能够战胜红军的办法。但是以他在华情况来看，不可能是此战略的设计者。他1934年4月赴华，围剿已进行数月；健康情况不佳，1934年6月，冯•德尔肯豪森将军赴华，成为事实上的团长，协助制定南京防御计划，防止日军突袭，并未参与剿共事宜；1933年5月曾访华，蒋介石要他协助改组德国顾问团，并未就剿共战略提出具体建议。
国民党方面的历史学家认为，德国顾问在围剿中的作用无足轻重，战略制定者是国民党军事将领，如赵观涛、邱清泉、柳际明（戴岳参谋长）。毛泽东认为是戴岳等人（毛选，1967年横排本，P171）。蒋介石采用这项战略，无疑是参考了曾国藩的经验。曾国藩在19世纪中叶以类似战略方针打败捻军。对于机动性很强的捻军，放弃追剿方针，而是建立基地，坚壁清野，进行围堵。蒋非常崇拜曾国藩，1930年亲自指示，将曾平定捻军时的布告、奏章、“军歌”汇编成册。在此之前，国民党已经零星地采用这次围剿所用的战略。总之，堡垒封锁战略基本上是国民党对前几次围剿战略的检讨和融合而制定出来的。
在中共方面，1932年初，中共领导人认为，中共的革命形势要求“前进和进攻”，采取这种态势就能迅速扩大苏区。这种军事方针付诸实践，就是以阵地战代替运动战，给国民党以可乘之机。第五次围剿中，正是国共两党战略方针趋于一致，决定了中央苏区的命运。
第四次反围剿，红军的阵地战新战略在一定程度上证明是正确的，取得了辉煌胜利。这使毛泽东明显转变，支持阵地战方针（《新形势和新任务》）。他后来认为，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原因，是因为坚持了他的运动战战略方针，因为这项正确的方针在部队中还有深刻的影响。
1933年1月，临时中央迁到中央苏区瑞金，全面贯彻王明路线。1933年10月，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奥托•布劳恩（李德、华夫、A）到达瑞金，随即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周恩来参加的“三人团”，全权领导和决定中央的一切工作，博古负责政治，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李德负责军事指挥，红军的军事战略路线、战略战术原则、作战部署都由他作主。李德到苏区后，住在一所专门为他修建的房子里，大家称它为“独立房子”。他很少到前线去作实地考察和战场指挥，就在他的独立房子里，接到敌我态势的电报以后，看着大地图冥思苦想，拿着红色、兰色铅笔在地图上勾来划去，用尺子比量着，制定作战指挥地图，部署执行。当时用的地图（十万分之一）误差很大，没有实测过，有的连地名方向都不准。因此，李德的地图指挥，给部队造成了很大损失。周恩来负责督促其计划的实施，是一个“管事成员”。
当国民党开始实行堡垒封锁方针时，中共采取了冒险主义的进攻战略，指挥红军“全线出击”，“御敌于国门之外”。共产党很快发现，阵地战抵抗不了从四面八方向根据地压缩的碉堡群，因为兵力和火力不足，无法全线阻拦国军进入中央苏区，转而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他们处处设防，以堡垒对堡垒，实行“短促突击”战术。一打，敌人进碉堡里去了，红军暴露在外，遭受飞机、大炮的轰击，十分被动。1934年4月，广昌决战，成为第五次反围剿的转折点。最后，打破围剿的希望断绝，只有被迫实行战略转移。
杨永泰上“削藩策”，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
新闻宣传方面:求是通讯社，专办行营新闻发稿工作；组织努力剧团和奋斗文艺社，作为“剿匪”前线和“文化标兵”。
地方统治方面:实行军人独裁，凡围剿军队总司令可以任免其部队防地行政官吏，可以变更地方政治设施，可以改组国民党党部或停止其活动。地方上强化县长权力，拥有生杀大权。强化保甲组织，严厉实行连坐。对根据地人民，实行“软化、分化、感化”政策。开展救济民众活动，颁布《惩治土豪劣绅条例》。对工农红军，南昌行营搞了一个《投诚归顺官兵立功奖励办法》，蒋亲拟了《欢迎投诚告红军官兵书》。
对苏区农村，“复兴农村”。行营颁发了《处理“匪区”土地、地租、田赋、债务办法》，试图解决农村这类纠纷。在江西等地大办合作社，对农产品减免税费运费。
动员社会力量，以民间形式分担原由军政方面负担的运输、救护、慰劳、宣传、贩卖等工作。
⒉如果仅仅认为，是王明“左”倾错误领导使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第五次围剿，那么，红军长征似乎纯粹是一种偶然。但是，如果我们从红色政权当初产生、存在的原因来探讨红色政权大部丧失的教训，我们感到，在红军长征的的历史表现后面，其实隐含着发人深思的历史必然性。（赵小石:《红军长征原因的历史沉思》，《南京政治学院学报》，1988.1）
  ⒈“白色政权之间的分裂战争”渐趋平息，潜伏着红军战略转移的客观趋势。1927—1930年，国民党各派势力之间发生了激烈争夺，他们的分裂与战争为革命力量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客观形势。中共党利用国民党无暇顾及的大好时机，建立了10多块革命根据地。然而，国民党各派纷争，造成的不只是共产党的红色政权，而且同时还造成了蒋介石的中央政权，产生了一种新的对峙局面──共产党的红色政权与蒋介石政权的对峙。这种对峙固然反映了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同时也潜伏着不利于革命的因素。首先，从政治形势来说，国民党各派纷争基本结束，红色政权得以发展的客观有利条件在逐渐丧失，而蒋介石得以集中全力对付红军。其次，从力量对比来说，双方的对峙，是一种难相匹配的对峙。红色政权是区域性的，雏形的，弱小的；而国民党政权，是全国性的，统治相对稳固而强大。最后，从战略态势来说，中国南半部比之北半部，国民党统治较为强大巩固，是政治、经济重心所在，长江中下游更是蒋介石起家的地方。而革命根据地，除陕北外，都在南方，给国民党造成极大威胁。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不能不成为国民党政权集中力量进攻的目标。这种军事态势，发生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敌我之间，在红军的反围剿斗争中，实际上已经潜伏着战略转移的必然。
  ⒉全国形势的发展变化，提出了红军战略转移的客观要求。九•一八事变以后，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日民族矛盾上升，革命根据地的存在、发展，就不仅仅取决于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而且同时或者更重要的是取决于民族斗争的形势。在这种情况下，客观上要求中共党制定正确的策略，以适应迫在眉睫的中日民族斗争的需要。在变化了的革命形势面前，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都曾经发表宣言，申明“红军北上抗日”，当时还不能自觉的将北上抗日与红军战略转移联系起来认识。
⒊中共党自身的不成熟，决定了红军战略转移的被动形式。王明路线能在当时党内占统治地位，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了中共党尚处于幼稚阶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红军战略转移的被动形式──长征也是难以避免的。当时党的这种不成熟状况，表现在:a.“左“倾路线的领导者们，只知服从共产国际指导，不能独立自主地分析和认识当时全国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从而也就未能把握红军战略转移的客观趋势；b.不能正确分析和认识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形势的新变化，没有及时作出实施战略转移的考虑，乃至后来陷入被动局面；c.党内的正确意见和主张一概受到排斥。
总之，变化了的国内政治格局、上升着的中日民族矛盾、不成熟的中共党当时状况、国共双方战略战术的改变和力量对比的悬殊，决定了红军只有踏上被迫转移之途。
1936年初毛泽东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在这个时期，我们犯了两个重大的错误。其一是在1933年的福建事变中没有能同蔡廷锴的部队联合。其二是放弃了我们从前的运动战术，而采用错误的单纯防御战略。”（《西行漫记》）

lishi · 发表于 06-8-17 08:13:06

毛认为，如果在福建事变时向江浙闽皖地区发动战略攻势，就能对国民党要害地区的大城市构成威胁，迫使国民党军在无碉堡的广大地区作战（毛选，1992年，P236）。1933年11月，福建事变，公开宣布反蒋抗日，并与红军签定了协议。但是，在共产国际错误指导之下，博古、李德认为，十九路军抗日反蒋是“欺骗群众”，不肯在军事上配合反蒋。毛泽东的这个似乎能够取胜的构想，忽略了一个问题，红军要进入上述未设防地区，必须突破南城—黎川一带碉堡封锁线。红军能否通过这条驻有重兵的防线，甚为可疑，因为早在1933年9月就已经在此遭受一系列失败（同上，P220）。
（1934年初第二次全中华苏维埃会议，毛严厉批评了一位同志认为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有一点革命的性质、不完全是反动的”观点。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只不过是部分统治阶级以在共产主义和反动政治之间有“第三条道路”的虚伪口号来欺骗人民的鬼把戏而已。（《红色中华》1934年8月1日）
1935年底《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不能不说是有益于革命的行为。”）
过去探讨中央苏区之所以丧失，过于强调中共内部的斗争，以及因此而引起的军事方针上的变化，红军改用阵地战是以己之短击敌之长。但综观第五次围剿，毛泽东的运动战方针即使采用，也同样无济于事、无能为力，关键是国民党军改变了战略，其持久战、堡垒战发挥了威力。国民党采取了新的战略方针，堡垒封锁战略决定了胜负。这种战略方针能够使国民党以绝对优势对付红军，只要他们不被诱入苏区，在不利的条件下作战，几乎可以肯定，他们就不会被打败，不被打败也就等于胜利。
红军主力离开中央苏区的主要原因，根本上在于国民党、军阀和帝国主义联合力量比中国劳苦大众革命运动的力量要强大得多，在于中共工作中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而不仅仅在于红军军事领导、战略战术总体上的错误。
（二）红军长征的进程
⒈红军长征出发前的准备
以对现有材料的研究和亲历者的回忆出发，对红军长征准备问题的看法有以下四种:
a.长征是经过几个月的酝酿、准备的，是有计划、有目的的战略转移，不能说是仓促的退却。但准备工作中存在一些错误:未在广大指战员中作充分解释；存在“搬家”、“避战”倾向；确定干部走留的安排上，存在宗派主义错误（瞿秋白）。（曾景忠:《关于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之准备》，《近代史研究》，1988.5）
b. 中共中央虽有转移的准备，但又想争取决战胜利，行动上是既准备走，又准备打；
c. 确实作了某些转移的准备工作，但是思想政治动员不充分，广大指战员和一些高级干部感到仓促。郑广瑾、方十可:《中国红军长征记》，“少数人的密谋”。（牛桂云、韩泰华:〈关于中央决定长征的时间和长征出发前有无准备的问题〉，〈党史研究资料〉，1985.4）
d. .中央最高“三人团“是有准备的，广大指战员是无准备的。
e.有的文章概括如下:有所准备，但决断犹豫，出动仓促。
⒉参加部队
a.红一方面军（中央方面军）。1934.10—1935.10.19，江西（赣南）—陕北吴起镇，2.5万。
b. 红四方面军，张国焘。1935.3—1936.10.22，川陕苏区—甘肃会宁，1.5万里。
c. 红二方面军（红二、六军团），贺龙、任弼时，1935.11—1936.10.22，湘鄂川黔根据地（湖南桑植）—甘肃会宁，2万里。
d. 红二十五军，程子华、徐海东、吴焕先，1934.11.16—1935.9.18，鄂豫皖根据地（河南罗山）—陕北（刘志丹部会师）。
⒊长征进程
红一方面军带有决定意义，以之为主线。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连同后方机关共8.6万多人，从福建长汀、宁化和江西瑞金、雩都等地出发，向巷、湘西进军，开始长征。从10.21—11.30，红军英勇苦战，连续突破四道封锁线，渡过了湘江，但人员折损过半，减至3万余人，并始终不能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
中央红军西征目标是与湖南的二、六军团会合。蒋布下重兵，等待红军钻进罗网。博古、李德仍坚持由通道北出湘西的行军路线。12月11日，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通道转兵。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举行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议》，放弃向湘西前进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黔北前进。1935年1月1日，猴场会议，通过《关于渡江后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决定强渡乌江，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革命根据地。可见，在这些会议上，重要军事问题已经解决，而且是中央集体作出的决议，并不是毛泽东个人的主张，是红军全体的共识。
1935.1.15—17，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博古在报告中认为，红军没有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原因是客观的，而不是主观的。决议否定了这种看法，认为是博古、李德执行单纯防御路线造成的，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会议在组织上只作了部分调整，决定取消“三人团”，周恩来仍然是最高军事指挥，博古的职务并未免除，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王稼祥当选为正式委员。1935年2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洛甫）接替秦邦宪（博古）的工作。至于成立全军最重要的领导机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则是在3月11日左右。而且，这次会议仍然把以王明为代表的超越中国现实的“左”倾教条主义政治路线，肯定为正确的路线。
确实，毛泽东本人也长期未提起这次会议（如与埃德加•斯诺1936年的谈话）。毛第一次提到遵义会议是在1938年秋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1941—1945年“整风”期间，毛及其追随者才最后炮制了关于遵义会议的说法。毛的胜利，只不过是从那时起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的长期历程的序幕。他在这里得到的，是不完全的胜利。
会议后的三个月里，红军继续在云、贵、川边界流荡，保存了有生力量，但仍然在为生存而战，同其它红军会师和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的战略目标均未达到。长期以来，有关史书对红军四渡赤水，打多数认为是根据敌情的不断变化，毛采取高度灵活的运动战方针，为迷惑和调动敌人，四渡赤水，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实际上，四渡赤水，并不是既定方针的实践，而是被迫的退却。红军伤亡惨重，中央原定计划落空，故而撤消西进计划，从东面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元江:《对红军四敌赤水几个问题的探讨》，《南开学报》，1989，4）这期间，一些军事指挥员和党的领导人，对毛心生疑虑。直到5月红军强渡金沙江成功，对毛的不满情绪才平息下来。
红军最后北上，陕北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三）红军长征的意义
毛泽东对长征给予高度评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选卷1，P135—136）:“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在半个世纪以后，再来考察它的历史意义，必然会获得新的认识和新的发现。
⒈长征是中国革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由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打破了蒋介石大军的围追堵截，是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抗日战争兴起的关键，陕北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中共抗日的指挥中心，有利于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结束了王明教条主义在政治、军事、组织上的统治，为从思想上清除教条主义的恶劣影响奠定了基础。
⒉在斯大林时代打开了一个缺口，中共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的问题，推举自己的领袖和领袖集团，标志着中共开始走向成熟。长征锻炼了党和军队，集合了五湖四海的中共精英，造就了一大批党政军领导人才，为中共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思想、组织、干部基础。
⒊长征显示了共产主义运动无与伦比的生命力，长征的胜利增强了中共在国际共运中的地位和影响。长征宣传了中共主张，扩大了中共的影响，引起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崇尚自由、反抗暴政的人士的关注，特别是在青年学生中产生了直接影响。一些西方记者、传教士开始深入陕北苏区，报道中共真相，成为中共

lishi · 发表于 06-8-17 08:13:20

与外界取得联系的桥梁。
⒋丰富了中共统一战线理论。长征途中，红军抓住国民党中央军阀与地方军阀、地方军阀与地方军阀之间的矛盾，尽量分化利用。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风俗习惯和利益，“彝海结盟”。（吴兴河:《蒋介石与地方军阀的矛盾与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龙岩师专学报》，1997，1；中现史1997，7）西南6省军阀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纷纷投靠蒋介石，但始终与蒋中央政府貌合神离，以求保持半独立状态。蒋介石对这些拥有实力而又非自己嫡系的军阀，既要笼络收买，又想排斥消灭。当中央红军从闽赣出发，向西部转移时，蒋介石企图趁消灭红军之时，削弱和控制地方势力，以收到一石二鸟之功效。西南军阀既怕红军入境，动摇自己的地位，又怕蒋介石乘机染指他们的地盘，“畏南京军甚于畏红军”。于是，他们对红军的长征，采取了“保境守土，驱逐为上”的对策，实行“送客式的追击，敲梆式的防堵”的战略方针。红军巧妙的利用这一矛盾冲突，打破了蒋介石的围追堵截，从而取得了长征的胜利。
（蒋一再命令陈济棠派出广东部队协同围剿，“一箭双雕”:既消灭红军，又削弱异己。陈阳奉阴违，“剿共防蒋”，始终将保存实力、巩固地盘放在第一位。1932年春夏派军进驻赣南，实际上是为扩充地盘、拱卫广东作打算。他间或也派出小股部队围剿红军，但避实就虚，尽量不与红军打硬仗，且常谎报军情、战果敷衍蒋，换取饷械。蒋要求经济封锁，陈部大做违禁物资的买卖，秘密将食盐、药材运往苏区谋取巨利。
第五次“围剿”，“四面合围”战术，南陈济棠。陈“外打内通”、“明打暗和”，双方达成五项协议。陈一面防止红军进入广东腹地，一面令部队“敌不向我射击，不准开枪；敌不向我袭击，不准出击，保持不接触。”只要共产党借道西行，保证不入广东境，则其部队也保证不截击，并在湘粤边境划出通道，让红军通过。这样，长征红军几乎没有经过什么大的战斗，短时间内通过了陈防区，顺利突围、西进。）
⒌铸造了活泼丰富的长征精神，是人类历史本身丰富而灿烂的精华。广大红军官兵深厚、宽广的爱国热忱，坚定的思想信仰，坚强的意志，团结友爱、大公无私、集体主义的道德品质，为人类提供了无尽的精神源泉。“战争使人类的精神净化”。
⒍红军长征的影响已经跨越了时代和国度的界限，在人类历史上树立了一座精神的丰碑。西方学者高度评价了长征精神:非凡的壮举，伟大的传奇；20世纪的一大奇迹；是人类一部伟大的史诗；一次体现出坚韧不拔精神的惊人伟业；“长征塑造了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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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心瑜:《放眼看长征》，华文出版社1996年
（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解放军出版社1986

第六讲  1927—1937年的中国文化

从1927年8月到1937年7月这10年，毛泽东曾把它称为“内战时期”，文艺界、文化界习惯于把这个时期称为“三十年代”。毛泽东曾对十年内战时期的文化运动，作了历史的评价。他说，这一时期，一方面是反革命的“围剿”，又一方面是革命的深入。“这时有两种反革命‘围剿’，也有两种革命深入: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毛选，四卷合订本，人民，1964年）这个时期，党领导的革命队伍，分成了两支，一支武装队伍，在农村；一支文化队伍，在城市。领袖的论述，紧紧的抓住了这一时期的时代特征，自然有其深刻之处，但主要是从政治角度来看问题，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思潮演变的脉络就不大容易看清了。

一、  国民党官方“文化复兴”主张
  所谓“文化复兴”，就是恢复和发扬“中国民族之历史的文化精华”。我们不能总是用“复兴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道德”之类一言以蔽之。自然，有利用传统文化、民族主义旗帜反对共产主义思想和自由主义思潮的政治目的。但作为一个全国政权，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使国人精神有所归依；在欧风美雨的侵袭下，使传统文化的血脉得以承传而不坠。
（一）新生活运动
1934年春，蒋介石在南昌亲自发起新生活运动，迅速风靡全国，断断续续的进行了10年多，直到1949年，它的组织机构和名称才寿终正寝。新运在形式上，复兴固有文化，力倡重振道德，提高个人的国家观念，强调将礼义廉耻和西方文明生活方式贯穿到国民日常生活之中。
背景⒈蒋介石对当时中国的思想文化现状痛加指斥，认为中国的内忧外患，社会上的颓风败俗，一方面是固有文化的中落，“道德沦丧”，另一方面是西洋文化流布，“邪说横行”，一盛一衰，造成中国的风俗败坏，国力不张。国民党官方对五四运动，开始有颇高的评价，后来虽然承认五四有思想大解放的作用，但同时又认为，五四是一个大的文化破坏运动，它对西洋文化极力宣传和提倡，而固有的文化被摧毁无余，传统文化被人弃如敝屣，使整个社会发生动摇，危及民族的生存。对于救国救民来说，知识技能是需要的，丰衣足食也是重要的，但是，“立国之本”、“为人之本”却是道德因素。因此，新运必须以中华民族固有之德性“礼义廉耻”为中心准则，把“做国家的一个良民，家庭的一个孝子，在学校里能做一个守规矩的学生，在社会上能做一个守礼守法的君子”作为新运的根本要求。对于国民的道德，蒋介石深恶痛绝，大张鞭挞，痛斥国民道德“不如人”，国民“不明礼义”，“不知廉耻”，过的是“污秽”、“懒惰”、“颓唐”的“野蛮生活”，“鬼生活”。
⒉在蒋介石看来，中国国民既无团结纪律，又无爱国精神，是一盘散沙，应该像日本、德国那样，使国民怀抱强烈的国家观念，恪守本分，“只有国家的自由，而没有个人的自由；只有国家的生命，而没有个人的生命”。显然，蒋介石只片面强调国民对国家的态度和义务。
⒊新生活运动以复兴传统文化为旗帜，表现了比较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蒋介石集团提出复兴固有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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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有来自两个方面的影响。其一是蒋介石本身思想的反映。蒋1887年出生在浙江奉化溪口镇一个盐商家庭，5岁开始读私塾，16岁才到县城受新式教育，从小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蒋介石崇奉的主要人物是王阳明和曾国藩，从他们身上以及《韩非子》、《资治通鉴》等书中吸取了治国、治人的道理和权术。正因为蒋介石受到中国传统思想的深刻影响，所以他才在当时发动了以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观为指导的新生活运动，试图以倡扬固有文化来“转移风气”，阻遏共产主义、自由主义等思想的传布。其二是从德国、意大利、日本的“复兴”中受到了启发。意大利用古代罗马精神唤醒了国民，德国唤起了日耳曼民族历史的荣光，日本宏扬武士道精神，所以才有它们的强盛。搞新运，就是要像它们一样，使中国人认识历史的荣光，振作道德，召回国魂，以道德复活来求民族复兴。
内容⒈新运突出的强调复兴固有文化，复兴文化意在复兴民族。蒋介石认为，礼义廉耻是中国“救国和立国最要紧的根本精神和德性”，是中国的“国魂”。在发动新运之初，他将礼义廉耻依次解释为，规规矩矩的态度，正正当当的行为，清清白白的辨别，切切实实的觉悟。礼在国家者为纪律，人们行为合于礼就是正当行为；知道合乎礼义为是而取之，反乎礼义为非而舍之，便是清白辨别；对不合礼义的行为自觉其可耻而力行刷雪，便是切实觉悟。其目的是要使国民生活“合理化”，即使一般国民生活达到所谓“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尤其强调“军事化”，养成国民生活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的习性，守秩序，重组织，尽责任，尚纪律，随时可以为了国家民族同仇敌忾，捐躯牺牲，尽忠报国。
内容⒉新运注入了一些现代文明意识，革除一切不适合现代的旧思想、旧习气，提出了“做文明人”的要求，反映了时代发展的需要。
在衣着方面，国民政府要求:“衣服章身，礼貌所寄，莫趋时髦，朴素勿耻，式要简便，上选国货，注意经用，主妇自做，洗涤宜勤，缝补残破，拔上鞋跟，扣齐纽颗，穿戴莫歪，体勿赤裸，集会入室，冠帽即脱，被褥常晒，行李轻单，解衣赠衣，应恤贫寒。”（《新生活周刊》第1卷第5期，P6）社会舆论提倡卫生、舒适、节约、雅沏，选用国货，以布为料，要求颜色质料调和。
饮食:政府提倡“饮食养生，人之大欲，食贵定时，莫恣口腹，食具须净，食物须沏，要用土产，利勿外溢，遇酒勿酗，食量有节，饮嚼勿声，坐必正席，饭屑刺骨，毋使狼籍，宴客豪餐，相让举筷，注意微菌，生冷宜戒，鸦片屏绝，纸烟勿吃，耻养于人，自食其力”（同上）它强调饮食的节俭、卫生、礼节等。
评论⒈新运实际上可以说是一场培养“现代国民”的运动。基于知识、道德不如人的认识，蒋介石认为要使国民具备国民知识和道德，就要在人们的日常衣食住行中，贯彻中国的礼义廉耻和西方的生活文明，养成一种新生活，造就现代国民。蒋介石较多的涉及到人的素质问题、国民性的问题，注重人的精神因素和对人的教育（新运的主要目的在“革心”）。但是，以培养服服贴贴、安分守己的“良民”为根本目的，剔除了真正的民主精神和创造精神，只能是一种现代愚民政策。
评论2新生活运动可以说是文化运动其表，政治运动其里。蒋介石亲自领导发动了这样一场“普遍而盛大”的运动，其真正企图，“在于要使全国国民的生活行动都能够整齐划一”。陈诚直言不讳的说:要“在一个政府，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之下，绝对的统一，绝对的团结，绝对的服从命令”。蒋介石集团赋予新运十分沉重的政治使命，试图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探寻一种实施思想统治、整顿社会秩序新的统治模式，统治套路。（何友良:《论新生活运动与复兴文化问题》，《江西社会科学》，1993.4）
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宋美龄任指导长。当时搞了一些训练班，她讲“人格教育”课，常说:“国民没有人格，国家就没有国格。一个优良干部最必要的条件就是高尚的人格。”她经常到学校，纠正学生起、立、行、坐的姿势，教学生洗碗抹桌子，收拾房间，让她们在日常生活中体会到人生与服务的意义。抗战期间，宋美龄和她领导的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在后方甚至国外荣誉很高。（刘清扬:《回忆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训练组》，《文史资料精选》，第九册，中国文史出版社）

（二） “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陈立夫的“文化建设”理论和“十教授宣言”
1934年10月，国民党C.C派成立“中国文化建设协会”，陈立夫任理事长，并创办机关刊物〈文化建设〉月刊。发刊词说，中国文化建设协会以发扬“民族精神”、“科学精神”、“创造精神”为宗旨，“以科学化运动检讨过去，以新生活运动把握现在，以文化建设运动创造将来，然后乃有中国的民族复兴”。
  陈立夫从1934年到1935年，连续发表演说和文章，反复的宣传他的“文化建设”理论。认为只有文化的复兴，才有民族的复兴。他反复引用孙中山先生的话，“一方面须将中国固有之文化从根救起，一方面对于西方之文明，须迎头赶上”，“实是为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之方针与方法也”。什么是中国固有之文化呢？陈立夫说:“吾国民族固有之特性，可以大、刚、中、正四字赅括之。”惟其大，故能容；刚，即宏毅；中即中庸之道，中的结果必平，惟其平，故能和；正，即大公无私。“吾国民族既具有大刚中正之四大特征，故能卓立世界数千年而至今尤能生存。”陈立夫还大讲学习科学知识，把现代科学知识和中国的传统道德结合在一起，“科学之增进是智也，道德之涵养是仁也”，“智以及之，仁以守之”，提出“建科学于道德基础上”的口号。
  1935年1月10日，陶希圣、萨孟武、樊仲云、何炳松、王新命、黄文山等10位教授，联名在《文化建设》月刊上发表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这个宣言提出了一系列颇为引人注目的观点。宣言说:要使中国能在文化的领域中抬头，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认为，复古、模仿英美、苏俄、德意的主张都是错误的，“我们要求有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什么叫“中国本位”呢？“中国是中国，不是任何一个地域，因而有它自己的特殊性。同时，中国是现在的中国，不是过去的中国，自有其一定的时代性。所以我们特别注意于此时此地的需要，就是中国本位的基础。”对于中国古代的思想制度，要“加以检讨，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对于欧美文化，吸收“是必要而且应该的，但须吸收其所当吸收，而不应以全盘承受的态度，连渣滓都吸收起来”。总之，“不守旧，不盲从；根据中国本位，采取批评态度，应用科学方法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将来”。
宣言中的思想，在当时社会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博得了文化界不少人的赞赏。左翼文化界把“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同提倡“读经”、主张“存文”看作是同一性质的东西。李公仆说:“我们不反对文化的建设，但应注意，在此旗帜下所引起的一切复古的蠢动”。对宣言持强烈批评态度的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胡适。在《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中，他说，十教授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正是“洋务”、“维新”时期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最新式的化装，“说话是全变了，精神还是那位劝学篇的作者的精神”，是在折中调和的烟幕弹下的复古。
(郭建宁:〈三十年代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的文化论争探析〉，〈中州学刊〉1996.5；1996.12.陈序经“全盘西化”、胡适“充分西化”、张佛泉“根本西化”、张熙若“大部西化”)

（三）尊孔读经与文言复兴运动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不久，蒋介石就跑到山东去祭孔。同年9月间，一些绅士文人也提倡尊孔崇儒，筹建“孔教会”，发表“宣言”和“文会缘起”，讲什么“邪说暴行”使“青年道德堕落”，要宣讲“孔门六艺之旨”，使青年都能了解孔子之道，知“邪说暴行之所当辞”。同时，香港也集会庆祝孔子“圣诞”。
  1934年，蒋介石推行新生活运动，提倡“尊孔读经”。同年8月，南京、上海等地举行规模盛大的“孔诞纪念会”，上海用40多种古今乐器，演奏了曾经使孔子“三月不知肉味”的“韶乐”。在蒋的倡导下，山东、广东、湖南等地，鼓吹“尊孔读经”，规定中小学都应该读经，并大量编印〈经训读本〉。1934年5月，国民党教育部的汪懋祖等人在南京〈时代公论〉和上海〈申报〉上发表文章，提倡“复兴文言”，主张中小学生必须读古文，以挽救学生国文程度的下降。
  以蒋介石、陈立夫为首的国民党政府，自上而下的推行的一系列文化复兴运动和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自然有其政治目的和迂腐之处。一方面阻遏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另一方面限制西化思潮的流行。尤其是针对共产党的意图十分明显，因而遭到了左翼文化人士（以鲁迅为代表）的强烈反对。（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吗？〉等文）后来，随着中共党在政治军事上的胜利，在全国建立起马列主义的普遍信仰，对传统文化只有一片政治大批判的声浪，至少是在精英文化层面，在整整一代人中斩断了中国文化发展的血脉。用西方的概念、模式、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唯物史观来套用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研究与分析，使青年一代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了解和认识停留在政治大批判的水准，缺乏真切的了解，更谈不上对历史与文化的一种温情与敬意。
  孔子在近代中国尤其是五四反孔以来直至今天，其地位的演变，各派人物对孔子、儒学的态度，是一个

lishi · 发表于 06-8-17 08:13:56

有意义的课题。孔子和他创立的儒家学说是中国哲学和文化的主干，孔子在历朝历代的“圣人”地位，孔子被当作“敲门砖”使用（鲁迅语），孔子思想中有值得批判的东西（如等级制思想等），是无可置疑的。但是，两千多年来，孔子已经成为一种象征，一种精神与文化的象征，从根本的意义上来讲，孔子是打不倒的。
  “经”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但是它不适宜作一般人的读物，只可以作一些专家研究的对象。蔡元培等即认为，大学中不妨把经学当作一种专门研究，中学中不妨还读几篇，小学读经则是有害无益。当时〈教育杂志〉向全国专家们发出100多封信，征求他们对于中小学要不要读经的意见，在70多封复信中，除唐文治、江亢虎等10多人外，绝大多数的专家，都反对中小学生读经。个人认为，孔、孟、老、庄为代表的中华元典，是中国文化的源头，对中国文化的走向、中华民族心理的刻勒具有深远影响，作为一个中国人，不可不作一点了解。至于当时有些人提倡尊孔读经，是慨叹五四以来，外国文化传入中国，革命的新思潮冲毁了中国固有的文化思想；九•一八以后，日寇入侵，民族生命有朝不保夕之势，因此主张尊孔读经，恢复中国固有的道德文明，来加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以挽救国运。我们不必简单指责为“祭起孔夫子的亡灵，向封建文化道德求救”。
  五四白话文运动，反对文言文，不仅是一场关于文字形式的革命，更主要的是一场思想革命。我们需要现代的人，我们也需要能够表白现代人的情思的现代文。但不必将白话文与文言文截然对立起来，提倡白话文，不必完全的废弃文言文。佶屈聱牙的古文言当然不宜提倡，不适合广大人民大众来读，但浅近的文言文或文白相间的文字，并没有什么不适应现代生活的地方。一味的废弃文言文，太注重形式的文字革命，对于我们了解古文化是一个非常不利的因素。
二、文艺流派与论争
⒈革命（普罗）文学的倡导
  五四以后，1923、1924年间，邓中夏、恽代英、肖楚女、沈泽民等早期共产党人就提出了“革命文学”的主张。五卅运动和随之而来的革命高潮，推动了很多作家的思想革命化。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正式发动于1928年。创造社、太阳社出版的《创造月刊》、《太阳月刊》发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成仿吾）、《关于革命文学》（蒋光慈）等文章，正式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也称“普罗文学运动”），阐明了普罗文学的基本主张。
  他们强调文学的阶级性，认为“阶级社会里的艺术，都是阶级艺术”，无产阶级文学作为“阶级的武器”，应该“成为变革社会的手段”；强调革命文学和文学家的战斗精神，鄙弃个人主义的颓废感伤情绪，新文学家不是旧式文人，不是忧时伤世的骚人墨客，而是“生活中的战士”，“我们大家脱去感伤主义的灰色衣裳，请来堂堂正正的走上理论斗争的战场”，“文艺界中应该产生出些暴徒出来才行”；革命作家应该确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克服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根性”。
1930年3月2日，“左联”在中华艺术大学召开成立大会，1936年春宣布自行解散。
⒉民族主义文艺运动
  30年代，左翼文人以上海为据点，形成“海派”。以南京为据点的有以国民党为靠山的“民族主义文学”。1929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制定“三民主义的文艺政策”；1930年，潘公展、黄震遐等国民党方面的文人（在上海）成立“六一社”，发表《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出版《前锋周报》、《前锋月刊》、《文艺月刊》等刊物，鼓吹“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建立“文艺的中心意识”，宣称“文艺的最高意义，就是民族主义”。他们提倡所谓民族意识、民族主义，就是为了否定阶级意识，其目的是对抗左翼文艺运动。瞿秋白、茅盾、鲁迅等撰文参加了对他们的批判斗争，斥之为“屠夫文学”（瞿秋白）。
⒊京派
  民国二十二、三年（1933—1934年），文坛上曾发生过一场关于“京派”与“海派”的论争。所谓“京派文人”，既是地域的概念又含政治倾向的意蕴。左翼作家以上海为主要阵地，以国民党为靠山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以南京为据点，在北京，聚集着一大批游离于左翼作家与极右势力之外的作家群体，《大公报》文艺副刊、《文学季刊》、《文学杂志》（朱光潜主编）、废名、冯至《骆驼草》、卞之琳、巴金、沈从文、李健吾《水星》，成为他们发表作品的共同阵地。沈从文作为《大公报》文艺副刊的主编，当然在自由主义作家群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沈从文（1902—1988年），湖南凤凰人，苗族，年青时随本地土著部队在湘、川、黔、鄂边界生活过。1924年起在报刊上发表作品，30年代成为中国文坛上迅速上升的新星。沈从文强调文学家人格的独立和文学自身的独立，一生对政治采取疏离态度。他反对一切将文学贬低为追求外在功利的工具的倾向，认为这种文学自我贬低的危险主要来源于两种情状:一是文学依附于政治，落为政治的工具；二是文学依附于商业，堕落为“商品化文学”。
  沈从文的小说和散文主要是描写湘西乡村生活和少数民族风情的作品，赞美人们的淳厚心灵，具有风俗画、人性美、自然美的特色，带有抒情意味和牧歌风格。沈从文笔下田园牧歌式的湘西社会生活，是一种对农业文明的美化，或者说更接近于农业文明的一曲挽歌，它的旋律中浑响着西方自由观念与楚汉浪漫主义、老庄崇尚自然的人生哲学。当年沈从文笔下的湘西社会今日已不复存在，今天任何一位沈从文的崇拜者到桃源、凤凰一带去旅行，如果还想去寻找那种田园牧歌般的生活，必定大失所望而归，但我们不得不赞叹他构筑的文学世界的恒久魅力。
⒋新月派
  1927年春天，胡适、徐志摩、梁实秋等人在上海创办“新月书店”，1928年3月，他们又出版了《新月》月刊，“新月派”就因为这个书店和这个杂志而得名。
由徐志摩执笔的《新月》杂志发刊词《新月的态度》，对当时社会上各种文艺和思想流派进行了抨击，其主要矛头是针对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他攻击革命文学是“功利派”、“偏激派”、“标语派”、“主义派”，认为这些派“凌辱和侵袭了人生的尊严和健康”，，是同新月派所标举的“不妨害健康”、“不折辱尊严”两大原则根本“不相容”的。
  其后，梁实秋发表了《文学与革命》、《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等文章，鼓吹资产阶级人性论，反对文学的阶级性。提出“伟大的文学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从人心深处流出来的情思才是好的文学，文学难得是忠实──忠于人性”，“人性是测量文学的唯一的标准”。文学与时代潮流是“满不相干的”，“‘革命的文学’这个词根本就不能成立”。鲁迅写了《文学的阶级性》、《“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等文，与梁实秋论战，骂他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1940年梁实秋作为国民参政会议员准备随“国民参政会华北慰问视察团”参观访问延安，毛泽东明确表示，梁实秋是不受欢迎的人。1942年5月，延座讲话中，将他定为资产阶级文学的代表。最近，出版了一本《鲁迅梁实秋论战实录》。
  “新月”在社会上的声望与影响，很大程度上来自诗歌方面，而徐志摩是“新月”的灵魂与中坚。胡适曾经这样评价他:“他的人生观真是一种单纯的信仰，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他梦想这三个理想的条件能够会合在一个人生里，这是他的单纯信仰。他的一生的历史，只是他追求这个单纯信仰的实现的历史。”此话可作解人之论。黄遵宪、梁启超等首倡“诗界革命”，胡适《尝试集》为自由体诗的滥觞。1919年2月，周作人在《新青年》发表长诗《小河》，是继胡适之后新诗的第二个里程碑。从胡适到周，主要是以散文化的自由诗对古代诗歌那种严谨得束缚思想感情的格律形式来了一次否定，尔后又不可避免的需对过于散文化的倾向来一次再否定。新月派诗人自觉的将中国古代诗歌传统的菁华去接续近现代英美诗歌的神韵，努力提高新诗的艺术质量和审美价值。在他们看来，美的最高境界即是空灵、纯真、清明、飘忽。代表作:徐志摩《再别康桥》。
⒌《论语》派
  以《论语》杂志而得名的文学流派。主要代表是周作人、林语堂、老舍、丰子恺、俞平伯、废名等人，林语堂创办的《论语》、《人间世》、《宇宙风》是该派的主要阵地，提倡幽默闲适小品文，主张“性灵”，“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
  二、三十年代彷徨于革命与暴政之间的自由主义者，既不能忘情于现实政治、伦理道德，又不愿抑或不屑投身于世俗的变革，而只是执著于心之向往，被迫收敛自己的热情，更多的投入到纯文学的创作生涯。这一时期的自由主义者，除人权派、教育救国论、乡村建设派以外，主要的贡献和影响在文学领域。
  他们心底里执著于“五四”个性解放、思想自由、文化宽容等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一边温婉的唱着以前的歌，一边躲进了文学的象牙塔。不过，这塔，按周作人的说法，却是一座“十字街头的塔”（1925年，《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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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的书──十字街头的塔》）。他们处在左右夹攻的困境:“在现今中国这种态度最不上算，大众看见塔，便说这是知识阶级，（就有罪，）绅士商贾见塔在路边，便说这是党人，（应取缔。）”周作人又自诩为叛徒与隐士。对于传统文化，他要批判，要变革，所以是一位“叛徒”；对于要完全截断传统，分裂秩序，完全献身于为理想所鼓舞的革命，却又是他所不能与不信，所以只能是一名“隐士”。做一个叛道的隐士或者隐逸的叛徒，是一种极为典型的自由主义的态度，它活灵活现描划出了中国近代自由主义的二难困境:从政治上说，它夹在革命与专制暴政之间；从文化上说，它夹在文化保守主义与文化激进主义之间。在自由主义者看来，工农专政与国民党独裁统治都属于权威主义政治，都与自由主义理想背道而驰。他们主张和平的渐进与改良:“我们须要的是风，是雷，是雨，是一切摧醒生命的势力，是一切滋养生命的势力，但我们不要狂风，要和风，不要暴雨，要缓雨。”（徐志摩:《欧游漫录》）但他们并不能改变国内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大势，于是，他们只有叹息:“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在梦的悲哀里心碎！”（徐志摩:《猛虎集》，1927年）
  在散文理论上，周作人接通了现代散文小品的两大源头:晚明小品与英国近代随笔。英国的小品文指艾迪生、斯梯尔、笛福、兰姆等的随笔（Essays）。这是双重意义的源头，其一指思想倾向，上述英国随笔乃是自由主义的文学产物，而明朝的小品文“原来是反抗的”，“明朝的名士的文艺诚然是多有隐遁的色彩，但根本却是反抗的”。换言之，两者在精神气质与思想倾向上是一致的。其二指散文的艺术风格、形式上的相似，即话题广泛，几近无所不至，行文轻松自然，无拘无束，用以自由的表现才情个性。英国小品文表现出一种绅士风度，明代的小品文则常蕴含一种名士气概或隐逸风致。这些转化到周作人的散文理论中，就是那段广为流传的话:“如在江村小屋里，靠玻璃窗，烘着白炭火钵，喝清茶，同友人说闲话。”（《雨天的书•自序一》）所以周作人一直十分严厉的批评从韩愈到桐城派的正统派散文及其“文以载道”理论。

⒍现代派
  主要代表作家戴望舒、施蛰存、胡秋原、杜衡等人。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施蛰存主编大型文学杂志《现代》，现代派兴盛。《现代》杂志采取中间路线，不同思想倾向和风格流派的作品都能发表，曾发表了一批具有现代派特色或倾向的作品，像施蛰存用心理分析方法写的小说，刘呐鸥具有新感觉派特色的小说，戴望舒等的现代派诗作。1935年2月，施蛰存等退出《现代》，此后，现代派走向解体。
  代表作:戴望舒《雨巷》。
⒎关于“文艺自由论”的论争
  1931年12月25日，《文化评论》创刊。创刊号上发表了胡秋原的《阿狗文艺论》。文章主要批判了国民党官方鼓吹的民族主义文学，同时也提出，“文学与艺术，至死也是自由的，民主的”，“将艺术堕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那是艺术的叛徒，……以不三不四的理论，来强奸文学，是对于艺术尊严不可恕的冒渎。”他明确表示，他是站在民族主义文艺与普罗文学之外的主张文艺自由的“自由人”。
  原“左联”成员苏汶站出来声援胡秋原。他说，文学本来是个纯洁的处女，自从把“什么阶级文学的观念打到作者脑筋里头去”以后，文学“不但不是一个处女，甚至是一个人可尽夫的卖淫妇，她可以今天卖给资产阶级，明天又卖给无产阶级”，一部分作者随着这个‘卖淫妇’“陪嫁”给了那个阶级。“终于，文学不再是文学了，变为连环图画之类；而作者也不再是作者了，变为煽动家之类。”他又写了《“第三种人”的出路》、《论文学上的干涉主义》等文，批评左翼作家“借革命来压服人，处处摆出一副‘朕即革命’的架子”，把“所有和他们自己不大相同的人都错认为资产阶级的辩护人”，“在文艺的战线上使无产阶级成为孤立。”
  胡秋原、苏汶以“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身份，提出了文学艺术超阶级、超政治、超党派的观点。

三、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大论战
⒈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缘起及概况
  1927年国共两党分裂后，国内社会政治形势发生了剧烈变化，遭受挫折的中共党人，开始对中国的出路、革命的前途等问题进行新的探讨。同时，国民党文人学者也在为该党的建设寻求社会依据，双方都注意到了对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对于认识中国的出路、革命的性质、任务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自从唯物史观传入中国，渐渐为一些学者所接受，并运用这些理论分析中国社会性质，研究中国历史。从1928年开始，思想文化界爆发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大论战
中共党人对于大革命的失败尤感创巨痛深，他们首先将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与革命前途、性质相联系。1928年11月，蔡和森指出，中国革命性质问题是一个旧问题，也是一个新问题，依据中国是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抑或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同立论根据，“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呢？还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或已转变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这一根本问题将决定今后革命之一切战略与策略”。这实际上点明了这次论战具有强烈的党派色彩和更直接的政治目的。(侯外庐:像任何一场思想论战都不是偶然发生的一样，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出现也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从根本上说，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过程中必然发生的一场思想理论斗争。
我们知道，大革命失败以后，革命处于低潮时期，马克思主义者为了探索革命的前途，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开始了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研究。所谓“中国社会已经走上了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当时引起广泛讨论的总题目。理论界对中国现阶段究竟是资本主义社会、封建社会，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问题展开了争论。既然要争论这样一个涉及中国国情的问题，就不能不回过头去了解几千年来的中国历史。于是问题又从现实转向历史，引起了大规模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杨扬等编:《二十世纪名人自述  学人自述》，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P358）
  参加论战的主要有三派:一是以陶希圣为代表、以《新生命》杂志为阵地的新生命派，此派在政治上明显依附于蒋介石政权。二是以严灵峰、任曙、刘仁静等为代表，以《动力》杂志为阵地的“动力派”，此派从属于大革命失败后与中共党分裂的陈独秀托派集团。三是以王学文、潘东周、吴黎平等为代表、以《新思潮》杂志为阵地的“新思潮派”，此派直接受中共党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领导。此外，还有一些不属于上述几派的学者，如胡适、胡秋原等，也就中国社会的性质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不过，论战主要在上述三派，尤其是在“动力派”与“新思潮派”之间展开。
  论战围绕着三个主要问题进行:
⒈关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问题。“新生命派”基本观点是认为，中国商业资本主义自古发达，“中国社会是金融商业资本之下的地主阶级支配的社会，而不是封建制度的社会”，商人资本构成中国经济的重心，“中国农民问题是资本问题的一面”。“动力派”认为，中国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压倒封建经济的程度，中国“已经过度到金融资本主义统治时代”，“中国毫无疑义的是资本主义关系占领导的地位”，属于资本主义社会。“新思潮派”则指出，中国民族资本自出生之日起，便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两面夹攻，从根本上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原料、市场、技术、资金等方面都竞争不过帝国主义侵略资本，加之国内农业、手工业等行业内封建经济关系的顽强存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充分的和畸形的。“资本主义经济、资本家的生产方式，除去沿海大都市或少数地方外，我们在广大的中国土地中，很难看见”，强调中国社会的封建性质。
⒉关于帝国主义和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新生命派”认为，帝国主义的经济势力，“发展中国的城市经济并破坏中国的农村经济”，改变了中国的社会构造。“动力派”认为，帝国主义侵入中国，“绝对的破坏了中国封建势力”，“促进和发展了中国城乡的资本主义”，他们颂扬帝国主义“把落后的中国拖进了一步”，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好兄弟”。“新思潮派”则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分析了帝国主义入侵对中国经济的双重影响，指出:帝国主义的商品—资本输入，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中国传统的封建自然经济，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更重要的另一方面是，这种输入的目的是变中国为帝国主义经济的附庸，“中国经济实在是帝国主义侵略下的一个半殖民地的封建的经济”。
⒊关于封建势力在中国农村经济中的地位问题。“新生命派”承认封建势力仍然存在，但社会经济却在金融商业资本的控制之下。“动力派”认为，封建势力在农村的地位已被资本主义所排挤，封建剥削已退居次要地位，中国农村经济的性质已转变为资本主义。他们说，封建地主已不复存在，现在土地集中在由民族资本家、商人、高利贷者转化成的资产阶级化的“新式地主”手中。“新思潮派”则认为，农村普遍存在的地主对农民的超经济剥削正表明了剥削关系的封建性质，在中国经济生活中，大量存在的事实不是地主的资产阶级化，而是资本家的封建地主化。因此，他们指出，“现在农村租佃制度下的剥削关系，是封建式的剥削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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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土地革命，是数万万农民群众的切身的急迫的要求，是中国革命目前阶段上的中心问题，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关键”。
⒉中国社会史论战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在中国历史问题和中国农村问题上的深入，开辟了这场论战的两个副战场。
  郭沫若从1928年夏开始进行中国古代社会史的研究。1930年3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问世。郭沫若在书中开创性的运用唯物史观原理，分析文献与实物史希沂局泄废群缶嗽忌缁帷⑴ド缁帷⒎饨ㄉ缁峒父鼋锥危壑ぢ砜怂贾饕宓纳缁岱⒄构媛裳低耆屎嫌谥泄椤！吨泄糯缁嵫芯俊肥侵泄砜怂贾饕謇费У牡旎鳎鹧踅绲那苛曳聪臁b砜怂贾饕逖д呗勒裼鸬仍尥舻姆较颍赋觯岸灾泄缁崾费芯康墓ǎ辉谟谄浼馐欠裢耆罚谟谒紫扔τ美肺ㄎ锫劾聪低车难芯恐泄罚淇吹墓ǎ遣荒芊袢系摹薄9约撼腥希胺噶斯街饕宓拿 保安畈欢嗨浪赖陌盐ㄎ锸饭鄣墓剑糯淖柿仙咸住薄6靶律伞钡奶障jァ⒋邮粲诔露佬阃信杉诺亩盼分⒗罴荆白杂扇恕焙镌仍蛉浩鸲ブ?931—1933年，中国社会史论战形成了文化界的一个热点。
  这次社会史论战大体围绕三个问题进行:一是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二是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奴隶制社会问题，三是秦汉以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而最根本的问题在于，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有没有共同的客观规律，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学说，是否适用于中国社会？
  早在20年代初期，唯物史观就在史学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到30年代，经过社会史研究的开展和社会史论战，唯物史观的一些概念，在历史研究中得到普遍运用，涌现出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为其中的突出代表，其他还有侯外庐、何干之、邓拓、华岗等人。这些史学家和他们的工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起步和发展作出了贡献。30年代，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立阶段。
中国社会史论战，其政治意义明显的高于学术意义。综观整个社会史的论战，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一方，基本上是运用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来解释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郭沫若说，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可以说就是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而陶希圣、李季、胡秋原等人，也使用马克思理论的一些概念、词句，但他们极力强调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具体性，这是造成论战双方意见分歧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单从学术上看，陶希圣等人的种种观点，当然有其可取之处，而郭沫若等运用唯物史观社会发展学说阐释这古史的若干结论，也有值得商榷甚至明显失误之处。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国民党政府的检查者认为，“该书系根据王国维的观堂集林及罗振玉的史料，而以马克思的辨证唯物论的方法，分析中国古代社会的情形，引周书、礼、易等书之断章零句，论断当时社会情形，殊多勉强附会之处”，但并没有查禁。1934年才被列入禁书之首。直到今天，类似的学术观点仍然在相互辩难。
⒊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如何认识封建势力在中国农村经济中的地位。“新思潮派”和“动力派”围绕此问题开展的争论向纵深发展，引发了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其对垒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主要对象问题，二是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动力派”（“中国经济派”）大谈生产力的发展，借以否认当时农业生产中严重存在的封建关系对生产力的重重束缚，以论证中国农村社会的资本主义性质。而“新思潮派”（“中国农村派”）强调分析生产关系的重要性，目的在于从土地占有、租佃关系、超经济剥削等方面论证农业生产的封建特征，从而推论中国农村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
⒋意义
  与前此思想文化领域发生的多次论战不同，（改良与革命、中学与西学、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科学与玄学等）30年代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以及社会史论战、农村问题论战发生在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空前激烈的政治环境之中，动荡的时局和急迫的现实斗争，决定了这场论战不可能是平心静气的学院、书斋式的研讨，论战各方都十分自觉的将学术与政治挂起钩来，各种观点无不直接服务于现实的党派功利目的，这就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论战严格的科学性。论战各方都因为政治立场、态度、信仰方面的对立而抹杀论敌观点中的合理因素。就进步学者方面而言，也的确忽视以至完全否定了论敌们的一些有理论价值的看法，如中国传统商品经济的发达，士大夫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特殊地位与作用，帝国主义入侵客观上对于瓦解自然经济结构的促进作用，中国远古社会确实存在与西方不同的发展特点，等等。这种倾向发展到极端，便是“因人废言”，更不幸的是“因言废人”，这无疑是应该引以为戒的。
  30年代的这一场大论战，最重要的成果，既是学术的，又是政治的，即意识形态领域马克思主义得到前所未有的宣传与普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如王亚南、郭大力合译《资本论》、吴黎平译《反杜林论》、郭沫若译《政治经济学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均完成于此时。论战各方（包括那些政治上坚决反共的人士）都自觉不自觉的试图运用隶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若干概念（如“封建制度”、“亚细亚生产方式”、“阶级关系”）和学说原理（如社会形态学说、阶级分析学说）来作为立论的建构材料和依据。这种现象毕竟表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文化、思想、学术界已经产生了深刻影响。

参考书目: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江苏古籍，1994（共收档案资料299题598件,分9部分:文化统制设施、新闻出版统制、文化艺术、民俗礼仪、尊孔读经、文物古迹、文化团体、国民体育、宗教概况。）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江苏古籍，1994（分8部分:教育宗旨与学制系统、教育行政、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初等教育、社会教育、蒙藏边疆教育、华侨教育。）
高军编:《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资料选辑）》，（上、下），人民出版社，1984。
高瑞泉、胡伟希、张利民:《十字街头与塔──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研究》，上海人民，1994。
戴知贤:《十年内战时期的革命文化运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倪墨炎:《周作人:叛徒与隐士》，
倪墨炎:《现代文坛灾祸录》，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
（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1350—1985）》，中华书局，2000（本书依据30年代费孝通、林惠海和日本满铁调查部门对长江三角洲8个村庄的研究，并经过作者1983至1985年在松江县华阳桥乡的薛家埭等6个自然村的调查，考察了30年代至今日的变化）
冯天瑜:《为“封建”、“形而上学”正名》，《江汉论坛》，1994，9。
田昌五:《中国历史体系新论》，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

第七讲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一、日本武装侵略中国的加深
⒈九•一八事变（1931年）
第四十五章“沈阳事变”
九一八事变我判断错误了！所以，后来国人骂我，我说你骂我九一八事变不抵抗，我一点儿不服，不认这个账，我没有错。可是你要骂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没有把日本的情形看明白，那我承认。为什么呢？我当时判断日本不能这么做，这样（P424）做对他不利。你知道，我这个人是胆大妄为的，如果我知道当时日本人要这么干，我会跟日本拼命的。（P425）
我要郑重地声明，就是关于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不但书里这样说，现在很多人都在说，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来替我洗刷。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
我简单地讲这个道理，讲这个事实。日本人在东北同我们捣蛋不是第一次了，他捣了许多年了，捣了许多次了，每次都是这样处理的嘛。
这日本小兵在街上，看到东北军人的刺刀，他们就走上前在刺刀上划火柴，故意挑衅。那东北小兵脾气大

lishi · 发表于 06-8-17 08:14:51

着呢，你来划火柴，老子就捅你一刀。但我下令，绝对不许反抗，任你捣蛋，老子就是不反抗，你再捣蛋、找借口，老子就是不让你有借口，当时都是这样的思路。
我现在就给你讲这个不抵抗的事情。当时，因为奉天与日本的关系很紧张，发生了中村事件等好几个事情。那么我就有了关于日本的情报，说日本要来挑衅，想借挑衅来扩大双方的矛盾。明白吗，我已经有了这样的情报。所以，那个不（P431）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他，躲开他。
那么政府方面，那个时候还不是蒋先生，我现在也记不清楚了，那行政院长好像是孙科，那政府给的回答不外乎是两句话，就是你妥善办理，相应处置。都是这段话，政府从来没有明确地给我答复，都是这种笼统的话。换句话说，就是你自个儿好好地我看着办吧，都是这类不负责任的话，没有什么正经话。
怎样来解释这不抵抗主义呢？……
我说，过去我们对日本办事情，“南京事件”也好，“济南事件”也好，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当时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说你责备我不抵抗，不但你责备我，国民也责备我，我不接受。但是你要责备我一句话，说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东北那么大的事情，我没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我还是把这时的日本看做是平常的日本，我就没想到日本敢那么样来，我对这件事情，事前未料到，情报也不够，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我要负这个责任。……当年我要知道日本是这样的来头，我这个人敢把天戳个窟窿，我还不敢和他们干吗？（P432）
这就是我给你的解释，不抵抗，不能把这个诿过于中央。（P433）
这事不该政府的事，也不该蒋公的事。当晚，根本不知道这就叫做“九一八事变”，也不知怎么向政府请示九一八事变该怎么办，因为那时关东军经常寻隙挑衅，隔几天就找点事闹闹。（P434）
我要声明的，最要紧的就是这一点，这个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个儿的事情，是我的责任。但你要说我不抵抗，我是一点不服的。
我情报不够，我判断错误！我怎么个判断错误？我的判断是，日本从来没敢这么扩张，从来没敢搞得这么厉害，那么，现在他仍然也不敢。我也判断，这样干对你日本也不利啊，你要这样做法，你在世界上怎么交代？那个时候，我们也迷信什么九国公约、国联、门户开放，你这样一来，你在世界上怎么站脚？
现在再回过头来看看，我认为我这判断还是很有道理的。那时，我有个日本顾问，我后来也跟他谈了，他也承认，那样干不但不是我们中国之利，也是日本之祸啊！
我现在也承认我那时的判断对了，为什么呢？要不是九一（P434）八事变，日本不会惨败到那种程度。当然，这话就讲到题外去了，日本当时也是控制不住的，日本政府当时也控制不住他的军人。不单单是对九一八事变。当时，在日本国内，对于老一辈，你不听我的话，就把你打死，就这样动不动就使用暴力，采用恐怖手段。一个国家，我跟你说，一个国家到了这种地步，那这个国家一定要倒霉。怎么倒霉呢？不知道，但它一定要倒霉。
否则，日本不会当年那么强盛，到现在弄得海、陆、空什么也都没有了。当然，我虽然恨日本人，但我也非常佩服日本人，那日本人是厉害呀。
这就是关于九一八事变我所要说的话，外面说的，一直是在给我解过，不，我的过就是我的过。（P435）
王:是哪些因素导致张学良判断错误？一是幻想以夷制夷。二是醉心全国抗战。三是过分依赖中央。四是迷信以和止战。五是畏惧日本军力。六是低估国民力量。七是力避消耗实力。八是缺乏决断能力。（P449—452）
（九•一八晚张的活动:陪何东爵士看戏。马君武诗: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更抱佳人舞一回，哪管东师入沈阳。）

⒉一•二八事变（1932年）
⒊华北事变（1935年）

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评析
“攘外必先安内”是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处理内政外交的基本国策。以前，台湾一味赞美，大陆简单的归结为投降战略，解释为根本不抵抗或绝不抵抗。近些年来，海峡两岸史学界对这一政策，分别进行了更为全面、实际的研究和评价。
⒈关于“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提出
A.九•一八事变前。1929年发生了中东路事件，中苏关系紧张；蒋介石与冯玉祥矛盾激化，10月28日，蒋在讨冯通电中说:“奉党国之威灵，为主义而奋斗，讨贼勘乱，安内攘外，皆系于今日之一役。”这是蒋介石最早用“安内攘外”来概括内外政策，用意在于强调讨冯重要性，同时利用当时由“废约运动”和中东路事件所引发的民族主义情绪来增强自己的号召力。九•一八前，1931年7月23日，蒋介石在南昌发出《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正式提出“安内攘外”口号。
B.九•一八之后，全国人民掀起了抗日怒潮，国民党内部各派系分裂斗争，使蒋介石不得不提出“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作为他处理内外关系的准则。1931年11月30日，蒋介石在顾维钧就任外长宣誓就职大会上，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
C.蒋介石50年代在《苏俄在中国》中写道:“我乃于淞沪停战之后，宣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1932年6月，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剿匪会议”，国民党其他要员齐集庐山，会议明确说“剿匪会议的目的在安内攘外，决无他意”。从此，蒋介石提出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成为国民政府的基本国策。
由“应先安内”到“必先安内”，一字之差，实际上是对“安内”作了进一步的强调。九•一八后，这一政策才成为国民党的基本国策并得到切实的贯彻执行。最初提出，还是在1931年7月。
⒉“攘外必先安内”与民族统一问题
肯定态度。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必须首先实现国内统一，才有可能发动对日抗战，统一是全面抗战的前提条件。所以，如果单就统一与抗战的相互关系而言，国民党、蒋介石将安内（统一）视为攘外（抗日）的首要条件，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与中国社会各界绝大多数看法也是相似的。（贺新城《论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统一问题》，《抗日战争研究》，1994.1）
否定态度。上述“统一是抗日前提条件”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九一八事变后，要做到全民族一致抗日，只有处于执政地位的国民党停止“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政策。毛泽东早就批驳过这一观点，指出:“现在最严重的问题是一些人还在那里继续进行他们个人的武力统一中国的计划”，揭露蒋介石借统一之名，行专制独裁之实，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武装力量。
蒋介石竭力强调统一，强调作为中国军队的统帅，他之所在便是政府之所在，抗战中心之所在，自己是中国抗战的当然领袖。要求全国民众统一在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意志之下，先集中力量去消灭共产党和地方实力派，而后再去抗日。在此之前，中国的对日战略只能妥协忍让、屈辱求全。
如果仅仅就抗战需要集中国力而言，国民党标榜统一无可非议。问题的关键在于；是统一在民主的基础上，国共合作抗日；还是统一在专制的基础上，让国民党消灭共产党，然后再抗日。
⒊“安内”的具体内容及评价
关于“安内”的具体对象，包括共产党和国民党内的反蒋势力、国民党内部矛盾。前者，是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心腹之患，必欲剿灭而心甘，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后者，可消灭之，也可采取笼络羁縻政策，化解矛盾，可以并存。
台湾学术界的普遍看法:就“安内攘外”政策内在逻辑的发展来看，“安内”是手段，在实行过程当中，必然是先发生的，其最后目的是指向反帝国主义，以争取民族生存、国家独立。在政策的连贯性上，“安内”与“攘外”是在同一方向上，仅是步骤有先后次序有别而已。1935年前后，随着“剿共”军事形势的变化，经济、国防建设的逐步加强，国民党内部团结意识的增进，国民党政府施政重心由“安内”一端移向“攘外”一端，是十分正常的现象。1935年以后“攘外”举措的增加，得力于前期的“安内”举措。如果后期“攘外”措施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则不应完全否定前期的“安内”努力。（谢国兴:《所谓“何梅协定”──兼论“攘外必先安内”》，《抗日战争研究》，1993.3）
大陆一些学者则认为，所谓“安内”，体现了鲜明的阶级性。在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中，国民党采取了民族斗争服从阶级斗争的政策，从维护统治出发，以革命人民为主要敌人，正体现了其反共反人民的阶级本性。

lishi · 发表于 06-8-17 08:15:04

（王维礼:《关于评价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的若干问题》，〈中共党史研究〉，1990.5）
为了“安内”，蒋介石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的对日本人的侵略挑衅妥协退让，受到全国人民的抨击与唾骂，而日本人却利用这些时机不断的加深对中国的侵略与扩张。其结果，正如王造时1935年所说:“误国害民，人民不满，只能是外固没有‘攘’，内更不能‘安’”，得利的是日本。1933年华北事变，日本进攻热河、古北口，戴笠情报分析，认为日军虽然摆出步步进逼的进攻气势，但尚不具备向华北发动全面进攻的兵力集结和准备，其目的只是通过军事压力，胁迫国民政府签定城下之盟，削弱以至取消国民党对华北的主权，承认华北自治和日本对中国东北、热河的占领等。蒋介石心中有了底，决定继续把中央军的主力集结在江西剿共，而在华北方面，指定何应钦“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对日妥协。
⒋“攘外必先安内”与抗战的关系
在执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期间，国民政府是否有抗战思想及抗战准备？台湾和一些国外学者持完全肯定的态度，认为“攘外必先安内”是后退决战的正确原则，“争取到了四年充实国力的时间”，是“以空间换时间长期抗战战略的实施”。（吴湘湘编著:《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P25、P22）日本学者池田诚认为，“安内攘外”基于总体战思想，站在对日战争是喜欢其持久战的判断上，强调内地、后方的意义，包含着为抗日而进行建设的思想。（《抗日战争和中国民众》）
从抗日思想理论方面，蒋介石1934—1935年写了一系列文章，基于对中日矛盾和国际形势的分析，指出了中国准备抗战的必要性、紧迫性以及能够战胜日本的基本条件，论述了准备抗战的目标、内容及主要战略战术，提出了在最低限度内忍让和周旋的基本策略，以及超过最低限度不惜一战的最后决心，从而说明了蒋介石在执行“安内攘外”政策具有抗战思想准备及抗战战略策略。（熊志翔:《论国民党准备抗战思想的形成》，《湘潭大学学报》，1989.3）
关于国民政府在执行“安内攘外”政策期间的对日备战问题、抗日准备问题，过去或避而不谈，或予以否定，留给人们的印象是，国民党无任何准备，只是在日本大举进攻面前仓促应战，连连溃败。1985年2月出版的《张治中回忆录》，较早的提出国民政府准备抗日的事实。现在，一般都认为是从事了一些抗战准备的。特别是加强了军事和国防方面的准备工作，着手制定国防作战计划，根据中日之间军事对比的分析，提出持久战和消耗战的战略方针。（袁素莲:《略论南京国民政府的抗战准备》，《齐鲁学刊》，1996，6。政治方面:通过多种渠道沟通与共产党的关系，开展“新生活运动”，以精神总动员的方法唤起国民觉悟，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国民军训；军事方面:筹划、整建江海防要塞；划分防区、构筑防御工事；整编军队，扩充军备；改革兵役制度，推行国民军训；经济方面:制定重工业发展计划，整修交通，改革币制，发展农业；外交方面:改善中苏关系，争取苏联的支持和援助；谋取欧美国家的经济援助。陈谦平:《试论抗战前国民党政府的国防建设》，《南京大学学报》，1987，1）
总之，认为“安内攘外”是一种抗日论，全面肯定，否认这一政策带来的一系列消极后果，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反之，认为这一政策是投降卖国战略，全盘否定，也是不恰当的。“安内攘外”实质上是对外的妥协战略，但妥协不是为了最后投降，而是为了“谋和”以求苟安。谋和不成，抗战的准备和决心是有的。因此，不能将这一政策与投降卖国等同起来。
⒌“攘外必先安内”与蒋介石的民族主义
蒋介石为什么最后放弃了“安内攘外”政策，转向抗日战争？传统观点认为，蒋介石改弦更张走上联共抗日道路是被迫的。这主要是全国抗日运动的高涨对蒋的冲击，不抗战，就无法维持其统治。其次是英、美帝国主义的外部压力和日本加紧侵略中国，使蒋日矛盾激化。近年来，大陆史学界提出，上述条件是蒋介石转向抗战的“外在条件”，蒋介石转变的决定因素是他的“内在条件”，即他的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民族主义情感。
蒋介石建立全国统一政权的计划与日本侵华灭华的目标是根本对立的。作为一个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民族主义者，一个领袖欲和专制作风极其强烈的政治家，他将不能容忍日本对其政权的蔑视和毁灭，最终走上抗日之途，这就是他后来领导中国抗日并取得最后胜利的内因。（马振犊:《惨胜──国民党正面战场大写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三、西安事变
（一）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
西安事变又叫“双十二事变”，是国民党东北军、西北军的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发动，以突然的军事政变的形式出现的所谓“兵谏”。它改变了中共党的命运，改写了中国现代史的发展。长期以来，海外特别是台湾一些著作家认为，张学良因受共产党的“利用”和“煽动”而酿成西安事变。即使像埃德加•斯诺，也误以为“共产党很可能鼓动张学良扣押了蒋介石”。我们认为，事变的发生，并非张、杨一时冲动的偶然事件，而是中国社会30年代各种矛盾发展、激化的一个必然产物。
⒈西安事变爆发最根本的原因是，九•一八事变以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并且日益尖锐化，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团结抗战，救亡图存，成为全民族的呼声，历史的潮流。由于蒋介石继续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因而同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形成尖锐的矛盾。蒋介石对抗日是有所准备的，但不愿放弃其“安内”政策，把共产党当作主要敌人和心腹之患。1936年10月下旬，蒋亲自到西安，召见张、杨，宣布“剿共”计划。
1936.10.27.蒋在王曲军官训练团训话: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为害也最急；日本离我们远，为害尚缓。如果远近不分，缓急不辨，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便是是非不分，前后倒置，在家不孝，为国不忠。对那种不忠不孝的人要予以制裁。P640
1936.10.28.张提出抗日统一战线，蒋:我们要把局势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别担心，苏联将完全愿意讨论同盟问题，有无红军都无所谓。如果我们首先消灭了红军，我们今后在与苏联谈判时，就能处在一个优越得多的地位。我们的责任是消灭国内的共产主义威胁，首先把中国人民从红色帝国主义手中拯救出来。然后，我们再考虑选择其他的同盟，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抵抗日本。P640
1936.11.洛阳军官分校讲演:你们要知道，日本是皮肉之患，不足虑；共产党是心腹之患，非彻底消灭不可。剿共是我们的既定国策，就是有人拿枪打死我，我也不能变更。
现在断不能用任何的理由，去主张联共，否则就是出卖国家民族，存心与赤匪同声相应，甘为共产党下面的二等汉奸。P641
12.7.晚“哭谏”，蒋:你懂什么？共产党那一套我比你清楚。我和共产党合作过，也去苏俄考察过，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当今之中国，最大的敌人不是日本，而是共产党。剿共之事耗时多年，现在已到了最后关头！P650
8日杨谏，蒋:我有把握消灭共产党，我决心用兵。红军现在已经成了到处流窜的乌合之众，他们必须听从政府的命令，缴出武器，遣散共产党。……我们以数十倍的兵力，对付这些残余之众，消灭他们是有绝对把握的。现在，我们东西南三面合围，北边我已令马鸿逵派骑兵截击，一举可以把红军打到长城以北沙漠一带，在那里红军没法生存，只有瓦解投降一条路。这次用兵要不了多长时间，即可全部解决。
你是本党的老同志，你要知道，我们和共产党是势不两立的。消灭了共产党，我会抗日的。p651
11月23日，全国各界救国会领袖“七君子”被捕，营救七君子和抗日救亡活动达到了新的高潮。蒋介石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于12月4日再去西安，部署对红军的第6次围剿的。当时的西安处在各种矛盾的焦点上，事变的发生也就势不可免。
⒉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杨虎城的内在因素及其所处环境不能忽视。
⑴东北军:前身是奉系军队，东北易帜后，成为南京国民军部队之一。九•一八后对日均未抵抗，结果军队离开故土，迁到华北。张学良丢掉父子两代多年苦心经营的东北地盘，从此无家可归，寄人篱下；被国人讥为“不抵抗将军”，处境尴尬。华北事变后，东北军再度迁徙到西北，围剿红军。此时张剿共的态度是积极的，但1935年9—11月，仅3个月就损失精锐3个师的兵力，蒋介石又违背承诺，不予补充。军事上的失败引起张学良的深思，“可怕的失败，深创我心”。
☆当时部队内比较强烈的愿望是回家乡。怎么能回家乡？只能跟日本人打。部队不愿跟共产党打而失掉力量，愿保存力量回家乡，所以，那时我的处境非常难。在这件事情上，部队对我很不满意，他们说:“你服从蒋先生是为你自己，可我们怎么办？”P1090
1991.5.3.纽约华文报纸《世界日报》魏碧洲采访:我最大的包袱就是东北军，东北军这个包袱粘在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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