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史讲义（华中师范大学）

主编:《张学良文集》第2集，P1185）
张学良看出蒋介石消灭异己的险恶用心，不愿在内战中耗尽自己的实力。国恨家仇使他觉得在剿共中战死不如抗日而死有价值，对蒋介石的对外妥协、对内用兵政策，公开表示不满。
☆1990.6.17.，8.4-6.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NHK）记者采访:九一八事变时，我决定维持东北军原来的“不抵抗主义”。但是日本军部并未因此停止侵略，他们半年内攻占了整个东三省。紧接着又提出了“满蒙问题解决方案”，推出溥仪成立了伪满洲国。
当时，我实在没有想到日本的野心会大到如此地步。因此，我开始兴起了中国人应抵抗日本入侵的念头。P1089
1936.6.22.张学良在王曲军官训练团作《中国出路唯有抗日》演讲:“九•一八”前后有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委曲求全。现在明白了，对日问题实在没有委曲求全之道。今后对日唯有抗战，抗日是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抗日是东北军最大的使命，时间已不容我们空谈准备了！我们要马上把准备与行动联系起来。P617
11月，绥远抗战，27日，上《请缨抗敌书》。12月2日，蒋也曾考虑良久，最终回信:“时机尚未成熟。”P642（王:现在回头来看，此乃蒋介石之一大失策。若蒋介石当时应允请战，调东北军北上，既能满足张学良强烈的抗日愿望，予入侵之敌以痛击，又可使中央军轻而易举地进驻西北，则全盘（P643）棋局顿活，诚如是，蒋介石亦可免西安“翻船”之灾，历史也必将重新改写。P644）
☆对于剿共，后来，我也很不同意。我倒不是倾向共产党，我觉得大家都是中国人，剿什么，打什么？可与共产党谈嘛！所以，后来我就主张坐下来谈，不是不能谈的事，何必呢？P645
我同蒋先生当时争论的问题是，他是安内攘外，我是攘外安内。
12.3.洛阳之争:我与蒋先生两人对时局的争执达到了白热化。
我实在忍无可忍，愤然起身斥蒋:“你这样听不得劝谏，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同袁世凯、张宗昌还有什么两样？”
蒋介石气得浑身发颤，他猛地一拍桌子，怒向我道:“全中国只有你一个人敢这样放肆！除了你张学良，没有人敢对我这样讲话！”P646
12.9.晚谏:打内战，打内战！优秀的将才一个个战死沙场，再这样下去，你这个委员长必将成为民族罪人，袁世凯第二！P655
50年代，蒋要求写西安事变回忆文章:青少年时代就产生团结御侮之思想，厌恶内战，痛恨日本之对华侵略。
陕北剿匪失利……两次惨败，使良心中倍增痛苦，更加深良素认为因内战而牺牲优秀将才之可惜，并对共匪之战斗力不为轻视，遂触动用“和平”办法解决共匪之念生焉。P989
西安事变前，我跟蒋先生发生冲突，没有旁的，就是这两句话:他要安内攘外，我要攘外安内，没有一点其他旁的冲突。那时蒋先生有一个秘书名叫王玉章，他说，我从来没有听到过有哪一个人敢同蒋先生这样争吵。
我的意思，总起来就是这么一句话:你这个老头子，我要教训教训你！P996
1991.4.8.会见哥伦比亚大学中文系汉语班的洋学生:我自二十二岁领兵打仗，一直打内战，所以我对内战厌恶到头了。……我就下了决心，一旦我能掌权，一定要尽量避免无意义的战争。P1105
☆11日晚零点前后，东北军将领会议:我们东北军亡省亡家，又背上了不抵抗的骂名，为全国人民所不谅解，这几年的闷气，我们实在受够了。几年来的事实证明，不抵抗是完全错误的。十月间在西安，十一月在洛阳，最近在临潼，我多次向委员长痛切陈词，反复说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必要，要求他领导全国抗战；只有先抗日，然后才能统一，不能先安内而后攘外；只要抗日，共产党和红军的问题是可以用政治方法解决的。这些请求都遭到委员长的严词拒绝，并受到他声色俱厉的斥责。现在他硬逼着我们去打内战，不服从他的命令就要把我们调离西北，要赶我们去福建，再一口口把我们吃掉。我们实在忍无可忍了！我们东北子弟是有血性的！话已经说尽了，我们已被逼上了绝路！P663
14日端纳飞西安，带来宋美龄给蒋的信:你脾气不好，你心中的话总不肯好好地说给部下听，同时你也不好好地倾听部下的意见。东北军都是亡省亡家的人，要求抗日，是自然的事情，你应该把你心里的话告诉他们，对他们的抗日情绪应该很好地加以安慰。可是你不这样做！所以激出事情来了！P677
☆1936.4.9.与周恩来肤施（延安）会谈:蒋介石是在歧路上，他错在“安内攘外”，把这个错误国策扭转过来，就可以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要做艰苦的工作。对蒋介石就得逼一逼，你们在外面逼，我在里面劝，我们对他来个内外夹攻，定能扭转过来。P607
我自个儿当时也太骄傲，太自信了。我说我去说说蒋先生，我可能会把他说服了，但是，也不是说就肯定有把握，不过我一定负责任，如果你们的说法是诚恳的。周恩来就说:好吧！
我哪能说了的话不算话？大家都说好了的事，说了就要算数。也许我上了周恩来的当，也不一定，这话你可以这样讲，但在我这一方面，我说话是要负责任的。（P608）
王:从张将军与唐德刚教授的一席对话中，我们可以窥探到发动西安事变的秘密动机之一是:以重信义著称的张学良在周恩来面前把大话说过了头，他在“劝蒋”之中，屡遭重挫，诺言无法兑现，主张被迫搁浅，一筹莫展之际，待至诸因素迸发，张学良便不惜铤而走险，终于在西安采取了激烈的手段。P608
我年轻时，做事全是凭我自己的判断。……很多事都是我自己独断专行，并不跟旁人商量讨论。P1189……少年得志，我那时是很骄傲的。
现在回想起来，由于自己太骄傲，凡事没有去好好考虑考虑，没有去认真思考这事当做或不当做，认为当做的，就去做，认为不当做的，就应不去做。结果，后来很多事情没有处理好。
但是，我也有我个人的特点。我为什么会到今天这个地步？……我这个人是不受操纵的，但凡做事，我有我自己的主意，我有我自己的见解。……我是不受操纵的，我要是受操纵，我会落到今天这个样子吗？P1190
1991.3.10.赴美探亲，台北桃园中正机场接受采访:
我从来就没有“考虑”这一回事……孔老夫子的“三思而后行”对我一点用处都没有，我是“要干就干”！我是个莽撞的军人，从来就不用“考虑”这两个字眼。 P1095

⑵西北军:原属冯玉祥所辖部队发展起来的、国民党第17路军。是地方军、杂牌军，与中央军地位、待遇有很大区别。1930年底，杨虎城以17路军总指挥的身份任陕西省政府主席之职，次年又就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由一个纯粹的军事将领变成了一个举足轻重的地方军政首脑。杨虎城深知蒋介石决不会容忍他势力的扩大，更主要的是他不赞成蒋的基本政治立场及其一系列政策和做法。他制定了打通甘、新，背靠苏联，实施民主，联共反蒋的战略，有人称之为“大西北主义”。他多次作过打通西北、脱离蒋介石的控制的尝试，都未能成功。杨虎城的思想见解和做法，必然导致他与蒋矛盾的加深，以至激化。蒋介石用各种手段，将其部队分化瓦解。1933年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撤掉了杨虎城省政府主席一职，明显表露出消灭异己的意向，从而使相互关系急剧恶化。
杨虎城在剿共中同样遭到失败，与张学良一道同样遭受蒋介石的冷遇，使张、杨动摇了对蒋的忠诚，也动摇了两支军队对内战的顺从之心，与红军形成了三位一体的西北合作抗日的局面。
蒋逼张、杨选择:一是服从剿共命令将东北军、十七路军全部开赴陕、甘前线，进攻陕北苏区；二是如不愿剿共，即将东北军、十七路军分别调驻闽、皖，将陕、甘让给中央军。均极难接受。
10日，蒋介石召开军事会议，参加者仅限于他的嫡系将领，确定第6次围剿计划，预定12日上午公布并决定将张学良撤职查办，调离东北军，逮捕在西安的共产党员及进步分子。
⒊受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和推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一步紧一步的实行其完全独占中国的政策，中日民族矛盾开始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共党开始调整政策，由武装推翻国民党政权、实行土地革命的政策，逐步过度到团结全民族抗日救亡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九•一八事变以后，由于中共党面临着国民党军事围剿，当时党内“左”倾路线占统治地位，也由于共产国际的指示，不切实际的提出了 “反蒋抗日”的口号。不仅把反蒋与抗日并提，并且认为推翻蒋介石国民党政权是实行抗日的先决条件和必要前提。1933年1月，中共发表了“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军队共同抗日”的宣言，但并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上的转变。1933年1月26日，王明起草了《中共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最早提出“尽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的策略
简单一句话，我受累，甚至西安事变，与这个事情都有关系。我们东北的同乡就攻击我……P1106（毕万闻

方针，并且提出“除下层统一战线外，在某种程度和范围内，或能实行上层的统一战线”，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重大突破。
共产国际实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新政策，是从1934年5月下旬开始的，1935年7、8月召开的共产国际七大，标志着共产国际开始全面实施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新策略。王明根据会议精神，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明确指出，当前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织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抗日救国。1935年12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和12月27日毛泽东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理论和策略基础，但还没有把蒋介石包括在统一战线之中。1936年初，王明首次提出放弃“反蒋抗日”口号，9月1日，中央作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我们的总方针是逼蒋抗日。表明中共党至此已完全放弃抗日反蒋口号，提出联蒋抗日方针，采取逼蒋抗日的做法。
中共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国内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50年代，蒋要求写西安事变回忆文章:当是时也，共产党之“停止内战，共同抗日”，高唱入云，实攻我心。不止对良个人，并已动摇大部分东北将士，至少深入少壮者之心。当进剿不能再现成功，良觉一己主张，自问失败，征询众人意见，遂有联络共产党同杨虎城合作，停止剿匪，保存实力，共同抗日种种献策。P989
中共中央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与可能，根据对张杨及其部队历史与现状的分析，积极开展对两军的统战工作，争取同张杨及其率领的东北军、十七路军，首先实现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提出了“西北大联合”的口号。经过努力，到1936年5月，红军与十七路军达成了协定:各守原防，互不侵犯；互通情况，密切联系；互相支持，提供方便，共同为抗日作准备，实现了与十七路军的合作。
1936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等红军功绩将领联合发表《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表示红军愿意与东北军联合起来，组成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直接对日作战。对被俘的东北军政治上给予教育，生活上给予优待，留去自由，去者发给路费，使他们深受感动。团长高福源被俘，直接促成了洛川会谈。1936年2月25日，李克农与67军军长王以哲举行洛川会谈，双方达成互不侵犯、各守原防、恢复交通、开展经济贸易等口头协议。4月9日，周恩来与张学良正式会谈，就合作抗日的重大问题坦率的交换了意见。特别就对待蒋介石的态度双方约定:张在里面劝，红军在外面逼，内外夹攻，逼蒋抗日。这样，到1936年秋，红军与十七路军、东北军停止内战，在大西北形成了“三位一体”的统一战线局面。

（二）    西安事变的爆发及其和平解决
1936年10月，红军三个方面军会师，蒋介石立即部署对红军的西北围剿，企图乘红军立足未稳之际，把红军扼杀在陕北。12月初，蒋亲临西安督战，限令一个月内完全消灭红军。张学良几次向蒋建议，停止剿共，合作抗日，均遭蒋严厉训斥。12月10、11日，张又两次向蒋进谏，被斥作“犯上作乱”。张、杨感到除发动“兵谏”以外，已别无他法。
12.7.（张、杨再次秘商停止内战的办法，杨不愿再劝，怕露出马脚）我坚持道:“看不出蒋有提防我们的迹象。蒋很骄傲，以（P648）为我们只会服从他。或许，蒋认为我们既我劝他，就不会有其他的举动。”
11日下午，住在西安的陈诚觉得情况异样，劝蒋暂避。蒋断定张无重兵，不敢有何异动。为探察虚实，晚上特请张杨吃饭。张赴宴，杨以待客名义留守西安。
12月12日凌晨，按张、杨商定的计划，东北军一部包围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第十七路军同时行动，控制西安全城，拘捕了陈诚、卫立煌、蒋鼎文等国民党军政随员。张、杨向全国发出通电，说明发动“兵谏”的原因，并提出八项主张: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确实遵行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的发生，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在国际上也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事变更引起南京政府一片混乱。在当时如何处理善后问题，存在两种可能:促成蒋介石放弃内战，转向抗战；蒋介石不松口，坚持内战，被置于死地。最终，事变以和平方式解决，蒋介石以领袖人格承诺六项协议: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
西安事变为什么能够得到和平解决呢？我们认为，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各种因素总合力的结果，单纯强调某一方面的作用是不切实际的，应作具体分析。

⒈张杨二将军在和平解决事变中起着主体作用。
1936.3.3. 与李克农洛川会谈，第一次与红军接触:蒋介石现在掌握着全国的政治、经济命脉和陆海空军大权，是全国最大的实力派，要抗日，就得联合他，否则很困难。排除蒋介石，是个很大的失计。你们共产党为什么要反蒋抗日？你们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为什么不包括蒋介石在内呢？（P594）
和平解决是他们发动事变的初衷，张杨及其所率部队，苦谏不成发展为兵谏，最终目的是迫使蒋放弃剿共内战，枪口对外，即“内求和平，外求抗战”的八字方针。这样的目的，决定了张杨是不会杀掉蒋介石的。张学良总觉得“抗日不应该反蒋”，事变过程中，他千叮咛万嘱咐:“千万不要伤害委员长“，并采取各种措施“保其安全”。事变发生后，他们立即通电全国，指出事变目的是对蒋“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使他接受抗日救国的八项主张。张学良首倡和平解决，力促早日放蒋，并亲自陪蒋回京复职，为和平解决事变迈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
杨虎城担心蒋的为人，实际上主张长期扣蒋，直至出现全国抗日高潮的局面。东北军中，主张继续扣蒋甚至杀蒋的也大有人在。
周等中共代表团抵西安，主张和平解决，逼蒋抗日。我当时就赞同道:“我张学良对您和毛先生的意见一向是很尊重的，既然中共都同意和平解决，那我还有什么话说。”P687
二十二日，我在会谈时对宋夫人说:“兵谏只是让委员长同意抗日，绝对没有伤害他的意思。如果夫人在这里，也许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委员长自被禁后，一直怒不可遏，拒不谈问题。望夫人劝劝委员长，我们一不要钱，二不要地盘，只希望他同意八项政治主张，一致抗日，签不签文件都可以。P690

⒉蒋介石是这次事变所争取的主要对象，也是事变得以和平解决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他虽成为阶下囚，但他的军事实力和政治影响并没有多大损伤，因而能够对事变结局产生重大影响。蒋介石在事变后能够审时度势，接受调解，转变态度，联共抗日，这是顺应时代潮流、利国利民的明智之举。回南京后，避免了内战的再爆发，部分的实现了他的诺言。蒋介石的被迫反省，客观上配合了事变的和平解决。另一方面，从主观上来讲，自从日本入侵华北以后，蒋介石的方针政策呈现二重性:一方面他为了消灭共产党，可以不惜牺牲，和日本谋求妥协；另一方面，他是有抗战的心理准备的，中日战争不可避免，在军事上也有所戒备，对日态度日益强硬；并希望取得英、美乃至苏联的援助，希望苏联抑制中共以求国内同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中共的政策，授意手下寻求渠道与中共秘密对话。1936年陈立夫和潘汉年见面，开始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谈判。当时蒋介石的目的是要在“收编”红军的前提下“溶共”抗日，但毕竟显示了有向联共抗日方向转变的可能性。西安事变促使他完成了这种转变。


⒊中共党的协助和调解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11月底，张:内战我是绝对不打了，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苦跌打。”（法文“政变”之意）
叶剑英:蒋介石不抗日，有些人尚未认识到，抓起他来，会出现全国大分裂，人民一时不了解我们，会使我们孤立。P644
王:当中共方面知道张学良的打算后，曾派人劝说张学良要慎重，但张学良此时已进退维谷。正如东北军将士所言:“我们的副司令已快红了。”P644
1956年回忆文章:谋变事前，并未同共党商讨。事变之后，良一观察，伤感后悔万分，痛部属之无能，惊杨部之无纪律，自悔孟浪，此辈安足可以共成抗日救国大业乎？彷徨束手，问策无人，除成立两委员会外，立即电请周恩来到西安，共商决策。……周至此时，俨为西安之谋主矣。P990

1991.5.11.美国之音采访:（事变中共产党究竟担当了什么角色？）事变开始共产党并没有参加。事情起来了，我们才把周恩来先生接来，谈此事该怎么办。
他们没有预谋，他们也很惊讶怎么忽然出来这个事情，没有赞成或反对的意思。P1108
事变当日，张杨曾致电中共中央，告知兵谏情况，请中共速派代表到西安，共商国事。中共中央立即开会讨论对事变的态度和方针。与会者一致肯定事变是要求抗日而发动的，是革命的行动。决定不以中共党和红军的名义反对蒋介石，在政治上不与南京政府对立，在西安不组织与南京对立的政府；并且以红军将领的名义致电国民党及南京政府，呼吁和平解决。中共中央的这一决定，很明显是联蒋抗日方针在西安事变中的具体运用。
正在制订作战计划的刘伯承将手中钢笔一扔，兴奋地大喊一声:“天公开眼，蒋介石也有这一天！”P679
张国焘回忆录:这个突如其来的电报，使我们都为之激动。有的人说:“蒋介石也有今日！”有的人说:“张学良确实干得不错！”平素持论温和又不多发议论的朱德也抢先表示:“现在还有什么别的话好说，先将那家伙杀了再说。”这时已经回到保安几天的周恩来则冷静地表示:“这件事不能完全由我们做主，主要是看张学良、杨虎城的态度。”毛泽东也接着表示:“这件事我们应该站在后面，让张、杨去打头P679阵。”
在如何具体处置蒋介石的问题上，有一个演变过程。由于蒋10年来坚持剿共内战的政策，欠下了共产党无数血债，从感情上来说，要审蒋和杀蒋是很自然的。中共党在处置蒋介石的问题上，确实有一个从罢蒋、审蒋甚至杀蒋，到保蒋安全和放蒋的过程。12月17日，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抵达西安，当晚即与张学良进行长谈，表示中共中央为了实现全民抗日的前途，力主和平解决事变的态度。宋子文、宋美龄到西安后，周和张、杨一道参加同两宋的谈判，使谈判获得成功。24日晚，周与蒋会谈，蒋表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至此，在中共的协助和调停下，事变和平解决的第一步得以实现。

⒋孔祥熙、宋子文、宋美龄等对事变和平解决的促进作用。
事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陷入明争暗斗的混乱之中，当时决定孔祥熙代理行政院院长，主持一切工作。孔祥熙力主和平解决。宋美龄坚决反对派军进攻西安，表示“愿竭我全力以求不流血的和平与迅速之解决”，并请端纳到西安，探清蒋在西安的情况和张杨的真实意图，告知蒋“南京的情形是‘戏中有戏’”，促使蒋介石下令停战，制止讨伐派的军事进攻。20日，宋子文飞西安。22日，与宋美龄再飞西安，劝解蒋介石作出让步，同意谈判。24日达成协议。25日，蒋被释放，和平解决事变得以初步实现。
（西安事变中何应钦的主战意图:主战目的并非为了讨好日本而置蒋于死地，取而代之，应是救蒋反共。陶爱萍:《安徽史学》1996.1；侣洁志:《南京政府在西安事变问题上未形成根本对立的两派》，《山东医大学报》1990，3）
⒌各地方实力派的牵制作用有利于事变的和平解决。
南京统治集团内部四分五裂，蒋介石对于政敌和地方实力派，采取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政策，他们之中不少人被吞并、瓦解，也有的被逼得退守老巢。当时，两广的李宗仁、白崇禧，西北的盛世才，华北的阎锡山、傅作义、宋哲元，西南的刘湘、刘文辉、龙云，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消灭异己的政策，无不痛恨之极。西安事变前后，不管是张杨，还是中共，都对这些地方势力作了大量的统战工作。有鉴于此，事变后，均以为必将得到各地方实力派的坚决支持，严惩蒋，也必将是他们求之不得的事。反蒋势力的大联合，则将迫使南京不敢贸然发动大规模内战。但出乎意料，事变并未得到他们的积极响应和强有力支持，他们不但没有同蒋进一步决裂，相反，要求放蒋，成为一致的呼声。虽然他们中有的人在背地里对张杨有若干不同表示，多数表示同情，但态度鲜明的支持者却不多，采取明暗不同的两手来应付局面的是主流。傅作义的态度:抗日、拥蒋、放蒋、拥张。大多数以各种方式，不同程度的反映出他们不赞成武力讨伐的立场。这也使南京政府认识到，抗击外敌、挽救危亡是众望所归，若继续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消灭异己的政策，则会引起各地方实力派的联合反击。
⒍强大的国民舆论推动着事变的和平解决。
当时，存在着对事变褒贬毁誉并存的强大舆论声浪。12日，全国救国会代表团等18个团体联合通电全国，表示拥护张杨的主张；但广大民众、爱国民主人士和救国团体，对西安事变表示不理解，而对国内形势的发展，表示了极大的不安和忧虑，普遍要求恢复蒋介石自由。许多人认为事变“不合常规”，方式不妥，“介公负国家之重，若遭危害”，张“将永为国家民族之罪人”。这一切，当然促使中共党三思而行，不能杀蒋。
⒎国际反映对和平解决事变起着间接作用。
国际社会除日本外，均主张和平解决。日本力图促成局面恶化，造成中国的混乱，以扩大其侵略。（罗汉平:《试论日本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及事变后日本侵华策略的调整》，《探索》1997，1；1997，4）
英国为保护其在华利益，不希望中国内战，给日本以可乘之机，希望事变和平解决。英政府表示:“对此次事变，实引为莫大之遗憾，因其对于中国之统一及繁荣或将严重之影响。”美国实际上于英国持相同立场，英美大使积极同南京接触，赞同营救蒋介石，和平解决事变。

12月12日，中共独立自主的制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尽管共产国际的正式指示20日才姗姗来迟，但苏联处置事变的基本态度，早就为我党所知晓。14日，由宋庆龄转来的斯大林亲自起草的电报，阐述了3条意见:西安事变是由日本人、汪精卫和张学良共同炮制的阴谋；蒋介石是唯一有资格领导中国抗日的人选；中国共产党应力促事变和平解决，释放蒋介石。警告中共不为释蒋努力，苏共将不惜向全世界宣布与中共断绝关系，以土匪相看。P680
14日，苏联《消息报》指责西安事变为“叛变”、“军事阴谋”，谴责张学良。P680
苏联和共产国际谴责张杨，把他们说成是为日本帝国主义效劳，有悖于西安事变的性质和意义。他们主张和平解决事变和释放蒋介石，其出发点是为了苏联的利益，为了免遭德日法西斯的两面进攻，其策略是联合各国当权的政府和实力人物。
（三）    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
关于西安事变的评价:
⒈中国时局转化的枢纽。事变及其和平解决迫使蒋介石放弃了长达10年之久的内战政策，由剿共安内转向共同抗战。
⒉中共党起死回生的重大转机，是中国革命能够生存和发展的新的起点。国民党错过彻底解决共产党问题的机会，中共和红军得以在陕北立足，才有了以后的发展。因而，中共方面对西安事变、对张杨评价颇高，称其改写了中国历史。民族英雄、千古功臣。
台湾方面则一方面也认为事变“为中国现代史上的大事，此事促成中日八年战争，中国击退日本”，另一方面则认为它“亦促成中共坐大，终于窃居大陆”。“西安事变，关系国家命运至深且巨，举凡中日战争之提前爆发及中共战时之坐大，驯至大陆10亿同胞陷于中共暴政之下，推源祸始，实皆肇端于这一不幸的事件”。
蒋介石:发动西安事变，张学良是“待罪之人”。事变阻止了安内攘外政策的执行，给了中共以活口，使中共得到喘息机会，留下了祸根。由于中共得以存在，可以合法的扯国民政府的后腿，削弱政府的力量，给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侵华良机。因此，事变仅半年后，日本就急不可待的发动七七事变，全面侵华，给中共投下了救生圈。中共与日本遥相呼应，共同对付国民政府。难怪毛泽东在夺取政权后，对日本人说……
这派人还设想说，假如不发生西安事变，政府彻底消灭中共武装力量，国内没有扯后腿的势力，上下一致，日本未必敢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而且，张很可能成为行宪后蒋总统之下的副总统，而由于西安事变，张什么都没有了。
唐德刚:《论三位一体的张学良》:西安事变提早全民抗战是真；使反对派的中共因此坐大也不假；但是说它毁灭了国民党在大陆的政权，那就过甚其辞了。P1199
  张仲良:《西安事变新论》（《江汉论坛》1989年第7期）认为，西安事变对于国民党统治集团对日政策转变所起的作用，这是外部条件，即没有西安事变的爆发，国民党蒋介石也会走上抗日道路。过去，研究的结论集中表现在一个“逼”字，似乎蒋介石抗日完全是外部力量逼出来的，尤其是西安事变这一致命的“逼”，才使其转变的。实际上，国民党统治集团对日政策转变的根本原因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危及到其统治地位，蒋介石民族主义情感发展的自然产物，国民政府已有抗战的准备。张杨发动西安事变是出于爱国，主观上是为了逼蒋抗日，但客观上不仅没有取得什么丰硕成果，反而使全国人民蒙受一场虚惊，给日本扩大侵略以可乘之机，给亲日派提供了一次挑起内战的机会。即客观效果与主观动机相违背。西安事变的和

平解决，则为事变争得了前途，避免了一场内战，是真正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
至于事变的两位发动者，其后半生都遭受了不幸的命运。张学良12月25日躬亲送蒋介石回南京。蒋一到洛阳就发表了《对张杨的训词》，到南京后，又导演了对张的“军法会审”、“判刑十年”、“褫夺公职”、“特赦释放”、“严加管束”的把戏。七七事变后，张要求出去率部抗日，蒋要他好好读书。张知出去无望。后来又被软禁在安徽的黄山、江西的萍乡、湖南的郴州和沅陵、贵州的息峰、重庆的歌乐山，后又被押送到台湾。幽禁半个世纪。
张学良送蒋回京，是否有必要？一种意见认为是“卤莽之举”，因为以后南京的扣张、审张和对张的管束均由此而引起，更为严重的是，使东北军群龙无首，导致了西北“三位一体”的解体和杨虎城的被迫出国。
另一种意见认为，这是张学良爱国主义思想指导下逼蒋抗日和拥蒋抗日的继续，是张谋求全国一致抗日的又一爱国义举，是张处理事变后复杂局面的一种果断措施，这也表明了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初衷和诚意。
应该说，张学良送蒋介石回京，既出于江湖义气，有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思想，也有东郭先生式的善良愿望。当然，更主要的还是张爱国主义思想。不过，张学良也确实太侠义了。他素重友情，颇讲义气，有古侠之风。
24日设计委员会会议:我深深地吸了口气，又说:“是的，我打算亲自送蒋委员长回南京。我这一着是要抓住他的心，比你们想得高。P696
我语气变得有些沉重:“这次事变，对他是很大的打击。今后要拥护他做领袖，同他共事，所以要给他撑面子，恢复威信，好见人，好说话，好做事。我亲自送他回去，也有讨债的意思，使他答应我们的事不能反悔。此外，也可以压一压南京亲日派的气焰，使他们不好讲什么乖话。
接着，我又说:“我为什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把蒋介石扣留在西安？是为争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假如我们拖延不决，不把蒋尽快送回南京，中国将出现比今天更大的内乱，那我张学良真是万世不赦的罪人。如果是这样，我一定自杀，以谢国人。P697
很多人讲，我不该亲自把蒋先生送回南京。
那怎么讲话？这话不对！我这个人不同，也许与旁人不同的是，我这个人是这样，我是个军人，我自个儿做的事情，我自个儿负责任，杀我的头我也负责，我也不在乎，我真的是不在乎，我不是在说假话。我到南京，也许就把我枪毙了，我不在乎。我到南京送蒋先生，我是请罪，简单地说，我甚至把后事都预备好了。我到南京，是准备去被处死刑的，但蒋先生待我很宽厚。
我决定陪蒋先生到南京，那我是早就打定的主意，就是叫南京政府把我整瘪了就是了，我真的是去死呀！我后事都准备好了。自个儿说，要是我的部下这样对待我，我早就把他整瘪了，早就把他枪毙了。P708
蒋先生事后是原谅我了，他若不原谅我，早就把我枪毙了。我到南京是预备被枪毙的，那是应该处死刑的。我是一个军人，我也带过兵，我懂得，假如是我的部下这样对我，我早就把他枪毙了。P997
我这次冒生命危险，亲自送委员长回京……原想扮演一出从来没有演出过的好戏。如果委员长也能以大政治家的风度，放我回西安，这一送一放，岂不成为千古美谈！唉，真可惜呀，一出好戏竟演坏了！P752
1938.我张学良一生最大的弱点就是轻信，毁也就毁在“轻信”二字上。……我和老蒋之间，他算是抓住我轻信这一点了，结果我是一个跟头接着一个跟头，将来还不知要跌到何种地步呢。P866
1946年初:老蒋的心思我算是看透了。自由之事，我今后决不再想，决不再提！
不要再天真了！我过去吃亏就是因为天真，现在又天真了十年，难道我还要这么天真下去吗！此恨绵绵哪……P920
1946年9月，蒋介石提出了对张解除管束的三条件:一是承认西安的事是上了共产党的当；二是交还九一八事变时蒋在南京发给张的电报；三是自由后必须出洋。
你想，我怎么可能接受呢？西安兵谏，事前我没有同共产党作过任何商量，我的部下也没有人事前向他们通风报信。捉了委员长以后，形势变了，南京大兵压境，内部众说纷纭，有的部队纪律又不好，我彷徨束手，问策无人，这才电请共产党的周先生到了西安。这怎么能说是我上了共产党的当呢？又不是他们撺掇我捉的委员长。我这个人可能什么都不好，但有一条，我不撒谎，不做对历史不负责任的事！
至于第二条，这我就更要对历史负责了！其实，他要索回的电报何止一封？再说，电报现在不在我手里，也不在四小姐P926手里，也不在于凤至手里。
第三条嘛，我张学良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哪有因为爱国反被逐出国门的道理！大概是他担心我出来后会重掌兵权，召集旧部，干扰他的军政吧？其实大可不必。我早就表示过，出去后，我可以不带兵，不问政，做个纯粹的闲人，他到哪里我就到哪里，甚至到大学里做个教书先生也行。如果连这点也见容不下，非要我出洋不可，那还我自由又有什么意义！P927
我没有死，完全是蒋夫人保的，依蒋先生的意思，是要把我枪毙的。
……宋子文警告蒋介石，他对蒋先生说，你要是对那个小家伙有不利的地方……那我就立即把你的内幕都公诸于世。他这句话很厉害。
蒋夫人称我为gentleman，绅士，蒋夫人很保护我，我很感激她。
蒋夫人有一句话很厉害，她对蒋先生说，西安事变，他不要钱，也不要地盘，要的是牺牲！P971
假如我有个人的利益在里面，就不会有西安事变。我跟你P757说，我大权在握，富贵在手，我什么都不要。所以，蒋先生后来能原谅我，因为我没向蒋先生要钱，没管他要地盘，我没要！我是牺牲我自己。牺牲我自己是为了什么？我第一个问题是不要再打内战了。P758
作家王爰飞:蒋介石所不齿的人物，是那些“被俘归来之人”。他常以“被俘殉节”教导军人，并厉行“永不录用被俘归来之P971人”的原则。而“西安兵谏”，他自己竟为张学良所“劫持”，在方式上无异于被俘，这种心理创伤，何能平复？之所以不放张学良，抗战期间，重拥二十万东北军；抗战之后，与共产党交了朋友，再被共产党利用；退居台湾，成为一股政治力量。不杀原因:易帜、中原大战、私交甚笃。P972
张学良在听到抗日战争胜利的消息后，在一幅红绸子上写了四个大字“东山再起”，通过关系送给了原东北军的高级将领。这件事被戴笠知道了，报告了蒋。P998
1959.3.解除管束，但并未获得普通人那样全面的自由。
于凤至义子萧朝智:他们为了根绝张将军走出台湾的念头，将张于离婚当作试金石抛了出来。P1030
多年来，为了让蒋家解除对自己顾虑与戒心，张频频用各种方式表示对政治已没有任何兴趣，竭力想甩掉过去的名声。他曾不止一次对人说:“甚至连张学良这个名字，我都不想要它了！我不想当张学良，我只想当个普通人，自己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P1046
蒋临终前与蒋经国谈话，“不可放虎”。P1045
挽联: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仇。
杨虎城被撤职，接着又被迫出国考察。抗战爆发后，主动回国，请缨参战，即系狱中。1949年9月17日，一家四口杨虎城、夫人谢宝珍、儿女复遭残害。
四、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建立
原因:海峡两岸的观点截然不同。
蒋介石认为是共产党向国民党“乞降”、“誓愿归顺”而被国民党“收编”。（蒋中正:《苏俄在中国》，台北，1956年）另外，很多台湾学者认为，中共在抗战前夕已处于“穷途末路”，为避免被国军消灭，“隐瞒共产主义原则，弹性的利用了民族主义”，向国军“输诚”、“乞降”。
大陆学者认为第二次国共合作，既不是共产党向国民党乞降、归顺、被收编，也不简单是国民党屈服于共产党的压力，或“明知其为阴谋而依然中计”，而是两党同感于民族危机的深重，相互让步的结果。所以“两党以民族利益为重，相互作出妥协，是再次合作的根本原因”。（李良志:《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分裂及历史经验──兼评〈苏俄在中国〉》，《党史通讯》1985.10）



参考书目:
中央档案馆、二档、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中华书局
九•一八事变，1988；华北事变，2000
“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丛书，中国文史出版社，12册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1987；
毕万闻等编注:《张学良文集》，2册，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收录张1925-1937年电文、文告、演讲、谈话、信函、文章、诗词、对联等）
日本NHK记者专访录，管宁、张友坤译注:《缄默五十余年——张学良开口说话》，辽宁人民，1992
访录者:唐德刚；著述者:王书君:《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上下卷，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1990年1至5月，唐与张前后相聚十多次，总共吃了十几顿饭，前后共非正式地录制了十一盘录音带。转交王书君，他又广泛参阅了其他海内外有关张学良的回忆文章、有关著作之后成书）
窦应泰:张学良三次口述历史，华文出版社，2002
“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人民  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1980；第二辑，1981
西安大学历史系等合编:西安事变资料选辑， 1979
丛一平主编: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
任元:《近年来西安事变若干问题研究概述》，《史学月刊》1996.6
曾祥健:《近十年来西安事变重大问题研究述略》，《历史教学》1996.7


第八讲  抗战时期的中国战场

一、  抗战初期
⒈国民党正面战场简况
（1）  华北战场:日军侵占平津后，在华北分三路全线出击。
第29军主力在北平地区仅战斗1天即遭重创，牺牲高级将领2名（副军长佟麟阁、132师师长赵登禹），伤亡官兵5000余人，被迫放弃北平。北平作战中歼灭日军甚少。据日军统计，仅死伤511人。连同天津作战，据日本军方当时发表的数字，自7月27日至8月3日，日军不过死伤1233人（其中军官89名）。日军武器装备占绝对优势，地、空协同作战火力异常猛烈，固然是中国军队迅速失利的重要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是第29军最高领导对情况判断失误。他们既未认清日本法西斯的侵略野心，又不理解国内形势的发展及亿万军民强烈要求抗战的意愿，企图委曲求和，希图局部解决，维持冀察的原有局面，以致丧失了宝贵的时间，且未作充分、有力的战备和应有的部署。宋哲元自请处分。
A、  沿平绥路西进8.8—10.17，南口争夺战激烈、顽强
B.沿平汉路南侵8.21—10.10，国民党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刘峙放弃保定南逃，时人讥之为“长腿将军”。9.23，敌攻击保定，52军城防部队自动后撤，24日失守。10.10，石家庄沦陷。之后，兵分两路，一部沿平汉路继续南进，一部沿正太路西进，进犯山西。太原会战计划，集中兵力忻口作战，卫立煌、傅作义指挥，正面对峙，郝梦龄牺牲。
敌人后方及交通运输受八路军游击战威胁。平型关大捷。第129师第769团在忻口正面阵地与日军苦战，深受日机轰炸、扫射之苦，10月10日夜，突袭阳明堡日军前进机场，击毁飞机20余架，使日军遭到沉重打击，极大地削弱了忻口当面日军和空中的支援力量，有力地配合了忻口守军的作战。
  晋东失利，10.31.全线后撤，11.8太原陷。
C.津浦路南侵。由河北推进到山东境内，韩复榘放弃济南，不战而逃，一直逃到河南。鲁北地区中国军队作战的失败和济南、青岛的迅速失守，主要是韩复榘为保存实力、屡次擅自撤退，贻误战机所造成的。军事委员会下令免去他各项职务。后经军事法庭会审，于1938年1月24日处决。
（2）  华中战场:1937.8—11，淞沪会战。现在对淞沪会战的战略意图和作用有一些争议。
  台湾学者最早提出，大陆部分学者赞同，淞沪会战是国民政府经过周详筹划后发动的。其意图是将敌人主攻方向从华北引向上海，造成日本由东向西溯江仰攻的不利态势，打破日军主力由华北沿平汉路直冲武汉，从北而南割裂中国，将中国沿海沿江赖以抗战的有生力量压制在平汉线以东逐一围歼，使中国丧失抵抗能力，实现速战速决的战略意图。因而淞沪会战对中国抗战的意义非常重大，“对中国抗战大格局的形成和双方战略策略及其走向发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陈祖怀:《八一三淞沪抗战意义论析》，《史林》,1993.1）
日本统治集团错误地认为只要击破华北中国部队，中国政府就会屈服，就会像其占领东北三省时一样，作为局部问题默认既成事实。但日本统治集团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日军既已发动侵华战争，而中国又已决定全面抗战，为了保卫上海、拱卫首都和守卫长江，中国主动而有计划地开辟淞沪战场，向侵占上海的日海军陆战队进攻，是完全必要的，也是正确的。更为重要的是，淞沪战场迫使日军不得不向其本不愿意使用陆军的战略方向上增派陆军。随着战况的发展，其陆军兵力不断增加，并将主战场由华北转向华东。这不仅分散了日军的兵力，使其不能集中使用于地形开阔、利于机械化部队作战的华北战场，而且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以局部战争侵占华北并迫使中国政府屈服的战略企图，陷于中国全面、持久抗战的“泥潭”之中而无法自拔，不得不按照中国的战略方针进行作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虽然日本是进攻的一方，但在战略上却已在主动中处于被动地位。因而淞沪会战的结果，在战役上中国军队是失败者，但在战略上日本军是失败者。
很多人认为，国民政府发动凇沪会战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保护上海地区经济政治利益的需要；拱卫首都南京和守卫长江；争取国际干预，借以造成和平解决的契机；分散日军兵力，牵制日军对华北的进攻；以及蒋介石对战局战况不切实际的分析、作战指导方针的不确定性等。战役是逐步扩大的，对中国抗战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是，战役的发动并没有上面所说的那种战略意图。（吴伟华:《抗战初期国民政府战略防御方向变化原因探讨》，《南京政治学院学报》94.3.）
统帅部主管作战的高级将领和前线高级指挥官如顾祝同、陈诚等，都建议按照持久消耗战的战略方针，迅速将上海战场的主力部队有计划地逐步撤退至吴福线及锡澄线两条国防工事线上进行整补。该建议最初已获得蒋介石的同意，并已开始实施，但至10月底时，蒋介石突然改变了决心，从政略角度出发，命令第三战区的部队继续在上海与日军主力进行阵地消耗战。他说:“九国公约会议将于11月3日在比利时首都开会，这次会议对国家命运关系甚大。我要求你们作更大努力，在上海战场再坚持一个时期，至少十天到两个星期，以便在国际上获得有力的同情和支持……”又说:“上海是政府的一个很重要的经济基地，如果过早放弃，也会使政府的财政物质受到很大的影响”，等等。于是中国军队在已处于强弩之末的情况下，继续在上海与又增加10余万新生力量的日军作更艰苦的战斗。淞沪会战，就是以这种硬拼消耗以达到战役持久的战术，以中国军队伤亡25万余人、陆海空军的精华丧失殆尽的惨痛代价消耗了日军4万余人。
12.13，南京陷落。军令部第1厅（作战厅）厅长刘斐首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日军利用它在淞沪会战后的有利形势，必然以优势的海、陆空军和重装备沿长江和沪宁线、京杭国道等有利的水陆交通线西进。南京位于长江弯曲部，地形上背水，敌人可以由江面用海军封锁和炮击南京；从陆上也可以从芜湖截断我后方交通线，然后海、陆、空协同攻击，则南京将处于立体包围形势下，不易防守；而且中国参加淞沪会战的部队损失都很大，不经过相当时期的补充整训，也难以恢复战斗力。为贯彻持久抗战方针，应避免在南京进行决战。建议在南京作象征性的适当抵抗，然后立即主动撤退，使用兵力不超过13个团。
唐生智认为南京是首都，对国际视听影响很大，又是孙中山先生的陵墓所在；再者，为了掩护前方部队的休整和后方部队的集中，应阻止和延缓敌人的进攻，力主固守。蒋介石明确表示同意唐生智的建议，决定“短期固守”，预期守1至2个月。
日军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犯下了滔天罪行，写下了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这样，华北察哈尔、绥远、河北、山西、山东，华中沪、京、杭地区沦于敌手。
（3）1938年春，日军为打通津浦线，连接华北、华南两战场，从南北两路向徐州地区进攻。李宗仁血战台儿庄，中国军队伤亡及失踪人员总计约1万余人，日军第10团及第5师团伤亡约7000余人。美国人则毫不客气地说台儿庄战斗“是日本建立现代化军队以来遭受的第一次引人注目的大惨败”。
5.19，徐州陷。
徐州会战之前，中国军队所采取的基本上是单纯的阵地防御战，自己往往处于被动地位，加以武器装备等不如日军，所以每战辄败。经过淞沪会战及南京保卫战，中国统帅部接受了以往的教训，开始改用攻势防御新方针，即将阵地战的守势与运动战的攻势及游击战的袭拢密切结合。在预选的战场地区，以一部兵力

军侧背，实施强有力的攻击，从而变内线作战为外线作战，于被动中争取主动。
（4）1938.8—10，武汉保卫战，10.26,27.武昌、汉口、汉阳陷。武汉会战历时4个半月，主要在武汉外围进行，以中国军队主动撤出武汉而告结束。
武汉会战期间，中国空军以及苏联志愿航空队以沿长江进攻的日军为主要攻击目标，不断出击，轰炸和扫射溯江而上的日军舰船及两岸日军，并多次袭击芜湖、安庆等日航空兵前进基地和野战机场。中国空军共炸沉日舰船23艘，炸伤67艘，击落日机62架，击伤9架，炸毁16架，有力地支援了陆、海军的作战。中国海军先后击沉、击伤日军舰艇及运输船等共50余艘，击落日机10余架；中国海军的“中山”舰、“江贞”舰及5艘“宁”字炮艇、若干艘快艇被炸沉，“永绩”舰等多艘舰艇受重伤，将士伤亡1000多人。日军大量使用毒气。据日方记录，在进攻武汉过程中，日军共使用毒气375次，发射毒气弹4万发以上。此后，日军侵华部队中的毒气部队逐渐增加。至1942年已有8个联队，每联队1500人。
    1938.10，广州陷。
广州是华南沿海最大的城市，也是华南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抗战爆发后，它成为中国与海外联系的重要通道之一。抗日战争爆发不久，军事委员会即以大本营的名义下达了建立第四战区的命令，以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兼任战区司令长官，负责闽、粤及南宁、梧州等沿海地区的防守任务，并保护海、陆军的补给线路。但由于广州地近香港，军事委员会主要决策者们认为:日军如进攻广州，将损害英国的利益，可能引起英国的干涉，由此判断日本不会贸然进攻广州。
10月9日下午，日军在第5舰队护航下从马公岛出发，于11日晚到达大亚湾口。当时守备大亚湾滩头阵地的中国军队仅有1个营，且对日军的行动毫未觉察。12日凌晨2时许，日舰船全部驶入大亚湾，进至计划登陆的地区附近，既未遭到炮击，亦未发现障碍。天亮之前，各部在30余架飞机掩护下开始强行登陆。守军一触即溃。广州失守的根本原因，是蒋介石及军事委员会在战略上的判断失误，致防守力量薄弱而又分散。但第12集团军各部互不协同及抗击不力，也是广州迅速陷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⒉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评价
近年来，学术界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初期抗战，特别是广大官兵英勇抗敌的爱国精神，从积极方面作了一些实事求是的评价。但在涉及正面战场在抗战初期中的总体地位和作用时，仍然定性为“消极抗战”、“丧师失地”、“大溃败”等这样的结论。这些看法有失公允。
（1）国民党在正面战场的抗战是比较积极、努力的。
毛泽东:“国民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毛选，卷3，P103），“所有前线的军队，无论陆军、空军和地方部队，都进行了英勇的抗战，表现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毛选，卷2，P324）。
1937.7.17，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表示:“政府对于芦沟桥事变，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说明蒋已改变过去对日妥协政策，准备抗战的方针已经确定。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顶住了日本侵略者强大的政治军事压力，拒绝签定城下之盟 ，并一再表示，要抗战到底，其抗战决心是坚定的。
实际对日作战过程当中，先后组织了平津、晋北、淞沪、南京、徐州、武汉等一系列会战和保卫战，打了许多硬仗，抵受了几乎全数的侵华日军，给日寇以重创。重大战事275次，日军伤亡44万多，俘4500余人，销毁日军大量战争装备，大量消耗了日本军事、经济力量，打破了日本“速战速决，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迷梦。
（2）    抗战初期，正面战场的军事战略应予必要的肯定。
关于国民党政府对日作战方针战略问题，过去很少涉及，传统的观点认为，国民党是片面抗战路线，是“速胜论者”。1985年徐矛、王建朗提出，国民党是“持久消耗”战略（王建朗:《抗战初期国民党军事战略方针述评》，《复旦学报》，1985.4），陆续有很多文章论述这一问题。人们对国民党有“持久消耗”的战略方针不再怀疑。只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看法有所不同。
关于“持久消耗”战略方针形成的时间，从提出到确定，有一个较长的过程。萌发于1932年初。3月，鉴于一二八事变后的形势，国民党召开四届二中全会，讨论对日问题。讨论结果是，对日要采取“长期抵抗”的方针，被写进了全会的决议。4月12日，蒋介石在南昌“军事整理会议”上就此作了发挥:“现在对于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就是长期不断的抵抗。……这样长期的抗战，越能持久，愈是有利”。1935年，“长期抵抗”演变为“持久消耗”，成为国民党的最高军事战略。3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规定:“为粉碎敌人的速战速决企图，我应采取长期抗战策略，逐渐消耗敌人兵力，以争取最后胜利”。七七事变后，南京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再一次确认“开展全面抗战和持久消耗战略的作战指导方针”。8月18日，蒋介石在《告抗战全军将士书》中公开宣告了这一基本战略:“倭寇要求速战速决，我们就要求持久消耗战。”8月20日，制定的作战计划中规定:“国防部队之运用，以达成持久为作战指导之基本主旨”。“持久消耗”战略方针最后形成。（陈先初:《关于国民党初期抗战的几个问题的再探讨》，《求索》，1994.4；黄道炫:《国共两党持久战略思想之比较研究》，《抗日战争研究》1996.3；1996.11.）
“持久消耗”战略的基本内容是:
A.时间上的长期性，“日本侵略不止，中国抗战不休”，抗日战争不是一年半载可以了结的，必须抱定三年五年如一日的精神，准备长期抗战。
B.    日本的政治、军事、经济状况无法支持长期战争，中国土地广大，人口众多，足以进行持久作战，“敌之武力，终有穷时，最后胜利必属于我”。
C.确定西南地区为抗日后方根据地。
D.主要内容:“以空间换取时间”。要求通过防御战，节节抵抗，迟滞敌人的进攻，保持我军的战斗力，尽可能的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为建立持久抗战的大后方创造条件。这种“以空间换时间”的作战指导方针，比较符合当时中日两国的实力对比。抗日战争是落后的中国与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的一场全面较量，日本是世界少数几个帝国主义强国之一，无论是军力、经济力，还是政治组织能力，都远远强于中国。虽然国民党军队在数量上超过日本，但在武器装备、士兵素质因而在战斗力上，处于明显的劣势。加上日本蓄谋已久，准备充分，在抗战初期，采取了运用强大兵团向华北、华中全方位推进的战略进攻态势，使中国处于极为不利的战略防御地位。因此，中国实行战略防御和战略退却是完全必要的，丧失一些土地是无法完全避免的。要求国民党不放弃任何城市和地方是根本不现实的。
国民政府抗战初期的战争，不仅使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迷梦破灭，也使日军摧毁中国政府军主力，逼蒋介石投降的企图再次化为泡影。尽管日军在15个月内，推进了1800多公里，占领华北、华中、华南的大片国土，但同时，侵华部队减员过半，战争耗费每月高达1.5亿美元。如此惨重的代价，不仅没有使中国政府屈服投降，反而使自己陷入了欲速不达、欲罢不能的困境，陷入中国战场而不能自拔。暴露出战争潜力严重不足的弱点，不得不面对战争持久化的严酷现实，战争前景也变得模糊起来。
中国赢得了持久抗战的时间，内地工业、商业、学校大批内迁，大批军队、装备向后方转移，建立了新的政治中心和战略后方。
（3）    抗战初期，正面战场是国共双方抗日的主战场，它为敌后战场的开辟创造了条件。
掩护中共党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为中共党的生存、发展客观上提供了条件。到1938年10月，八路军已从开赴抗日前线的3万余人，发展到15万人；新四军也从1万多人，发展到2万余人，抗日根据地的面积得到了扩大。毛泽东1939.1.2在《“八路军军政杂志”发刊词》中说:“八路军的这些成绩从何而来？……其中友军的协助是明显的。没有正面主力军的英勇抗战，便无从顺利的开展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没有同处于敌后的友军之配合，也不能得到这样大的成绩。八路军的将士应该感谢直接间接配合作战的友军，尤其应该感谢给予自己各种善意援助与忠忱鼓励的友军将士。
（4）抗战初期的重大战事，充分体现了中国军队同仇敌忾的战斗精神，鼓舞了国人的抗战信心；也使国际社会对中国军队、中国抗日力量刮目相看，唤起了国际舆论的同情。1938年11月3日发表声明，提出除征服中国外，还要达到最后目标——“建设东亚新秩序”。这是日本第一次以政府公开声明的方式向世界宣布它的这一国策——建立起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新秩序，排除以英、美为中心的东亚旧秩序，以实现其由来已久的大亚细亚主义。这是日本侵华战争开始时对欧美外交持慎重态度和传统的亲英政策的一大发展变化，也是日本已将目光转向东南亚和太平洋、即将实现南进的信号。美、英两国向日方提出了强烈抗议，也重

新估计了中国的抵抗能力以及中国抗战对阻止日本控制亚太地区的重大作用。苏联远东军的存在，也是对日军的有力牵制。1938年7月和1939年5—7月，日本关东军曾在张鼓峰和诺门坎两次向苏军挑衅，结果都被苏军打败。日本慑于苏联在远东的威力，所以1938年后其关东军在中国东北一直保持10个师团左右的兵力却不能用于关内作战。
（5）    正面战场存在的问题与原因:
a.    在抗战指导思想上，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抗战，对发展民众运动作了不少限制，不敢发动群众、推行全民族抗战路线。
b.    多数采取单纯防御的作战方针，未能根据军事形势的变化，较好的运用运动战术，以更好的歼灭敌人。
由于国民党统帅部在具体作战指导上大多采取了与总的战略方针不相适应的单纯阵地防御，导致军队损耗过大，16个月中伤亡将士110余万，空军飞机和海军舰艇基本上丧失殆尽，而这一切并不是完全不可避免的。要达到持久消耗战略的目的，本应在战役战斗上采取积极的攻势防御，以外线进攻的运动战为主，以必要的阵地战为辅；而国民党统帅部却采用了与敌人硬拼消耗的阵地战，企图以战役上的持久达到战略上的持久。这种阵地的持久消耗的作战固然能起到消耗敌人、争取时间的作用，但并不适合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与拥有地、空强大火力的日军对拼消耗，以争一城一地之得失，对持久抗战是很不利的。蒋介石自己后来也认为:“在湘北战争以前，我们的战略、战术是取守势的，多少是被动的”，“处处只是消极防守，陷于被动”。 白崇禧对此曾作过总结性的发言，他说:“我们军事上的失败，可说是由于我们所采取的战术不能与我们的最高战略相适应。”
C.中国军队素质差，一些将领为保存实力，不作积极抗战准备，望风而逃，甚至与日军妥协，以至防线敞开，失地过快。所有这些都使一些防御工事没有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达到更好一点的效果。刘汝明拥兵自重，不顾大局，为保持其既得的察哈尔省地盘，曾数次阻止赴南口抗战的部队通过张家口。

⒊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曾指出:“中国的抗日战争，一开始就分为两个战场:国民党战场和解放区战场。”以前的党史、革命史和军史都沿习了这种看法，认为八路军出师就是敌后战场的开端。刘庭华:《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史学月刊》1987年第3期；陈文渊:《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军事史林》1987年第3期，对这个传统观点提出挑战。抗日一开始，中国只有一个战场，即国民党战场。“中国抗日战争分为两战场的最早时间只能从1938年秋后算起”。
8.22，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25日，陕甘宁边区的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来按照战斗序列称为第十八集团军。朱德、彭德怀任正、副总指挥（总司令），叶剑英、左权任正、副参谋长，任弼时、邓小平政治部正、副主任。下辖3个师。第115师，林彪、聂荣臻、罗荣桓、肖华；第120师，贺龙、肖克、周士弟、关向应；第129师，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等。全军总兵力大约32000人。
八路军进入山西，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太原陷落，华北正规战争结束后，八路军深入敌后，独立自主的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由山地逐步发展到平原，创建华北抗日根据地。由3万到25万。
1937年10月间，根据国共两党协议，决定将主力红军北上时留在南方的红色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叶挺、项英任正、副军长，全军编为4个支队，总计10300人。1938年2月，各支队开始向皖南、皖中集中，在大江南北河湖港汊第五，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
二抗战相持阶段
（1）抗战相持阶段到来的原因
在过去的15个月里，日军以猖狂的进攻态势，占领了中国大片国土。但受战争规律的影响，占领武汉、广州以后，其积极进攻的态势停歇下来。中国抗战的相持阶段到来了。多数战争呈现出两个阶段:防御—反攻，而中国抗战却插入了一个长达5年之久的相持阶段。抗战之初，国共双方都曾认识到这一点，预料中日战争将是持久战争。中共1937年8月洛川会议，指出:“应当看到这场战争是艰苦的持久战”。国民党前面已经讲到，蒋介石、冯玉祥、李宗仁、张自忠等，多次提到“持久”、“长期”这样的字眼。
日本速战速决、一举灭亡中国的战略目标没有达到，同样也认识到已经“在中国陷入泥淖”。攻占武汉后，日本为庆祝胜利，在国内组织了大规模的“提灯游行”，但当局耳边听到的不是“胜利”的欢呼声，而是一种“哀调”，广大人民对这种“胜利”，也只是持漠然态度。
中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
⒈日方:占领半个中国，保留着强大的战争力量，但许多缺陷已充分暴露，已不可能有大规模进攻的能力。
A兵力不足。到1938年10月，日本全部陆军34个师团，投入中国的有32个师团。其中24个师团，即占其全部陆军70%的兵力配置于华北、华中和华南地区。这24个师团要在约4000公里的正面战线上与中国军队对峙，要在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占领区内应付中国游击兵团的袭击，还要在漫长的铁路、公路、水路交通线和这些交通线上的城市要点守备，其兵力的缺乏可想而知。另8个师团配置于东北，编入关东军序列，既用于对苏备战，也作为侵华战争的战略预备队。国内仅剩下1个师团，确实无力在华发动战略攻势。战争伤亡40多万，减少了一部分兵力。日本兵源较少，人口是战争的一种资源，国小、人口少，兵源不足。
B经济力不足也开始呈现。日本是一个小国，负担不了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长期的战争费用支出。战争准备建筑在“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构想之上。15个月内，耗费军费100多亿日元，其中，1937年的直接军费为32.71亿，占国家总支出的69%；1938年，76.8%。不得不增加捐税，发行战争公债。1938年初，日本战争经济已显露出潜伏的危机，钢铁、原料、燃料等战略物资严重不足。4月，政府宣布家具等47种物品禁止用生铁制造；7月，又宣布铅笔刀等130余种产品禁止用钢铁制造；许多燃料、原料实行配给制。这促使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到南洋去掠夺资源。全力发展军事工业，牺牲其它许多生产部门，破坏了经济的自然合理结构，违反了平衡发展的经济客观规律，显示出对单纯军事工业的反作用力，使整个经济陷入紊乱状态。
C政局开始显现出不稳定的迹象。日本人民为了战争，付出了另一种代价，民众生活水平开始下降，反战情绪增加，反战事件不断发生。统治阶层也为战争所疲劳，以何种方式结束战争，内阁产生了严重分歧，内阁改组频繁。天皇开始为战争担忧、困惑，“消瘦”、“憔悴”、“垂头丧气”。
⒉中国:中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和牺牲，大片国土沦陷，大批军民伤亡，大量国民沦为亡国奴，还有无法统计的财产损失。另一方面，中国潜在的优势开始显现。
A战争的进步性和民族性，国共两党合作关系较为融洽，全民抗战气氛高涨，政局稳定，与日本恰成反照。国民政府始终没有放下抗战的旗帜，转入后方营建工作。以重庆为临时首都，将西南、西北连成一片，作为大后方，进行长期抗战。其军事实力仍然存在，抗战仍在继续。中共深入敌人后方，开辟新的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日本不得不两线作战，加强对解放区的“治安战”。
B中国是个大国，有辽阔的后方大西南和大片敌后抗日根据地，保留了长期抗战的地理空间。人口众多，兵源充足，补充兵力快。中共借机大发展。
C中国经济虽然遭到严重破坏，但新兴的后方经济出现了快速发展的新局面。中共党地区，新的经济形态开始出现。
D国际背景虽然十分复杂，但总的来看，有利于中国抗战。各国重新省事中日战争，采取有利于中方的政策。苏联提供了3次大数额贷款，美、英开始改变不干涉政策，表示出一定程度的支持。
以上因素有一个潜在向显在发展的过程，只处于量变阶段，尚未到质变阶段，中国尚无力进入反攻阶段。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出现了长时期的战略相持。

（2）国民党正面战场的防御作战
八年抗战，有近七年时间是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正面战场是中国抗日的主战场，评价正面战场的地位和作用的关键，是如何看待相持阶段的正面战场。传统观点认为，中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本改变了侵华政策，对国民政府实行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方针，重点进攻中共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国民党正面战场成为次要战场，消极避战，积极反共，军事溃败；敌后战场成为主要战场。现在，学术界

对此展开了深入讨论，对正面战场在战略相持阶段的地位和作用，可大致归纳为以下几种:
⒈分两阶段评价
从武汉失守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为战略相持阶段的前期。正面战场的“冬季攻势”和几次比较大的战役，抵抗了敌人的进攻，保卫了我国的广大领土，基本上保持了相对稳定的战线和敌我相持的态势。正面战场牵制了较大量的日军，并使敌人受到一定程度的消耗，也在客观上配合了敌后战场的坚持和发展。但国民党仍是固定阵地防守，未能以运动战积极主动的大量消耗敌人，部队自身损失比较严重，战果不大。尤其是一大批国民党军队在“游击战争”的名义下，进入华北、华中敌后，制造反共摩擦，给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带来极大的危害。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基本思路是，“依靠外援，坐等胜利”。在军事上，消极抗日，避战观战，而将大量军队用于对付华北、华中、华南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准备内战。虽然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也进行过某些局部抵抗，并派部队出国作战，但由于执行反动祸国政策，又在豫湘桂战役中丧师失地，遭到重大失败。在这一阶段，国民党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对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基本上是起消极作用的。可以说，“前期得失相当，利害兼半”，后期“消极避战，积极反共”。
⒉两面论。相持阶段蒋介石集团执行的是抗日与反共并重，并日益向反共倾斜政策。
相持阶段国民党有继续抗战的一面:
一是继续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
二是对日本侵略继续组织了抵抗，并于1941年12月9日对日宣战。根据国民党公布的材料，整个抗战期间，国民党共组织会战22次，主要战斗1117次，小战斗38971次。其中，18次会战、84次主要战斗和几乎全部小战斗是在相持阶段进行的。8年间，国民党战场共毙、伤日军276万，其中206万（约3/4）是在相持阶段毙伤的；国民党官兵伤亡320万，其中215万（约2/3）是在相持阶段。18次会战中，大约1/3打赢了，如第一、二、三次长沙会战及随枣、上高战役等，有些会战，如枣宜会战、常德会战等，虽然没打赢，但沉重的打击了日军，国民党军也付出了沉重代价。国民党空军的战绩较好，1943年后，逐渐掌握了制空权。这些会战、战役和战斗，无论结果如何，无论大小，都在一定程度上打击、牵制了日军，并为最终打败日本、夺取抗战胜利进行着量的积累。
三是相持阶段国民党战场始终牵制着日本在华兵力的40%左右，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中共党敌后战场的压力，客观上起到了战略掩护、支持和配合的作用。尽管国民党对中共态度的变化，使这种作用受到了限制和损害，但从总体来看，国民党战场对解放区战场的存在和发展，积极作用是主要的。
四是国民党站在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一边，并以大国身份参加了一系列国际会议，签署了许多重要协定、条约和宣言，为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做出了贡献；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而且对战后中国恢复主权起到了重要作用。国民党还两次派兵出国参战，中国士兵的英勇作战，为中国赢得了荣誉。
但是，相持阶段国民党还有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一面。
A反共活动甚为猖獗，大搞“军事限共”，到处制造反共摩擦和惨案，对解放区进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还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
B妥协投降活动变本加厉。一直同日本进行秘密媾和谈判，国民党军大批投敌。
C保存实力、避战观战的倾向日益明显。
（克藻:《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认识事物──评国民党在相持阶段的地位和作用》，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1991，1）
⒊次要战场论
  国民党采取了一系列的反共政策，破坏了团结抗战的局面。他们在敌人进攻敌后战场时，采取观战态度，既不主动进攻敌人，也不给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作战以配合。而在敌人进攻正面战场时，则往往摆出一副被动应付的姿态，国民党正面战场下降为次要战场。“由于国民党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错误政策，在抗战中有时起了严重破坏作用”，当然，国民党“牵制和抗击了40%左右的侵华日军，在战略上仍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丁卫、武正:《国民党军队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初探》，《党史研究》，1985，4；胡宗新:《试论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用》，〈兰州大学学报〉，1987，2）
有人根据相持阶段国共双方抗击敌人的比例，认为国民党正面战场退居次要战场。1938—1945，正面战场抗击日军分别是:41.2%、38%、42%、25%、37%、42%、36%、31%；抗击的伪军比例，前5年是0，后3年是:10%、5%、5%；而敌后抗日战场同一时期，抗击的日军是:58.8%、62%、58%、75.63%、58%、64%、69%，前5年抗击伪军的100%，后3年是90%、95%、95%。因此，在相持阶段，两个战场的地位和作用随之发生了变化，敌后战场上升为主战场。（刘庆忠、尚杰:〈试析国共两党两军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军事科学〉，1992，4）
⒋主战场分阶段转移说
胡德坤认为:1937—1939，中国抗战的主战场是国民党战场；1939—1940，主战场则由解放区战场转移；1941年以后，对日作战就主要在解放区战场进行了，国民党基本上是消极抗战。到1944年，国民党战场又成为主战场，因为日军主要兵力是用于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战”。1945年春夏大反攻时，国民党战场十分被动，解放区战场又成为主战场。（《中国抗日战争史》）
石伯林:国民政府抗日有一个“积极──消极──积极──再消极”的曲线变化过程，在相持阶段有时还是积极的，正面战场的地位和作用亦随之变化。（《从长沙大火到衡阳失陷──国民党抗战内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⒌基本肯定说
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对内对外政策的基本出发点，以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对它的威胁程度为转移。武汉沦陷后，日本对华政策发生重大变化，中共力量迅速发展，于是，国民党实行了抗日反共方针。但是，在抗日与反共之间，国民党仍然是把抗日放在首位，反共是处在服从的地位。1939年以后，国民政府仍然高举爱国主义旗帜，表现了抗战的勇气，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八年抗战中，中国抗日战场呈现出复杂的局面，两个战场的抗战路线不同，目的各异，并不断有摩擦事件，但两个战场两支军队，都把打击目标集中到日本侵略者身上。抗日战争能够取得辉煌胜利，是两支军队共同作战的结果。对于国民党正面战场的积极作用，应予肯定。（冯春明:《评1939年后的国民党战场》，《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8，3）
⒍消极作用说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由积极抗日，转退到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这种转变开始于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和南岳军事会议。国民党的反共投降活动，严重威胁着解放区战场；而对日消极应战、避战、逃战，遭受严重失败，消极作用明显。

实际上，抗战相持阶段日本对华政策，并非如传统所说，重点进攻敌后抗日根据地，对国民政府实行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方针，日本始终没有放弃武力迫使国民政府投降的计划，可以说是军事迫降为主、政治诱降为辅。
面对严酷的现实，日本不得不重新估计自己、估计中国，转变侵华方针。这种转变，有一个逐渐调整和实施的过程。这从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的声明及以后的一系列决策文件中陆续反映出来。1939年欧洲大战的爆发，一度使日本抱有迅速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所以直到1940年秋德、日、意三国缔结军事同盟、日本决定实行南进政策后，才在1940年11月13日的御前会议上最终确定对华持久战体制，用日本的话说，叫做“长期大持久战”，或“大持久战方略”。新的政略、战略，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1、明确提出了武力征服和政治谋略两手并用的方针。2、停止战略进攻，转为战略保守。3、实行“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以华制华”就是扶植亲日政权（即汉奸政权），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笼络人心。“以战养战”，即在其占领区内加强经济掠夺，以适应侵华战争长期化的需要，补充其国力的不足。这也就是以上文件中所说的“努力实现长期自给”的要求。据统计，驻华北、华中侵华日军在1939年的自给率分别达到36%和41%，1940年分别达到45%和75%，可见其掠夺之残酷。4、调整兵力部署，建立长期作战和灵活体制。1939年9月23日在南京设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以西尾寿造大将为总司令官，以板坦征四郎中将为总参谋长，统一指挥侵华日军，并作为拟议中的汪精卫傀儡中央政权的监护。
日本始终都以消灭中国国民政府为亡华国策的主要目标，而对中共的政策在百团大战以前和以后有很大的

变化，1940年8月以前，在华北中共力量大发展的时期，日军以消灭和迫降国民政府为主要目标，在华北同时攻击国共军队，百团大战才使日军感到中共力量的真正威胁，从而全方位地调整了在华北的政策和战略。（丁则勤:《百团大战前华北日军对中共力量的认识和对策》，《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3期）
李德民:到1940年8月百团大战之后，华北日军才真正认识到战争的主要对手是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并把军事进攻的重点指向共产党的华北敌后解放区战场，原因是日本侵略者在相当的一段时间内缺乏了解。（李德民:《论抗日战争时期华北日军军事进攻重点的转移》，《西北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1938年11月1日至3日在长沙、25日至28日在南岳（衡山）相继召开军事会议。会议根据第一期抗战的经验教训和当前敌我态势及其发展趋向，策定第二期抗战的指导方针为:“连续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以牵制消耗敌人。策应敌后方之游击部队，加强敌后方之控制与袭扰，化敌后方为前方，迫敌局于前线，阻止其全面统制与物资掠夺，粉碎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企图。同时抽出部队，轮流整训，强化战略，准备总反攻。”总的战略仍然是持久战，但第二期抗战指导方针较之第一期有了更为积极的内容，其侧重点不再是“以空间换取时间”，而是以有限攻势和反击，与广泛的敌后游击战相结合，牵制消耗敌人，打破敌人的企图，并准备反攻。
陈红民:《略论抗战相持阶段国民政府的军事战略——以南岳军事会议和长沙会战为中心的研究》（《南京师大学报》2003年第6期）:通过研究三次南岳军事会议和四次长沙作战的具体史实，可归纳出此时期国民政府军事战略的四个特点:持久战的总体构想；重视湖南战场，屏蔽大后方；不再一味死守重要城市；应战而不求战的策略。据此可以认为，国民政府基本把握了抗战相持阶段的特点，其军事战略基本上是正确的，即以持久战对抗日本的速决战，以空间换时间。尽管主客观方面的原因使得国民政府在相持阶段的军事战略显得有些保守，但是不加分析地责难其“消极、妥协、退让”，是有些苛求的。
1939—1940年两年里，日军进攻的重点仍然是国民党正面战场，主要有:
1939.2—12，侵占海南岛、潮汕、深圳、南宁，华南抗战补给线基本被切断；2.10.占海口，11.24.占南宁。海南岛的作战是一次规模不大的行动，日本的战史中，把这次作战称为“几乎不流血的登陆”。
抗战一开始，中国方面就同法国驻华使馆和法国驻越南总督府达成协议，开辟了由越南海防，河内经滇越铁路、桂越公路通往云南、广西的国际运输线，进口作战物资和各种设备。日军占领上海、厦门、广州、海南岛、汕头以后，滇越铁路和桂越公路更成为中国由海外运进军事物资的主要通道，每月约可入境2万吨。1939年9月，欧洲战争爆发，英、法对德宣战，无力顾及远东，日军遂决定乘机发动桂南作战，占领中越交通线上的咽喉南宁和龙州，陈兵中越边境，以求断绝中国的海外补给，并便于尔后伺机侵入越南。
1939.3—5，南昌会战，以割断浙赣路、控制中国交通要冲为主要作战目的；
占南昌。蒋介石限期于5月5日攻下南昌的命令下达后，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认为:以南昌防御战后尚未得到补充而武器装备又远逊于敌人的部队，对武器装备占绝对优势而又依托防御工事的敌人进行攻坚作战，不可能按主观决定的时间攻下南昌。南昌会战，中国军队既未能在防御中守住南昌，也未能在反攻中夺回南昌。但它在军事、政治上的影响，却有积极的一面。南昌会战表明日军虽然占领了武汉三镇，但既未能迫使国民政府屈服，也未能击歼中国军队的主力，更没有摧毁中国广大军民的抗战意志。中国军队不仅继续进行抗战，而且还开始实施战役范围的反攻，这是“七七”事变以来的新发展，同时也证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战略指导上确有改单纯防御为攻势防御的意图。
1939.5.随枣会战；武汉会战以后，日军因兵力不足，只求确保占领区，不再企求扩大占领区，故此后日军所发动的战役作战不但不带有战略进攻性质，而且在达到一定战役目的后立刻返回原防，恢复战役前态势。这是区别于战略进攻阶段的一个显著特点。而且，由于武汉在军事上、政治上和地理上的重要，日军将武汉周围列为对中国继续施加军事压力的作战地区，在这一地区保持有限的机动兵力，用于对正面战场作战。这些作战，既是为了打击中国的抗战力量和抗战意志，也是为了解除对武汉的威胁，巩固其对武汉的占领。这是战略相持阶段正面战场作战的又一个特点。随、枣会战就体现了这些特点。
1939.5—6，宜昌会战，以控制入川门户、威逼重庆政府为目的。
1939.8—10，长沙会战，以打击国民党主力兵团、控制交通要冲为作战目的，日军溃败。日军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在会战结束后给“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西尾寿造呈交的《关于解决中日事变作战之意见》中说:“推毁敌军的抗战企图，是至难中的难事……在作战中放弃已占领的要地要域而返回原驻地的作法，不啻鼓励敌人反击，并会成为敌人宣传的材料。”流露出日军高层指挥官对战争前途的焦虑和沮丧。
在此阶段，1939年底，正面战场还发动了“冬季攻势”，从华北、华中到华南，在军事委员会的统一计划、统一号令下行动，具有相当规模的声势，改变了此前消极防御（单纯防御）的作战模式，加进了以攻为守的积极内容，更充实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表现了中国坚持抗战的意志和争取胜利的信心。此次攻势还检验了中国第一、二期整军的效果，锻炼了部队，进一步暴露了日军顾此失彼、捉襟见肘的弱点，反映出双方力量的消长正在发生相反的变化。而且这次冬季攻势是在欧洲大战爆发之后、世界反法西斯斗争进入一个新阶段时展开的，显示出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地位。
1941—1943年，日军只对正面战场进行了若干次战役进攻，以“短促突击”为主要方式。国民政府进行了武汉周围地区和晋南（中条山）、浙赣方面的防御作战，互有胜负。但国民党敌后阵地如中条山、鲁中、苏北纷纷垮台，成批的国民党军投降成为伪军。
1941.12.8，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命令各战区发起进攻，牵制日军，策应友邦作战。1941.12—1942.1，取得了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在美英等盟国接连失利的形势下，引起了强烈的国际反响。伦敦报道:“际此远东阴雾密布中，惟长沙上空之云彩确见光辉夺目”，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发来贺电。蒋介石说，第三次长沙会战，就是打给盟国看的。
1942年，为支援盟军对日作战，保卫滇缅公路，应英国邀请，中国派出约10万远征军，入缅援英作战，创造了扬威异域的战绩。
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是在极其复杂的国际背景下进行的。缅甸对日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占领缅甸，可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大陆屏障；西进印度，直下中东，与德国会师；还可控制印度洋，取得制海权。中国确保缅甸，可以保护滇缅公路，保住西南国际交通线，巩固西南大后方，打破日军从西南包围并进攻中国的企图。但英、美的全球战略是“先欧后亚”，美国对缅甸战事是重视的，但力不从心；英国始终将主要军事力量投入到欧洲战场，远东的战略重点是新加坡、印度，基本态度是“弃缅保印，保存实力”。遇到日军进攻就是撤退，始终未作有效抵抗。中国远征军孤军深入，英国始终未能有力配合中国作战。相反，变成了中国掩护英军撤退的战争。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被推选为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中国战场成为世界反法西斯的主要战场之一。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新的历史转折时期，转入战略反攻阶段。中国战场也处于由战略防御向战略反攻的过渡阶段。蒋介石明确谈到对日抗战转折点和反攻的到来，是1944年2月的第四次南岳军事会议，他说:“到今天，又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就是第二期抗战已将结束，我军向敌反攻决战的阶段──第三期抗战开始的时候到了。”国民政府1944年的抗战方针基本上可以说是“东守西攻”。即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大后方为基点，东线采取守势，控制好各战略要隘，行持久战略，确保抗战基地；西线采取攻势，与盟军一道反攻滇西、缅北，以求打通国际交通线，解除1942年以来国民政府所受日军东西夹击之苦。增加外援，增强中国军队作战能力，加速反攻的到来，并且适应了盟军远东战略的需要。对于1944年国民政府的对日作战，以往史书一般概括为“保存实力，消极抗日，坐待胜利”。这一概括，忽视了从整个中日战争的局势来把握国民政府的对日战略，尤其是未能注意到事实上形成的“东守西攻”的战略态势。
1943.  10—1945.3，中国驻印军、英印军，联合英、美军一部，进行缅北反攻作战。
  1944.4—1945.1，中国远征军为策应缅北反攻作战，进行滇西反攻作战。战争的胜利进行，支援了国内正面战场的抗战，揭开了正面战场反攻的序幕。中国军队有力的支援了盟军的战斗，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中国驻缅军总指挥史迪威将军的评价是:“中国军队是极好的。”
与此同时，1944年，日军在中国大陆发动了“一号作战”，其目的是倾其全力，摧毁美军在中国空军基地，打通大陆交通线，开辟经法属印度支那与南方军的联系，并力图摧毁中国抗战阵营。当日军兵临郑州，大举进犯之时，蒋介石和他的高级指挥官们对日军的战略意图迟迟未能作出准确判断，史迪威则断言:“日军没有具备在华大举进攻的能力”，美国驻重庆武官则认为:“日军在河南的攻势不过是春季演习，日军很快便会退回原防地”。这样，使东守战线出现破绽和漏洞，给日军实施“一号作战”以可乘之机，进而造成了豫湘桂战场的大溃败。可以说，1944年，国民政府军队在东线正面战场和西线滇缅战场与日军进行了空前大

战，结果一胜一负。在东线战场是节节失利，在西线战场则是连连胜利。
当日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1号作战”时，因国民党决策者们有保存实力和依赖美国、坐待胜利的思想，所以精神、物质上均缺乏足够的准备，虽然对日军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抵抗，有的部队打得极为英勇顽强，但总的来说则是抗战以来最大的一次溃退。8个月内，中国军队丧失了7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160座城市、7个重要空军基地和36个军用机场。虽然日军并未能达到其总的战略企图，但在反法西斯战争全局极为有利的形势下，中国军队发生如此溃败，造成极不良的国际影响。
显然，国民党政府把战略重心放在了西线战场，对西线战略要地进攻的重视，超过了对东线衡阳、柳州、桂林等军事重镇的保守。当东线战事吃紧的时候，日军估计可能调一部分西线军队支援；但国民政府不为所动，坚持整体战略方针，重视西攻胜于东守。正是日军倾其全力进攻国民党战场，大大减轻了对解放区战场的压力，1944年开始局部反攻，程子华说，八路军的进攻是“间隙”作战，日军“如果把1月开始所抽调的兵力全部转回，则我们的困难就会多些”；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得到了极大发展，给中共大发展的极好机遇。（温锐、苏盾:《重评1944年中国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4期）
（3）中共党敌后战场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军对其占领区，加紧扶植和建立伪政权，实行经济压榨和奴化教育；对敌我争夺的游击区，推行所谓“治安肃正”；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扫荡”。
日本华北方面军确定1939.1—1940.3，分3期进行所谓“治安肃正”计划，“重点专以敌人的游击战术为对象，给与完全封锁。因此，以奇袭、快速奔袭作为作战指导的基础”。1939年秋，新任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提出“囚笼政策”，即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辅之以封锁沟、墙，从敌占区向根据地构成网状的“囚笼”，压缩包围。为实行这种“囚笼”政策，大事修筑铁路、公路、据点、碉堡。
1940.8.20—12.5，华北八路军在彭德怀领导下，在敌人后方碉堡密布的5000余里战线上，发动104个团的兵力，向日寇作积极主动的战役进攻，史称“百团大战”。主要是进行交通大破袭，以正太路（正定—太原，全长249公里）为主要目标，拔除该线地区若干据点，截断该线交通，打击敌人“囚笼政策”。
百团大战，使日本承认，“中共势力扩大到这种程度，日本方面是没有想到的”，日本“对华应有再认识”。日本在政治诱降与军事打击均不能迫使国民政府屈服而又找不到摆脱被动局面的办法时，欧洲战场的德军正处于战略进攻的顶峰时期，似乎很快即可称霸欧洲。日本的决策者们认为这是夺取西南太平洋地区的大好良机，以为一旦控制了东南亚等地的丰富资源，就可以确立“长期不败的态势”，尔后再利用这一成果解决中日问题，迫使国民政府屈服，遂突袭珍珠港，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日本为了放手南进，发动太平洋战争，1940年底以后，对侵华策略陆续进行调整。如果不能解决“中国事变”，只有转入“持久态势”，控制已有占领区，变成“兵站基地”，为其所用。1941.1.16，日本大本营陆军部会议通过了《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其要点是:确立在华50万兵力体制，作战目的是以维持治安、肃正占领区为主，不进行大规模的进攻作战，必要时可发动速战速决的奇袭战，但以返回驻地、不扩大占领区为原则。
多年来，这样一次曾受到过内外反法西斯阵线赞誉的百团大战，竟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争议最多的军事战役之一，对它的评价亦大起大落。
对于百团大战的争议，并非一开始就有。其变化过程大致为:在战役进行时及其后的一段时间，较为普遍的是赞扬和肯定。从延安整风后期到1945年在延安召开的华北座谈会上，对百团大战的看法起了较大的变化，华北座谈会上对彭德怀的批评就开始过火。到了建国后的1959年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批评出现了质的变化，已经上纲为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问题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百团大战的评价重新进入了一个正常的讨论时期。
引发争议的问题及其原因是复杂的。
就战役本身提出的问题，择其要者，其一是组织纪律性问题，即组织这次战役事先是否经过中央批准；其二是对当时的形势估计是否错误，从而也就引出了组织百团大战带来了严重不良后果，以及有无必要组织这次大战的问题；其三是百团大战是否违背我军的战略方针问题；其四是战役指挥上的得失问题。
造成这一战役评价上的大起大落，乃至发生质的变化，则是由于政治风云的变幻，随着这一战役的主要发起者和指挥者彭德怀政治上的沉浮，对百团大战评价也就褒贬不一。对于华北敌后抗战，毛泽东早年是充分予以肯定的。例如，1945年春彭德怀向毛泽东汇报时说，华北抗战基本上是执行了中央的正确路线。毛说，是执行了正确路线，而不是基本上。而在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新账老账一起算，他把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来，彭德怀和他31年的关系形容为三七开，即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将彭在华北敌后的抗日工作划在“七分不合作”里面。他说，王明右倾路线危害了两年多，“那时候，新四军在项英手上，八路军在彭德怀手上”；指责彭德怀在抗战期间搞“独立王国”，说彭对他除有些时候外，“整个八年抗战是不合作的”。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党内民主气氛遭到严重破坏，“一言堂”已经形成，毛泽东为百团大战定下了调子。林彪也煽风点火，说“百团大战是大战观念”（即反对毛泽东的游击战方针），毛当时立即就批评:“当时打大战的观念转不过来。”于是，庐山会议上群起而攻之。百团大战就成为彭德怀的重大罪状之一，如打大战是无组织无纪律，是在战略方针上反对毛主席，等等。
⒈百团大战的决策背景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军逐步加强了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进攻。1939年春夏，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就指出:敌人由于兵力不足，只能据守一些城镇和修筑大批碉堡，控制若干个“点”，然后通过控制交通要道，把“点”连成线，再由“线”扩展控制“面”，把整个“面”掌握起来。我们对于敌人“点”、“线”、“面”的结合，就是要下功夫孤立他的“点”，不让他通过“线”控制“面”，他就无计可施了。1939年秋，多田骏推行的“囚笼政策”，确实给我军民带来日益增加的困难，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首当其冲。因此，129师将对敌斗争的中心转向全面开展对交通的破袭。师长刘伯承说，敌人想造一个“囚笼”，把我们军民装进去，凌迟处死。我们就要进行交通破击战，他修我破。政委邓小平建议，师部提出了“面向交通战”的口号。从1939年冬到1940年夏，129师发动了几次交通破袭战。八路军总部曾两次致电嘉奖。这些斗争，为全华北进一步开展交通破击、打破敌人的封锁，提供了宝贵经验。
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朱德、彭德怀，对开展敌后交通斗争非常关切，把交通战作为一种战略方针加以认识。1939—1940冬春之交，朱德、彭就准备对日军实施一次大规模的破袭战，但是由于国民党制造了一些反共摩擦，使计划暂时搁置起来。1940年4月下旬，朱德立刻前总返回延安，前方的工作由彭德怀主持，左权副参谋长协助。随后，彭德怀、左权同129师、晋察冀军区的领导继续酝酿组织大破袭战问题，并决定把重点放在正太铁路线上。大破袭战的决策就这样基本上定下来了。
到了6月间，出现了日军向西调动的迹象，并传闻日军将于8月间进攻西安。1940年5月以来，日空军连续3个月对重庆猛烈轰炸，6月12日宜昌失守，6月22日法国战败投降，7月18日英国迫于日本的压力封锁滇缅路，切断了中国国际军事物资援助的通道。这一连串事件使蒋介石颇为恐慌。日蒋“和谈”在秘密进行。后来，日本方面是这样评价这一段日蒋关系的:“这样，在1940年6月中旬以后约一个月的期间，曾经是事变行将解决，中日两国最接近的一刹那”；“中共觉察到中日进行和谈的危机，突然发动了‘百团大战’。”（《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当时，中共中央指出，存在着空前的投降危险，要加快发展，争取时局好转。在这种情况下，前总决定发动华北大破袭战。
可见，发动百团大战的主要依据有两个方面，一是打破敌人的“囚笼政策”，巩固华北抗日根据地；二是在全国抗日形势出现严重危机的情况下，打乱敌人的战略部署和诱降阴谋，争取时局好转。前者是主要的。后者只是传闻而已，前总在谈到形势时也只是有这种可能而已。前总对形势的分析是正确的，组织这次大战是完全必要的。
⒉关于组织纪律性问题
文革期间，指责彭德怀背着中央和毛主席擅自发动了百团大战。实际上，从查到的历史档案，前总7月22日下达的战役预备命令原文，抬头就写着“聂、贺、关、刘、邓并报军委”；而且，从查到的发到延安的电报收文原件看，当天就抄呈毛泽东、朱德等10余位领导，这就证明电报并没有漏发漏送。此后，前总的战役行动命令，每天编发的战报，也都用电报同时上报了军委。因此，事先不请示报告之说是站不住脚的。
有人指出，战役发动之前确实报告过军委，但是，上报之后不等军委正式批准就发动战役，这终究是组织纪律上的缺点错误。
实际上，第一次上报军委的时间是7月22日，8月8日前总规定8月20日晚8点，各参战集团同时发动进攻。将近1个月时间，延安未作任何指示。为什么军委不表态呢？百团大战是打日寇，战略区的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