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史讲义（华中师范大学）

lishi · 发表于 06-8-17 08:44:13

堵击东逃的共军，与尾追的国军一起，聚而歼之。李先念、郑位三提出了三个方案。一个就是蒋介石估计的，但国民党早有准备，困难很大；二是沿平汉线北上，可以得到晋冀鲁豫解放区刘邓大军的接应，但靠近铁路，国民党军调动方便，容易集中兵力对突围部队进行围追堵截。三是主力向西突围，穿狡胶合撸频蕉跷鞅蔽涞鄙角蜕挛髂喜浚龅胁灰猓晒Φ南Ｍ冉洗蟆Ｎ搜诨ぶ髁Γ扇×恕吧魑鳌钡恼绞酰善ざň恍〔孔鞒鱿蚨晃У募苁疲曰蟮腥耍灰恍〔烤偷丶岢郑郧Ｖ频腥恕?月29日晚，中原军区主力分成左右两路，由李先念、王树声率领，向西突围，一举突破了敌人的封锁线，打破了“围歼”计划。蒋介石煮熟的鸭子又飞了。
插曲:中原军区为了达到在出其不意中顺利突围的计划，极其保密。因为停战协定的关系，北平军调部当时在宣化店有一个调停执行小组，小组驻地与中原军区司令部只有一河之隔。李先念没有和他们打招呼，执行小组中的中共代表也不知情。国民党代表李桂流闻到了一点气味，怂恿美方代表提出要见一下李先念将军。司令部回答说，李将军身体不好，不想见客。其实，这时候李先念已经离开，随主力突围了。李桂流就更要见了，司令部回答说，李将军同意第二天会见他们。果然，李将军正躺着休息，一切正常。李桂流放心了。原来，李先念离开宣化店几十里地，得到留守司令部的报告后，知道这是国民党想探听中原军区的动向，为了继续迷惑敌人，赶回宣化店，接待流桂流等人，又马上去追赶部队，指挥突围。
苏中战役七战七捷苏中解放区地处整个解放区的东南前哨，与国民党统治心脏沪宁隔江相望，直接威胁着国民党政府。7月15日，国民党第一绥靖区司令官李默庵指挥12万大军向苏中推进，而粟裕麾下的主力仅剩3万人。7.13—8.27，粟裕一个半月内连续作战7次，歼敌5万多人，七战七捷。战局变化快，作战次数多，部队调动频繁，指挥部署复杂，苏中战役是粟裕军事指挥上的杰作之一。
粟裕分析，国民党兵力虽多，却有两个致命的弱点，这就是丧失人心和骄傲狂妄，骄兵必败。为了给进攻之敌一个下马威，粟裕一反在敌强我若的形势下，惯用的诱敌深入的打法，决定抢在敌人进攻之前先发制人。他选择第83师的两个团作为首选目标。整编第83师是蒋介石的嫡系，全部美械装备，曾经参加缅甸战役，战斗力非常强，但也十分骄傲，做梦也想不到共军敢主动向他们进攻。而且离其他部队比较远，比较孤立、分散，有利于各个击破。“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兵力对比上，华中野战军具有绝对优势，以五打一。第一仗还未完全结束，粟裕已经计划好了第二仗，令部队急行军100多里，将矛头指向整编第49师，又是一次“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苏中战役是全面内战爆发后，国共两军在主要战场上进行的一次较大规模的初战，带有战略侦察的性质。战役结果表明，中共军队依托解放区进行内线作战，具有许多有利的条件，完善了中央在战争初期的内线歼敌方针，证明毛泽东提出的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和方法是可行的。
晋冀鲁豫策应中原华东作战蒋介石大军围堵中原军区的时候，本以为可以速战速决，不料，中原突围，30多个旅的兵力被牵制在豫西、陕南，陇海路开封至商邱段守备空虚，这是一个绝好的战机。刘邓当机立断，决定发起出击陇海路战役，腰斩陇海路。随后在整个豫东展开攻势，国民党援军赶来后，刘邓认为战役目的已经达到，没有必要与敌纠缠，主动北撤，结束了这次战役。
8月下旬，国民党抽调大量兵力，向冀鲁豫腹地鲁西南大规模进攻，以优势兵力对我野战军主力实施钳形攻势，分进合击。要粉碎敌人的钳形攻势，关键在于乘敌人两支箭头尚未合拢，各路敌军仍处于分散的时机，先将其中的一支箭头折断。刘邓选择的这支箭头就是西路担任主攻任务、打头阵的整编第三师。（该师是蒋的嫡系，武器精良，号称“能攻能守”，所向披靡；师长赵锡田毕业于黄埔一期，与总指挥刘峙有师生之谊，还是当时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顾祝同的外甥，一向骄横跋扈，目中无人。）
当时，8月22日，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刘邓，“凡无把握之仗不要打，打则必胜；凡于顽正规军作战，每战必须以优势兵力加于敌人，其比例最好是四比一，至少是三比一，歼其一部再打另一部，再打第三部，各个击破之”；还要求“克服战役上及战斗力上平均用力、普遍求胜之轻敌观念”。
刘邓调集了4个纵队，兵力对比形成了四比一的绝对优势，采取“诱敌深入，以逸待劳”的战术。边打边退，将敌人引诱到预设战场，拉开敌人与他部的间隔，陷入孤军深入的死胡同。9月3日，刘邓见时机已到，在定陶发起攻势，全歼整三师，史称定陶战役。赵锡田被活捉，刘伯承接见了他，说:“赵先生东奔西跑，很疲惫了，还负了伤，到解放区可以安心修养了，不要有任何顾虑，生活上我们尽力而为。”赵骄横之气早就一扫而光，他站在刘面前，毕恭毕敬，“感谢刘司令员的关怀！”
陈赓率领晋冀鲁豫太岳兵团，在西战场同蒲路，也取得了很大胜利。（1925年东征时，陈赓担任蒋介石的警卫任务。形势危急关头，陈赓背起蒋介石，迅速转移，救了蒋一命。事后，蒋介石对陈赓很是感激和赏识。1933年，陈赓在苏区作战受伤，送到上海治疗，由于叛徒告密而被捕。蒋介石亲自接见，劝诱陈赓投降，被坚决拒绝。蒋介石没有杀他，看管起来，还比较松，偶尔还允许他上街走走，陈赓借机逃了出来。）陈赓的直接对手是蒋介石的心腹胡宗南（黄埔一期同窗）。
1946年7 月，胡宗南配合阎锡山打通同蒲路，实行南北对击。陈赓看出二人之间存在的矛盾，胡部狂妄冒进，阎锡山力求保存实力，南北两方面不可能真正做到步调一致。陈利用这一点，乘两部尚未合拢时，寻机既打了胡宗南，又打了阎锡山。阎锡山受到了不小的震动，胡宗南却还没有打疼。
胡宗南更疯狂的向北推进，拿出了看家本钱整编第一师。尤其是该师第一旅，训练有素，装备精良，战斗力很强，多年来被蒋介石、胡宗南吹嘘为“天下第一旅”。它曾经当过蒋介石的警卫部队，因此又称为蒋家御林军。胡宗南是这个旅的第一任指挥官，他就靠此发家。以后，历任指挥官都是黄埔毕业生。陈赓下定决心，要吃掉这“天下第一旅”。把主力隐蔽起来，引诱第一旅出来。
9月，另两个旅开始出动，遭到共军阻击，稍微抵抗后便主动撤退，国军进展顺利，又出动了第一旅第二团。果然，第二团进入了陈赓的包围圈，很快将其见面一部分。战斗正打得激烈的时候，陈却下令停止攻击。胡宗南认定陈赓兵力不足，连一个团都不能解决。陈赓胃口大得很，如果过早的消灭瓮中之鳖的第二团，第一旅其他部队就不会出援。他要以第二团为诱饵，把第一旅全部钓出来。果然，第一旅全部出动，进入陈赓的预设战场和包围圈，全军覆没，旅长黄正诚被活捉（黄埔生、留学德国）。
塞外战场国军的得手蒋介石巧用傅作义，挫败了共军对大同的进攻，并从共军手中夺得了塞北重镇张家口。
傅作义本来是阎锡山手下的大将，1936年发动了绥远抗战，名声大振。七七事变后，傅作义抗战更为积极，仍属阎锡山节制，但矛盾已十分尖锐，蒋介石极力拉拢傅作义。傅作义虽然投靠了蒋介石，但二人关系并不融洽，蒋介石想利用他削弱阎锡山，并不把他当作自己的嫡系；傅作义也尽力维持自己的半独立地位。
7月下旬，晋察冀和晋绥军区相配合，发起了攻打大同的战役，目的是争取主动，打破傅作义、阎锡山的威胁。大同易守难攻，一举攻克大同没有实现，决定稳扎稳打，大力改造地形，一点一点的攻，攻防战异常激烈，说明中共军队此时缺乏攻坚经验。蒋介石要傅作义增援大同，但傅不愿为阎锡山火中取栗，按兵不动。9月，大同危在旦夕，蒋介石签发了一道命令，将原属阎锡山第二战区的大同划给傅作义第十二战区管辖。傅作义一见到兔子，马上就撒鹰，迅速增援。共军失利，撤围大同。
大同战役失利，国民党进攻张家口势在必行，企图打通平绥路，巩固华北。蒋介石命令嫡系李文担任主攻，傅作义配合。傅的策略是坐山观虎斗，让李文兵团与共军斗到两败俱伤，他再出马，坐收渔人之利。10月11日，占领了张家口，打通了平绥路。
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军进行战略进攻，解放军则处于战略防御，但解放军在战役战斗中采取积极主动的进攻姿态。1946年7—10月，双方共进行大小战役、战斗80余次，国民党被歼正规军折合32个旅，加上被歼的非正规军，共计损失29万8千余人。在此期间，国民党军占领解放城市，包括承德、张家口、淮阴、菏泽、安东等较大城市在内，共153座。但是，国民党军深入解放区作战，侵占一些城市和地方，守备任务越来越重；部队不断被歼灭，机动作战的兵力逐渐减少，战线太长余兵力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全面进攻的气势开始下降。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共两党的兵力正在经历强若消长的变化，国民党的全面进攻在逐渐被打破（1946.11—1947.2）。
解放军放弃了一些城市和地方，战线缩短，兵力逐步集中，同时兵力也有所增长，总兵力由开始的127万人，发展到137万余人，特别是野战兵团得到了充实和加强，并以缴获的大量武器，充实了装备，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称蒋介石为“运输大队长”）。各部队逐步熟悉和掌握了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提出来的一套作战原则，取得了一些经验。
莱芜战役华东解放区（含华中、山东解放区）在苏中战役前后，还进行了一系列作战，大踏步后退，撤出了整个苏皖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的一些城市。1947年1月，中共中央为有利于华东解放区抗敌斗争和集中统一领导，调整了党政领导机构和部队编制，新四军军部改为华东军区，华中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合并，

lishi · 发表于 06-8-17 08:44:22

组成华东野战军。此前，1946.10.15，毛泽东指示，山东、华中两大野战军会合后，在陈毅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战役指挥交粟裕负责。从此，粟裕挑起了华东战场指挥的重担。
1947年1月下旬，华东战场的作战重心转到山东，华东野战军主力集结在临沂地区时，判断解放军将固守临沂，制定了“鲁南全线”计划。陈诚坐镇徐州督战，发明了一个“豆腐渣”战术。由欧震指挥8个整编师组成主要突击集团北犯，李仙洲指挥9个师南下，形成南北夹攻；另抽调部分兵力于鲁西南，阻止晋冀鲁豫野战军东援、华东野战军西撤。这样，即使这30万大军全是“豆腐渣”，也足以胀死共军。欧震吸取以往一部突出，容易被共军集中优势，各个击破的教训，采取了“集中兵力、稳扎稳打、齐头并进、避免突出”的战法，防止被我各个击破。他们每天平均推进速度还不到10公里，而且占一地即巩固一地，然后再同时攻击前进。
南线之敌兵力集中（与我相当，决战无必胜把握）、行动谨慎、不易分割调动，北线之敌已进至莱芜等地，威胁我后方安全。在这种情况下，粟裕提出了一个作战方案，放弃临沂，留小部与敌纠缠，其余主力急行军北上，彻底解决北线敌人。粟裕布置了迷魂阵，在运河上架设浮桥，做出西渡黄河的模样。陈诚也以为我军经临沂外围的战斗，伤亡重大，不堪再战，可能在刘邓掩护下北渡黄河“避战”。我主力迅速北上，将放手南进的李仙洲团团包围，迅速进行了莱芜战役，以伤亡8800人的代价，在3天内歼敌7个师56000人，扰乱了国民党进攻山东解放区的部署。，使渤海、鲁中、胶东三个解放区连成一片。中共中央贺电:莱芜战役“奏功之速，歼敌之多，创爱国自卫战争以来最高记录。”
1946.11—1947.2，华东解放军采用以空间换取敌人有生力量的战法，打一仗消灭一部分敌人，后撤一步；再打一仗，再消灭一部分敌人，再后撤一步。陈毅称为“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以苏北、鲁南解放区的大部城镇为代价，换取了歼敌15个整旅的重大胜利，严重的挫败了国民党军的攻势。
东北军三下江南、四保临江 1946.6.7开始的休战，使东北暂时成为全面内战中的一个例外，沉寂了三、四个月。1946年10月初，杜聿明制定出“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作战方针，以部分兵力置于松花江南，监视北满共军，而集中力量进攻南满解放区。首先稳固的控制南满，切断华北和东北两个解放区的联系，尔后再转兵北上，夺取北满。
林彪的对策是:坚持南满，巩固北满。南打北拉，北打南拉，南满北满密切配合，集中兵力，主动出击，粉碎敌人的进攻。他以南满部队在临江地区正面迎击侵犯之敌，保卫南满解放区；以北满主力伺机南渡松花江，在长春、吉林以北地区寻机歼灭分散之敌和出援之敌，策应南满部队作战。
按照林彪的部署，东北民主联军从1946年12月中旬开始，分别在南满、北满两个战场上连续进行了“四保临江、三下江南”的战役，成功的粉碎了杜聿明对南满临江地区的四次进犯和对北满解放区的一次反扑。在3个半月的作战中，南满、北满密切配合，在战役上充分发挥积极主动精神，独立作战，以攻为守，打得国民党军疲于应付。
“四保临江、三下江南”，共歼敌4万余人，与其他战场相比，数量并不多。但国民党在东北的机动兵力不足，又无法从关内得到增援，因而对东北局势的变化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被大大削弱的国民党军不得不放弃攻势，采取守势，而东北民主联军很快转入反攻作战，发动了著名的夏季攻势，从而使东北战场成为人民解放军最早爬过“山头”、转入战略反攻的战场。
华北晋察冀战场战争初期，一度失利，国民党占领了解放区的中心城市张家口和冀东地区，打通了平绥路和平汉路北段。10月下旬，召开涞源会议，总结前一段时间的经验教训，决定认真贯彻运动战、歼灭战的方针，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争取由被动转为主动。晋察冀野战军先后进行了易满战役（河北易县、满城等地）、保南（保定以南）战役、正太、青沧、保北等战役，爬过“山头”，初步掌握了晋察冀战场的主动权。
晋冀鲁豫战场国民党军仍有相当数量的机动兵力，发起攻势，力图消灭共军主力于黄河以北，打通平汉线。由于敌人队伍密集，地形不利，始终难以捕捉战机，从11月开始，刘邓避实就虚，大踏步进退，袭击扰乱敌人后方，围歼分散、孤立之敌，以求调动敌人，打乱敌人进攻部署。敌人想怎么打，刘邓几乎不理会，“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刘邓只按照自己的判断，捕捉战机，发起战斗。结果，国民党数十万大军反被刘邓调动，既定的作战计划被打破。4个月内，先后三次主动出击，进行了滑县、巨金鱼、豫皖边战役，歼敌8个旅，共3万7千人，基本上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西线战场（晋西南地区） 11月上旬，国民党命令胡宗南，准备突袭延安。主力调走了，晋南地区的各个县城只好交给地方团队守备。中共中央电令陈赓驰援延安。但陈赓没有立即西渡黄河，他提议乘晋西南地区敌人守备空虚，先打一仗，迫使胡宗南抽兵回援，以打乱其突袭延安的计划。如胡宗南不为所动，再渡河西进，参加延安保卫战，时间也不晚。陈赓用的是“围魏救赵”之计，果然奏效，使胡宗南突袭延安的计划泡了汤，还损兵折将。
1946.11—1947.2，经过后4个月的作战，人民解放军歼灭国民党正规军34个旅，连同非正规军，共约41万人，自身损失约13万人。国民党军新占解放区城市87座，而被人民解放军解放或收复的城市也是87座。根据国共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国民党军全面进攻的的力量走向衰弱。

二、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
1947年上半年，国民党由全面进攻转向重点进攻——将兵力集中于山东、陕北战场，企图在这两地取胜后，再将兵力转向其他战场。
国民党为了贯彻其重点进攻方针，集中了21个旅23万人压在陕北战场；用56个旅40万人压在山东战场。同时，还提出所谓“黄河战略”，即将黄河在花园口合拢回归故道，构成从风凌渡到济南约2000华里的所谓“黄河防线”。这样就摆出一个“哑铃”状阵势，将陕北和山东作为两翼。
中央军委决定继续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一面以山东、陕北我军在战略防御中吸引并逐步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其他战场的反攻创造条件；一面组织其他战场我军寻歼当面之敌，伺机转入战略反攻，配合山东、陕北我军的作战。
陕北三战三捷胡宗南叫嚷“三天占领延安”，摧毁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等首脑机关，3个月内聚歼我军于延安及其以北地区，或逼迫我军东渡黄河，“解决陕北问题”。当时，陕北战场的解放军，军队熟练和武器装备都明显处于劣势，但我们在内线作战，处处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援，而敌人进入解放区，如陷汪洋大海，耳聋眼瞎，得不到人民的支援；陕北地形复杂，山峦起伏，沟壑纵横，我们又十分熟悉地形，便于机动作战。中央军委是基本方针是:诱敌深入，必要时放弃延安，与敌人在延安以北的山区周旋，陷敌于十分疲惫、十分缺粮的境地，然后寻找有利时机，集中优势兵力进行歼灭。
陕甘宁边区解放军，从3月13日起，依托预设阵地，节节抵抗，经过6天激战，在完成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人民群众疏散任务后，于3月19日撤出延安。胡宗南陶醉在他的“赫赫战果”中，认为共军已“不堪一击”，急于寻找我主力作战。我军将计就计，利用敌要消灭我军于安塞地区的企图，以小部兵力向安塞以北方向转移，佯作掩护主力撤退的架势。我主力隐蔽集结青化砭一带，待机歼敌。胡宗南以为我军已向安塞“逃窜”，向安塞急进；一部向青化砭前进。安塞敌军扑了空，青化砭进入解放军伏击圈，遭到歼灭。
胡宗南发现我军主力在延安东北地区，掉转头来，企图与我军决战。被我分割围歼弄得胆战心惊的敌人，在行进中采取所谓“国防部新战术”，数路并进，间隔很小，在部队步成纵横四五十里的方阵，只走哂纳顶，不走大路，只露宿山头，不进屋宿营，力图避免重蹈覆辙。我军见敌人太密集，不易分割围歼，便耐心等待战机，主力转移隐蔽休整，只派出小部队和敌人炮“蘑菇”。胡宗南前后花了5天时间，兜了400里路的大圈子，粮食缺乏，只得令135旅留守瓦窑堡，大部回蟠龙地区休整补充。我军抓住135旅孤军前进的良好战机，在羊马河将其包围全歼。
这时，中央军委根据西北的作战经验，发出了《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指出:“敌之方针是不顾疲劳缺粮，将我军主力赶到黄河以东，然后封锁绥德、米脂，分兵‘清剿’”；“我之方针是继续过去办法，同敌在现地区再周旋一时期（一个月左右），目的在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的程度，然后寻机歼灭之。”并称这种“将敌磨得筋疲力尽，然后消灭之”的办法，叫作“蘑菇战术”。中央称羊马河之战，“证明忍耐等候，不骄不躁，可以寻得歼敌机会。”
胡宗南在占领延安后，一个多月时间内，始终未找到共军主力。只得靠空军侦察的浮报和自己的主观想象，判断共军已向绥德方面北撤，有东渡黄河的企图。我军利用其错觉，将计就计，以少量兵力，沿途遗弃臂章、符号、旧军装、破担架等物，作出主力仓皇退走的模样。敌军信以为真，以小部守备重要补给站蟠龙，

lishi · 发表于 06-8-17 08:44:29

大部星夜北上。我军乘敌人后方空虚，蟠龙孤立的时候，发起围攻，全歼守敌，并缴获大量粮食和军用物资。
就这样，在40多天中，我军三战三捷，胡宗南主力被我牵着鼻子在陕北来回“武装游行”，到处挨打，到处扑空。他占领延安一座空城，却损兵折将1万多。
孟良崮大捷国民党向华东进行了高度集中的重点进攻，吸取以往经常被我军分割围歼的教训，不再长驱直入，而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齐头并进，间隔很小，甚至我围歼甲敌，乙敌也不增援，宁愿丢了一地，也集中力量对付一个主要方向，实行所谓“重点主义”。敌人这种“加强纵深、密集靠拢、稳扎稳打、逐步推进”的战法，使其不能轻易为我调动，我们不易捕捉战机。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针对上述情况，反复指示华东我军，要有极大的忍耐性，待机歼敌。华东野战军在1个多月时间里，在鲁南、鲁中实行高度机动回旋，玩起“耍龙灯”战术，在频繁的运动中，寻找战机，歼灭敌人。有的同志一度因为老是拉来拉去打不上仗而产生焦躁情绪，俏皮的说:“陈老总电报拍拍拍，小兵脚板扑扑扑。”
5月，顾祝同根据解放军调动情况，决定所属各部，跟踪进剿。第一兵团司令官汤恩伯为抢头功，也变更稳打战法，不待各友邻兵团统一行动，即以整编74师为主，在鲁中山区逼我决战。整编74师，不可一世，脱离两翼，孤军深入，向我进攻。华东野战军紧紧抓住这一战机，把74是这个“硬核桃”敲掉。决定出其不意，迅速集中6倍于敌的兵力，插入敌阵，对敌精锐主力74师采取中央突破的战法，将其歼灭。这种虎口拔牙的打法，陈毅称为“在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终于取得了孟良崮大捷。
国民党改进山东战场的作战，重新提出“并进不如重迭，分进不如合进，以三四个师重迭交互前进”的战法。6月，再次向鲁中发动进攻，军队密集靠拢，凭坚固守，解放军无隙可乘。中央军委指示:“敌正面既然绝对集中兵力，我军不应再继续采取集中兵力的方针，而应改为分路出击其远后方之线。”7月初，华东野战军决定分逼宫内向敌后出击，但由于敌情不明，兵力不够集中，均未能奏效，多数打成了消耗战。8月，该野战军便西渡运河，转至鲁西南地区，与晋冀鲁豫野战军会合。
国民党重点进攻陕北、山东，其他战场处于守势，解放军在晋冀鲁豫、晋察冀和东北战场及时举行了局部反攻作战。1947年3—6月，各战场共歼敌正规军31个半旅，加上非正规军，共47万，解放军损失11万多人；国民党占领城市95座，解放军收复和解放城市153座。其重点进攻遭到失败。

三、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
国共经过一年的角逐，国民党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均遭失败，双方兵力也出现强弱消长的变化。当时国民党均兵力仍处于优势，其重点进攻还未完全结束，但这时候中央军委认为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地区，主动发起战略进攻，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有利的。这一方面可以调动敌人的兵力，减轻陕北和山东两个战场的压力，同时可以减轻解放区财力、物力的消耗。毛泽东说，如果不打出去，让敌人吃我们的小米，烧我们的房子是不行的。在解放区进行长期的拉锯战，可使解放区的财力枯竭。1947年5月上旬，中共中央军委制定了第二年的作战方针:“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我军第二年作战的部分任务是:以一部分主力和广大地方部队继续在内线作战，歼灭内线敌人，收复失地。”在战争第二年，要像第一年那样，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在调动敌人打运动战的同时，必须极大的注意学习阵地攻击战术，加强炮兵、工兵建设，以便广泛的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
5月15日，蒋介石对军官训练团说:“我们作战的纲领可以说是占据点，掌握交通，由点来控制线，由线来控制面，使匪均没有立足的余地。”但是，蒋介石却面临着“线断、面缩、有的点被攻克”的状况。7月4日，蒋介石声称要加紧“戡平共匪叛乱”，正式发布《总动员令》；7月19日，颁布《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纲领》。
挺进中原中央军委决定把战略进攻的矛头指向大别山区。刘伯承说，国民党的战略部署像一个哑铃，两头粗，中间细；两头力量强，处于攻势，中间薄弱，处于防御。毛泽东说，国民党搞重点进攻，好比两个拳头一张，胸膛就露出来了。我们就攻其薄弱部分，从中央突破，像一把尖刀，插入敌人的胸膛。大别山逼近国民党首都南京和华中重镇武汉，对蒋介石威胁最大。是一块老革命根据地，我党我均在广大群众中间有相当影响，多年来一直有我们的游击队坚持斗争，我们容易立足生根。
为了实现跃进大别山，夺取中原的战略计划，中央作了“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周密部署。打到外线去的三路大军是:刘邓实施中央突破，直趋大别山；陈毅、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主力在鲁西渡过黄河，挺进豫皖苏地区；陈赓、谢富治率领晋冀鲁豫太岳兵团，强渡黄河，推进豫西。三军在江淮河汉之间，布成品字形阵势，互为犄角，互相配合，机动歼敌。“两翼牵制“是:调动陕北敌人北上，将其“右拳”拉向沙漠边缘；在胶东展开攻势，将敌之“左拳”拉向渤海之滨，使蒋的兵力更加分散，更加“袒露胸膛”，便利三路南下大军的行动。

6月30日晚，刘邓12万大军，在开封至济南附近的宽约300百里的8个地段上，偷渡和强渡相结合，一举突破黄河天险。黄河天险等于40万大军的神话，完全破产。为了迷惑敌人，采取了声东击西的战术，以其他部队在豫北和开封以南发起进攻，虚张声势，积极行动，以转移敌人视线，我军主力则隐蔽的开赴渡河地点。
蒋介石急忙调集两路大军，进行“鲁西会战”，企图把我军歼灭在黄河、运河、陇海路的三角地带。刘邓采取“攻敌一点（郓城），吸其来援，啃其一边（定陶、曹县），各个击破”的战术，用28天时间，歼敌6万的战绩。打乱了国民党军的南线部署，开辟了挺进大别山的道路，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
刘邓集结在郓城休整准备南下，蒋介石对刘邓大军的战略意图毫无觉察，决定乘我军连续作战疲惫之机，用重兵对我合围，一举消灭。打我赢，就决黄河大堤，把我军淹没在鲁西南。刘邓决定迅速南下。以一小部造成我军渡河北返声势，吸引敌人继续合围。8月7日，我三路大军开始了千里跃进的壮举。蒋军先是以为我军被迫北返，后又以为我“溃不成军而南窜”。直到我军通过黄泛区、渡过沙河、洪河，蒋介石才发现我军是向大别山挺进。刘邓克服重重困难，“放手发动群众，创建大别山根据地”。
8月，太岳兵团渡黄河，挺进豫西，建立豫西、陕南、鄂北根据地。陈毅、粟裕挺进豫皖苏，开展地方工作，集中兵力打中小规模运动战，创建根据地。三路大军，在大别山互相配合，变敌军后方为我军前进的基地。
11月下旬，国民党成立了“国防部九江指挥部”，由国防部长白崇禧统一掌管豫、皖、鄂、湘、赣5省党政军大权，以所谓“总体战”对付我军，与我争夺中原。首先集中兵力于大别山，然后再夺取两翼，逼迫我军退出中原。白崇禧说:“共产党来了不怕，就怕他生根。”中央指示:南线三军，必须内外线配合，全力粉碎敌人的围攻。刘邓主力坚持大别山的斗争，大别山根据地的确立与巩固，是中原解放区能否巩固的关键；陈粟大军、陈谢兵团破击陇海路和平汉路，尔后以主力沿平汉路南下，攻克一切可以攻克的城镇、车站，歼灭一切孤立分散的敌人，以直逼武汉之势，迫使进攻大别山的敌人回援，支援刘邓主力打破敌人的围攻。12月30日，三路大军在确山地区胜利会师。经过历时半年的异常艰苦复杂的斗争，我中原三军互相配合，机动作战，先后歼敌19万5千人，打破了国民党的中原防御体系。
内线部队开始反攻中央军委规定内线兵团的基本任务是:首先吸引敌人，为外线兵团实行战略展开争取时间，尔后依托老解放区，在内线继续歼敌，收复失地，扩大解放区，在战略上策应外线兵团作战，为最后全歼内线之敌创造条件。根据这些任务，我西北、山东、华北、东北各个战场，陆续转入了战略反攻。
国军全线溃败经过一年半战争，国民党军不断被歼灭，又要抽兵回援中原战场；加上统治区缩小，兵源和物资日益枯竭。除了在大别山和淮河以北还有较多的机动兵力，可以进行战役进攻外，其他战场均处于被动状态。1947年下半年到1948年初，国民党召开了一系列军事会议，制定了“新战略”的防御方针。其一为“分区防御”。即相对分区集中兵力，“联省剿匪”的防御方法。今后的作战，不能再“分散兵力作全面控制”，“为了打击匪均牵制我军的阴谋，对若干地点，有时不能不暂时放弃，俾能集中兵力，机动使用”。国民党的军事指挥部门，也鉴于过去屡遭失败，是由于“有进无退，重地轻人的观念”所致；今后应改变过去那种“到处要守，到处挨打，处处设防，处处薄弱之弊”；要集中兵力“以动打动，以强吃弱”来削弱和消灭共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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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为“总体战略”。即集中全区的人力物力，采取“军事、政治、经济三位一体”（白崇禧语）的办法，以对付解放军的运动战。特别强调“组训民众，扩大地方武装”，以弥补正规均之不足。还提出“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战略原则。国民党认为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之所以能够挺进中原，并站稳脚跟，步步胜利，正是“以其求战、求兵、求食三位一体的姿态”，“以军事、政治、经济及思想四合一之阴谋，同时对政府作战，使全国处处糜烂、处处纷乱”的。因此，国军不能采取“单纯之军事进行戡乱”，而必须使用“以军事力量掩护政治，以政治、经济及思想力量配合军事”，只有这样，才能有效的抵御共军的进攻。国民党还确定了尽可能坚守东北和华北，争取中原，大力经营华南、西南和台湾的方针。
1947年10月，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起草了政治宣言——《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
中共中央召开十二月会议 1947年12月8—28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会议，就政治、军事和土地改革，讨论研究当前的形势和党的政策。讨论通过毛泽东所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面报告。指出:人民解放军已转入了全国规模的进攻，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报告在总结中共长期作战经验特别是最近18个月的作战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十项军事原则:⒈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⒉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⒊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⒋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在特殊情况下，则采取给敌以歼灭性打击的方法，力求避免打那种得不偿失的或得失相当的消耗战；⒌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⒍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的接连打几仗）的作风；⒎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意阵地攻击敌人，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⒏在攻城问题上，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环境又许可加以夺取的据点和城市，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强固的据点和城市，则等候条件成熟然后夺取之；⒐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10.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
解放军开展新式整军运动 ⒈1947年冬至1948年夏，利用作战间隙，开展新式整军运动，普遍用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给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的方法，贯穿着阶级教育和群众路线，以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作为评论是非功过的准绳，大大发扬了批评精神。⒉1947年2月，在营以上单位恢复与健全了党委制。部队工作的主要问题，除紧急情况下由首长临时处置外，均须经党委讨论决定，然后由部队首长分别执行。这种党委统一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从组织上加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⒊开展立功运动 ⒋发扬三大民主，即政治民主、军事民主、经济民主，恢复了井冈山时期建立的过的连队士兵委员会。⒌加强军政训练学习“十大军事原则”，苦练军事技术，加强政策教育。1947年10月，人民解放军总部统一规定并重新颁布了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⒍建立特种兵部队炮兵、工兵、通讯兵、铁道兵等技术兵种。
1948年上半年，国民党军处处被动挨打，全线崩溃。
为了迫使敌人改变战略部署，吸引敌军20至30个旅回头防守长江以南，中央军委曾于1948 年1月27日确定，由粟裕带领华东野战军3个纵队，渡长江南进，到湖南、江西机动作战，尔后跃进到闽浙赣边，开创解放区。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究竟是分兵渡江作战有利，还是集中兵力在中原作战有利。粟裕反复权衡，他考虑，改变中原战局，发展战略攻势，关键是多打几个歼灭战，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分兵渡江，虽然可以调动部分敌人回防江南，但估计敌人在中原战场的主力不会调走，因为敌人要靠这些主力部队支撑中原防线，拱卫南京、武汉；同时，这些军队多是白崇禧派系，要维护他的地盘，不大听蒋介石指挥。我3 个纵队在江南，兵力不多，打大歼灭战是做不到的。转战几个省，行程几千里，敌人对我围追堵截，兵员补充和伤员安置都有困难，部队减员会达到1/3甚至1/2。这3 个纵队暂不过江，留在中原战场，打大歼灭战的有利条件很多。4月18日，粟裕将他的不同意见上报中央，最后取得了中央的同意，决定3 个纵队暂不过江，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歼灭战，并被委任为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建代政治委员。

四、战略决战
1948.8.5，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了一次紧急军事会议，企图进行战略收缩。在作战方针上，采取固守重要战略点线，以精锐部队为核心，实行兵力靠拢，猬集一团，想使解放军“吃不掉，啃不动”，以争取时间恢复和发展军事力量，扭转败局，即所谓“重点防御”。
1948.9，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即中央九月会议。会议规定了今后的工作任务。提出了党的战略任务是:建设500万人民解放军，在大约5年左右的时间内（从1946年7月算起），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统治。
⒈序幕:济南战役
战略决战的序幕首先在济南拉开。济南已经处在解放军的重重包围之中。1948.5,王耀武曾向蒋介石建议:放弃济南，讲济南一带的军队撤至兖州及其以南地区，以便与徐州附近部队靠拢，亦可稳固徐州至兖州的铁路交通。蒋介石为屏障徐州，隔断华东、华北解放区的联系，并钳制华东野战军不能全力南进，决定确保济南。9月，攻克济南，山东除青岛少数据点为国民党军占领外，其余全部解放。华东、华北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津浦路徐州以北天津以南段、胶济路青岛以西段全部为解放军所控制。
⒉辽沈战役
1948年春夏，东北国民党军面临的形势是极其危险的。总兵力50万，被分割在长春、沈阳、锦州3个地区。其控制的地区仅为东北总面积的3%，人口也只有14%。长春、沈阳两地的陆上交通已被切断，陷入包围之中。东北人民解放军已发展到100万，其中野战军70万人，牢牢的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面对这种形势，国共双方统帅部在作战决策上均有若干分歧。
国民党方面:是撤，是守，举棋不定。蒋介石希望放弃沈阳，打通北宁线，将主力撤往锦州、山海关一带；再根据情况转用于华北、华中战场。因为，飞机和汽油都无法维持沈阳、长春这样庞大的部队的补给；锦州是东北、华北两大战略集团联结的枢纽，主力放在此地，补给较易解决，且可挡住东北解放军入关，配合傅作义集团作战，如形势不利或关内其他战场吃紧时，还可以随时转移。
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坚决反对撤退。他本来不愿意接东北这个烂摊子，经过蒋介石再三恳求，才勉强答应。他很希望在东北有所作为，如果撤退，要他何用。如果他执行撤退东北的决定，无异于替蒋介石承担放弃东北的责任，既遭国人谴责，日后也会遭蒋的处罚。因此，卫立煌坚决反对从沈阳撤出主力，并得到了东北各级将领的拥护。他主张固守沈阳，等待时机。他认为，共军的战法就是围城打援，故而不能轻举妄动，上其圈套；决定固守沈阳决不外出。他判断:“美国是坚决反苏反共的，沈阳系东北重镇，有战略价值，决不会坐视不理”；并由此推断，东北是苏、美利益所在，“势在必争”，“第三次世界大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只要我们保存实力，占据地盘，事情即有可为”。共军枪械不全，新兵多，战斗力差，“近期不会攻坚”，“沈阳有二十个师以上的兵力，固守沈阳是有把握的。”蒋介石对放弃东北也不甘心，最后同意了卫立煌的意见。
中共方面:在什么时间、在哪一点上突击，中央和林彪长达数月未比一致。从东北地区看，先打长春，有利于解放军集中兵力，如敌人增援或出逃，便于在运动中消灭。打下长春后，可解除后顾之忧，利于集中兵力南向作战。从战争全局看，国民党所以没有下决心撤出东北，长春10万大军被困是原因之一。如打下长春，敌人可能迅速向关内撤退，借以保住一个战略集团。有鉴于此，1948.2.7，中央军委致电林彪等人:“要预见敌人撤出东北的可能性。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要求东北野战军下一步作战，应考虑以主力转至北宁路，以便控制锦州（东北的战略门户、东北与内地联系的陆路要冲、咽喉之地）。截断敌人从陆上撤往关内的通道，抓住敌人予以各个歼灭。即“关门打狗”。

林彪对南下作战，顾虑重重，再三提议先打长春，强调先打长春的有利条件，认为南下作战有诸多困难。4月22日，中央军委同意了林彪攻打长春的提议。5月下旬，东北野战军作了试打，觉察到对长春敌人的战斗力估计不足，该城并非一个猛攻就能拿下。于是从5月24日开始，对长春敌人采取围困方式，“久围长困”，军事围困、坚决封锁、政治攻势兼用并施。部队就地练兵休整，以求把敌人困到“山穷水尽”之时，然后歼灭之。十几万国民党军已是靠飞机空投度日，杯水车薪，苟延残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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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0日，中共东北局讨论决定，放弃勉强打长春的计划，而执行南下作战的决策。9月，正式确定攻锦打援，即将主力使用于锦州诸点，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春、沈阳援锦州之敌。
东北国民党军长时间为解放军“练好兵，打长春”的口号所迷惑，9月12日，北宁路打响，才觉察解放军的企图是在关闭东北大门。蒋介石深感事态严重，一方面令范汉杰集团固守锦州，以吸引和消耗解放军主力；一方面严令沈阳廖耀湘增援，又海运4个师至葫芦岛，增援东北；令长春郑洞国伺机向沈阳突围。塔山方面阻击增援的战斗异常激烈，情况危急。（关门打狗，国民党必然全力反击，决战胜负难料）（蒋介石如此安排，也是准备撤退入关的一步）
锦州之战后，东北国民党军有两种选择。卫立煌坚持固守沈阳，这无异于慢性自杀；一种是撤退。廖耀湘主张走营口从海上撤退；蒋介石对形势判断错误，坚持陆路撤退。他判断解放军伤亡很大，非经一段时间休整，无力再战；又为解放军一部向山海关移动迷惑，误以为解放军可能进军关内；空军报告，攻打锦州的解放军向北移动，断定解放军不会固守锦州。决定廖耀湘兵团和锦西方面侯镜如兵团配合，南北夹击，夺回锦州，取得撤退的陆上通道。东北野战军决定先抓住廖兵团，进行辽西决战，全歼廖兵团。如果按照廖的主张，从营口撤退，结局是会好得多的。当时解放军就怕敌人走营口逃脱，失去全歼的机会。
沈阳之敌成瓮中之鳖。11月2日，解放沈阳、营口，敌万余人从营口逃走。锦西、葫芦岛的侯镜如兵团经海上撤往关内，后卫一部被歼。
（辽沈战役国民党军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卫立煌固守政策所造成的，而蒋介石作为最高统帅，是守，是撤，犹豫不决；撤退的时机、路线选择不对，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⒊淮海战役
淮海战场就是以江苏徐州为中心，东起江苏的海州，西至河南的商邱，南自安徽境内的淮河两岸，北到山东的临城（今名薛城）的广大地区，是南北、东西纵横都有一千多里的大平原。徐州地处江苏、安徽、河南、山东四省的交界，陇海、津浦两条铁路在这里交叉，贯通东西南北，是华东、中原、华北三大区的交通枢纽。自古以来，它的得失常常能决定整个江淮河汉间的胜负局面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9月24日，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首先向中央军委及华东局、中原局建议:举行淮海战役，攻歼淮阴、淮安和海州上去之敌，为夺取徐州创造条件。5日，中央军委、毛泽东复电称:“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10月12日，中央军委下达了《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11月，辽沈战役结束，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已经有靠拢的趋势，且国民党刘峙集团有可能向津浦路两侧收缩，尔后向江南总撤退。根据这一判断，中央军委认为有必要改变原定作战计划，原来设想的作战规模和范围，是限于鲁南和苏北进行，歼灭徐州地区的国民党军一部；作战兵力主要由华东野战军进行，中原野战军进行配合。面对新的情况，中央军委、毛泽东决定扩大原定淮海战役的作战规模，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联合作战，将刘峙集团歼灭于淮河以北，或长江以北地区。但是，一些基本的作战原则，如“攻点打援”、首歼黄伯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等完全获得了成功。

9月24日7时，粟裕致电中央和华东局、中原局:“为更好地改善中原战局，孤立津浦线，并迫使敌人退守江边及津浦沿线，以减少其机动兵力，建议即进行淮海战役……”。中央当即复电粟裕:“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10月11日，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的指示，指出:根据敌人重兵密集的特点，我军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敌徐州刘峙集团的右翼劲旅黄伯韬兵团，首先断其右臂。
淮海大战发展得如此顺利，使粟裕产生了打更大的歼灭战的想法。他经过反复考虑，于11月7日、8日连续两次向中央军委建议:“截断徐敌陆上退路”。我军应在歼灭黄伯韬兵团后，不再向两淮进攻，而是“以主力转向徐(州)固(镇)线进击，抑留敌人于徐州及其周围，尔后分别削弱与逐渐歼灭之”，或以黄维兵团为第二步歼灭目标。这是一个全歼敌徐州集团主力的宏大计划，中央对此高度赞赏，并决定予以采纳。

蒋介石在徐州地区布下重兵，企图在徐州地区以重兵堵防的办法与我军决战，守住中原，防御江北；战局对他不利时，他便将主力撤到江南设防，巩固长江防线，阻止我军过江。他精心部署了“一点两线”战略设防，即以徐州为中心，在陇海和津浦十字线上，布下80万大军；采取“固守一点，四方驰援”的战法。
⒋平津战役
辽沈战役胜利后，下一个打击目标必然是华北傅作义集团。是撤，是守，蒋介石、傅作义举棋不定，各有算盘。
11月上旬，南京军事会议，专就平津地区防务问题作了研究。蒋介石因为东北惨败，为了保存实力，巩固江南防线，想将华北军全部由海上南撤，答应傅作义担任东南行政长官。但是，美国主张坚守平津，企图以傅作义集团，牵制我华北与东北两大野战军，以便争取时间使蒋介石在江南重整军力，卷土重来答应直接向他提供援助。
傅作义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一离开察绥撤到江南，就身不由己了，必须抓住自己的基本部队和地盘，否则就会被蒋吃掉；他的基本队伍是绥远人，海运宁沪有困难；从陆上撤，几十万大军连同物资，要经过华北、华中两大解放区，要通过黄河天险，还有中原、华东野战军的堵截，也很难以实现。他想西撤绥远老窝，控制西北，休养生息，便于尔后作战，又担心一部分国民党嫡系部队带不走。而固守平津，既可以全部控制所以华北部队，又有美国的援助。
在南京，傅作义向蒋介石表示了自己的看法:“（一）华北局势不像一般人看的那样悲观绝望；（二）对扭转华北的危局还有办法；（三）南撤方案，非万不得已时不宜实行。因为，坚守华北是全局，退守东南是偏安，历史教训值得考虑！”“偏安江南”一语使蒋介石深受刺激。不战而放弃平津和整个华北，实在是不甘心。而且，不战而逃，将会使本来就涣散的军心更加动摇，以后整个局面将更加不可收拾。最终，初步确定了“暂守平津，保持海口，扩充实力，以观时变”的方针。蒋介石要傅作义收缩兵力，把主力集中在平、津、唐三角地区，控制海口，以一部分兵力维持平绥交通，并伺机南撤。傅作义并没有完全按蒋介石的意图办事。他只是把蒋系收缩到平津地区，保障从海上南撤的通道和抵抗东北我军的攻势；而把自己的嫡系部署在北平、张家口之间，保障西撤的通道。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关于华北作战的初步设想是:夺归绥，解放绥远；同事夺取太原，解放山西；然后集中华北野战军的兵力，连同经过休整的东北野战军，合力围歼傅作义集团，解放平津。大致在1949年上半年发起平津战役。局势迅速发展，敌人已成惊弓之鸟，能否抓住敌人，不使其南逃或西窜，就成为战役指导的关键。中央决定提前发动平津战役，制定了“抑留华北敌军就地歼灭”的方针。为了不刺激傅作义部提早西撤，停止攻夺归绥；也停止攻打太原，使傅作义不感到孤立，不下决心撤退。指示东北野战军尽早入关，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不使敌人从海上逃跑，在包围态势下进行休整。为了进一步稳住平津之敌，部队行动应十分隐蔽，新华社和各电台多发东北锦州等地我军庆功、开会、练兵的消息，迷惑敌人。
12月11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的指示，指出:为了防止敌人从海上逃跑，要我军在两星期内，“基本原则是围而不打（例如对张家口、新保安），有些则是隔而不围（即只作战略包围，隔断诸敌联系，而不作战役包围，例如对平、津、通县），以待部署完成之后再各个歼敌。尤其不可将张家口、新保安、南口诸敌都打掉，这将迫使南口以东诸敌迅速决策狂逃。”同时还决定，“为着不使蒋介石迅速决策海运平津诸敌南下”，命令淮海战场在歼灭黄维兵团以后，留下一部分敌军，“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为了不使敌人向青岛逃跑，“命令山东方面集中若干兵力控制济南附近一段黄河，并在胶济线上预作准备。”在这期间，军委决定利用傅作义想同我谈判拖延时间的机会，将计就计，准备同他谈判，以稳住敌人，不使其下决心逃掉。我淮海前线和华北前线对敌采取“围而不打”或“围而不隔”的办法，互为呼应，暂缓攻击，好比给敌人一颗定心丸，可以麻痹敌人，使蒋介石暂时不决定海运平津诸敌南下，幻想在江北拼下去。这样，我军就可以争取充分的时间，以便两个战场互相配合，钳制敌人，以达到“关门打狗”、歼敌于江北的战略目的。
平津战役，党中央采取军事攻击与和平谈判相结合的方式，以强攻的手段，逐一夺取新保安、张家口、天津，即“天津方式”；争取傅作义将军接受和平改编北平国民党军，从而北平获得和平解放，即“北平方式”；加上后来解放绥远时所采取的“绥远方式”（即“目前应让它照原样存在，彼此互不侵犯”，使其在政治上站在

lishi · 发表于 06-8-17 08:44:57

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然后再“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这三种方式对于我军加速解决国民党军的进程具有深远意义。
⒌渡江战役
渡江战役发起时间及北平和谈的关系。中央军委最初设想的渡江时间为1949年3月底。后具体确定为4月10日。以后经过多次更改，定为4月20日。作战日期的变更是与正在进行的北平和谈紧密联系着的。中国共产党为促进和谈有利于人民，一方面加紧渡江南进的各项准备工作，另一方面则发起了强大的政治攻势。这说明，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必须服从政治。关于渡江战役发起时间变更的次数，学术界主要有两种看法，即8次或9次。有的学者著文作了考证，指出变更数应为15次。
斯大林是否曾经劝阻过长江的问题
1979年1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王方明的文章《要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回忆毛主席一九五七年的一次亲切谈话》，首次披露毛泽东有关斯大林劝阻过长江的说法，主张中共与国民党谈判，以长江为界，搞“南北朝”。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苏关系紧张，因而这一说法十分流行。
《党的文献》1989年第1期发表余湛、张光佑的文章，通过查阅档案和访问权威人士，极力证明1949年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没有转达斯大林劝阻我过长江的口信。第6期发表文章，认为米高扬的确转达过斯大林对毛泽东的警告，试图阻止解放军过长江。学术界关于此问题，形成了泾渭分明的两派观点。
但是，根据苏联方面公布的档案材料，米高扬秘密访问报告，陪同人员回忆，师哲回忆录，都没有说斯大林劝阻过长江。中国方面没有公布这方面的档案，无法证实。毛泽东认为斯大林会阻止解放军打过长江去，是根据苏联对华政策的个人主观认识。

参考书目:
《孙子兵法》
《毛泽东军事文集》（四、五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
孙克骥主编:《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91（本书收入文稿共65篇，抗日战争时期27篇，解放战争时期38篇。）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淮海战役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中国文史出版社，1983；辽沈战役亲历记，1985；平津战役，1989
《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南京档案馆编:《南京解放》，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军事，江苏古籍，1999
袁伟:《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大野战部队发展史略》，解放军出版社，1987
唐义路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
黄友岚:《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史》，档案出版社，1992年。
张平等:《解放战争史话》，中国青年出版社，1987年。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
郝智慧:《邓小平军事生涯》，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
张正隆:《雪白血红》，:解放军出版社，1989
《辽沈决战》，人民，1992（全书共辑录了40余位亲自参加过该战役的老同志的30余篇回忆文章。披露了战争过程、战前的准备以及军事调处、剿匪、根据地建设、财经工作、城市接管等情况。）
朱建华:《东北解放战争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
刘广志:《平津战役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
《淮海战役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刘统:中原解放战争纪实，人民出版社，2003
袁德金、刘振华:西北解放战争纪实，人民出版社，2003
刘斌斌:《解放战争军事史研究述评——中国近代军事史研究述评》(续二)，《军事历史研究》，2002，4
邓野:《东北问题与四平决战》，《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
刘信君:《东北解放战争史研究述评》，《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3期。
徐燕、姚旭:《淮海战役作战方针的演变》，《党史通讯》l 983年第7期；姚杰《论淮海战役第二阶段打黄维兵团方针之形成》，《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2期。
江绍贞:《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起义述评》，《近代史研究》l 993年第4期。

第十六讲  国民党统治在大陆的溃败
一、国统区经济
⒈战后接收
  在国民政府对敌伪财政、工矿、交通等项事业的接收工厂中，由于机构混乱，官僚的腐败，致弊端丛生，人民怨声载道。“劫收”或“劫搜”。“三洋开泰”:爱东洋、捧西洋、捞现洋。“五子登科”:金子、房子、票子、车子、女子。
  “劫收”严重损害了国民党自身肌体。南京国民党政权建立伊始，贪污腐化现象就已经滋生，抗战期间军政官员借机大发国难财，接手则使各级官吏贪污腐化普遍化。“劫收”不仅使其吏治更加腐败，军纪荡然无存，派系斗争激烈，组织涣散，自身肌体受到极大损害，而且引发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国民党政权的空前不满，使国民党在政治上失去了民心，激化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严重动摇了国民党统治的基础，加速了国民党的败亡。（崔广陵:《“劫收”与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迅速覆亡》；尹书博:《“劫收”对国民党政权衰败的影响》，《党史教学与研究》，1994.2；1990.5）负责解决接收的重要人物邵毓麟向蒋介石当面进言:“象这样下去，我们虽已收复了国土，但我们将丧失人心！”他预言:“在一片胜利声中，早已埋下了一颗失败的定时炸弹。”（邵:《胜利前后》，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P76、87）
2.国家资本对国民经济的垄断
通过对财政金融、工矿企业、交通运输业的接收，国家垄断资本集团进一步发展。“四行二局”迅速发展，成为最大的国家垄断资本集团，扩大对工商业的投资，干预着社会经济生活。1946年11月，又宣布成立“中央合作金库”，使国家垄断金融资本发展到“四行二局一库”。国民政府还通过一系列办法和立法手段打击民营银钱业势力，据1946年6月统计，除解放区外全国3489家银行分支机构中，国家垄断资本性质的银行及其分支机构达2446家，占70%以上。这年年底，存款总额548881万亿元，占91.7%，私营银行存款额只占8.3%。
资源委员会在抗战中通过对国家重要战略物资的开发、利用和贸易活动，已发展成为国家唯一的重工业垄断资本集团。胜利后，资源委员会负责对日伪重工业资产设备的接收工作，接收的日伪资产总产值，估计在18亿美元左右，实力大为膨胀1946年5月迁回南京后，又从经济部划出，成为国民政府行政院的直属机关，“专任国营基本生产事之责”。（翁文灏:《为中国经济创立崭新时代》，《回忆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P308）1946年底，它所拥有的固定资产的帐面价值在法币10万亿元以上。它垄断了全国煤炭、电力、石油、钢铁、有色金属、电工、机械、建筑材料、化工、造纸和制糖10个行业，拥有291个厂矿，员工22万多人，总资产52442亿元以上（《复员以来资源委员会工作述要》，1948年1月版）。
资源委员会成立之日起，就是国民政府直接控制下的、一个从事重工业开发、设计和建设的职能机构。由于它的资金来自于政府，并与国防和国家基本工业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受控于执政的国民党和政府，又采取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方式；并逐步对重工业和部分轻工业实行垄断性经营，因而其性质当属国家垄断资本经济。
国民政府经济部接收了一批日伪经营的纺织、缫丝、制糖、造纸等轻工业企业。1945年秋在行政院第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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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会议上，宋子文提出将这些没收的工业企业分别建立几家由国家统一经营的公司，于是一批国家垄断资本企业相继建立，其中以中国纺织建设公司规模最大，仅次于资源委员会。
国民党从中央到地方，一些高官和军阀以手中的权力，在各地或本地创办了一批企业，为其派系、地方势力或个人直接谋利益。孔祥熙、宋子文、陈氏兄弟等利用长期担任要职，以私人、儿女、夫人、名义投资的企业相当多，涉及到金融、工业、商业诸方面，可称之为官僚私人资本。除了一般企业的正当经营外，更主要的，他们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机密信息和丰厚的资金、贷款等便利条件，囤积倒卖，究竟赚了多少钱，是无法弄清楚的。比如孔令侃的扬子公司仅据1947年帐面结汇数，已结清的有182万美元，2.1万英镑，4.5万瑞士法郎，尚未结清的有90万美元，出口结售外汇95.48万美元，9.5万英镑和26.6万瑞士法郎。（刘庸:《孔祥熙的私人资本》，《经济导报》第96、97期，1948年版）1947年有人撰文《宋子文究竟有多少财产》说:“宋氏的经济活动，已如上述7个银行、12家商业公司、22个大工厂、一个运输公司，全部股款多少，怕连宋子文自己也不知道他的财产数字。”（重庆《工商导报》，1947.12.5.）1949年，宋氏家族曾把部分财产转移到泰国，估计约3000万港币。（傅斯年:炮轰孔祥熙、《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
（毛泽东1947年2月25日发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蒋宋孔陈四大家家族，在他们当权的二十年中，已经集中了价值达一百万万至二百万万的巨大财产，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这个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治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就是蒋介石反动政权的基础。”“这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但压迫工人农民，而且压迫城市小资产阶级，损害中等资产阶级。这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日本投降以后，达到了最高峰，它替新民主主义革命准备了充分的物质条件。这个资本，在中国的通俗名称，叫做官僚资本。”国家垄断资本应具有3个要素:这一资本是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的，即它的资本来自政府，并有政府的官员掌握着经营权；这一资本集团对国民经济的某些方面具有垄断性；这一资本集团对广大人民具有压迫性。官僚（私人）资本的3个要素是:这一资本集团的资本不是来自政府，而是来自某一官僚的私人投资；经营权掌握在某个或某些官僚手中；掌握这一资本集团的官僚们，利用手中是权力，进行操纵市场、囤积居奇、垄断经营等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以饱私囊。）
3.中美经济关系的加强
战后，国际经济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战前，在华外国资本经济势力中，以英国和日本势力最大，其次才是法国和美国。抗日战争中，英国和法国原有的在华企业，有的被日本侵占，有的退出中国，英法两国的势力有了很大的削弱。战后，日本、德国和意大利等国是战败国，他们的在华企业作为敌产，完全被中国没收，唯有美国的在华经济势力得到了加强。1948年美国的对华直接投资达13.93亿美元，占外国在华投资总数的45%。在对外贸易方面，在战前对华贸易总额中美国只占17.9%，到1946年上升到57.2%；英国却由战前的58%，下降到战后的4.4%。美国对华经济地位的加强，表明了欧洲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势力的削弱和国民政府对美国经济依赖的加强。
美国从他的全球战略考虑，在西欧推行“马歇尔计划”；在亚洲，美国认为可以和苏联对抗的力量，只有国民政府，希望把中国这个战时盟国变成战后经济上的伙伴，除了扶持国民党反共反苏外，还要为美国的剩余资本找到投资出路、为战争中的剩余物资找到销售市场。国民党希望美国在政治、军事、经济全面援助，经济援助是作为对政治援助和军事援助的一根支柱，以便有力量发动内战，消灭共产党。
中美两国政府签定的各类经济协约25项，一类为中方向美方购货或借款合约，如1946年3月《美棉贷款合同》、6月《铁道购料借款合约》、《处置租借法案物资协定》、8月《购买轮船贷款合约》、《采煤贷款合约》、《剩余物资购买合约》等。这类经济合约的特点属于典型的商业买卖或借款合同，涉及的仅仅是具体的物资与钱币的转移。另一类是中美双边经济协约则不同，它在两国经济关系中确定了一系列的原则和承诺，主要有1946年1月4日签定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12月20日签定的《中美空中运输协定》和1948年5月中国加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4.金融崩溃
内战的巨大消耗，造成了巨额财政赤字和恶性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通过接受美国援助和处理日伪资产过程中的各种掠夺活动，积累了近23亿美元的财富，这就是它打内战的本钱。然而，随着内战的进行，军费开支的不断增加，这笔财富很快就被耗光了，财政出现了巨额赤字。据统计，1946年国民政府赤字率为62.1%，1947年为67.6%。为了弥补巨大的财政赤字，国民政府只好采取滥发纸币的办法，特别是1947年以后，政府的财政赤字几乎全部由发行新钞来弥补。当时国民党在上海有5家印钞厂、几十部印钞机，每天印制法币230亿元，还不能满足需要。于是，又派人到美国和英国印钞，然后再用飞机、轮船运回国内。国民政府这种不顾一切滥发纸币的行径，加速了国统区财政经济的崩溃。
在国统区财政经济走向总崩溃的过程中，国民政府除了加紧向美国求援外，也采取了一些自救措施。为了限制物价，稳定市面，1946年初，命令中央银行出售黄金，同时开放外汇市场，实行自由外汇政策。企图以此吸引游资，回笼货币，从而稳定物价和财经秩序。起初，这种办法的确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在最初的半年中，金价尚比较稳定，但由于法币发行量继续猛增，远远超过黄金和外汇自由买卖所吸引的游资，物价不久就开始回涨。同时，由于这种办法在很大程度上鼓励了黄金和外汇投机，各地资金纷纷涌向上海抢购黄金、美钞，又导致了黄金和外汇价格的上涨，引起了“黄金风潮”。结果，国民政府消耗了一半的黄金和外汇储备，物价却在黄金和外汇价格上涨的推动下以更快的速度飞涨起来。
于是，国民党只好于1947.2.17，颁布《经济紧急措施案》，宣布停止出售黄金，禁止外币流通，改用抛售物资、发行美金公债、库券的办法来回笼货币，稳定物价。然而，美金公债和库券很少有人认购，抛售物资更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于是，物价仅相对平稳2个月就再度失控，1947年2—12月间，上涨7倍多，1948年头8个月竟狂涨58倍，购买生活必需品的货币以车载斗量。物价飞涨，币值猛跌，法币的发行数量、物价指数和人民生活指数的上升，都以天文数字出现。这样，法币就丧失了它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和储藏手段的基本职能，国统区的经济财政也因此陷入极度的混乱之中。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国民政府抛出币制改革这张“王牌”。
1948.8.19，在行政院长翁文灏、财政部长王云五、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等人的策划下，蒋介石以总统名义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金圆券发行办法》、《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中华民国人民存放国外外汇资产登记管理办法》、《整顿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等一系列法令，正式宣布改革币制，同时实行管制经济和限价政策:⒈发行总额为20亿元的金圆券作为本位币，废除法币和东北流通券，其兑换率分别为1:300万和1:30万，限于11月20日前兑完。 ⒉以金圆券收兑人民所有的黄金、白银、银币和外国币券，限于9月30日前兑完，过期未兑者，即予没收。 ⒊所有中国人（华侨除外）均需在12月31日前向中央银行申报登记其外汇资产数量，并移存中央银行保管。 ⒋各地商品及劳务均应按8月19日的价格折合金圆券出售，由当地主管官署监督执行；在上海等都市实行仓库检查并登记其进出货品；所有按生活指数发给薪水的办法一律废止；禁止封锁工厂、罢工、怠工；上海、天津证券交易所暂停营业。
币制改革开始后，国民政府极力标榜改革为“稳定经济”、“保障民生”所必需，事关“国家民族荣辱祸福”，“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公然提出将以“最大之决心”，对于一切敢于危害改革的言行“予以严厉制裁”。与此同时，政府下令将几个主要城市划为经济管制区，委派蒋经国到上海、宋子文到广州、张厉生到天津任经济督导员，赋予行政和警察指挥大权，以监督各项经济指标的执行。
上海由于是重点管制区，蒋经国又持有蒋介石的“尚方宝剑”，因此管制十分严厉。蒋经国一到上海，即摆出一副铁面无私、不畏强暴的架势，声称“只打老虎，不拍苍蝇”。蒋经国本着挽狂澜于既倒、励精图治的精神来到上海打虎，连上海大亨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都敢抓。他亲自指挥一个庞大的经济警察队伍，日夜出没于市场、库房、码头等场所进行搜查。他先后以囤积居奇、投机倒把、私套外汇、隐藏黄金等罪名，将一批老板、经理之类64人分别予以判刑、处死或逮捕。在国民党的高压下，人民不得不拿出金银和外汇兑换金圆券，商人则被迫抛售所有货物，物价被强行限制在8月19日固定的水平上，国统区的经济财政一度出现了好转的迹象。
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自身存在着种种弱点，完全违背了货币经济的客观规律，这就决定了它不可能真正挽救国统区的财政经济危机。相反，在不到2、3个月的时间里，它就走上了全面失败的绝路。
首先，就金圆券发行的情况来看，国民政府宣称，此次发行的金圆券以20亿元为限，国营企事业及敌伪产业的股票资产3亿美元作保证，还有黄金白银、外汇2亿美元作准备金，并规定每元金圆券含纯金0.222712公分。但事实上，国营企事业和敌伪产业的股票资产除一部分债券契据外，打都是清册目录，根本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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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发行基金入帐；黄金白银外汇储备，也早已被外贸上的巨大贸易逆差和内战消耗殆尽，5月31日，实际上只有金银外汇量874万美元，到8月19日金圆券发行前，这一数字只有更少。因此，所谓金圆券，除了它上面印有“金圆”二字外，与黄金根本没有联系，不过是纸币而已。
至于说金圆券是限额发行，那更是自欺欺人。20亿元限额本来就大大超过当时社会上流通的法币和东北流通券，约为其10倍；并且，这个限额也很快被突破了。国民政府索性于11月13日颁布《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宣布撤消20亿元的发行限额，金圆券的发行量如脱缰的野马，急速扩大，年底即增至83.2亿元，1949年1月更增至208亿元，1949.5.25截止，金圆券已发行80万亿元。实际上，金圆券改革就是用一种新的、速度更快的恶性通货膨胀取代了原来的通货膨胀。
管制经济政策:金圆券既然并无准备基金可言，又处于不断的膨胀的状态之下，它的发行就不能不借助于政治力量和警察手段。当时，国民政府实行经济管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强行收兑人民手中的金银外币，以维持金圆券的信誉；二是强行限制物价，以造成“平价”的假象，掩盖金圆券膨胀的事实。强行收兑一开始就遭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反对，一些豪门富商想尽千方百计将黄金白银外币藏匿，拒不兑换金圆券。11月13日，国民政府不得不颁布《修正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准许金银外币私有，解除禁止流通和买卖的禁令，并把金银外币与金圆券的兑换率一律提高5倍。此令一出，社会上又立即掀起了一股以金圆券兑换金银外币的风潮，国统区的金融秩序更加混乱不堪。
至于限价政策，同样也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国民政府的限价政策完全是依靠强制手段将物价冻结，并没有严格的控制金圆券的发行以减轻其对市场的压力，自然不可能长久。政府的限价基准——“8•19”物价是在多次涨风之后形成的，与商品的实际价值完全背离，许多工厂、商店亏本，不得不停产或关门。一些大资本家为了避免受限价的损失，大量抽走生产资金，转移外流，致使生产急剧萎缩，物资日益短缺，一些富商豪门乘机囤积居奇，大搞投机活动；各地又发生了市民枪购物资的风潮。于是，政府被迫于10月31日公布《改善经济管制补充办法》，从第二天起解冻物价，取消“限价”政策。从此，物价就像洪水决堤一般飞涨，12月即比8月上涨325倍，1949年2月又上涨到834倍，到4月15日竟然狂涨至62714倍！国民政府所实行的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至此完全失败。
  国民党希望经济改革为它业已瘫痪的经济体注入一剂强心针，结果却适得其反。随着金圆券的急速贬值和彻底崩溃，国统区的财政经济陷入了无可挽回的总崩溃之中，这加速了国民党统治在大陆的败亡。国统区财政经济危机和崩溃，打破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国民党统治的幻想；加深了国民党的军事危机；促进了国民党内部各派政治势力的分化；促进了民族资产阶级左倾化，他们希望走“第三条道路”，建立英美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发展资本主义。但他们在经济上蒙受巨大损失，时刻面临破产的危险，一些民主党派人士也遭到了迫害，使他们开始赞同中共的土改和没收官僚资本的政策。
二解放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成长
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以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为领导的，由多种经济成分组成的过渡型经济。它是在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在中国共产党路线和政策指引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经济。新民主主义经济产生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得到了初步的发展，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推进，播散到全国各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大陆全面确立。
土地改革  1945年毛泽东七大报告《论联合政府》中说:“‘减租减息’这个政策，入关没有特殊阻碍，我们准备在战后继续实行下去，首先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减租减息，然后采取适当的方法，有步骤的达到‘耕者有其田’。”随着战后局势的发展，中共在1946年改变自己的土地政策，再次提出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这个转变的标志就是“五四指示”。
“五四指示”仍然是一种过渡性政策，带有相当程度的妥协性，这同当时尚未完全破裂的国共谈判有关。国共双方都在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与支持。
内战的迅速发展，中共加快了土地改革的进程。1947年7—9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党的土地工作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中共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政策正式形成。它反映了彻底的民主革命的精神，废除了封建土地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在取得土地的方法上，是以剥夺为主，辅之以赎买。在土地分配上，办法简便易行，主要采用拉平，即按人口或户口平分，在这个原则下贯彻“抽多补少，抽肥补瘦”。这种方法不仅使土地达到数量上的平均，也达到质量的平均；其消极方面是容易陷于绝对平均主义。

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政策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五四指示前的土地政策(1945.8-1946.4):继续实行减租减息政策。第二阶段是五四指示后的土地政策(1946.5-1947.6):由减租减息向“耕者有其田”政策的转变。第三阶段是土地改革运动中期:彻底平分土地的政策(1947.7-1949.10)。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中共中央在河北省西柏坡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会上详细地研究了中国土地制度的基本情况，总结了党二十年来特别是“五四指示”以来的土地改革经验，决定实行彻底平分土地的政策，并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中国土地法大纲》是一个彻底的反封建的土地改革纲领，它的基本精神是废除封建、半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保护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其合法经营。主要内容为:没收地主的土地及其他财产；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和财产；废除乡村中在土地制度改革前的一切债务；对土地统一平均分配，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在土地的质量上抽肥补瘦，使全村人民均获得同等的、归个人所有的土地。同时还规定，家居乡村的人民解放军、政府及人民团体的人员，其本人和家属，分给与农民同样的土地和财产；地主及其家属、家居乡村的国民党官兵的家属，也分给与农民同样的土地和财产。对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其合法经营不受侵犯，地主富农经营的工商业也要给予保护。
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大纲本身存在着的严重缺陷是不容回避的，对大纲采取完全肯定的态度更是不对的。杜敬指出，大纲中的一个缺陷在于规定农民可以在各种会议上自由弹劾和撤换干部，这必然导致尾巴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大纲最主要的缺陷就是规定了平分土地的原则，因为只要实行平分土地，就必然会侵犯中农利益，必然使土地改革超出了反封建的范围。
以杜敬、王钦民、陈文桂、郭德宏等为代表的大部分学者认为，党的平分土地的政策和做法，无论从理论分析还是从实际效果来看，都应当完全否定。杜敬提出，讨论平分土地的问题，必须首先明确平分土地的概念。他考察了党领导土地变革的历史。他认为，党的平分土地政策的内涵是明确的，平分土地就是指彻底平分，平分的结果是“平”，不平不能叫平分。他认为，这种平分土地的方法，是以各户占有土地的多少为依据，而不是以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为依据。这就必然侵犯到由于勤劳生产而占有土地较多的中农的利益，而同废除封建半封建的土地制度这个根本目的相违背。他强调，不赞成平分土地，决不等于不赞成土地改革，同样，也不能把土地改革的成绩说成是平分土地的成绩。王钦民运用充足的史料，对解放战争时期党的平分土地政策进行了专门考察，进一步指出，平分土地的政策与对中农的态度紧密相连，平分土地的真正含义，就是损害中农利益的平分一切土地。陈文桂指出，党使用的平分土地的口号，本来是历史上农民群众在平均主义指导下自发提出的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继续沿用这一口号，既是历史的必然，又是历史的局限，用这一口号作为我们党指导土地改革的一项政策显然是不妥当的。郭德宏明确指出，平分土地不仅在实践上是有害的，在理论上也是错误的，不能因为中国共产党实行过这种做法，并曾得到贫农的拥护，就去继续肯定它，而应实事求是地对它作出评价。

互助合作运动的开展  解放战争时期，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合作的规模和范围都比抗日战争时期扩大了。这是因为:⒈党具有更加丰富的领导互助合作运动的经验，互助合作组织能够在更加坚实的基础上健康发展；⒉解放战争发展的要求。随着解放战争的发展，战争规模越来越大，需要的战勤人员也越来越多，农业劳动力大量减少，战勤人员家中负担重。这些问题，只有组织起来，互助合作，才能克服困难；⒊解放区土地制度的改革极大的推动了互助合作运动的开展。获得土地后的小农经济，在发展生产上遇到了很多困难，（比如缺少农具、耕畜、劳动力等），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发展生产；⒋小农经济的脆弱性，不可避免的导致两极分化。为了防止两极分化，巩固工农联盟，保证全体农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必须大力开展互助合作运动。互助合作运动，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使农民的生活得到了显著的改善，有了基本保证。
工商业政策  解放区不仅拥有广大的农村，还拥有若干中等城市和工矿区。对接收的工厂使其迅速复工，废

lishi · 发表于 06-8-17 08:45:25

除敌伪的一切统制和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减轻工商业者的负担；着力扶植中小工商业，对较大的工商业者的利益，也同样给予照顾、支持其发展。
三大经济纲领  1947年后，解放区迅速扩大，一些工商业大城市相继解放，中共面临着新的复杂而陌生的经济问题。12月，毛泽东及时的阐明了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经济纲领:“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没收官僚资本的同时，党严格执行了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贯彻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

三、战后中间道路
  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中间道路的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他们纷纷组织党派，发表政见，力图使中国按照他们所设计的道路前进。中间道路的基本内容是:政治上，核心是自由与民主，远景目标是建立政党政治与多党政治；近期目标是立即取消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立即释放一切政治犯（汉奸除外），党派平等合法，废除保甲制度，用普选的方式召开国民大会，成立真正的民主联合政府。军事上，军队国家化，保持国防最低限度之常备军，实行征兵制。核心是军队国家化。过去的政治是建立在枪杆子上的，武力成为政治的主要内容，“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没有政党政治的传统。经济上，发展民族工业，“计划经济与民主经济相结合”；振兴农村经济，改革土地制度；用经济的民主充实政治的民主，没有经济上的民主，一个职业与生活没有保障的人，政治上的自由平等是一句空话。
总之，所谓中间道路，就是以民主的政治建设民主的经济，以经济的民主充实政治的民主，吸取世界各国在民主建设上一切好的经验，尤其是吸取英美苏三国的经验，结合中国国情，从政治上的自由平等扩展为经济上的自由平等。
  张东荪:我们以极诚恳尊重的态度来劝国民党，请其抛弃那个偏右的作风稍稍转向中间，同时亦以极亲挚虚心的态度来劝共产党，请其把一些过火的地方与所谓的幼稚病矫正过来，而亦转向于中间的一条道路。（《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再生》第118期，1 946年6月22日。）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一时期也表现得空前活跃，最著名的当推储安平及其《客观》、《观察》。储安平批评国民党是“一场烂污”。他对共产党与民主自由关系的分析最为深刻。他认为:“我不相信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人民能获得思想及言论等基本自由，能实行真正的民主。”其理由是:凡是在一个讲究“统制”、讲究“一致”的政党的统治下，人民是不会有真正的自由的，因而也不会有真正的民主。因为人类思想各殊，实为一种自然的人性，假如任何政党想使在它统治下的人民，在思想上变成同一种典型，这实违反人性而为绝不可能之事。“唯有承认人民思想及言论的自由，始能真正实现民主的政治，然则吾人以此事衡量共产党，则共产党是否能容许今日生活在共产党统治区域中的人民有批评共产主义或反对共产党的自由？假如容许，则何以我们从来没有看到在共产党区域中出版的报纸有任何反对共产党或批评共产党的言论，或在共产党区域中有何可以一般自由发表意见的刊物？”“就我个人言，共产党今日虽然大呼民主，大呼自由，而共产党本身固不是一个能够承认人民有思想言论自由的政党”，只是争夺青年、争夺社会舆论同情的需要。
国民党可恨，共产党可怕，害怕失去自由或被清算。
中国的现状是由武力决定的。很快，国共决战见分晓。中间党派、中间人士有的稍稍偏左，有的稍稍偏右。他们必须马上作出选择。“第三种人”的“第三条道路”还没有来得及实践，就匆匆收场。（破产之说，不符合历史的实际）
四、《美中关系白皮书》
1949.8.5,美国正式发表对华政策白皮书，全称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着重于1944—1949年时期》，中文译本正文约35万字，连同附件共约100万字。正文分8章，前2章简述1844年以来百年来中美关系史及国共两党历史，作为全书背景。后6章详细叙述1944—1949年5年中中美关系，是全书核心内容。
1949年初，中国内战局势急转直下，中共赢得这场战争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有鉴于此，美国对华政策开始趋向于停止援蒋，从中国内战抽身。白皮书的发表，正反映了美国的这种意图，争取舆论的支持和政治主动；另一方面，推卸对蒋政权失败美国政府所负的“责任”，说明其失败在于其“腐败和失去群众支持、通货膨胀及世界上最拙劣的军事领导”。为“失去中国”、为反对派攻击政府对华政策进行辩解；为奉行对华新政策、停止援蒋寻找政策依据。
白皮书的编纂和发表，对国民党政权打击最大，却作了冷处理，敢怒而不敢言，主要是仍然对争取美援寄存希望。
中共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对白皮书展开系统批判。8.14—9.16，毛泽东相继为新华社撰写了评论，即“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四评白皮书”、“五评白皮书”、“六评白皮书”。
6月，黄华、司徒雷登会谈失败后，中共公开宣布对外“一边倒”，对短期内改善中美关系不再抱有希望，因而对美国的立场日益强硬。中共认为白皮书字里行间浸透了对中共、中国革命和中苏关系的憎恨、诅咒和污蔑。依据白皮书的论点，百余年来，美国对中国奉行“友好”政策，中国革命起源于“人口过剩”和“西方的影响”；中共附从于苏联；中国革命是“遮掩”苏联控制的一场“热烈运动”。所有这些，在中共看来，都是无稽之谈。中共借批判白皮书，揭露美国侵华本质，歌颂中国革命、中共业绩和中苏友谊。
白皮书还公开主张“鼓励”和“促进”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推翻中共统治。当时，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有亲美崇美倾向，对中共和中国革命持怀疑态度，对美国抱有幻想。中共大力批判“美帝的新阴谋”，为确保新中国不被美国“和平演变”策略颠覆，不免要与美国争夺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扫除知识分子中的亲美倾向。
白皮书发表后，立即招致了国会内外各种集团和新闻界“暴风雨般的辱骂”，实际上是在美国挑起了一场“谁丢失中国”的政治大辩论。最终，美国修改对华政策，重新大规模援蒋；对在中共政策也朝着进一步僵硬方向演化。（林利民:《1949年美国政府编纂发表对华政策白皮书的原因与国共美三方政治反映》，华中师大学报，1996.2）

五、国民党统治在大陆崩溃的原因
美国学者布赖恩•克罗泽（Crozier.Brian）《蒋介石传》，自出版以来，畅销西方，影响巨大，被誉为第一部尊重历史、客观、公正真实、完整的蒋介石传。作者称:“蒋介石属于那种少见的、非同小可的人物:这种人的勇气、公正能力、个人意志及其精力——全部耐力——是一般人所想象不到的。这种人对他们的时代和后世的不同影响取决于他们从事活动的政治背景、他们所继承的历史遗产以及他们国家的大小、国力或重要性。”“蒋介石缺少那些将军和政治家流芳百世的先决条件——运气”，“他的运气糟糕透顶”。
同时，作者也指出:“同样，他的错误也的确是不可估量的”， “正是国民党政权本身给共产主义者成功的发动革命和进行反对国民党的运动提供了理由。”
政治:专制，自身腐败与派系纷争；经济:恶性通货膨胀与官僚资本的巧取豪夺，顽固维护封建土地制度，拒绝进行土地改革，导致经济崩溃；军事:内战不得人心，军队纲纪败坏、官兵对立是其军事失败的重要原因；中共:路线、方针与政策的正确，无疑加速了国民党统治在大陆的迅速败亡。
（1938年冬，马一浮评蒋介石:“此人英武过人，而器宇偏狭，乏博大气象。举止庄重，杂有矫揉，乃偏霸之才，偏安有余，中兴不足。方之古人，属刘裕、陈霸先一流人物。”熊十力:“此人心术不正。”见任继愈:《念旧企新——任继愈自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132页。）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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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中国土地问题之统计分析》，正中书局，1946
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米脂县杨家沟调查》，人民，1980
中央档案馆编:《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
黑龙江省档案馆编:《土地改革运动1945 .9一1949.10》，黑龙江省档案馆，1983
河北省档案馆:《河北土地改革档案史料选编》，河北人民，1990（本书选用1946～1952年的档案史料144份。以省级文件为主，也收入了部分地、市、县级有代表性的文件。选材范围，包括当时的冀南、冀中、

lishi · 发表于 06-8-17 08:45:34

冀东、冀晋、太行、北岳、冀热察、渤海等解放区和原察哈尔、热河等。）
《解放战争时期山东的土地改革》，山东人民，1993
孔永松:《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演变史》，江西人民，1987
董志凯:《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赵效民主编:《中国土地改革史1921一1949》，人民，1990
何东等编著:《中国共产党土地改革史》，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3
张永泉:《第三次国内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
管春林:《如何看待五四指示的不彻底性》，《近代史研究》1987，l
杜敬:《中国土地改革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92，1.
张学强:《1979年以来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广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10期
张公权著、杨志信译:《中国通货膨胀史》，文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
杨培新:《旧中国的通货膨胀》，人民出版社1985年。
《法币、金圆券与黄金风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

《李宗仁回忆录》上下，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鹰犬将军:宋希廉自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
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政治，江苏古籍，1999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文化，江苏古籍，1999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教育，江苏古籍，2000（本分册选辑档案资料共265题，计490件。内容分为:教育行政；教育复员；教育设施；失学失业青年之辅导救济与破坏青年奔赴解放区；教育学术机构与教育社团五个部分。）
李纯青等:《知识分子的新方向》，中国建设出版社1949年
中国民主间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
《中国民主党派历史资料选辑》，华东师大出版社，1985年。
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一九二一年七月——一九四九年九月），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
《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诞生记事暨资料选编》，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
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文化局合编:《解放战争时期北平第二条战线的文化斗争》（该书分综述、历史文献、历史资料、回忆文章四个部分，以丰富翔实的资料和亲历者的回忆，记述了当年文化斗争的各方面的情况。）
王永祥:《中国现代宪政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96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征集委员会: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学生运动史，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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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司徒雷登著、程宗家译:《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
李石译:《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三联书店，1974
(美)布赖恩•克罗泽著、封长虹译:《蒋介石》，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5.
（德）施德曼、费德林史坦著，辛达谟译:蒋介石传，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5
郭永学、吴祖鲲:《海内外学者关于大陆国民党政权崩溃原因的研究综述》，《吉林大学学报》19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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