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史讲义（华中师范大学）

第一讲 北洋政府时期的军阀政治与社会经济

一、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与袁世凯柄政

二、军阀派系的形成与维系
1、形成
  1895年，清政府为了整军经武，派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式陆军，编成北洋6镇，北洋军阀集团武装力量基本形成。袁世凯罗致了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段芝贵、陆建章、李纯、曹锟、陈光远、卢永祥、张怀芝、雷震春、姜桂题、张勋、倪嗣冲等人，他们从小站练兵跟随袁一同发迹，形成所谓的“小站系”，后来都成了北洋军阀集团的头面人物。1916年袁世凯死后，群雄无首，分裂成以段为首的皖系、前有冯国璋，后有曹锟的直系。另外有关外崛起的张作霖奉系。
  军阀是由血缘、地缘、业缘、人缘（私缘）组成的政治军事集团，通过家庭姻亲、门生故吏、同乡同学、结义拜盟、施恩笼络、利益结合、思想联系等方式结合在一起。
（1）血缘（子侄、兄弟、甥舅、同宗、姻亲等）
  在宗法意识强烈的社会中，血缘和亲缘纽带固化集团的作用是明显的。一个人一旦发迹，社会就认为他有责任和义务提携家庭戚友，被提携者也必须忠诚于他，监督外人，以为回报。任何一方违反了这种社会“规则”，就要遭受社会的谴责。
  军阀中，张作霖、张学良是父子；曹锟、曹锐、曹瑛是兄弟；张敬尧“尧、舜、禹、汤”四兄弟。稍有能力的委以重任，倚为心腹；至于能力不济的则给以各种闲差，当然，待遇丰厚，如参议、军需官等，充斥着“姥爷、舅爷、姑爷”三爷式的裙带关系。
  联姻在中国长期以来一直作为外交工具来使用，婚姻可以用来加强派系的联系，或者明显地为了这个目的而缔结婚约。段祺瑞、冯国璋地妻子死了，袁世凯把自己地干女儿嫁给段，把自己的家庭教师周道如嫁给冯。军阀们很多彼此是儿女亲家，如张作霖与曹锟、蕲云鹏、张勋都是儿女亲家。袁世凯也主动地与黎元洪联姻，后来黎的女儿在袁家受气，气成了神经病。
(2)    地缘意识（同乡观念）
  利用乡土认同感，以凝聚团体，融汇上下。北方军阀的面要广一些，但也仅限于直、鲁、豫等北方数省，儿南方军阀则省界森严，区域性极强，外省人绝少立足。奉系官兵多为东北人；晋系多为晋人，阎锡山是山西五台人，“学会五台话，就把洋刀挎”；黔系军阀固西成在控制贵州期间，把家乡桐梓县能识字的人几乎都拉出来作了官，以至乡间连写信的人都找不到。每个军阀对家乡都格外施恩，有诸多的建设和实利。
(3)    业缘意识
  业缘是人们在社会活动中结成的关系，如同学、同事、门生、故吏。制造老上下级关系、师生关系以控制军队是军阀的惯技。袁世凯与他的北洋将领既有师生之谊，也是老上下级。没有袁的提拔，就没有他们的发迹；没有门生故吏的支持，也没有袁的显赫。段祺瑞控制北洋武备学堂（后为保定军官学校，为中国著名军校之一），培养了一大批门生，如蕲云鹏、贾耀德、傅良佐、吴光新、曲同丰等北洋名将，后来都是皖系的骨干。他又通过担任陆军总长、内阁总理职务，控制全国军队，建立起普遍意义上的上下级关系。蒋介石通过同样途径，获得了更大的成功，黄浦军校的毕业生，成为国民党军队的中坚。上司通过提拔、晋升、给钱、给地盘等手段施恩于下级，下级也应该忠诚于他，以示报答。旧中国很多军官是同学，有保定集团、士官系、黄浦系等说法。
(4)   私缘（人缘）意识（世交、友谊、结义拜盟）
  奉系张作霖与张作相、张景来、吴俊升，鲁军张宗昌与部下主要军官都是拜把子兄弟。曹瑛爱在妓院鬼混，他的36师军官半数以上都是由妓院杂役充任，人称“茶壶队”。
2、    一定的军阀集团形成后，军阀首脑们又采取了种种光怪陆离的方式加强对集团内部的控制，形成了种种光怪陆离的集团维系意识。
(1)    忠孝观念
  集团维系就是要使集团成员、广大官兵忠于首脑，死心塌地的听命、追随长官，因而忠孝观念是各路军阀集团维系的重要法宝。袁世凯编练新军时，指使各营军官，在各营供奉袁的长生牌位，向士兵宣传袁宫保是咱们的衣食父母，应该祝他老人家长命富贵。每天早晨下操集合时，军官都要问:“咱们吃的谁的饭？”士兵回答:“吃袁宫保的饭！”军官再问:“咱们应该替谁出力？”士兵再答:“替袁宫保出力！”问答后，才能解散开饭。袁就是这样在北洋新军中培养“只知有袁宫保而不知有大清朝”、只知有个人而不知有国家的奴才心理。正是凭着这支忠于他个人的军队，在辛亥年间的风云变幻之中，窃取了国家政权。
(2)绿林观念
  土匪出身的近代军阀，其集团维系意识仍然带有他们往昔生活的烙印，具有浓重的游民色彩，江湖义气仍然是他们维系部众的主要道德依据。典型者莫过于奉张集团。奉张极力弘扬以“仗义”为主要内容的结盟意识，要讲义气、讲交情、讲良心、讲分肥法则，打下了新的地盘，要一块一块地分出去。郭松龄反奉后，《盛京时报》上有过一副对联，上联:“论权、论势、论名、论利，老张家那点负你”；下联:“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尔夫妻占得完全”，道出了奉张“良心”道德的真缔。在绿林好汉看来，有恩必报，才是江湖正派人，有负恩行为，就在江湖上坏了名声。
(3)    宗教观念
  宗教具有精神感化、凝聚人群的功能。一些军阀机缘凑巧，不期而然地选择了宗教这种形式作为他们集团维系的外壳。
  冯玉祥的“基督军”。冯人称基督将军，认为基督教的博爱精神就是爱国与爱民，要敢于吃苦、乐于吃苦，要勇敢、乐于再生，要忠诚老实，实质上就是一种农民式的道德。为了贯彻道德教育，冯组织了成千上万士兵参加的洗礼，每礼拜日延请中外牧师讲经布道，后来干脆组织了“西北基督教协进会”，开设“传道学校”。
  唐生智的“僧军”。唐结识了佛教密宗居士顾伯叙（法名净缘），遂成知己，力图用佛教对部队进行约束和精神教育。他传令部下官兵一体受戒，身披袈纱，合十顶礼，五体投地，由顾和尚摩顶传戒，一律成为佛教徒。唐对于佛教，有“三身真义”说，即“清静为法身，慈悲为报身，忠义为应身”，佛门弟子要恪守清静，断除七情六欲，慈悲为怀，但最终都要体现为忠义二字，要成为集团成员的立世之本。
  另有刘湘与“孔孟道”，孙殿英与“庙会道”，用秘密宗教的巫术诡道来安定军心。孙行军打仗，总带着一柄宝剑和拂尘，说是神托梦所赐，具有法力，平时用黄缎子包裹，由两个亲信背负，有事就拿出来焚香拜视一番，挥舞几下，以指挥士兵冲杀。

三、军阀混战线索
1、    第三次南北战争
  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后，冯国璋代理大总统职务，段祺瑞任总理。一个一心一意想做个有职有权的总统，一个想继续以责任内阁制行专制之实。于是，冯、段二人，为各自的利益展开了新的府院之争，并导致了北洋军阀集团分裂的明朗化，
  段推行武力统一政策，进攻西南，发动第三次南北战争（二次革命、护国战争）。冯则力图控制长江流域，同西南军阀拉好关系，换取他们对他以后当正式总统的支持，高唱“和平统一”。段兴风作浪，鼓动政潮，直至组织臭名昭著的“安福国会”，以“法理”名义，名正言顺地赶冯下台。1918年10月报0日，徐世昌当选为总统。冯从此从政治顶峰上跌落下来，彻底失势。
2、    直皖战争:1919年12月28日，冯国璋病死，曹锟继之成为直系的首脑，开始了直皖新一轮争斗。1920年7月14-19日，直皖战争，以皖系失败告终。
3、    第一次直奉战争:直、奉共同把持北京政权，为互争权益终至爆发战争。1922年4月29-5月4日，奉系失败。
4、    第二次直奉战争:1924年9月15-11月3日。冯玉祥倒戈反直，发动北京政变，终于以直军主力全部覆没和吴佩孚狼狈遁逃而告结束。
5、    孙、吴、冯反奉活动。奉军胜利后，从段那里要来了苏、皖两块肥肉，1925年10月15日，孙传芳以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名义，举兵讨奉，迫使奉军撤离长江流域。10月21日，吴佩孚任14省联军总司令，宣布反奉。12月5日，冯玉祥的国民军也开始反奉的作战活动。
6、    1926年北伐战争之后，吴佩孚一败涂地，落荒而逃。孙传芳遁入空门，当了道士。冯玉祥参加国民革命军；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易帜，存在于中国近代史上33年的北洋军阀集团寿终正寝。

一般而言，军阀间的混战，总是冷战的时间长，热战的时间短。开战之前，免不了先有一场互相丑诋的“通电战”。当均势受到破坏时，他们并不立即诉诸武力，常常愿意谈判，和平解决，只有当谈判破裂时，才发生战争。段祺瑞推行的南北统一战争，如同儿戏，北军一进攻，南军就开溜，根本没有抵挡和反击。但是，南军一组织反击，只有1万多人，北军有近3万人，而且正是乘胜前进，听到枪声一响，就象潮水一样退了下来，比进攻时跑得还快。直皖冷战了两三年，而直皖战争却只进行了三、四天就结束了。第一次直奉战争，双方对峙了一年多，打起来也不过5、6天而已。

四、军阀政治思想
1、    醉心权谋术变，以民主之名，行专制之实。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如责任内阁制、国会、选举等，成为军阀手中蛊惑人心或推行专制的工具，在实践中严重扭曲、变形，他们迷信的是武力和专制，武力是专制的基础。
（1）中央政治体制的演变
《临时约法》规定中央政权采责任内阁制。袁大总统制，后复辟帝制，实为个人专制。从1912年3月唐绍仪第一次组阁，经陆征祥、赵秉钧、熊希龄、徐世昌，内阁总理走马灯似的换人，史称“内阁纷争”，根本原因是内阁妨碍了他的个人专制、独裁。
  袁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恢复责任内阁制，段祺瑞任国务总理。黎毫无实权，只是北洋派手中的政治工具、政治俘虏、 盖印机器、“泥菩萨”。段以责任内阁制行个人军事独裁之实，引起府院之争，惹来张勋复辟。1917年冯国璋代理总统后，不甘心做一个傀儡总咏，段通过控制参战督办处、边防事务处，牢牢掌握实权。1918年10月至1922年6月，徐世昌利用直皖、直奉矛盾，保住了总统位子，内阁成为各派纷争的焦点。
  1923年直系曹锟贿选总统（1923.10-1924.11），名义上是责任内阁制，实际上是大总统专权。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冯玉祥、张作霖抬出段祺瑞做临时执政，事实上是以总统而兼总理，但此时段的军事势力所存无几，以前他有“北洋之虎”之称，现在再也难以施展虎威。其个性素称刚强，人们曾经替他起了一个“段厉公”的绰号，现在却被改为“段哀公”了。
  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组织了安国军政府，自任安国军大元帅，实现了“入主中原”的迷梦。1928年6月15日，北伐军占领了京津，统一告成。
（2）国会、议员更是形同虚设，如同儿戏，议员如同“猪仔”，国人皆知。
  段在袁当政时期，一度代里阁揆，出尽风头，虎威大扬。一次，他带去一队武装卫兵，有几个议员心平气和地说:“我们现在不是讨论借款应不应当成立，而是请政府注意，依照手续，借款合同是要国会批准的。”段很甘脆的把手一挥:“木已成舟，勿庸再议”，扬长而去。
（3）“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
  “武力统一”开始于袁时代。皖系段在他之后控制了北京政权，继续推行“武力统一”政策。吴继承段的政策，积极准备把曹锟推上总统宝座，武力统一中国。1923年3月，吴在洛阳召开军事会议，公开提出“武力统一”的主张。在直系军阀推行“武力统一”、军阀间战乱频繁的情况下，一些地方军阀为了维护自己的地盘，提出“省自治”或“联省自治”的主张。他们的主张波及十几个省，形成了一股潮流。首倡者为湖南省。
  湖南自1917年以来，因军阀混战，受灾最大，特别是皖系军阀张敬尧的统治引起湘省人民强烈不满。1920年5月，吴佩孚为准备直皖战争，率兵北上，湖南人民群起驱张，湖南军阀谭延闿、赵恒惕便乘机控制湖南，并利用群众要求退出南北战争，实现“湘事湘人自决”的愿望，首先打出了“自治”的旗子。11月23日，赵恒惕取代谭延闿，任湘军总司令并代理湖南督军职务，25日，正式宣布湖南省自治。1922年1月1日，公布了“湖南省宪法”。
  湖南自治后，赵于己于人920年12月25日，又发出“联省自治”通电，并派人到四川等地联络，以期互相呼应，先后得到四川、贵州、云南、广东、广西、浙江、江西、奉天等14省军阀的响应。从1920年冬起，许多学者、地方团体也发出要求自治的通电，反映了一些民主要求。但“联省自治”、“省自治”，虽然呼声高，规模大，并没有真正民主的内容。它制定的宪法，虽然各式各样，冠冕堂皇，实质是一纸空文。实力强问鼎中央政权，就推行“武力统一”；实力弱，就鼓吹“自治”，以图自保。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联邦制度在实践中被扭曲、变形。诚如蔡和森所说；“力能进取的军阀，便倡武力统一，或主张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如曹、吴），仅能自保或希图自保的军阀，便倡联省自治或筹备制省宪，举省长（如川、滇），同一军阀，进攻时宣布武力统一，退守时宣布联省自治（如奉张）……凡此种种，无非是封建的残局之下，军阀专政，军阀割据的必然现象和趋势。”（《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军阀专政与军阀割据》，《向导》第2期，1922年9月；见《蔡和森文集》，人民1980年，P104）
2.抓住时机，顺势取巧，捞取政治资本。
  1918年段推行武力统一政策，吴佩孚前线罢战，倡导和平，痛斥安福国会，他还高唱；“文官不贪污卖国，武官不争地盘”，声明自己“今生今世不做督军、不住租界、不结交外国人、不举外债”（“四不主义”）。五四运动爆发后，吴一方面反对在和约上签字，一方面支持学生运动，电文一次比一次慷慨，一次比一次激烈。“报端几无日不有吴通电，且语语爱国，字字为民，吴氏之大名，遂无人不知”。1920年5月31日，吴到达武汉，一些青年学生手捧鲜花欢迎，呼之为“革命将军”。吴更提出召开国民大会解决一切问题，因张作霖、曹锟反对而作罢。吴在政治上放了一个空炮后，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支配北京政府的条件尚未成熟，不可能与张作霖抗衡。（张根本看不起他，说吴不过一小小师长，自己手下师长几十个）吴决心回到洛阳振军经武，一心一意地扩充实力，凭借着强大的军队，开始以“以力服人”的姿态，活跃于北方政治舞台。工运兴起后，吴极力粉饰门面，大唱“保护劳工”的高调。“二七”惨案，彻底撕下了吴“爱国军人”、“革命军人”、“进步军人”、“保护劳工”的伪装。
3.    醉心方术，为权位神授制造根据。
中国文化中相当部分具有非理性的特征，它不可能用西方意义上的科学来解释，但也不宜用“迷信”一言以蔽之，说不清是科学还是迷信。传统的神秘文化，如算命、看相、卜卦、看风水、扶乩、解梦、占星、宗教，等等，在中国人日常生活意识中，具有广泛影响，是我们研究中国社会不可忽略的极为重要的一面。妄托天命，制造君权神授的神话是中国每个统治者利用的传统工具。
比如:袁世凯自称金龙转世。“婢女献茶”的故事:一天，袁世凯在房中休息，丫鬟端茶进来，眼睛一花，瞥见床上躺着一个大癞蛤蟆。丫鬟大吃一惊，摔碎了茶杯。袁大怒，厉声责问。丫鬟吞吞吐吐地说:“我端茶进来，看见床上躺着的不是大总统”，袁追问是什么，“是……是一条五爪大金龙”。袁心中大喜。丫鬟证明他是真龙转世，他相信自己真有做皇帝的福分，他的先祖世代都没能活过59岁，所以急于要在死去之前过过皇帝瘾（袁1859年生，57岁死）。
  吴佩孚自称是戚继光转世。因为他与戚同县（山东蓬莱），他父亲就用戚的字“佩玉”，为他取名佩孚，字子玉。他曾经因生活困难，做过算命先生。他时常在部下汇报军务的时候，阔谈佛理，讲说周易，甚至算卦问卜，在不着边际的胡说八道中，突然作出决策，一方面令部下不知底细，一方面增加了他的神秘感。
  其他:段祺瑞自称菩萨转世，有普渡众生的力量。失势后，他一心向佛。曹锟自称是金龙四大天王转世，等等。

4.出卖国家主权
  （一天,冯国璋责怪段祺瑞大借外债，劝他慎重。段称:咱们对日本也就是利用一时，这些外债谁打算还他呀，只要咱们国家强大起来，到时候一瞪眼，全拉倒了。（见王毓超:《北洋人士话沧桑》，中国文史，1993,页45））

五、社会经济   
1、    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的初步确立
     辛亥革命后，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颁布了有利于振兴实业的根本方针，标志着资产阶级上台。从此，揭开了近代中国以国家政权为杠杆，直接推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袁世凯窃国后，经济上并不排斥资本主义的发展，袁和袁身后的北洋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振兴实业的条例法规，并非如有的论者所说，只是一些“废纸具文”，是“聊表姿态”，是“权作招牌工具”，实际上不同程度地得到了具体落实和贯彻。据统计，1912-1916年间，北京政府颁布的条例、章程、细则、法规多达86项，内容涉及工商、矿业、农林、渔业等有关实业的各个方面。
（1）颁布一系列有利于扶持、保护工矿业发展的条例和法令，提倡和保护民间兴办企业。1912年3月，在陈其美主持下，农商部颁布了《暂行工厂通则》，第一次以立法的形式规定了开设工厂的条件、工厂的安全卫生设备、工人的最低年龄、工作时间等要求，并提出禁止童工夜间工作和照顾女工工作条件等，可说是我国第一部工厂法的雏形。12月5日，工商部颁布《暂行工艺品奖励章程》，实行专利制度，废除晚清的设厂专利垄断权，使中小资本获得自由设厂的条件。1914年1月13日，制定《公司保息条例》，吸引社会资本投资开设公司，因财政困难而未实行。政府还制定一系列法规、条例指导、保护公司的创设，1914年1-8月，农商部先后颁布了《公司条例》、《商人通例》及《施行细则》，《公司注册规则》、《商业注册规则》及《施行细则》，扫除了来自官府和地方习俗势力的诸多障碍。1914年3月颁布《矿业条例》及《施行细则》；5月，颁布《矿业注册条例》及《施行细则》，奖励采矿事业，多方照顾了开矿者的利益。
(2)    鼓励垦荒，奖励棉、糖、羊毛等农副业生产。1914年3月，农商部颁布《国有荒地承垦条例》，4月发布《植棉制糖牧羊奖励条例》。
(3)    提倡国货，开办国货展览会，参加外国博览会，推广国货销路。
(4)    开放门户，利用外资；鼓励华侨回国投资；

2、发展状况
(1)    官办企业的局部发展
  官办企业，指的是政府投资兴办的企业，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兴办的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企业。我们首先要厘清一些概念，官僚资本与国家资本、官僚资本与官僚私人资本、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民族资本与外国资本等这些概念的联系与区别。
  一般情况下，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区别是明显的，即在于投资者、经营者的不同。目前有争议的就是“官僚资本”这个概念，其原义是指国民党大官僚利用权势积聚和运用的大量资本，但从经济意义上理解，对其具体内涵有十分不同的理解。
A.    毛泽东1947年2月25日发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蒋宋孔陈四大家家族，在他们当权的二十年中，已经集中了价值达一百万万至二百万万的巨大财产，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这个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治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就是蒋介石反动政权的基础。”“这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但压迫工人农民，而且压迫城市小资产阶级，损害中等资产阶级。这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日本投降以后，达到了最高峰，它替新民主主义革命准备了充分的物质条件。这个资本，在中国的通俗名称，叫做官僚资本。”毛泽东给官僚资本所下的定义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即国民党各级政府所拥有的资产，但并不排除某些大官僚的私人资本。但是，由于国家资本的对立概念就是私人资本或民间资本，故而不能将官僚私人资本包括在官僚资本范围。
B.    早期的传统理解，王亚南、许涤新为代表。认为官僚资本基本形态是官僚私有的资本和被官僚支配的国家资本两种，但同时又认为，只有官僚私人的资本才是“固有意义上的官僚资本”。
C.    官僚资本是官僚为了个人利益而利用职权积聚的私人资本，则国家垄断资本不应包括在内。
D.    有的学者认为，官僚资本主要是一个政治概念，而不是经济概念，使用这种术语研究政治问题是可以理解的，但用它研究经济问题则容易导致概念上的混乱。就经济研究而言，还是使用“国家资本主义”为妥。尽管“官僚资本”这个通俗名称已为群众接受，既然已经觉察到了它的缺点，就应该使用科学的经济概念。（陈自芳《论中国近代官僚私人资本》，《浙江学刊》，95 6:《中现史》，96 .1）
  另外，我们通常把民间私人资本称为民族资本主义，将中国近代的国家资本称为官僚资本。事实上，民族资本一般是与外国资本相对，中国国家资本当然也是民族资本。故而，我们有必要对上面这些概念重新梳理，只讲民族资本与外国资本，民族资本包括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私人资本包括一般私人资本与官僚私人资本。官僚私人资本当然属于私人资本主义的范畴，但由于官僚们尤其是一些特殊的权贵，与国家政权具有千丝万屡的联系，所以与一般私人资本不可同日而语。事实上，在中国研究经济问题，都离不开政治问题，也就是经济活动中超经济因素的作用，利用政治特权攫取经济利益，用经济基础巩固政治权位，向来如此。
  北洋政府时期官办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相对下降，与前清和后来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相比，是一个中落阶段，但不能说已完全停滞。其官办民用工矿业、航运业等成绩甚微，并向商办化趋势转移，但官办的军事工业、金融业、铁路公路建设及电讯事业等，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1920年较之1911年，官办企业资本总值增长72%，年平均增长率仅3.81%，与同期私人资本年平均增长率10.54%相比，相差很远；与前清1894-1911年官办企业资本14.5%的增长率相比，亦大大落后。
  北洋政府时期，许多军阀、官僚也大量投资于近代工商业和银行业，向民族资产阶级转化。他们一方面为企业的厚利所诱惑，另一方面希望在动荡年代利用经济实力巩固政治军事地位，有的寻求退身之策。所以，他们的投资活动十分普遍，金额也相当可观。其中周学熙、王占元、倪嗣冲、梁士诒等，最为突出。他们的资本是靠贪污、掠夺积累起来的，但他们企业的组织、经营都是以私人资本形式出现的，军阀、官僚作为股东，一般不是以国家政权代表的身份，而是以私人身份出现。当然，我们不能否认他们获得了一般投资者享受不到的扶植、保护和特权。
(2)    中国私人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
  辛亥革命推翻了君主专制统治，建立了共和国。民国政府解除了开办企业的若干限制，废除了封建性的设厂专利垄断，大大激发了资产阶级投资建厂、振兴实业的热情，出现了民初的“产业革命”热潮。新的私人资本企业如雨后春笋地涌现出来。据农商部统计，辛亥革命前后历年设厂数:1910年，986家；1911年，787家；1912年，1504家；1913年，1373家；1914年，1123家。
  1914-1921年，即一战及战后几年，受国内外各种因素的作用，近代私人资本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被称为民族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1922-1927年的6年间，不如以前发展迅速是显而易见的，但也保持着继续发展的水平，并非如传统所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在一战期间得到了较大发展，但是，战争结束后，帝国主义势力卷土重来，发展即告停止，中国工业衰退，民族资本主义即陷于破产半破产的境地。
  这一时期，轻工业发展很快，棉纺织业、面粉业、卷烟业、丝织业及榨油业、缫丝业、造纸业，普遍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重工业的某些部门如采煤、钢铁、锑钨、水泥等均有所发展，但总体来说，中国轻、重工业发展是不平衡的，工业内部结构也不平衡，工业的地区配置同样不平衡，仍然集中于沿海和通商口岸，商业投机性很浓厚。
  这一时期，一些新兴工业和基础工业也得到了一些发展，如化学、邮政电信、机械电力、交通运输等。中国化学工业真正起步开始于这一时期，爱国实业家吴蕴初、范旭东分别在南方、北方建立了规模较大的化工企业，有“南吴北范”之称。民国三年(1914)，范旭东在天津创立久大精盐公司，六年(1917)，又设立永利制碱公司，聘请化学专家侯德榜为总工程师。永利后来成为中国最大的制造纯碱的化工企业，侯发明的制碱工艺也被称为“侯氏制碱法”。吴蕴初于1921年在上海设立天厨味精厂，与日货“味之素”展开激烈竞争。五卅运动中，打出“完全国货”旗帜，极力推销；而日本味精则卖不出去，不得不低价卖与天厨厂，暗中改装成国货销售。天厨厂不仅将“味之素”完全挤出了中国市场，也挤出了南洋市场。
  银行业的兴起及其金融财团的形成是这一时期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国初年，华资银行的数量即有明显增加，1913年底有42家，较辛亥革命前的16家增加 1.5倍。到1920年，华资银行多达103家，其实收总额也从1913年底的2890.6万元增加到8808.4万元。华资银行分为官办（或官商合办）和商办（私营）银行两大类。两者的相互比重呈现这样的趋势:官办银行和官商合办银行的发展慢于商办银行，前者在华资银行的比重不断下降，后者在华资银行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在1912年底，商办银行的家数占华资银行总数的35.1%，实收资本占27.5%；1915年底，这两个比例分别上升为52.8%和27.7%；到了1920年底，进一步增加到78. 7%和51.37%，显示了民族金融资本实力的显著增强。
  随着近代工商业和银行业的发展，出现了一些跨行业的资本集团，即所谓的三大财团:以北京、天津为中心的华北资本集团；以广州、香港为中心的华南资本集团: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资本集团。如果加上以四川聚元城银行为中心的华西资本集团，号称四大资本集团。
  这一时期私人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因:a.国家政权初步确立了资本主义经济政策，扶植、保护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b.一战及战后初期商品倾销减少，国际市场需求量增大，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c.

工农运动对帝国主义势力的抵制，提高关税，提倡国货，有利于国内市场的扩大；d.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了相关工业部门的兴起和生产技术的提高。
  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虽然得到发展，但仍然是弱小的。民国九年（1920年），工农业生产总值219.03亿元，近代工业10.66亿元，只占4.87%；如果计入工场手工业12.95亿元，以近代工业和工场手工业反映资本主义发展水平，也只占工农业生产总值的10.8%。中国近代工业还存在规模小、技术差、设备落后、资金不足种种弱点。
(3)    农村经济
⒈封建生产关系的继续保持。
  中国近现代经济分割为城市和农村两大块，呈现出二元性特征。城市工商业带有明显的资本主义性质，但在广大农村，封建土地所有制依旧保持，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然占居主导地位。无论是政府的经济政策，还是城乡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社会意识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二元性特征。长期以来，中国农村实行高额地租，地租收入优厚，而且稳定可靠，不担风险；农民只要能够保证维持一种简单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即可得到满足。所以，资金拥有者都热中于土地投资，不但军阀、官僚、商人、高利贷者纷纷购买土地，甚至已经投资兴办近代工业的资本家，也未能忘情于土地。在农村有土地，在城市有工商业，地主而兼资本家。
⒉资本主义农业经济的滋长。
  帝国主义的商品输出与原料掠夺，一方面打击了农村副业，如棉纺织业等，另一方面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广大农民生活逐渐依赖于市场，出卖一部分产品以购买一部分生活资料，这样就促进了农产品的商品化与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据统计，一战结束后，就中国南部和中东部来说，13处平均农村家庭的生活资料中，约有1/3以上是购买的；17处平均农产品，有一半以上是出卖的。华北地区低于这个数字，华中、华东则偏高（见《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P328）在每年的出口货物中，包括农林渔牧在内的农产品出口总值，在全部出口货物中的比重不断增加，1893年为15.6%,1910年为39.1%,1930年为45.1%.（同上，P72）
  农业中商品生产的发展，主要表现于经济作物的发展和粮食的商品化。20世纪以来，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有扩大趋势，而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则相对缩小。中国早期发展的经济作物有茶叶、甘蔗、蓝靛等，又有一些经济作物如蚕桑、棉花、烟草、大豆、花生、桐油等大量发展。这些经济作物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与世界资本主义的需要和国际市场的供求关系联系在一起，落后封闭的中国农村被卷入了资本主义的洪流之中。（传统即认为，这就是中国农业经济殖民地性的一种表现）
  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农村社会经济的嬗变，农业资本主义经济开始兴起，主要表现为:a.富农经济。民国初年，地主经济分化和衰落，出现了富农。富农经济出现于20世纪初，20年代得到发展。一些新式富农自己拥有一定数量的土地，很少出租，而是靠自己的劳力和雇工耕种，类似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租地农场主。但在中国数量不多，而且大多转变为租佃地主，向农业资本家转变的很少。b.经营地主。一些地主雇工种植商品作物，成为经营地主，产品部分地作为商品而生产，故有向资本主义经济转化的性质。c.农场和垦殖公司。1914年，农商部颁布了《国有荒地承垦条例》，鼓励私人出资出力开垦荒地，在东北、广西等地出现了一些以开荒为主的垦殖公司，在河北、山东等地出现了一些以植棉为主的垦牧公司，在南黄海滩涂上出现了一些盐垦公司（张謇）。东北的垦殖公司已具有更多的机械操作和资本主义经营性质，实为我国最早出现的资本主义性质农业。但总的来讲，中国农村自然经济的解体极不充分，对农业商品化和资本主义农业经济的程度，估计不宜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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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讲  北洋政府时期的社会新取向
一、孙中山等争取民主共和国的斗争
二、现代教育的发展
三、新文化运动
（一）原因
  五四运动是一场广义上包括了新文化运动与五四爱国运动的历史运动。新文化运动以知识界为主导和主体力量，以一校一刊为阵地，聚集大批近代新型知识分子，使运动迅速风靡全国。为什么能够在短时期内聚集这样一群文化人，形成如此巨大的声势？这需要我们探讨其中的社会历史原因和新文化运动本身的源流。
1.    近代中国人对改革目标的认识步步深入的结果
辛亥革命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大大的推进了中国的现代化，它实现了制度层面的根本变革，在社会整合方

面，冲溃了几千年来束缚社会成员相互关系的纲常规范，引发了社会秩序、风俗习惯方面的大改观。但是，辛亥革命又是不彻底的。政坛、思想界乌烟瘴气，给人们带来了空前的幻灭感。
郭沫若(1910年前):中国的不富不强就因为清政府存在，只要把清政府一推翻了，中国便立地可以由第四等的弱国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一等的国家。这是支配着当时青年脑中的最有力的中心思想。（《沫若文集》第6卷，P193，人民文学，1953年）
陈天华:推翻清专制以后，“中国人的能力不但可以恢复，而且可以在最短时日内恢复；一旦恢复，即可享有西方民族现在享有的完全的权利。”“中国醒悟之后，发奋自雄，五年小成，七年大成。”（《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三联1960，P120、125）
“清朝一倒，万事自好”
“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
鸦片战争以后，外患日急，内患日深，为了救亡图存，中国不得不开始了以西方为样板的革新运动，一步步走向深化。洋务运动追求船坚炮利，以器物层次改良为目标；戊戌变法追求君主立宪，是以政制层次改良为目标；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是以政体层次为革命目标。这接连的几个运动，都各有其主导的革新目标，一个比一个深化，事后作历史检讨，又感到其目标的不完整、不深刻。直到新文化运动产生，中国人才集中认识到，中国所面临的危机，不仅是国力的落后，更是文化发展上的落差。新文化运动提出要在思想观念上作彻底改造的目标，才触及到了中国革新的核心问题。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提出了中国要摆脱厄运、走向现代化所必须面对的全盘问题，他们这一代所揭示的问题的深度和广度，无庸讳言，到今天尚未达成。五四的任务，远远还没有完成。中国近代的改革与发展经历了“器物—制度—心理”的三个层次，这也是文化结构由浅入深的三个层次，也是现代化主题增容的三个阶梯:科技进步+政治改革+思想解放。
当时人陈独秀、梁启超、黄远庸对此都有大体相同的认识。
黄远庸:自西方文化输入以来，新旧之冲突，莫甚于今日。……盖在昔日，仅有制造或政法制度之争者，而在今日已成思想上之争。……盖吾人须知，新旧异同，其要点本不在枪炮工艺以及政法制度等等，若是者犹滴滴之水，青青之叶，非其本源所在，在其思想。（《远生遗著》卷一，商务印书馆1984年，P154-5）
陈独秀:1916.2.《吾人最后之觉悟》: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绌，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惝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梁启超:1922.《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近五十年来，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醒。
2.  近代新型知识分子的形成。
  在这批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中，以蔡元培(1868)、吴虞(1872)、杨昌济(1871)、吴稚晖(1865)年龄较长，与戊戌变法一辈知识分子约略同期。其他主力健将陈独秀(1879)、马君武(1881)、鲁迅(1881)、沈尹默(1882)、苏曼殊(1884)、高一涵(1885)、周作人(1885)、钱玄同(1886)、易白沙(1886)、王星拱(1888)、高语罕(1888)、李大钊(1889)、刘半农(1889)、胡适(1889)等都是19世纪80年代出生的一代。这一代人的教育背景是中国历史上仅见的──传统与近代新式教育参半，新旧学问兼备，中外思想的影响集于一身。他们虽年龄有差，家庭背景各异，总的来说，他们大都有“书香门弟”的家庭背景，少时受过严格和良好的教育。
3.  言论出版自由。
清光绪三十三年实行的《大清报律》规定报刊在发行前送审的制度。辛亥革命后，旧报律废止，中国人有了言论自由。但好景不长，1914年袁世凯政府制订的《报纸条例》，又恢复了清政府第二个报律——《钦定报律》的有关禁制条文，并查禁了一批报刊和图书。1916年，段祺瑞政府“申令废止报纸条例”，中国人才在11年间基本上享有言论自由（各地仍有零星的侵犯）。这是中国现代文化的黄金时期——新文化运动赖以形成的基本条件之一。
（二）  新文化运动的源与流
源:西方思想的影响；
从日本、俄国阐释过的西方思想；
承传中国文化人的传统（士大夫传统、太学传统）（干政议政、师生切磋、求真向善、爱国救亡）；
晚清以来中国人阐释过的西方思想（不中不西、亦中亦西）。
流:五四时期是中国自由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又是保守主义抬头、激进主义崛起的时代。若依处理中西古今关系的基本态度立论，大致存在着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三大分野。
自由主义:全面肯定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价值和意义，对中国固有传统的革故鼎新，持比较温和的改良姿态，主张在个人自由、政治民主的前提下，实现国家富强，振兴中华民族；
保守主义:充分褒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本质优长，有选择、有限度的接受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经验与成果，同时猛烈的抨击其负面影响，主张以“返本开新”的方式实现中国的现代化；
激进主义:不满足于保守主义、自由虽有侧重、但毕竟兼顾中西古今的持中立场，它既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又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成就持怀疑和批判的态度，激烈的主张以革命的方式建立全新的现代社会。
  自由主义:白话文运动、伦理革命、“打倒孔家店”、口号
（欧阳59-60）“胡适提倡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表面上看起来是语言的转换，实质上，它包含了丰富的文化社会内容。就文学自身看，提倡白话文就是为了推翻贵族的文学，造就大众的文学、平民的文学。就白话文的使用对文化变革的其他层面的影响看，它亦是促使中国文化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一种强有力的催化剂。没有白话文运动，就谈不上推行现代的国民普及教育，也就不可能将现代的科学知识普及到大众中去；没有白话文运动，就不可能有大众传播事业的发展，也就不可能吸引千百万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社会生活；没有白话文的通行，任何科学技术的普及运用，群众性的破除封建迷信就无从谈起，思想启蒙的工作也根本无法展开。”“以白话文运动为先导的新文化运动，实即文化下移运动，亦即文化世俗化运动，其真正目的是为了打破社会上层和下层之间的壁垒，使社会各阶层互相沟通，造就打成一片的整体社会。”
两大口号:民主与科学。陈独秀《敬告青年》（1915.9.）:“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1919.1.）:“这几条罪状，本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科玄之争:
“打倒孔家店”:胡适为《吴虞文录》作序，称他为“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遂流行开来。不准确、易产生误解。其实质是打倒思想权威、破除偶像、解放人心，建立新的时代精神，反对君主专制。
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
李大钊:《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
“吃人的礼教”也许更为准确。（鲁迅:《狂人日记》）传统等级观念、道德观念对自然人性的压抑与摧残。     
保守主义的发展脉络:
19世纪60年代，冯桂芬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寥寥数语，定下了其后一个多世纪，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基调。
70年代的思想家: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国粹派:
康有为的儒学重建:
1915—1927年发生东西文化问题论战，围绕如何认识文化的继承与创新、如何评价封建文化与资产阶级文

制”，北方不少省份的“闾、邻制”。
民国保甲制度提出于国民党对工农红军进行军事围剿之时。蒋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身份督师江西，认为剿共不力的原因之一是民众不支持政府。1931年6月，划定江西修水等43县编组保甲；次年在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规定，10户为甲，10甲为保，联保联坐。1934年12月，在全国普遍推行保甲制度。其基本形式是十进位制，10户为甲，10甲为保，10保以上为乡镇。实行“管、教、养、卫”并重原则，分别表示了管理、教育、经济、军事等四方面内容。
强化基层统治，稳定社会秩序，是民国保甲制产生及推行的最直接目的，反共防共，对抗土地革命，是其当务之急。“连坐之实施，以匪共案件为范围，其小偷窃贼，毋庸连坐”。
国民党当局对保甲制寄望很大，而推行去收效甚微，原因是“一般公正人士多不愿担任保甲长，一般不肖之徒又多以保甲长有利可图，百般钻营”；“正人不出，自然只有坏人的世界，良好的制度也就变成剥削人民的工具，因此民众怨声载道”。（李宗黄:《现行保甲制度》，中华书局）
  民国保甲制度的兴起，也是社会发展对基层社会组织建设的客观要求，是国民党为完成训政时期的地方自治建设，稳定社会秩序，训练民众权力，加强国防建设的需要。它在规范户籍管理、控制流动人口等方面，起到了基础保证作用。尤其到抗战时期，保甲制度的军事化优势，在配合国家抗战总动员、统制民力、加强国防中得到了展示。

三、中间政治派别与思想
⒈托陈取消派（及陈独秀晚年）
大革命失败，“八七”会议后，陈独秀正式离开了中共中央的领导岗位。他身边有一批人，彭述之、郑超麟、尹宽、马玉夫等，企图恢复他在中央的领导权，进行反对以瞿秋白为首的新中央的活动，自称“陈独秀派”。“六大”（1928.6—7,莫斯科）以后，瞿秋白、王若飞、张国焘被留在莫斯科学习和工作，总书记向忠发（工人出身，水平不高）、宣传部长蔡和森回国。但不到一个月，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蔡和森被撤职，再加上不少中央委员牺牲、叛变、消极，李立三就由政治局候补委员升为正式委员，并任宣传部长，实际主持中央工作。在这种混乱的局势下，彭述之等人，看不起新的中央领导，而且他们自己又都在“六大”前后，失去了党内重要职务，于是他们拉拢陈独秀反对中央，进行派别活动。陈独秀对他们的活动，采取不介入的态度，既不鼓励，也不阻止。但当他一接触到托洛茨基主义，马上就被吸引住了。
中国托洛茨基反对派（简称中国托派），起源于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当中。列宁去世以后，以托洛茨基为首的苏联托派，和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中央展开了争论。在具体事件上，中国革命是这场争论的焦点之一。
托洛茨基竭力反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中执行的路线，尤其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国共合作政策。大革命失败后，托乘机猛烈攻击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在中国推行的路线，导致了中国大革命的失败。这些争论，在中国留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一部分人拥护托，逐渐形成派别。1928年12月，中国第一个托派小组织建立，自称为“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选举了中央机构“全国总干事会”，史唐任干事长。1929.4，创办刊物〈我们的话〉，作为机关报。因此，他们被简称为“我们的话派”。他们不断把托的文章，尤其是论述中国革命的文章介绍到中国来。1929年四、五月间，彭述之、尹宽、郑超麟等人，看到了这些文章，很快就接受了托的观点。郑说，他第一次看到托的文章，“仿佛有甚么电光闪过我的头脑”。
接着，他们又介绍给陈独秀看。陈独秀首先被托关于中国大革命问题的论述深深打动，他特别注意托把大革命失败完全归咎于共产国际的那些论断:“过去五年中，没有一个共产党，受共产国际机会主义领导之害有如中国共产党那样酷烈的”，全盘否定国共合作这一统一战线政策。最后他基本上接受了托洛茨基主义，主张“一次革命论”（即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革命，混在一起进行，毕其功于一役）。毛泽东说，一次革命论者，不要革命论也，一次革命即取消革命。他们这一批人就被称为“托陈取消派”，陈被开除党籍。
  1929.12，陈独秀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会议，通过了《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八十一人声明），正式成立了托派小组织。1930.3，创办《无产者》。从此，他们又被称为“无产者社”。1920.1.1，刘仁静、王文元、宋逢春发起成立了中国第三个托派小组织“中国左派共产主义同盟”，出版机关刊物《十月》，于是被称为“十月社”。这年夏天，赵济、刘胤等7人，又成立了中国第四个托派小组织──“战斗社”。托洛茨基对陈独秀格外垂青，四个托派小组织经过磋商，1931.5.1—3，秘密举行统一大会，陈出任总书记，正式名称仍然叫“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陈独秀由共产党的总书记，变成了共产党反对派的总书记。
  1932.10.15，托派中央被国民党特务机关破坏，五常委全部被捕，一网打尽。陈独秀被判有期徒刑8年，在狱中遥控托派，但与一些人发生意见分歧，被开除出党。1937年8月23日，陈减刑出狱，与新的托派领导集团决裂，广泛声明:“我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于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

2  国民党改组派
  1928年冬到1930年间，在国民党内部出现了一个既反蒋又反共的政治派别──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简称“改组派”，其首领是汪精卫、陈公博。
改组派是汪精卫集团与蒋介石集团争权夺利的产物。汪派骨干分子陈公博、顾孟余等人，集中在上海，以法租界为掩护，拥汪为领袖，进行反蒋活动。他们以“改组国民党”为号召，发表一系列的反蒋、要民主、反独裁言论，适应了资产阶级对独裁统治的不满情绪，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要求。汪派真正意图是借改组之名，与蒋争夺国民党统治权。利用反蒋派系、军阀，联合反蒋，进行军事投机，均告失败。蒋对之采取破坏、镇压、利诱瓦解相结合的策略，1931年1月，汪精卫在香港宣布解散国民党改组派。
政纲:1.宣称继承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实现“以党治国、以党建国”，强化国民党的统治地位；2.过国家资本主义建设民生主义国家，努力扫除封建势力，抑制资本主义，实现经济平等；3.“恢复农工政策”，“代表农工小市民的利益”，“确定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4.提高工农民众政治地位，改善工农民众经济生活；5.反共；6.反对帝国主义和第三国际。

3  国民党再造派:胡汉民、孙科操纵的既反蒋又反共、反汪的国民党内的政治派别。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右派势力活跃起来。胡汉民、孙科、邹鲁、邓泽如等策划反共，胡汉民涉嫌廖仲恺案，与孙科出国避风。钟天心、梁寒操在上海创办《再造旬刊》，拥护胡汉民，为胡卷土重来做舆论准备。这些人就被称为国民党再造派。
国民党再造派不满意于蒋介石集党、政、军权于一身，实行独裁统治；他们也反对汪精卫以“左派”面目出现，以国民党正统自居，指责改组派所谓“农工小资产阶级联盟”是马克思主义的翻版，是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背叛。他们企图排斥汪精卫集团，抑制蒋介石势力的发展，实现胡汉民掌握党权，蒋介石控制军权，党军分治的政治格局。
胡汉民为了反汪，加紧与蒋合作。但蒋介石利用“CC派”控制各级党部，同时提高黄浦系军官的地位，置胡汉民于“尊”而无权的地位。胡汉民则以国民党元老自居，高唱“党权高于一切”，鼓吹“以党治国，以党治军”。要蒋学习土耳其凯末尔功成身退。1931.2.28，蒋将胡软禁在南京汤山。孙科到广州联络邓泽如，策动实力派军阀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拉拢汪精卫，组织反蒋政府。“九•一八”后，广东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对立已为时居不容，为共赴国难而调解关系。孙科作了行政院长，但马上又被汪精卫取代。再造派进一步分化。

4. 第三党
即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它酝酿于1927年下半年，中间经过中华革命党阶段，正式成立于1930年8月。第三党是大革命失败以后，在国共两党尖锐斗争的形势下，出现的一个新的革命政党。它的主要成员由三种人组成:以邓演达为代表的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国民党左派；一些国共合作时期曾在国民党内工作的共产党员，后来从共产党内游离出来的人，如谭平山；既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又不同意中共搞农村武装斗争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邓演达是主要领袖，1931年被捕，11月29日被蒋介石秘密杀害，第三党遭受重大打击。1933年一大批领导人参加“生产人民党”，宣告解散。1934年1月，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后，决定恢复行动委员会。1935年11月10日，更改党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

甲制”，云三党”这个名称，最初是含有贬义而被叫开的，邓演达拒不认可，但外界习惯于这样称呼。一直到1935年更改党名后，为了适应社会上所熟悉的习惯称呼，往往也自称第三党。
⒈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中国社会很复杂，既不是封建社会，也不是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双重支配的前资本主义社会。⒉对中国革命的认识:中国革命是民族、民权、民生三项任务结合在一起的复杂革命，它以社会主义为归宿，中国最急需的是土地革命和民族革命。⒊实行“平民革命”，建立“平民政权”。宣布“要把千余年来的官僚政治推翻，把帝国主义与买办豪绅的联合统治推翻，建立新的平民的中国，即是:解放中国民族，建立以工农为中心的平民政权，实现社会主义”。形成了以反帝、反封建、反官僚买办，实行土地革命，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以及实现社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农工平民革命论”。但是，不赞成中共“超时代的盲动政策”，认为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共的存在缺乏阶级和社会基础，“共产党只盲目的追求未来的空想”。
  第三党坚决反蒋，开展过一系列的反蒋活动，愿意把中共作为友党与之联合，并主动找中共谈判共同反蒋问题，被党内“左”倾关门主义者一口回绝。
⒌生产人民党
1933年11月20日，驻守在福建的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势力，公开反蒋，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开展抗日反蒋运动。这就是福建事变。
发动事变的主要力量第十九路军是北伐战争中的劲旅第四军第十师，它曾一度参加过南昌起义。1930年十九路军组建后，连年参加军阀混战，广大官兵深感蒋力图在内战中消灭异己，对军阀战争普遍表现厌烦情绪。“九•一八”后，他们认为“连年内战，枪口不能对外，是造成日寇想灭亡我国的主要原因”（蔡廷锴:《回忆十九路军在闽反蒋失败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9辑），最终与蒋决裂。
事变领导人认为，“整个国民党为蒋中正所把持操纵”，所以宣布脱离国民党，组织“生产人民党”，由陈铭枢任总书记。当时在福建地区，脱离国民党的分子，已解散的第三党人、少数共产党的脱党分子，以及十九路军中级以上军官，还有不少华侨，参加了生产人民党。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后，它转移到香港存在一个时期即自行解体。
政纲:⒈政治:反对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要求民主自由，打倒军阀，打倒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号召“把枪口对准蒋”。⒉经济:对外贸易统制，关税自主；发展民族工业；土地问题，“计口授田”。
蒋对福建事变大为光火，收买、分化、瓦解十九路军，重兵压境。1934.1，失败。曾经请求红军援助，红军认为是“狗咬狗”的斗争，不予理睬。

⒍人权派（胡适派）
  人权派是以胡适、罗隆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派别。他们从929—1931年间，针对蒋介石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公开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保障人实行法治、开放民主政治的要求，并且发起了“人权运动”，人权派由此得名。
1928年创刊的《新月》，一开始主要是文艺性刊物，1931年由罗隆基接编以后，变为以刊登政论时评，阐发自由主义政治理念为主的刊物。人权派的主要成员是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接受了西方系统教育，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物质文明和文化传统都非常熟悉、向往、崇尚。引起人权运动的直接原因是国民党政府在1929年4月20日发布的所谓《保障人权命令》，胡适为此写了《人权与约法》一文，接着，他们又在《新月》等刊物上发表一系列文章，以“反对摧残人权，要求保障自由”为口号，揭露和抨击国民党政权的专制独裁、侵犯人权、压制自由，同时也积极地翻译西方学者的政治理论，提出了他们自己的政治主张，一时形成颇有声势的“人权运动”。
（1）鼓吹人权至上，人权先于国家、法律而存在，国家法律都必须为保障人权服务，“人权是做人的那些必须的条件”，包括人的生命权（衣、食、住）、身体安全权、追求幸福权三个要点。（人权天赋）
（2）反对党治、人治、个人独裁，主张宪治、法治，要求实现政治民主；
（3）国家权威有限论。国家权力和法律不可作统治人民的单向理解，它更主要是限制权力，限制权力的滥用，保障人民的自由不被剥夺与侵害；
（4）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中共领导的革命。认为实行民主政治，维护人权，就可以从根本上消除革命的隐患，解救政治危机。罗隆基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蓬勃发展的原因归结为两条:一是经济上的贫穷，民不聊生；二是政治上的专制，民不安命。“我们认为解决今日中国的共产问题，只有根本做到这两点:⒈解放思想，重自由不重‘统一’；⒉改革政治，以民治代替‘党治’。这两点做到了，思想上青年有了归宿，政治上民怨有了平泄，以后，政治可以上轨道，经济可以谋发展。这些初步条件做到了，共产学说根本在中国站足不住了，共产党不剿自灭了。”（罗隆基:《论中国的共产》，《新月》第3卷第10号）
既要改变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政治状况，又坚决反对共产主义运动，害怕社会革命的兴起，决定了人权派把人权运动局限在法律的范围以内。但怎样从没有法律、缺少法治的状况转变为法治完备的状况？对此，人权派把精力与希望都集中在舆论的力量上，实际上是把舆论、思想、文化看作是政治民主化的充分条件，把中国极为深刻、复杂的问题看成单纯的政治问题，又把政治问题约化为法律问题，最后则把重心完全转移到思想言论自由问题，最终只要求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良心”，在既定的政治结构之外批评政治的自由。
而且，中国的自由主义存在着轻视财产权、经济自由和市场经济的偏差，通常对经济问题缄口不语，要么是“均富”、“计划”、“混合经济”等反经济自由主义的常谈。连胡适这样的大牌自由主义者在谈到经济模式时，也曾对苏俄的计划经济赞赏不已。中国的自由派坚持的是文化自由主义加上一些政治自由主义，经济自由主义从未占据它应有的一席之地。对比之下，西方的自由主义者一开始就是从经济角度（财产权、经济自由）切入自由主义的。中国的自由主义忽略了西方自由主义产生的社会经济土壤，更多的是融入了左翼思想的新自由主义。

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1932年12月正式成立。同盟总会设在上海，宋庆龄为主席，蔡元培为副主席，杨杏佛为总干事。上海分会主席鲁迅，北平分会主席胡适。同盟不是一个政党，而是一个团体。它以“唤起民众努力于民权之保障”为宗旨，目的主要是要求释放政治犯，废除酷刑、拘禁杀戮，争取结社集会自由、言论出版自由等。参加同盟的人有相当数量的自由主义者。声名彰著者如蔡元培、林语堂、胡适（后因调查北平监狱问题发表不同意见被同盟开除）。可见，自从“五四”以来，“自由”、“民主”、“人权”已经成为一切进步的、正直的知识分子的共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与左翼力量实际上存在着某种同盟关系。
同盟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尖锐批评国民党专制统治，积极营救政治犯（著名着如牛兰夫妇、廖承志、陈赓、丁玲等人）。1933.6.18，蒋介石指使戴笠派特务暗杀了杨杏佛。（戴还考虑制造假车祸，用汽车把宋庆龄撞死，宋美龄说不准动阿姐，遂不敢下手。）

⒏乡村建设派
30年代的中国农村，经济破产，矛盾激化，国联调查组提出“救济”农村，革命国民政府要“复兴”农村（1933年5月成立“农村复兴委员会”），知识分子要“建设”农村，著名的有:
梁漱溟: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
晏阳初: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
黄炎培、江恒源:中华职业教育社；
高阳:江苏省立教育学院；
陶行知:南京晓庄师范学校；
章元善:华洋义赈会；
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
民国以后，阎锡山在山西搞“村政建设”；20年代，晏阳初开始平民教育实验；1927年以后，梁漱溟把村治、乡治、乡村教育结合起来，定名“乡村建设”，提出一整套理论和主张。此后，乡村建设运动逐步兴起，涉及河北、山东、江苏、河南、浙江、安徽、山西、湖南及北平、上海等省市，形成了一种全国性的政治思潮与社会改良运动。

贺渊:《三民主义与中国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
胡次威:《民国县制史》，上海:大东书局，1948
闻均天:《中国保甲制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行政院县政计划委员会主编:《总裁地方自治言论》，正中书局，1946
李宗黄:《地方自治组织理论与实际》，正中书局，1941
《新县政研究》，上海:汗血书店，1935
费孝通:《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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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云骏:《民国保甲制度兴起的历史考察》，《江海学刊》1997



第四讲  南京政府时期的中国社会经济

一、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的进一步确立
  1928年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的10年间，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嬗变时期，国民政府在财政经济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为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
（一）财政与税制改革
⒈统一财政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在经济方面遇到的困难，首先是各级收支混乱，尤其是国家和地方财政收支的界限不清，地方截留数很大。1928年6月，财政部长宋子文提出了解决方案，明确划分国家收入与地方收入的界限，国家支出与地方支出的界限。7月，国民政府举行全国财政会议，宋提出“以整理财政为推行庶政之根本”。1934年财政部长孔祥熙又提出《财政收支系统法》，确立了国家、省、县三级财政制度。这些作法改变了中国财政长期遗留下来的混乱局面，建立起全国统一的财政体系，限制地方军阀势力的恶性膨胀和扩张，加强了县政权的建设，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苛捐杂税的泛滥。
实施预决算制度，于1927年制定了《会计则例》，1928年公布了《审计法》，后又公布了《预算法》。
⒉裁厘改统
厘金，是清末在镇压太平天国时兴办的一种货物过境税（亦称通过税），税率为值百抽一，以后一直延续下来，几乎遍及全国。1928年全国总计设厘卡735个，厘卡林立，名目繁多，章程混乱，税率不一，1—10%不等，甚至更高。还实行“遇卡完纳制”，商人负荷沉重。而外国商品输入中国，除纳5%的关税外，只须交纳2.5%的子口税，即可通行全国，其税率大大低于厘金税率。因此，“商战”中本来就处于不利地位的民族工商业，处于更加不利的境地。一些商人、企业家多次呼吁废除厘金，但因为涉及到政府的财政收入，迟迟不能解决。
南京国民政府多方筹策，还聘请美国专家甘末尔等13人组成“甘末尔设计委员会”，研究改进税收政策。终于在1931年起彻底裁厘改统。为弥补财政损失，改征货物统税，对国内商品按照一物一税的原则，进行一次性征收后，即可通行全国，不再征收税捐，实际上是一种产品出厂税（出产税）。裁厘改统，对促进商品流通、形成全国统一市场很有好处，促进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⒊整顿田赋
田赋一向为国家正供，是中央主要财政收入。国民政府鉴于全国土地情形复杂，土地亩数不详，田赋积弊太深，在划分国家、地方收支时，决定将田赋划归地方收入。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变化，表明国民政府把国家收入的来源主要寄托在发展工商业上，把发展资本主义作为发展国民经济的基本政策。应该说，这比以前是一种进步。

    （二）国家金融体系的建立与货币制度改革
⒈以“四行二局”为主干的国家金融体系的建立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国家金融体系的第一步，是1928年设立中央银行。银行大权被财政部掌握，财政部长宋子文、孔祥熙先后担任第一、二任总裁。以该行1928年成立时为基期，到1936年时，其资产总额增加23倍，存款额增加341倍，纯利润增加61倍，其巨额资本， 奠定了政府垄断全国金融业的基础，对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基础的稳固，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随后，宋以中央银行为基地，用半靠特权半靠入股、半靠政治高压、半靠经济手段来吞并其他银行。中国与交通银行本来是清政府户部和邮传部设立的两个银行，但1927年以前，其资本主要是商股，实权掌握在江浙财团手中。南京政府力图将二者改造成国家银行。强令二行由北平迁上海，以便于控制。强行加入官股，改变其纯私股的成分。但是三行商股势力很大，国民政府常常受到它们的掣肘，这对国民政府政权的稳固、对全国金融的管制都是极为不利的。而且孔祥熙继宋子文为部长后，秉承蒋的旨意办事，对军费采取按需分配、实报实销的办法，实行赤字财政政策，为其内战筹集资本。银行家要维护自身利益，对财政部的取求不能“事事听命”，批评当局“拿银行当国库”。尤其是金融巨子张嘉敖，他很清醒的认识到，要使银行有所发展，只有摆脱政府的控制，保持其独立性，才能保障不被挤垮拖垮。1927年张曾经给蒋介石钱，从而受到蒋介石的赏识和器重，成为蒋的座上客，进出随便，过从甚密。1928年开始，张嘉敖及其中国银行，与国民政府的关系逐渐疏远。
1935年初，国内国际经济形势恶化，孔面临财政危机；美国大量收购白银，造成“白银风潮”，上海银根紧缩，货币市场奇紧，很多工商业面临倒闭破产的危险，强烈要求政府提供救济。孔祥熙采用流言攻势，巧妙地把工商界的不满引向银行界，要求银行贷款，使银行在政治上孤立。1935年3月22日，蒋介石给孔祥熙的密电中说:“国家、社会皆频破产，致此之由，其结症乃在金融、币制与发行之不能统一，其中关键全在中交两行固执其历来吸吮国脉民膏之反时代之传统政策，而置国家、社会于不顾。若不断然矫正，则革命绝望，而民众亦被中交二行所断送，此事实较军阀割据破坏革命为尤甚也。今日国家险象，无论为政府与社会计，只有使三行绝对听命于中央，彻底合作，乃为国家、民族统一之生路。”
1935年3月23日，国民政府以救济金融为名，突然宣布对中、交两行实行管制，发行1亿元金融公债强行增资，增加了政府在三银行中的官股比例，相应的也就增强了政府在三银行中的实力，使商股势力有明显的削弱。并对两行上层领导班子进行调整，尤其是对中国银行最高领导层的撤换，在当时社会上引起各界普遍关注。挤走了金融巨子张家敖（张幼仪之兄）。宋子文担任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良、杜月笙都进入了董事会。交通银行则由蒋、孔的心腹担任董事长和总经理，宋子良为常务董事。孔祥熙只凭几张金融公债的预约券，不用一个现金，就抢走了中、交两行的主宰权。史称“大上海银行界事变”。6月，又用同样的方法控制了上海另外三家重要的商业银行，史称“银行小事变”。4月1日，又将四省农民银行改组为中国农民银行，蒋介石自任董事长。
政府全面接管银行业，建立起国家的经济支柱，稳固了国民政府的统治基础。也为以后法币的实施提供了条件，扫清了道路。但是，整个国家的金融系统全都变成“官办”或权要们“商办”的了，这为他们官商不分、公私不分的迅速聚财方式提供了肥沃的温床。孔祥熙成为“家族英雄”，他的夫人一门心思赚钱，暗中操纵金融投机市场，把丈夫手中的权兑换成钞票。1933年美国方面调查，她在美国银行的存款，比任何一位国民政府要人都多，排名第一位。
另外，设立中央信托局，侧重经营购料和易货业务，后来发展成为国家垄断对外贸易的重要工具。邮政储金汇业局；吸收存款，汇兑资金。至此，以“四行二局”为主体的国家金融体系最后形成。
  为健全银行体制，加强对全国银行业的管理，国民政府相继颁布了一系列法令，主要有《银行注册章程》暨〈施行细则〉、《银行法》和《储蓄银行法》等。随着现代银行业的发展，旧式钱庄衰落。
⒉废两改元

由于国家不统一，中国货币制度极为混乱。清末民初流通的货币主要有银两、银元、银角、铜元四种，此外还有各种纸币，阻碍了国内工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也阻碍了国家统一。1928年3月，马寅初率先提出“统一国币应先实行废两用元案”。1933年正式废两改元，完全采用银元制度，来统一币制，废除了银两这一落后的货币制度，确立了银本位制。废两改元后，过去由于各地银两平色不一，在商品交易中辗转折合换算，损失颇大，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废两改元后，避免了折合换算中的不必要损失。银两汇兑从此绝迹，以银两流通牟利的旧式钱庄和外商银行金融势力急剧下降，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了加强。
3币制改革
  a.背景:在中国推行废两改元前后，世界各国的货币制度也发生重大变化。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世界多数国家采金本位制。由于受经济危机的冲击，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1931年4月起，英国、加拿大、日本、奥地利等国家先后放弃金本位制，实行货币贬值。美国则在1933年起，实施白银法案，提高白银价格，在国内外大量收购白银。中国当时是一个银本位国家，美国白银政策对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造成国内银根紧缩，物价低落，市场萧条，失业人数与日俱增，沉重打击了民族工商业。改革币制迫在眉睫。
  b.1935年11月3日，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财政部币制改革布告》，规定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发行的钞票定为法定货币，不得行使现金（包括金银及银元在内），以防止白银偷漏。至此，沿袭已久的银本位制废止了，以纸币为本位的新货币──法币应运而生，揭开了中国近代货币史上新的一页。
c.影响:
保存现银。保存现银，增加现银储备，堵塞白银外流的漏洞，是实施法币政策的重要目的之一。政府禁止使用银币，严禁白银出口，奖励白银进口，对社会上的杂银、银制品，积极进行收兑。这些措施，使国家的现银储备增加了，金融稳定，物价回升，促进了工商业的繁荣，1936年发展到中国资本主义的最高峰。
  货币的统一。中国自清朝末年起，长期处于币制紊乱状态，货币种类繁多，重量、成色不一，给商品交易活动和社会经济的发展，都带来了消极作用。法币政策的实施，在当时起到了统一中国货币的重要作用。
发行的统一。发行权不一的制度，在货币发行史上称为多数发行制。现由中央、中国、交通（后有农民）几大银行享有钞票（发表）发行权。国民政府本意是，最终将发行权集中于中央银行，并将中央银行办成全国银行之银行，意外着由多数发行制逐步向单一发行制过渡，这在中国货币发行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外汇的稳定。我国长期采用银本位制，倍受汇率变动之苦。现国民政府指定三银行可以无限制的买卖外汇，从而稳定了法币对外汇价，并规定法币对外汇价为:法币一元等于英金1先令2便士半，100元等于美金30元。外汇的稳定，不仅可以促进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而且使法币在国际市场的购买力趋于稳定，不至受到国外银价放长或紧缩的影响，这对国内资金的积累是极为有利的。
潜伏着很大的危机。法币的价值基础已不再是银本位，但也未规定其含金量，本身是不兑换纸币，潜伏着无限制的滥发钞票的危险性，一旦发行失控，必然导致通货膨胀。（于彤:《1935年国民政府币制改革之我见》，徐州师院学报，1991.2）

二、发展概况
1建立国家资本工业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积极筹划建立国家资本工业企业。1929年3月，国民党三大，通过了《训政时期经济建设实施纲要方针案》，把煤、铁及基本工业列入“建立国家强有力物质基础”的重要地位。政府将工矿企业划分为“国营”、“民营”两类，将政府创办的9项基本工业定为国营工业，加强对重工业、农林业、交通运输等重要经济部门的投资和控制。其主管组织机构主要有实业部、建设委员会、资源委员会等。
一方面，南京政府接收了北京政府的一些企业，没收了一些军阀、官僚投资的企业 ，甚至包括一些商办企业，进行整顿和扩充；另一方面，兴办一批重工业大型企业，从而增强了本国资本与外国资本的竞争力，初步确立了以采矿、冶金、机械、化工、电气为主体的国营重工业基础。政府把关系国计民生的交通运输建设摆在了突出发展的地位，铁路、公路、海港、航空、水运等建设得到了飞速发展，电话、电报、邮政等通讯事业也有明显进步。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面对日本加剧侵华形势，成立了国防设计委员会，开始有计划调查与国防有关的经济资源。1935年4月，国防设计委员会改组成资源委员会，由蒋介石直接掌管，成为国家重工业建设的经营管理机构。1936年开始加速国家重要工矿企业的经营和建设。到抗日战争爆发时，其业务活动已遍及全国，其中以湖南为主，江西、四川、湖北次之，沿海地区一个也没有。这对于保证企业的安全生产和促进内地的工业发展具有双重作用。所建企业以服务于军事需要为主。自1935年华北事变之后，蒋介石断定日本侵华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因而他最关切的是与军事需要密切的工业和设施，进行抗战准备。其资本来源，一是由政府从国库直接拨款，二是运用国家政权的强制力量，没收私人企业或接管地方企业。从其资本来源、经营管理等方面来看，资源委员会所属企业，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资本企业。
⒉私人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代”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即采取了扶植私人工商业的政策:a制定了一系列奖励民营工业发展的法规，如1929年《特种工业奖励法》，1934年修改为《工业奖励法》、1931年的《小工业及手工业奖励规则》，等等。虽然实际上并未认真执行，但客观上对私人工业的发展有一定推动作用；b提倡国货，作为保护国内实业的重要方针之一；c随着近代工业的发展，劳资纠纷频繁复杂，1928年6月公布《劳资争议处理法》，1929年12月又公布了《工厂法》，对工厂的劳动条件、工人的劳动时间、待遇等作了详细的规定，从法律上对工人的地位和待遇作了一些改善。1930年又公布了《矿业法》。
1927—1931年，中国私人资本主义得到了空前发展，以纺织、面粉、水泥、橡胶、制碱、机器、缫丝等行业的发展较为明显，被称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当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后，中国出现的这种繁荣实际上是一种“假太的繁荣”。中国使用银本位币，世界市场金贵银贱，中国货币对外贬值，这就阻碍进口贸易，刺激出口贸易。当西方先后放弃金本位币，尤其是美国采用“购银”政策以后，白银外流，银根紧缩，物价下跌，这种虚假的繁荣立即转为萧条。加上日本侵占了东北，还在华北进行疯狂的走私活动；长期的内战、自然灾害等原因，都使工商业生产受到不利影响。1935年后，世界经济危机已经过去，对中国的冲击消退，国内农业丰收，国民政府实行币制改革，这一切使中国经济走向复苏，经济发展开始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遗憾的是，这种良好的开端被日本侵略战争打断了。
这一时期的中国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有着一系列可供我们借鉴学习的地方:
⑴提倡国货思想。“国货”运动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初，在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达到高潮。作为这场运动的领导者和参与者，民族企业家的爱国思想得到了生动有力的体现。国货团体、舆论宣传、国货陈列、专门的报刊书籍等。国货运动业得到了国民政府的支持。1928年4月20日，发布提倡国货通令，规定5条措施（中小学课本编入提倡国货的内容、政府部门、学校必须购买国货等）。规定1933年为“国货运动年”、1934年“妇女国货年”、1935年“儿童国货年”、1936年“学生国货年”等。
⑵开始摆脱手工业作坊小生产，向现代大工业生产发展，具有初步的现代意识。要扩大生产规模，进行机器批量生产，只有改良技术、钻研科技、提高质量。“重视技术，保质保量”，是严裕棠大隆机器厂有口皆碑的管理风格。他们建立了一套传统的学徒制度，徒工进厂之前要经过严格挑选，进厂后跟老师傅学习3年，白天给老师傅当助手，晚上还要上夜班学习技术，才有可能被厂里 留下当工人。大隆机器厂通过学徒制度训练出大量的熟练工人和管理人员，为本厂打下了雄厚的技术基础。一些资本家聘请专业技术人才，进行物理、化学实验，钻研科技，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或者本人即从事研究，最为著名的是“南吴北范”。范旭东是我国化学工业的开拓者。英国卜内门公司垄断了中国的碱的销售，而海滨盐坨到处都是，盐民苦于没有销路。范决心以盐制碱，经过日以继夜的实验，取得了纯碱，创办永利碱厂，打破了英国的垄断。后来侯德榜发明出“侯氏制碱法”，使世界制碱工艺跃上了新的台阶。
⑶融资方法。1广泛招股，厚集资金，“不怕股东小，就怕股东少”，解决了资金问题。拉名流入股，协调个方面关系。拉银行家做股东、董事，从而取得银行的支持。
2广泛吸收私人存款，尤其是本企业职工的存款，作为周转资金。
3“滚雪球”的资本积累方式，即把企业所获得的利润，一般采取少发股息、不分红利的办法，大部或全部转化为生产资本，连续不断

④不怕（向银行）举债，“债多不愁，虱多不咬，债愈多愈风凉”，因为企业规模越大，调剂资金、原料、设备和技术力量的范围就越大，竞争能力就越强，偿还债务的能力也就越强；向银行多借债，迫使银行不得不与企业同呼吸、共命运，平时可以多向银行贷款，困难的时候可以得到银行的支持。在企业扩张的过程中，荣宗敬实施的战略是借款办厂，他之所以热衷于投资金融业，目的在于获得更多的贷款。“搭上1万股子，就可以用他们10万、20万的资金”（上P554）。如宋子文想吞并荣氏企业，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为了自身的债权利益，积极支持荣氏兄弟渡过难关，使宋没能得逞。
⑤在企业扩展的具体形式上，荣宗敬主张收买兼并旧厂:“（1）收买旧厂比新建厂便宜；（2）收买后，旧职员归原主资遣，申新不需要添人，只要从各厂抽调，负担反可减轻；（3）在总公司方面，只需添一本帐簿，也不要专门设立一个经营管理机构；（4）减少一家纱厂，也可减少竞争对手，而在申新方面，并进一家，力量便更加增大，竞争也就更为有利。”（上P254）他认为，厂子不管好坏，只要肯卖，我就要买；我能多得一只锭子，就象多得了一支枪。“人弃我取，将旧变新，以一文钱做三文钱的事。”这实际上是资本先天不足的民族企业扩展实力的较为艰苦的途径。
⑷竞争意识。既有与同业的竞争，又有与国外生产厂商的竞争。
1市场调查:百货业巨擘郭乐在南京路创办永安公司，商场是建在路南，还是路北？他派了两个人，一在路南，一在路北，从清早开始，从他们身边每走过一个人，就往自己口袋里放一粒豆子，到晚上根据豆子的数量来统计南北两边行人的多少。一连几天，都是路南的行人比路北多。他又派人调查了附近的住房情况，发现路南居民较多，且多富豪之家，他们买东西都是从路南过来的。于是，决定在路南建楼。
2质量意识:产品的竞争实际上就是质量的竞争，尤其是与洋货竞争，必须以质取胜。李康年是上海萃众毛巾厂的创办人，他认为:“产品质量问题，是一个企业是否能长期存在的关键，如果忽视产品质量，即使一个已经成功的企业，业会逐渐保持不住声誉，以至最后站不住脚。”
3广告意识；
④服务意识；
⑤促销手段:价格战、有奖销售等。三友实业社建立起一套产品代销制度:在本埠设推销员和代销店。推销员缴纳一笔保证金后，就可提取三友实业社的产品在市场上推销，并负责收取清缴贷款，报酬是从经销额中提取2%作为佣金。代销店多为百货店、烟纸店，缴纳保证金后可以批货，货物售出后再缴货款，三友实业社给予5%的折扣，并要求不得代替其他厂家销售同类商品。宋棐卿以广大妇女为对象，创办了《方舟月刊》，刊载她们关心的话题和“抵洋牌”毛线的广告，售价低廉，散布全国各地，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宣传网。
与国外厂商的竞争，包含着挽回利权的思想。与外国同类产品相比，中国货主要是生产技术、产品质量上竞争不过人家。1“师夷长技以制夷”，通过多种途径学习他们先进的生产技术。到国外工厂参观学习，或者冒充化装成工人做工，掌握独门技术，加以改进，打破国外垄断。2组织同业公会，联合起来，一致对外，同业之间不竞争，以减少跌价竞销造成的亏损，巩固已有的国内市场，以免被外商各个击破。如火柴大王刘鸿生:“我的宿愿想把所有的火柴制造厂及其有关企业归并在庞大的联合公司之中，我力图把这一特殊行业发展成为一个巨型的民族工业。”1931年，他发表〈救济新工业应提倡同业合并〉一文，主张实行同业合并，“消弭同业竞争，增厚对外力量，则目前固已著有成效矣。”
⑸商标意识。国外商家为了保持在中国的垄断，经常利用商标注册权来打击中国企业，使中国业主开始有了一定程度上的商标意识。电器工业家胡西园创办我国第一家灯泡厂，与欧美灯泡展开竞争。1935年，美国生产一种新型号灯泡，采用“日光牌Sun Light”中英文商标，每只售价银圆1角，而国产灯泡要2角多。胡将一部分灯泡加上同样的商标，只卖5分钱，大做广告。原来，他发现美商没有向我国商标局注册，无权提出保护商标的诉讼。胡采取以少数乱多数的策略，造成市场上有价格相差一半的同样日光牌灯泡的情形，引起各商贩的疑虑，不敢进货，使美商这种灯泡长期积压。
⑹企业文化建设
严格管理。制订了人事考勤和劳动纪律，如迟到、早退、旷工、请假、怠工、嬉戏、斗殴、酗酒、盗窃、损坏公物等都有明确的处罚规则，违者轻则记过，重则开除。（有的具有浓厚的人身依附关系）
某些资本家提倡劳资合作、劳资互惠。职工分红，把公司盈余按一定比例分公，较高级职员都能分到红利，把企业盈亏和职工个人收入联系起来，使全体职工都来关心企业。职工持股，“使公司少数股本化为多数”。武百祥同记商业集团实行职工会议制度，凡是重大问题都提交会议讨论，通过表决来裁定，从而达到了职工尽成股东的目的。“三友实业社”创立了“星期集会”，每周六晚，召开座谈会，职工出席，可以自由发言，提出需要解决的问题和各种建议，互相讨论研究，缺点办法。他们还将一块黑板挂在饭堂门口，名曰“互助板”，人人可在上面发表意见，对不良行为提出批评，起到互相帮助的作用。注重职工的福利待遇。开展有益的文体活动。
方椒伯:合作社理论。
注重职工的精神训练和思想灌输，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如毛纺织工业巨子宋棐卿，创办东亚公司，在企业中大力标榜所谓的“东亚精神”，高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愿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的厂训；职工饭堂墙上写着公司的宗旨:1以生产辅助社会进步；2使游资游才得到互助合作；3实行劳资互惠；④为一般平民谋幸福；还写着东亚公司的厂歌。宋编写了一篇短小精炼的《东亚铭》，里面全是格言式的短句，阐述东亚公司的宗旨和为人做事的准则，发给职工每人一份作为“座右铭”，要求熟读背诵，牢记在心。后来，宋把东亚公司的厂训、宗旨、厂歌和《东亚铭》加以综合归纳，写成了一本《东亚精神》的小册子，作为对职工进行精神训练的主要材料。1946年还出版了《东亚声》月刊，向工人们灌输“劳资合作”思想。               
（7）资本家与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精神的融合（儒商？）
荣宗敬:从来旧学为体，新学为用，最合时宜（上P292）。许多资本家公开宣扬儒家学说、伦理道德观。
聂云台重视儒学只强调经济基础的积极内容，《生产救国》（1916年撰）:“孔子讲治道要先富之后教之，《大学》言治平必要生财有大道，孟子说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又说人民救死不赡，奚暇治礼义哉？《管子》说衣食足而人知礼义。”（《恒丰汇刊》，商务印书馆1926年3月版，P5）“中国的孔孟之道，是从实际应用的生活问题和社会心理体察得来的，所以孔孟讲到施行政治方法，总不空谈道德礼义。”（P6）“中国的孔孟之道是从实际应用的生活问题和社会心理体察得来的。”（P6）
陈蝶仙《大学新解》一书，专门宣扬儒家学说，从中汲取对经营管理有借鉴意义的东西，依照《大学》中修身养性、治国理民的精神写了《经理须知》一文，提出了企业家如何处理企业管理中人际关系的9条准则:修身、尊贤、亲民、敬大臣、体群臣、子庶民、来百工、柔远人、怀诸侯，其核心精神就是以儒家仁爱、亲和精神维系、处理企业上下的人际关系。（《经理须知》，《机联集》第二册，P100）
陈光甫早年留学美国，崇尚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方式，但他同时对儒家学说倍加推崇。“近来佥观世故，愈了解古人日常道德之训，永远是真，盖道德非他，乃维持团体合作之必要条件。忠、诚、廉、让四字，余觉其特与商业团体有关。”（《陈光甫先生言论集》P72）买了儒学书籍分发给职工，“公暇时时浏览，若能摘取书中片段，身体力行，一生亦受用不尽。”
许多资本家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其行为准则、处世观、义利观带有传统文化的深刻烙印。敬业精神。忠于职守，勤奋工作，品行端正，杜绝不良嗜好和行为，率先垂范。
陆费奎《实业家之修养》1914年初版，多次再版，明确把“勤俭”、“节嗜欲”列为企业家修养之要点。“事业成于勤劳而毁于怠惰，生计欲于节俭而窘于奢侈”（P2）；“盖实业界之人，除则以勤劳获资，……富有资本之后尤非勤劳不足以维持资本而孳息焉”（P5-6）。
聂云台写了《廉俭救国说》的小册子，把节俭视为“中国立国的精神，与民族的个性”，以“中国古训重在教人勤劳”勉励大家努力生产。
郭泉:勤俭为经商者必备素质，他自己是“素性勤谨朴俭，屏绝嗜好，惟以乐群冶（治）生为主旨”（《四十一年来营商之经过》，弁言）；“忠勤任职，戒绝不良嗜好，以身作则，以勤慎补厚治身，以谦和公正处众”（P12）；要求下属“谨慎奉公，勿染不良嗜好”（P14）。
实业家果需何种资格乎，以余所见，勤俭也，正直也，和易也，安分也，进取也，常识也，经验也，节嗜欲也，培精力也，殆无一可以或缺。（《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上海人民，1958）
义利之辨:处理义利关系时，多偏向于重义轻利、先义后利、重视名节的义利观。追求实业救国，倡导国